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1日，列宁由于心脏病复发逝世。斯大林主持葬礼，这使他的职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政治局决定对列宁的尸体做特殊处理，即通过遗体防腐处理后，放置在红场的墓地里永久展示。克鲁普斯卡娅强烈反对这一有些迷信意味的举动，但徒劳无功，因为斯大林已经打定主意要将这位布尔什维主义的创立者被人们永远瞻仰。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科学家自告奋勇地为此服务，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个与化学物品和领导人的尸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来。当时，托洛茨基患了一场重感冒，正在前往黑海海岸的苏呼米（Sukhum）疗养的途中，已到达第比利斯。得知列宁去世的消息后，他与克里姆林宫取得了联系，询问他是否应从第比利斯回到莫斯科。斯大林拍电报告诉他，葬礼将于1月26日举行，他回来既无必要，也是不可能的了。这个建议其实含有敌对的意思，即斯大林知道如果托洛茨基出现在莫斯科的葬礼上，必将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继续向苏呼米前进，那里，斯大林的支持者内斯特·拉科巴（Nestor Lakoba）正在等待他。在格鲁吉亚事件中已经占到了斯大林一边的捷尔任斯基早已下了命令，托洛茨基在乡间别墅休养期间，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1]
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希望将托洛茨基排挤出去，为此，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据称，托洛茨基如果不出现在葬礼上，那么，他继列宁之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了。而斯大林作又成为葬礼的领导人，这又为他赢得了优势。这是不足以令人相信的，尽管托洛茨基在其后的几年中对斯大林的伎俩颇有微词，但他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由于他很重视自己的康复，便在苏呼米休养了几周，才坐火车回到莫斯科。
列宁的葬礼不是按斯大林所说在1月26日举行的，而是在1月27日。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托姆斯基、鲁祖塔克（Rudzutak）都是护柩者。斯大林身着半军事性的束腰外衣，并与其他人一道发表了悼词，以示对列宁的怀念。他的悼词包含很多誓言，并以下面的文字结尾：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您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2]
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运用了宗教意象的人[3]，其悼词也并非是最优美的，但它的意义更在于，斯大林终于能向整个俄国共产党发表讲话了，他发表悼词时就好像是代表整个党。这样，斯大林便成为追悼会的核心人物，勇敢地向列宁表露忠诚，而列宁，却是那个希望毁灭他的职业生涯的那个人。即便如此，没人能够想象出来当时他有多么沉着冷静，泰然自若。
中央委员会在公开场合搁置了争端，倒是经常会谈论其他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带来的威胁。内战后，这种担心屡屡被夸大。事实上，各党派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抗正处于低潮。但是，斯大林和格伯乌的头子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都没有放松警惕。他们认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甚至“一战”前成立的反犹太大屠杀的黑帮分子会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反革命运动。[4]他们的态度反映出俄共（布）领导人们对前景的困惑和疑虑。他们在十月革命中成功掌握政权使反对者们大吃一惊，因此，他们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从苏波战争中归来后，斯大林与格伯乌的联系一直很紧密。[5]这反映出党和警察机关的相互依赖，以及斯大林对于自身安全的关注。其实，苏联的专政在镇压中得以维持，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即使是态度较温和的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无法否认现政权对于格伯乌的依赖。当斯大林开始表现出其信心时，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暂时改变了对总书记的行为，不再讨论自己对他的看法，也不再阻止有关斯大林职业生涯的历史作品印刷出版，她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权威亦日渐衰落。为了重塑自己的地位，克鲁普斯卡娅开始以列宁生平的主要年表编纂者的身份示人，这也是她缓解丧夫之痛的一个途径。的确，在列宁死后的几周内，她编写了列宁传记的梗概。5月份，克鲁普斯卡娅将所写的东西寄给斯大林，征求他的意见。[6]斯大林自有理由和她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在回信中对她所做的工作极尽赞赏。当然，他小心翼翼地读了这份传记的梗概，并不厌其烦地改正其中弄错了的日期。[7]
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以列宁的崇拜者自居，并分别建立起了其男领袖和女领袖的地位。列宁的形象无所不在，彼得格勒被重新命名为列宁格勒，有关他的书籍和文章大量出版。自相矛盾的是，这种新的崇拜要求对列宁的文章进行审查，严格禁止列宁的评论与斯大林的政策不符的内容出现。这种崇拜还不允许列宁有一点点错误，其典型的例子便是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在此次发言中，他承认苏波战争大错特错，并宣称单凭俄罗斯民族一己之力不足以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8]这段话，就被禁止出版。斯大林为了提高其一直忠诚于列宁的名声，还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审查。在1920年列宁50寿辰大会上，斯大林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了列宁过去判断失误的问题。10年过去了，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允许重印这次讲话的内容，但被他拒绝了。他说：“阿多拉茨基（Adoratski）同志，虽然它的确需要再版，但这次演说实际上只是只言片语，而且还讨论了伊里奇同志的错误，所以我不认为它的内容很好，也就不要再出版了。”[9]在俄国，基督教让位于共产主义，列宁也就是这个社会的新的“耶稣”。如果共产主义要在俄国最大的民族团体中传播的话，还需要将列宁塑造为最典型的俄罗斯人。因此，斯大林禁止人们提到列宁的种族血统，对其曾祖父为犹太人的事实也秘而不宣。[10]
