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政治局的斗争趋于白热化。随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反对布哈林和斯大林，个人争执演变成全面的党派斗争。他们为党的内部组织及国际关系事务争论不休，同时，土地政策也是他们争论的焦点。布哈林满腔热忱地支持新经济政策，并告诉富裕农户：“发财致富吧！”[1]这几乎很难与列宁多年以来对富农的评论一致。在他口述的最后几篇文章中，列宁甚至还设想通过农民的逐步发展，建立一个农村合作社体系，但他从未特别倡导以利润为目的作为农业复兴的原动力。斯大林的同盟布哈林似乎在暗中破坏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并未伺机苛评它，而主要是反对新经济政策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强的妥协让步。斯大林和布哈林站在一起，先是赶走了他们的敌人托洛茨基及其右翼反对党。后来，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对“工农联盟”做出更激进的解释时，他们又合起伙来与两人展开了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的生存危机四伏。
1925年10月，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冲突。在确保获得了财政人民委员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及列宁的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的支持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到了中央委员会，而斯大林和布哈林当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没有失去在党的最高层的支持者，因此，斯大林决定于1925年12月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对他们予以公开打击。于是，他巧妙地揭露了他们两人曾试图让他同意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的事情。同时，他还道貌岸然地拒绝承认自己嗜杀的倾向，并宣称：
我们拥护团结，反对分裂，分裂的方针与我们格格不入。我们党需要团结，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想要团结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实现。如果他们不想要的话，我们也能够实现。[2]
虽然列宁对他的性格提出了批评，说他粗鲁且容易导致党内分裂，但他仍不遗余力地表明党分裂的危险源自正变得越来越出名的列宁格勒反对派。
加米涅夫非常直白地说道：
我们反对创造一个领导专制的理论，反对任何人转变成专制的领导，还反对党的书记将政治与组织捆绑在一起，凌驾于政治主体之上。我们认为，应当存在一个真正有无限权力的政治局，将所有党内的政治家团结起来，从而组织起我们的领导层。在这种内部架构下，党的书记应当服从政治局，并执行其政策法令。就我个人而言，我建议我们的总书记不能是将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统帅团结在他周围的人，其主要原因我已向斯大林同志讲过，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一部分列宁主义者讲过，即我得出结论，斯大林是不能担任将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统帅们团结起来的任务。[3]
对于斯大林的支持者及布哈林而言，这种警告看起来略显过分，但它确有其道理。加米涅夫明白，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关系表面上虽然很友好，这是因为斯大林想借布哈林之力成为党的领袖。
季诺维也夫通过泄露基斯洛沃茨克事件的情节，破坏了他们谈话的保密性，从而对斯大林进行了报复。当时，斯大林的朋友们甚至都对削弱其权力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4]但季诺维也夫并没有得到以往的支持。虽然斯大林比季诺维也夫在谋略上更胜一筹，但季氏不能将自己所有的不幸遭遇归咎于总书记。事实上，正是他自己发动了相互猜疑的“引擎”。如果有人显示出妄自尊大的野心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他，但他对掌管政治局的斯大林——布哈林双头政治又毫无办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可能会对现政权的不足之处说三道四，但直到最近，他们仍是支持其基础的两根支柱。季诺维也夫曾向中央委员抱怨在斯大林手下工作的待遇问题，并表示不赞成斯大林和布哈林提倡的向农民做进一步让步。但他并没有弄清楚如果处于他们的位置上，自己应该做什么。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一起，将自己置于应受责备的境遇中。当时，党处于危险时刻，他们却陷入党派之争。托洛茨基刚被打倒，他们就分裂了党的领导层。而且，当时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在全国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内战中，党对白卫军的胜利使其放弃了分裂国家的企图。布尔什维克党阵营之外的工人们非常不满，农民们对党的新经济政策也谈不上感恩戴德。同时，人们对党持续不断地打击俄国东正教也有深深的怨恨。在苏维埃机关供职的很多技术专业型员工，期望发动一场“热月政变”，而这种政变，是布尔什维克党最为担心的。1794年的热月，领导法国革命政府的雅各宾派被推翻。多数富于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们继续将布尔什维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清除；很多在内战中尝到甜头的非俄罗斯民族，期望摆脱苏联宪法的束缚，确保得到民族和种族权利；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发了大财的耐普曼强烈要求更加稳定的商业环境，富裕的农民们也有这种诉求。在公共生活中，众多受压迫的政党，如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宪法民主主义者，以及由各民族建立的许多组织，也都跃跃欲试。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感到了四面楚歌。