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颁布后，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并正式以“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名字出现。这时，斯大林还未被大多数市民所熟知。而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人民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已是赫赫有名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此时都广为人知。尽管斯大林已初步取得成功，但他尚处于在其他领导人的影响下开展工作。作为斯大林的首任个人助理，菲多·阿利卢耶夫回忆道：
在那段时间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高度认可斯大林同志。这些人要么与他并肩战斗，有着共同的经历，要么已经意识到斯大林是那种真正认真工作并能做出贡献的人，而绝不属于喋喋不休、漫无目的地自吹自擂的那种类型。[1]
斯大林承认其他人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获得了比他更大的影响力，他也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但他却将此转化为削弱其他竞争者的利器。斯大林认为自己从不自吹自擂，从不炫耀，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实际工作。但面对自己的优点和强项，斯大林喜欢亲自说出，而不是借他人之口。菲多记录的这些内容已经交给档案馆存放而没有公开出版。
斯大林需要保持睿智，因为他的工作机构面临重重困难。他们既缺乏人手又没有资金支持，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工作人员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支持，只能去斯莫尔尼宫去寻找。由于所有的银行工人都在罢工，财政资金相当短缺。斯大林知道托洛茨基拥有从前政府外事部门中取得的银行账户，便派他的副手坦尼斯瓦夫·伯特考斯基（Stanislaw Pestkowski）作为代表向托洛茨基请求更多的经费支援。经过多次要求和运作，斯大林和伯特考斯基最后终于有了办公楼，他们将标语贴在外面，以证明这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地盘。[2]
1918年，由于担忧德国军事力量的威胁，苏维埃政府迁至莫斯科。即便如此，他们所面临的窘境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虽然斯大林坚决反对，但人民委员会的办公机构还是被一分为二，它们位于两条不同的街道上。斯大林孤注一掷，千方百计要获得位于兹拉托乌斯特因斯卡亚（Zlatoustinskaya）街道的“大西伯利亚”酒店，但尼古拉·奥辛斯基（Nikolai Osinski）领导的最高人民经济委员会先于他获得了该酒店。斯大林和伯特考斯基没有轻易退让，他们将奥辛斯基的告示撕下，换成了民族事务委员部的标识。但是，奥辛斯基向人民委员会表达不满，出于压力，斯大林又不得不放弃了酒店。“这只是斯大林所遭受的众多挫折中个别例子”，伯特考斯基回忆道。[3]由于条件差，招不到工作人员成为斯大林面临的更大困难，大多数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因感到民族问题的敏感不愿到斯大林的机构谋差，即便伯特考斯基也不愿接触这方面工作。[4]斯大林只能依靠阿利卢耶夫家的成员，他请菲多的妹妹娜佳（Nadya）作为他的秘书。[5]不久前她还只是当地一名在校学习的女学生[6]，转眼间就变成了革命政府的雇员了。
党的政策始终不明晰，这困扰着布尔什维克。虽然革命的目标是明确的，但具体措施尚未计划完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开始就他自己负责的民族问题分门别类地设计具体政策措施。这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列宁的信任。1917年年底，在列宁赴芬兰期间，政府和乌克兰当局（议会）的谈判陷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卡列金（Kaledin）将军正在俄国南部组织训练一支反革命力量，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千钧一发。爱沙尼亚的革命萌芽也需要引起重视，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能够较好地完成人民委员会赋予他们的职责，而也有一些人无法胜任工作。正是在不断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斯大林逐渐成长起来。
毫无疑问，列宁掌握着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连托洛茨基都居于次要地位。斯大林也认为列宁是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12月27日，斯大林向列宁发出急电，希望他能迅速从芬兰结束旅行赶回彼得格勒，[7]但列宁坚持让斯大林独立处理所发生的事，而他仍和妻子纳杰日达、妹妹玛利亚在芬兰享受假期。斯大林继续按照十月革命前和列宁共同商讨确立的政策处理民族事务，为在前沙俄时期的所有民众落实民族自决权。需要确认的是，俄罗斯民族不会被赋予一定的特权。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去发展自己的文化，建立自己的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掌握本民族的出版发行权，宗教信仰和结社的自由也得到保障（当然，也有例外，如基督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将失去曾拥有的土地）。对于那些集中居住在特定区域的民族或种族群体，国家将设立自治机构，而俄罗斯民族几乎没有被提及。帝国时代终于宣告结束了。
非俄罗斯民族的民众有可能认为布尔什维克会歧视他们，而列宁和斯大林设计的这些特殊政策，有助于减轻甚至防止这一可能。为了重申在革命地区一定会给每个民族和种族群体平等的待遇，人民委员会赋予了其他民族一定的分离权。因此，结果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其他民族增强了对俄罗斯民族的信任，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在一种新的革命形式下呼之欲出。
