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罗曼诺夫王朝的倒台，1917年10月，彼得格勒显得更加平静。众多学校和各种办公机关的正常运转并未被打断，商店正常营业，邮电和轨道交通系统平静地运行着。天气正变得更加清冷，此时彼得格勒尚未下雪，人们包裹得严严实实地外出活动。这个俄国首都呈现出出奇的平静，人们到处兴奋地集会的那种状态似乎早已成为过去了。但是，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下，曾谋划“暴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主要领导人们却有种种隐忧：倘若列宁是错的，公众支持革命改变政权的呼声会不会消失？
目前，潜伏在地下的政治力量正在发生变化。自从列宁在7月中旬发动赫尔辛基起义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他发动反对临时政府的起义。然而本能告诉他，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于是，列宁决定冒险秘密返回彼得格勒。在和部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秘密会晤以后，列宁强烈要求他们准备发动起义。列宁软磨硬泡，最终成功说服了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人赞成10月10日发动起义。当时有12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出席，每个人都认为条件尚不成熟。鉴于此，会议的时间被压缩得很短，这意味着斯大林没有机会在会议中发挥作用。但不管怎样，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做了至关重要的发言。斯维尔德洛夫是当时中央委员会主席，拥有全党的组织情况方面的信息以及遍布全国的政治需求信息。他被列宁主张起义的论断所打动，在报告中高度评价党内成员的观点一致问题。这就为列宁赢得了一次宝贵的机会，“大多数人现在已经团结在我们身边，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1]
然而，有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成员反对列宁的主张，一位是加米涅夫（Kamenev），但不管是在1917年还是此后的战斗中，他都没有处于核心地位。另一位却有些出乎意料，他是季诺维也夫（Zinoviev），二月革命以前曾是列宁在国外从事活动的助手。[2]这两位反对者一起向列宁发难，驳斥了列宁极端乐观的主张，指出还有很多城市苏维埃没有被布尔什维克党争取过来，政党的许多支持者都只是来自城镇，农村仍然是个薄弱的地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高度怀疑列宁的论断，即其他欧洲国家也处于濒临革命状态。同时，他们对于俄国可能深陷内战感到疑虑万分。[3]
但是，列宁还是以10比2的投票获得了胜利。当时，斯大林趁机掩饰了其与加米涅夫的合作关系，选择支持列宁。斯大林确信，抓住权力的时机来临了，他此刻的心情在后来发行的《工人之路》报中得到充分体现。（《工人之路》报——作为《真理报》的继承者，在斯大林的掌控下。）斯大林此时野心勃勃地写道：
革命显示出勃勃生机，它结束了科尔尼洛夫（Kornilov）的“暴乱”，并且动摇了当时统治的根基。革命深入到城镇，使得工厂重获新生。现在革命正向农村扩展开来，将罪恶的地主阶级及其支持者们彻底清除。[4]
当然，这并不是一篇战斗檄文，因为斯大林不希望刺激克伦斯基（Kerenski）再次关闭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但他也警告科尔尼洛夫反革命的第一步已经开始，并且会逐步升级。由孟什维克支持的临时政府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盟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瓦解，那些立宪民主党人已成为反革命力量的来源。苏维埃人民和军事委员会需要做好抵制科尔尼洛夫第二次阴谋叛乱的准备。斯大林坚定地认为，只要依靠这些伟大的革命力量，就能将抗争进行到底。[5]
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再次召开会议，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各省的代表应邀出席，列宁在会上再次就发动起义进行了深入解析。尽管有报告认为，工人们尚缺乏夺取政权的热情，但列宁坚持认为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坚称“民众的心态”总是左右摇摆的，布尔什维克党既然拥有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支持，就应当发挥引领民意的作用。列宁补充道，自从科尔尼洛夫事件后，俄国工人阶级的立场正在不断向布尔什维克靠拢。反对列宁的声音仍然来自中央委员会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列宁对其进行激烈的批驳。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行动起来反抗临时政府，那种认为革命成熟的地方不在俄国而在欧洲其他地区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列宁坚决反对低估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力量。尽管季诺维也夫坚持认为“我们没有权力冒险立刻掌握革命的一切资源”[6]，但斯大林全力支持列宁，他说道：
可以说，等待反革命的抨击是必要的，只不过我们要弄清楚这些抨击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不断涨价的面包，是派往顿涅茨河（Donets）地区的哥萨克人，如此等等。如果没有军事冲突，我们又要等到何时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设想恰恰在客观上为我们收编反革命力量提供了机遇。如果没有这些反对声音，我们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妥协退让并且失去整个革命的胜利。[7]