与此同时，斯大林急切地想向世人展示自己是个理论家。早在1917年以前，他就没有时间再写长篇大论了。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除非对党的理论问题做出过贡献，否则不会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仍然日理万机，但还是于1924年4月写了些文章，并以《论列宁主义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eninism）为题，分9部分向接受培训的党的积极分子做了演讲。
《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很快被印成小册子出版，这本小册子也是其才干的提炼。斯大林避免表现出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相同的目的，因为这些人背地里是蔑视他的。由于斯大林的语言极富价值，因此，有关其作品的谣言四起。谣言的内容是，该作品是剽窃的F·克谢诺丰托夫（F. Xenofontov）的。其实，虽然斯大林不是文学家，但他的文笔流畅，思维缜密，对列宁思想的解释简单凝练，切中关键。同时，他的演说的组织也非常有逻辑性，条理清晰。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列宁自己没有能够着手做的。总体而言，斯大林成功地对列宁的毕生之作——包括文章、演说和方针政策——一股脑进行了编纂。他否认布尔什维克党的观点仅仅适用于“俄国的现实”，在他看来，列宁的学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宣称：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1]
斯大林坚称，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唯一的伟大继承者。
他简单明了、有问有答地展示了列宁的学说，而正是这点，使其对手们感到屈尊而受，也引发了听报告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他的赞赏。人们赞赏斯大林，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清晰明确，而是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概括确实非常精准。在书中，斯大林强调了列宁主义中的某些话题。比如，他引用列宁的思想，支持“农民问题”要通过平稳的运动来解决，最后实现大规模的农村合作社。[12]他敦促布尔什维克党要忽视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这些人否认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后，上述这个过程就会终结。斯大林也注意到了民族问题，并宣称只有建立社会主义专政，才能消除民族压迫。依其申述，资本主义传播民族和民族仇恨，将其作为分裂和统治世界的途径。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具有传统意义的话题，斯大林并未谈及。他很少提到“工人问题”，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也只进行了简单的评论。但是，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初次成功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中来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职业生涯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美中不足的是，列宁要求将他的遗嘱在其死后的下次党代会上公开。尽管克鲁普斯卡娅与他的关系有所和解，但她对其丈夫的回忆转化为更强的责任感，遂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13]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担心。即使克鲁普斯卡娅没有采取行动，危险依然存在，因为托洛茨基在为她做这件事时领会了自己的战略优势。而基斯洛沃茨克的传奇故事也告诉斯大林，不能习惯性地依赖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如果在党的十三大上发生公开争论，遵照列宁的建议安排一个新的总书记的决议已经通过，那么，他过去数月的收获就会付诸东流。
斯大林是幸运的，因为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主张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只把“遗嘱”向各省代表团的团长宣读一下。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仍不担心托洛茨基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不会帮助斯大林了。相反，他们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当“遗嘱”的内容在有限的范围内通报时，斯大林坐在那里，脸色苍白。但是，这次阵痛很快在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列宁一死，托洛茨基很快便担心出现分裂，遂拒绝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进行打击。政治局通过决议，让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上做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在列宁生病之前一直由他来做。因此，季诺维也夫的自尊心大大满足，但也因未完全公开列宁遗嘱而失去了终结斯大林进一步上升到权力顶峰的最好时机。或许，斯大林有效地进行了自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都不太受欢迎，而斯大林的行为在这个阶段也没有声名狼藉。斯大林喜欢从一个实力地位上进行反抗，而在十三大召开的那几天，他的实力是最弱的时候。如果认为他能顺利挺过此次党代会是由于他作为“荡秋千的演员”的高超技艺，那是错误的。拯救斯大林的，是他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形成的暂时联盟所提供的安全网，而这张网，托洛茨基没有能够攻破。
