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突然像一头愤怒的公牛，肆意践踏着新经济政策。7年前，列宁领导的政治局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现在却被斯大林弃之如敝履。为了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斯大林不惜采用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强制实行的高速工业化已经开始，对富农、耐普曼和“资产阶级专家”的破坏日益加剧。同时，政治本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内部进一步收紧，为了对付垂死的敌对党派的领导人，摆样子的公审又重新启动，并对民族主义者发动了攻势。[1]文化活动的范围也急剧减小，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自1921年以来形成的解决争端的方式也濒于崩溃。
1927年年底，粮食供应不足，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开始着手进行上述几方面的改革。1928年1月6日，总书记发布了一道秘密指令，威胁要开除那些对囤积粮食者“严惩”不力的当地党的领导者。[2]在给谢尔盖·瑟尔佐夫（Sergei Syrtsov）和西伯利亚边疆区党的领导人的信中，斯大林表达了他的意见：
我们认为，乡村中满是拥有可销售的粮食储备的农民，要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明显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开除那些对囤积粮食者严惩、不力的党的领导人会引起恐慌，提高粮食价格，也是讨价还价的最糟糕的形式。同时，它还会增强农村有权威的阶层反抗的能力。……农民将根据《真理报》的社论拒绝缴税，因此，强制性的安排对他而言至关重要。[3]
西伯利亚的共产党得到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增加粮食收购的数量。该地区不像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地区，它在经历了一个温润的夏天后，小麦出口占苏联的三分之一。因此，斯大林下决心要从该地区富农的手中榨取粮食。1928年1月15日，斯大林带领一群精挑细选的官员从莫斯科坐火车前往西伯利亚。像米高扬、基洛夫、日丹诺夫（Zhdanov）、施万尼克（Shvernik）、波斯特舍夫（Postyshev）、柯秀尔（Kosior）这些领导人，也都在成千上万个共产党官员前呼后拥中，到苏联的各农业区收购粮食了。[4]
当时，苏联所收购的粮食下跌到前一年所收购粮食总数的70％，这些主要因为政治局对经济问题处理失当。从1926年开始，政治局采取了各种办法，从私营部门索取额外收入。1926至1927年间，富农被征收等级税，来源于富农的财政收入因而增加了50％多。1926年，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规定，人民如果恶意囤积工业和农业品，就涉嫌刑事犯罪。如果铁路部门运输私人商品，将会被罚款。同时，政府没收了许多私人面粉加工厂。这些措施，遵循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短期经济目标重新定位的建议。党的方针政策也正在进行调整，想通过逐渐扩大国家资本积累加快工业化的速度。1926年7月，国家重申，这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问题。负责起草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接到通知，要他们为接下来的情况做好准备，即各企业将服从国家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指导和监管。看来，国家要采取行动将整个经济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中。[5]
政治局委员们开始对新经济政策失去耐心，当他们对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时，就是要致力于十月革命缔造者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他们选择对国家进行快速的根本性变革，就是加快苏联向现代化转变的进程，消除旧秩序残留的痕迹。被托洛茨基搞得烦恼不已的政治局成员们，希望证明他们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深知，要是经济转变缓慢的话，将会为各省领导人中的联合反对派提供传播谣言的肥沃土壤。[6]尽管从1918年年中开始，政治集权化就没有停止，但居于统治地位的领导人仍有理由感到担心。
可以肯定地说，从1926年开始的经济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即使在完全推翻新经济政策之前，直到1928年1月与布哈林一起征收粮食，斯大林一直在严重破坏市场经济。他们在早些时候就通过降低国营工厂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作为解决1923年“剪刀差”问题的途径，因而打乱了市场经济，而且，其影响渐增。据报道，由于商人们尽可能地买进一切可能买进的东西，市面上商品短缺。三年后，斯大林和布哈林压低价格，依照他们所愿意支付的价格购买粮食。其结果就是，市面上销售的谷物急剧减少。政治局的这两大领导人不合时宜地进行竞争，但只有布哈林看到了其所倡导的方针路线的错误。他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为了避免灾祸的发生，必须提高商品的零售价格，但被斯大林否定了。其实，斯大林所拥有的已经足够多。这些年通过执行新经济政策，经济得以恢复，但他还不能向政治局成员们保证以足够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的进步。因此，在1927年2月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委员们支持前些年所采取的经济措施。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措施造成国民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但斯大林不承认他们所犯的错误。1927年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因为他从不对他的政策进行详细解释。但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关心的只有权力。为此，他不惜对布哈林奋力一战。