于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领导人们清醒地看到，强制建立一个集权化的一党制国家，尚不能使政党、国家和社会中的较低层次人群的观点和行为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党的政策的制定，并不征求克里姆林宫之外的人们的意见，对政策的公开反对也仅限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无论何时，只要有其他倾向公开出现，就会遭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格伯乌于1924年易名）的有力打击。政治局成员们无一例外地意识到，他们管理这个国家的方法和原则并非完美无缺，社会、民族和宗教方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非常普遍。党本身也有其缺点，党争、消极抵抗以及最底层意识形态热情的消减就很明显。无论谁在党争中取得胜利，继承了列宁的工作，都将立即面对更加繁重的任务，即更加紧密地治理苏联，使其事业不可逆转。斯大林有制定政策、挑选职员的权力，并成功地在党内打败了主要对手，但他并未将苏维埃的秩序转化为一个普遍将顺从和热情奉为神圣的权力体系。
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可能会对苏联宣战，这徒增了他的顾虑。1918至1919年间，外国曾对苏维埃俄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种战争可能会卷土重来。但应当承认，苏联已经和英国及其他国家签订了条约，并与战败的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共产国际逐渐增加了附属的共产党的数量，增强了他们的力量。表面上看，苏维埃政权已不再面临和平的威胁。即使是在苏维埃政权放弃沙皇俄国及临时政府的债务问题上制造麻烦的法国，也已无心再发动一次侵略战争。但是，只要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外交上的紧张局势就会存在。这种紧张局势可能会突然发生变化，使苏联受到外部侵略。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对边界上的军事冲突保持戒备状态，他们相信，除非西方同盟国煽动，否则，波兰人不会在20世纪20年代入侵乌克兰（虽然这种现象并未再次出现，但法国军事顾问的确与英国进行了军事勾结及外交磋商）。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即使英国和法国不在20年代讨伐苏联，他们也会更好地武装和部署代理军队，而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甚至土耳其的军队，可以承担起这样的任务。
当苏联面临国内外敌人多方压力的情形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选择了一条托洛茨基已经走过的道路。即使斯大林没有发表反对他们的演讲，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党的不忠，也使二人陷入尴尬境地。1925年，苏联有1.47亿人口，其中有布尔什维克党党员102.5万人。[5]就像布尔什维克党所承认的那样，每个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内战期间及其后，大规模的征召活动造就了一个党。这个党有成千上万个经验充足的领导人和斗士，绝大多数成员在政治常识及行政管理知识方面与社会上其他人并无二致。
斯大林继续著书立说，阐述其政治观点，并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在他各种各样的著作中，有一本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演讲的结集，这就是1926年出版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本书的内容并未改变居于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的共识，即斯大林是一个毫无想象力的列宁主义的注解者，更具解释力的文章和著作是由其他人写的。比如，托洛茨基写了列宁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了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布哈林写了认识论和社会学的问题。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轻易地在列宁的主要著作中找到。因此，这实际上是对列宁思想的编纂。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当时，书中只有一部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斯大林宣称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直到那时为止，布尔什维克党官方的论断是苏联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保持强势状态，将会严重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哪怕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难逃此厄运。
这也是列宁的观点，在其有关对外政策的著作中，列宁也表达了这一想法。因此，每当条件允许，列宁都试图通过舆论宣传、财政援助、提供建议或者发动战争来传播革命思想。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除非得到德国的帮助，不管这种帮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俄国经济的重建才可能实现，否则，只是痴心妄想。因此，列宁期望着外国，尤其是德国将最终帮助俄国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在这种期望中，他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开始启动。对此，列宁于1920年9月在党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大表大会上作了论述。他坚持认为，俄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实现经济建设的目标，如果苏维埃俄国保持孤立状态，要恢复经济，可能需要10至15年的时间，更别提经济的发展了。[6]
