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是领导人个人为获取最高地位而展开的竞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斯大林都认为自己能够接替列宁的工作，就连加米涅夫都有这种野心。目睹其对手们在公共场合趾高气扬地炫耀自己，斯大林感到怒不可遏。他承认，他们都是优秀的演说家，在这点上，他一直感到相形见绌。但是，斯大林固执而又过度敏感地为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贡献感到自豪。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主要贡献本质上讲是很实际的，像他一样的实干家是党的支柱。实干家们非常敬仰列宁，认为他是一只鹰，吓得其对手们像鸡一样四散开来。斯大林看起来给那些不认识或认识他的人印象不深，但他早已决定要成为党的第二只鹰而名垂青史。[1]他不光要将与他争夺继任权的对手吓得作鸟兽散，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向他们发起突然袭击，将他们撕成碎片。1923年，斯大林在与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聊天时，解释了他大致的态度。他说：“我最大的乐趣是预先确定好敌人，只要准备停当就来个彻底报复，然后去睡大觉。”[2]
就是这个人，十月革命后娶了娜佳·阿利卢耶娃，但没有举办结婚仪式。他们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曾说道，父母1918年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之前就以夫妻身份居住在一起了，但她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然而，直到1919年3月24日他们才正式登记结婚。[3]当时，娜佳的年龄还不到约瑟夫的一半，他就是她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对于斯大林粗暴的性格特点，娜佳也有所耳闻。但她认为，这种性格是专门对待共产主义的敌人的，而不会将这种粗暴强加在自己的妻子身上。
结婚之初，他们的生活美满幸福。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在1919至1920年的严冬时节认识了娜佳，其“迷人的美丽心灵”以及斯大林的风范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斯大林给予娜佳非常多的关注。”[4]但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已经悄悄来临。约瑟夫想让妻子以管理家务作为其首要任务，这也是1917年娜佳能够引起其注意的技能之一。[5]但是，娜佳想要一份职业。作为老布尔什维克党的女儿，她在内战中执行了重要的技术性任务。虽然没有专业资格，但在政治上可靠的秘书非常缺乏的年代里，她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称职的职员。[6]她很快学会了电报的解码工作，这些电报传输了苏联领导人，包括其丈夫的秘密信息。[7]后来，列宁聘请她担任自己的秘书。[8]直到1920年秋天，斯大林外出征战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要长，娜佳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其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中。她与列宁一家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以至于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外出旅行时，请她来喂猫（列宁是指望不上的）。[9]娜佳还入了党，并断定其在布尔什维克党最高管理层的工作将会继续下去。
斯大林第二任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娜佳是斯大林老战友阿利卢耶夫的女儿。十月革命前期，身在彼得格勒的斯大林曾寄宿在这位老友家中。在那里他遇到了年轻的娜佳。1919年，39岁的斯大林与不满18岁的娜佳成婚。
但当约瑟夫从苏波战争中归来后，她的希望便灰飞烟灭了，且家庭琐事也日渐增多。约瑟夫所需要的，就是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可以享受安定的家庭生活。1920至1921年冬天的晚些时候，他们的麻烦变得非常棘手。1920年6月，娜佳就怀孕了，但她怀着孩子继续工作，而约瑟夫自己也重病缠身。内战期间，他就经常抱怨全身疼痛，筋疲力尽。[10]但没人认真对待他的身体问题，因为每当他在盛怒之下试图辞职的时候，经常谎称生病。在党的十大之前就跟随他的内兄菲多·阿利卢耶夫说他看起来非常疲惫。斯大林赞同地说：“嗯，我非常疲乏，需要躲到森林里去。到那里放松放松，适当地休息一下，美美地睡上一觉！”[11]后来，他休了几天假，但只是在党的十大后其明显到了非就医不可的地步，才卧床休息的。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弗拉基米尔·罗扎诺夫（Vladimir Rozanov）教授诊断他患有慢性阑尾炎，说他这个病已经患了有12年了，而且非常严重。罗扎诺夫医生几乎不能相信，斯大林患这么严重的病还能够站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立即进行手术。