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指望布哈林表明立场，不与党内更多的意见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可能。但似乎更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已经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即以一种更具战斗力的方法实现工业化，拒绝做出让步。其实，他并未敏锐地判断出当时的形势。在斯大林以及很多中央或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看来，新经济政策可谓良药苦口，但当前一再出现的紧急状况让他们很急躁。1922年，苏联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1923年，商业中存在严重的“剪刀差”。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试图通过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从工厂工人和矿工中榨取更多的资金，但这绝不足以让左派批评者感到满意。其实，包括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左翼反对派、列宁格勒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在内的反对派们严厉批评了政治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怯懦和背叛，这使他们焦急如焚。
新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绩比其批评者们所认可的要多。据大多数人估计，到1926至1927年，苏联的工农业产量完全或几乎重新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年的水平，整个国家提高了对基本工程项目的投资率。在其后的几年中，新经济政策似乎能够使经济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同时，整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红军都拥有不容挑战的权力。虽然格鲁吉亚在1924年发动了一次叛乱，中亚地区形势也不稳定，但其他方面都很平静，对公众异议的镇压也行之有效。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所取得的成绩，能否使苏联免受外部敌人的侵扰。人们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在于1927年5月与之断绝外交关系的英国、继续要求支付旧俄贷款的法国、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苏联在远东的财产的日本。红军究竟是否已经很好地武装起来，足以在战争中对付三国中的一国，尚不得而知。虽然苏联的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但它与西方最先进的经济体之间在技术发展上的差距，正日益拉大。布尔什维克党在执政之初，就坚信科学至关重要，亦十分必要，技术是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的工具。但十月革命发生十年后，我们难以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苏联能够很快弥合它与西方的差距。在这方面，美国和德国已经走在了前面，而斯大林及其同事们担心的，是苏维埃政权的持续落后。
布尔什维克党并未只停留在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上，社会生活中也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关注。当时，耐普曼虽然生产的东西不多，但发了大财，成为富农的农村富裕阶层又重新出现，教士、伊玛目和拉比们到处传播有关上帝的观念。相比之下，马列主义的无神论倒不受人们欢迎。知识分子中的部分人，尤其是在非俄罗斯民族中，正在培育起民族主义思想。自十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就提倡在民族问题上要进行让步。新经济政策期间，又对这个政策进行了强化。因此，在乌克兰，有一个系统化的运动，即将那里的学校、出版社和公共人事部门实现“乌克兰化”。在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中，也在这方面有所行动。在苏联，民族主义情绪四起，其传播和发展速度与程度正超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见，列宁和斯大林所倡导的民族政策已显现出负面效果。1926年，苏维埃政府终于有所反应，他们支持将阿塞拜疆的许多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驱逐出境的措施。[7]在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也变得愈加严酷。斯大林的伙伴、1925—1926年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提出了将波兰人从西部边境驱逐到苏联内部地区的措施，目的就是要阻止毕苏斯基的情报机关秘密潜入乌克兰。[8]
以工人阶级和最贫困农民的名义成功发动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却面临着一个资本主义、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逐步壮大的社会。现在，就连党的地位都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在经历了集中的党员发展运动后，1927年，党员数量上升到120万。虽然这是实际数字，但官方对新党员质量的担心却也是真实的。尤其是新党员的意识形态倾向方面。当然，新党员的教育素养也不尽如人意。[9]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政治局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引入了不稳定的经济措施。斯大林建立本国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倾向由来已久，他断言，除非国家政策能促进本国工业增长，否则该政策就不适于苏联。1925年6月，他写信给莫洛托夫说：
