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对苏粮食供应已达至低点，人民委员会陷入恐慌。5月31日，他们决定交给党内最有能力的组织者——斯大林及其以前的对手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一项新鲜而又艰巨的任务——去南俄收购粮食。伏尔加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是农业资源丰富的传统区域。为了得到粮食，人民委员会赋予斯大林和施略普尼柯夫全权：只要能找到粮食，去哪里都可以。斯大林计划前往察里津（Tsaritsyn），施略普尼柯夫前往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助理阿利卢耶娃兄妹陪同他前往察里津，哥哥菲多是其助手，妹妹娜佳是其秘书。两天后，他们携带行李到达莫斯科喀山火车站。这里混乱不堪，由红军维持秩序。同时，售票厅里和站台上挤满了乞丐和扒手，黑市上还有很多到莫斯科卖面粉、土豆和蔬菜的小贩。通常情况下，旅客们等几天才能坐上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失望的持票者爬到车厢的顶部，然后骑在上面是稀松平常的事。这时候，他们已全然不顾严寒或酷暑。斯大林比其他乘客享有优先权。但即便如此，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也是在大发雷霆之后，车站的领导人才答应给他和随从一节车厢。这是革命后的苏俄极端失序的另一种表现，而这种失序，就连斯大林也不得不经历。[1]
他们一行三人从莫斯科出发，一路上火车停停走走，6月6日才到达目的地——察里津。[2]察里津后改称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但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改名为今天的伏尔加格勒（Volgograd）。察里津是伏尔加河畔的城市之一，作为哥萨克人的军事要塞，建于17世纪晚期。大体上看，察里津不是一个著名的城市，它甚至连州首府都算不上，仅仅隶属于萨拉托夫州（Saratov）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但无论从地理位置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察里津都是战略要地。察里津是重要的贸易中心，操纵着地区性的粮食、木材和牲畜的贸易往来。轮船从里海（Caspian Sea）出发，沿伏尔加河向上游行驶，前往俄罗斯的中心地带，这条航线的第一个大岔道口就是察里津。因此，从它建城那天开始，就成为重要的中转站。此后，铁路线的建设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一条交通大动脉从莫斯科一直向南通向罗斯托夫，一条支线从科兹洛夫（Kozlov）开始一直通向这里，然后到达黑海海岸的阿斯特拉罕。当时，向西到达罗斯托夫、向东南到达季霍列茨卡亚（Tikhoretskaya）交通枢纽和北部山区的铁路轨道早已铺好。控制了察里津及其附近地区，人民委员会就可以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获取粮食。
人民委员会给斯大林的指示是改善粮食供给。在此之前，安德烈·斯涅萨廖夫（Andrei Snesarev）到达察里津。斯涅萨列夫是旧俄军队的将军，后来倒戈加入红军。斯大林代表政治力量，斯涅萨列夫代表军事力量，人民委员会派两人前往察里津的目的是使两种力量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Petrograd）筹集粮食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3]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委员会错误地判断了这位人民委员。由于粮食采购有赖于红军力量的使用，因此，斯大林将他采购粮食的职责理解为他本人有权凌驾于该地区所有军事首领之上。旧俄军队中的一位列兵拒绝为他服务，没有使他在管理北高加索前线时变得谦虚谨慎。一个月后，斯大林通知列宁：
食物供给问题自然与军事问题纠缠在一起。为工作利益着想，我需要有军事全权。我早已写信提及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做主，不经任何手续把那些破坏我们事业的集团军司令和政委们撤职。这是工作利益驱使我这么做的，因此，即使没有托洛茨基的那一纸公文，我也不会停止我的行动。[4]
当时，斯大林已经有一定威望，几乎可以与人民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些杰出人物相提并论。这是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一试锋芒的良机。
1918年年中，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共和国受到多方面的威胁。第一支自称为“白卫军”的军队——俄罗斯“志愿军”（Volunteer Army）在阿列克谢耶夫（Alexeev）将军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领导下，正在诺沃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接受训练。他们逃离了彼得格勒，计划向莫斯科前进。这支“志愿军”反对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企图通过对红军进行军事打击恢复1917年以前的社会秩序。9月，另一支武装力量在距离北高加索地区700英里的喀山（Kazan）市外形成。当时，喀山由红军占领。托洛茨基重组的指挥和新兵招募系统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还没有将社会革命党人的兵团消灭。