斯大林认为，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将革命坚持到底，并且全力依靠欧洲，另一种则全然相反，即对革命缺乏信心，无法坚持下去。[8]为此，斯大林呼吁中央委员会需要更多的信心和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站在列宁的一边。托洛茨基由于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公务缠身，没能出席这次会议。这场激烈的论争持续到深夜，最终列宁成功地以10比2的优势获得了支持。
列宁很快又隐藏了起来，与斯莫尔尼宫指挥部的同志热情洋溢地通过信函交流。这里的前身是彼得格勒一所女子初中，它位于首都的市中心，还是布尔什维克等多个政党的诞生地。列宁此时正在加紧督促军事准备活动，克伦斯基经过深思熟虑，也已开始考虑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先给予其致命打击。10月18日，当加米涅夫违反党纪在左翼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反对革命暴动时，局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9]他不顾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保守秘密的规定，给敌人制造了极大线索。列宁即刻写信给斯莫尔尼宫指挥部，要求立即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清除出党。[10]10月19日，季诺维也夫给《工人之路》报写了一封信，其内容基本是他最近在上述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季诺维也夫宣称，列宁对情况歪曲理解，并呼吁布尔什维克应紧密团结，搁置争议，直到条件成熟时再做决定。[11]季诺维也夫的上述行为显得含混不清，或许他想将这一争论继续在中央委员会维持下去。（但毫无疑问，加米涅夫严重违反了党内安全保密制度。）
由于斯大林是《工人之路》报的主编，这一争论很快就呈现在他的眼前。斯大林决定接受季诺维也夫的调解愿望，并将他的信件予以印发。[12]他们都没有解释怎样让反对武装暴动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与列宁、托洛茨基等持不同意见者继续共事。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做出了裁定。这是一次激烈争论的会议，同时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首次严重对抗的一次会议。托洛茨基直率地坚持认为斯大林不应该违反命令，在报纸上刊登季诺维也夫的信件。作为斯大林在《工人之路》报中的编辑，索柯里尼柯夫（Sokolnikov）否认自己参与了刊登季诺维也夫的信件的决定，因此，斯大林对此负有个人责任。[13]由于反对发动起义，加米涅夫失望地退出中央委员会。虽然斯大林仍支持列宁的政策，但这次会议上的争议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工人之路》报中的职务。[14]
只有当斯大林的请求被拒绝时，他才逐渐恢复镇静，这似乎是这件事的结局。然而，没人知道当时斯大林有多么愤怒，没人知道这件事让他多么难堪。不过，到1940年，托洛茨基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战略，人们很难想象斯大林为何会纵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从未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过任何解释。但实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日益密切的关系定会对中央委员其他成员的地位造成挑战，斯大林极有可能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结成同盟，从而共同削弱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还有一种可能是，斯大林感到这些起义的反对派最终还是会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比如米柳亭很快就回到中央的路线上，或许斯大林认为一个歧见杂生的政党很难在武力上击败临时政府。无论如何，10月21日，当他重返中央委员会时，他已处在最佳状态。是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起草了即将到来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议程。在他拟订的计划中，标注了列宁将要发表关于“土地、战争、国力”的讲话，而米柳亭的议题是工人运动的控制权问题，托洛茨基是“当前形势的分析”，斯大林的主题则是“国内问题”分析。[15]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上成为10位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可见，他已位于政治权力运行的核心。[16]同时，他也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在中央委员会中，斯大林也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可见，尽管受到季诺维也夫的相关事件影响，但他依然是各个机构的最具威信的领导人之一。
临时政府是布尔什维克的首要敌人，10月24日清晨，在克伦斯基的命令下，一行士兵突然来到《士兵报》（Soldat）和《工人之路》报报社的经营场所，捣毁了一些机器，抢夺了设备。斯大林当时也在现场，但对此，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他注视着武装分子将他付诸印制的排版夺走，一名武装分子站在门口守卫着。对此，有关斯大林的一篇匿名社论后来这样陈述道：
现存的政府代表着地主和资产阶级，它必须被代表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新政府所取代。
现存的虚伪政府并未经过人民的选举，它对人民群众毫不负责，我们必须将其替换为人民认可的政府，这是真正能代表工人、士兵、农民并且对其负责的政府。
基什金——科诺瓦洛夫政府应当被广泛代表工人、士兵、农民利益的苏维埃政府所取代。[17]
基什金是当时政府的内务部长，科诺瓦洛夫是工业部长。斯大林在报纸上向读者建议道：“大胆地组织你们的集会，选出你们的代表”，并向他们呐喊：“如果你们每个人都意志坚定且态度强硬，那么没人敢反抗人民的呼声。”[18]尽管斯大林刻意没有使用“革命”一词，但革命的意图溢于言表。