我们或者应该为了国家、工人和失业者的利益正确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可能会扩大生产。要是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将会损失好几千万。抛开其他的不说，这也会给外国生产者带来利益。[10]
布哈林倡导以稍慢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并试图阻止提高发展速度，但斯大林日益增强的挫败感却使他不同意放慢速度。两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正走向分裂，但每一方都不希望决裂发生。在政治局，他们仍然相处很好。可是，斯大林的思想正变得固化。1926年12月，他否认苏联将用1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比得上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总量，甚至宣称苏联能够而且应当向前迈出一大步。[11]
直到1928年1月，斯大林对于探索经济政策的贡献，从本质上讲都是有限的。列宁逝世后，他除了对党内的反对派进行打击外，行为明显平静了下来。斯大林对于即将在农村启动的征粮大战守口如瓶，即便是布哈林也不得而知。斯大林和亚历山大·波斯克廖贝舍夫（Alexander Poskrebyshev）及其他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走了两天（波斯克廖贝舍夫是斯大林新私人秘书，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53年）。一到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他就下令逮捕那些“反苏维埃”的富农。这样，粮食征收的定额也就实现了。此后，斯大林发动了“扩大建设”集体农庄的运动。[12]他们集合了很多小分队，到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按定额征收粮食。小分队的队员们全副武装，来到农村，肆意地掠夺他们所发现的任何产品。和1918至1920年间一样，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们进入乡村，将农民召集起来，用枪口威胁着他们立即服从。
1928年2月6日，斯大林带着一车车从“囤积者”手中夺得的粮食回到了莫斯科，《真理报》对他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13]斯大林的方针看起来已经在中央领导层中取得了无可匹敌的胜利，而胜利的代价，就是强迫“中农”及富农交出他们的收成。[14]对此，布哈林勃然大怒。经济政策的变革是从各省开始的，提前没有与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商量，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斯大林带着其“战利品”偷偷回到莫斯科，不光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还期望大家能够对他的成绩予以表扬。整个政治局一片哗然，委员们在正式会议之外相互之间都不再讲话。在自己所实施的政策遭到否定的情况下，斯大林勃然大怒。布哈林指责他4月6日的行为时，斯大林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别大喊大叫地说‘我想教训任何人’！你对我的打击能结束了吗？”[15]这些言辞中夹杂着斯大林自以为是、过度敏感的性格，显示出其好斗的特点。
斯大林懂得如何利用当前的局势，更快地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国家计划调控下的工业化。大多数官员对新经济政策从未坦然面对，渴望转至更加革命的政策上来。在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党的青年组织中，也有很多斗士渴望政治局放弃妥协的方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也有这种倾向，很多官员急于对这个难以驾驭的社会实施更严厉的控制。红军中的主要统帅们迫切要求经济政策的转变，结束对军队预算的压缩。[16] 1928年1月，虽然农业成了斯大林关注的焦点，但他的精力主要转向了另一项议程上来。与自己在党内及其他公共团体中的支持者一样，他希望加快并深化国家的改革。在改革中，将把工业、教育、城市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教化摆在优先地位。这样，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将有所提高，对宗教和民族性的依恋也将随之消失，苏联将变成一个能够实现自我防御的军事强国。
斯大林越过农业政策问题，组织了一场工程师和“工业专家”的审判，其中还有几名外国人。这些人来自顿巴斯（Don Basin）的沙赫特市（Shakhty），被指控犯有蓄意破坏罪。亨里希·亚戈达（Genrikh Yagoda）掌管下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展开了正式的调查，但调查程序都被忽视了。实际上，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指控者和法官，他下令要强迫这些被捕者承认自己犯了罪。斯大林重新整合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机构，打倒了那些抵制工业更快增长的工业专家们，包括经理、工程师和规划师。通过起诉这些人，他确认案件中的被告普遍犯有蓄意破坏罪。怀疑如影随形，全国的专家们都陆陆续续被打倒了。
斯大林还让其他人按照他的所作所为行事，不处死沙赫特事件中的那些罪犯们，目的是在保护自己纯洁名声的同时，得到他想要的结果。[17]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为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制定计划。到1928年夏天，这项工作即将完成。按计划，“一五计划”将在1928年10月开始实施。在该计划中，生产目标惊人地高：生产资料的产量计划增长161％，消费品的产量计划增长83％[18]，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都要接受国家的控制。虽然政治局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但也期望同时能够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他们还希望各拖拉机厂能够生产成千上万台拖拉机，由即将建成的集体农庄随意使用，用于农业建设。那么，利润从哪里来呢？其实，斯大林就是打算对富裕农民征收贡税。因此，这项过于乐观的计划的收益，将来自于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布哈林将这种做法，描述为“白痴文盲的做法”。