他们撤退到乌拉尔山区（Urals）进行重组，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在南部地区招兵买马。11月份，鄂木斯克（Omsk）发生了一场政变。海军上将高尔察克（Kolchak）脱离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统治，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组建了一支军队。上述这些军队公然抨击布尔什维主义是对俄罗斯母亲（Mother Russia）的背叛，由克拉斯诺夫（Krasnov）率领的哥萨克骑兵对察里津南部区域的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进行攻击。这些军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涨，憎恶列宁所领导的人民委员会搞社会主义，持无神论，破坏国家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所承担的任务使他的个人安危受到威胁，但他和他的同伴阿利卢耶娃兄妹从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5]
斯大林后来的敌人们都忽视了其在内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面对战时的灾难，他没有逃避，他不是一个懦夫。在这种意义上，他的英勇甚至使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相形见绌。但他不仅仅是一位战争英雄，后来的赞美者过度渲染，将他描绘成拯救了伏尔加河畔的十月革命的天才司令官。
斯大林在南方的任务举足轻重，除了粮食短缺之外，苏维埃政权本身也是前途未卜。俄国占领波兰、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并占据罗斯托夫，破坏性地缩小了苏维埃国家的农业生产基地。7月下旬，克拉斯诺夫（Krasnov）的袭击切断了苏维埃政府与察里津之间的联系。南俄和北高加索（Caucasus）地区是小麦的主产区，因此，身在莫斯科的列宁决定消除粮食采购和运输过程中的这些瓶颈。当时，白卫军不是唯一的威胁，当地的许多武装团体也妨碍粮食贸易和运输。当然，有些武装团体仅仅是盗匪，怀有其他的政治或者宗教方面的目的。这个地区的民族想向莫斯科索要自治权，1917年俄国的分裂给他们恢复自治提供了契机。在这样一块动荡不安的区域内负责重新建立采购和运输粮食的安全通道，斯大林似有千斤重担在肩。但他没有畏缩不前，而是满怀信心地承担起了这副重担。
察里津执政当局认为他充当了满怀恶意的“莫斯科眼线”[6]的角色，但他们完全错了，斯大林对来自首都的指示不屑一顾。由于斯大林十分厌恶红军、征粮机构中的所谓“专家”。他一到察里津便着手肃清这部分人。这种做法，显然是与官方政策唱反调，但斯大林并没有费尽心思地去投列宁之所好。他说：“我敦促每个人勇往直前。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咒骂他们。”斯大林称这些专家们为“鞋匠”。[7]一个鞋匠的儿子，想证明自己作为军事司令官的威严，因此，这个称呼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
虽然仅仅是南俄粮务特命全权总领导者，但斯大林将自己置于附近地区所有的军事和行政当局领导者之上，例如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安德烈·斯涅萨廖夫（Andrei Snesarev）、察里津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尔盖·米宁（Sergei Minin）、该地区食品供给代表团的领导人卡米拉·雅库波夫（Kamil Yakubov）。如果斯大林想以一位战斗者的形象闻名于世，他就要做出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来。当时，白卫军切断了察里津和科特尔尼科沃（Kotelnikovo）之间的铁路线，斯大林冒着危险察看局势。其实，这不是他的一贯作风。内战中的其他时间以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没有去冒这种险。[8]当时他乘坐一辆装甲车从察里津出发前往下游的阿勃加涅罗沃——杜托夫（Abganerovo-Zutovo）。有一支铁路修筑工程队在那里工作，恢复线路畅通，斯大林此行就是去检查那里的工作的。两天后，他回来了，一时名声大噪，人们认为斯大林在关键时刻能够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9]回来后，他将察里津这座城市的机关干部召集在一起，向他们炫耀自己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权威，并宣布重新改组察里津地区的军事指挥机关。就这样，斯大林获得了北高加索军区战线上的军事控制权。
斯大林很巧妙地获得了布尔什维克同仁的支持，其支持者，一个是谢尔盖·米宁，一个是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两人都非常乐意加入到斯大林的阵营中，组成他们自己的军事委员会，来负责该地区的正常运行，这个军事委员会又被称为南方战线。7月18日，斯大林和他的新搭档向列宁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撤换斯涅萨廖夫，组建以斯大林为首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10]
