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和斯大林就试图齐心协力解决民族问题。当时,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帮助,列宁是应付不过来的。虽然斯大林并不指望列宁感恩戴德,但他期望双方能够相互交换意见,对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地分析。因此,在民族问题上遭到列宁的反对,使他大为光火。事实上,两者之间对此问题的意见存在分歧,早已不是个新闻,但他们对统治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战略导向看法一致。斯大林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整个内战时期,还是政治局中民族、宗教和边界等相关事务的专家。当他的军事任务履行完毕后,仍保有民族问题的决策和控制权。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开始谋划永久性的国家结构时,斯大林被委以重任,担任最核心的角色,并于1922年正式开始执行。
对于民族政策中的诸方面问题,人民委员会打定主意已久,允许各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到他们自己的学校学习,到他们自己的新闻机构工作。同时,还承诺训练各民族和各种族群体中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年轻人担任主要的政治职务。虽然内战期间斯大林经常不在莫斯科,但他一直监督着政策的执行。他不在的时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执行管理委员会的会议混乱不堪。有时候,即使他出席,会议也会杂乱无章,持续很长时间。他的副手斯坦尼斯瓦夫·伯特考斯基回忆说:
有时他会耐心顿失,这一点并不惊奇。但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他绝不这么做。每次会议,没完没了的争论会耗尽他的耐心。但每当此时,他常常会突然走开,动作非常敏捷。离开时,他会说:“我马上就回来”,然后,迅速从会议室消失,躲到斯莫尔尼宫或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小房间里去。[1]
斯大林只是众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的一个,因此,他的不快还不能使其他人闻风丧胆、胆战心惊。只有列宁,可以凭借其更高的个人威望逃脱人们对他的发难。
斯大林感到非常厌倦的时候,会离开人民委员会,这也是这位大官僚拥有无尽耐心的秘密。最了解斯大林习惯的伯特考斯基,经常从斯大林休息的地方接受命令。他说:“有好几次,我看到斯大林躺在沃伦佐夫宫(Vorontsov)的一间吸烟室里,叼着烟斗思考问题。”[2]内战期间,斯大林曾经渴望重新被委派到前线去,远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繁杂的事务。
不管怎样,民族事务方面的问题的决策,总由党中央领导人做出。当红军重新收复对沙俄的偏远地区并实行中央集权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迎合非俄罗斯民族,中央领导人势必要阐明和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但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917年,坚定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是俄国工人和士兵。横冲直撞的苏联红军没有减轻人们对俄国帝国主义的疑虑,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一连串命令要产生积极影响尚需时日,由国际局势引发的问题亦进一步发展。虽然西方协约国在1919年年底从沙俄退出,但东欧和西亚的地区性强国构成的军事威胁仍然继续存在。因此,政治局担心英、法两国可能会利用这些强国瓦解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建设,并将土耳其、芬兰和波兰视为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建立了独立的苏维埃国家,并于1920—1921年相继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建立了类似的国家。党的领导人们意欲通过这些方式证明他们实行民族自觉的承诺是真诚的。
但是,由于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南高加索联邦的敌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还是被分成了单独的国家。在1918年泛突厥语系(pan-Turkic)的孟什维克党在巴库(Baku)掌权之前,尚没有正式意义上的阿塞拜疆。[3]同时,它与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处于苏维埃政权的管理之下,已具有了国家的雏形,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在那里建党立政。
1918年12月,正是斯大林,起草了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法令[4],作为权宜之计接受了它们。后来,他将此称为“民族自由主义”。[5]但是,法令实际执行起来却非常棘手,因为这些国家缺少本地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积极分子。通常情况下,那些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犹太人而非命名民族。虽然当时斯大林因不在莫斯科而不能参加会议,但他也加入到了讨论中来。对于是否指定穆斯林社会民主党(Hümmet)组织为阿塞拜疆新的共产党,斯大林拥有个人否决权。当时,他只想知道穆斯林社会民主党党员作为地区性的重要势力,是否值得信任。[6]随着内战的结束,对于俄国的未来做永久性的制度设计,成为重要问题。对此,斯大林毫不怀疑。直到那时为止,苏俄与苏维埃共和国之间都有双边协定。人们虽然认为这些国家支持苏俄,但无论如何,在其他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控制着共产党。[7]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莫斯科运作,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斯大林想要做的,是通过将苏维埃共和国吸收到苏俄的国家体系中,从而将政府结构纳入那些国家的党的路线中来。
