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斯大林决定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处于政治枷锁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被告知，要制定出符合更高要求的新版“一五计划”。政治局决心要在四年而非五年内实现目标，并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执行修订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国家工业计划、农业计划、交通运输业计划和商业计划。专家们警告政治局成员们不要过于自信，但他们不予理睬。于是，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这样的新城拔地而起，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始开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程机械厂不断扩大，乌克兰、乌拉尔地区和库兹涅茨盆地（Kuznets Basin）的矿山被挖掘。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吸引到工业劳动力大军中来，熟练工人摇身一变成了经理，工人们每周要上七天的班。苏联购买了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所使用的钱是粮食出口增加所获得的收益。外国公司也前来签订合同，设立新厂，并帮助苏联培养人才。教育设施日益改善和增加，年轻人也得到了升迁的机会。总之，苏联正着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变革。
工人的薪水应该增长了一半，但食品价格的飞涨抵消了收入的增加。1929年早期实行面包配额供给后，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同时，房屋建设的数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国家本来打算制造十万台拖拉机，但出于安全的考虑，政治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转而提升购买和制造武器装备的预算所占的比例。随着国家对煤炭、钢铁和机器的要求增加，消费者的需求也开始下降。[1]
自1928年1月强迫农民交出手中的粮食，政治局就忽视了布哈林对回归新经济政策的呼吁，认为他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原则的“右倾化”。1929年，他们下决心进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20世纪20年代，苏联有很多种集体农庄，斯大林从中选择了两类予以推广。较高类型的集体农庄是国营农场，土地归国家所有，工人等同于工厂的雇佣劳动力。另一种类型是集体农庄。二者的区别在于：集体农庄在形式上向国家租种土地，并统一将一定数量的收成交给国家；国营农场的工人领取固定工资，而集体农庄根据工人在农庄的劳动时间向他们支付报酬。对农民而言，二者的真正差异是极小的。政治局公开宣称，究竟是进入国营农场，还是进入集体农庄，应本着自愿的原则。与此同时，它要求当地党委要加大宣传，鼓励农民参与。1929年11月，布哈林刚被从政治局中驱逐出来，斯大林就以狂风骤雨之势猛烈地推进这场运动。[2]
政治局一再提高推进农业集体化的速度。1929年夏天，他们不遗余力地从农村征购所需要的谷物，其开出的价格遭到了农民的怨恨。这种做法非但没有阻止农业集体化的推进，反而加速了这个进程。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坚称很多农村家庭在不需要国家强迫的情况下，已经看到了集体农庄的优势，这与联合反对派的建议形成了鲜明对比。[3]同时，政治局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解决农业集体化的执行问题，其目的就是要优先在伏尔加河的下游地区（该地区以土地肥沃著称）建立集体农庄。俄国远东地区是最后进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地区，直到1933年才完成。这件事情原本计划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在实际工作中花费的时间更少。中央或当地的干部如果稍有延迟的想法，就会被坚决驳回。中央的指令都处于保密和迷糊状态，党和政府的官员们担心自己可能被判断缺乏服从意识，便着手强行进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并使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4]
1929年7月，官方的政策仍得以坚持，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避免使用恐怖措施，富农及大多数农民都应当被征召到集体农庄中来。但是，斯大林对这两项措施都加以反对。1929年12月，他宣称，应当禁止富农成为集体农庄的工人，并直言不讳地指出：
现在我们有可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现在剥夺富农财产是由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自己进行的。现在再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5]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令人寒心地赞成消灭富农阶级的措施。2月，中央委员会就此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指令。政治局将富农分为三种类型，并制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第一类富农将被押往集中营，第二类迁往苏联的边远地区，第三类搬到本省的其他地区。政治局还要求将宗教团体作为打击目标[6]，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也按照治理经济的方式来管理。政治局给消灭富农阶级的地区，如北乌拉尔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确定了限额，制定了目标，并宣布了消灭富农的日程。[7]
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一样，斯大林也对富农深恶痛绝。看起来他已经意识到，除非农民们担心抵制的后果，否则，他们将不会加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应适当选择少数对加入农庄进行抵制的人进行镇压，以儆效尤，促进农民加入其中。不管怎样，他相信富农将严重破坏集体农庄的运行。到1930年7月，超过32万户的富农被剥夺财产。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当局普遍使用优势兵力，辅之以突然的运动，农村的生活方式正全部被彻底摧毁。[8]
