纵然“一五计划”在1932年接近完成,但经济和社会中的极度紧张正变得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乌克兰、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饥荒日益严重,农村的反抗尚未得到完全镇压,对集体化分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和当地苏维埃中当权者的攻击仍在继续。虽然成千上万的农户在恫吓之下参加了集体农庄,但他们不愿忍受接踵而至的灾难,离开了农村。[1]类似的问题也蔓延到城镇,纺织城市伊万诺沃(Ivanovo)组织了反对现政权的罢工和示威游行。[2]
如同1921年的列宁,斯大林也意识到了必须在经济上进行暂时性的后退。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列宁主要由于担心农民的普遍反抗而采用了新经济政策,而能使斯大林恢复理智的是城市中的工人。如果工业化中断的话,斯大林执政的基础将会被削弱。领导者们普遍认为,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紧密相连。因此,从1932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民在所谓的集体农庄市场上对其剩余农产品进行贸易往来。1932年8月至1933年2月,国家计划征收的粮食配额由1810万吨减少到1490万吨。[3]“二五计划”期间,工业构成的暂时性后退体现为资本投资速度放缓,疯狂地追逐工矿企业生产数量的提高的做法也有所放慢。[4]国家终于开始注重公民的生活状况,计划在1933—1937年将工业消费品的产量提高134%,农产品的产量增加177%,住房空间扩大40%。[5]显然,斯大林开始回归理性。
政治局中对工业的讨论要比农业多。斯大林虽然感到有必要做出让步,但他对农村有自己的想法。工业政策让他进退维谷,当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减速、反对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时,他听到了政治局的争辩。凭直觉,斯大林倾向于奥尔忠尼启则,事实上却并不按照他的期望发展。1933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宣布将工业增长目标降低到13%—14%。[6]
社会问题上的压力只是得到了适度缓解。1932年,由于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粮食收成很糟糕。国家虽然减少了粮食征收的配额,但对人们免遭挨饿没起到任何作用。斯大林对农民所做出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对外粮食出口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对违抗者的刑事制裁比以前更加严厉。1933年8月7日,农民哪怕是偷一把粮食都可能被判处死刑,最少也会被判处10年监禁。[7]有一段时间,一些地区的农民绝望透顶,甚至孤注一掷地去食人肉。即使对斯大林而言,这种做法都极度残忍。他命令镇压由改革而引起的骚动。[8]同时,党、警察和军队都要确保自1928年开始的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成果。斯大林完全控制了苏联的经济政策,莫斯科或各省的共产党领导人哪怕有一点点异议,都会立即招来他的指责。结果就是,1932年下半年以后,没有一个政治局成员敢挑战斯大林的任何决定。[9]
有时,斯大林也会对自己所制定的政策引起的弊端和混乱感到困惑。1932年1月,他写信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提及乌克兰和乌拉尔的党委在各省粗暴划分中央政府安排的粮食征收配额,并询问这些党委为什么没有考虑地方特性。[10]但是,为了完成莫斯科的征收定额,各省的官员们除了运用现成的粗暴办法外无计可施,而他们仅仅在地方层面做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所做的事情。因为斯大林对农村和当地行政管理者所面临的现实缺乏了解,所以他断定这个问题是由地方官员的无能导致的。
然而,有关农业歉收和日益蔓延的饥荒的报告,甚至让正在黑海岸边度假的斯大林也感到恐慌。因此,他在8月中旬决定减少乌克兰的粮食收购量。在确保得到他的许可后,政治局为缓解当前的困难,立即决定将定额减半。[11](倒不是说他不再对乌克兰党的领导人感到失望,实际上,他一直信守对政治局的承诺,即最终会将这些领导人开除。)[12]1933年庄稼收割后,斯大林也允许减少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征收的定额。[13]但他的迁就是暂时的,也是局部的。1934年9月,卡冈诺维奇再次要求降低乌克兰的粮食征收定额,斯大林反驳道:
我认为这封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它表明我们可能滑向一条不正确的道路,除非我们及时地(也就是立即)将这件事情转到坚定的政策上来。第一次降低定额是必要的,但他正被我们的官员(不光是农民!)作为其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进一步降低定额的第一步加以利用,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14]
斯大林是在提醒政治局成员卡冈诺维奇,应当坚持方针政策的基本方向。