在会上，斯大林自己并没有很出彩的时刻，只是做了组织报告。他像往常一样，脸色阴沉着列举了结构性和数字性的细节，并没有干涉其他会议议程。当他在秘密会议上长时间地报告民族问题时，最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各省代表团的团长知道了列宁临终之时对他的批评。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对手们借机找茬，相继起来斥责他，大有群起而围攻之势。但斯大林并未退缩，也没有道歉，而是热情洋溢地为官方的政策辩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的挫败感日渐减少，但并未完全消失，“三驾马车”内部的压力也让他感到很烦恼。他很明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不起他，有朝一日给了他们机会，他们肯定会一脚把他踢开。同时，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于是，斯大林再次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便故伎重演，要求离职。1924年8月19日，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辩称自己不能再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诚布公地开展工作。他所需要的，是能够休息一段时间。同时，他还要求中央委员允许他退出政治局和组织局，并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他说：
休假期满后，我请求把我安排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或雅库茨克省（Yakutsk Province），或国外其他地方，从事一些不显眼的工作。
在我休假期间，我请求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决定所有这些问题。就我而言，既然我认为除了我在这封信的第一部分已经做出的那些评论外，其他解释都有损于整个事业，那么，也就不需要多做解释了。[14]
斯大林打算以一个普通的好斗分子的身份回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而不是像1913年那样以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身份回去。斯大林所要求的降级，甚至比列宁遗嘱中规定的还要厉害。
其实，斯大林的心情非常复杂。他对回北西伯利亚进行了深思熟虑，是值得怀疑的。但他的确很任性、易冲动。当自尊心受到冒犯的时候，他不能再保持沉着冷静，甚至以提出辞职做赌注。当然，这是在冒险。但他以谦逊示人，是要引诱包括一些朋友在内的中央委员会拒绝他的请求，让他的敌人们来承担这个错误。最后，他的这个计谋非常奏效。
中央委员会仍为他保留着总书记的职位，他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算总账”的时机又被推迟了。1924年秋天，斯大林休假回来后，又恢复了以前的沉着冷静，依然泰然自若。在政治局会议之前，他会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商量。如果季诺维也夫不在莫斯科，他们三人会秘密地聚在一起出谋划策，然后分别回到政治局。当他和头号敌人托洛茨基相遇时，会硬着头皮握手，相互之间打招呼。同时，他也有所收敛，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野心。列宁逝世后，是加米涅夫，而非斯大林，主持政治局的工作。[15]但斯大林早就开始关心自己的未来。当对手没有让他加入组织局时，他轻松地将他喜欢的人安排进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以他为核心的小团体日渐形成。这就像他小时候在哥里的街头帮派，而他总不能成为某个帮派的头目。在他的小团体中，没人比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再重要的了。他们两人都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断断续续地领导其中的这个或那个部门，并帮助斯大林掌管组织局。1925年4月，乌克兰共产党的政治问题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了很大麻烦，卡冈诺维奇遂被派往基辅，成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斯大林也在中央委员会培养了一批支持者，包括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谢苗·布琼尼、谢尔盖·基洛夫和安德烈·安德列耶夫（Andrei Αndreev）。这些人都对他忠心耿耿，但并不奴颜婢膝，还称呼他“柯巴”。[16]他们中，有些人过去曾与他产生过龃龉，比如，1917年3月，莫洛托夫曾与他发生争执；1918—1919年间，卡冈诺维奇曾批评过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政策；奥尔忠尼启则如果心里有事的话，从不保持缄默[17]；安德烈过去曾是工人反对派；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在察里津时就在他的手下工作；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是他在高加索地区时的下属；安德烈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管理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团体从从容容地联合在一起，但斯大林从不允许成员们把自己的职位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即使从在察里津就和他在一起的人也必须一直向他证明他们的价值。南方战线上的谢尔盖·米宁（Sergei Minin）和莫伊塞·鲁希莫维奇（Moisei Rukhimovich），开始看起来像硬化了的油漆那样毫无用处。米宁支持反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没对他做什么，但他还是于1926年自杀了。当鲁希莫维奇在组织交通方面的无能暴露出来后，斯大林将他视为“一个自我满足的官僚”而予以开除。[18]
