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秋，斯大林与列宁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但他并没有和解的意思。在接受《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采访时，斯大林指责列宁歪曲了党的政策的内容[1]。这种做法，实际上相当于学生指责他的老师。政治局成员中除托洛茨基外，还没有人如此毫不客气地给列宁写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增加了列宁对党的总书记的一些担心，他开始为把共产党留给斯大林而焦虑不安。当身体康复的希望渐渐渺茫时，列宁口授了一批信。按他的计划，这批信将在他去世后公开。[2]因为列宁想要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出来，故它们以“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命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列宁遗嘱。
1922年12月25日列宁口授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他的同事们，即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Pyatakov），而莫洛托夫则是这份口授记录遗漏的领导人之一。[3]因此，列宁就给历史留下了记录。其实，这份遗嘱主要关心的是上述名单中的两个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列宁说：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4]
列宁反复思考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敌对关系后指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5]他认为，党的分裂将会危及苏维埃政权的存在。
列宁接着说：“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6]在列宁看来，危险在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将会实施偏袒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不同阶级的政策，这就会引发萧墙之祸，从而瓦解整个政权。
对于了解遗嘱情况的很多共产党官员来说，这种分析看起来一反常态。他们意识到了苏维埃政权在国际体系中的孤立无援，没有忘记国内战争时期的外国干涉，也明白列宁为何指摘托洛茨基是可能给党的中央领导层造成不合的那个人。但是，列宁对斯大林的关心却使他们大吃一惊。在大多数人看来，根据“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即自1921年以来被称为“契卡”的报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都是政治继承的竞争中最有可能的赢家，甚至连捷尔任斯基也包括在内。[7]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斯大林也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随着对格鲁吉亚的争论的逐渐升级，列宁做了最终的估计。1923年1月4日，他就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做了补充。列宁口授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8]
列宁的计划仅仅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他没打算把斯大林从党的中央领导层中赶出去，更没想把他从整个共产党中开除。要是在1922年7月，这种观点不会被人重视，因为它仅仅是满足了列宁要解除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职务的要求。[9]列宁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完美的政治“星象家”，对于1928年之后发生的大恐慌的程度，遗嘱中全完没有预料到。列宁作为内战时期实行恐怖手段的主要支持者，没有发觉斯大林将在和平时期实行更深程度的恐怖统治的可能性。1922至1923年的遗嘱，仅仅局限于努力剥夺斯大林最重要的管理职位。[10]
关于格鲁吉亚事务的文件，被搬出来供列宁检查。他坚定地认为，尽管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人，但他们犯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错误。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中，列宁就已经承认：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声名狼藉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1]
他还口授了一篇关于党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文章，对工农检察院提出了强烈批评。很显然，他就是在告诉旁观者，该机构的领导人斯大林是其首要目标。《真理报》的编辑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故意减弱了它的冲击力，但列宁的基本意图仍跃然纸上。[12]此后，列宁又口授了一篇文章，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3]，要求立即提拔普通产业工人担任政治职务。原因在于，只有他们才有在中央委员会中创造和谐的氛围并终结官僚主义做法的必要态度。这是斯大林将受到打击的又一个信号。
列宁继续向玛利亚·沃洛季切娃（Maria Volodicheva）和莉迪亚·福季耶娃（Lidia Fotieva）口授信函。虽然看起来他在娜佳·阿利卢耶娃面前不再谈及敏感的事务，但除了告诉秘书们将口述的一切保密，并将相关文件锁起来之外，列宁没有采取其他的预防措施。这就是他策划的使斯大林垮台的方式，而斯大林就是他所认为的对革命带来最大危险的那个人。列宁尚未摆脱过度自信的问题，这正是托洛茨基被其诟病的缺点。
如果列宁对他的秘书们了解得多一点，那他就不会那么粗心大意了。沃洛季切娃听了12月23日的口述内容后仓皇失措，心神不定，便与她的同事福季耶娃商量。福季耶娃建议她将口述文件的一份副本交给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斯大林看了口述文件后，大惊失色，但并没有停住前进的脚步。前几天，他发现克鲁普斯卡娅在帮助列宁与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就当前政治问题进行沟通，因此，便与她发生了争执。克鲁普斯卡娅的行为违反了政治局的命令，斯大林在要求她确保按照医嘱来照顾列宁的同时，对她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坚称她自己知道怎么做是有益于列宁的健康的，并认为如果拒绝列宁与其他领导人进行政治接触的话，其身体的恢复会更加缓慢。她给加米涅夫写信，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还说在党内尚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一样粗暴地跟她讲话。但为丈夫的健康考虑，她没将此事告诉列宁。斯大林并没有试图制止列宁进行口述，他只是在执行政治局的命令。[14]但是，他有理由认为，使他与列宁之间产生隔阂的事情终将会解决。
