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及其伙伴们都是英勇的斗士，为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不懈奋斗。他们千方百计争取实现“文化革命”，在他们看来，这个运动要求转变整个国家国民的态度和行为，大体上说，要本着启蒙运动的精神，特别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指导。在此基础上，向习惯性的想法开战，消灭宗教，解散民族主义机构，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打击得乖乖投降，否则，就弃之不用。他们的目标，就是将共产主义变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而斯大林的思想作为发展了的马列主义，将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对此，斯大林并非心血来潮，20世纪20年代，他就要求训练年轻的共产党员们能够接受官方的立场，并传播党的思想。[1]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都赞成他的观点，并深信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根本性地打破旧社会及精英阶层的统治。
斯大林和每个共产党员一样，坚持认为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普希金的诗歌，还涵盖读写、算术、责任心、有效性、卫生保健和衣食住行。对于文化战线的事情，他和同伴们总是像信教入了迷般醉心于政治上的说教，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的政治信仰与其战争精神相融合，当斯大林强烈要求文化战线的斗士们起而应对手头的任务时，没有人低估这场运动的困难。在1934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宣称一场恶战即将来临。斯大林说：
党的仇敌，各色机会主义者和各种民族主义倾向者，都被我们击败了。可是，他们那种思想的余毒还在个别党员头脑中保存着，并且往往流露出来……我国有产生这种情绪的园地，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我国城市和乡村中至今都还存在有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他们便是产生这种情绪的泉源。[2]
斯大林已经着手开始发动一场战争，并决心要赢得这场战争。为此，他要求人们保有高涨的热情和战斗性。
大多数观察者断定，其终极目标仅仅是“赶上”西方国家，这其实低估了他的良苦用心。斯大林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计划的话，引发广泛热情的统治氛围是不可思议的。当他讲到向苏联引入“现代化”的时候，头脑中不仅仅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效仿。据他估计，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更高明的做法。
他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乌托邦就在他们的思维中处于显著地位。他们认为，苏联的现代化将把人类带上一个更高的层次，而这不仅是通过消除坏的旧传统实现，还通过做一些两方空前未有的事情实现。在苏联，失业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城乡物质条件的差异将会消除[3]，食品、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普遍供应也将得到保证。布尔什维克党总是宣称，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消耗性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列宁早就写过，工业家和银行家们不可避免地形成击败其竞争者，并以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为代价阻止技术进步的兴趣。而他们宣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采取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化，故不会徒劳地浪费资源，普遍适用性原则是其更高目的。至少，斯大林公开反对致力于奢侈品生产的部门的存在。对于个性化的选择，他有意识地轻描淡写，而将接受“集体”成员责任的“新苏维埃人”摆在优先地位。
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文章中，斯大林都倡导这些思想，并体现在公开露面时的言行举止中。他的着装如军人般，说话时避免使用“我”这个词，发布命令时以党的各个机关的名义，而非以其自己的名义，演讲时甚至缺乏技巧。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其传递这样的信息：苏联的现代化最终将会实现，并将给劳苦大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