计划实施之初,斯大林如愿以偿。内战将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运输事务方面的人民委员会与苏俄相应的人民委员会统一之后,苏俄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Ukrain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协商了“联盟法案”。当然,苏俄各人民委员会凌驾于乌克兰各人民委员会之上。但是,后来委员会决定不再支持他进行全方位合并的基本目标。[8]在这件事情上,加米涅夫是主要反对者,列宁也持批判态度。因此,他们长期的合作中所出现的罅隙,就这样水落石出。列宁从国内战争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从正式的制度安排的角度而言,苏俄必须坚持撤退到边界地区,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保留。而斯大林所期望的是扩大苏俄的范围,并将乌克兰变成苏俄国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由此来看,一场大范围的争论正在酝酿中。
实际上,自治共和国的建立早在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从1920年开始,该政策得以广泛执行,并作为地方政府的民族区域原则扩展到巴什基尔(Bashkirs)、鞑靼(Tatar)、吉尔吉斯(Kirgiz)、楚瓦什(Chuvash)、马里(Mari)、卡尔梅克(Kalmyks)、沃茨(Vots)、卡累利阿——芬兰(Karelian Finns)等地。[9]不过,这些目标是在不断的争议声中实现的。官方授予当地国家和种族群体的权利使自治区域和自治省份的俄罗斯民族的居民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苏俄公民的地位已屈居二等,但政治局竭尽全力改善非俄罗斯民族的状况。尤其是以俄罗斯民族人口为主的城镇,没有几个被囊括到自治共和国中去。因此,从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而言,自治共和国可能成为独立体。[10]这些情况在莫斯科引起了各方面的讨论,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问题的答案却是屈指可数。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将古老的王朝去帝国化,不允许它们四分五裂,成为单独的民族国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复制。在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中,斯大林成为政治局公认的专家。
通常情况下,斯大林插手的都是些麻烦事,这次也不例外。成立于1919年的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很快功亏一篑。原因在于,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并非最好的伙伴,且当地俄罗斯民族的居民反对被摒除出势力范围之外,种族内部的暴力冲突也使整个地区满目疮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派红军前往当地进行秩序重建。同时,斯大林决定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应当有各自的民族区域单位,这是需要保持的基本的政策取向。而坚持这种取向,就意味着要冒犯当地的俄罗斯民族的居民。斯大林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坚持建立自治共和国。[11]
除了他的出生地高加索地区,没有哪个区域给他带来更加棘手的问题了。无论是在高加索山脉的南侧还是北侧,一方面,各民族相互交融的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民族间相互对立亦长期存在,矛盾尖锐。斯大林独独不能在克里姆林宫解决这个问题,因此,9月14日,政治局委派他前往北高加索。苏波战争中斯大林的沮丧情绪使他此后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12],因此,他对这种任务非常感兴趣。斯大林一到北高加索,就批准建立了山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Mountain Republic)。按照他的想法,该共和国将车臣人(Chechen)、奥赛梯人(Ossetian)、卡巴尔达人(Kabardian)联合起来,但不包括哥萨克人。[13]在他看来,哥萨克人,作为俄罗斯民族农夫中的难民的后代,已成为乡村地区控制当地民族的一条渠道。因此,北高加索的很多麻烦都源于安置哥萨克人的实践。如果山区自治共和国有他们的参与,其有效性将大打折扣。1920年10月,斯大林曾向列宁炫耀说,鉴于一些哥萨克人聚居区存在反抗活动,将给予他们示范性的惩罚。[14]尽管后来斯大林有了很高的声望,但他并不特别地偏爱俄罗斯民族,这从他后来对哥萨克人所继续实行的种族清洗中可见一斑。
1920年11月,斯大林在参加捷列克(Terek)人民代表会议时思考了未来的制度安排,他说:
我们究竟要在山区共和国建立什么类型的自治呢?……自治可以是千变万化的。比如,卡累利阿人(Karelian)、切列维斯人(Cheremis)、楚瓦什人(Chuvash)和伏尔加德意志人(Volga German)拥有行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建立了政治方面的自治,而山地共和国的自治,就属于后者。[15]
他清晰地指出,不光允许北高加索的各民族管理他们自己的地域,而且,他们可以在该地域上追逐他们的民族和种族权益。
1921年3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了他的政策,但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争论。他的演讲将作为民族国家标准的西欧与由罗马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和霍恩索伦王朝(Hohenzollern)统治众多多民族国家的东欧进行对比,夸大了西方国家的民族同质性。但他认为对东欧国家而言,民族间的交融更加强烈,无疑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斯大林坚称“一战”结束之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增强,尤其随着土耳其在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内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据推测,只有苏俄能够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斯大林宣称:
