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偶尔的不睦就像太阳底下的雪，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究其原因，是政治方面的。1920年11月，托洛茨基攻击苏联工会，列宁忽然之间就需要斯大林的帮助了。在托洛茨基看来，传统的工会制度在革命国家无用武之地。他的意思是人民委员会能够保护工人的权益，因此，工会本质上应该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和支配。此言一出，激怒了工人反对派，他们发起了一场工人阶级控制厂矿和其他企业的运动。列宁不支持工人反对派，实际上，他也希望工会服从党和政府的安排。托洛茨基要求将这种安排强加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冒犯了工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千方百计想让托洛茨基让步来平息工人们的怒火，却是徒劳。当托洛茨基和列宁撰写令人愤慨的小册子、在会议上聒噪地发言的时候，一些派别聚集在他们周围。虽然布哈林在两派之间组成了“缓冲集团”，这个组织也变成了一个派别，和工人反对派、自1919年起为在党的生活中保留民主程序而斗争的民主集中派（Democratic Centralist）一起，都加入到了这场论战中。因此，1920年至1921年这个漫长的冬天里，布尔什维克党一直被剧烈的冲突所笼罩。
列宁找到斯大林，请他去各省拉拢支持者。在1918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危机期间，斯大林曾执行过这样的任务，但被斯维尔德洛夫给罢免了。因此，这次他尤其努力，以使其他派别名誉扫地。列宁戏称斯大林为“狂热的派系活动分子”。他明白，斯大林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变通党规但不破坏它们，为了取胜，会去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1]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Krestinski）和谢列布里亚科夫（Serebryakov）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因此，斯大林委派信得过的列宁的拥护者到各省去，一方面大力争取支持者，一方面向他们表明如何组织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安排部署时，季诺维也夫代表列宁在各省游历，发表演讲。托洛茨基针锋相对，也开展了这种巡回活动。但到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形势已经明朗，列宁主义派将取得胜利。其代表在莫斯科集会时，斯大林对这一派进行了整合，起草了他们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这使列宁非常高兴。在苏波战争中颇受列宁赞赏的托洛茨基，就这样虎落平阳了。
党派活动分散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注意力，使他们暂时忘了自身权力所面临的根本威胁。当时，卫戍部队不断叛变，俄国主要工业城市的工厂中工人罢工，整个国家的农民都出现了问题，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整个省都起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无论是叛乱者、罢工者还是农村的反抗者，要求大体上都是相同的，即建立多党民主制、结束粮食收集制。坦波夫省（Tambov）农民的反抗终于使政治局成员们恢复了理智，1921年2月8日，他们决定对现有政策进行重大变革，采取以实物累进税制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做法，农民可以将余粮拿到当地市场上自由买卖，这就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的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并使红军得以肃清各种反抗。其实，这算不上政治方面的退却，其目标是使苏维埃俄国在现存的这种状态下免遭破坏。因此，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对基本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起草委员会。政治局对此没有争论，因为要想避免灾难发生的话，就要改变原来的措施。
从3月8日开始的党代会出奇的安静，颇具雏形的新经济政策几乎得到一致认可，列宁主义不费吹灰之力，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取得胜利，其支持者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组织了党派活动。同时，工人反对派的批评被严厉回绝。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呼吁工人阶级应该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及其工作场所的条件产生更强烈的直接影响，但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在大会上引起反响。列宁一派轻易取胜的原因与其本人的声誉和斯大林的足智多谋关系不大。[2]2月28日，距离圣彼得堡海岸35英里远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at）海军基地上，水兵们发动了一场叛乱，而十月革命时这些水兵是布尔什维克党最热切的支持者。此次叛乱使党代会上的代表们大惊失色，他们意识到，整个苏维埃政权都处于根本性的威胁中。因此，他们主动加入到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兵变中去。团结就是力量，就连托洛茨基也率兵进攻喀琅施塔得。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内战时期的经济体系，即人们所熟知的“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的一次退却，应当和政治镇压相互配合，而这种想法并没有遭到反对。同时，党的十大禁止党内进行宗派活动，所有的宗派自行解散。
党的十大之后，列宁要求斯大林确保由列宁派控制党中央各机关。由于在政治局、组织局、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担任重要职务，斯大林有些不情愿地答应掌管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中的宣传部。[3]因为这虽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但实质上给他增加了沉重的工作负担。
