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斯大林对个人安全的担心日益增强，他与苏联的日常生活离得越来越远。他不再敞开书记处的办公室大门欢迎来客，不再访问集体农庄。据说，他在阿布哈兹度假时，曾去检查一家市场。然而，渴望给他留下印象的苏呼米当局，让摊贩们在他检查期间降低价格。这样，他就不能发现人民生活的高成本了。[1]不管怎样，他都从未视察过那些在建的工矿企业。他去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后不几天，报纸就对这事进行了报道。[2]1931年11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克里姆林宫外偶然发现了一个潜在的暗杀者，即雅科夫·奥加廖夫（Yakov Ogarev）。但是，斯大林突然出现在红场，令奥加廖夫惊慌失措，以至于没有能掏出别在身上的左轮手枪。[3]单单对安全的考虑并不能解释斯大林退出人们视线的变化，事实是，他已经建立起一个政治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他不再需要离开克里姆林宫，参加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还是回到他的别墅，他都能够发号施令，督促下属们去执行。
然而，斯大林在政治生活上的隐居对缓解其家庭中的紧张关系毫无用处。1929年，他的儿子雅科夫企图自杀，但这个糟践自己的尝试并没有博得父亲的同情，而是招至斯大林的蔑视。同时，斯大林与娜佳的婚姻关系也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他对娜佳极为粗鲁，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斯大林继续与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是相当可能的。即使他忠诚于娜佳，娜佳也不会总是相信他，有时她甚至被嫉妒心搞疯了。但是，在私人关系中进行妥协不是斯大林的做事方式，尤其是对女性妥协。斯大林的态度并不是娜佳发怒的唯一原因，另外一个因素是她自身的精神状态。虽然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未确切地了解，但或许可以将之归为某种精神分裂症。她的精神时好时坏。这样一来，斯大林从不能确定克里姆林宫的公寓里或祖巴洛沃别墅中等待他的是什么。而他对娜佳的困境的麻木不仁，简直让她绝望了，好在她总是意志坚强。斯大林一直是娜佳生命中的挚爱，与其家庭中的其他人不同，她没有婚外情。然而，她感到自己不被理睬，不被重视，到1926年，终于不能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她逃到了列宁格勒，准备与约瑟夫离婚。[4]
但是，在斯大林的苦苦央求下，娜佳做出了让步，决定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她不想再要孩子，据斯维特兰娜说，娜佳已经流产过两次。[5]斯大林并不阻止她去工业学院上学，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流露出柔情蜜意。他将每年夏天去南方度假确定为例行公事，通常情况下，他将度假地点选择在黑海东北海岸的索契。娜佳的信中，都是关于孩子们、家务事、天气和她作为一个学生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
斯大林夫妇决定就娜佳的精神状态咨询国外的医学专家。自从1922年《拉巴洛条约》签订后，苏联的精英们到德国求医或泡温泉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但斯大林是少有的几个藐视这种特权的人。他既不喜欢外国，也不信任他们的医生，故从未考虑到国外去接受医疗。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 Chicherin）指责他说：“斯大林，如果你打算改变外貌，在某段时间内带着一个真诚的而非有偏见的翻译到国外走一圈，该有多好啊！那样，你就会看到现实。”[6]但是，他赞成娜佳出国治病。他和娜佳本人一样，都急切地希望她能够尽快治愈。然而，即使她出国，也要经过高层的批准。从1930年4月到7月，组织局和书记处都在处理她的请求。在莫斯科的医生的支持下，政治局允许她在德国待一个月。最后，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I·N·斯米尔诺夫在同意书上签了字。[7]斯大林还安排娜佳通过外交邮件来向他发送私人信件。[8]在前往德国的途中，娜佳见到了她的哥哥帕维尔（Pavel）和嫂子叶甫根尼娅（Yevgenia）。在德国看过医生后，娜佳就及时回国了，因为这时候已是9月份，工业学院的新学期已经开始了。[9]
娜佳就诊的病历已经丢失[10]，但据她的侄女基拉·阿利卢耶娃（Kira Allilueva）说，经诊断，她所患的病是颅缝融合症。[11]约瑟夫充满深情地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其实，在她去国外看病期间及其后，他利用他们这么多年发展起来的情感代号，给她写了很多特殊的信件，其中包含很多像“深深地吻你很多遍”这样的词语。[12]
