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作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杰出倡导者，位高权重，忝居苏联政治高层。作为总书记，他曾下令寻找档案，揭露他与对手——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之间的分歧，甚至还有他与列宁之间的歧见。1922—1923年，斯大林曾与列宁发生过争吵。但是，当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美国人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公开了有关1925年的档案时，斯大林让政治局出面，命令托洛茨基将这些档案作为伪造品抛弃。其实，斯大林是在含蓄地宣称，他向己才是忠实地继承列宁的记忆之火的人。
出于审慎，他没有公开宣布抛弃新经济政策。同时，在新的经济措施中，有许多东西都能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中找到痕迹。对斯大林而言，较好的做法就是假装自己在逐步提高列宁遗产的价值。与此同时，他还想维护自己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仅展示出他作为掌控者的声音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利用自己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地位。1929年12月，全党上下庆祝其五十寿辰时，这种重要良机到来了。为庆祝其五十大寿，《真理报》发表了大量歌颂其丰功伟绩的颂词。自1920年4月庆祝列宁五十大寿以来，党内还没有这样隆重地庆祝过谁的生日。而当时，他也只是主要的歌颂者之一。现在，斯大林可以心满意足了。这十年，他从列宁遗嘱所带来的责难和接二连三的公开批评中挺了过来，重获新生。在庆祝自己五十大寿的宴会上，他听了一系列的演说。这些演说，都列举了他的美德和功绩。曾被看轻的总书记登上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顶峰。
早些时候，斯大林以平易近人而著名，与大多数党的领导人相比，他看起来是如此“民主”。[1]年轻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永远都忘不了1925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给他留下的印象，当时，乌克兰代表请斯大林与他们合影，彼得罗夫（Petrov）作为摄影师，大声命令他们摆出自己所希望的姿势。斯大林俏皮地说道：“虽然现在这里禁止对别人发号施令，但彼得罗夫同志喜欢命令他周围的人。以后，希望大家不要再对别人颐指气使啦！”[2]赫鲁晓夫及其朋友们恍惚觉着，斯大林就像是他们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认为，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掌权所带来的。然而，斯大林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专横、傲慢，与支持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梁。他要求他们完全服从他，还经常干涉他们的私生活。比如，他不喜欢卡冈诺维奇的胡须，便命令他剃掉，并威胁说要用妻子娜佳的剪刀亲手做这件事情。[3]斯大林可能想要政治局成员们以不留胡须示人，认为这是一种时尚，但是他却用粗暴无礼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
斯大林已经爬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该“金字塔”的顶点即是政治局。这里的成员们有权对政治、经济、民族和军队政策做出重大决策，日常工作事项包括文化、宗教和法律。当时，政治局成员还有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斯大林的死敌。虽然他在其中居于统治地位，但是，他还没有担任主席一职，因为他们坚持着苏共的传统，即人民委员会主席执行政治局主席的任务。[4]斯大林深谙党的传统，像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建立王朝时赐给自己一个国王的头衔一样，他牺牲了个人尊严，使自己登上权力顶峰的美梦成真。他的主要头衔是党的总书记，但他署名时有时写“书记”[5]，最重要的支持者是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两个人是性格上果断、意识形态上忠诚的政治家，斯大林能够一直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他们称呼他“老板”，当然，这是在他听不到的情况下才这样称呼。虽然他允许几个老同志叫他“柯巴”，但越来越喜欢同伴们使用“斯大林同志”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称呼。政治局的重要事务，几乎都是按照他的意愿来处理的。