居于统治地位的党的领导人们已经为文化转变扫清了各种道路。“一五计划”期间，他们发动了反对宗教的恶性运动，红军和25000名接受了教导的集体农庄突击队员逮捕了牧师和同样急切的富农。在这种情况下，宗教被镇压，很多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被关闭，1917年之前，有73963处宗教场所开门，到1936年4月，仅有30543处场所允许营业。[4]任何种类的民族主义都遭到践踏，各民族和种族团体的精英人物成为强烈怀疑的对象，甚至前些年曾与共产党员们结盟的很多人都难逃此厄运。从1929年开始，国家对主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摆样子审判，给予“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大量资金，支持他们进行反宗教活动。强烈提倡民族利益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Mykola Skrypnik）自杀时，官方没有表示任何遗憾。时代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经历一场转变，而在老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来看，这种转变已经过时了。现在，国家关闭了私人出版印刷机构。除非有政治和警察机关的允许，否则，在苏联和外国之间的往来也是不可能的。最高领导者们试图将整个国家隔离起来，除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外，不受其他的影响。唯其如此，布尔什维主义在文化方面的基本设想才会最终实现。
这些设想，在十月革命之前比其后更加多元化。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对社会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而且，这种倾向战胜了其他趋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极端主义战胜了其他政治局成员曾经持有的意见。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新运动中，暴力和野蛮表现得非常显著。
作为斗争的舞台，他们没有忽视高等文化领域。此前，斯大林对该领域的干涉是秘密进行的。众所周知，到了20世纪20年代，与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进行接触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还写了《文学与革命》。进入30年代，斯大林试图将自己的影响强加到这个领域。为此，他对1914年之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历史做出决断。[5]同时，斯大林的下属也通过宣传鼓动局越来越多地干涉人文和科学领域。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于1933年逝世）和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政策路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决定将所有文化，不管是低等的还是高等的，都与其所建设的国家和社会相适应，因此，他更加频繁地与知识分子们接触，观看演出和芭蕾舞剧的次数也比以前增加。他继续不断阅读小说、历史书籍以及当代科学概论，并要求他的同事们也如法炮制。斯大林认为，文化转型必须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一样坚决。
作为其偶然的同伴，斯大林也欢迎一些知识分子。相较前些年而言，这也是他的一个变化。那些年，除了诗人达米安·别德内（Demyan Bedny）之外，只有政治上的亲信能够接近他。1931年，从流放中被斯大林劝说回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就时常出入于斯大林的别墅。除此之外，还有小说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i）。
然而，无论他如何高度评价高尔基，理由总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这点，他从未忘记。作为作家，高尔基可谓人尽皆知，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因此，在斯大林看来，他可以成为苏联的点缀。他一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就可以被当作伟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予以款待。而斯大林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929年，他劝说高尔基去访问索罗维特斯基战俘集中营，甚至还诱使他成为一本书的合著者。这本书，是关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的著作。[6]在连哄带骗之下，高尔基相信他们正通过人道主义的努力使劳改犯们的生活恢复正常。1934年，他还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作家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高尔基的赞赏有助于斯大林将苏联的文学艺术紧密地控制起来，斯大林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不得不去听这位作家的抱怨。高尔基所抱怨的，是当局对于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迫害。对斯大林而言，所幸的是高尔基于1936年夏天逝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认为，由于他一再向斯大林胡搅蛮缠，最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毒死了。不管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他的离世使斯大林自由地将其塑造成苏联文学领域的偶像。