这种模式并非没有例外，沿袭了临时政府的先例，列宁和斯大林接受了波兰人的独立要求。如果不这样做会显得很不合适，因为整个波兰地区都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统治之下，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承认了既定事实而已。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鉴于中央政权已经控制了波兰人，彼得格勒的革命政府应该去寻求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能够证明这种情况的是芬兰，芬兰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代就被俄国统治，俄国人和芬兰马克思主义者关系一直很亲密。他们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避风港。在芬兰，一个普遍的民意是希望能摆脱俄国政府的控制，而布尔什维克党对此起到过推动作用，而那种彻底的独立要求并没有大范围出现。令人们震惊的是，列宁和斯大林鼓励芬兰人获得这种完全独立的地位，一个由芬兰各部部长组成的代表团应邀来到俄国首都，11月23日，他们与俄国政府签订了正式摆脱俄国统治的协议书（如果根据中央委员会在1918年年初采用的公历的话是12月6日）。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之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坚持对土地的所有权，不会让它脱离自己的控制，无论是否喜欢。
很显然，列宁和斯大林所想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们都认为芬兰马克思主义者将有机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如果这一设想实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芬兰的同志就会恢复曾经的密切合作，最终，芬兰将重新纳入彼得格勒的控制下。中央委员会的这些政策有着更深层次的寓意，他们的谋划是这样的，一个个国家纷纷从前俄罗斯帝国独立出去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很好的宣传，这就有利于人们支持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东欧和中东欧。
列宁和斯大林也在加紧调整政策，以便增强布尔什维克党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人民的吸引力。他们打算放弃党内守旧的争论，转向支持建立联邦的模式，然而，他们并没有公开解释这种想法。他们的反对者认为新政策违反了布尔什维克一贯强调的中央集权，但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受到指责。他们得出结论：如果布尔什维克想要将他们的权力扩张至前俄罗斯帝国的邻国，就必须采用联邦制。斯大林在哥里的老朋友达维利什维是一位社会联邦主义者，他一直希望将俄罗斯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事实上，列宁和斯大林并不愿意接受联邦制度，他们不希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国家在联盟中获得和俄国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希望通过宣传产生重大影响，改变这些国家的固有观念，对这些邻国进行集中控制。从根本上说，列宁和斯大林希望吸引这些国家，将他们重新拉回至俄国制订的规则下。他们悄然换了标语和口号，但基本观点和目标仍然未变。
随着苏维埃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获得了额外的重视。当斯大林不在时，他就授权坦尼斯瓦夫·伯特考斯基和伊凡·托夫斯图哈（Ivan Tovstukha）处理事务。为了处理这些特别的民族事务问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许多相关部门。在斯大林的强力领导下，他们克服了各种棘手问题，使得各省份在1918年上半年开始看到一系列的成果。斯大林设立基金为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建立本民族语言的出版机构，这种行为早在临时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对此热情地予以肯定，并将此作为他们宣传的中心工作。有一份中央报纸，《民族生活报》的创办目的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的地方加强宣传攻势，广泛传播政策信息。斯大林计划对一些以某一民族为主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比如，希望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一个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他正是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推进民族政策，既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利益，又显示出所构建的新型国家的融合性。[8]
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按照所属民族的不同，代表着各自民族的利益。[9]然而这些成员的流动性太大，开会时争吵不断，会议的参加者经常是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新成员，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常常无从谈起。斯大林发现，一些公职人员可能利用人民委员的职务之便，为其所属民族谋取大量利益，而这些利益比中央委员会所设想的还要多。[10]
一个潜在的危险浮出水面，事态的发展有可能失控，好在斯大林很早就发现问题了。有一位叫苏丹·加列耶夫（Sultan-Galiev）的年轻鞑靼人，1917年11月入党，他能言善辩，才思敏捷，自然是人民委员会吸纳的对象。苏丹·加列耶夫热烈地拥护革命，并在穆斯林群众中宣传革命。然而不幸的是，事实证明他很难胜任这份工作。作为一名从事穆斯林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苏丹·加列耶夫供职于俄国中部，但很快因为他对本民族的积极倡议激怒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员，随即，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忠诚度也遭到怀疑。[11]实际上，他在穆斯林中宣传革命思想的行为最终发生了变化，甚至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委员会控制的“泛土耳其”组织。（他于1923年被捕，并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枪决。）苏丹·加列耶夫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中麻烦制造者之一，这些人在民族和地区问题上的行为让中央委员难以忍受。实际上，列宁和斯大林坚持允许非俄罗斯民族人员加入布尔什维克具有很大的风险。1917年的四月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俄代表大会）中，列宁和斯大林在该政策问题上已经备受指责，1918—1919年间，继续推行这项政策显然变得十分困难了。