然而，从德国回来后，娜佳的健康状况没有一点改观。1932年，她发觉自己的腹部好像有什么症状，便向苏联的医生求助，想听听他们的建议。医生们提出，腹部症状应该源于她近期的一次堕胎。[13]经过医学检查后，原本计划进行的外科手术似乎被推迟了，这是她向克里姆林宫的女佣亚历山德拉·科尔恰金娜（Alexandra Korchagina）私下透露的。[14]娜佳仍然像以前那样烦躁，虽然她没有试图进一步摆脱她的丈夫，但他们的婚姻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约瑟夫几乎不关心她。有一段时间，约瑟夫及其宣传家们起劲地吹捧电影的重要性，他打起精神，带娜佳去看电影。如果他不与那些粗俗的同志们喝酒，就会继续与妇女们调情。孩子们也不能给娜佳带来些许慰藉。她对他们要求严格，没有像其他家庭那样正常地去给他们爱的拥抱。只有他们要离开时，约瑟夫和娜佳才会恢复他们的慈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在期望给予丈夫最大限度的心理支持的过程中却不能指望他的回报，的确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娜佳对他的帮助，不仅仅限于家庭事务，还有政治事务。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娜佳与其挚友布哈林一样，都反对农业集体化运动。其实，她作为一个妻子，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其丈夫的政治地位。1931年5月2日，她就工业学院发生的事件写信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并宣称，斯大林禁止训练右翼“技术专家”的命令正被工业学院忽视。但她坚称，同学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应当将这封信销毁。[15]为了支持国家统治集团的路线，她不惜告发工业学院的人。
但是，她的身体状况及其与约瑟夫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使她到了爆发的边缘，唯一让人吃惊的是，没有人正确地理解这一点。娜佳的密友，如现在嫁给了安德烈·安德列耶夫的塔玛拉·哈扎诺娃（Tamara Khazanova）和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仁娜（Polina Zhemchuzhina），虽然了解她的遭遇，但没有理解她痛苦的程度。娜佳感到相当孤独，还发现某些社会状况让人十分不安。每当斯大林与他的亲信及其妻子们聚会的时候，娜佳就会陷入悲伤中。苏联的统治集团有一个这样的传统：为庆祝十月革命，每到11月7日，他们就会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克里姆林宫的公寓中吃晚饭（1918年，人民委员会采用了格鲁吉亚历法，将日期向后推了13天，因此，改变了十月革命发生的月份）。每每此时，他们总会喝过头，并粗鲁地开玩笑。1932年的这一天，娜佳特意打扮了一番，以使自己看起来最好看，但这对斯大林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到了深夜，他便与苏波战争期间为其服务的亚历山大·叶戈罗夫（Alxander Yegorov）的妻子相互调情。娜塔莉亚·叶戈罗娃（Natalya Yegorova）当时身着一件迷人的连衣裙，举手投足间都在卖弄风情。约瑟夫在众目睽睽之下粗鲁地玩起了把戏，即把一小块面包团揉成小球，然后轻轻弹向她。娜佳看到后，醋意大发，气冲冲地离开了聚会。目击者都对此不屑一顾，将她的离开归因于“吉普赛血统”。[16]
对于她离开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其他版本。也有一个说法是斯大林用俄语冲着对面的娜佳大声吼叫，所使用的词是熟悉的“你”，而娜佳反对这样称呼她。还有一个说法是斯大林向她扔过来一根燃着的烟。比较三种版本，最可能的是斯大林的确与娜塔莉亚·叶戈罗娃眉来眼去，并使娜佳无法再忍受。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倒是有更加明确的记载。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波琳娜·热姆丘仁娜紧随其后赶了出来。娜佳非常紧张，波琳娜就陪她围着克里姆林宫散步，以使她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娜佳独自回到了自己家中，而波琳娜又回到了聚会上。[17]
娜佳的思维突然陷入黑暗中。多年以前，她的哥哥送给她一支手枪。正如斯大林后来回忆说，尽管它看起来像一支玩具手枪，可它是一个致命的武器。[18]她坐在床上，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心脏，然后开枪自尽，尸体是第二天清晨被仆人发现的。当时，惊慌失措的家务助理们给阿贝尔·叶努基泽打了个电话。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克里姆林宫的大管家和娜佳的教父[19]，他有权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叶努基泽来到后，命令大家叫醒斯大林。斯大林夫妇一直在各自的房间睡觉，在此之前，好像约瑟夫并没有意识到他昨晚的不正当举止所带来的后果。叶努基泽还命令他们召集医生，确认娜佳的死因。这个任务不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因为她是打穿了心脏而身亡的。午后，罗扎诺夫（Rozanov）教授和库什纳（Kushner）教授做尸体检查时，附近就摆着她的左轮手枪。下午1点，罗扎诺夫和库什纳开始写他们简短的尸检报告。