但是，几周后，克鲁普斯卡娅突然把斯大林对待她的行为告诉了列宁，列宁大发雷霆。虽然他自己也经常咒骂别人[15]，但绝不会谩骂女性。斯大林的行为冒犯了他，因此，1923年3月5日，他口述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斯大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妻子的言行也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16]
看了这封信，斯大林顿时目瞪口呆。他一直在试图弥合自己与列宁之间的关系，虽然列宁的口述和研究的成果会伤害他，但他仍允许列宁继续口述、继续研究。他还请列宁的妹妹玛利亚·乌里扬诺娃为他的事情辩护：“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要把这些方面都告诉他。”手里拿着这封信，斯大林努力地劝说自己：“说这些话不是列宁的本意，都是因为他生病了。”
斯大林半信半疑地胡乱地想着和解方法。他写道：“如果我的妻子做错了，你必须惩罚他，我将不会干涉。如果你坚持让我道歉的话，我心甘情愿地去给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道歉。”经再三考虑，他重新起草了一封信，承认自己大声斥责了克鲁普斯卡娅。但是，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做了政治局授予他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斯大林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们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要我怎样。[17]
每当斯大林想去道歉的时候，就好像往伤口上撒盐，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很难想象，他究竟如何以这样的方法来与列宁和解。但他是一个傲慢的人，不能让自己表现出更多的懊悔。看来，他马上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列宁受这场纷争的影响，于3月10日心脏病发作。一夜之间，斯大林不用再担心列宁会发动一场反对自己的运动了。心脏病发作后，列宁被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尔基别墅，成了一个靠夫人娜杰日达和妹妹玛利亚呵护的残疾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虽然医生说一切都没问题，但娜杰日达再也不信他们的话了。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了监控，格伯乌特工会将报告送到克里姆林宫，让斯大林随时了解情况。很快，斯大林便恍然大悟：列宁康复无望，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但是，列宁口述的思想，对斯大林而言仍是一个威胁。这位行将就木的领导人将他的口述打印成文，但这些打印稿在哪里，只有政治局成员和列宁办公室的秘书知道。不是每个政治局成员都对斯大林很友善，托洛茨基与他的关系就从未好过。因此，斯大林只能寄希望于另外四人中的一个。但是，对斯大林有利的，当属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及其他期望在与托洛茨基争夺最高权力时赢得信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同谋，他们不愿意将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当然，他们和列宁一样，对斯大林的缺点了如指掌，但对他的能力和野心的认识，不如列宁深刻。因此，在未来数年中，他们低估了对付斯大林的困难。这就意味着，如果斯大林能够熟练地耍手段的话，他可能会挺过这场风暴。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了日程。政治局想在这次会议上证明，即使列宁不在了，这个政权依然有效地运行着。本来授权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但他拒绝了。因此，这个报告就由季诺维也夫来做。而且，他和加米涅夫、斯大林提前安排了其余的议程。
斯大林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列宁建议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进行结构改革，斯大林很聪明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列宁还希望提高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但斯大林优先考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不再在厂矿工作的地方党的领导人。通过这种措施，斯大林控制了整个会议的过程，并削弱了列宁的意图。
斯大林还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他精心组织的话语中充满了狡猾，听起来就像一个进攻性十足的人。在报告中，斯大林谴责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并表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践都是正确的。其实，斯大林是在向人们暗示，他本人是沿着列宁制定的路线前进的。布都·穆迪瓦尼站起来说，斯大林和他的同伴们处理问题不公平。[18]不过，这时候斯大林已经有时间来应对这个问题了。他让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导人集中火力，攻击穆迪瓦尼。季诺维也夫也团结到了斯大林一边，要求穆迪瓦尼及其支持者彻底放弃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布哈林宣称，避免冒犯到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感情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也没有指出斯大林是成功实施官方政策的障碍。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了列宁的鼓励，但也竭力避免公开攻击总书记。但斯大林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集中，他有些自怜自艾地宣称，他原本不想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像往常一样，他表示，自己仅仅是在完成领导安排给他的任务。
在这种严酷的考验下，斯大林挺了过来，但也付出了代价，即他不得不接受对决议草案的几处问题进行修正，而且大多数人给非俄罗斯民族的权利，比他想给的要多。在格鲁吉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斯大林还是熬了过来。但是，列宁遗嘱仍然被妥善保藏着。这些遗嘱本来可能会在会议上公布的，但被他的同盟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拒绝了。[19]对于一个面临着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而言，这是一次值得庆祝的胜利。当时，就好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执政，一起来管理党和国家的事务。