或许由于公务繁忙，斯大林没有出席当天举办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托洛茨基也没到场，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托洛茨基诋毁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未出席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另有其因。在他看来，斯大林野心勃勃，他抵制会议决议和活动，从而达到窃取权力的目的。[19]事情继续发展，斯大林似乎成了“错过革命的那个人”。[20]在一份发给中央委员会内部成员的人事安排名单上，其内容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人事安排名单如下：
布勃诺夫——铁路系统
捷尔任斯基——邮电部门
米柳金——食品供给
波德沃伊斯基（Podvoiski）（后来由于波德沃伊斯基的反对换成了斯维尔德洛夫）——临时政府督察机构
加米涅夫和文特（Vinter）——负责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加米涅夫与左派社会革命党有较大分歧）
洛莫夫（Lomov）和诺金（Nogin）——莫斯科情报机构[21]
托洛茨基认为这份名单显示出斯大林已被推向边缘化。
但如果名单所包括的内容具有决定性，那么为何托洛茨基和列宁也不在其中呢？如果大家对于发起暴动已形成共识的话，为何加米涅夫也位列中央委员会成员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列宁尚处在隐蔽时期，而托洛茨基也正忙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事务，作为报社主编，斯大林也公务缠身，这些工作同样极为重要。斯大林一空下来就返回斯莫尔尼宫指挥机构，和他的主要伙伴一同工作。在这里，斯大林很快被安排了新的工作，他被安排和托洛茨基一起制作出席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简介。斯大林在谈到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室从事工作时强调，武装力量能给革命暴动提供足够的支持，临时政府的混乱的状态也有助于暴动的开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工作配合得很出色，这是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所必需的战术策略。因为过早的冲突必须要设法予以避免，为了赢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默许，面对冷酷的敌人，任何推动革命的行为似乎都是明智的。[22]
彼得格勒处于万分危急时刻，部队正在加紧从首都以外调入，他们赶来支援已经控制了中央邮电局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尽管早些时候《工人之路》报遭到袭击，但斯大林对其恢复显得很有信心。[23]接下来的事态的发展，将有赖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临时政府武装对抗的平衡。克伦斯基正在进行最后的挣扎。
斯大林夜间返回阿利卢耶夫的住所，他疲惫极了，哪还有时间开玩笑、讲故事，他需要继续工作而根本没时间休息。安娜·阿利卢耶娃听到他在说：“对，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明天行动，我们已经控制了所有城市的街道，我们一定会取得政权！”[24]然后，他躺下来享受了多日未曾拥有的安静的几个小时，但他没睡多久，黎明之前就得到紧急通知，10月25日有个重要会议需要他参加。这次会议参与人员广泛，甚至连“革命破坏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要出席。十月革命还没有结束，但夺取政权的计划必须理所当然地被列入议程。在军事方面正在进行最后的策划，议题开始转向新生的革命政府的人事制度、各级官员的任命等。列宁则开始起草有关土地和秩序的各项规章制度。当这一刻来临时，人民委员会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了。[25]
由于斯大林并未被安排指挥任何军事行动，各种传言纷至沓来，甚至有人认为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已经下降。实际上，革命军事委员会早已部署好驻防部队和警戒武装，斯大林之前的角色定位已经表明他不会再参与指挥这些军事行动，因为在这最后的关头突然把他牵涉进来显得极不合适甚至有些可笑。这次会议还深入讨论了一旦临时政府随后垮台，接下来还会发生哪些事情。对此，斯大林从早到晚一直参与其中进行商讨，这时他已经知道天亮之后需要放下大量的工作。[26]强烈的期待在斯大林心中升腾，在和其他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一起简单用餐后，他们继续讨论相关事宜，并且相互间进行密切的商议。他们接待了来自整个彼得格勒的信使，不断将信息反馈出去。由于缺少睡眠，他们个个眼睛通红，尽管如此，仍然全神贯注，思维敏捷，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眼下，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实现了，革命大有从俄国即将蔓延至欧洲之势。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1917年10月25日的大事件都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通过指挥彼得格勒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控制了首都驻防，指挥忠于他们的部队占领了邮电局、政府大楼和冬宫。10月24至25日的夜间，列宁返回斯莫尔尼宫总部继续指挥中央委员会，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不同意见加以整合，取得相互认同，并命令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要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当时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显得刻不容缓，就整个首都而言，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占领了行政和交通等重要机构，同时，大批代表被召集前来参加第二次苏维埃工人、士兵代表大会。