政治家们正在决定如何向公众们交代。[20]他们认为，将真相公之于众不合适，这样可能会降低斯大林的威信。因此，他们要求《真理报》在报道时，说娜佳之死是受阑尾炎的影响。最卓越的那些领导人的妻子们还签署了一封信，向斯大林表示慰问，这封信也被公布在报纸上。同时，他们还选定了一个由阿贝尔·叶努基泽领头的治丧委员会。11月12日下午3点，悼念者们聚集在红场上，然后穿过莫斯科前往新圣母修道院公墓。葬礼上，卡冈诺维奇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作为娜佳所在的学校——工业学院的代表，发表讲话。[21]
斯大林置人们的建议于不顾，还是参加了悼念仪式。在卡拉什尼科夫的悼词中，他把娜佳说成是一个优秀的、有献身精神的学生。[22]几分钟之内，葬礼就结束了。葬礼结束后，斯大林及其同志们乘坐豪华轿车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娜佳的坟墓上，有一块简单的墓碑。直到今天，这块墓碑还竖立在那里。
之后，工业学院找到斯大林，请他允许他们检查娜佳的工作资料。斯大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让娜佳的姐姐安娜·阿利卢耶娃迅速办好这件事。他告诉安娜，要在塔玛拉·哈扎诺夫娃（Tamara Khazanova）的帮助下，检查一下保险柜。[23]娜佳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后来说，保险柜里留了一份遗书。多年以后，斯维特兰娜只是了解到，她的母亲死于自杀。然而，她的回忆录并不总是可信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推断，这封遗书必然会解释一切有关娜佳自杀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弄清的是，1932年官方严禁发布信息，只会有助于流言的增加。在外交领域，人们谣传娜佳是自杀身亡。[24]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流言蜚语一浪高过一浪。有传言娜佳是被斯大林杀害的。娜佳的佣人科尔恰金娜为此被判刑三年，到内海—波罗的海运河劳动教养。科尔恰金娜宣称，是告发者自己说了斯大林这样的话。[25]那些告发者们也被逮捕，并于1935年被清除出了克里姆林宫。[26]
毫无疑问，斯大林深感震惊。他向莫洛托夫承认说：“娜佳活着的时候，我真的算不上一个好丈夫，我从没有时间带她去看电影。”[27]这种悔恨，虽然没有达到完全承认他需要给予娜佳的帮助的程度，但表明了他自责的程度。当时，斯大林也在思考他的个人问题，而且，他对个人的思考，并不比他对亡妻的思考少。此后，他的自我中心思想和行为日益增加。在她去世后的几个星期内，他就开始责怪她，并担心孩子们的命运。同时，年轻的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试图自杀的往事又袭上他的心头。觥筹交错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道：“对雅萨的自杀行为，娜佳曾给予那么多的指责，她自己怎么会自杀、离我们而去呢？他第一任妻子的哥哥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尽力缓和他的情绪，说她怎么会留下两个没妈的孩子自己离去呢？斯大林生气地说道：“你为什么就记挂着孩子们呢？他们用不了几天就会把她忘了，她是把我的生活弄得残缺不全了！”但是，说完这句话他便建议“为娜佳干杯！[28]”
对于娜佳的自杀，斯大林始终无法释怀。他说：
没有妈妈，孩子们虽然也可以长大，但对他们而言，再理想的保姆和女家庭教师都不能取代他们的母亲。啊！娜佳，娜佳，你看看你做了什么，我和孩子们是多么需要你啊！[29]
斯大林将自己的思想固着在娜佳之死给孩子们带来的伤害上，尤其是带给他自己的伤害。他常常陷入反省中，却不向任何人吐露。他告诉孩子们，他们的母亲是自然死亡的。虽然他看起来坚如磐石、冷若冰霜，但内心却非常敏感。
几个星期以来，同事们都担心斯大林也会一死了之。几周后，他才开始振作起来。他向政治局的同伴们求助，基洛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特殊的密友，每每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他都会去看望奥尔忠尼启则，但斯大林经常把他叫到自己家里来陪伴他。一来二去，基洛夫就会在他家住上一夜。[30]米高扬也经常来造访，但让他感到尴尬的是，妻子阿什肯（Ashken）总是不能轻易相信他真地待在斯大林这里。之后斯大林便向亚历山大·斯瓦尼泽求助。[31]这样，苏联的统治者成了一个需要熟人陪伴的孤独的鳏夫。据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回忆，娜佳死后，斯大林好像换了一个人。通常情况下，他离群索居，对人的态度异常冷酷。[32]他成天吃吃喝喝，有时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在桌旁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33]
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向家人和亡妻的朋友们发泄自己的情绪。阿利卢耶夫夫妇尽力与他保持联系。娜佳去世两个月后，她的父亲谢尔盖写信问斯大林是否还会去祖巴洛沃别墅住，还说他自己身体很糟糕，希望去乡村慢慢康复。[34]这个请求是要将斯大林从自我专注中拉出来，实际上，却使斯大林怒不可遏。他说：“谢尔盖，你真是个古怪的人！你完全有权不经‘允许’来‘祖巴洛沃’住，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许可’呢？”[35]他欢迎阿利卢耶夫家的其他成员到家里来，比如娜佳的嫂子叶甫根尼娅。