即使是在黑海海滨度假，斯大林也从未停止手头的工作。每次度假时这时候，他的私人助理会与他同行。在处理重要事务时，需要他通过电报立即做出裁断，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定期与他取得联系。在这里，他还继续与其他党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排着队来和他开会。然而，这只是“戏剧的主要情节”中的“杂耍”。莫斯科仍然是斯大林所关注的地方，他确信，留在莫斯科的这两个人会赞同他的观点，也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即便在莫斯科，斯大林也会把很多的事情交给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对于召集政治局成员们开会，他很是嫌麻烦。于是，会议次数越来越少。1924年，政治局召开了75次会议。到192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3次，到1933年，只有24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都通过电话征求成员们的意见再做决策。其实，这更有利于他操纵和控制政治局。[6]通常情况下，是由卡冈诺维奇来掌管组织局和书记处。1930年9月，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提出了抛弃李可夫、由莫洛托夫继位的决定。[7]对于提拔莫洛托夫的计划，斯大林的其他随从们不太高兴，可能还有些嫉妒。伏罗希洛夫建议，为了实现“领导层的团结”，斯大林自己应该接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莫洛托夫缺乏“战略家的天赋”。[8]虽然斯大林享受着伏罗希洛夫的赞扬，但他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交给了莫洛托夫。他深知莫洛托夫将忠诚地执行他所交代的所有任务。而斯大林本人，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集中于苏共党的事务和共产国际事务。
如果出现内部争端，组织局、书记处和人民委员会所处理的工作就会提交政治局处理。因此，斯大林对所有影响到大政方针及其个人利益的事件都了如指掌。无论如何，这三位领导者必须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强迫实行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将苏联经济置于一个大漩涡中。党内反对派虽然被镇压，但尚未得到清算。他们仍担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甚至托洛茨基可能会卷土重来。
斯大林的支持者们也统治着各种各样的人民委员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斯大林容不得他们半心半意地对待他，如果他们想要严守岗位，必须全心全意地服从。1929年9月，斯大林的大舅哥、作为秘密警察的斯坦尼斯拉夫·瑞顿斯给他带来消息，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缅任斯基因工作中的“不正常现象”而惩罚了他的官员。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要对官方政策的执行进行减速。他需要的是热情和结果，而不是执行过程中的规律性。于是，斯大林写信给缅任斯基，指明了他在工作方法上“造成的伤害”。[9]一年后，缅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亚戈达冒着同样被责备的危险，就“野蛮地强迫贫农和中农加入集体农庄”写信给斯大林。[10]斯大林也对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该机构主要是对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案件做出裁决。同时，也使布尔什维克党免于发展成过于强大的党的中央机关，但它的这项功能逐渐成了摆设，甚至遭到弃用。斯大林将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作威吓不复存在的反对派的工具，但他轻易就对奥尔忠尼启则发脾气，说他缺乏起诉寻衅滋事者的热情。[11]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经常将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用作推进其方针政策的工具。无论何时，只要他认为自己可能在中央委员会遇到批评意见，就会如法炮制，结果每每都令其满意。全方位监管苏联公共生活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牢牢处于斯大林及其领导集团的管理之下。
在打败了“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势力之后，斯大林严格限制反对派成员回到公共生活中。如果他们请求恢复正常生活，他就要求他们必须像一个犯了错的异教徒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前那样公开认错。糟糕透顶的公开自我批评是需要的，通常情况下，可以使他们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特别是很多托洛茨基分子，被政治局给予工业高速增长以优先权的做法所吸引，很快将在党内和苏维埃内部恢复民主的要求忘得一干二净，并加入了斯大林集团，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不管他们在做了怎样的自我批评，斯大林都将信赖他们。1930年，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斯大林说：
眼下要密切监视皮达可夫这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右倾分子（索柯里尼柯夫第二），他现在是李可夫——皮达可夫联盟中危害最大的人物，代表了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者的康德拉季耶夫式失败主义情绪。[12]
对于党派重组，斯大林仍是心神不安。其操作法则就是：只要一个人是反对分子，那他总是反对分子。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能将这些人再次从公共生活中驱逐出去的话，那他不可能采取温和的办法。
