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9年年底，苏俄红军和白卫军之间的内战宣告结束。红军一旦占领了俄国领土，征服旧俄统治的边远地区只是时间问题。红军将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将军领导的白卫军最后的残余势力驱逐到了克里米亚（Crimean）半岛上。此后，邓尼金将他的指挥权交给了彼得·弗兰格尔（Petr Wrangel）。弗兰格尔一掌权，就改变了对平民的政策，其中一项是他向农民承诺，内战结束后将不再把土地归还给贵族。如果白卫军想要通过该措施改善自己的军事前景的话，这种现实主义的政策太迟了。不过，除非红军方面的政治和军事指挥原则性错误，否则，弗兰格尔所领导的军队在物质和后勤状况也是毫无希望可言，士兵们正准备逃亡国外。
国内战争的胜利激励着共产党的领导人寻找机会，把“苏维埃的力量”扩大到西方国家，他们对传播革命跃跃欲试。1918年3月，在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帮助下，列宁命令全党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想发动一场“世界革命”的这段时间内要有耐心。1918年11月德国军事溃败前，列宁授命大规模地征召士兵，征收粮食，保障二者的供应，以便使红军插入德国内部。[1]扩张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因为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bovsk）的签订而销声匿迹。1919年3月，列宁在圣彼得堡主动通知共产国际（Comintern），要创新、扩大、协调欧洲共产党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克里姆林宫（Kremlin）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向慕尼黑（Munich）和布达佩斯（Budapest）新成立的政府派遣顾问，提供财政支持。如果俄国国内战争允许，还向那里派遣红军。[2]1920年夏天，列宁在思忖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罗马尼亚（Romania）、匈牙利（Hungary）和意大利（Italy）北方的形势时舔了舔嘴唇，很乐观地预测西方资本主义的链条看起来好像将在欧洲被打破，将这些国家“苏维埃化”的军事行动也指日可待。[3]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们真有办法鼓动像苏维埃俄国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沙皇俄国的经济和管理都是一团糟，而其他国家未必如此。但国内战争的胜利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产生了过度自信的心态，他们认为自己打败了白卫军，也打败了英法远征军。现在谁还能和他们相抵抗呢？同时，他们还有第二个方面的考虑。苏维埃俄国当时是孤立无援的，因此，十月革命的广泛传播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无论从意识形态来看，还是从现实的困境来看，它都是基本需求。政治局意识到，在西方争取到同盟国家之前，俄国革命都将处于危险的境地中。对此，连谨小慎微的斯大林都赞同。
在内战早期的战役中，军事行动的前提是外国领土始于沙皇俄国的边界。正因为如此，政治局看起来期望战斗一结束，就能收复边境之地。1920年，战争进程是令人满意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局面已经被控制住，斯大林和他的朋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经常参加到最高层的战略和政治讨论中来[4]。但波罗的海（Baltic）地区仍是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试图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然而，这些国家都反对政变，并于1918—1919年间重新获得了独立。[5]1920年，爱沙尼亚与苏俄（RSFSR）开启了全方位的外交关系。当时，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布尔什维克没有认识到，和南部边疆一样，西部边陲是外国领土。显而易见，斯大林也非常执着地坚持这种观点。[6]但是，这类国家将要发生什么，取决于欧洲边境之地的战与和。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制定一项永久性的政策。
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冲突使问题更加尖锐。正当苏联内战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冲突发生了。波兰军总司令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i）长期以来立志要和乌克兰一起建立一个联邦。1920年春，毕苏斯基带领军队打入乌克兰境内，并于5月7日占领了基辅（Kiev），这使在公交车站等车的红军军官大惊失色。人民委员会呼吁进行一场爱国主义自卫战争，并决定由谢尔盖·加米涅夫担任这场战争的最高军事总指挥，25岁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志愿兵团结在红军军旗之下，于6月10日收复了基辅。经过与立陶宛政府协商，红军发动联合攻势，占领维尔纽斯（Vilnius），进入立陶宛。当时，红军顺利向前推进，如入无人之境。英国政府警告苏维埃政府领导人，要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中央委员会对此置之不理。他们于7月16日做出战略性的决定，将战争推进到波兰境内。因为斯大林当时正在东乌克兰的哈尔科夫（Kharkov），不能参加这次会议[7]，因此，列宁当天将这项决定通知了斯大林和其他人。[8]西方战线军事指挥准备越过布格河（River Bug）向华沙（Warsaw）进军，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召唤着他们不断前进。7月23日，政治局设立了由朱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Marchlewshi）领导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9]