列宁及其在莫斯科的同志们批准了这一请求，并认为为了保证食品的供给安全，对察里津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更加紧密地进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斯大林非常高兴。他不住宾馆，而是在火车站外的一节幽静的车厢里安营扎寨。一到达察里津，斯大林就叫来鞋匠，定做了一双及膝的黑色皮靴，来搭配他黑色的外套。鞋匠来到车厢并测量了尺码后，斯大林问道：“唉，靴子什么时候能做好呢？”鞋匠回答说：“5天之内！”斯大林听了简直惊叫起来，他说：“不行，你不能那样！伙计，加油！我父亲一天就能做两双这样的靴子！”[11]这个表明，斯大林对于制鞋知之甚少。
在私人生活中，斯大林也获得了满足。陪伴他从莫斯科到察里津的娜佳·阿利卢耶娃，不再仅仅是他的秘书，已经成了他的妻子。根据他们的女儿几十年后的解释，十月革命后，他们在彼得格勒就已经以夫妻身份生活在一起了。[12]从时间顺序上来看，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段时间布尔什维克排斥婚姻，认为婚姻是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从西伯利亚回来时没有打算单身。1917年，他曾和几个妇女约会。[13]在西伯利亚期间，他同居的对象也不断更换。但他需要的是安定的家庭生活，而流浪的生活阻碍了他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在他们正激情洋溢的时候，两人为革命服务，一同去了北高加索军区南方战线。
约瑟夫是共产党领导人，娜佳的家人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那时候，约瑟夫处于黄金时期。可能他处理政治事务的卓越才能吸引了娜佳。同时，娜佳的家庭生活不断地被革命事业所破坏，这种情况也可能使娜佳有恋父情结，吸引她爱上一个看起来能依靠的老男人。[14]娜佳算不上貌美如花，但她双唇丰满，慈眉善目，头发乌黑发亮，梳成马尾辫，长及腰部。像娜佳这样体态丰盈的女人，约瑟夫很是喜欢。但他并不担心她的年龄还不到自己的一半。他认为，自己比她见多识广，生活阅历丰富，能够掌控得了他们的婚姻。阿利卢耶娃的家人给了斯大林无私的帮助，和他相处融洽。因此，从这桩婚姻中，斯大林得到的不仅仅是中意的妻子，而且还有一个安定、互助的大家庭。[15]
在察里津，关于斯大林的地位问题，有唯一一件让他感到烦恼的事情，就是莫斯科对他行动的干涉。其中，没有人比托洛茨基的干涉再让他愤怒了。9月17日，斯大林刚刚组成了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他的上司、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就命令他停止不服从其决定的行为。[16]为此，斯大林发电报向列宁抱怨，说托洛茨基不在现场，因此不了解整个地区的形势。
总体来看，关键在于托洛茨基不能克服他乱七八糟的立场。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他难以置信的“左派”立场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创。在5月份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他的立场和混乱不堪的外交手段同样破坏了我们共同的事业。现在，他的命令又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更进一步的破坏，而且这个托洛茨基分子的所有命令在战争前线事实上等同于最杰出的领导人，注视着来自非党的反革命分子阵营中的军事专家的屁股……[17]
斯大林提醒列宁，托洛茨基过去曾经反对布尔什维克，他对傲慢的政治入侵的反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斯大林看来，托洛茨基不能受到信任。
斯大林要求对托洛茨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他说：
我担心如果他们重复以前的行为，提出疯狂的要求，将会造成军队和指挥人员之间产生纷争，从而将前线完全摧毁。因此，我请求您在合适的时候，趁早将他调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岗位，限制他的权力。
我不喜欢责难和诽谤，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立即对托洛茨基进行严格控制和限制的话，他将支持“左”翼力量和所谓的“官方”的纪律，这会使最训练有素的同志感到厌恶，从而会使整个军队毁于一旦。
这种分析吸引了熟知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历史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军事首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牢牢掌握了政权，拒绝接受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所提出的社会激进主义中的许多要求。在俄国十月革命这场戏剧中，托洛茨基看起来最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党员们对他坚持使用旧俄军队的军官非常恼火，对他因为政治委员违抗命令、畏缩不前而予以枪毙也进行了斥责。1918年年末，针对托洛茨基的非正式的军事反对派开始联合起来。
托洛茨基有理由对发生在察里津的事件感到震惊。列宁开始偏向斯大林，因此，在南方战线上，斯大林一意孤行，但这是不被党的领导者们所共同认可的准则。列宁坚持认为，如果想要赢得内战，就应该将俄国普通的农民争取到红色阵营中来，而不仅仅争取最穷困的农民。为达此目的，相对于暴力行为，说服教育应该摆在优先的位置。然而，列宁的宣言带有自相矛盾之处。为了将“阶级斗争”的理念引向农村，他早就大规模地建立了不受欢迎的“贫农委员会”，并征召农民入伍，还通过全副武装的城市工人征粮队来征收农民的粮食。但是，很显然，他关心的是赢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斯大林的思路比列宁更清晰。对他而言，威力是正确、有效、经济省力的资源。他将一些村庄付之一炬，以恐吓周围的其他村庄，使那里的村民遵守红军的命令。这种恐怖行为就是用来对付这些农民的，但在官方的宣传中，这些农民却被描述成苏维埃国家的两大主体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将哥萨克人（Cossacks）当作敌人来对待，“非哥萨克化”这个词流行起来。[18]他在给其布尔什维克的老对手斯捷潘·邵武勉（Stepan Shaumyan）的信中说：