早在1927年，政治局已经批准在扩大黄金的开采中使用劳动力。第二年，这一动议也在原木砍枝业中得以实施。[9]斯大林规定，集中营的使用不仅是为了使被监禁者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也是为了使他们对不易找到自由劳动力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贡献。斯大林从不情愿将这类劳改营视为共产党统治的核心部分，对于下令逮捕富农、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头子弗拉基米尔·缅任斯基（Vladimir Menzhinski）创建这样一个永久的组织框架，他一点都不回避。劳动营里的牺牲者们都是斯大林害怕或憎恨的几类人，非法政治党派的成员高居榜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教士、从事私人交易者以及顽抗的经济专家们也赫然在列。他就是继续使用了在沙赫特事件中所使用的方法，即把反苏维埃的主要团体和个人摆样子公审，目的是要恐吓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使他们放弃反抗的想法，否则，这些人可能会被逮捕。
1929—1930年，这种摆样子的公审仍在继续。随着斯大林不断为其注入动力，这些公审还包含了很多“政治创新性”。1929年7月，由于卷入了所谓的“科学院事件”，历史学家谢尔盖·普拉托诺夫（Sergei Platonov）和叶甫根尼·塔尔列（Yevgeni Tarle）被逮捕。“科学院事件”引起了政治局谴责子虚乌有的争取俄罗斯复兴全民联盟。[10]1930年，包括工程师列昂尼德·拉姆津（Leonid Ramzin）在内的工业党，被带上法庭。1930年12月，同样被虚构的劳动农民党，也遭控告，被告主要包括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和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ev）。[11]1931年二三月间，以尼古拉·苏哈诺夫（Nikolai Sukhanov）为首的、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联盟局亦遭审判。[12]在苏联之外，民族主义者们遭到审判。直到最近，他们都一直是政界的著名人物。但斯大林及其伙伴无论在哪里发现一点点民族主义的迹象，都会诉诸审判，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者，都遭到了同样的诉讼。严刑拷打、稀奇古怪的控告以及强行逼供成了家常便饭，成百上千的被告或者被枪毙，或者被长期监禁。[13]
斯大林的策略就是，在加强其革命打击的同时，增强政治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征服所有阶层的“专家”的热情亦得到提升。在斯大林看来，企业经理、律师、教师、军官都得罪了他。红军的指挥官们死里逃生，逃过了审判，只是遭到了讯问。这表明，斯大林个人足以吓得军官们魂不附体。不过，很多将军们惨遭迫害。与苏联红军一样逃过做样子公审的，还有俄国东正教派、其他基督教派、伊斯兰教派、犹太教派和佛教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镇压被成功制止。斯大林对宗教领袖们的打击是如此频繁、如此彻底，以至于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希望，对上帝的信仰将在几年内消除。同时，对宗教的迫害也更加极端。[14]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管理层的队伍，政治局提拔了很多新培训的工人和农民。年轻工人中出现了一些自愿加入集体化的人。经教导后，这些所谓的“25000名集体化突击队员”全副武装地开往农村，处理那里的“阶级敌人”。[15]党的规模日益膨胀，有越来越多的人入党。到1931年，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人数达到1369406。[16]同时，读写和算术知识得到普及。苏共散布出社会主义正在苏联建立，而国外资本主义正进入其最终的危机中的消息，随着这种消息的传播，苏联的革命热情重新高涨。1929年10月，美国上演了华尔街股市大崩盘，这使上述消息似乎真实可信。因此，苏联到处洋溢着无条件支持苏共方针政策的热情，就连很多对暴力和诽谤深恶痛绝的人，也心甘情愿地相信一个更加美好的、全新的世界正在建立起来。在党内，人们都相信，苏共最终将为此而采取措施。布哈林的支持者们难成气候，根本配不上右翼反对派的名声。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人们也持欢迎态度。地方党的书记成为斯大林在当地的翻版，他们有权对所有的公共政策做出基本决策。几乎所有的经济都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收入囊中，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大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7]
在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斯大林并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统治的国家是一个前帝国。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演说中，斯大林说[18]：“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动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19]就这样，爱国主义成功地回到了官方优先考虑的事项中。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的政策创议，正使社会走向四分五裂。因此，斯大林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将苏联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政策变革的程度很大，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干涉。甚至在哲学战线上，都能感受到他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12月9日，斯大林访问了苏联红色教授学院（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包括艾布拉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在内的一些学者，被认为是布哈林的支持者。因此，斯大林在与红色学院联共（布）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中，要求支持者们保持更强大的战斗精神。他说：“你们写的完全正确，只是没有说全。在批判部分可以说得更多一些。你们的评价是正确的，但是太软，不够劲。”接着，他又说道：“你们有力量吗？能对付得了吗？如果你们有力量，那就应该进攻。”[20]由此可见，斯大林决心解决知识界对自己方针政策的抵抗这个难题。在谈及德波林派的时候，他说：