但是，斯大林坚持认为，虽然苏联没有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这个伟大的编纂者又不得不寻找托词。他不得不错误地引用列宁已经发表的文章，同时，还利用其组织方面的威信，阻止令其尴尬的未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出现。这就是其对手们在他的文章中发现的他的耻辱，而这些文章并非用来揭露其观点的非正统性。的确，只有在回顾往事时，其异端的说教才开始具有实际意义。但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说教对实际的政治生活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所有支持者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苏联也必须独立地、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将会在这条道路上成功地走多远的问题，看起来仍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
斯大林的其他竞争者也著书立说，向党员们解释列宁主义，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他们每个人都借助列宁的威信，宣称自己提出了与列宁主义相一致的方针策略。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惊世骇俗的思想，但每位作者都各有诀窍，使人们都认为他们是卓越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局中遭人讨厌的托洛茨基，拿出一本法国小说，非常招摇地兀自读起来。即使以政治局的标准来看，他也是傲慢、自大的。他鄙视斯大林愚昧无知、缺乏教养，也早已不是秘密。他们没有弄明白的是，《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除了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些离经叛道之外，实际上是一本合适的列宁著作的梗概。它框架合理，构思清晰，同时，从各个角度对列宁的思想作了详细介绍和缜密的解读，因此，是教学方法连续性的典型。书中几乎涉及列宁一生的著作中的所有主题，且阐述简洁明了，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随后又印刷了好多次。
斯大林的对手们的确低估了他的决心，即证明他们鄙视他的做法是错误的。斯大林明白自己的缺点之所在，知道自己对德语、法语一无所知，对英语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他重新开始尝试着自学英语。[7]他演讲的才能不突出，所以他也试着在演讲方面上下功夫，不让任何人为他写演讲词或编辑草稿。他的马克思主义缺少认识论的意识，因此，他请简·斯特恩（Jan Sten）每周对他进行一次指导，主要内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则和方法。[8]
与此同时，斯大林勾勒出了明确的理论框架，这注定使他登上权力的顶峰。他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要分别开来”的观点与列宁主义大相径庭，但引起了很多不喜欢托洛茨基主张的党的中央委员的共鸣。托洛茨基认为，除非社会主义者们能够在欧洲其他大国夺取政权，否则，十月革命的成果势必萎缩，甚至死亡。稳健地倡导新经济政策的斯大林不遗余力地证明，他深信即使没有外国的援助，苏联也会取得进步，因为它有基本的潜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既是对意识形态倾向的阐述，也是对斯大林思维中某些倾向的阐述。他对新经济政策的执行日益模棱两可，从未像布哈林那样对其进行鼓舞人心的宣传。他强调对国家工业进行高投入的必要性，以及提高富裕农户税赋的必要性。他仍坚持认为应当把工人从工厂中提拔到行政管理职位上来，对“资产阶级专家”的痛恨亦没有改变。[9]斯大林根据党的官方政策，以各人在1917年之前对布尔什维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度为基础，向党内各职位上安排人员。[10]
问题的关键是，意识形态及政策上的这些倾向日渐吸引了中央和各省的党的领导人。斯大林上升到权力的顶峰并非只是通过操控官僚主义的杠杆，当然，由于他能够以他所选中的人取代当地党的书记，显然他是有优势的。然而，现政权允许他控制中央委员会和诸次党代会上的争论，也并非假事。但如果他不能成功地使中央委员会和党代会上的党员们确信他是一个值得支持的政治家的话，那么这些优势也是毫无用处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行政管理者还是作为一位领导，斯大林的思想和行动上都似乎比其他人更符合要求。
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做好了对党内反对派进行最后的决定性打击的准备。他们一直痛恨托洛茨基，在私人通信中，两人都为越来越成功地使其威信扫地而高兴不已，但仍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对他保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惧感，因为他们对他了如指掌。托洛茨基，果断决绝，党内还有其追随者。他们不太尊敬季诺维也夫，但也认为他仍是一个威胁。然而，更危险的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和解。当后者从左翼的立场批评布哈林和斯大林时，反对者们中的分歧减少了。1926年年中，联合反对派最终形成。斯大林听说克鲁普斯卡娅支持季诺维也夫后，就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他说：“克鲁普斯卡娅是个分裂者，如果我们要维持党的团结的话，真的需要对这个分裂者进行狠狠地打击。”[11]两年前，当需要消除列宁遗嘱的影响而为自己辩护时，他欣然接受了她的支持。当劫后重生后，他打算像对待联合反对派中的其他主要成员一样来对待她。
到1926年年中，斯大林已经为清算党内的争端做好了准备。当托洛茨基向布哈林低声含糊地说他希望在党内有大多数人支持他时，总书记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写道：“他了解的有多么少啊！他太低估布哈林了！但是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就会用重拳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嘴巴，并像打击施略普尼柯夫那样，将他们归为变节者。”[12]斯大林指责他们甚至都不如施略普尼柯夫领导的工人反对党对布尔什维克党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处于紧张对峙中。季诺维也夫应该会被开除出政治局，而党的最高领导人毫不畏惧、胸有成竹地说：“我保证，这件事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全国，都将在没有丝毫复杂性的情况下进行。”[13]季诺维也夫将第一个被开除，托洛茨基将在其后离去。[14]