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和平谈判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因此，提出了一条新的苏波边境的分界线，这就是1920年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的名字命名的寇松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向中欧的前进不得不停止。当毕苏斯基看起来要取胜的时候，政治局比战争早期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但红军长驱直入，占领了乌克兰。这就改变了列宁的立场，他开始主张入侵波兰。
斯大林对此并不热心，他整个夏天一直提醒布尔什维克党，克里米亚地区白卫军的军事力量将死灰复燃。在弗兰格尔领导下的军队仍然是一个威胁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对待波兰人的想法和行为，也颇让他感到疑虑。[10]连反对列宁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托洛茨基和拉德克（Radek），都对列宁的姿态惊慌失措。[11]斯大林的反对不仅仅局限于他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一直的怀疑和对弗兰格尔的担心，他还怀疑红军能否充分协调和有效组织，担心红军补给线的长度和力度。[12]根据他本人在乌克兰与红军的相处，斯大林有理由认为他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面对白卫军的袭击，苏联是不安全的，因此，对波兰和德国的军事突破并不现实。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提及克里米亚地区弗兰格尔对苏联带来的危险[13]，也提醒列宁，不要低估了波兰工人阶级中民族主义的力量。结果，斯大林很吃惊，列宁，这位和他在国家问题上的盟友，竟然没有觉察到苏联红军在这些方面所面临的危险。斯大林希望列宁对1918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关心，转移到对波兰战和问题的决策上。
列宁不会被挫败，他从没有将革命战争视为一种征服性的野蛮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他设想整个欧洲的工人们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起来支持红军。列宁期望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左翼人士集结在共产主义事业周围，消除建立革命政府的障碍。对于红军只有35个师，而旧俄军队在一战中组织起了近100个师反抗德国和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这样的事实，列宁置之不理。在他看来，欧洲的阶级斗争将绝不止弥补红军的不足。既然木已成舟，政治局不再做任何改变。列宁相信，红军将夺取华沙，并尽力在柏林借助政治混乱，向前推进其革命事业。德国共产党将和德国极右派结成同盟，取消1919年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中占领德国领土和殖民地、支付巨额赔款、限制德国军事重建的条款。然后，他们应该回过头来反对他们的右翼敌人，建立一个革命的国家。[14]
既然与政治局的观点相距甚远，斯大林在辩论中败下阵来，也就接受了列宁的决定。事实上，他急切地想证明他自己。在前几个月中，斯大林在关于他的职位及其责任的另一场争论中花费了大量时间。1919年11月，他进行了一次独特的尝试，即威胁列宁和政治局，他要辞职。[15]他的解释比平常更富有趣味：“没有这个职位的话，我在南方战线的工作将变得毫无意义、毫无必要。这让我有权力，或者说有责任离开任何地方，甚至是下地狱，而不是待在南方战线。”[16]早已习惯于斯大林大动肝火的政治局，拒绝了他的最后通牒。[17]1920年1月，南方战线重组为西南战线，任务是保卫乌克兰免受波兰人和弗兰格尔的克里米亚军队的侵略，但斯大林于2月份转移到了他不喜欢的高加索战线。[18]实际上，斯大林想活跃在革命果实受到严重威胁的地方，因此，对于把他视为管理高加索地区的合适人选，他非常愤恨。斯大林认为，这样一来，他的专门技能就被限制在了高加索地区的事务中。5月26日，斯大林被派往西南战线。这里，与波兰人的战斗一触即发。因此，他坚韧的品质就得到了回报。
7月12日，列宁给在哈尔科夫的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我要求斯大林：
（1）加速安排更加激烈的攻势；
（2）就其个人观点和我沟通。我个人认为寇松的建议纯粹是想要吞并克里米亚（Crimea）的一种欺诈。[19]
此前，斯大林对波兰的行动持怀疑态度。现在，他满怀欣喜地告诉列宁他与列宁持一致意见。他说：
波兰军队正完全崩溃，波兰人通信中断，行政管理权丧失，秩序混乱。他们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是不断地落入我们手中。总而言之，波兰人正经历一场大溃败，他们很难从中缓过劲来。[20]
对于寇松勋爵在伦敦和平谈判之后进行休战的建议，斯大林嗤之以鼻。他说：