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也与斯大林有交往，前者所著的《静静的顿河》是苏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数不多的没有攻击共产主义的好作品之一。这部充满了地方性习语的小说以南俄的哥萨克村落为背景，反映了内战期间的英雄故事。它的第一版中的内容有些迁就于白卫军，因此，肖洛霍夫按要求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著作，一跃而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经典著作。此外，肖洛霍夫还完成了有关苏联集体化运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书的写作。从美学观点来看，这部著作相较于《静静的顿河》而言，就没那么引人注意了。而且，它增强了人们的怀疑态度，即怀疑其《静静的顿河》中的几章剽窃自一位已故哥萨克作家。[7]即便如此，肖洛霍夫仍算不上一个卑躬屈膝的职业文人。当他在乡村中目睹哥萨克人被粗鲁地赶进集体农庄时，他震惊了。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斯大林写信，反映这个问题。当饥荒日益在南俄蔓延时，双方的通信都变得非常激烈。[8]肖洛霍夫的信件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斯大林与他的接触表明，对于忠诚的知识分子通过提出不会危及其政治地位的难题，从而对他产生有用的帮助，他是认可的。而在政治领域，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侥幸逃脱这种无礼的举动所带来的恶果。
斯大林所赞赏的另外一位作家是爱国主义小说家、19世纪作家托尔斯泰的侄子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逐渐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完成了使俄国重新统一的任务，将外部敌人赶走，并着手进行期待已久的工业化。这位作家将延续介于沙俄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统治模式的思想提供给斯大林，在他看来，党的总书记的职责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传统统治方式。这两位皇帝为了追逐国家利益，都利用了残酷的方法。其实，托尔斯泰多此一举，因为斯大林作为渴求俄国历史的学生，早已领悟了其与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的统治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人文艺术，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在戏剧领域，自1926年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首次公演后，他就赞不绝口。这部戏剧不光描写了红军，还以同情的口吻描写了白卫军，主要展现内战期间乌克兰人变节的故事。斯大林对它的钟爱表明，他希望以比官方历史教科书简单得多的方式来理解战争。在芭蕾舞方面，相较于更新颖的音乐和舞蹈，斯大林更喜欢柴可夫斯基（Chaikovski）的《天鹅湖》，其中的意义值得思索。或许，他只是想把自己当成古典舞蹈的热衷者，但不管怎样，他没有从苏维埃的舞蹈中发现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在音乐方面，也是如此。虽然他开始参加交响乐和歌剧活动，但当代作曲家几乎没有能得到他的赞赏。斯大林对当时活着的作家所写的诗所表现出的兴趣也很小，不过，1930年自杀的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i）和高尔基一样，成为苏联艺术领域的偶像，而斯大林对此所付出的代价只是动了嘴上功夫来纪念他（列宁曾宣称，在纸张缺乏的时代为他的诗歌分配有限的资源是不道德的）。抛开苏联当代诗歌，斯大林对格鲁吉亚的经典诗歌有着持久的爱。
这些年来，人们嘲笑斯大林没有艺术感，他的对手也通过吸引人们对其知识局限性的注意来打败他，从而获得自我安慰，但他们的讥笑太过火。斯大林也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总是刻意去遮掩他的教育水平，诗歌方面的成就及其知识兴趣范围，与作家和画家们的口头交流经常转向政治问题。
其实，斯大林真正的审美热情并没有熄灭，尤其是有关格鲁吉亚的艺术问题产生时，他的热情就会表现出来。30年代中期，当沙尔瓦·努楚比泽（Shalva Nutsubidze）编纂并将格鲁吉亚语的诗集翻译成俄文时，斯大林情不自禁地去看一看打印的草稿。他回顾了自己对诗歌的热爱，并在草稿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上了他的修改意见。[9]努楚比泽与斯大林在一起看起来很古怪，因为前者是一位拒绝入党的学者，他出版格鲁吉亚诗集的计划，可能就是作为免遭逮捕的托词。但他们两人相处很好，努楚比泽欣然接受斯大林的修改建议，并真的照其做了改进。[10]斯大林不允许将他所提供的帮助公之于众，也永远不会赞成恢复其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格鲁吉亚诗人的名誉而努力。斯大林早期的一些诗作已经被悄悄出版，但如果没有他的批准的话，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如果重新思量，我们发现，斯大林掌权时，这些诗都没有普遍再版，也没有出现在“二战”结束后出版的多卷本的《斯大林全集》中。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理性战胜了个人的虚荣心。或许，斯大林相信，他年轻时写的浪漫的诗歌使其钢铁巨人的形象大为减色。或许，他想为这个时代定下文学基调，而文学只能以当前的政治需要为标准进行判断。