1928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布哈林决定严厉谴责近来粮食征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7月4日，再次召开中央全会时，官方在决议中对新经济政策问题做出了承诺，甚至允诺提高粮食价格。[19]但是，对布哈林而言，问题在于他恢复经济稳定的措施宣告失败。农民拒绝交出手中的粮食，暴力强征粮食行为恶化了农民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所需的工业品的缺乏使农民丧失了将粮食拿出来卖的动力。[20]政治局一直希望通过进口小麦来缓解当时的粮食危机，但这项终结粮食供应赤字的措施姗姗来迟，无异于杯水车薪，且对解决农民的困难也没有任何帮助。当时，城镇居民依然缺少粮食和蔬菜。月报显示，苏联面临着城市居民营养不良的严冬。对此，政治局不能置之不理。
布哈林没有指望数位强有力的领导能对此有所反应，但他希望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能够站出来批评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边疆区所发生的事情。[21]可见，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对斯大林并不太忠诚。其实，就连奥尔忠尼启则有时在背地里对斯大林也不那么尊敬。[22]对于战胜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亚戈达及其他党的领导人，布哈林仍然保留着一份希望。他认为，自己应该以事实揭露国家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23]但是，斯大林已经设法争取到了原就支持他的那些人的支持（据说，加里宁有恋芭蕾舞女的癖好，这使斯大林抓住了他的弱点而对其施加压力）。到1928年夏天，布哈林变得越来越疯狂，甚至开始担心斯大林会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当作有用的同盟，而拉回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来。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布哈林与加米涅夫做了沟通。他告诉加米涅夫：“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远比我们过去同你发生的所有分歧严重得多，我们右翼人士想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回到政治局中来。”[24]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谈话显示出他陷入恐慌，不能在党的最高层积聚起足够的支持。现在，他反对总书记的杰出的盟友只剩下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了。
但是，布哈林坚信，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征收粮食的方法必将抛弃，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市场机制将会恢复。起初，他的乐观主义看起来还是有道理的。粮食征收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据说得到了官方的谴责，同时，官方认为“非常措施”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抛弃，必须加以拒绝。虽然斯大林坚持认为对早期集体化的更强有力的承诺应当写入公开的声明中，并获得了成功，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在政治上给自己带来了危害。
布哈林没有放弃，他开始面对现实，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这本书中，布哈林严厉批评了“超速工业化”的思想。在他看来，这些思想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而是反列宁主义的。他宣称，只有工业和农业保持一种平衡稳定的关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25]但是，《札记》通篇没有提及斯大林一直到1928年所说的任何话。在他看来，虽然他想通过《札记》这本书来使那个被他誉为苏联的成吉思汗的政治家走向折中化，但既然斯大林仍然没有抛弃新经济政策，那么他就没必要经过特殊许可，来发表自己的著作。[26]然而，他推断斯大林感兴趣的所有东西就是把持权力，这就大错特错了。[27]因粮食供应危机而起的争论使斯大林在其他方面有所收获。现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斯大林派将不再满足于农业措施的变革，也需要工业上的快速进步和军事上的安全，还希望镇压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除掉旧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建设城市、学校和电影院，促进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传播。
每次见面，斯大林和布哈林都要发生冲突。斯大林以为世界经济正再次面临根本性的危机。斯大林决心将这个问题反映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因此，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他宣称欧洲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党员——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并将这些人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布哈林对此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他明白欧洲极端保守主义者所造成的危险。在了解了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后，他希望将希特勒的纳粹分子当作德国共产党政治打击的主要目标。但斯大林争取到了政治局中那些要求改革共产国际方针政策的党员的支持，这样，在国内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是如此。直到那时，“一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一直在寻求自身的稳定才成为官方的说法。现在，斯大林坚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进入终极危机时期，“第三个时期”开始了，在欧洲进行革命的机会也即将来临。