他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某些微妙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应该善于理解这一点。在自然科学问题上，鬼知道他们搞了些什么。他们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Weismannism）之类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应当把德波林派写的全部东西翻腾出来，摧毁一切错误的东西。[21]
斯大林把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的哲学家们，当成严阵以待对抗敌人的士兵。
斯大林讲话的主旨非常明显。他说：“将哲学与政治分开、将理论与实践分开的马克思主义，算什么马克思主义呢？”[22]其实，斯大林在这点上有点不合逻辑。在他其他的评论中，曾谴责布哈林和德波林把政治隐藏在哲学论证中。但是，斯大林对自己的自相矛盾一点都不担心。他希望将文化生活中所有反对其方针政策的痕迹完全清理掉，如果这点真实现的话，文化生活将变得狭隘、僵化充满形式主义的东西。在这场运动中，列宁的地位被提高，他成了无敌的、图腾式的人物。列宁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由于1909年刚刚出现时尚不成熟，因此，斯大林没有放在心上。现在，这篇文章被提高到了哲学经典的地位，所有哲学家都必须将其假设作为公理。[23]
但是，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方针政策给农业造成的巨大破坏，斯大林也不能全然置之不理。由于对个人命运的关切，乌克兰、北高加索、南俄和中亚的农村公社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农业集体化。城市中支持集体化的一班人，也面临着暴力反抗。官方尽管在早期担心士兵们的忠诚，但还是利用红军，成功镇压了这种武装叛乱。强行建立集体农庄，引起了农民们深深的怨恨，导致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抗。成千上万被强迫放弃财产和习俗的农民，现在要求退出集体农庄。同时，农村的生产力下降。本来，集体农庄制度被推荐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方法。但是，只有在暴力威胁之下实行该制度，农村才能生产更多的谷物。因此，如果全盘农业集体化继续以当前速度实行的话，它所带来的危害将变得更加明显。[24]
在周游全国的旅途中，斯大林的追随者们目睹了该政策带来的骇人听闻的后果。但他们不是布哈林分子，没有呼吁改变总体方针。斯大林也不愿意承认其农业政策的基本方针是错误的，最多只承认地方上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过火行为，各省的官员们对中央政策有误解。1930年3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其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过于热情的集体化支持者们。他说：
党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运用这些胜利来谋更进一步的发展。
可是，胜利，特别是较为“轻易”得到的胜利，“出乎意料”的胜利，也有其阴暗的方面。[25]
斯大林自负地坚持，集体化应当在自愿的原则上实行。到那时为止，被赶进集体农庄的苏联农户的比例，已经上升到55%左右。[26]斯大林坚称，地方党的官员们应对“过火行为”和“曲解行为”负责。与联合反对派不同，他宣布党中央领导人没有打算凭借暴力和法令，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
《胜利冲昏头脑》有巨大的虚伪性。虽然主要应由斯大林为最近的高速集体化负责，但他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在一整年的时间内，他怂恿地方官员威吓农民，以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他发布了十分可拍的消灭富农的指令，开除或贬黜了那些批评高速集体化的政治家们，即使那些政治局的亲信们也让他怒不可遏。但是，斯大林有高度的自我保护的本能。社会上，反对他的怒火越烧越旺，他就将责任归咎于那些忠诚地实现其愿望，并且侥幸成功、迷惑不解的中下层官员们，允许数百万的农户回到传统土地所有制上来。苏联农业中集体农庄的比例开始迅速下降，到1930年6月初，仅有23%的农户还留在集体农庄中。[27]斯大林虽然愿意进行战术上的后退，但仍决心实施他所制定的策略，即强行将苏联农业迅速地拖入集体化的模式中。1930年的夏天结束后，全盘集体化的运动重新启动。1932年，有62%的农户加入了隶属于集体农庄的农业中去。到1936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90%。[28]该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国家大规模增加了武力的使用。而且，此时所使用的武力的数量比以前更加精确。但是，这种做法在农村引起了混乱，暴力掠夺粮食储备与暴力变更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制度，导致广大地区的农民处于饥荒中。
斯大林并未公开透露农业政策的经济前提，但他在给莫洛托夫的命令中曾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他说：“最大限度地提升粮食出口的数量，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之所在。如果我们出口了粮食，信贷将会随之而来。”[29]几天后，即1930年8月的某一天，斯大林又将这封信重新写了一遍，以防莫洛托夫没有完全领会。米高扬沾沾自喜地对全苏小麦采购水平作了汇报，这对斯大林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关键是，既要继续提高收购水平，还要“疯狂”抬高粮食出口水平。[30]没有什么比一场运动再让他感到满足的了，而这场运动就是征收小麦，并卖到国外。