相对于音乐来说，文学、绘画和建筑是更容易以这种还原性的形式进行剖析的艺术。在这种剖析中，斯大林立马需要的东西有两种。首先，他要求文化要为“大众”服务；其次，他还试图传播高端文化，从而使苏联人的学识能与国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因此，他在坚持俄国悠久的伟大文化的同时，还将俄国19世纪的作家及作曲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格林卡（Glinka）和柴可夫斯基的成就吸收到1917年之后的社会主义计划中来。他个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满怀热情，并断定他是一个卓越的心理学家。[11]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政治的公开反对和神秘莫测的宗教信仰让斯大林无法忍受，以至于斯大林不赞成对他的著作进行再版。同时，格林卡的歌剧剧本被要求重写，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被禁止。但即便如此，公众仍然能接触到很多有保守主义成分、自由主义成分和厌恶政治的革命前的艺术传统。斯大林的文化变革项目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他可以随意地去杀害艺术家，除非他或故意、或无意识地忽略艺术家们在做什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否则，他所制定的政策不可能产生出伟大的艺术作品。
总体而言，文化吸引他偶然地、出乎意料地介入进来。1937年斯大林的助手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打电话给《真理报》的漫画家鲍里斯·叶菲莫夫（Boris Yefimov），要他速来克里姆林宫。叶菲莫夫已经猜测到了可能要发生的最坏事情，便谎称患了流感。但是，斯大林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最多只能向后推迟一天。事实上，斯大林只是想要叶菲莫夫停止画那些有龅牙的日本人物。听完斯大林的谈话后，这位漫画家答道：“肯定没问题，他们以后不会再有牙齿了。”[12]斯大林还直接干涉到电影的制作中去。直到1938年被捕前一直掌管苏联电影业的人民委员鲍里斯·舒米亚茨基（Boris Shumyatski）认为，总书记是他必须认真对待的唯一的评论者。[13]无论是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还是在黑海海滨的别墅中，斯大林都有电影放映设施，像《列宁在十月》这样的电影是他的最爱，但是他还希望观众们尽兴，并从中受到教导，也不反对像《马戏团》一样逃避现实的音乐剧。当宣传中开始强调爱国主义时，斯大林对谢尔盖·艾森施坦因（Sergei Eizenshtein）导演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啧啧称赞。这种偏爱让艾森施坦因又高兴又担心，因为他深知，斯大林将会愤怒地抨击那些他认为与当前的官方政治相冲突的事件。
这些创作于30年代的知名艺术作品，儿乎无一例外地是不顾他的阻挠形成的。1935—1940年间，安娜·艾哈迈托娃（Anna Akhmatova）创作了一整套挽歌，即《安魂曲》。但是，她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鉴于其诗歌有助于提高人民大众的士气，斯大林才对此有所松动。俄国诗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斯大林去世时还放在他书桌的抽屉里，直到1975年才在苏联全文发表。斯大林甚至恐吓20世纪中期的俄国古典音乐天才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谴责他所写的曲子无人能够吹得响，而肖斯塔科维奇不得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他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苏联艺术家对于公正批评的回答”。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而言，音乐所受到的对待还算不上那么严苛。虽然肖斯塔科维奇感到恐惧，但他仍继续作曲，而且，他的交响乐屡被演奏。不过，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文学作品出版，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两部小说和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短篇故事。总体上说，斯大林的统治对人文艺术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已经受到摧残的苏联艺术环境所受的破坏日益扩大。
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Great Terror）就是要威胁大多数知识分子们公开与国家合作，否则，就保持低调。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敢于挑战权威，奥西普·曼代尔斯坦（Osip Mandelshtam）就是其中的一个。1934年，他在一个私人宴会上朗读了一首反斯大林的诗，其内容包括：
我们虽然活着，
却对脚下的土地置若罔闻。
十步之外，
没人听到我们声音。
但那里有这么多说了一半的话，
句句都提及那个居于高位的克里姆林宫的人。
他的手指像铁钩，
手握大权把令行。
他金口玉言，
一言九鼎，高下在心。
他的胡子像蟑螂的触须，
上下翘动，威风凛凛。
他的皮靴总是擦得亮晶晶。
他周围有一群点头哈腰的马屁精，
他们阿谀奉承，供他玩弄，得心应手。
他们摇尾乞怜，唯唯诺诺，感激涕零。
他们高谈阔论，发号施令，
他们个个争先恐后，
把他的话奉为金科玉律，赛过福音。
牛头不对马嘴，是非颠倒，荒诞不经。
每一次大屠杀都要庆幸，
为这个胸怀宽广，粉饰太平的奥塞梯人庆幸。[14]
诗的最后一行再现了斯大林有奥塞梯（Ossetian）血统的谣言，当然，这个谣言尚未被证实。