然而，宣传部的政治活动对一个致力于将单一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执政党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问题是这要涉及很多机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是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任副部长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对于斯大林坚持用党的权威来发号施令的做法，克鲁普斯卡娅非常气愤，就向列宁求助。对此，斯大林坦率地告诉列宁：
我们现在在这里处理的问题，要么是误解，要么是太过随意的方法……你提出我离开宣传部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你今天对我本人和政治局的提醒。你能够回忆起来，在宣传部的这份工作是强加给我的，而不是我找上门去的。由此可见，我不应该反对自己离开。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好提到这个与上面所说的误解相关的问题，你就将把我们两个人都置于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就会认为你是为了克鲁普斯卡娅才这么做的，你正需要一个“牺牲者”，而我心甘情愿做这个“牺牲者”，等等。这都是不合时宜的。[4]
斯大林的耐心大打折扣。很显然，他同时要求不再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的职务。[5]他希望也需要被认可，叫嚣辞职是其表明意愿的常用方法。列宁对此心知肚明，并予以回绝。对列宁而言，斯大林在其团队中太重要了。
工会纷争之后，列宁丧失了对托洛茨基的信任。他担心的事情还有托洛茨基意欲抬高新经济政策中国家经济计划的影响。其实，托洛茨基并非列宁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整个中央领导层都使他步履维艰。连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哈伊尔·托姆斯基（Mikhail Tomski）都拒绝服从党的命令的时候，列宁要求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6]自1918年开始，党的领导层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四分五裂。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列宁的要求，他束手无策，也不再介意说什么了。最近这几年领导人们过度劳累，给身体造成了损失，几位同志都饱受病痛的折磨，这更使党的工作难上加难。季诺维也夫心脏病两度发病，加米涅夫慢性心力衰竭，斯大林患有阑尾炎，布哈林的身体也很糟糕。在这些新经济政策的有力支持者不在的情况下，列宁只有自己执行政治局决定的措施。[7]因此，他渴望斯大林回到他身边支持他。在工会论战中，列宁好不容易把斯大林吸收到列宁主义的事业中来，他支持任命斯大林为俄共（布）党的总书记的提议。
莫洛托夫掌管书记处的这几年算不上成功[8]。事实上，自从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后，还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份工作做得非常好。[9]对此，列宁非常失望，他和莫洛托夫定期在会上密谋反对托洛茨基。他向莫洛托夫传递纸条，命令他：“你要发表反对托洛茨基的演说，说得越尖锐越好！”他还说：“撕掉这张纸条！”会后，托洛茨基知道了莫洛托夫是被指使这么做的，两个人便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中。[10]1921年，列宁个人的健康问题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怀疑莫洛托夫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不能控制住托洛茨基“这匹马”，因此，他断定，要将组织部和书记处更加严格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3至4月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成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候选人。同时，经研究，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瓦列里安·古比雪夫（Valeryan Kuibyshev）为其副手。托洛茨基的盟友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目睹这一切，便明白了将来要发生什么。他站在台上，明确反对斯大林占据多个职位。[1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抱怨的是中央权力过度集中在斯大林手中，但他更想说明的是，一个人占据这么多重要位置，并不能有效地完成他的所有任务。不管怎样，在党代会上，还没有形成关于总书记人选的最后决议。1922年4月3日，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有人批评列宁及其亲密的伙伴，说他们通过为斯大林挑选工作先发制人。显然，列宁在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在斯大林的名字后写上了“总书记”一词。[12]此时，加米涅夫出面平息争论。因此，在斯大林将其在工农检察院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更多地委派给他的副手的情况下，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任命才最终生效了。无论如何，党的工作都要放在第一位。[13]