斯大林要求其团体成员既要高效又要对他忠心耿耿，他也从这些人的个人品质方面考虑而做出选择，不想他们在智力上超过他。斯大林还以其残忍的方针策略起着示范作用，也就是说，他所挑选的人，要有像他一样的革命志向，每个人都不能对敌人有怜悯之心。因此，他创造了一个协作、共谋、充满纯粹的男子特性的气氛。为了回报他们的效忠，斯大林也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并关心他们的健康。只要他们不受影响地工作，且把他的话当作法律，他就能对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置若罔闻。
下面这段话，是阿玛卡杨·纳扎雷迪安（Amakyan Nazaretyan）所写的“在柯巴的强硬掌控下”工作的经历：
我不能动怒，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近距离地接触并了解了他之后，我对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所拥有的特点，别人只有嫉妒的份。我不能动怒，他对与他一起工作的人极为关注，这掩盖了其严厉。[19]
还有一次，他又说道：
他非常精明，像坚果一样坚硬，一口气不能砸开。但是，我现在对他有了新的看法，与在梯弗利斯时截然不同。尽管他既有理性又有野性，但可以这么说，他是个温和的人，有同情心，且懂得如何衡量人的价值。[20]
对此，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
斯大林早期是一个温和的人……在列宁手下工作期间及以后，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列宁去世之初的几年间，他掌握了权力，但他们都攻击他。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忍辱负重。后来，他认为的朋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对他进行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避免变得残忍都难。[21]
在卡冈诺维奇看来，斯大林的性格是环境造成的，而非其内在因素使然。
斯大林不让人们关注他的民族血统，各省的支持者都对其主要对手——起初的托洛茨基和后来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的事实添油加醋，但他本人从不谈论这点。当然，他不能阻止其他人提起这事。[22]事实上，斯大林有理由保持谨慎，因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波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地方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数，与苏联的人口不成比例，这点越来越使整个国家怨声载道。而且，斯大林的口音仍然非常重。对此，托洛茨基曾恶毒地说：“俄语对他来说不仅永远是一种夹生的、当作权宜手段使用的语言，而且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糟得多，拘泥而刻板。”[23]在20世纪20年代，嘲笑他的语言天赋的人并不多。[24]
虽然斯大林在语言方面存在问题，但在党中央占支配地位的领导人中，没人像他这样相当有效地确立起自己的位置。布哈林虽然在党内有追随者，但没有巩固的支持者同盟。季诺维也夫倒是有这种同盟，但是其支持者大多数都在列宁格勒，而加米涅夫压根就没有过太多的支持者。在建立一个后援团的能力这点上，唯一能与斯大林相抗衡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仍然对1917年5月加入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区联派”成员有吸引力，他作为内战期间的人民军事委员亦吸引了一批钦慕者，1923年第四季度中对政治局展开攻击的左派反对者也眼巴巴地依靠他。这些人中，有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昂尼德·谢列布里亚科夫（Leonid Serebryakov）、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Nikolai Krestinski）、阿道夫·越飞（Adolf Ioffe）和克里斯汀·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但是，托洛茨基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每天都和他们接触。而且，他的傲慢也使数十位潜在的支持者感到气恼。同时，托洛茨基也缺乏斯大林策略方面的技巧性和好斗性。因此，他的支持者们怀疑他在党争的关键时刻生病会使他身心方面失调。但是，要是条件发生变化的话，托洛茨基有足够多的支持者为其效力，打败斯大林。问题是，托洛茨基在早期的几个回合中败下阵来了，在关键点上，他总是在迎头追赶。
斯大林继续小心翼翼地出拳，在1923至1924年冬天的公开斗争中打败了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进行打击，斯大林等人对反对派也进行了打击报复。斯大林没有一点必要开除托洛茨基分子，以对党的最高领导层忠诚的人士取而代之。[25]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处于最高位置的组织局、书记处和政治局利用他们的权力，对职位进行了调整，党的最高领导层操纵了各种各样的对其有利的管理方法。反对派逐渐失去了其在党、政、军、警中所保有的关键性职位。与开除工作相伴的，还有降职，它通常意味着要被安排到苏联偏远的地区去。这实际上是一种较轻的流放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党的中央领导层能够巩固他们对权力的掌控。与此同时，反对派的理论基础也受到了破坏。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宣传鼓动部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过去的争端进行了宣传，各种各样的资料被印成几十种小册子。斯大林作为热心的读者，在有关十月革命的一本书的封面上写了备忘：“告诉莫洛托夫，在列宁有关发动暴动方法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撒了谎。”[26]