在这个私人宴会上，有一个探子，因此，曼代尔斯坦被捕了。但是，就连斯大林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处置他。如果凭直觉，他就要把曼代尔斯坦处死。斯大林给另外一个伟大的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打了个电话，问他曼代尔斯坦是否真的是一个有天赋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进退维谷。要是他说“是”的话，他可能也会被捕；要是说“不”的话，将会使自己的朋友和对手被送往劳改营服刑。于是，他给了斯大林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个答案使斯大林挖苦道：“如果我有一个陷入困境的诗人朋友，我将拼命地去救他！”[15]1938年，曼代尔斯坦被遣送到了劳改营。可以说，被枪毙或监禁的优秀艺术家的名单很长，长得让人压抑，令人沮丧。在20世纪30年代被迫害致死的伟大的知识分子，比活下来的还要多。作家伊扎克·巴别尔（Isaak Babel）曾写过有关20世纪20年代苏波战争中的红军骑兵部队的短篇小说，后来成为一个牺牲者。戏剧导演弗塞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khold）亦是如此。虽然20年代斯大林对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戏剧非常满意，但他仍陷入被压制的深渊中。1940年，自由潦倒的布尔加科夫郁郁而终。安娜·艾哈迈托娃虽然从未被捕，却也苦难深重，因为她的儿子列夫在她的住处被捕了。和布尔加科夫不同，艾哈迈托娃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着她的不幸遭遇。
在苏联，镇压无所不在，学术界和自然科学领域也难以逃脱。1929—1931年摆样子审判的牺牲者中，有像被谴责从事民族主义活动的谢尔盖·普拉托诺夫这样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斯大林最喜欢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叶甫根尼·塔尔列也被关起来。文学评论界是另一个受到威胁的学术领域，虽然斯大林支持将19世纪的诗歌和散文纳入其文化革命的计划中，但他不允许出版那些离经叛道的作品。每当他把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时，也会对这个领域痛下杀手。被镇压的那些卓越的学者的名单也是长长的一大串，其中包括生物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Andrei Tupolev）和物理学家列夫·兰道（Lev Landau）。
如上所述，一方面，苏联科学家们遭受这种非人的待遇；另一方面，官方在发动一场运动，将苏联建设成科学进步的先锋。可以说，这两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冲突。但是，苏联是一个实行专政的国家，斯大林又对自己没有专长而强加的人类调查领域存有偏见。而且，他还偏爱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科学家，对他们有限的教育背景和受到挑战的传统思想毫不顾忌。同时，斯大林被任何看起来与他所拥护的原始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相一致的科学思想进一步吸引，并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章节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季莫费·李森科（Timofei Lysenko）。李森科自我标榜为遗传学家，宣称通过改变农作物生长的气候环境，能够培育新品种，因此，李森科遗传学说（Lysenkoism）是拉马克（Lamarckian）自然选择学说形式上的怪胎。像瓦维洛夫这样训练有素的遗传学家们对此提出抗议，说李森科忽略了数十年的科学论证，即植物不是一代一代地通过环境来传递其获得性状的。但是，瓦维洛夫没有能够引起斯大林的兴趣，而李森科则俘获了他的热情。结果就是瓦维洛夫被送往劳动营改造，并给苏联遗传学带来了一场灾难。
其实，在斯大林的阴翳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很多科学家、学者、艺术家都是些平庸之辈。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是毫无才能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ev），而非布尔加科夫或帕斯捷尔纳克。领导苏联作曲家协会的是提康·赫连尼科夫（Tikhon Khrennikov），而非音乐天才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政治上的可靠性才是宣传鼓动部考虑的东西。在苏联，这些组织允许个人行使职责，并能影响成员们事业的成败。他们安排资金，发放食物，分配疗养所和度假别墅。领导人法捷耶夫、赫连尼科夫，还经常光顾斯大林主持的各种社交聚会。每个苏维埃共和国都相应地有自己的协会，克里姆林宫向它们授予奖金和奖章。不光学者们希望赢得这种奖金和奖章，就连飞行员、足球运动员、歌剧演唱家，甚至马戏团的小丑都有这种愿望。每年的斯大林奖都会为他们带来无上的威望，银行账户上也会增加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斯大林就是控制奖励系统的设计师，以此将自己所选择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并对他统治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16]
到1939年，苏联在9—49岁的公民中，有87％的人都能读会算。学校、报社、图书馆和电台的数量激增，工厂中的学徒大幅度增加，大学里有很多学生，一个农耕社会已经向“现代化”社会转变。文化革命并非仅限于传播专门技术，也致力于传播科学、城市生活方式、工业和苏联式的现代化，促进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转变。[17]学校、报纸和广播都在大力宣扬官方的这类工作重点。苏联的代言人们，如政治家、学者、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声称苏联是启蒙和进步的灯塔，而将资本主义国家描述成愚昧、反动和封建的森林。苏联的物理、数学、芭蕾舞、军事技术、小说和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被吹捧成国家进步的明证。