在那个年代，阑尾炎手术是经常要人命的。罗扎诺夫担心，手术过程中斯大林的腹膜受到感染。他还认为，斯大林太瘦了，会产生危险。[12]由于其身体虚弱，起初，罗扎诺夫对他进行了局部麻醉。但是，疼痛越来越不能忍受，直到打了一剂氯仿后，手术才得以完成。此后，斯大林回到了家中。他经常躺在长沙发椅上读书，两个月后逐渐康复。随着病情的好转，他经常外出寻找同伴。到了6月份，他就彻底痊愈，适宜工作了。斯大林偶然碰到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在与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讨论新经济政策，便顺势宣布自己要回来工作了。他说：“难以忍受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所以我就起来了。没有一位同志在身边，我感到非常厌烦。”[13]他的这种情绪可以轻易地写进任何一本关于他的回忆录中，但是菲多·阿利卢耶夫所讲的其他故事对他而言太尴尬了，因此，他不允许将它们发表。除了意志和身体的坚强外，他不想让人们发现有关他的任何事情。
约瑟夫生病和康复期间，正赶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瓦西里·斯大林出生。瓦西里·斯大林于1921年3月21日在莫斯科出生。他的平安降临，使娜佳身上的压力稍稍缓解。在此之前，约瑟夫一再强迫她专心致志地做好家庭事务。现在，她的娘家人不能帮她照顾孩子，因为他们所有人，包括母亲奥尔加在内，都埋首于政治活动，她只有自己安心在家带孩子了。而且，无论如何，奥尔加也算不上一个模范的保育员。由于父母亲都忙于各自的职业生活和革命活动，娜佳及其兄弟姐妹小时候都必须经常自己照顾自己。
娜佳也无法向约瑟夫的家人寻求帮助，他的母亲可可极力反对到莫斯科来生活。1921年6月，斯大林痊愈之后，由于党的事务前往格鲁吉亚，并趁此机会看望了母亲。母子在长时间的分离后相见，竟没有预期的那种温情。[14]可可果断而又理直气壮地问到：“儿子，你手上没有沾染一点沙皇的血液，对吗？”他画了个“十”字，并发誓自己与这件事情没有牵连，这才警觉地蒙混了过去。他的好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对他的行为大吃一惊，但斯大林说道：“她是个虔诚的信徒。我真希望上帝能让我们的人民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像让他们都信仰上帝一样！”[15]虽然他们已多年未见，但斯大林总是千方百计回避直接回答母亲所提出的问题。从可可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她自己坚定地认为，他们母子仍将继续分离。作为基督教徒的可可，有理由告诉她的儿子，共产党的克里姆林宫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出于母亲的舒适和安全考虑，斯大林将她转移到了第比利斯古老的总督宫一座佣人们住过的公寓里。布杜·马季瓦尼（Budu Madivani）说，当局增加了对她的保卫，“她没有再生一个斯大林出来！”[16]
斯大林不是单独回格鲁吉亚看母亲的，他还找到了其第一任妻子克捷万所生的儿子雅科夫。克捷万去世后，小雅科夫一直由其兄嫂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和玛利亚夫妇抚养。这次见到雅科夫，斯大林几乎认不出这个13岁的少年来了。他希望这个孩子最终由他来照顾，或者至少由娜佳来照顾。这已经不是他们家第一次多出个人来。1921年7月，化名为阿尔焦姆（Artem）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F·A·谢尔盖耶夫（F. A. Sergeev）在一次空难中丧生，留下了年幼的儿子无人照顾。在党内，孤儿由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养育，是约定俗成的做法。那么，抚养小阿尔焦姆·谢尔盖耶夫的重任就落在了斯大林肩上。这个小伙子一直和斯大林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长大成人。“二战”中，他成了红军的少将。[17]此外，斯大林还抚养着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据说，帕托利切夫的父亲于1920年死在了苏波战争期间斯大林所领导的军队中。[18]小帕托利切夫没有到斯大林家来生活，即便如此，他家还是由两口人增加到了五口。
在丈夫集中精力搞政治的情况下，娜佳找来了帮她做家务的助手。她不光为瓦西里请来了保姆，还找了几个佣人。而她自己，每天像猎狐犬一样寻找生鲜材料，以备厨房烹饪。斯大林的老朋友亚伯·叶努基泽（Abel Enukidze）所领导的克里姆林宫管理机关为每个家庭制定了一份食品的配额。由于约瑟夫的身体在内战期间频频出问题，医生建议他的饮食中要有充足的家禽肉。因此，斯大林有权每月获取15只鸡、一块奶酪和15磅土豆。但是到1921年3月中旬瓦西里出生前，他们已经吃掉了15只鸡中的10只（当时的鸡又瘦又小，斯大林想吃马肉）。因此，娜佳写报告请求增加配额。[19]（其实在嫁给斯大林之前，她就知道了如何在苏维埃的官场上周旋。1918年11月阿利卢耶夫一家搬到莫斯科后，她给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写信，要求换一套好一些的房子。）[20]嫁给斯大林后的这些年，娜佳又提出过很多要求。比如，她曾要求建一座新的幼儿园，但限于当时的形势，她的要求被拒绝了。[21]