我认为，在波兰溃败的这段时间里，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过，我们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壮过。因此，我们越坚定地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越对我们自己和世界革命有利。请转发政治局的决议。[21]
列宁和斯大林，1918年小心翼翼地主张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现在却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中的好战分子。
在斯大林看来，在停火可能实行之前，“能捞多少就捞多少”。他的目标是利沃夫（Lwow）[22]，这纯属个人偏好。在他看来，利沃夫的陷落不仅对苏维埃的事业有利，而且将给他这个城市的征服者带来荣誉。但正像斯大林所提醒的那样，麻烦在于，弗兰格尔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一个严重威胁。斯大林代表性地要求制定一项新的政策，将白卫军军官战俘无一例外地处死。[23]得知克里米亚地区红军的战事没有好转[24]，他将失败归因于苏俄最高军事总指挥谢尔盖·加米涅夫的胆小怕事。他和他的指挥官们向西前进的时候，他的思想集中在对波兰战争的荣耀上。[25]
斯大林和列宁也在对社会主义者掌权后他们所希望建设的欧洲进行初步规划，其宏大的视野让人大为惊叹。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表大会前夕，列宁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德国在内的总联邦。他解释说，希望作为单一体来管理这样一个经济上的联合体。斯大林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并予以拒绝。他向列宁说道：
如果你认为你能够将德国纳入到联邦中来，享有和乌克兰同样的权利，那你就错了。如果你认为甚至波兰——这个由资产阶级及其所有财富组成的国家，都将加入到联邦中来，享有和乌克兰同样的权利，那你也错了。[26]
列宁对此非常生气。斯大林的批评暗示着在可预见的将来，对民族自豪感的关心将迫使苏俄和德国仍然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列宁给他回了一封威胁性的信，信中指责他有沙文主义思想。[27]列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欧亚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从1917年开始，他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就没有改变过。但是，斯大林坚持他自己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扩张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政治局只有承认这些欧洲国家具有民族国家的地位。
既然红军尚未到达波兰，距离在华沙建立一个革命政府更是十万八千里，那么，这些讨论都只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斯大林命令他的军事和政治属下将占领利沃夫视为第一要务，这样，他就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环境。但对于这样一个命令，将破坏征战中的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在莫斯科的列宁所批准的总体战略规划，斯大林没有提及。他忽视了其他人所赋予的占领华沙的优先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他将西南战线的军事力量调到远离其与西部战线交会处的地方。
华沙战役从8月12日开始，进行了四个阶段的战斗。到8月25日，战争结果便确定无疑了。[28]图哈切夫斯基最初计划在波兰人有时间重新武装以保卫他们的首都之前，更加迅速地进攻华沙。但他的损失是实质性的：补给和援军迟迟不能到来，被波兰人民反复打击的红军士兵筋疲力尽，他们必须迅速取得胜利，否则，将会一败涂地。[29]在接下来的攻势中，毕苏斯基抓住机会，击退了红军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苏方最高统帅谢尔盖·加米涅夫计划从两条战线向前推进，一条是由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统率的西方战线，一条是由叶戈罗夫（Yegorov）和斯大林率领的西南战线。但遗憾的是，加米涅夫没有能够对他们进行协调。西南战线仍然负责保卫苏维埃国家免受克里米亚地区的弗兰格尔的入侵，因此，它的目标立刻变成了两个方向。而且，叶戈罗夫于7月22日将行军方向指向卢布林（Lublin）和利沃夫。这样一来，他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罅隙日增。这是混乱不堪和争议不断的重要因素，但斯大林从没有设法去阻止困境的恶化。
修改战略规划，成为红军的燃眉之急，而这种规划的修改只能由最高层来完成。8月2日，政治局决定将西南方面军分为两部分，将其中一部分划给西方战线，另一部分划给重组的南方战线，使乌克兰免受弗兰格尔的进攻。[30]但直到8月14日谢尔盖·加米涅夫要求西南方面军转移的命令立即生效，各军队还没有任何行动。[31]
加米涅夫的命令的不切实际，使斯大林大发雷霆。在华沙战役之前，叶戈罗夫和斯大林领导的军队就已经加入到了对利沃夫的进攻中。虽然华沙和利沃夫的直线距离仅有200英里，但该地区地理环境恶劣，沼泽多，路难行，使得军队不可能快速移动。而且，当地波兰居民无一例外地对红军持敌视态度，认为红军是另一支俄国侵略军。一直急于批评从旧俄军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职业军人的斯大林，明确地告诉加米涅夫：“你的命令漫无目的地阻挠了西南方面军的行动。事实上，我们的军队早已开始前进。”[32]当叶戈罗夫尽职尽责地按照加米涅夫的命令去做的时候，斯大林拒绝会签最终的部署，将任务留给了他的副官R·贝尔辛斯（R. Berzins）。[33]谢苗·布琼尼（Semen Budenny）率领的骑兵部队（Cavalry Army）深陷附近战争的泥潭中，到8月20日才放弃了攻打利沃夫。这时候，对于图哈切夫斯基及其西方战线而言，华沙战役正一步一步向其灾难性的后果靠近。