到那时为止，党的领导层中的斯大林派已经是井然有序。虽然1926年6月3日，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就季氏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争论，但他本人仍能安然地住在黑海岸边度假。[15]他想对拥护他的党派进行全面控制，既了解有关事态进展的最新情况，又可将常规性的指示转达给下属。这时候，斯大林创立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使他即使在外度假，也能够掌控局势。这样，他就在更高程度上显示出自己的权威。1926年9月，他写信给莫洛托夫，向其表明他对他的同盟及所谓的朋友布哈林所进行的实质性的安排。他说：“布哈林就是头猪，甚至比猪还要糟糕，因为他认为写两行字就有失其身份。”[16]大约也是那个时候，他还谈及了其伙伴米高扬。他认为：“米高扬在政治上是只小鸭子，而且是只有能耐的小鸭子。但无论如何，他只是一只小鸭子。”[17]从这一切来看，斯大林似乎将自己视为在对抗联合反对派的活动中独一无二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党派斗争中，没有其他人能够成功地协调和领导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工作。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永世不得翻身，就成为其目标。
然而，不断党争的压力也对斯大林造成了伤害。在不受拘束地指责联合反对派的同时，长篇累牍的人身攻击对他本人造成了伤害，而他也不得不独自承担这一切。斯大林是一个极端敏感的恃强凌弱者，每当形势对其不利时，他就重复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老把戏，试图辞职。1926年12月27日，他写信给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李可夫。信中写道：“谨请求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兹声明，我不能再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也没有能力再在这一岗位上工作。”[18]1927年12月29日，他同样表露出了辞职的意图。[19]当然，斯大林是希望同事们能够劝说他收回辞职申请，他的同事们的确也这么做了。但是，他总体的自制力和自信心，在这些时刻都减退了。
斯大林的游移不定是暂时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必须打倒联合反对派的情况下，他作为党的总书记，带着同事们所敬佩的好斗性，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并和布哈林一起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虽然布哈林有令人不安的以友好方式与对手们继续谈判的倾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目的表露得惊人得快。1927年春天，托洛茨基起草了一份野心勃勃的声明，并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83名[20]反对者签名。他在这份声明中猛烈批评了居统治地位的中央领导人的过失，同时，要求实施具有更强革命性的对外政策和促进工业更快地增长。此前，他还对党的“官僚主义化”表现出了关切。现在，他及其支持者们坚持认为不光在党内，还要在苏维埃中进行一场全面的民主化运动。他们宣称，只有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措施，十月革命的原定目标才能够实现。在联合反对派看来，政治局正在一点一点地破坏列宁所支持的每件事情。因此，他们的最后一击就是要求将党的原则再提升到当前政治议程的最高处。
整个1927年夏天，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在领导对联合反对派的反击。他们意识到，联合反对派在指责政治局对革命的使命玩忽职守的同时，也表明了政治局成员头脑简单且无能。在这种情况下，两人本就好斗的性格更加强烈。政治局决定，随着国际形势变得日益复杂，他们必须站稳立场。几个月以来，英国保守党政府都在寻找吵架的机会。当警察搜查伦敦英苏贸易公司，即阿尔克斯（Arcos）公司并拿出了妥协的证据时，英国悍然断绝了双方的外交关系，并于5月份将苏联大使驱逐出来。6月份，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杀。因此，在苏联又一次出现了战争恐慌情绪，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加强了对颠覆和破坏活动的监视。问题和麻烦纷至沓来，层出不穷。7月中旬，从中国传来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蒋介石于4月份在中国大规模屠杀共产党的消息。虽然伦敦和华沙发生的事情不是政治局的过失，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应直接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共产国际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受其政策。直到事件发生为止，他们仍坚持与蒋介石联合。到了1917年8月，斯大林和布哈林终于允许中国共产党组织武装起义，反对蒋介石。因此，联合反对派严厉斥责政治局，认为他们对苏联的对外政策缺乏有效的监管。
然而，斯大林仍像往常一样前往南方度假。他断定，可以将讨伐反对派的事情交由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处理。度假期间，有关党争的文件按期送到他手中，但文件的内容常常让他怒不可遏。不知怎么搞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成功地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转化为挑战中央委员会的机遇。因此，奥尔忠尼启则看起来已经失去了对事态发展的控制。对此，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说：“这真是个耻辱！”其实，他本希望留下来负责莫斯科事务的人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立场，但事实竟是如此。[21]