但是，祖巴洛沃别墅总会让他想起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搬到莫斯科郊外的另外一栋别墅看起来是个明智的选择。当时，斯大林发现了一位设计理念合其意的建筑师，即米龙·梅尔让诺夫（Miron Merzhanov）。这位建筑师所设计的乡村别墅有着厚厚的、幽暗的墙壁，看起来就像坚不可摧的堡垒。由于没有娜佳的劝阻，斯大林让整栋房子更好地发挥了办公场所的作用，而不是家的作用。在莫斯科西郊的孔策沃（Kuntsevo）附近，斯大林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这个地方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七英里，坐车几分钟便可到达。于是，斯大林按照他的想法又建了一栋别墅，并于1934年竣工。这栋别墅有一个开会用的大厅，几间卧室，还有饮下午茶、打台球、放映电影的房间。此后，斯大林便在那里久住，不再回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它就是著名的“布立士尼”别墅。此外，斯大林还在稍远的地方建了一套别墅，即“达尔尼”别墅。
娜佳去世后，斯大林总是焦躁不安。虽然他选择不与家人住在一起，但自己一个人住又感到不舒服。因此，他热切地期待到南方度假。
1932年后，斯大林几乎所有的假期都是在阿巴希泽度过的。虽然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当地别墅里，但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每天，美酒缓缓入喉，桌上堆满了各种食物，并有酒肉朋友内斯特·拉科巴相伴。在20年代的党派之争中，拉科巴一直使格鲁吉亚共产党避开反对派的影响。他还参加了内战，是一位手持狩猎步枪的神枪手。让斯大林感到有趣的是，在去山上打猎时，拉科巴的枪法让红军统帅们都感到无地自容。[36]拉科巴和斯大林一样，都有一个苦涩的童年，而且，拉科巴还是个孤儿。此外，他们都曾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读书。[37]拉科巴是一个直率的高加索人，将自己的空闲时间留下来陪斯大林体验高加索地区的乐趣，比如，这里的美景、美酒、美食佳肴和野生生物。即使斯大林住在索契，拉科巴也会来访。1936年，拉柯巴陷入与外高加索联邦高层党的领导人的政治冲突中，并因此而被剥夺了离开苏呼米的权利。对此，斯大林勃然大怒。不管当地的政治阴谋是什么，他不能没有内斯特·拉科巴的陪伴。[38]
娜佳逝世后的第一个假期，让斯大林难以忘怀。1933年9月23日，斯大林和保镖坐船离开了苏呼米。突然，他们遭到了来自岸边的步枪扫射。警卫长尼古拉·弗拉西克（Nikolai Vlasik）为了保护他，迅速地伏在他身上，并请求允许开枪还击。同时，船夫驾船离开了海岸。他们立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次暗杀。然而，事实到头来稀松平常。阿巴希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一直怀疑这艘船不是来自当地，并断定这是外国人图谋不轨。水上警察爽快地承认了错误，并向他求饶。斯大林建议，他们只需遭到纪律处分（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这个案件被发掘出来，他们或者被枪毙，或者被投入劳动营）。[39]
斯大林的到来吸引了南高加索地区政客们的注意。他们竭尽所能给斯大林留下好印象。
大多数来访者都是当地党和政府的政要，但没有一个人像基洛夫那样，是斯大林的密友。在这点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也望尘莫及。斯大林喜欢把侄子和侄女们抱在腿上，在钢琴的伴奏下吟唱着东正教做礼拜用的圣歌。他也外出打猎，与来访者们玩台球游戏，并且欢迎女性亲戚们前来造访。然而，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冷酷无情，就好像冰霜袭进了他的灵魂，无法排遣。就连极为崇拜他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搞不清楚什么能够激发他。他们后来说，娜佳之死让他改变了许多。但是，同一部作品强调了那些让他与众不同的东西，即意志力、忍耐力、远见卓识和雄才胆略。由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敬畏他，便总是从外部观察他。但他们太固执和坚决了，认为斯大林有着其他人没有的优秀品质。当这个人行为古怪时，他们假定他是无辜的。他们认为，通过为苏联效劳，他已经获得了具备任何心理特质的权利。
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大多数人都没觉察到质疑总书记的精神状态的理由。毫无疑问，随着斯大林一声令下，此前他们已经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加强政治和经济运动上来。这些方针政策都是斯大林倡导的，因此，他们大体上忽视了他性格上的消极面。斯大林早期的熟人更有洞察力，哥里小学和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同学以及1917年之前的党内同志，都曾对斯大林过度的自我意识和过于易怒的倾向做出过评价。内战期间，列宁任命其为政治人民委员和党的总书记时，就知道必须慎重对待斯大林，否则，他的反复无常和粗鲁举止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斯大林就要求对党内的对手判处死刑。要是娜佳之死对他有所改变的话，只是将他推上了一条终其一生都在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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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Bullard, Inside Stalin's Russia, p. 142.