1932—1933年的权宜之计,并未产生即时效应。虽然征收配额被降低,但留在农民手中的小麦和马铃薯,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他们采集浆果和菌类,捕捉家鼠和白鼠来充饥。在这些东西都被吃光的情况下,农民们只有靠咀嚼草和树皮维持生存。国家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大约600万人民死于饥荒。[15]同时,政治局还宣布了新的措施,于1935年开始实施《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该章程允许每个农户拥有1/4公顷到半公顷的自留地[16],从而鼓励国民经济中的非国有部门发展。当然,这也表明,苏联消费者所面临的状况真是糟糕透顶。虽然私人农业生产还处于有限的框架内,但要是没有它的话,人民的生活状况会更加糟糕。即使是在大饥荒已经结束的1933年,农民还是要在最严峻的情势下竭力维持生计。城镇中的大多数工人的生活仅仅有了稍许好转,但扣除物价因素外,城市的工资仍然比“一五计划”前低。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已经使整个苏联社会陷入了饥饿、迁徙和劳动营的大漩涡中,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们因而悬崖勒马,试图摆脱经济转变的最极端政策,许多官员和大多数公民也期待着1928—1932年间的疯狂和混乱能够终止。
1934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人们就称赞这次会议将是胜利者的大会。表面上,代表们没有对党的领导人进行直接批评,对斯大林的中央工作报告报以热烈地赞扬。做工作报告时,斯大林信心十足,既谈到了对外政策,也谈到了内部方针,并为1928年以来所取得的胜利感到自豪。他强制实行了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镇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还在一个国家优先建设社会主义。与其说中央委员会因其当前政策和规定而扬名,不如说它因一系列的长远目标而与众不同。
部分代表们要求调整现有的政策,但并没有就乌克兰大饥荒或总体工业政策进行公开辩论。[17]然而,他们私底下却抱怨斯大林的方法和野心。最近这些年,各共和国和各省党的领导人吃苦耐劳,不遗余力地执行政治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命令,也享受着这些命令为他们带来的额外的权力和特权。然而,现政权向他们施加的长期压力,却令他们不满意。他们相信国家需要一段巩固期,更不消说他们的个人利益了。在无法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情况下,一些代表去找政治局成员谢尔盖·基洛夫,要他考虑从斯大林手中接过总书记的职位。有回忆录表明,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斯大林得票很少。负责计票的卡冈诺维奇为了确保斯大林能够连任,对投票结果进行了篡改。如果这是真的话,斯大林那时正在接听逮捕留金的电话,他已经站在了政治毁灭的危险中。[18]
由于担心事态扩大,斯大林选择让步,同意巩固当前经济。然而,他仍然主张每当发现人民的敌人时,必须对他们抱以高度警惕和进行镇压。他宣称,党内反对派已经“沦落到愤怒的反革命阵营中,成为为外国资本效劳的破坏者”。[19]只是在最近,前反对派们才重新被布尔什维克党接纳。从斯大林所作的中央工作报告来看,他也不完全确信重新接纳他们是不是永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他气势汹汹地将党内的反对活动与国家层面的叛国行为联系在一起。难怪很多代表们认为,他留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包括基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内的亲信们也从未透露过党代会的细节,较少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肃反运动中都不见了踪影。对于这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也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因此,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幕后的事件依然扑朔迷离。作为政治局中的政治温和派人物,基洛夫将获得的,是身后名。现在,除了一些表示外,几乎没有材料支撑这样一个事实,即基洛夫任党委书记的列宁格勒增加了面包供应。[20]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倾向于保护本部门的工作,以抵制国家的总方针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基洛夫也不例外。如果代表们真的在党代会上接触他的话,他可能会将自己所获得的这种支持告诉斯大林。基洛夫认为自己不适合做总书记,也没有表现出这种野心。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证明党代会的选举结果让斯大林感到丢脸,只是很多官员已对斯大林不抱幻想,这可能在选票上已有所表示。其实,不管基洛夫那里发生了什么,也不管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如何,就斯大林个人来说,他也有理由感到担心。“一五计划”在各条战线上都大获全胜,因此,他已经认识到,不光他有多么希望获得全权,与他一起取得胜利的伙伴们都拒绝将此交给他。