按照惯例，人们推测斯大林适于执政，因为他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僚，深谙行政管理之道，且有着非凡的能力和毅力。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1917年，他主编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十月革命后立即成为列宁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知己。内战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政治委员，1920年在乌克兰和波兰两国开展军事行动。当时，虽然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委组织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从没有在这三个职位上花费太多时间。而且，每当在首都召开的那些行政会议拖拖拉拉的时候，他总是焦躁不安，这点是人所共知的。当然，每次他都像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其他领导人一样，一直挨到会议结束，因为他们领导着一个亟待巩固的国家。他们必须对行政决策的执行和监督倾注和政策制定一样多的心血，否则，国家便会四分五裂。列宁选择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原因，更多地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而非行政管理方面。列宁要做的，是将其盟友斯大林放在一个对维系其政策的延续至关重要的岗位上。
列宁强调说，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职位并不等同于党的最高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从来不设主席。[14]当然，列宁说话拐弯抹角，其真实意思是他本人依然是主要领导者。无论是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中，还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和斯大林曾闹翻过多次，这在中央委员会中也是正常现象了。因此，列宁自信地认为，他将不会使现状失控。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大致轮廓表示同意。他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行政管理者，经常在争论的过程中向领导层内部自由地提出个人意见。而且，与后来对他的描写截然相反，虽然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小心翼翼，但这没有使他总顺从于外国的意志而不去冒险。即使在1921年3月《英苏贸易协定》签定之后，他还对向阿富汗（Afghanistan）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事援助青睐有加，其目的是要逐渐破坏大英帝国的利益。[15]他也继续关注新兴的波罗的海国家，尤其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斯大林甚至将这两个国家视为从俄国非法剥离下来的领土，认为“它们理应成为俄国的军事范围，并作为我国经济恢复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因此，如果苏俄永久保持孤立的话，斯大林一定不能接受。但他承认，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尚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认为，政治局应当尽其所能继续专注于战后重建，等待国外出现新的革命良机。在其后的多年中，他一直持这种观点。
其实，斯大林和列宁一样，都尽可能避免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麻烦。当时，欧洲大国的领导们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Genoa）齐聚一堂，而苏联和德国都被当作卑贱的国度来对待。于是，列宁瞅准了苏联与德国取得谅解的机会，提议双方单独签订一项贸易条约。1922年4月，条约在拉帕罗（Rapallo）附近如期签订。其实，签订《拉帕罗条约》时，两个国家考虑的都不仅仅是贸易。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能重整军备，因此，德国打算在苏联的国土上秘密试验军事设备、训练部队。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欧洲“革命高潮”已经平息的事实。尽管签订了《拉帕罗条约》，但是，在1923年，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六周年时，按照季米特洛夫的指令，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鼓励武装反抗德国政府。对此，斯大林束手无策，一任这种冒险活动的进行。
但是，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工作安排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即1922年5月25日，列宁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当时，他做了一个手术，取出了1918年8月遭暗杀时留在颈部的子弹。当他正从这个手术中逐渐康复的时候，突然大面积中风，右半边身体瘫痪，丧失了行动能力，讲话也模糊不清，思维明显混乱。各组医生，包括从德国请来的广受赞誉的专家，就列宁的病情进行协商，但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是遗传性心脏病，有人认为是梅毒，有人认为是神经衰弱症，甚至有人认为是近来的手术对他的颈部产生了影响。有好几次，列宁都全然放弃了生的希望，认为自己已无药可救。但在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和妹妹玛利亚·乌里扬诺娃（Maria Ulyanova）的帮助下，列宁重新振作起来，接见来访的客人，了解公共事务中的最新情况。
作为总书记，斯大林是最常来访的客人。对于列宁而言，斯大林不是他的朋友，充其量是他政治上的伙伴，因此，列宁对他评价不高。他告诉玛利亚，斯大林并不聪明，是一个亚洲人。列宁也不能容忍斯大林叼烟斗的姿势[17]，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典型的职业阶层人士，常常吹毛求疵，希望同伴们能像欧洲中产阶级那样，做事彬彬有礼。于是，列宁将对斯大林的不满诉诸于充满民族优越感的措辞，说斯大林不仅仅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还是一个东方人，一个非欧洲人，因此，是低人一等的。事实上，列宁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偏见仅仅出现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却造成了他的失败。直到那时，他才弄清楚斯大林可能是接替其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当时，列宁想到党内权力的问题时，他总是认为只有那些牢固扎根于党的原则的人获取权力的机会才更大。他断定，无论在哪一个党中，唯一值得考虑的接班人应是该党的理论家，其典型案例是他对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痴迷。但他发现，无论是“一战”前还是战中，他都过高估计了考茨基对德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考茨基虽然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形成影响有限。[18]