像娜佳一样，当时年轻的女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希望出来工作，她们试图将为革命事业献身和为妇女解放献身结合在一起。对于娜佳而言，只要有佣人帮助她，她能够继续在列宁办公室工作，那么她就不反对管理家庭事务。但这种双重角色本就十分繁重，再加上她缺乏约瑟夫的支持，这使她简直无法忍受。他憎恶妻子对他的不满，因而对娜佳恶语相向，甚至用上了最肮脏的诅咒词。
斯大林渴望有一个听话的妻子，但娜佳并不温顺体贴。几乎从他们同居开始，就争吵不断。娜佳的情绪也经常出问题，其实现在已经证明，其精神是有问题的，这或许是由于遗传。她的哥哥菲多在内战后精神崩溃了。[22]娜佳性情多变，虽然她爱约瑟夫，实际上双方的怨恨日渐转浓。
在党中央机关中，有人认为娜佳不适合做一名党员。有谣言说，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约瑟夫。1921年12月，娜佳被开除党籍。对于任何一位在人民委员会工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耻辱。最终，娜佳还是丢了工作，借口是她没有通过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的各种各样的考试，而且，她嫌麻烦，并不积极备考。同时，她对于平凡的党务工作也难以胜任。她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借口更难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列宁本人温和地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表示支持，但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替她讲好话。[23]娜佳请求再给她一次机会，并保证按照要求更加努力地工作。起初，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作为完全不关心党的生活的无用的包袱予以开除”，但最终决定允许她转为预备党员[24]，并要求她在一年的工作期内不得出现事故。然而，无论如何，这份最终的决议至少使其能够继续在列宁办公室工作，并避免了其档案中出现污点。
现在，我们还不能证明开除娜佳党籍的背后是约瑟夫在捣鬼，娜佳也从未责备过他。但他就职于政治局和组织局，1921年时，他就开始干涉书记处的工作。因此，只要他愿意，完全能为妻子说几句公正话。但斯大林接受了这种结果。即使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发生争吵，她依然任列宁的秘书。在格鲁吉亚事件中，克鲁普斯卡娅甚至要她与列宁一方的加米涅夫联系。[25]如果娜佳就这件事向他的丈夫保守秘密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奇怪了。或许，斯大林最终开始意识到妻子工作为其所带来的优势。
在家里，娜佳是一位严厉的母亲，不像对约瑟夫那样，很少向孩子们公开示爱，并要求他们按照严格的行为标准行事。在回莫斯科前几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的雅科夫，对她的要求置若罔闻。约瑟夫工作很忙，总是不在家待着，因此，和雅科夫之间的关系从未得到巩固。即使待在家里，他对儿子的兴趣容易给孩子造成一种压力。约瑟夫希望雅科夫能够专心阅读。有一次，他在B·安德列耶夫（B. Andreev）的《征服自然》的封面上写道：“雅萨（Yasha），务必要读这本书！”[26]但是，每天都要与雅科夫打交道的是娜佳，而她发现雅科夫简直是气死人。娜佳在1922年10月给婆婆的信中曾指出这点：
让我深深地吻您，并代索索向您问好！他现在身体很好，工作很努力，感觉棒极了，只是一直在惦念您。
雅萨每天学习，玩耍，抽烟，但他不听我的话。瓦森卡（Vasenka）也很贪玩，对大人很无礼，也不听我的话，但他还没有开始抽烟。约瑟夫总是吞云吐雾，因此，瓦森卡肯定很快就会学会。[27]
然而，生活还是有让人感到愉悦的地方的。苏波战争之后，斯大林居住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官邸，另一个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乌索沃（Usovo），靠近一家破旧的伐木场，他们将这套房子称为祖巴洛沃（Zubalovo）别墅。这里，有一个离奇的巧合：该别墅的主人属于祖巴利什维利家族，而正是这个家族，建设了后来成为第比利斯正教中学的宿舍。斯大林及其邻居米高扬（Mikoyan）可能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他们所住的房屋，是由来自南高加索的工业家建设的，他们曾经为了反对他而大力领导罢工运动。[28]