但斯大林并未退缩，1918年1月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盛赞政府的这一政策，提倡“每个民族都有脱离俄国的民族自决权”。他对比了人民委员会在民族问题上的宽容政策和临时政府的民族“高压手段”，认为十月革命以来，发生在不同阶级和阶层权力斗争中的冲突要远远多于因民族问题而产生的冲突。[12]然而，斯大林的观点遭到坚信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严厉责骂。斯大林仍未就此让步，他认为国家正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选择民族主义反革命，要么选择苏维埃政权”。[13]
斯大林在与其他党派领导人的交锋中始终处于上风，正像他当年做报社主编时的风格一样。他对民族问题研究地非常深入，这就让苏俄的选择很明确了（与斯维尔德洛夫观点一致），即要控制一个新的国家联合体，它可以被描述为俄国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或RSFSR）。十月革命之前，他们还没有思考任何关于共和国的细节问题，甚至连最基本的原则都不清楚，列宁和斯大林在宣称组建联邦时对其具体内容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斯大林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由于听到一些狂热的支持者的主张，许多非俄罗斯族群体并不打算寻求自治，俄国并没有被民族主义冲突所困扰。他还承认，即使是他原本希望给予自治权的鞑靼人和巴基什尔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自治的意愿。因此如果这种情形延续下去的话，他希望不必在“国家联合体”的民族问题上进行详细解释。[14]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解释必须加进来，因为这些非俄罗斯族民众有可能提出要求。在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的对立中，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一直坚持这个观点。[15]在扩张权力及革命思想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更加务实，而摆在面前的民族问题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使民众转而支持社会主义的机会。
但这并没有使斯大林免于人身攻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委员会中也有部分代表，他们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评。A·施赖德尔（A. Shreider）指责斯大林在民族权利问题上毫无原则，他用所谓的华丽的“联合体”辞藻来掩盖自己帝国主义的野心。人们还称布尔什维克的官方政策和尼古拉斯二世的政策毫无二致。施赖德尔说：
斯大林的构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阴谋，他其实就是一个富农，却不知羞耻地一再宣称自己不是富农。斯大林同志已经如此习惯这个角色，那就是把帝国主义枷锁当成自己的最爱，“如果他们向我们祈求，我们就满足他们，如果不向我们祈求，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给！”[16]
其实这完全是诽谤，因为就连没有要求自治的民族群体，斯大林也都给予他们自治权。接下来的几年里，施赖德尔的下场很容易想到，斯大林在有生之年从不健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作为富农的主要迫害者，斯大林对曾将自己比作富农的人以及其他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当然也包括其他瞧不起他的人。
1918年3月，斯大林再次暴露出他的报复心。当时，孟什维克领导人尤利·马尔托夫出版了一篇抨击布尔什维克罪行的文章。文章提到斯大林曾因组织银行抢劫，而被他所在的党组织驱逐。斯大林在莫斯科革命法庭上传讯马尔托夫，控告他犯有诽谤罪。[17]斯大林拥有格鲁吉亚人的个人荣誉感，但他的荣誉感的确被夸大了。马尔托夫玷污了他的名声，斯大林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法庭来给自己正名。（显而易见，斯大林并不否认自己曾参与过组织抢劫犯的活动，他不愿冒这个风险，因为马尔托夫有可能召集证人说出更多的事情。）莫斯科革命法庭虽然支持斯大林，但马尔托夫又抖出了更多让斯大林难堪的事情。他提到，在巴库监狱中的一些同志曾劝说斯大林参加抢劫案，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被传来作证。马尔托夫还指出，一直以来在斯大林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名同志成为被打击的对象。[18]
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过度反应的例子。如果斯大林没有小题大做，那么没人会注意马尔托夫到底写了些什么。随着案件审理结束，斯大林的憎恨之情并未消减。1922年，当列宁让他将医疗费转给在柏林奄奄一息的马尔托夫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什么？把钱浪费在一个革命敌人身上吗？你找其他秘书干这件事吧！”[19]
几个月来，这并不是反映斯大林内心世界的唯一事情。在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民族问题和治理结构问题，与会者争论不休。斯大林强力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特定的疆域就不能称为民族，这个疆域应当居住着大多数该民族的居民。这是他一贯坚持的主张，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主张使得犹太人被排除在组建“自治共和国”的范围之外。[20]这是斯大林反犹太人的证据吗？在这一问题上他和列宁的观点截然不同，因为列宁连一次都没有想过要反对犹太人。而他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已经设有犹太人部门，并且资助开办了犹太人的报纸，还有犹太俱乐部、犹太民歌合唱团等。在接下来的20年中，有很多犹太人跟随着斯大林。可以理解的是，他只不过是因为要坚持马克思的理论，而马克思本人就是犹太人。原因可能不止这些，我们无从考证而已。但也许斯大林在处理和犹太人关系问题时感到很不舒服，一方面，犹太人对于仅仅建立在疆域基础上的行政控制并不欢迎，另一方面，在党内与他竞争日益凸显的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都有着犹太血统。