[2] R. Bullard, Inside Stalin's Russia, p. 208.
[3]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OGPU - NKVD, p. 286.
[4]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p. 99 - 100.
[5] R·理查德森（R. Richardson）访问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夫的报道。参见The Long Shadow, p. 125。
[6] Sovetskoe rukovldstvo. Perepiska, 1928 - 1941, p. 77.
[7] RGASPI, f. 17, op. 113, d. 869, p. 61.
[8]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 29.
[9]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 30.
[10] RGASPI, f. 17, op. 113, d. 869.
[11] 1998年12月14日对基拉·阿利卢耶娃的采访。也可参见L. Vasil' eva, Kremlevskie zheny, p. 259.
[12]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p. 31 and 33.
[13] S.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p. 50.
[14] GARF, f. 3316/ya, op. 2, d. 2016, p. 3.
[15] RGASPI, f. 85, op. 28, d. 63, pp. 1 - 2.
[16]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p. 307 - 308.
[17]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307.
[18]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308.
[19]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 31.
[20] GARF, f. 7523sg, op. 149a, d. 2, p. 7.
[21] GARF, f. 7523sg, op. 149a, d. 2, pp. 10, 11 and 13.
[22] GARF, f. 81, op. 3, d. 77, p. 48.
[23] RGASPI, f. 3, op. l, d. 3230.
[24] R. Bullard, Inside Stalin's Russia, p. 153.
[25] GARF, f. 3316/ya, op. 2, d. 2016, p. 2.
[26]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OGPU - NKVD, pp. 601 and 667 - 669.
[27]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308.
[28] 'Dnevnik M. A. Svanidze' in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 177.
[29]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 117.
[30] A. Rybin, 'Ryadom so Stalinym', Sotsiologicheskie issledovaniya, no. 3 （1988）， p. 87.
[31] A. Mikoyan, Tak bylo, p. 356.
[32]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35.
[33] A. Mikoyan, Tak bylo, p. 353.
[34] RGASPI, f. 3, op. 1, d. 3231.
[35] RGASPI, f. 3, op. l, d. 3231.
[36] S. Lakoba, Ocherki politicheskoi istorii Abakhazii, p. 120.
[37] S. Lakoba, Ocherki politicheskoi istorii Abakhazii, p. 118.
[38] S. Lakoba, Ocherki politicheskoi istorii Abakhazii, pp. 132 -133.
[39] S. Lakoba, Ocherki politicheskoi istorii Abakhazii, pp. 116 -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