1919年，该区域的数栋别墅都收归国有，斯大林所居住的是祖巴洛沃四舍。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屋的斯大林[29]，清除了房前屋后的大树和灌木丛，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改造一小块土地。每逢夏天来临，孩子们可以在附近的莫斯科河（River Moskva）里游泳嬉戏。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美得只有在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戏剧中才可能出现。但契诃夫的戏剧中描写的是年迈的乡村士绅如何被暴发户排挤的故事，而现实中，则是暴发户们遭革命者们驱逐的故事。斯大林对祖巴利什维利一家被迫搬离这套别墅而沾沾自喜，而自己也过起了类似于资本家的那种生活方式。每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一家人就来到祖巴洛沃。他们或采集蜂蜜，或者采摘蘑菇和野草莓。约瑟夫则四处打野鸡和兔子，并带回来供家人一起分享。他们一家随时欢迎来客。布吕尼和伏罗希洛经常来做客，并与约瑟夫端起美酒，放声高歌。奥尔忠尼启则和布哈林也常是座上客，举止温和的布哈林是娜佳和孩子们最喜爱的客人，他来这里时，总随身带着一只驯养的灰狐，还经常给孩子们画画。[30]
夏天一到，斯大林一家就会去南方度假，经常去的地方是黑海岸边的一套国家别墅。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政客们排着队上门来讨好他，莫斯科的密友们要是住在临近的别墅里，也会来造访。斯大林会安排到附近的山上或海边野餐。虽然斯大林不会游泳，但他喜爱新鲜的空气，也喜爱柔软的海滩。
斯大林也会利用休假来调整身体状态。他的身体状况让他不胜其烦，从1917年开始，他就采取各种各样的传统方法来治病。风湿病和恼人的咳嗽经常伴随着他。他的咳嗽，或许是由于吸烟引起的。[31]他曾经在北高加索地区的纳尔奇克（Nalchik）居住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地方有利于肺痨患者的康复。[32]但斯大林的病与众不同，他的风湿病每到春天会影响到手臂。于是，米高扬建议他到黑海岸边索契（Sochi）附近的马采斯塔（Matsesta）进行热水浴。[33]斯大林听从了米高扬的建议，他发现这里的水“比叶先图基（Essentuki）的泥要管用得多”[34]。叶先图基是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矿泉治疗地，以其土壤有益于身体健康而闻名。无论如何，斯大林通常都喜欢去索契度暑假。[35]从1926年开始，伊凡·瓦列金斯基（Ivan Valedinski）医生负责为斯大林诊治。斯大林去南方过暑假时，会随身带着瓦列金斯基的说明。瓦列金斯基告诉他，从马采斯塔回家前，要洗够12次热水浴。斯大林还请求瓦列金斯基允许他每个周末喝上一两杯白兰地。但瓦列金斯基坚定地告诉他，只能在周六喝一杯，周日绝对不能喝酒。[36]
这位医生或许忘记了，对于一个无神论者而言，周口并没有那么神圣。但不管怎样，斯大林从来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病人。他有自己的一盒药，只要他认为合适，就会吃上一些，也不管医生的建议。[37]现在，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听从瓦列金斯基的建议。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身体比早先好了许多。热水浴缓解了关节的疼痛，瓦列金斯基开的阿司匹林减少了颈部的疼痛，而1927年的一次心脏检查使他确定自己的身体总体来说是健康的。[38]
对斯大林来说，更麻烦的不是病痛，而是他和娜佳之间与日俱增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怨气的激增总会打断一段时间的平静。娜佳和孩子们会陪他在南方度假，要是她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往的话，两个人就会相互通信。[39]自从娜佳开始在工业学院上学后，通常情况下就不能与斯大林一起去南方，因为每个学期开始时，正是斯大林休年假的时候。他们的通信充满甜言蜜语，他叫她塔特卡（Tatka），她叫他约瑟夫。她时时刻刻挂念着他：“我请求你照顾好自己，让我深深地吻你，就像当初分别时你吻我一样。”[40]娜佳也会代表斯大林给他的母亲写信，告诉她孩子们的近况以及他们在莫斯科生活中的琐事。斯大林对政治事务太专注了，所以他自己很少给格鲁吉亚写信，多年来几乎不过问亲戚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他给母亲的信简略到极致，总是以“祝你活一千年”这类词语作为结尾。[41]可以说，娜佳全心全意地对待他，但从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她所渴望的赞赏和理解。
斯大林的无情挫伤了娜佳，一连串的事件让她悲观失望，使其精神状况不断恶化。或许，斯大林与其他女性调情对这些矛盾的激化起了一定作用。他在政治局的秘书是一位名叫塔玛拉·哈扎诺娃（Tamara Khazanova）的漂亮女士，也是娜佳的朋友，时常到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寓来，帮助他们照顾孩子。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斯大林喜欢上了她，并在纠缠她。[42]
目睹这种情况，娜佳的情绪不断低落，暗自伤神，变得忧郁起来。她在给约瑟夫第一任妻子的姐姐、其好友玛利亚·斯瓦尼泽的信中写道：
你说你感到厌烦、无聊，亲爱的，你知道，我何尝不是这样。在莫斯科，我绝对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这么多年来我竟然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这看起来有些奇怪，这显然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而且，我感到自己与不是党员的妇女更亲密些，这也很奇怪，但显然是因为这些人更加简单些。