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策略性的短暂性退让，比如，他写作《胜利冲昏头脑》。1931年8月，他在黑海海滨度假时所目睹的一切，足以让他了解到集体化运动已经让“西格鲁吉亚一些地区的农民陷入饥荒中”。但他责备了那些当地党的官员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说他们“不明白乌克兰采购粮食的方法，在粮食生产区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办法在不存在工业无产阶级的非粮食生产区，是轻率的，也是有害的。”他甚至对成百上千的被捕者们深感遗憾，这种反应在其职业生涯中是不正常的。[31]斯大林建议，应当立即将粮食运往西格鲁吉亚。与人们经常所认为的相反，政治局经常做出这种缓解经济状况的决定。但是，他们总是将主要的战略目标铭记在心，并制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措施，最终将其付诸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支援采矿业和制造业产出的增加，国家必须采购并出口粮食。斯大林想方设法使克里姆林宫的党员们对此深信不疑。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出席全苏工业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讲出了促进经济转变的原因。他说：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32]
斯大林的语言饱含深情，而这种强烈的感情，自列宁逝世后他便没再流露出来过。这些词语振聋发聩，像一把锤子击中了要害。他对爱国主义的宣传，无疑是正确的。他对“打”这个词进行了简单比喻和排比，传递了未来斗争的紧迫性。
斯大林提醒听众们：“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33]他坚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势不可挡的。他说：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
这就是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做的事情。[34]
对于他们所能取得的成绩，斯大林深信不疑。在1933年“五一”招待会上，他宣称：
如果俄国军队用坦克、飞机和海军舰队武装起来，那它们将所向披靡、万夫莫敌的。
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它们的装备很糟糕，也就不能发展。旧俄的一切历史都可以归结到这点上。[35]
斯大林在1931年全苏工业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证实，他将毫不犹豫地执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路线。而且，全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早已设计好，他将不会偏离这点。领导人、党和国家全都下定决心要达到早已确定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必须保持坚定和勇敢。斯大林对此非常有信心。他宣称：“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攻不破的堡垒。”：
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极困难的任务。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建立了规模极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把中农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已经不多，这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甚至我们现在不敢梦想的速度。
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36]
斯大林是个官僚、阴谋家、嗜杀者，政治手段怪异。但是，他又能够激励鼓舞人。在那个时候，听他讲话的人无一不对他的表现产生深刻印象。
斯大林号召其在各共和国、各省以及莫斯科的下属们，努力实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大转变。他深知，自己不能全然了解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很多下属对“过火行为”心惊胆颤，但其他人出于信念、恐惧和野心，急切地渴望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行动。1928—1929年，工业化和农业化的计划一经形成，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官员们都竞相获取一部分资源。当鱼饵在面前摇晃时，他们也渴望得到权力。[37]
斯大林的号召大获成功，原本计划持续到1933年底的“一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从1927 - 1928年开始，国民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工业生产总值增长显著，达到137%。在工业内部，资本商品生产的增加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达到了285%。在新经济政策下，雇佣劳动力的总数由1130万一跃而升至2280万。对于这个数字，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他们自己也确实是从低层级的党组织和低层级的政府中得来的消息，而这些消息经常对他们产生误导。与这组数字相伴的是对经济的破坏。[38]乌克兰、南俄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人民正饱受饥饿的折磨，古拉格监狱里挤满了囚犯。然而，经济的转变并非虚构，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早已毅然决然地向成为工业化的城市社会而努力，这也是他的宏伟目标。斯大林孤注一掷，是要回报他自己，而不是数百万的牺牲者。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创建及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修建，是以古拉格的犯人、乌克兰的农民，甚至营养不良、过度劳累的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 * *
[1] S. G. Wheatcroft and R. W. Davies, 'Agriculture', pp. 120 - 121.