对于达吉斯坦（Dagestani）和阻止从北高加索军区过来的火车前行的其他障碍，你绝不能心慈手软。为了教训他们不要袭击火车，就要放火烧毁很多村庄，使之夷为平地。[19]
这种手段，是19世纪早期高加索地区的叶尔莫洛夫将军（General Yermolov）和1905年格鲁吉亚的阿里哈诺夫将军（General Alikhanov）统治下的最凶残的帝国军队的传统[20]，却被斯大林效仿。他们打算让外界知道，唯有绝对的顺从才能拯救当地人。斯大林一心想安抚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组织，但这些组织中有些人没能成功阻止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爆发。因此，他对这部分人采取了残忍的打击措施。
斯大林要求自己领导的、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红军士兵严格服从命令。[21]斯大林毫无后顾之忧地将军队投入战争，似乎单单士兵数量上的优势就能带来军事上的胜利。红军死亡人数的比例比白卫军高很多，但他并不关心。列宁对南方战线上不计后果地滇视士兵的生命提出了批评，虽然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但很显然，斯大林应该对此承担责任。[22]列宁宣称不能将红军运作中的问题归咎于托洛茨基，并且坚信中央委员会征召旧俄军官的政策是正确的。[23]托洛茨基派他的助手亚历克斯·奥库洛夫（Alexei Okulov）前往察里津，查明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调查报告非常令人不安。斯大林将旧俄军官从指挥官的职位上撤下来，逮捕了数十人，并用船将其运送到伏尔加河畔。这其中，就有斯涅萨廖夫。他被指控密谋破坏红军战争，帮助白卫军作战。[24]斯大林想沉船后把上面的所有人淹死。[25]根据上级的命令，斯涅萨廖夫被释放，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他赴西部战线指挥作战。盛怒之下，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继续请求对那些反革命军官们进行制裁。伏罗希洛夫宣称，如果他和斯大林不在察里津这样做的话，白卫军将会占领整个乌克兰。[26]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斯大林一直坚信，国内各种阴谋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独有偶，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随随便便地将阴谋归于党的敌人中有组织的联系。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们属于红军内部不服从命令的那部分人，那么，托洛茨基甚至决心将他们当作叛徒来对待。因此，他的这种想法是臭名远扬的。在这点上，斯大林本人与托洛茨基如出一辙。1918年9月，察里津的军需品供应不充足，他向列宁吼道：“这是军队内部的漫不经心和背信弃义。”[27]按照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做错了事情，总有一个蓄意破坏的机构在起作用。因此，即使处于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莫斯科也一定存在叛徒。
相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其他赞成暴力统治的领导人而言，斯大林更大规模地使用了暴力和恐怖手段。托洛茨基要求，如果在未批准的情况下撤退的话，政治委员和军事长官应当被一起枪毙。因此，在嗜杀成性这件事情上，只有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非常接近。托洛茨基也运用罗马的政策，大批杀害对高层命令缺乏执行力的那部分人。同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总是忽视被契卡逮捕的那些人的请求。列宁反对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对契卡严加控制，即便如此，有时他在这种情况下也起一定作用。[28]斯大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暴力的热情，甚至使托洛茨基看起来都相形见绌。20世纪30年代，他的同僚们都忘掉了他的这个特点，最后独吞苦果。