苏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社会从传统主义的老路子上拖出来，但这个过程并非单向性的。斯大林的思维方式从未彻底摆脱其孩童时代所形成的迷信的世界观的影响，但是，斯大林一经掌握最高权力，其态度就一股脑地转向了文化生活。在内战中得以统一的苏联官方思维方式，视异质的、反对公共利益的有害文化的存在为当然。按照领导人们的推测，每个地方都在形成阴谋，对表面的热诚总要打上个问号。他们还宣称，外国的间谍机构无处不在。其实，这种思维并非由斯大林而始，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期间及其他场合，列宁都将起义者的不顺从和唱反调归因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只不过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思维方式成为更加基本的特征。对反对经验证据的政治和经济主张的考察被弃之不用，对科学模式的公开讨论也戛然而止。克里姆林宫的公告就充当了该政权的卡巴拉教，不管是谁，只要认为世界范围内没有运用残忍手段推翻现政权的魔鬼，就有可能被当作无信仰者或异教徒而受到惩戒性的惩罚。
苏联大街小巷都传播着大量有魔力的著作，这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也不是列宁的作品。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苏联文化都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官方的斯大林传记主导着。从这两本著作中摘录的话，与半《圣经》式的权威典籍相一致。总体而言，马列主义，尤其是斯大林的思想，正在重现苏联农民传统主义所特有的心态。农村的风俗与精神信仰、灵异魔鬼、魔术巫师联系在一起，农民使用魔法妖术驱灾辟邪，甚至打击敌人是一种正常现象，而这种症状亦充斥于斯大林主义及其文化中。斯大林虽然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他提示人们，如果正义的力量，如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十月革命，要存活下来并蓬勃发展的话，就必须面对黑巫术。并非每个小说家、学者或科学家赞同这种白痴的行为，恰恰相反，斯大林统治下所取得的最好的文化成就，就没有采用这种荒谬的做法。但是，在一些关键部门，尤其是学校、出版印刷机构和广播媒介机构，斯大林能够有效地将这种模式强加上去。不论他们在20世纪取得了怎样的文化成就，苏联正被拉回到更加古老的思维方式上去。斯大林不是手脚轻巧的现代化的巨人，而是在黑暗的束缚中兀自控制其国民的乡村魔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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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Pravda, 16 April 1925。
[2] Sem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 28.参见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0页。——译者注
[3] Sem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 24.
[4] 该数字由A·卢卡宁（A. Luukkanen）引用。参见A. Luukkanen,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Stalinist State, p. 140。
[5] J. Barber, Soviet Historians in Crisis, 1928 - 1932.
[6] M. Gor' kii, L. Averbakh and S. Firin, Belomorsko-baltiiskii kanal imeni I. V. Stalina.
[7] R. Medvedev, Problems in the Literary Biography of Mikhail Sholokhov.
[8] 斯大林与肖洛霍夫在1933年的通信往来，参见Voprosy istorii, no. 3 （1994）， pp. 9 - 22。
[9] GDMS, Hall III contains the original annotations.
[10] 扎克拉·梅格里什维利（Zakro Megreshvili）向我提供了其继父沙尔瓦·努楚比泽对斯大林的编辑工作的反应，因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
[11] S. Allilueva, Tol' ko odin god, p. 337.
[12] Krasnya zvezda, 5 January 1995.
[13] Istoriya sovetskoi politicheskoi tsenzury. Dokumenty i kommentarii, p. 484.
[14] R.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pp. 205 - 206。参见［美］理查德·派普斯著《共产主义实录》，郭新民译，民主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88 - 89页。——译者注
[15] A. Akhmatova, Sochineniya, vol. 2, pp. 167 - 168.
[16] R.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chap. 12.
[17] R.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chap. 12. C. Kelly, Refining Russia, pp. 285 - 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