斯大林暂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并维持着更加温和的官方政策。同时,警察肆意地逮捕经济领域的专家们也更加困难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被合并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当代的一些观察家们希望这种改变会压制秘密警察的镇压热情。很多20年代末期被捕的人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劳动营,重新开启自由的生活。虽然国家的氛围被之前的疯狂玷污,但在经济领域,人们逐渐为实现“二五计划”的目标而努力。
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情,打破了当时的政治平静。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遭到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的刺客暗杀身亡。传言由于尼古拉耶夫不满自己的妻子与基洛夫有染,便闯入斯莫尔尼宫(Smolny Institute),杀死了基洛夫。1934年9月,就已经有人报告说列宁格勒市内务人民委员部粗心大意,马马虎虎[21],其接下来的无能也属于这种情况。听说这件事后,至少在其他人面前时,斯大林感到极为震惊。尼古拉耶夫被列为前季诺维也夫阵营的成员,因而被迅速审问。斯大林还亲自到场。后来,尼古拉耶夫被枪毙了。很快,警察身上也发生了神秘莫测的事情。虽然列宁格勒市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由于失察而受到了惩罚,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根本算不上严厉。[22]斯大林发布了一道法令,批准成立“公检特别法庭”。这样,无须求助于法院,就可以得出公正的结论。这种法令出台的基础,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前反对派成员纷纷被捕。季诺维也夫私底下猜想斯大林会模仿德国希特勒的活动,将屠杀作为其发动镇压运动的借口。[23]斯大林参加了基洛夫的葬礼,而且看起来非常冷酷和决绝。因此,连他的亲信们都想知道他将如何处理当下的局势,但都又不约而同地推断,他将会采用严厉的措施。
很快,斯大林参与了清除基洛夫活动的谣言传播开来。人们都知道,他喜欢采取镇压行动。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流传着基洛夫被吹捧成总书记职位的继任者。因此,人们断定斯大林就是暗杀基洛夫的幕后黑手。其实,所有的证据都是些旁证,迄今还没找到确切的证据。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对自己所采取的激烈举措感到良心不安。以前,他尚未杀过亲密的伙伴,而暗杀基洛夫则开了先河。不论斯大林是否下令杀基洛夫,他都是这件事的最大受益者。基洛夫的死,使他可以按照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暗示的那样对待前反对派成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拘留在莫斯科,并被指控与其追随者们一起组织了恐怖主义阴谋集团。斯大林一直担心左、右翼反对派有能力再度执政,尤其担心他们的思想会在当前党的官员中引起共鸣。在相继镇压洛米纳泽、艾斯蒙特(Eismont)和留金集团时,就没有人为此而欢呼。在莫斯科和其他省份,还可能潜伏着这类人。斯大林深知,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死心,还会觊觎权力。因此,他要求政治警察们通过窃听设备对他们进行监视。[24]他还知道,反对派不仅对他恨之入骨,而且根本瞧不起他。布哈林虽然当面尊敬他,背地里却对他大加指责。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他的鄙视更是达到了极点。托洛茨基虽然在国外自由自在地编辑《反对派公报》,但还是向苏联派出了间谍。斯大林意识到,共同的处境和政治倾向有可能使他们建立秘密联盟,来暗害斯大林及其政治局成员。托洛茨基暗中仍与支持者保持密切的联系。1933年1月,68名支持者在莫斯科被捕,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从中发现了大量他所写的新文章。[25]
在斯大林所倡导的政策的作用下,整个社会的怨恨情绪逐渐浓厚。农民们虽然被轰进了集体农庄,但他们对这种新的农业制度充满抵触,成千上万的富农家庭也受到破害。没有被提拔到管理岗位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工资、食物和住处并不比初期好。社会制度虽然处于上升期,但人们的痛苦却更加强烈。工程师、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甚至管理者都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怨声载道,民众的不满情绪很深,也很普遍。以前的其他党派的成员以及被打倒的共产党反对派,对于国家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制裁深怀怨恨。所有的民族和宗教团体都希望奇迹发生,即卸掉秘密警察强压在他们肩上的重担。总之,如果形势有变的话,全苏联已经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转入一场反政治局的政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承认”自己组建秘密组织,却面临着长期的牢狱之灾,永久不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制裁之下,他们承认应对尼古拉耶夫的行动承担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政治局,抑或说斯大林本人,判定季诺维也夫比加米涅夫更加危险,于是,对季诺维也夫判处10年监禁,而加米涅夫的刑期是5年。