在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态度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所不同。在其职业生涯中，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晚，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党不重视。斯大林对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地位思考得比较多，在内战期间，他随身携带着一本再版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中，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共产党只字未提。斯大林意识到了这种疏漏，在书的空白处作了注释：“违反无产阶级的意志，党能够夺取政权吗？不！不能！一定不能！”[29]他接着写道：“如果没有一个先锋队，没有一个唯一的政党，无产阶级是不能实现专政的。”[30]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此没有只言片语，但是斯大林，像列宁一样，从1917年十月革命，就已经开始修正和发展他的观点了。在斯大林看来，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国家的最高机构。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试图将党的这种地位纳入共产主义的学说中去，斯大林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样，这个理论就成为“无产阶级管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的评论中，即“共产党不能仅仅取代无产阶级的专政”[31]，斯大林表现出了不安。
内战期间，斯大林没有闲余时间来写书，他写给《真理报》的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与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观点大同小异。不过，斯大林仍在继续思考宏大的课题，其中，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是最突出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苏维埃国家的制度框架。1919年1月，他和捷尔任斯基一起写的关于彼尔姆（Perm）军事事变的报告探讨了军事力量、政党和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两人所提出的建议，无论对将共产党建成国家最高机构决定的出台，还是对正确厘定从党的机关到所有公共机构的命令方针的决定的出台，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2]只是斯大林后来的宣传者们做了言过其实的宣传，诱导历史学家们忽视了它的重要性。实际上，斯大林是一位善于反思而又果敢的政治家，这点得到了列宁的赏识。
正是在这次旅途中，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的私人助理斯坦尼斯瓦夫·瑞顿斯（Stanishlaw Redens）成了好朋友。娜佳陪同斯大林前往彼尔姆，很快，瑞顿斯就爱上了她的姐姐安娜，并与之结婚。此后，瑞顿斯成为契卡的重要成员。[33]在内战中，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相互交织在一起，斯大林也不例外。斯大林的新婚对他的公共活动没有任何影响，在内战中，他对保卫前线呕心沥血。1918年10月被召回莫斯科时，斯大林继续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但到12月，他又离开了莫斯科。海军上将高尔察克（Kolchak）领导的白卫军入侵彼尔姆边疆区的乌拉尔城，重创了红军部队。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被派往那里调查军事事变发生的原因，他们于1919年1月底回到莫斯科并写了一份报告。这样，斯大林又住在了莫斯科，直到5月份被派往彼得格勒和西方战线，抵抗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Yudenich）将军的进犯。7月份，斯大林转移到西方战线上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地段。9月份，他又转移到南方战线，一直待到1920年。
斯大林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1919年年中转至西方战线上的彼得格勒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应对无序和反抗的能力。西方战线上的红军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因为在他刚到那里的时候，第三团就投敌了。对此，斯大林是冷酷无情的。5月30日，他在斯慕尼学院发电报告诉列宁，他正在逮捕叛徒和逃兵，指控他们犯有叛国罪，并由行刑队在公共场合将他们处死。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既然每个人都看到了叛国的后果，那么背叛的行为就减少了。[34]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热心于斯大林的横插一杠，揭发了斯大林在察里津的劣迹后被调往西方战线的阿列克谢·奥库洛夫（Alexei Okulov）这次又打破了斯大林的如意算盘，以致6月4日斯大林很生气地发电报，要求列宁必须在奥库洛夫和他自己之间做出选择。他大声叫嚷说现存条件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照他的最后通牒去做，他威胁要离开彼得格勒。[35]
斯大林的军事活动集中在附属于各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从1919年开始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进来。他主要是发号施令。他对战争完全没有经验，没人能找到证明其看过有关战争书籍的证据[36]，而列宁早就读过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书，托洛茨基在1914年以前就作为一家报纸的新闻记者对巴尔干（Balkan）战争进行了报道，斯大林急于证明自己是一个司令官。通过在南方战线、西方战线，再是南方战线、东南方战线和高加索战线上对他的连续任用，中央委员会对他很赏识。斯大林果断坚毅、生气勃勃、面对严峻和无法预测的情况时勇于承担的品质，为他赢得了赞赏。