苏俄民族问题的本质在于消除落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使他们能够在国家地位、经济文化等方面追赶上俄国中部的人民。[16]
斯大林认为有两种危险存在:第一种即从沙俄帝国边界算起的“俄国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情况显而易见;第二种即俄罗斯民族以外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斯大林强调说,后者是当地共产党人所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这两种危险,是俄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斯大林断言:“在苏维埃联邦国家中,将不再有被压迫民族,也不再有实行统治的民族,因为那时民族压迫早已被清算。”[17]可能由于斯大林忙于组织工会论争中的列宁派,也可能由于他饱受胃痛的折磨,而没有时间进行妥善地准备工作,此次演讲的内容非同寻常地含混不清。此后,他以其强大的能力投身于工作中,鼓起勇气、积聚力量以待发表一场重大演说。还可能是由于斯大林了解民族问题将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燃激情,他试图降低人们的热情。
如果斯大林意在于此的话,可以说,这是不成功的。此后,批评声四起,人们展开了对他的攻击。有人说他“在时空之外”做了一场抽象的演讲,有人说他太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让步,而没有坚定地反对“俄罗斯中心主义”(Russocentrism)。[18]实际上,不管斯大林说了什么,他都是有问题的,很难两全。一些代表要求地方分权,想要为民族的自我表达争取更大的空间。其他代表要求莫斯科坚定地实行集权,并抨击了十月革命以来对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所谓的放纵。斯大林个人被指责“人为地移植了白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地位”。这种批评使他大发雷霆,盛怒之下,斯大林回答道:
白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地位是的确存在的,因此,你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白俄罗斯有着与俄罗斯人截然不同的语言,从这点来看,只有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才有可能提升白俄罗斯人民的文化水平。这些都是五年前关于乌克兰及乌克兰民族国家地位的演讲。短短的五年前,人们还常常讲乌克兰共和国及乌克兰的国家地位都是德国人的发明。很明显,乌克兰的民族国家地位是存在的,且发展其文化成为共产党的重要责任。[19]
由此可见,斯大林不容许他和列宁所制定的政策被嘲讽、诋毁甚至抛弃。
斯大林从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的角度进行了辩解。首先,斯大林预言,当乌克兰的新移民如潮水般涌来后,乌克兰的城镇将很快停止俄罗斯化,就好像里加(Riga)一样。事实上,里加曾经是一个德国城市,后来逐渐拉脱维亚化。其次,他坚持认为,如果要让沙俄帝国边疆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就必须通过易于理解且适于他们的语言进行传播。因此,那种认为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观点纯属胡说八道,其实他比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都更为原则而战。这个原则,就是“苏维埃国家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进行民族和种族自我表达的机会”。
但是,将上述原则付诸到实践中,则是异常困难的事情。高加索地区的境况继续困扰着政治局委员们,在该地区运用的任何总体方案,都会对苏维埃国家整个制度性的架构产生影响。1921年3月,格鲁吉亚落到红军手中,布尔什维克党收复了沙俄的领土。这些领土,与直到1939—1940年合并时所拥有的土地一样多。同时,波兰在维斯瓦河战役中有效地阻击了红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消了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自身的独立。政治局决定,这一切不能再在高加索地区发生。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已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下,莫斯科应逐步增加对该地区的控制。但是,那里仍然重复着所有的老问题。老道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寥寥无几,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支持软弱无力,宗教传统长盛不衰,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依然坚韧。更重要的是,红军长驱直入,进入了一个自1918年始即因恶性的武装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地区。边境上战争连连,每个国家内部也充满了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和种族迫害,种族清洗时有发生。[20]因此,政治局必须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上述状况得以最终解决。