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未就此罢休,663名“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支持者被集合起来,流放到雅库特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地区。[26]对前党内反对派的控诉仍在继续,托洛茨基的大名经常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受到斥责。随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判决结束,政治局宣称要换发党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筛选出那些不能执行其任务,或行为举止不当,或曾属于党内反对派的党员。这些人,稍有问题,就会被纠察出来。被收回党员证的这些党员,也就不要期望再有公正的结果了。但是,当时也有迹象表明,到那时为止仍局限在前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的迫害运动,并不会止于此,所有人都必须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否则,就有被开除或被降级的危险。
1935年5月13日书记处发布的秘密指示,体现了换发党证的威胁性。[27]当时,斯大林如同脱缰的野马,非常猖狂。书记处解释说,冒险家、党的敌人和间谍已经牢牢控制了这种党证,布尔什维克党已经遭到了外国反苏维埃势力的渗透。5月20日,政治局干涉到这件事情中来,并发布了一个指示。这份指示指出,所有没被投入监狱或劳动营的前托洛茨基分子,无一例外地都应该自觉地前往古拉格集中营,接受最少三年的劳动改造。[28]斯大林对老对手和批评者的报复已经多年,未来几年内也会如此,现在,这种报复在愤怒中流露出来。11月20日,当被监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被指控代表外国敌对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时,这种报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斯大林集团的成员将历史上的反对活动与当前的叛国罪划等号,导致共产党的老英雄被指责为西方国家雇用的间谍。他们如同兔子般,对狐狸的到来严阵以待,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飞起来,所能希望的,就是其他政治局成员将以某种方式约束住总书记这匹野马。[29]然而,当时的政治气氛也不那么令人鼓舞。斯大林又故伎重演,认为既能巩固个人地位,又能巩固经济发展上升水平的最可靠途径,就是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会施加压力,要他们提高工业发展速度。在估量到了将遇到的反对意见的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利用工人们挑战传统生产方法的努力。据报道,1935年8月,顿巴斯(Don Basin)的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xei Stakhanov)在6小时的工作时间内挖煤102吨,这是煤矿经理们所设定的标准的14倍。斯大林将此作为对“二五计划”的消极抵抗仍在持续的明证,并将斯达汉诺夫召唤到莫斯科,给予其大量的荣誉和礼物。同时,斯达汉诺夫运动波及到所有的经济部门,就连农业和铁路运输业也不例外。
要是没有经理们对他们进行特殊安排的话,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们就不能打破记录。经理们强迫其他工人为他们提供辅助性的支持,这就打破了一般生产模式,产量也相应地受到了消极影响。而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们走捷径,损毁机器是常有之事。然而,斯大林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生产方法被抛弃,让工人们通过增加产量获取殊荣的热情急剧膨胀。[30]
在经济领域的专家们看来,事态已经很糟糕。如果经理、工头、工程师和规划师们曾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出怀疑,就要受到刑罚。这种刑罚,曾运用到前反对者们身上。然而,斯大林仅获得了险胜。1935年,他并没有将进行迫害的热情局限在镇压反对派和当前党员身上,而是将愤怒宣泄在所有社会阶层的公民身上。他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清理列宁格勒,成千上万的贵族、地主、商人及其家庭成员,哪怕有一点点财产,都被驱逐到较小的城镇和乡村中去。到3月底,1100多人被驱逐出列宁格勒[31]。在其他大城市,这种政策也在不断被复制着。斯大林领导下的政治局,正开始清除城市中所谓的反苏维埃分子。这种做法,与他们从1929年开始在农村地区剥夺富农财产的做法如出一辙。
专家们虽然在工作中受到侵扰,但除非他们有明显阻止官方措施的实施,否则不会遭到严重迫害。而且,在斯大林的亲信中,有些人要紧紧地依靠他们。因此,这些专家也从中获益匪浅。打从1932年起,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就开始保护他的经理和规划师们。这不光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正被诋毁,还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没有他们精湛的技艺的话,他所领导的部门将不会完成“一五计划”的任务。