当然，这也要付出代价。斯大林不喜欢在一个团队中工作，除非他是这个团队的领导人。他唯一顺从的人就是列宁。其实，列宁也发现他这个人很难管，自命不凡，非常敏感。斯大林憎恨托洛茨基和整个旧俄军官中的精英分子。只要有人威胁到他在红军中的威望，他就宣称要辞职。斯大林对上级的命令置之不理，即使这些命令是中央委员会或者其内部的附属委员会发出的。这就是斯大林的自负！他非常善变，反复无常。一旦决定了行动的方针，他想怎么操控就怎么操控。他要求撤了军事指挥官的职，要求改变战略战术。为了满足他的要求，中央委员会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即使以战时党的领导人的标准来看，他对敌视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团体采取镇压的措施也过头了。同时，与托洛茨基相比，他更倾向于把任何不尊重他的人当作人民公敌。
斯大林登上权力峰顶的常见形象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其实，在内战中的那些岁月里，他没有将大多数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也没有以苏维埃国家杰出领导人的身份巩固他的地位。当然，那时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也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委员。但是，这两个角色都没有把他的责任仅仅限制在行政事务中。随着公共事务日益复杂，斯大林的职位也进一步升高。他主持了苏联宪法（the RSFSP Constitution）起草委员会；1918—1919年间，他连续不断地在军事前线工作，并因此成为主要的政治委员；他经常介入到对英、对德、对土耳其和其他强国关系的决策中来；他处理了在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他实施了对彼尔姆地区红军溃败原因的调查。1919年，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起自己内部的附属委员会时，他被政治局（Politburo）和组织局（Orgburo）选中；1920年2月工农检察院（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刚一成立，他就被任命为该检察院人民委员。
斯大林不是那种传统官僚的形象，而是活力四射的。他几乎参与了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安全和国际关系领域所有重大问题的讨论。每当有争议的问题悬而未决时，列宁就给政治局成员们打电话或发电报。[37]高层公共生活中，没有斯大林不熟知的角落。如果突然出现急事，政治局就会向他寻求帮助。内战期间及此后，其他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布哈林都将工作固定下来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作需要在公众面前亮相。在红军中，托洛茨基就津津有味地做着这种事情，并获得了高度称赞。这些卓越的领导人也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获得了威望，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就是例证。既然布尔什维克党人通过共产主义学说进行领导工作，能书会写也会增加他们的威望。因此，内战期间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持续不断地出版著作。但是，斯大林在这些领域无法与之匹敌。他总是四处奔波，在正式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可怜的演说者，根本没有时间去写作。
虽然斯大林是这个占据上风的政治组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他的功绩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斯大林的麻烦就在于他要最大限度地使组织、党和社会认识到他的重要性，但他只偶尔才流露出他的愤慨。1919年11月，斯大林试图辞掉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列宁非常吃惊，他以政治局的名义请求斯大林三思而后行。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斯大林是一个太有用的人，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因此，他的功绩非常容易被人遗忘。但是，真正吸引列宁的是他使布尔什维克的敌人闻风丧胆，斯大林在内战中的专制是他1937—1938年发动肃反运动（Great Terror）的早期预演。那么，为什么人们没有发现他的这一特征呢？这仅仅是因为十月革命后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在实行暴力政治，资历尚浅的斯大林与环境不相适应的个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这不是借口。1918—1919年间与斯大林相熟的人，都没有对他此后的“发展”感到吃惊。
* * *
[1] F. S. Alliluev, 'V puti. （Vstrechi s t. Stalinym）',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 18.