1930年，斯大林向奥尔忠尼启则发了一个便笺。从这个便笺中，我们可以目睹不支持他的那些人之间阴谋结合的趋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审问了很多前帝国军队的军官，很快便发现，其中的一些人早已将他们的政治希望寄托在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身上。虽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没有发现一丁点证据，证明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发动一场政变，但这无疑加深了斯大林的猜疑。他写道：
无论如何都证明，图哈切夫斯基被反苏维埃分子所吸引。尤其是，他被右翼阵营的反苏维埃分子们彻底改变，这是我们从资料中得出的结论。那么，这是可能的吗？既然我们没有成功地将他们驱逐出去，那这当然可能。显然，右翼分子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军事独裁。惟其如此，才能摆脱中央委员会，摆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摆脱布尔什维克党发展工业的速度问题。[13]
斯大林确信，图哈切夫斯基、康德拉季耶夫和布哈林是不忠诚的右翼分子阵营中的领导人物。[14]只有经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调查后，他才能相信图哈切夫斯基是“百分百干净”的。[15]
斯大林就像把铁螺栓钉进了其同伴们的身体中那样，将自己的思想植入了他们的思想中。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及一些其他人，都是他的心腹。他的目标是形成一个狂热的克里姆林宫帮。不管谁，只要阻碍了他的道路，将会被排除出去。1930年11月，斯大林对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不满，便写信给政治局。他说：“鉴于布留哈诺夫（Bryukhanov）当前和未来可能的过失，应当扎住他的睾丸对其处以绞刑。如果他的睾丸能挺得住，就当庭无罪释放。如果挺不住的话，就把他投到河里淹死。”[16]斯大林描绘了一幅图画，在画中，布留哈诺夫通过滑轮悬挂在空中，滑轮上的绳子穿过他两腿之间，从后面紧紧拉着他的阴茎和睾丸。有时，斯大林也嘲弄自己。1929年8月，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他对自己浮夸的形象进行了嘲讽。他说：“我难道是世界领袖吗？去他妈的吧！”[17]
然而，虽然他能以这种方式拿自己开玩笑，但决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对待自己。对斯大林而言，个人尊严非常重要，权力也非常重要。谁能加入克里姆林宫帮、谁必须离开，是由他决定的。1932年，他告诉卡冈诺维奇，让《真理报》不光要“粗鲁而尖锐地责骂”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还要责骂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们倡导恢复资本主义。[18]斯大林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将他个人和克里姆林宫帮当作政治智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唯一智囊团。他们应当使苏联人民相信，只有党的优秀领导人才会真诚地、竭尽全力地为这个社会提供物资和社会福利；反斯大林主义者们将会拖垮苏联，使人民回到贪婪的工厂主、银行家和地主大行其道的往昔的坏日子上来。因此，对敌人的诽谤应使人们幻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勾结。
斯大林将对他的所有批评转化为一场戏剧。无论是谁，只要稍稍背离其愿望，就会被当作对他个人的背叛和对国家的背叛来对待。他将这种态度传递给了支持者们，并使他们联合反对那些他要打倒的人。1929年9月，度假期间，斯大林愤怒地给政治局成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写了一张便笺：
你们是否读了李可夫的发言呢？在我看来，它代表了一个非党的苏维埃官僚的发言，而这个发言被那些忠实地支持苏维埃的人的声音掩盖。它对党只字未提！它对“右”倾化只字未提！对党所取得的成绩只字未提！李可夫将这个成绩的取得，龌龊地归功于他个人。但是，这个成绩是通过包括李可夫在内的右倾分子们通过奋斗得来的。……我已经发现，在周一和周四，李可夫继续以政治局主席的身份代你工作。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你为什么允许这种闹剧的发生呢？谁需要他这样？为什么需要呢？[19]
莫洛托夫立即顺从地说：“在我看来，斯大林显然是正确的。我唯一的不同意见就是我们正在‘保护’李可夫。但是，我们必须改正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问题。”[20]