当面对战略的改变时，斯大林的反应非常难驾驭，这点是无可争辩的。但不久后，他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据说由于沉迷于战争所带来的荣誉，他拒绝把军队给图哈切夫斯基。因此，看起来他就是那个为红军的溃败负责的罪人。实际上，他没有阻止部队的转移，只是他个人拒绝会签。因此，这个结论过于严厉。当然，斯大林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尽管人们都知道8月12日政治局打算把西南方面军分为西方战线和南方战线，但斯大林支持骑兵部队进攻利沃夫的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斯大林不支持利沃夫行动，重新安排到西方战线去的部队想要及时赶到华沙参加战斗也几乎是不可能的。[34]即使按照命令去做，毫无疑问，他故意去设置障碍，以使加米涅夫和图哈切耶夫斯基接下来不可能对西南方面军进行进一步的部署。在一定程度上，整个内战期间他都是这样去做的，就好像他垄断着军事审判部门，反对他的人不是傻子就是无赖。
到对利沃夫的围攻解除的时候，斯大林远离了这里，返回莫斯科参加8月19号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愤怒地为自己辩解。当时，华沙战役正在继续，弗兰格尔的军队从克里米亚向北转移。同时，高加索战线上有一个敌军的缺口，可以将军队通过阿塞拜疆推到波斯（Persia）。可以说，整个军事形势处于动荡中，三个方向上都不断变化，但处于第一位的是红军在利沃夫处于落后情况下的战略混乱。斯大林认为政治打击是进行防守的最好形式，于是，他严厉地批评整个军事行动。斯大林强调政治局忽视了与弗兰格尔作战的军队的遭遇，意识到了由此带来的应该是重新恢复俄国内战。他的猛烈抨击产生了效果：尽管托洛茨基予以反击并写了一份报告，但政治局决定“将对抗弗兰格尔的战线视为主要战线”[35]。波兰行动的命运一周内悬而未决，让人无法描述。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在政治局对他的对手托洛茨基进行了沉痛打击，并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对战争进行了战略性地重新定位。
但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并不那么光荣。在政治局中，没人承认他在苏波战争中的计划和行为都是完全恰当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继续对其进行谴责。一份与斯大林的地位相关的议程表下方的条款使双方的争论更加强烈。经过数番讨论，政治局正式给他放了两个星期的假。毫无疑问，这次他依然抱怨自己筋疲力尽，又没有落得好名声。只要不顺他的意，他就会表现出这种在国内战争中养成的行为方式。[36]
斯大林内心的愤怒如熊熊大火，他既不休假[37]，也不放弃与总司令加米涅夫及其靠山托洛茨基对抗。他感到颜面尽失，因此，9月1日回到政治局时，斯大林要求解除他的“军事工作”。与波兰的军事对抗结束后，没有人真希望他继续在红军中工作，政治局便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斯大林便离开了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38]革命军事委员会初创时，他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如果他的意见被拒绝，他将不再为其服务。他不能忘记他所遭受的轻蔑和不屑，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记着讨论对外政策，托洛茨基建议对波兰采取“以妥协换和平”的政策并获得了赞同。[39]对斯大林而言，这是万万不能忍受的。在他看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应对战争的处置不当共同负责。现在，托洛茨基竟然想享受和平时期人们对他的众口交赞。弗兰格尔引起了他的警觉，因此，斯大林曾警告政治局要提防整个波兰的行动。政治局曾要求他对付两条军事战线，就好像他对付了一条，然后再被要求去对付另一条。
有些日子，斯大林沉溺于那些他在内战前最感兴趣的事情中。在他的鼓动下，政治局打算以哥萨克人为代价，向土生土长的高加索人求助，并由斯大林代表莫斯科监督执行。[40]他也主持处理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纷繁复杂的巴什基尔（Bushkirian）事件。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对苏维埃共和国表现不忠，斯大林便逮捕了几个成员，并建议将这些人转移到莫斯科进行审讯。[41]同时，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斯大林不愿意被称作格鲁吉亚人。他想使人们都意识到，他凭自己的能力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他对党的总方针有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认为，对于各省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他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人少。因此，斯大林的怨恨就像铁钉上生锈一样滋长、蔓延。像政治局中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感受到了过去几年间他在生理和心理上所施加的影响。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感到自己不被认可。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这些感受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到来时仍然存在。