列宁在距莫斯科北部20英里的高尔基市的乡村康复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算得上其与遥远的克里姆林宫政界之间的中间人。每当斯大林到达那里着手开始与列宁的谈话时，列宁就会让她的妹妹玛利亚为客人取一杯像样的酒。斯大林是个大忙人，需要周到的款待。最近，玛利亚学习了照相技术，试图为列宁留影。一次，斯大林来访，玛利亚捕捉了一张他和列宁的合影。[19]他们两人相处融洽，经常坐在外面的平台上讨论问题。在其他情形下，中央委员会有一些事情要按照列宁的喜好去解决，但他又不在，使他不得不将这些事情委托给斯大林。但列宁有一个使斯大林感到非常胆怯的要求：列宁在中风前，曾要求斯大林给他找些毒药来，如果他瘫痪的话，能够服毒自杀。5月30日，列宁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要求。此后，斯大林走出列宁的房间，门外是布哈林。他们两人一起与玛利亚商量这件事情。三个人一致同意，斯大林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列宁的要求，应该回去告诉列宁，大夫对于诊断持乐观态度，因此，自杀是完全不妥的。[20]这段插曲就这样过去了，斯大林重新开始往乡下跑，以使列宁了解首都的政治状况。[21]
列宁生病时，脾气见长，并向斯大林寻求帮助，要解雇那些让他感到苦恼的医生们。他向斯大林说道：
如果你让克伦佩雷尔（Klemperer）离开这里，那么至少我建议：
（1）星期五或星期六之前，把他和福斯特（Forster）驱逐出俄国；
（2）让拉曼诺夫（Ramonov）、莱文（Levin）和其他人也找这些德国医生看病，以监视他们。[22]
托洛茨基对列宁的高度警觉表示赞赏，但他和整个政治局的人一样，同意拒绝这个要求，但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80位领导人都找了德国医生看病。其实，将他们驱逐出境是荒唐可笑的。列宁越发变化莫测、主观随意。他的伙伴们拒绝服从他在政策上的偏好使他恼羞成怒，于是，他提议对整个中央委员会进行重组。这个荒谬的建议是要将大部分人赶出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要将有经验的老同志赶走，取而代之的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阿列克谢·李可夫（Alexei Rykov）和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中央委员会的不仅有斯大林，还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23]
身体每况愈下和政治方面的能力式微使列宁饱受挫败，他的长篇大论源于他听说官方政策转变后所产生的烦恼。每一次，列宁都发现斯大林和自己的意见不一致。自1921年11月开始，他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就出现了分歧。[24]在新经济政策中，虽然列宁促进了私营企业的扩张，但他拒绝终结国家对商品进出口的垄断。以人民委员会财经部长索柯里尼柯夫为首的其他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斯大林的支持下，都认为列宁的做法不切实际。索柯里尼柯夫是有道理的，因为老朽的国家官僚们不可能抓住和外国开展贸易往来的一切机会，而且国家的边界也并非密不透风，走私者正畅通无阻地与国外做生意，而不向国家缴纳税款。如果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使经济获得新生，那么，国家允许放宽合法的私营企业从事对外贸易的限制是不无裨益的。列宁拒绝听从这些劝告，对他而言，反对国外放任自流的经济对本国的影响和渗透，将苏维埃国家变成一个经济堡垒，已成为一个信条。
为此，列宁不得不在他先前的集团之外寻找新朋友，索柯里尼柯夫便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坚定地支持他的人是对外贸易部人民委员列夫·克拉辛（Lev Krasin），但克拉辛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分量不重，影响有限。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和列宁一样位高权重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本人争辩说，列宁过多地消除了经济运行中的国家管制。
列宁和托洛茨基所组成的暂时性联盟形成，只是发展的过程很缓慢。以列宁为首的一方和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方都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持怀疑态度，但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使双方的关系再次出现波动。1922年夏天，关于苏维埃国家未来结构的讨论到了紧要关头。列宁认为，应当将1918年以来建立的苏维埃各共和国以平等地位纳入联邦结构，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整个国家由莫斯科来统一管理，但在形式上，要给人们一种印象，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统治者们拒绝一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苏联固然广袤无边，但将只是一个由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Trans-Caucasian Federation）等各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想将这个新兴的联邦国家称为欧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也是其一贯的目标（1920年年中，他在与斯大林的秘密谈话中曾经解释过这个问题）。列宁不是要削弱共产国际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力。其实，他的中期目标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因此，列宁认为未来联邦国家的名字和结构应该反映这点。