对此,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每片小的区域可能成为苏俄的一个省份,这将有利于管理上的简单划一和集权控制。第二种选择是以内战中乌克兰为范型,建立数个苏维埃共和国。由此,不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不在话下,就是阿布哈兹、达吉斯坦、车臣以及北高加索的其他地区亦能得到有效控制。第三种可能是使1918年成立的短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南高加索联邦起死回生,并设法使其转变为支持苏维埃的实体。或许,可以将北高加索地区加入这个实体。在十月革命前后,没有一个类似的计划存在。虽然斯大林在1920至1921年倡导将北高加索地区囊括到苏俄国家中来,但他的真实意图是:在强迫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加入南高加索联邦(它本身亦成为苏俄的下属)的同时,仍使这三个国家维持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斯大林从未清楚地说明将北高加索地区从高加索其他地区的设计方案中排除出来的理由,但据猜测,可能他想要使苏俄的边疆地区在面对土耳其人及同盟国(the Allies)的潜在威胁时能够无坚不摧。他倾向于南高加索联邦的原因就比较好理解了,那就是要将此作为一个确保终结该地区的国家间和种族间斗争的工具,因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作为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不被信任的。
1921年夏天,在北高加索的纳尔奇克(Nalchik)休养的斯大林逐渐痊愈。在休养即将结束时,他趁机前往南高加索地区。直到那时,克里姆林宫内对该地区事务的处置,才由斯大林本人及设在第比利斯的俄共(布)高加索局负责。该局由斯大林的好朋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谢尔盖·基洛夫领导。奥尔忠尼启则坚持认为,在很多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必须有斯大林的参与。[21]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前往格鲁吉亚。对于所受欢迎的程度,斯大林不抱任何幻想。他知道,甚至很多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都不喜欢他。总体来看,他对“俄罗斯民族”军队,即红军,占领格鲁吉亚的支持,无助于改善他在格鲁吉亚人中的声望,但斯大林并未为此打倒。如果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作为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作为政治局成员的斯大林将通过必要的决议强迫其实现。
俄共(布)高加索局为各种各样的地区性事务所累,分身乏术。当时,巴库的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人要求插手亚美尼亚人居住的飞地卡拉巴赫(Karabagh),将其变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而亚美尼亚的共产党人强烈反对,认为卡拉巴赫应当属于亚美尼亚的领土,这给高加索局带来了很大压力。同时,格鲁吉亚共产党要将阿布哈兹并入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压力也反复出现。事实上,从1918年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爆发战争之后,统治和管理高加索地区就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断定应该对阿塞拜疆当局进行安抚。在这里,革命实用主义是斯大林的主要动机。党的中央委员会优先考虑赢得亚洲对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的过分迁就将会得到这个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周边国家的赞同。但无论如何,莫斯科不断拉拢凯末尔帕夏(Kemal Pasha)的土耳其政府。近些年土耳其军队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横冲直撞,继续对苏维埃政权的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对阿塞拜疆采取安抚的姿态,是使伊斯坦布尔(Istanbul)保持平静的有效方式。
然而,这种做法给未来积累了不少麻烦。如果不考虑亚洲其他地区的局势而决定这件事情,那么,斯大林可能会不顾阿塞拜疆的反对而将卡拉巴赫留在亚美尼亚领土内;如果他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的会议上固执己见,随心所欲,他也会将阿布哈兹交给格鲁吉亚,并行使内部自治权。[22]但阿布哈兹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叶夫列姆·叶什巴(Yefrem Eshba)和内斯特·拉科巴(Nestor Lakoba)在苏俄与凯末尔帕夏领导的土耳其之间进行谈判[23],并努力在莫斯科游说,以建立他们的阿布哈兹苏维埃共和国。此时,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政府吞并了阿布哈兹。叶什巴和拉科巴坚持认为,他们的国家重新并入格鲁吉亚将使布尔什维主义的荣誉受损,失去人心。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同样辩称,如果斯大林对叶什巴和拉科巴让步,会招致人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还是对前者做出了让步,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这虽然以惹怒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为代价,但除此之外,他毫无办法。
7月6日,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党组织全体党员大会上的演讲,更是令其陷入困境。听众本就对他很气愤,他的演讲更是雪上加霜。斯大林争辩说如果没有俄罗斯民族的特殊照顾,战后格鲁吉亚的经济是不可能恢复的。[24]这种说法既不属实,也令人不快。事实上,西方的投资和贸易能够帮助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农业重新走上正轨。斯大林以更坚定的立场,理智地宣称:
一到达第比利斯,我就被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的工人们中缺乏从前的团结而惊呆了。民族主义在这里的工人和农民中滋生蔓延,不同民族的同志们中的不信任情绪亦不断增强,到处是反亚美尼亚、反鞑靼、反格鲁吉亚、反俄罗斯民族及其他的民族主义情绪。[25]