斯大林算得上老谋深算。据政治局的秘书鲍里斯·博扎诺夫（Boris Bozhanov）介绍，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放着4部电话，但在桌子里，还有一个装置，便于他窃听几十位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通话。他做这些事情时，不必通过克里姆林宫的总机。所收集的信息，肯定让那些着手耍花招反对他的人保持警觉。[27]斯大林的个人助手，像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和格里戈里·坎纳（Grigori Kanner），执行他所想出的任何计划。[28]他对其对手非常无情。有一次，加米涅夫询问他如何在党内争取占据多数的问题，斯大林讥笑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认为党内谁投票、如何投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谁来计票、他们如何记录的问题。”[29]其言外之意在于，如果投票结果对他不利的话，他希望中央机关能够篡改这个数字。
诸如此类的这种评论，使斯大林的名声扫地，他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官僚。其实，他是一位真正的有潜力的领导人，坚毅果敢、能力十足、野心勃勃。在党的十三大上，其他政治局委员选择他而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领导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同时，也表明斯大林正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从1924年12月开始，他就表现出了不需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而继续打击托洛茨基的意愿。当时，加米涅夫在提到新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耐普曼的俄国”（nepman Russia），而不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斯大林看来，加米涅夫无疑犯了个小错误。这里所说的“耐普曼”，一直为布尔什维克党所痛恨，是自1921年以来钻了俄国经济改革空子的典型的私人工商业者。显然，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在党的出版物上的失误小题大做。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将苏维埃政权描述为“党的专政”。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对用这个词语描述政治现实极为反感，全力反对。[30]这就提醒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必须留心自己的行为。1924年秋天，斯大林行动起来反对他们的主要支持者，由其支持者尼古拉·乌格拉诺夫（Nikolai Uglanov）取代I·A·泽连斯基（I. A. Zelenski）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31]
这样，在战略上就形成了两派，以斯大林为一方，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另一方。在斯大林看来，即使处于新经济政策期间，苏联也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为此而辩护。但是，斯大林的这个主张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对。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十月的教训》（The Lessons of October）一书中，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充实，认为除非不断地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政权合作，否则，十月革命就会偃旗息鼓。托洛茨基所做的，就是扩展其革命前的观点，即“不断革命”的必要性。在斯大林看来，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在理论上反对列宁主义，在实践上对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也是有害的。内战期间最大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赞同斯大林的观点，因此，在党的十三大之后，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开始与斯大林一起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在思考列宁逝世后的党的方针时认为，新经济政策为国家以更加和平、更加渐进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框架，反对党对富农采取敌对措施的传统，号召他们“发财致富吧”。关于苏维埃国家如何处理社会问题，布哈林试图寻找适度的镇压方法，还希望对城市的工人阶级着重采取教导的方式。同时，他将农民合作社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斯大林和布哈林将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对派视为教条主义者而加以排斥，认为他们的行动会将苏联引向灭亡。左翼反对派奋力争取实行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这会引发西方列强报复性的入侵。受国家的资本投资计划的影响，商业也会遭受损失。而且，托洛茨基主义者们要求提高工业增长率，只有通过向农民中的富农阶层课以更加严厉的赋税。但这样一来，只会破坏农民阶级和列宁所推崇的工人阶级的关系，造成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紧张。如果这种状况死灰复燃，最后将导致苏联国家的衰落。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如此猛烈地转向市场经济无所适从，因而依然对托洛茨基不放心。同时，他们也想维持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两人不认可布哈林的渐进计划，不喜欢斯大林“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原理，对其不断地积累权力也充满怨恨。他们两人受不了人们的指责，即指责他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为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必须证明自己的激进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两人挑战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组成的反托洛茨基同盟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而斯大林早就做好了准备，迎接他们的挑战。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斯大林好像比在以前的争端中更加冷静了，应对起来也更加自如。那时候，在党内的争端中，他总是大发雷霆、火冒三丈。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还像以前那样气势汹汹、凶残可怕。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毫无取胜希望的牺牲者。现在，斯大林统治着组织局和书记处，并且通过布哈林领导着政治局。因此，他能够表面上保持平静，出其不意地伏击敌人。