但是，斯大林希望苏联建立在苏维埃共和国控制的所有领土上，像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Bashkirian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一样，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享有苏联现存的“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并称为“苏联”。斯大林还争论说，他只是提出布尔什维克党一直所说的，即给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地方自治”的地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和斯大林就一直宣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办法。斯大林则试图阻止苏维埃共和国给予这些国家特权，在他看来，如果给予这些国家特权的话，那么每个类似的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名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20至1921年间，他就建议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应该联合成为隶属于苏联的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他的这个建议，就是要阻止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失控，这种情况前几年曾发生过。因此，斯大林认为列宁建立正式的苏维埃联邦的要求有侵蚀整个国家秩序的可能，并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而断然拒绝。
斯大林继续谋划他的“自治化”。同时，1922年9月其同僚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和以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成功地对阿塞拜疆及亚美尼亚的共产党领导人施压，使其同意了斯大林的计划。[25]但是，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不赞成“自治化”，并予以断然拒绝。他们认为，如果实行自治化，将会使本就很低的支持度进一步降低。种种迹象表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共产党领导人虽然一声不吭，但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自治化”。[26]对此，斯大林予以反击，宣称如果不听从他的建议，会导致苏维埃政府事务继续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27]1922年9月23日，他将“自治化”计划提交给党委组织部所组织的会议，并获得了通过。[28]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列宁耳朵里，9月26日，列宁直接找斯大林谈话[29]，坚持要修改组织部会议上通过的草案，放弃“自治化”。列宁再次要求建立欧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坚称俄罗斯（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形式）以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平等的身份加入联邦。[30]
列宁早已从布都·穆迪瓦尼（Budu Mdivani）及其他格鲁吉亚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自治化”便不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了。其实，穆迪瓦尼于1921年7月取代党内批评家皮利普·马哈拉泽成为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就是斯大林一手安排的。[31]可见，此前斯大林对穆迪瓦尼的印象不错。看到这些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怨气冲天，列宁开始支持他们，但他倒没有完全同意穆迪瓦尼的做法。当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需要充当熄灭南高加索地区民族主义气焰的工具时，列宁仍然支持斯大林。因此，斯大林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其一直坚持的“自治化”计划。当时，加米涅夫建议向列宁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妥协，斯大林答道：“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坚定地反对伊里奇（Ilich）。”加米涅夫了解他和列宁，因此，对他的话提出异议，表示如果这样的话，将会使事情更糟。斯大林还是对加米涅夫做出了让步，说道：“我真搞不懂！算了，他认为怎么合理就怎么办吧！”[32]最后，大家同意把国家的名字定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斯大林并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他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一来二去，斯大林对列宁越发感到失望。但是，无论列宁当时说了什么，无论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写了什么，使他们产生分歧的那些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33]斯大林和列宁对基本政治问题持一致意见，对一党制国家的期望、国家的意识形态垄断及其运用专制和恐怖手段的权利，都毫无争议，对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亦毫无二致。同时，对于斯大林的职位问题，他们也私下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为了阻止托洛茨基派的发展，牢牢控制住整个管理体制，斯大林要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由此可见，列宁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是对他的信任。而每当列宁想要自杀时，斯大林也是他可以信赖的伙伴。每当需要做困难的或者秘密的事情时，列宁总会向他求助。从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开始，他们不止一次地在基本的原则性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仍然相互配合，一起工作。在他们争吵之前，1922年夏天，列宁的行为举止很怪诞，但是斯大林能够对付得了他。其实，他与列宁交往时所遇到的困难足以考验一个圣人的耐心了。