斯大林作为苏维埃中阿尔·卡彭（Al Capone）式的政治人物，能够轻松地找到新的帮派成员。[21]每当发现以前的支持者需要增强热情、提高效率，他就会提拔其他人。其中，一些人是苏联公共生活中最无吸引力的人。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以前是个孟什维克党党员，1935年，摇身一变，成了苏联总检察长。他的基本主张是：供认不讳（可以是刑讯逼供）是司法证据的形式之王，而这种主张正合斯大林的意图。拉夫连季·贝利亚（Lavtenti Beria）在1938年被提升为内务人民委员部（1934年，它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合并进去）的领导人之前，任外高加索联邦党委第一书记，他有私下殴打囚犯的嗜好。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有双性恋倾向，爱喝酒，生活混乱不堪。1936年，斯大林将其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主席。其他人，比如从1935年开始领导莫斯科市党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都有很正派的一面，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肃反运动中参与大屠杀。
斯大林并没有忽视共产国际，自从季诺维也夫将职位让给布哈林后，他一直以政治局的名义管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8年，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发生争吵，共产国际随之成了双方争夺的重要阵地。1929年4月，布哈林被驱逐出了执行委员会。有段时间，斯大林依靠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Dmitri Manuilski）和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Osip Pyatnitski）来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他们主要负责欧洲共产党，对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实行严密的等级控制。同时，莫斯科通过从他们本国借调值得信任的领导者，如恩斯特·麦尔（Ernst Meyer）、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来加强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但是，它并没有局限于通过长途电话进行控制，还向各国派驻了代理人，长期执行任务。于是，匈牙利的尤金·弗里德（Eugen Fried）被派往巴黎，定期与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保持联系。但在未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法国共产党并未企图从他这里得到什么。[22]自从1919年建立开始，共产国际一直处于布尔什维克党严格的控制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试图保证国外共产党所做的事情都不能损害他在国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对共产国际的干涉有所上升。
斯大林进行理性批判的时机并没有轻易地到来，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有来。他是一个政治上的街头霸王，任何约束在他这里都苍白无力。而且，他相信，这点是当时的情形所要求。虽然他将敌人的形象进行了可笑的拼凑，但他对自身地位及其同伴们的地位的担心是完全不现实的。他们拉住方针政策之舵，步步远离新经济政策，确定了以暴力促进经济快速转变的路线。因此，克里姆林宫帮应该对其后果负责。除非他们能保证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否则，他们无须抱任何希望。假使事情破败的话，那么对批评家们的谩骂就顺理成章了。在1921年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引用了列宁的话，告诉卡冈诺维奇，各党派对居统治地位的领导人路线的认识不同，会导致出现“白卫军”倾向和“对资本主义的捍卫”。[23]其实，列宁并没有说过这种事情，但这对斯大林来说没什么，他只是想加重政治局成员们早就体验过的受困心态。
在恢复了联合反对派中数位有悔改表现的成员正常生活的同时，斯大林并未原谅没有道歉的托洛茨基。1929年1月，政治局讨论了如何处理这个能给他们带来最大麻烦的人。虽然在阿拉木图流放，但托洛茨基对莫斯科影响依然存在。其剩余的支持者们仍然保存着对他的热忱。斯大林的随从们甚至都认为，官方的基本经济方向是托洛茨基长期推荐的，因此，力劝斯大林把他找回来。[24]但是，托洛茨基没给斯大林说过一句妥协的话。而就斯大林来说，他担心在抛弃其老对手之前，托洛茨基利用“一五计划”中所产生的任何困难的危险会一直存在。
但是，斯大林还没有要求从肉体上消灭他，没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政治异议而被处死的。除了阿拉木图外，他可以把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1927年夏天，斯大林已经考虑把他送到日本去。[25]1929年1月10日，政治局决定，以“反苏维埃事业”为借口，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目的地选在土耳其。[26]托洛茨基及其家庭乘坐“伊里奇号”汽船，驶过了黑海。政治局估计共产国际各党唯恐对他避之不及（的确如此），世界各资本主义强国会对他置之不理（的确如此）。但是，托洛茨基并未就此罢休。他开始在国外定期出版报道党中央领导者中的争论的《反对派公报》。因此，被开除出党、驱逐出国后，他并没有失去什么。令斯大林感到不安的是，托洛茨基与苏联的联系仍未阻断。托洛茨基了解莫斯科的政治八卦，因此，他也挖掘他的记忆，比如斯大林愚蠢和下流的例子，并将它们写在自己的自传中。[27]当然，他也知道，斯大林痛恨别人嘲弄和批评他。《反对派公报》的发行处于秘密状态，这也是1917年之前布尔什维克党的状态。因此，驱逐出境并非治疗托洛茨基主义之疾的良方。