对于再次被新的家庭事务束缚，我深感后悔。现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主要是由于许多奇怪的新偏见。如果我们不去工作的话，就会被人看成是“老妇人”。[43]
这里的“新的家庭事务”，是娜佳对自己最近怀孕的一种奇怪的说法。由于怀孕，她不得不推迟获得职业资格的时间，但她还是坚持参加一些培训课程。她告诉玛利亚要持这种态度，否则，只会将光阴虚度在为别人打杂上。[44]
对于腹中的孩子，娜佳翘首以盼。在她的盼望中，1926年2月28日，女儿呱呱坠地，他们为这个女孩取名斯维特兰娜。但是，娜佳仍然决定要将自己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1929年秋天，她进入位于莫斯科中部的工业学院学习，专业是人造纤维。
每天早晨，娜佳早早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工业学院上学。她将所有的特权抛在脑后，并离开了那个中年人居多的环境，加入到她这个年龄的圈子里来。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意识到娜佳·阿利卢耶娃是党的总书记的妻子，即使他们知道了，也没有以异样的方式对待她。娜佳每天上学放学，都没有司机接送，也没有侍卫保护，而是和她的同学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1929年9月12日，她给约瑟夫写信，描述了那段单调乏味的路程。她说：
可以说自从数学考试取得好成绩之后，事情都在逐渐好转，但总起来看，每件事情都不那么顺利。确切地讲，我每天9点都要到达工业学院，因此，我8点半就必须离开家。有一天，有轨电车竟然坏了，我就开始等公交车，但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为了上学不迟到，我决定打辆出租车。让我颇受打击的是，我刚上了出租车，刚走了只有100码，它也停了下来，因为车坏了。[45]
她对所有事情的要求都很高，经常烦恼不已。她要确保斯大林能够了解普通城市居民在生活上所面临的问题。[46]
甚至约瑟夫自己有时也会遇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晚期，有一次，他和莫洛托夫由于处理一些事情而走在克里姆林宫外，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莫洛托夫终生难忘：
记得当时暴风雪袭来，积雪成堆，我和斯大林没带警卫，一起穿过马涅斯广场。他穿着皮大衣和长靴，戴着一顶带耳暖的帽子，没人认出他是谁。突然，一名乞丐拉着我们说道：“好心的先生，给我些钱吧！”斯大林手伸进兜里，掏出来一张10卢布的钞票，交到了他手里，然后我们继续赶路。但是，这名乞丐在我们身后喊道：“你这个该死的资本家！”他的行为逗得斯大林大笑道：“试着去理解我们的人民吧。如果你给予他们的东西少，那就很糟糕。如果你给他们的东西多，那也不是什么好事！”[47]
但总体来讲，斯大林接触的这类事情并不多。
使娜佳感到焦虑的是，约瑟夫的关注点在政治而不是承担家庭责任。他的脾气很坏，在家里也如此。娜佳怀疑丈夫与其他妇女们有不正当关系。斯大林所在的办公楼位于穿过红场几百码处的老广场，从1923年开始，中央委员会就在此。他的办公室在较高楼层上，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其他人的办公室离得很近。[48]斯大林白天大多都待在那里，大部分夜晚也在那里度过。因此，娜佳不停地抱怨他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的不愉快是可以理解的。除了偶尔外出狩猎以外，斯大林对室外活动和学习毫无兴趣。与莫洛托夫和其他同事不同，他也不打网球，玩撞柱游戏，甚至连看电影都懒得去。日复一日地忙于工作，日复一日地争吵磨光了斯大林和娜佳的感情，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即将走向解体。
* * *
[1] 这种态度持续了很久。1937年11月，在肃反运动的鼎盛时期，斯大林在给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及其他人的即兴演说中详细表达了这个想法。参见R.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p. 483。
[2] 这是托洛茨基回忆的加米涅夫告诉他的事情。1923年年中，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交谈时说了这番话。Trotsky's Diary in Exile, 1935, p. 64。参见托洛茨基著：《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黄柱宇、唐博讷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译者注
[3]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 30; V.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sem' i: Alliluevy. Stalin, p. 9.