他们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问题的争论，触及了次要的问题。列宁没有要求格鲁吉亚独立，他为该国共产党人辩护是与他们所应允许的自治的程度相关。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关于政治手段的争论而已。斯大林也有合理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格鲁吉亚共产党政权对待非格鲁吉亚人远非公正。而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阻止民族压迫方面，南高加索联邦是一个貌似合理的计划。关于对外贸易的争论，也不像列宁所宣称的那样清晰明了。国家垄断不能有效抑制走私行为和投机倒把行为的增加，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认为这会使国家收入减少。总之，斯大林虽然厌恶列宁参与这些事情，但他不能阻止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在其身体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按他自己的喜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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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Mikoyan, Mysli i vospominaniya o Lenine, p. 139.
[2]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3, pp. 191 and 207.
[3] RGASPI, f. 558, op. 1, d. 5193, p. 2.
[4] RGASPI, f. 558, op. 1, d. 5193, p. 2.斯大林写在了工农检察院的信纸上，可能他的目的是想告诉列宁他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RGASPI, p. 1.
[5] Politburo minutes, 24 November 1921: RGASPI, f. 17, op. 3, d. 234, item 10.
[6] RGASPI, f. 46, op. 1, d. 3, p. 18.
[7] RGASPI, f. 46, op. 1, d. 3, p. 18.
[8] RGASPI, f. 5, op. 2, d. 8, p. 24.
[9] R.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chaps. 5 - 7.
[10]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61.
[11] Odinnadtsatyi s'' ezd RKP（b）， pp. 84 - 85; RGASPI, f. 17, op. 2, d. 78, item 1 - i - b, p. 1.
[12]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40.这是莫洛托夫晚年的回忆。
[13] 参见1922年4月3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讨论。RGASPI, f. 17, op. 2, d. 78, item 1 （9/b）。
[14] A. Mikoyan, Tak bylo, p. 369.
[15]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214.
[16]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72.
[17] N. A. Uglanov, 'Vospominaniya', Vospominaniya o Vladimire Il' iche Lenine, vol. 7, p. 72.
[18] R. Service, Lenine: A Biography, pp. 248 and 293 - 294.
[19] RGASPI, f. 16, op. 3s, d. 20, p. 61.
[20] 'Vospominaniya M. I. UI' yanovoi': RGASPI, pp. 11 - 12.
[21] 列宁特殊保卫单位的领导人的报告。RGASPI, op. 2s, d. 39, pp. 26, 45, 61, 76 and 89.
[22] RGASPI, f. 17, op. 2, d. 25993.
[23] ITsKKPSS, no. 4 （1991）， p. 188.列宁仅仅希望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姆斯基成为候选人。
[24] Politburo minutes, 10 November 1921: RGASPI, f. 17, op. 3, d. 228, item 2.
[25] ITsKKPSS, no. 9 （1989）， pp. 195, 197 and 198.
[26] ITsKKPSS, no. 9（1989）， pp. 195 and 197.
[27] ITsKKPSS, no. 9 （1989）， pp. 198 - 199.
[28] ITsKKPSS, no. 9 （1989）， p. 200.
[29]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 121.
[30]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5, pp. 211 - 212.
[31] RGASPI, f. 64, op. 2, d. 7, p. 133.
[32] ITsKKPSS, no. 9 （1989）， p. 209.
[33] 了解1922至1923年间列宁和斯大林在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理由，参见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3, pp. 298 - 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