对于共产国际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实际指导，政治局已经讨论了一两年的时间，但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斯大林想要将布哈林打倒，因此，他改变共产国际的方针中蕴含着的个人利益，问题可能不仅限于此。1917—1918年间，斯大林就已经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怀疑。斯大林意在对苏联进行改革，其方式可能像以前一样激进。但从1928年年中开始，斯大林的支持者们要求全欧洲的共产党采取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所持有的立场。这样，极端激进主义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在政治局的鼓动下，共产国际将怀疑者、摇摆不定者及托洛茨基分子清除出党的阵营中，世界共产主义正为即将来临的革命性巨变做着准备。
在坚称欧洲即将爆发革命的同时，斯大林以为俄国共产党应该全神贯注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的对手将此作为证据，说他是一个伪君子、笨拙的人。托洛茨基提醒每个人，正是斯大林在1927年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笨拙的指示，才导致了中共在大革命中失败，布哈林也对政策的改变困惑不已。其实，在斯大林对政策的变革中，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悖论。他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承诺虽然备受争议，但并没有隐含着他从根本上忽视了世界革命的必要性。斯大林一直认为，直到全球一个或多个强国发生诸如苏联这样的革命，苏联才不再面临安全问题。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愿意冒险去直接干涉欧洲事务。其实，他仍然担心这样会引起欧洲国家对苏联的军事侵略。斯大林也不再设法使共产党局限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而是加强扩张。共产国际主张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应与本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合作，让他们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挫败感。
斯大林很少仅仅为了一个理由而去行事。1928年之前，他与布哈林结盟时，将共产国际的很多事务留给他处理，因为布哈林在外国共产党中有很多支持者，且这些支持者都居于领导位置。此后，斯大林通过改变方针政策，驱逐持不同政见者，将自己人拉到各国共产党的岗位上。布哈林也易于情绪化，他考虑再三后，将辞职作为向斯大林施加压力的手段。[28]自十月革命以来，斯大林也曾频繁地提出辞职，但他不会像自己所受到的礼遇那样对待布哈林。他对胜利的唯一标准是征服敌人。
斯大林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在向全面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调节迈进的过程中，居主导地位的领导者却倒退回了内战期间的苏维埃经济体制。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就设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监管所有的经济活动。内战期间，国家牢牢控制着银行和工业部门。而且，这些措施在此后得以保留。1921年2月，政治局又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斯大林及其同伴们提出，他们正从这次改革中创立一项有计划的战略。“计划”这个词所蕴含的意思是，情况就是这样。其实，没有任何这种确定的战略存在，改革的道路上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得修改现有的方针政策，有时甚至完全放弃。虽然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宣布，但仍处于不断地变更中。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时，并非没有方向。虽然他缺乏一项有计划的战略，但他总是拥有一系列具有可操作的设想，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设想总能被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认同。
即使是尼古拉·布哈林都认为，市场迟早会从经济中排除出去，富农、耐普曼、牧师、“资产阶级专家”、民族主义者和所有其他政治和文化倾向的支持者们，是敌视社会主义的社会因素，早晚也会莫明其妙地消失。建立完全的国家所有制经济和国家主导的社会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们的共同目标，即使使用武力也不退缩。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的经验对他们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为了保证人们对他们的服从，布尔什维克党更希望采取粗鲁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所遇到的挫折是极大的。同时，来自国外的军事威胁没有消失，苏联和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鸿沟日益拉大。忠实地支持居统治地位的领导者的那些人感到尴尬，因为反对派宣称，他们已经背叛了列宁领导的革命目标。这种心态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框架，他能按照这个框架从1928年开始逐个提出他的建议，获得党内更大范围的大力支持。