之后斯大林再没有让反对派领导人逃出其魔掌。1929年夏天，他得知维萨里昂·洛米纳泽（Vissarion Lominadze）及其他的一些二流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批评他的领导风格和策略。第二年，洛米纳泽还将这个问题告诉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瑟尔佐夫（Sergei Syrtsov）。于是，斯大林预计到了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结果，并将得出的结论写信告诉了莫洛托夫。在信中，他说：
我们就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派，实际上是右倾分子反党的情况，对告密者列兹尼科夫（Reznikov）进行了审问。现在，将有关这次审问的两份材料发给你。他们真是难以思议地无耻啊！所有的细节都表明列兹尼科夫所提供的信息与事实相一致。他们是在漫不经心地考虑发动一场政变，并把成为政治局成员当儿戏，因此他们必将以全面垮台而告终。[28]
即使在莫洛托夫看来，斯大林的怀疑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洛米纳泽和瑟尔佐夫只是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
政治迫害的氛围日益变得浓厚。由于对前联合反对派的成员进行了温和的安抚，尼古拉·鲍曼（Nikolai Bauman）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紧张不安，因为他们的政策意味着一场豪赌。在试图巩固政权、深化革命成果的过程中，他们正广泛打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敌人的联合战线。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精力充沛地对苏共、武装力量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调度。因此，这些机构的领导人们必须是可以信赖的人。为了执行任务，每个机关都要在人事和物资资源方面做好准备。但是，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加，这些领导人逐渐有能力破坏政治局威信的危险也会出现。所以，半心半意的支持者对斯大林而言是没用的，他只需要毫不含糊的支持。
1930—1931年，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没能够阻止党内高层对他的批评。虽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集团被摧毁，但其他小的团体破土而又出现了。其中一个团体就是由尼古拉·爱斯蒙特（Nikolai Eismont）、弗拉基米尔·托尔马乔夫（Vladimir Tolmachev）和亚·彼·斯米尔诺夫（A. P. Smirnov）组成的。1932年11月，这个团体被秘密告发，并遭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审问。在此过程中，他们在口头上承认了自己的不忠。但是，这对斯大林而言是远远不够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谴责领导人们已经生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并趁机谴责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反党分子”保持着联系。[29]但是，刚处理完这个“反党集团”，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莫斯科市委书记马尔特米扬·留金（Martemyan Ryutin）对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深恶痛绝，便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聚集在家中，整夜整夜地进行讨论，并印发了一份要求斯大林辞职的小册子。在这种情况下，留金被捕了。最终，留金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并被押往劳动营。[30]
斯大林从不会忘记或错过任何一点反击的机会，为了抓住机会，需要等多久，他就等多久。他所扳倒的每棵大树都充分满足了他的自我意识，在他得不到重视和被嘲笑的那些年里，这种意识曾受到了伤害。斯大林的记忆力超强，他将未来的牺牲者都记在长长的一串名单中。他还要求追随者全心全意地忠诚于他。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1967年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他要从心里摆脱某个他已经认识了很久的人，如果他已经在灵魂深处将一个人打入“敌人”的阵营，那么，我们不可能就这个人与他继续对话。[31]
曾经的敌人将是永远的敌人，这就是他的行事方式！即使由于党内的某些原因被迫开恩，他也总是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报复。
布哈林很晚才领会到这一点。直到1928年，他还对拥有这样一位举止粗暴、野心勃勃的同志感到满意。和斯大林闹翻后，他知道自己将很难再得到他的青睐。为此，布哈林以恳求的口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继续造访斯大林的祖巴洛沃别墅，与孩子们玩耍。与此同时，布哈林仍然愚蠢地对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大谈他的意见。有时，他还通过电话谈这些问题，一点都不怀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会将窃听记录交给斯大林。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正在提供一些资料，这些资料让斯大林的最后报复变得非常可怕。他知道，他们的阿谀奉承和卑躬屈膝都不是出于真诚。