所托洛茨基则错失良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支持者批评他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没能抓住机会。毋庸置疑，托洛茨基的策略不适合党内事务。但是，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断绝关系是否对自己有利，是有疑问的。中央和各省的很多领导人都将他视为波拿巴式的人物，即可能会领导军事力量反对革命的主要目标的那个人。同时，托洛茨基过去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对他也极为不利。人们也没有忘记，他在内战中被牵连进了枪杀红军中失职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政策。而且，在民主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他欣赏的数位下属在1917年之前都和他一样，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有的人连革命者都算不上。在党内的实力较量中，托洛茨基时而感到紧张不安。他已经意识到，即使在列宁去世前，罢免一个政治局成员也会被理解为觊觎最高权力。因此，托洛茨基决定在未来的几个月中等待出现更好的时机，然后再下手。
实际上，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的对手之间的对抗也日渐增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想打倒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合力保护斯大林。但自从列宁心脏病发作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对斯大林个人所采取的主动行为感到不安。季诺维也夫的住所离彼得格勒很远，他反对斯大林不经协商就做决定的做法。不管是内战中，还是内战后，列宁在制定政策之前，总会通过电话或电报征求政治局成员的意见，这已经成了常态，而斯大林做不到这一点。斯大林靠他在《真理报》编辑委员会、苏联民族事务、中东问题和共产国际问题上的优势已经走在了前头，且越发地目中无人。因此，季诺维也夫意欲对他态度强硬些。于是，他召集了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基斯洛沃茨克（Kislovodsk）附近度假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些人包括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Lashevich）、叶夫多基莫夫（Yevdokimov）。虽然拉舍维奇和叶夫多基莫夫与他一起在彼得格勒工作，是他信得过的支持者，但伏罗希洛夫靠斯大林庇护。因此，伏罗希洛夫很可能会将他们此次谈话的内容转达党的总书记。或许（最多只是猜测），季诺维也夫太天真了。但更大的可能是，季诺维也夫知道伏罗希洛夫将把他们开会的消息带给斯大林，而这些消息会使斯大林改变自己的做法，并为其带来不良后果。
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只不过是在让斯大林嘲笑我们。
事实何在？能给我举些例子吗？
务必告诉我！
（1）民族问题
斯大林委任了全权代表。
（2）《海峡公约》（Gulf Convention）问题
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他不征求我们两人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呢？其实，他是有时间来征求意见的。顺便说一句，我打算负责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3）共产国际问题
列宁同志将他10％的时间拿出来处理共产国际问题……但斯大林出现后，匆匆一瞥，就做出决定。我和布哈林都是亳无用处的人，因此，斯大林什么都不会同我们商量。
（4）《真理报》问题
今天早晨，布哈林从杜布罗夫斯基（Dubrovski）的私人电报中得知，斯大林在没有通知他、没有询问他的情况下，以新的编辑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这件事真是忍无可忍。
现在，我们将不再忍气吞声。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注定要在斯大林的个人专制中经受一段时间（可能非常短暂）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我不想为他掩盖这些卑劣的行为。所有的演讲在提到“三头政治”时，都认为我不是最不重要的人物。其实，哪里有什么“三头政治”，有的只是斯大林的专政。[20]
在季诺维也夫看来，他们已经错过了采取行动的时间。
季诺维也夫夸大了总书记的权力。其实，在加米涅夫做会议主席期间，政治局一次简单的投票仍能对斯大林产生限制。在季诺维也夫不能与会的情况下，要做到他所坚持的事前征求他的意见，也不是件难事。季诺维也夫的坚持是有道理的，因为斯大林越来越希望不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意见，一意孤行。斯大林意识到了在策略上做出让步的必要性，因而答应——其实看起来是鼓励——变革党中央的机构构成。这时，批评者们发现了他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是如何频繁地提升其支持者的权力的。斯大林耐着性子参加完了决定上述事情的组织局会议，会上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加入组织局。这样一来，他们可以随时执行反对斯大林的计划了。[21]
其实，做不做这种变革关系不大。我们通常认为的原因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没有充分认识到参加组织局的重要意义，而斯大林则是个心满意足的参加者。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两人在已经认识到斯大林权力的来源、并已同意他们加入组织局的情况下，为什么没能把对他的反对进行到底。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回避另外一个问题：斯大林能心甘情愿地耐着性子参加完会议的最重要原因难道是会后他有能力打败他们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看起来并未平静地花时间来履行他们参加会议的职责，整个苏维埃的统治秩序就是官僚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行政官员会议已成家常便饭。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机构一再开会，主要目的就是想对总书记实施打击。这些政治局成员们认为他们能接替列宁成功地发动这场个人活动，每个人都想在不受别人干涉的情况下运作这个统治集团。因此，斯大林的职业生涯虽尚未终结，但政治资本已经减少到极限。
但后来发生的事件帮了他大忙。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希望保持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层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他们都受到党外人士的孤立和厌恶，因此，渴望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意见的一致性。当时，虽然他们知道列宁康复的希望非常渺茫，但他毕竟还没有离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们不想抛弃斯大林，破坏苏共党内的良好的现状。