在列宁的坚持下，打倒临时政府的行动正在向前推进，但他感到只要夺取政权尚未成为既定事实，召开代表大会就可能存在严重威胁。于是，列宁继续号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临时政府终于被推翻了，尽管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没有占绝对多数，但它很容易就成为第一大党。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所发生的事变大为惊恐，他们选择了退出，国家权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掌握在了布尔什维克党手中。
在公众的眼中，斯大林似乎没有担任什么角色，他甚至在代表大会中没做任何发言，也没有指挥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在彼得格勒东奔西走。因此，与数月之前他在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言，在这个历史性的夜里，斯大林发挥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没有过问他人的事务。下面是菲多·阿利卢耶夫对当时情形的描述，可以证实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表现：
在10月份的那段策划夺取政权的时间里，斯大林同志连续5天都没有休息，最后实在顶不住了，就坐在书桌后的椅子上睡着了。这时，卢那察尔斯基在得到革命的消息后，垫起脚跟走到斯大林面前，并在他的额头上轻吻了一下。斯大林同志醒来后对着A·V·卢那察尔斯基开怀大笑了许久。[27]
这种开心看起来有点奇怪，但之后的传言如果是真的，我们就不这样认为了。当初，他从西伯利亚回来时，斯大林的朋友曾提醒他注意自己性格特征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曾在4月份党的会议中提出过。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大林的声誉得到了改观，逐渐遮盖了他曾经表现出的性格暴烈、不够诚实和自私自利。到底是什么帮助他改善了这些不良形象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斯大林在国内问题上高度赞成列宁的观点。
由于勤奋和较高的工作效率，斯大林出色地完成了他在党内的重要工作。在七八月份，他与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已经掌握了中央委员会的控制权。直到10月份夺取政权时，斯大林一直负责中央党报的编辑工作。自从4月以来，斯大林推动了党的政策向实用性的方向调整，从而更加迎合大众的需求。俄国革命的大环境让斯大林工作得心应手，当他返回阿利卢耶夫的住所时，他得到了别人的钦佩。因此，斯大林怀着激昂的心情不断写作、编辑、讨论和策划。
新兴革命政权的权力构成清晰地反映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10月26日，人民委员会委员成员名单公布，这份名单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草的。对此，列宁十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说道：“太棒了，这个名单有着浓烈的革命气息！”[28]布尔什维克党很想避免自己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影响，譬如组建内阁、任命部长和各种各样的组合。他们设想摒弃“政府总理”的提法，而设立“主席”这一职位。“主席”一职将由列宁担任，而托洛茨基将负责人民委员会中的外事工作。李可夫（Ryk-??ov）、施略普尼柯夫（Shlyapnikov）、卢那察尔斯基、米柳金和诺金也是最初的核心成员。当然，斯大林也位列名单之中，但他的职务是全新的，无论是尼古拉斯二世还是克伦斯基执政时期都没有设立过这种职务，他是“民族事务委员部”的负责人。尽管他的职能和权限尚未得到明确界定，但其工作要旨是通过设立这样的机构团结非俄罗斯族群众，将他们拉向人民委员会的阵营。当《真理报》恢复发行时，斯大林已让出了主编职务，他必须全身心地为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服务，并履行好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可见，斯大林当时在革命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已经确立。
最初，列宁希望在政权中给左翼社会革命党留出部分职位，因为他们曾在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方面协助过布尔什维克，使得农民阶级受益。不过，两个政党的谈判与协商延宕了下来。列宁对于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的合作没抱太大希望，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很多人的观点与此不同。在彼得格勒和全国其他省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看来，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多个政党的联合，才推翻了临时政府的统治。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与其他党派进行了多日对话，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他们能有所妥协，但当对话终结时，一些人民委员的成员纷纷退出人民委员会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些人中，有李可夫、米柳金和诺金。这些事件均发生在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紧急时刻，由孟什维克领导的铁路员工联盟甚至威胁罢工，直到更广泛的合作建立后，局势才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从冬宫逃出的克伦斯基，组织了残余党羽和部分哥萨克骑兵继续逃出彼得格勒。在全国其他小城镇，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寻求其他派系的支持，他们和反对者也不时发生武装冲突。