斯大林在6月份和7月份所写的信中都是对英国事件和中国事件的详细说明[22]，但他并未减少对国内威胁的关注，因为他还不得不去对付托洛茨基。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布哈林一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将他们的敌人驱逐到日本是不是最好的办法。[23]最后，他们决定分阶段地进行。但是，1927年10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托洛茨基的一些支持者们突然叫嚣政治局隐瞒了列宁遗嘱。对此，斯大林早就做好了准备。他说：
反对派想用个人因素，如斯大林的粗暴，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固执等来“解释”自己失败的原因。多么廉价的解释呵！这是巫师说鬼话，不是解释。……从1904年到1917年二月革命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一直围着孟什维克转，拼命反对列宁的党。这个时期列宁的党使托洛茨基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呢？这也许错在斯大林的粗暴吧？但是斯大林那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那时他在国内，离国外很远，在地下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而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斗争是在国外开展的——这和斯大林的粗暴有什么相干呢？[24]
斯大林在联席会议上对问题的处理极有说服力。他提醒反对派，此前，他拒绝了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尖锐地指出：“我过去把善事做过了，这的确是个错误。”
此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完全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了这项决议。因此，斯大林——布哈林联盟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党经历了十年的党争之后，斯大林一方占了上风。布哈林依然与被打败的对手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斯大林拒绝对他们做出让步，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宣布进一步将75名反对分子开除出党。斯大林和布哈林一起，消除了对新经济政策构成严重威胁的因素，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此后一个月内，党争后的平静被打破，这两位胜利者竟至反目，变成了仇敌。1928年1月，党的总书记开始打算抛弃新经济政策。
* * *
[1] Chetyr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p. 427 - 431 and 503.
[2] Chetyr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 508.
[3] Chetyr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p. 274 - 275.
[4] Chetyr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 455.
[5] Chetyr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 52.这个数字包含预备党员。
[6] RGASPI, f. 44, op. 1, d. 5, pp. 37 - 38.
[7]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p. 30 - 31.
[8] 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引证的叶·P.弗罗洛夫（Ye. P. Frolov）的回忆。Let History Judge, pp. 224 - 225.
[9] R. Service, 'Joseph Stalin: The Making of a Stalinist', pp. 22 - 23.
[10] G. Gill, The Origins of the Stalinist Political System, pp. 125 - 134.
[11]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90.
[12]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71.
[13]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p. 72 - 73.
[14]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74.
[15]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69.
[16]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90.
[17]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05.
[18] 参见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译者注
[19] Stalin v vospominaniyakh sovremennikov i dokumentov epokhi, p. 146.
[20] 一说为84人签名，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译者注
[21] Pis' ma I. V. Stalina V. Μ. Molotovu, p. 102.
[22]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p. 103, 104, 106, 107 and 116 - 117.
[23]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107.
[24] I. V. Stain, Sochineniya, vol. 10, p. 193.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7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