不管怎样,社会经济的巩固初见成效,1935年的钢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一倍多。[32]和“一五计划”一样,“二五计划”自开始实施起就被不断修改。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苏联政府不得不假定他们与第三帝国的战争可能一触即发。因此,“二五计划”的修改中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军械生产的预算。[33]很明显,这意味着要延缓实现消费品生产的目标。但总的来看,克里姆林宫对于他们所取得的进步是满意的。虽然国家政策是在危机的氛围中制定的,也是在这种氛围中宣布的,然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成员在通信或讨论中并没有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他们认为社会中存在对其目标严重的积极对抗,或认为经济发展并未取得进步。在1936年及其后,这种进步仍在继续。1937年——“二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工业生产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60%,农业也从集体化造成的创伤中逐渐恢复过来,同期的生产总量增长了50%。[34]
斯大林的个人活动仍然含糊不清。1935—1936年,他指导了苏联新宪法的具体细节的修订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很多主要人物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甚至在《消息报》编辑部工作的布哈林也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35]但是,最终的决定权仍然由斯大林及其政治局掌握,实际上就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作为一位对前反对派和所谓的“旧时代移民”[36]进行无情迫害的人,斯大林批准根据宪法,给予所有苏联公民全部公民权,而不管其社会、宗教和政治背景如何,并宣称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保证苏联公民拥有劳动报酬、食物、受教育、居住和工作。世界上尚没有其他宪法,能够提供如此广泛的益处。1936年,斯大林的政治伎俩曾有一段时间是最不透明的。在这段时间内,斯大林的角色也为观察者们所费解。按照理解,新宪法的大部分语句都是如此有益,以至于一些人认为他在搞阴谋诡计。他可能为蒙蔽外国人的双眼,从而有利于苏联国际关系的改善。也可能这是他计划将其作为国内宣传的工作,而不打算在可预见的将来认认真真地实现其内容。斯大林长期以来隐瞒在苏联的镇压和剥削行为,将整个国家描述成大多数公民的天堂。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介绍新宪法时宣布:“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在我国实现了。”他放弃了初期的思想,即在现政权所取得的成绩日益增加的同时,对共产主义的抵抗也会越来越强烈,而对1918年被剥夺公民权的老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宗教精英们恢复权利持欢迎态度。但是,斯大林不能容忍人们对政治局的方针政策的挑战。新宪法将苏联定义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其宪法权利是什么,公民都不能推翻苏维埃制度。斯大林在粉饰宪法中各句话的同时,开诚布公地说道:将不会削弱共产主义专政的国家。
但是,一些公民没有理解对宪法可靠性的实际限制。他们推测,当局对全面的公民权的实现拥有真正的义务,故不断向克里姆林宫进行指责。[37]当然,大多数人还是看穿了这个假象。授予“旧时代移民”全部的公民权意味着他们最多获得了苏联公民被压迫以外的权利,官方并未打算改变他们的基本处境。苏联被肆意地统治着,而且充满了大规模的镇压,因此,大多数人并不对新宪法抱任何期望。在一次葬礼上,有人喊道:“基洛夫这只狗被杀害了,仍然留下了另一只狗,斯大林,他还活着。”[38]农村的怨恨情绪也是令人惊骇的[39],但公民们没有期望新宪法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优势。虽然共产党没有在宪法条款中提及,但只要斯大林仍然掌权,显而易见,党的专政就会持续下去。同时,选举制度形同虚设。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其报告摆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不管他想借助于宪法做什么事情,都会让人们相信他没有欺骗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意识到,苏联共产党和秘密警察计划实施和以前一样猛烈的专政。