[2]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4, p. 116.
[3] A. Zimin, Uistokov stalinizma, 1918 - 1923, p. 134.
[4]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4, pp. 120 - 121.
[5] F. S. Alliluev, 'V puti. （Vstrechi s t. Stalinym）',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p. 20 - 22.
[6] F. S. Alliluev, 'Obed u Minina': RGASPI, f. 558, op. 4, d. 668, p. 57.
[7]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4, p. 118.
[8] 如果斯大林在前往阿勃加涅罗沃——杜托夫（Abganerovo-Zutovo）的旅程之后再有这种冒险行为的话，他会在他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那些年间所写的回忆录中大肆宣扬。
[9] F. S. Alliluev, 'T. Stalin na bronepoezde': RGASPI, f. 558, op. 4, d. 668, p. 99. a.
[10] RGASPI, f. 558, op. 1, d. 258, p. 1.
[11] F. S. Alliluev, 'Vstrechi s t. Stalinym', RGASPI, f. 558, op. 4, d. 668, p. 39.
[12]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 90.
[13]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87.
[14] A.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70.
[15] 要想了解他们的婚姻问题，参见下文第200—209页。
[16] K. E. Voroshilov na Tsaritsynskom fronte. Sbornik dokumentov, p. 64.
[17]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52.
[18] 参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V. P. Antonov-Ovseenko）给列宁的报告。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60.
[19] Pravda, 20 September 1963.
[20]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221.
[21] ITsKKPSS, no. 11 （1989）， p. 163.
[22] ITsKKPSS, no. 11（1989）， p. 169.
[23]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3, pp. 79 - 81.
[24] K. Voroshilov, Stalin i Krasnaya Armiya, p. 104.
[25] ITsKKPSS, no. 11 （1989）， p. 157.
[26] ITsKKPSS, no. 11（1989）， pp. 161 - 162.
[27]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51.
[28] ITsKKPSS, no. 6 （1989）， p. 146 and no. 12 （1989）， pp. 169 - 170; G. Leggett, The Cheka, pp. 162 - 163.
[29] Stalin's Copy of N. Lenin, Gosudarstvo i revolyutsiya （Petrograd, 1919）， inside flap: RGASPI, f. 557, op. 3, d. 156.
[30] Stalin's Copy of N. Lenin, Gosudarstvo i revolyutsiya （Petrograd, 1919）， inside flap: RGASPI, f. 557, op. 3, d. 156., p. 28.
[31] Stalin's Copy of N. Lenin, Gosudarstvo i revolyutsiya （Petrograd, 1919）， inside flap.
[32] The Trotsky Papers, 1917 - 1922, vol. 1.
[33] V.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sem'i: Alliluevy, Stalin, p. 9.
[34] RGASPI, f. 558, op. 1, d. 627, p. 1.
[35] RGASPI, f. 558, op. 1, d. 627, p. 1.
[36] S. V. Lipitskii, 'Stalin v grazhdanskoi voine', p. 98.
[37] R.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pp. 101 - 102 and 123 -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