不管怎样，会议记录一般很少会送给列宁阅读，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会围绕各自的利益进行争论。斯大林只代表他自己，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M·A·赖斯纳提出了列宁的名字。赖斯纳的反对观点是：斯大林的方案反映了列宁近期发表的《国家和革命》一文，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需要批判的。对此，斯大林嗤之以鼻，说道：“这里我们提到了列宁同志，我已决定允许我自己谈到我所了解的列宁——并且我十分了解他——曾说赖斯纳的那个计划是错误的！”[21]其他委员同意并接受了斯大林的计划，民族疆域管理部门也表示拥护。[22]作为斯大林的盟友，斯维尔德洛夫再次强调并支持了斯大林的设想。[23]十月革命后，斯维尔德洛夫曾经是构建国家机构和行政部门最具权威的一个人。这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升的又一标志，他在民族问题上的专业知识也为他的仕途提供帮助。
如果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中为数不多的在民族问题上的温和派，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事实上，他一贯极度维护自己关于国家暴力和专政的主张。斯大林确信，对人民委员会中的不同政见者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他曾预言：“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现在就给宪法民主主义者（Kadets）以彻底一击，否则，一旦他们向我们开火，就会给我们当头一棒。”[24]暴力、专政和中央集权主义静静地埋藏在俄国政体中，同时，很多保守派、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人士开始意识到，在二月革命后仍坚持普遍人权、改良主义和民主无疑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布尔什维克党从未实施过这些碍手碍脚的所谓自由主义思想，原来那些希望通过非暴力获得革命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来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斯大林当然不属于需要被说服的那种类型。
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曾经能随意谈论自己不喜欢的人及其对革命政权的影响，然而现在，除非政权转移到他们手中，否则不可能恢复到他们所盼望的那种状态。推翻临时政府后，如果他们对现有状态有任何怀疑态度，托洛茨基和列宁可能会在几个星期里将他们赶走。列宁成立了一个“肃反委员会”（俄文简称契卡）的特殊机构，用来与反革命者和阴谋破坏革命者作斗争。列宁确信，这个机构将成为人民委员会的常规监督机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支持了费力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ierzynski）和其他契卡领导人所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要求，并允许他们扩大使用各种恐怖手段。并非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赞成这一举措，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作为党内领导权的接班人都认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暴力，并且逐步按照预期减少暴力。斯大林从来都不是反对者中的一员，他对国家恐怖活动的渴望就像蜜蜂对美丽的花朵一样。1917年十月革命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然而革命后，斯大林马上表现出对专制和国家恐怖活动的青睐。当爱沙尼亚布尔什维克党电告斯大林要除掉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叛徒”时，斯大林热切地回复道：“建一座集中营是最好不过的了”。[25]
在斯大林的精神世界里，国家恐怖主义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信条，这与他粗鲁的个性不谋而合。但这种吸引力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它同时建立在全面分析和信仰的基础之上。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斯大林成长的那个年代是国家通过威胁与恐怖活动来镇压、征服民众的年代，即便恐怖活动不再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国家也不会因为发动战争牺牲大量人民生命而感到良心不安的。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他们成功地将经济体系扩展到世界各地。这一体系被强权政治所维护，被奴役的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统治下的劳动者阶层被剥削和压迫，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大多数人变得贫困，仅有少部分人更加富有。斯大林关心的是，暴力是对抗资本主义的有效武器，苏维埃革命必须使用暴力才能达到其目的。要想在俄国掌握国家政权，布尔什维克必须面对现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因为缺乏专制和暴力，布尔什维克党绝不能重复这一错误。即使他们的革命设想比起实际情况显得有些简单，但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以暴易暴”。
在对外政策方面，列宁最应当感激斯大林。在新年伊始，列宁和托洛茨基深感他们缺少足够的兵力深入中欧，发动“革命战争”，推行社会主义。尽管托洛茨基依然坚持要实现党的革命战争的承诺，列宁却认为这一方针需要改变。当德国和奥匈帝国向苏俄人民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时，列宁认为应首先确保苏维埃国家的安全，便敦促中央委员会尽快与之签订单边和约。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对他们来说，签署一个单边和约意味着将俄国塑造成国际叛徒的形象，他们宁愿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战斗，也不能和资本主义强盗国家密谋签订和约。
斯大林过去一直对欧洲其他国家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持有保留意见，这些地方反对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会失败，这对斯大林来说是意料之中的。斯大林在国内政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战略和战术妥协的倾向，现在同样体现在他对国家革命的立场上。如果轴心国在革命中没有被推翻，那么很可能要发生的是和他们签订和平条约，这实际上就是列宁的主张。列宁因持有妥协的观点而受到党内人士的指责，但这种指责远不及斯大林所遭受的，因为斯大林自始至终都在坚持采取灵活易变的方针政策。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少数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坚定地站在列宁的阵营中，但1918年1月11日召开的预备会上，大家通过投票的形式以压倒性优势反对列宁等人的妥协主张。托洛茨基胜了，他主张：“我们正在阻止战争，而没有单方缔结和约。我们正在让军人们复员回家。”托洛茨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难以忍受的媾和。[26]