9月22日，列宁带着少有的悔悟态度到达会议现场。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即这是“一次大溃败，一场大灾难”，“将波兰苏维埃化”的秘密工作损失惨重。红军没有受到波兰工人、农民的欢迎，取而代之的是被其“爱国主义热潮”驱逐出来。那么，这种错误是如何发生的呢？列宁承认他一直认为德国的情况让人振奋，波兰仅仅是向德国进军过程中的桥头堡。他也承认：“我绝对丝毫没有假装了解军事学。”他还承认给红军提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能政治局应该接受寇松的建议，进行和平谈判。最好的选择是申请签订一项条约，等待事情“在第一个合适的机会”出现转机。[42]
对于饱受压力的列宁来说，斯大林最近的这次辞职仅仅是多次辞职中的一次而已，他的专横、善变显得太过分了。与之相比，面对危机时，托洛茨基看起来至少是可靠的。托洛茨基抓住机会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在苏波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并谴责他犯了“战略性的错误”[43]。从前线回来的政治委员们带来的消息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谴责，列宁在较早的几次会议中也对此不断重复。[44]因此，政治局看起来就像嫉妒和批评的温床。一些目睹这一切的人意识到，列宁对于此次大溃败中自己应负的责任并没有开诚布公。其实，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入侵波兰，这主要是列宁的失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确提醒过他入侵可能带来的后果，托洛茨基争论说红军早已筋疲力尽，斯大林说波兰人将起来反抗苏俄的入侵，[45]一些会议代表也直接苛责列宁。因此，当天的会议是在愤怒的争执中结束的。第二天重新开启会议议程时，斯大林坚持其回答问题的权利。他进行了简短的发言，指出了他在早些时候就对入侵波兰表示过怀疑，但并没有捍卫他在军事行动中的所作所为。这样，会议便转到了其他事务上。[46]
在斯大林看来，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本来有机会证明自己，但在最后时刻，他放弃了，其持续影响是将对波兰军事行动溃败的主要责任算到他一个人头上。过去的争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决定掌权；1917年11月，他们拒绝建立一个与社会党结盟的大政府，这在中央委员会中引起了骚动。一连几个星期，好多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拒绝在政府中和列宁坐在一起。关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争论更加刺耳，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对组建没有列宁参加的政府苦思冥想。但是，关于苏波战争的争论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元素，这就是斯大林。人们指责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的斯大林不服从命令、野心勃勃但军事方面的能力又不足，这就是关于其显著缺点的清单。
我们很难对斯大林不成熟的反应做出解释。斯大林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但也嫉妒别人，可以说，这种嫉妒有时到了十分过火的程度。他深深地厌恶批评，容易被别人轻视。同时，他又非常好斗。那么，他为什么对入侵波兰之前的历史要抱怨几句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呢？如果情况完全反过来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可能都不会发表冗长的演讲，以为自己辩解。或许斯大林自感软弱无力，并遭受着信心的瞬间崩溃。证据是无可争辩的：他的表现很糟糕，他的抗命不遵也绝非首次提及。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斥责他滥用伎俩，导致太多的红军战士被杀害。[47]第九次代表大会与前一次的区别在于，在这次会议上，没人再提及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因此，斯大林丢尽了颜面。同时，也没有朋友不辞劳苦地为他说情。斯大林觉得从争论中脱身来延长自己的痛苦是毫无意义的，他痛恨别人认为他不停地絮叨抱怨。[48]斯大林需要的是别人总认为他是那么坚毅、果敢、务实。
但斯大林没有打算宽恕和遗忘，托洛茨基的指责又增加了他的不满。这段插曲中唯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没有产生对列宁的怨恨，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列宁的崇拜。有争议的是，斯大林不仅将列宁看作一个英雄，而且将他视为其父亲的替代者加以学习，这已经超出了证据能够证明的范围。1917年10月前后，斯大林和列宁之间产生了多次恶意的碰撞。毫无疑问，此时他表现出了最起码的尊重，这不是顺从，更不是奴性。斯大林不打算像报复其他人那样报复列宁，而是等待有利时机报复托洛茨基。
* * *
[1]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50, p. 186.