斯大林的这段论述并不被人们接受。事实上,他是在警告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和活动家们,必须向外界显示出莫斯科对他们的支持是值得的。孟什维克政府将阿布哈兹人、奥赛梯人、阿扎尔人的土地视为历史上格鲁吉亚的一个省,宣称尽管他们语言完全无关,但阿布哈兹人是格鲁吉亚的一个部落。在这种情况下,阿布哈兹、奥赛梯和阿扎尔的居民的确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因此,该地区要实现融洽与和睦,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做出表率。
在第比利斯的一次工人集会上,斯大林的演讲使他的境遇更加糟糕。当时,人们以沉默来回应这个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子解释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这种态度与对待被废除的孟什维克党的内政部长、斯大林的老对手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的态度形成反差。拉米什维利演讲后,人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26]于是,斯大林勃然大怒,在契卡的保卫下,气冲冲地离去。他在第比利斯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缺乏包容性的,最后一段插曲更使其颜面尽失。像往常一样,斯大林通过打击别人来发泄着他的愤怒,并认为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皮利普·马哈拉泽个人应对当时的混乱负责。由此,马哈拉泽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布都·穆迪瓦尼。[27]当时,斯大林感觉自己提拔了一个更加忠诚、更加顺从的布尔什维克党来统治格鲁吉亚。当然,他错误地估计了他的这位得力助手。事实证明,斯大林错了,穆迪瓦尼并非一个顺从之人。正是他,鼓动列宁即使在病床上,还就民族问题投入到反对斯大林的行动中。
分析1922至1923年间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激烈争论,暗含着一个事实:斯大林所坚持的,正是斯大林按照列宁的要求做了让步后他们所达成的全面协议。1922年12月31日,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予以通过。1924年年初,新宪法正式开始实施。联邦制仅仅是一个屏障,而关于每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决定,都由俄共(布)政治局做出。斯大林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族人民的偏爱与日俱增,但对提高其他民族权力、声望的满足也未改变。苏维埃共和国得以保全,自治共和国激增。斯大林及其下属为语言学者们提供资源,让他们为高加索地区及西伯利亚地区一些小民族的语言创制字母系统,以使他们可以着手发展学校教育。因此,很多民族和种族团体享受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经营出版机构和学校的自由。俄共(布)也试图吸引本土的年轻人入党,在1923年6月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主持的、由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解释过这个问题。[28]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尝试。政治局在坚决抵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成员的脱离倾向的同时,还试图向国内外证明,十月革命为最终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条件。斯大林不仅仅遵循政策,还成为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他的格鲁吉亚民族的出身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活动使他固执地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要在俄国的各民族中生根发芽,就需要对各民族的人民进行教育和训练,并使其得到合理的利用。对此,他和列宁在1912至1913年间取得了一致意见。斯大林并未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早在1917年之前,他就明白民族语言和民族地区的人事安排对于共产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他虽然抛弃了一些早期的观点,但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解决民族问题的严肃使命。斯大林与穆迪瓦尼及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争执,并非像当时列宁所宣称及后来托洛茨基不断重复的那样源于沙文主义,而是因为斯大林反对穆迪瓦尼忽视莫斯科的愿望和格鲁吉亚地区非格鲁吉亚人民的利益。[29]
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措施总是不符合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要求,承担大多数质疑与责备的,正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一致赞成官方的方针政策。而且,作为犹太人,他们羞于在民族问题上争论不休。虽然布哈林偶尔会做出评论,但他也尽量不出风头,远离公众注意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虽然被列宁指责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但仍然主要对党的民族政策负责。穆迪瓦尼和其他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很快便和他发生了争执。对他们而言,组建南高加索联邦是一杯苦酒,难以下咽。因此,1922年斯大林的处理方式永远地冒犯了他们。从1917年开始算起的话,这不是他第一次承担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对个人不利的工作了。
* * *
[1] S. Pestkovskii, 'Vospominaniya o rabote v Narkomnatse (1917 - 1919 gg.)', p. 128.