斯大林的亲密伙伴们也同样下定决心来巩固克里姆林宫帮的权威。但是，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采取主动措施迫害和镇压对手的，几乎总是斯大林，没有人比他更多疑、更有野心了。然而，斯大林的性格并非是起作用的唯一因素。虽然他夸大了领导集团即将面临的威胁，但他们确实有理由感到焦虑。托洛茨基在国外十分活跃，布哈林于1934年成了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主编。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再次显现出其过人之处。他们伺机更替领导权，改变苏联政治秩序。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所取得的经验，说明了一个小政治团体是如何迅速地搞得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因此，斯大林必须保持警觉。支持者中的那些小人物——洛米纳泽、瑟尔佐夫、爱斯蒙特、托尔马乔夫和斯米尔诺夫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不忠让他更加紧张不安。
此外，红军中普遍存在对“农民问题”的厌恶。既然武装力量正在把官方的农业政策强加到农民头上，那这就是令人担心的理由。广大士兵对集体农庄恨之入骨，军队中谣言四起。1930年，莫斯科军区到处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伏罗希洛夫把斯大林杀害了。[32]这个故事的含义显而易见，即他们渴望方针政策的改变。斯大林在把自己视为剧烈变革主角的过程中，也成了不受欢迎的对象。
在苏联，每个权力阶层中都存在着不满情绪，地方上的官员们对斯大林不可预见的性格和暴力倾向的担心日益增加。虽然这类官员在“一五计划”执行中比在新经济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要大，但对于斯大林为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而继续向他们施压的行为感到不满。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一直是“一五计划”的领导机关，由于国家将私人经济部门转为国家所有，以及苏联经济的整体发展，地方党的领导人们获得了巨大的权力。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责任。很多官员为克里姆林宫强加的生产指标烦恼不已，对各自管辖区域内的不满情绪了如指掌，他们渴望出现一个整顿期，而不是持续的高速转变。各省和莫斯科几个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都同样对政治局和斯大林的动向感到心神不定。苏维埃国家虽然从“一五计划”的各项政策中获益良多，但不能一味地全盘接受高层传达下来的任何政策。
在党和政府高层官员之下，尚有数百万不满于现状的老百姓，还有千千万万的反对者等待着斯大林的垮台。在布尔什维主义阵营之外，有更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党和宪法民主主义者停止了政治活动，但他们希望条件成熟时卷土重来。内战期间遭到压迫的乌克兰斗争派、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和阿塞拜疆穆萨瓦特党及很多其他的民族党就是这类政党。此外，很多惨遭布尔什维克党迫害的神父和拉比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后，虽然多达300万的人民移居他乡，但仍有大量以前的贵族、银行家、企业主、地主和店主，继续期待着苏维埃国家的解体。
连年的国家暴力和人民生活困难，加深了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愤怒的蓄积。富农及其支持者们或被杀害，或被流放，各企业的经理及其他专家受到迫害，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遭受牢狱之灾，宗教领袖亦被残害。莫斯科和各省组织的不公正审判，劳动营系统控制着百万罪犯。北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驻扎着很多非自愿的移民，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并不比监狱好。敌视政权者，并不仅限于那些遭到逮捕或驱逐的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尤其是饥荒地区的农民，对政府强加给农村的农业制度厌恶透顶。当局没有实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诺言，搞得工人不胜其烦。即使在那些政治和经济领域新提拔的行政人员中，也有痛恨该政权的人。很多人饱受苏维埃制度中惩罚性、进攻性的工作方法的折磨，他们也支持任何一场运动来反对斯大林。
这并非官方的宣传家们所呈现出来的状况。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苏联政治条件下，没有外在的原因能使斯大林感到不安全，这一观点成为当时的标准看法。然而，斯大林的专政会受到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们意识到，如果给予他们机会，社会中的重要阶层将会取代他们。斯大林已经数次赢得胜利，他唆使布尔什维克党在高速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使用大规模镇压的方法，并强制人们实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不断折磨前党内反对派，成为实际上的专政者。即便如此，他和同伴们不乏支持者。革命性的转变激发了广大共青团员和年轻的积极分子们的热情。文化战线上的积极分子们对扫盲运动非常赞赏，军人们对增强武装力量的做法非常喜爱。当西方国家的经济因受到华尔街股市大崩盘而陷于混乱时，苏联的工业却取得了巨大进步。