[2] M.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pp. 344 - 377.
[3] Pravda, 7 November 1929.
[4] M.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pp. 465 - 477.
[5] Pravda, 29 November 1929.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9—150页。——译者注
[6] A. Luukkanen,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Stalinist State, p. 57.
[7] Luby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Yanvar' 1922-dekabr' 1936, pp. 269 - 272.
[8]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pp. 482 - 509.
[9] G. A. Krasil' nikov, 'Rozhdenie Gulaga: diskussii v verkhnikh eshelonakh vlasti', Istoricheskii arkhiv, no. 4 （1989）， p. 143.
[10] Akademicheskoe delo 1929 - 1931 gg., vol. 1, Delo po obvineniyu akademika S. F. Platonova, p. xlviii.
[11]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224.
[12] I. Getzler, Nikolai Sukhanov, pp. 143 - 187.
[13] B. Nahaylo and V. Swoboda, The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14] D. Pospielovsky,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under the Soviet Regime, vol. 1, p. 175. D. Peris, Storming the Heavens: the Soviet League of the Militant Atheists; A. Luukkanen,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Stalinist State.
[15] K.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under Lenin and Stalin: Origins of the Soviet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1917 - 1941; N. Lampert, The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and the Soviet State: A Study of Soviet managers and Technicians, 1928 - 1935.
[16] T. 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p. 52.
[17] R.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pp. 185 - 186.
[18] Pravda, 5 February, 1931.
[19] 参见《斯大林选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页。——译者注
[20] N·N·马斯洛夫（N. N. Maslov）引自中央委员会档案，参见'Ob utverzhdenii ideologii stalinizma', p. 60。参见斯大林《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译者注
[21] N·N·马斯洛夫（N. N. Maslov）引自中央委员会档案，参见'Ob utverzhdenii ideologii stalinizma', p. 60。参见斯大林《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译者注
[22] N·N·马斯洛夫（N. N. Maslov）引自中央委员会档案，参见'Ob utverzhdenii ideologii stalinizma', p. 61.
[23] 'Ob utverzhdenii ideologii stalinizma', p. 61.
[24] R. W. 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pp. 252 - 268.
[25] Pravda, 2 March 1930.参见斯大林著《胜利冲昏头脑》，唯真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
[26]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pp. 252 - 268.
[27]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pp. 252 - 268.
[28]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p. 174.
[29] 这封信不早于1930年8月6日。参见Pis' ma I. V. Stlaina V. M. Molotovu, p. 194。
[30] Pis' ma I. V. Stlaina V. M. Molotovu, p. 204.
[31]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1931 - 1936 gg., p. 51.
[32] 参见《斯大林选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译者注
[33] Pravda, 5 February 1931.参见《斯大林选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译者注
[34] Pravda, 5 February 1931.参见《斯大林选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页。——译者注
[35]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Dokumenty i materialy, p. 45.
[36] Pravda, 5 February 1931.《斯大林选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页。——译者注
[37] 参见J. Harris, The Great Urals, pp. 70-71。
[38] R. W. Davies, Crisis and Progress in the Soviet Economy, 1931 - 1933, pp. 302 - 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