列宁没有针对托洛茨基进行评论，但他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斯大林对此难以忍受，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他厌恶托洛茨基且毫无信任感。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表达了他个人的感受：[27]
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就是没有任何立场。西方并没有什么革命运动，他所说的革命事实并不存在，而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可能罢了。但我们不能仅凭一种可能性就做出决策。如果德国人开始进攻我们，就会支援俄国的反革命势力。一旦德国拥有了科尔尼洛夫的部队，他们就有能力发动进攻。十月革命时，我们正在高谈“十字军东征”，因为我们以为，不谈和平意味着能够推动西方各国的革命，但事实表明这是毫无道理的。
这是他们之间政治斗争的第一次爆发，而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40年8月，苏联特工拉蒙·梅尔卡德尔（Ramon Mercader）在墨西哥科约阿坎区（Coyoacan）用冰锥刺入托洛茨基的头盖骨内。
尽管如此，斯大林的言论还是激怒了列宁，他反驳了西方没有大规模人民运动的观点，并且指出，如果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就转换策略与德国媾和，这肯定会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带来国际叛徒的指责。列宁重申了支持革命战争的主张，但他认为从表面上看，和谈失败就能激发德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但实际上，“我们需要全部牺牲自己，才能使德国革命力量比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28]因此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西方革命运动毫无可能性，也不像他在1917年所宣称的：他有义务组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这只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因革命形势需要而做出的妥协。这种紧张事态在当时并不重要，列宁需要向所有人寻求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斯大林一再支持列宁的主张。[29]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一定要实际一点：他们无法击败德国军队，除非单独与轴心国媾和，否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会垮台。
斯大林和列宁一样坦诚。1928年2月18日，他向中央委员会宣称：“正式讨论实在是多余的，我们的讨论必须直截了当地围绕问题的核心，德国人就要进攻了，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现在是危急关头，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与德国媾和。”[30]他热情地向部队武装力量表达感谢：“他们仅用五分钟就能发起狂风暴雨般的进攻，我们前线的战士将全部牺牲。让我们结束无用的争吵吧。”[31]2月23日，斯大林告诫道：“问题可能会这样：要不我们革命失败，欧洲革命运动解散，要么我们得到喘息的机会，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并不是决定西方革命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缺乏阻止德国人进攻的武装力量，我们就必须寻找其他方法。如果彼得格勒必须屈服，那么我们不能归结为整个革命事业的屈服。可见，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要么获取增强力量的喘息时间，要么面对革命的失败。”[32]
直到2月23日，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才达到多数。这时，德国的和谈要求更加苛刻了，媾和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必须放弃帝国时期在西部边界地区的大片国土。列宁强调，这是一个耻辱的和约，如果人民委员会不想被德国军队推翻，那么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都将陷入轴心国的控制范围，尼古拉斯二世统治时期的将近一半的人口、工业、农业资源将被放弃，和约将在小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原来就对无偿剥夺农民粮食的政策很气愤，现在终于决定脱离人民委员会的合作联盟，并且于1918年7月发动政变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但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列宁和他的支持者们还是执行了既定方针，1918年3月3日，双方终于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对列宁来说，和约能带来短暂的喘息时间，从而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党增强和扩大在国内的革命，同时积极准备在中欧发动革命战争。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还不切实际。红军开始组建，而曾经反对媾和的托洛茨基也同意担任军事事务人民委员。其他对和约持反对态度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逐步改变了观点，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来。