1936年下半年所发生的其他事件表明,斯大林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完全不满意。原本已是非常残忍的措施,正在沦落到邪恶的深渊中。1936年6月29日,书记处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了一个秘密信息,宣称他们发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阵营的恐怖活动”。显然,前些年的司法认定并没有使斯大林感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当年8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审判中接受了质询。他们都正式承认,自己在与国外的托洛茨基配合下,领导了一个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在苏联进行有组织的暗杀活动。布琼尼极端白痴地建议,让共产国际逮捕托洛茨基,将其运回国内,和这两位主要被告一起接受审判。[40]在法庭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早已一蹶不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们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忍受着接连不断的辱骂和嘲弄。法庭对他们判处死刑,但他们告诉这两个人,如果他们承认自己参与了1934年杀害基洛夫的阴谋,就会被减刑。然而,斯大林欺骗了他们。第二天一早,在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司法上诉的情况下,他们就被拉出监舍枪毙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事变动同样令斯大林不满。无论是亨里希·亚戈达,还是弗拉基米尔·缅任斯基,都总是不能让斯大林满意。他不得不怂恿他们采取自20年代晚期他就倡导的极端方式,他们虽然最终都能执行其命令,但毕竟不是他的傀儡。亚戈达阿谀奉承,每次都试图告诉斯大林他们找到了托洛茨基材料的新藏匿处[41],但对斯大林而言,这仍不够。他所需要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头人,是那种能够参悟他意愿的人,而不是慢吞吞的、低效率的响应者。
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种人,他就是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按照政治局决议,免去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由叶若夫接替。从1917年开始,叶若夫一级一级往上爬。1927年,他进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登记分配部,并于1930年成为这个部门的领导。在被任命为内务部人民委员时,他既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目睹了他的工作大加赞赏。1935年,在斯大林的鼓励和帮助下,叶若夫写出了一本有关党内反对派的“理论著作”,但未出版。这本名为“从党派主义对公开反革命”的著作,主要强调每个人所面临的威胁,尤其是那些曾不接受斯大林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者们。过去,他们是反对者,现在,他们同样犯有叛国罪。[42]叶若夫刚一上任,斯大林就要求他要把90%的时间贡献给内务人民委员部。[43]
从1934年12月开始,斯大林就以“公检特别法庭”为形式,拥有了扩大国家恐怖主义的立法和组织基础。1935—1936年,他断断续续地运用恐怖主义手段,但对自己的同僚也偶尔表现出一定的自我克制。他的统治越来越具有促进经济进步和保持社会平静的特征。民众仍然怨声载道。虽然反对派和“旧时代移民”遭到穷追猛打,但仍然有很多人逃之夭夭。托洛茨基与其追随者之间的联系仍在继续,布哈林也不是唯一一个期望党的最高层中出现人事变动和政治变动的前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斯大林的牺牲者们分裂成有限的几种类型,至少在“二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是如此。然而,这并不能保证此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斯大林早期的职业生涯,尤其是在内战中和“一五计划”执行中,伴随着局势的紧张,因此,他总是忍不住采取极端方式与“敌人们”算账。斯大林总是急切地采取主动措施,当他意识到对他个人和苏维埃制度的迫害存在时,他就感到自己处于最危险的状态中。斯大林,这个最决绝的恐怖主义战车的驾驶员,早晚有一天会再次握住方向盘,转动钥匙,发动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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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 Tragediya sovetskoi darevni, vol. 3, pp. 318 - 354。
[2] R. W. Davies, Crisis and Progress in the Soviet Economy, 1931 - 1933, pp. 188 - 91。J. J. Rossman, 'The Teiko-vo Cotton Workers' Strike of April 1932', pp. 50 - 66。R.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s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3] R. W. Davies and S. G.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4]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132 ff.