不管什么事情，只要需要他来决定，斯大林就从未犹豫不决。他的准则就是不从细节上制定政策。通过不断思考和反复琢磨，他能够迅速做出决断。斯大林经常面临一些特殊情况，这就要求他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此，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还勤勤勉勉地工作。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就能做出决断，斯大林让其下属来做，然后将决策结果报告给他。他的周围围绕着一些像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样的人，他们支持他的设想。斯大林也不断提拔那些经训练可以加入到他们中间来的人。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大集体农庄、清除富农、神职人员运动即将来临。整个政治体制变得更加严酷，暴力盛行。俄国共产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人民委员会不断巩固手中的权力，原来各党派的残余势力将被根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将被逮捕。直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古拉格迅速膨胀，成为苏联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门。同时，新的城镇和城市拔地而起，成千上万个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各厂矿设法补充劳动力时，一批农民云集到这里来。国家向文化事业注入大量资金，工人和农民被提拔到行政机关工作的事情将非常普遍。国家亦培养国民终止政治妥协、社会妥协和文化妥协的热情，马列主义得到广泛宣传。推动国家发生重大变化成为斯大林及其在克里姆林宫的同志们的重要工作。
* * *
[1] J. Baberowski, Der Feind ist uberall, p. 561.
[2] RGASPI, f. 17, op. 3, d. 667, pp. 10 - 12.
[3] J. Hughes, Stalin, Siberia and the Crisis of the NEP, p. 129.
[4] J. Hughes, Stalin, Siberia and the Crisis of the NEP, p. 138.
[5]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pp. 137 - 138 and 140 - 141.
[6] J. Harris, The Great Urals, p. 69.
[7] J. Baberowski, Der Feind ist uberall, p. 564.
[8] J. Baberowski, Der Rote Terror, pp. 196 - 197.
[9] 参见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报告，该数字包括预备党员。Pyatnadtsatyi s'' ezd V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i Partii - （b）， pp. 100 - 103。
[10]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35.
[11]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9, pp. 136 - 138.早期要求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意义，已得到罗伯特·塔克的认可。参见R.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pp. 12 - 14。
[12] Ι.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1, pp. 1 - 9.
[13] Pravda, 15 February 1928.
[14] E. H. Carr and R. W.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 - 1929, vol. 1, part 1, p. 55.
[15] Sove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28 - 1941, p. 73.
[16] Andrei Sokolov, 'Before Stalinism: The Defense Industry of Soviet Russia in the 1920s', pp. 12 - 14.
[17] 加米涅夫与Ν. I.布哈林、G.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概要，参见Razgovory s Bukharinym, p. 32。
[18]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p. 145.
[19] R. W. 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pp. 41 - 51.
[20] 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与我分享了他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后的危机的认识，因此，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
[21] 加米涅夫与G.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概要，参见Razgovory s Bukharinym, p. 30。
[22] Razgovory s Bukhaninym., p. 35.参见加米涅夫与Ν. I.布哈林、G.索柯里尼柯夫谈话概要的附件。
[23] Razgovory s Bukhaninym., pp. 32 - 33.参见加米涅夫与G.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概要。
[24] Razgovory s Bukhaninym., pp. 30 - 31.
[25] Prava, 28 September 1928.参见S.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p. 295 - 296。
[26] Razgovory s Bukharinym., p. 35.参见加米涅夫与布哈林、G·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概要。
[27] Razgovory s Bukharinym, p. 30.
[28] Razgovory s Bukharinym, p. 35。参见加米涅夫与布哈林、G·索柯里尼柯夫谈话概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