被孟什维克控制的铁路员工的罢工并未如期进行，同时，克伦斯基在普尔科沃（Pulkovo）高地被击败。虽然列宁也在自责未能推动布尔什维克和各党派实现有效合作，但这在客观上也给他们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便组建纯粹由布尔什维克构成的政府。11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终于看清形势并同意作为两党合作中的次要方参与到人民委员会中来。胜利的阳光洒满大地，这一天，列宁前来看望斯大林，问了一些关于前来彼得格勒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情况，并向斯大林他们解释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政治路线，斯大林毫不犹豫，对答如流。[29]列宁还要求斯大林签署法令，确保要将与革命唱反调的一切报纸全部关闭。[30]当布尔什维克垄断了整个国家权力时，斯大林成功抵制了别人希望他退出人民委员会的要求。这种事例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并不多见，但斯大林之所以没有退出人民委员会，原因并不复杂：首先，列宁需要所有的有识之士前来协助他；其次，由于列宁急于主导人民委员会，他认为有必要重用斯大林和其他人以便与托洛茨基进行权力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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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p. 84 - 86.
[2]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2, pp. 52 - 84.
[3] 他们在1917年10月11日的声明，参见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p. 87 - 92。
[4] Rabochii put', no. 32, 10 October 1917.
[5] Rabochii put', no. 32, 10 October 1917.
[6]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99.
[7]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01.
[8]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01.
[9] Novaya zhizn', 18 October 1917.
[10]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13.
[11]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14.
[12]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15.
[13]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07.
[14]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07.
[15]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18.
[16]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17.
[17]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3, p. 389.
[18]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3, p. 390.
[19] L. Trotskii,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pp. 225 - 226.
[20] R. M.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p. 239.
[21]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20.
[22] M. P. Zhakov, 'Pis' mo M. Zhakova', pp. 88 - 93.
[23] M. P. Zhakov, 'Pis' mo M. Zhakova', pp. 88 - 93.
[24]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61.
[25]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2, p. 262.
[26] 对于R.斯拉瑟（R. Slusser）在其著作《斯大林在十月》的第6—7章中贬低斯大林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的企图，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我对该书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是持欣赏态度的。
[27] F. S. Alliluev, 'Vstrechi s t. Stalinym' （unpublished typescript, n. d.）： RGASPI, f. 558, op. 4, d. 668, p. 39.
[28] L. D. Trotskii,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p. 352.
[29] 1917年11月3日的联合声明，参见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 134。
[30] GSMS, Hall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