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仍是暗流涌动，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处理经济政策问题时加剧。1923年中，对城镇的粮食供给突然出现赤字，这其实是由托洛茨基所叫嚣的“剪刀差危机”引起的。从1913年开始，相比较农产品的价格而言，工业品的价格增长了3倍。而且，这个“剪刀差”引起了更趋激烈的矛盾，农民宁肯把谷物留在自己手中，也不卖给政府的采购机构。他们把手中的一些粮食储存起来，让自己和所饲养的牲畜有足够的食物。同时，还用一些粮食酿造了更多伏特加酒。农民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将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哄抬上去，因此，拒绝把谷物卖给他们，不向他们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中的多数人主张向农民让步，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托洛茨基对其对手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他的担心在他们的手下成为现实，即新经济政策成为背离十月革命的目标，而转向农民的要求的潜在工具。1923年10月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对派，开始起来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签署了一份“46人声明”，对当权的党的领导人所提倡的组织政策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们要求，党的机关要拓宽自由讨论的空间，深化国家对工业发展的干预。到了11月份，托洛茨基也加入反对派的行列，并以《新方针》（The New Course）为总标题，写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在1923年12月份的俄共（布）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左翼反对派的背叛行为遭到了诘责。相比较而言，当权的领导人需要斯大林甚于托洛茨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对斯大林的批评束之高阁，就连季诺维也夫，也不再谈论限制斯大林的管理自主权的必要性了。他们认为，对各省的党派活动的镇压，最好也由斯大林来解决，并将在十三大上反对托洛茨基的事情托付给他来完成。这一次，他们自己不想要这个荣誉。他们深知，斯大林能够直面托洛茨基，并在政治上给他迎头一击，让他名誉扫地。在目睹了之前的党派斗争的必要性后，他们可能认为，如果出现分裂的话，对斯大林没什么好处。
斯大林对严厉惩戒托洛茨基一百个愿意，语言也很尖刻。他说：
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将作为一个超人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将自己的观点凌驾于中央委员会的法律、决议之上。因此，他就对党内一部分致力于腐蚀中央委员会信心的人做了让步。[22]
在党的十三大上，斯大林取得了全胜。当时，列宁饱受病痛的折磨，托洛茨基的地位出现了动摇，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支持他，因此，斯大林成功地恢复了在党内的地位。
虽然列宁在遗嘱中对他和托洛茨基的分裂予以警告，但斯大林置若罔闻，首先发起了对托洛茨基的谴责。如果列宁能够康复的话，他将不会接受斯大林的借口，即他所做的事情只是出于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意愿。但斯大林从未在列宁面前屈服过，并有理由感到被列宁冤枉了。在列宁治疗期间，斯大林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他产生愤恨。当然，这不是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态度。斯大林可能明白列宁重病不能康复，正是其机会所在。不管怎样，他继续对这位孱弱的领导人表现出诚挚的敬意。斯大林仅限于监控哥尔克别墅（Gorki）所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保镖和护士会把列宁的情况告诉捷尔任斯基，然后由捷尔任斯基把消息通报给斯大林。[23]但是，斯大林也没有摆脱麻烦，因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读了《真理报》有关俄共（布）十三大的分裂的议程的社论。由此，列宁可能知道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当然，这点列宁早就预言过了，没想到真的一语成谶。但斯大林的影响已经形成，他为自己在十三大上的表现感到自豪。总之，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已然出现，正昂首挺胸地迈开前进的步伐。
* * *
[1]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268: 13 November 1922.
[2]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p. 343 - 348.
[3]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195.
[4]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 345.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译者注
[5]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p. 344 - 345.
[6]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 344.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译者注
[7] V. P. Danilov, 'Stalinizm i sovetskoe obshchestvo', p. 170.
[8]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 346.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译者注
[9] ITsKKPSS, no. 4 （1991）， p. 188.
[10] 我要向弗朗切斯科·本韦努托（Francesco Benvenuto）表示感谢。我们两人一起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年了，他一直坚持让我澄清这种解释。
[11]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 356.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译者注
[12] Pravda, 25 January 1923.
[13]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译者注
[14] 1922年，他曾对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讲过这个问题。参见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191。
[15]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83.
[16] 参见《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页。——译者注
[17] 参见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译者注
[18] Dvenadtsatyi s" ezd RKP（b）， pp. 164 - 166.
[19] Dvenadtsatyi s" ezd RKP（b）， p. 821.
[20] ITsKKΡSS, nο. 4（1991）， pp. 179 - 191.
[21] R.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p. 208.
[22] Sochineniya, vol. 6, p. 14.
[23] RGASPI, f. 16, op. 2s, d. 39, pp. 116 -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