[4] RGASPI, f. 134, op. 3, d. 15904, l. 14.此评论来自柯伦泰在1920年写的日记。但是，这个史料中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某些年份的某些条目看起来根据后来的政治发展被修改过。
[5]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86.
[6] RGASPI, f. 589, op. 3, d. 15904, 1. 14.
[7] RGASPI, f. 2, op. l, d. 14228.也可参见1920年12月4日奥尔忠尼启则与娜佳·阿利卢耶娃之间的对话：RGASPI, d. 6404。
[8] RGASPI, f. 589, οp. 3, d. 15904, 1. 12.
[9] Sergei Alliluev's note on 1919: RGASPI, f. 4, op. 2, d. 46, p. 1.
[10] 参见他在1919年11月7日的电报中的例子。RGASPI, f. 558, op. l, d. 910, p. 1.
[11] F. Alliluev, 'Vstrechi s t. Stalinym': RGASPI., op. 4, d. 663, p. 39.
[12] F. Alliluev, 'Vstrechi s t. Stalinym': RGASPI, op. 4, d. 663, p. 39.
[13] F. Alliluev, 'Vstrechi s t. Stalinym': RGASPI., op. 4, d. 663, p. 40.
[14]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 55.
[15] 这段趣闻是由雅科夫·朱加什维利（Yakov Dzhughashvili）的儿子叶甫根尼（Yevgeni）告诉菲利克斯·丘耶夫（Felix Chuev）的。参见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45。
[16]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209.
[17]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359.
[18] V. Semichastnyi, Bespokoinoe serdtse, p. 39.
[19] 参见娜佳给加里宁的信。RGASPI, f. 78, op. l, d. 46, p. 2.
[20] 1918年11月30日的信。RGASPI, f. 86, op. l, d. 84.
[21] GARF, f. 3316s/g, op. 64, d. 258, pp. 5 and 7.
[22]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23] RGASPI, f. 589, op. 3, d. 15904, pp. 12 and 15.
[24] RGASPI, pp. 16 and 19.
[25] RGASPI, J. 5, op. l, d. 456: 18 October 1922.
[26] RGASPI, f. 558, op. 3, d. 4: B. Andreev, Zavoevanie Prirody.
[27]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 7.
[28]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p. 24 - 25.
[29]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套别墅也不是斯大林的个人财产。
[30]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p. 26 - 29; 'Bosco d' inverno a Zubalov', Slavia （1997）。
[31] 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 23。
[32] A. Mikoyan, Tak bylo, p. 351.
[33] A. Mikoyan, Tak bylo, pp. 351 - 352; A. Mikoyan, 'Iz vospominaniya A. I. Mikoyana', Sovershenno sekretno, no. 10 （1999）， p. 25.该建议提出的日期是值得怀疑的，参见Α. Κirilina, Neizvestnyi Kirov, p. 305。
[34] Letter of Stalin, 30 July 1922: A. Kirillina, Neizvestnyi Kirov, p. 305.
[35] Pis' m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p. 70 and 156.
[36] I. A. Valedinskii, 'Vospominaniya ο vstrechakh s t. I. V. Stalinym', p. 68.
[37]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 19.
[38] I. A. Valedinskii, 'Vospominaniya ο vstrechakh s t. I. V. Stalinym', p. 69.
[39]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 22 ff.
[40]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p. 22 - 23.
[41]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 19.
[42] Β.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p. 36.
[43] RGASPI, f. 44, op. 1, d. 1, p. 417.
[44] RGASPI., p. 418.
[45]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 23.
[46]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p. 31 and 35 for letter of 1929 and 1931.
[47]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365.
[48] Β.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p.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