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斯大林及其统治将无以维继。然而，这种支持是否胜过国家和社会中对他们的敌视，还不清楚。目前来说，还没有人能挑战斯大林，他已经达到了其梦寐以求的权力顶峰。但是，权力顶峰毫无遮蔽，斯大林是否会为这种地位付出代价，尚需拭目以待。
* * *
[1] 政治局的成员中，布哈林在这方面是个例外。
[2] W.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p. 63.
[3]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p. 59 - 60.
[4]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62.
[5] 掌管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并不等同于是这些机构的主席。据1928年卡冈诺维奇作为组织局主席时的记载，他们曾激烈反对这些传统，莫洛托夫不得不进行了修正。参见RGASPI, f. 81, op. 3, d. 255, p. 98。
[6] 参见E. A. Rees, 'Stalin as Leader, 1924 - 1937: From Oligarch to Dictator', p. 27。也可参见R. W. Davies, M. Ilic and o. Khlevnyuk, 'The Politburo and Economic Decision - Making', p. 10。
[7]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p. 222 - 223.
[8] Sovetskoe rukovldstvo. Perepiska, 1928 - 1941, pp. 144 -145.
[9] Luby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p. 191.
[10] Sovetskoe rukovldstvo. Perepiska, 1928 - 1941, p. 237.
[11] O. Khlevnyuk, Stalin i Ordzhonikidze, pp. 19 - 31.
[12] Pis'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217.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译者注
[13]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p. 231 - 232.
[14]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232.
[15]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p. 231 - 2.
[16] B. S. Ilizarov, Tainaya zhizn' Stalina, p. 93.
[17] RGASPI, f. 78, op. 2, d. 38, p. 38.
[18]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187.
[19]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166.
[20]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167.
[21] T. H. Rigby, 'Was Stalin a Disloyal Patron?'.
[22] A. Kriegel and S. Courtois, Eugen Fried, pp. 121 and 125.
[23] Stalin i Kaganovich, p. 665: telegram of 6 September 1936.
[24] Sovetskoe rukovldstvo. Perepiska, 1928 - 1941, p. 33.
[25]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107.
[26] Luby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p. 180.
[27] L. Trotskii, Moya zhizn'.
[28]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1925 - 1936 gg., p. 231.
[29] ITsKKPSS, no. 11 （1990）， pp. 63 - 74.
[30] Reabilitatsiya: Politicheskie protsessy 30-50-kh godov, pp. 334 - 443. The Road to Terror （ed. O. V. Naumov and J. A. Getty）， pp. 52 - 54.
[31]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p. 54 - 55.
[32] L' Armata Rossa e la collettiviazione delle campagne nell' URSS（1928 - 1933）， pp. 164, 302 and 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