斯大林继续以这种方式行事，并在列宁的批评中虎口脱险，幸免于难。他必须向世人表明，他并没有列宁描述的那样不堪。在这点上，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团体会帮他。但是，斯大林也必须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其他人：捷尔任斯基不再支持他；克鲁普斯卡娅虽然早些时候向他提过建议，但现在不再发表意见；布哈林也是不能依靠的。虽然他谴责他们的方针政策，但仍继续友善地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讲话。总之，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氛围变幻莫测，险象丛生。
* * *
[1] 参见S·拉科巴引用的捷尔任斯基来信的内容。Ocherki politicheskoi istorii Abkhazii, p. 103.
[2] Pravda, 30 January 1924.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译者注
[3] N. Tumarkin, Lenin Lives! p. 153.
[4] RGASPI, f. 76, op. 3, d. 287, pp. 7 and 19.
[5] Lubyanka. Stalin I VChK-GPU-nOGPU-NKVD. Yanvar' 1922 - dekabr' 1936, pp. 11-12.
[6] RGASPI, f. 12, op. 2, d. 41, p. 2.
[7] RGASPI, p. 3.
[8] RGASPI, pp. 17, 27 and 38.
[9] RGASPI, f. 558, op. 1, d. 3112, p. 1.
[10] RGASPI, f. 17, op. 1, d. 471: letter of A. I. Ulyanova to Stalin, 28 December 1932.
[11] Ob osnovakh leninizma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6, p. 71.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译者注
[12] Ob osnovakh leninizma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6, pp. 135 - 137.
[13]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p. 593 - 594.
[14] Rodina, no. 7 （1994）， p. 72.
[15] Β.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pp. 34 - 35.
[16] 这些人中，卡冈诺维奇是个例外。他在通话或通信时总是用敬语“您”。在信中，他甚至称呼他为“斯大林同志”。参见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1931 - 1936 gg., passim。
[17] O. Khlevnyuk, Stalin i Ordzhonikidze, pp. 28 and 34 - 41; R.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pp. 106 -108.
[18]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1931 - 1936 gg., p. 109.
[19]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256.
[20]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263.
[21]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35.
[22] R.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p. 126.
[23] L. Trotsky,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p. 22.我对其翻译做了调整。参见［苏］托洛茨基著《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译者注
[24] W. H. Roobol, Tsereteli: A Democrat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13.
[25] R.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p. 196.
[26] RGASPI, f. 558, op. 3, d. 93: Stalin's personal copy of E. Kviring, Lenin, Zagovorshchestvo, Oktyabr' （Kharkov, 1924）。
[27] B.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pp. 39 - 40.
[28] B.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p. 37.
[29] Β.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p. 57.
[30]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6, pp. 257 - 258 and vol. 9, pp. 77 and 79.参见E. H.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vol. 2, chaps. 11 and 16。
[31] R. V. 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p. 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