1918年春，斯大林的新职务确定了他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斯大林都与列宁保持一致，但他并非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争论中，他已经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主张。并且，与他原来传统的墨守成规相反，在签订合约之后，斯大林仍然持有这种观点。当德国军队5月份占领合约达成的俄国和乌克兰之间的控制线时，斯大林开始重新思考整个和约，并主张重新组织战斗，他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上提出这一主张。[33]然而，列宁和其他人并不支持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这时二人之间的分歧开始隐约出现了。根据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列宁才发现，他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是一位理解他并支持他的政治家。斯大林不断努力巩固他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的地位，他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早在十月革命的炮火中就曾被检验，如今更是被列宁和其他人认可。他所采取的冷酷手段比起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等人，更加残暴。他希望其他人能够认可他的才能，因为他尽其所能为革命事业提供所需。
* * *
[1] F. S. Alliluev, 'Vstrecha' （unpublished typescript, n. d.）： RGASPI, f. 558, op. 4, d. 668, p. 30.
[2] S. Pestkovskii, 'Vospominaniya o rabote v Narkomnatse （1917 - 1919 gg.）', pp. 129 - 130.
[3] S. Pestkovskii, 'Vospominaniya o rabote v Narkomnatse （1917 - 1919 gg.）', pp. 129 - 130.
[4] S. Pestkovskii, 'Vospominaniya o rabote v Narkomnatse （1917 - 1919 gg.）', p. 127.
[5] 参见费奥多·阿利卢耶夫未出版的记录：'V Moskve. （Vstrechi s t. Stalinym）',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 18。
[6]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87.
[7] RGASPI, f. 558, op. 1, d. 5397, p. 2.
[8] Collegium meeting, item 8, 21 April 1918: GARF, f. 1318, op. 1, d. 1, p. 11.
[9] GARF, f. 1318, op. 1, d. 1, p. 3/1 a: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llegium, 15 February （2 March） 1918.
[10] 在一次未标日期的会议上的讨论，参见GARF, f. 1318, op. 1, d. 1, pp. 52 - 55。
[11] Collegium meeting, item 5, 8 March 1919: GARF, f. 1318, op. 1, d. 2, pp. 94 - 95.
[12] Tretii Vserossiiskii s'' ezd Sovetov Rabochikh, Soldatskikh i Krestyanskikh Deputatov, p. 73.
[13] Tretii Vserossiiskii s'' ezd Sovetov Rabochikh, Soldatskikh i Krestyanskikh Deputatov, pp. 74 and 78 - 79.
[14] Commission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GARF, f. 6980, op. 1, d. 3, p. 12 （5 April 1918）。
[15] Commission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GARF, f. 6980, op. 1, d. 3, p. 12 （10 April 1918）。
[16] Commission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GARF, f. 6980, op. 1, d. 3, p. 12, p. 22 （12 April 1918）。
[17] Pravda, 1 April 1918.
[18] RGASPI, f. 558, 2, d. 42.关于这份档案，参见M. Kun, Stalin: An Unknown Portrait, pp. 82 - 83。
[19] 'M. I. Ulyanova ob otnoshenii V. I. UI' yanova i I. V. Stalina', ITsKKPSS, no. 12（1989）， p. 197.
[20] Commission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GARF, f. 6980, op. 1, d. 6, p. 38 （19 April 1918）。俄语表述是avtonomnaya oblastnaya respublika.
[21] Commission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GARF, f. 6980, op. 1, d. 6, p. 10.
[22] Commission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GARF, f. 6980, op. 1, d. 6, p. 12.
[23] Commission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GARF, f. 6980, op. 1, d. 6, p. 1.
[24]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50.
[25]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36.
[26]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73.
[27]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71.
[28]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72.
[29]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78 （19 January 1918）。
[30]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200.
[31]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202.
[32]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212.
[33] GARF, f. R - 130, op. 2, d. 1（3）， item 4 （3 April 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