[5]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S. R., pp. 224 - 225 and 227.
[6]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3, p. 186. R. W. Davies, M. Ilic and 0. Khlevnyuk, 'The Politburo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p. 114.
[7]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260.
[8]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235.
[9] R. W. Davies, M. Ilic and O. Khlevnyuk, 'The Politburo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p. 110.
[10] Letter of 18 June 1932: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179.
[11] Letter of 18 June 1932: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p. 282 and 290.
[12] Letter of 18 June 1932: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274.
[13] Letter of 18 June 1932: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359.
[14] Letter of 18 June 1932: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479.
[15] R.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R. W. Davies, Crisis and Progress in the Soviet Economy; R. W. Davies and S. G.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16] R.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R. W. Davies, Crisis and Progress in the Soviet Economy; R. W. Davies and S. G.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p. 241.
[17] E. A. Kees, 'Republican and Regional Leaders at the XVII Party Congress in 1934', p. 86.
[18] R.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pp. 31 - 46.
[19] Sem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 262.
[20] F. Benvenuti, 'Kirov nella Politica Sovietica', pp. 283, 303 - 307 and 315 - 359.
[21]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nOGPU - NKVD, p. 569.
[22] R.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pp. 39 - 52.
[23]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OGPU - NKVD, p. 650.
[24] R. W. Davies, Soviet History in the Yeltsin Era, p. 155.
[25]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OGPU - NKVD, p. 388.
[26] O. V. Khlevnyuk, 1937 - i, p. 49.
[27] F. Benbenuti and S. Pons, Il sistema di potere dello Stalinismo, p. 105.
[28] ITsKKPSS, no. 9 (1989), p. 39.
[29] Reabilitatsiya: politicheskie protsessy 30 - 50 - kh godov, especially pp. 176 - 9.
[30] F. Benvenuti, Fuoco sui sabotatori! Stachanovismo e organizzazione industriale in Urss, 1934 - 1938, chaps. 3ff.
[31]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OGPU - NKVD, p. 749: report by A. Vyshinski to Stalin and Molotov, 16 Febrary 1936.
[32]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S. R., p. 260.
[33]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S. R., p. 227.
[34] R. Moorsteen and R. P. Powell, The Soviet Capital Stock, 1928 - 1962.
[35] A. Ponsi, Partito unico e democrazia in URSS. La Costituzione del' 36, pp. 20ff.
[36] 指被指控犯罪或缺乏生产能力而被人鄙视的人。
[37] A. Luukkanen,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Stalinist State, pp. 142 - 147.
[38] O. V. Khlevnyuk, 1937 - i, p. 53.
[39] S. Fitzpatrick, Stalin's Peasants, pp. 289 - 296.
[40] Le repressioni degli anni trenta nell' Armata Rossa, p. 156.
[41]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OGPU - NKVD, p. 753.
[42] B. Starkov, Dela i lyudi stalinskogo vremeni, p. 39.
[43]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OGPU - NKVD, p. 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