[2] S. Pestkovskii, 'Vospominaniya o rabote v Narkomnatse (1917 - 1919 gg.)', p. 128.
[3] E. Olla - Reza, Azarbaidzhan i Arran, pp. 28 - 31.感谢阿里·格兰梅耶(Ali Granmayeh)就这个问题向我提出的建议。
[4] GARF, f. R - 130, op. 2, d. 2(5):1918年12月7日、23日、30日人民委员会会议。
[5] ITsKKPSS, no. 9 (1989), p. 199.
[6] RGASPI, f. 17, op. 3, d. 15, item 3:1919年7月19日政治局与组织局联席会议。
[7] Vos' moi s'' ezd RKP(b), p. 425.
[8] RGASPI, f. 17, op. 2, d. 48, p. 1.亦可参见Vos' moi s'' ezd RKP(b), pp. 3 - 4。
[9] G. P. Lezhava, Mezhdu Gruziei i Rossiei, p. 69.
[10] 有时民族问题的明确解决方案必须等待斯大林提交政治局讨论。参见RGASPI, f. 17, op. 3, d. 58, item28。
[11] ITsKKPSS, no. 2 (1990), 164 and no. 7 (1990), p. 163.
[12] RGASPI, f. 17, op. 112, d. 93, p. 30.
[13] RGASPI, p. 33.
[14] 由R. Kh.古托夫(R. Kh. Gutov)引用,参见Sovmestnaya bor' ba narodov Tereka za Sovetskuyu vlast', p. 469。
[15] RGASPI, f. 17, op. 112, d. 43, p. 33.
[16] Desyatyi s" ezd RKP(b), p. 184.
[17] Desyatyi s" ezd RKP(b), pp. 184 - 185.
[18] Desyatyi s" ezd RKP(b), pp. 201 - 206 (V. P. Zatonski) and pp. 206 - 209 (A. I. Mikoyan)。
[19] Desyatyi s" ezd RKP(b), p. 213.
[20] J. Baberowski, Der Feind ist uberall, p. 163.
[21] G. P. Lezhava, Mezhdu Gruziei i Rossiei, p. 92.
[22] S. Lakoba, Ocherki politicheskoi istorii Abkhazii, pp. 83 - 84.
[23] S. Lakoba, Ocherki politicheskoi istorii Abkhazii, pp. 81 - 83.
[24]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5, p. 94.
[25]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5, p. 95.
[26]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 56. A Modern History of Georgia, p. 239。S. V. Kharmandaryan, Lenin i stanovlenie zakavkazskoi federatsii, p. 104。在这本书中,作者引用了G·A·加洛扬(G. A. Galoyan)的私人档案。
[27] S. V. Kharmandaryan, Lenin i stanovlenie zakavkazskoi federatsii, p. 85.
[28] Tainy natsional' noi politiki RKP(b), especially p. 100.
[29]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3, pp. 291 - 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