[2]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50, pp. 285 - 286.也可参见V. M.霍拉德科夫斯基（Kholodkovskii）的著作中引用的库恩·贝拉（Bela Kun）的评价，V. I. Lenin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novogotipa, p. 88。
[3] 参见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RGASPI, f. 44, op. 1, d. 5, pp. 11 - 18, 20 - 21, 27 - 28。他的备忘录在1992年4月27日的《消息报》（Izvestiya）中被引用。
[4] RGASPI, f. 17, op. 3, item 3 and d. 103, item 8.
[5] ITsKKPSS, no. 2 （1992）， p. 158.
[6]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51, p. 240.
[7] ITsKKPSS, no. 1 （1991）， pp. 119 - 122.
[8] RGASPI, f. 17, op. 3, d. 96, item2.
[9] RGASPI, f. 558, op. 1, d. 4200, p. 1.
[10]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3, p. 120.
[11]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4, pp. 332 - 333.
[12]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p. 149 - 150: telegrams to Lenin and Trotski.
[13] R.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pp. 406 - 408.
[14]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10.
[15] K. E. Voroshilov, Stalin i Vooruzhennye Sily SSSR, p. 23.
[16] Istoriya, SSSR, vol. 3, book. s, p. 364.
[17] RGASPI, f. 558, d. 1470, p. 1.
[18]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51, pp. 237 - 238.
[19]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42.
[20]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43.
[21]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p. 147 and 150.
[22]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50.
[23]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p. 150 - 151.
[24]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p. 151 - 152.
[25] 1923年4月25日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民族组会议上的讲话。ITsKKPSS, no. 4（1991）， p. 171.
[26] 1923年4月25日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民族组会议上的讲话。ITsKKPSS, no. 4（1991）， p. 171.
[27] N.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p. 200.
[28] 参见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评价（与毕苏斯基的评价相同）。N.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p. 200, pp. 208 - 210.
[29] S. M. Budennyi, Proidennyi put', vol. 2, p. 304.
[30] N.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pp. 213 - 214.
[31] S. M. Budennyi, Proidennyi put', vol. 2, pp. 310 - 311.
[32] S. M. Budennyi, Proidennyi put', vol. 2, p. 303.
[33] N.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pp. 218 - 219.
[34] RGASPI, f. 17, op. 3, d. 103, item la.
[35] RGASPI, f. 17, op. 3, d. 103, item5.
[36] 于是，他参加了1920年8月25日、26日、9月6日、14日、15日的俄共（布）政治局会议。RGASPI, f.17, op. 3, d. 104 - 109.
[37] RGASPI, f. 17, op. 3., d. 106, item 19.
[38] RGASPI, f. 17, op. 3., item 10.
[39] RGASPI, f. 17, op. 3., d. 107, item2; d. 108, item 1.
[40] RGASPI, f. 17, op. 3., d. 108, item9.
[41] RGASPI, f. 44, op. 1, d. 5, pp. 33, 35 and 36.
[42] Devyataya Konferentsiya RKP（b）， p. 82.
[43] Devyataya Konferentsiya RKP（b）， p. 79.
[44] C. Zetkin, Erinnerungen an Lenin （Vienna, 1929）， pp. 20 - 21;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4, pp. 323 - 324 and 333.
[45] Devyataya Konferentsiya RKP（b）， p. 82.
[46] 这实质上是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贸易联合体的讨论”结束时做的事情，也的确是列宁想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优先做的事情。
[47] 列宁的生日演说。Pravda, 24 April 1920.
[48] R. C.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pp. 122 - 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