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几个月对俄国来说意义非凡，其间政治氛围变得更加自由，红旗装点着彼得格勒的大街小巷，处处透着节日的喜悦，昔日三三两两在街头巡逻的警察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唱着《国际歌》，来庆祝自己的节日。这些节日，是社会主义者领导下的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节日。布尔什维克党的声望又达到了新的顶点，声势很大。格奥尔基·李沃夫（Georgi Lvov）亲王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只能统治那些彼得格勒苏维埃统治不到的区域。罗曼诺夫王朝虽然覆灭了，但原有的政治体制远没有彻底消亡。街道秩序均由民众组织来维持，譬如赤卫队等；部队军官也学会了体恤士兵，公共生活的服务对象变成了普通群众；所有官方场合，人们都在强调革命同志的友情；如果需要决定政策，要经过各方民主讨论，工人、农民、士兵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经底层社会民众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苏维埃的领导人是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只要这些领导人认为临时政府的行为违反了与苏维埃达成的关于公民自由权及自卫战争防御问题的协议，苏维埃就会介入公共事务。
按照计划，4月下旬，布尔什维克党将召开一次会议，斯大林正与列宁一起做着会前的准备工作。列宁归国后，开启了一场有关布尔什维克党方针政策问题的辩论。在这场辩论的影响下，彼得格勒和各省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都改变了观点，选择支持列宁，斯大林便是其中一位。由于对领导人的政策不满，一些孟什维克党人甚至转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整个区联派，也于5月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一直很严重，但1903年流亡者们分裂后，也曾探求重新联合的意图。可事与愿违，1912年布拉格会议又使两派的关系雪上加霜。不过，二月革命后的数周里，在俄国很多城市，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继续保持合作。但由于两者在政策上有着强烈分歧，还是成为各自完全独立的政党。
斯大林虽然选择支持列宁，但并没有全盘采纳列宁倡导的政策，甚至在接受了列宁的《四月提纲》后，仍是如此。比如，列宁强烈要求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而斯大林坚持认为这样做会伤害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农民天生就希望掌握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一再坚称，应当无条件地将土地给予农民。[2]斯大林可能认为，列宁之所以倡导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是因为他没有在俄国进行革命的直接经验。一旦获得直接经验，列宁就会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列宁所倡导的一些咄咄逼人的战时标语口号，斯大林也尽量避免使用。列宁倡导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应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应当定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欧洲内部战争”。但斯大林与加米涅夫一样，没有号召士兵、工人们去改变这种定性。[3]他们两人都明白，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想要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必须强调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能给俄国带来和平。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斯大林刻意避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4]他认真倾听社会上不同的观点，意识到在工人和士兵们亲眼目睹了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自由和民主的新秩序得以开创的情况下，任何关于专政的想法都会被认为具有君主专制的特征。斯大林一直维护自己的观点，最后，列宁不得不修正了原来的主张。[5]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也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战争继续发展，俄国军队在强大的德军面前日渐不堪一击。国内经济日益混乱，食品供给匮乏。交通运输不再可靠，因金属、石油和其他初级原材料无法运达，许多工厂濒于关闭，银行停止向它们施以援手。国内行政机构体系在战争的环境下早就摇摇欲坠，此时更是开始瓦解。同时，民众的强烈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工人们要求获得更多收入和稳定的就业岗位；卫戍部队的士兵们担心自己会被派往前线，纷纷要求出台和平政策；农民要求提高农产品价格，要求拥有对农村土地的占有权，并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店主和工匠们则要求获得保护以对抗大商人；乌克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要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证明没有将他们置于不利地位。面对这种局面，临时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对于工业领域的纠纷，他们提交特别法庭仲裁。在农业领域，他们设法提高谷物的价格。临时政府宽恕了曾违抗命令的驻防部队，给予地方组织大量的自治权，同时许诺尽快举行大选产生议会代表。
在中央政权被推翻之前，各部部长拒绝推动进一步的改革。这说明，自从二月革命过后，临时政府已经无法立即进行改革，因而无法满足社会上不同群体希望改革的诉求。在第一任内阁成立这个问题上，彼得格勒苏维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允准，第一任内阁很难成立。而此时，苏维埃政权、工厂——车间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农村公社等开始限制内阁各部门的职权，武装力量在执行临时政府的命令时软弱无力。面对国内暴乱，警察一直都派不上用场。事实上，在帝国专制垮台后，警察队伍已经解体了。
如果斯大林对跟随列宁有什么怀疑的话，那肯定是由于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一系列事件所引起的。外交部长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yukov）曾在发给伦敦和巴黎的外交备忘录中表示，俄国战争的目标仍然和尼古拉斯二世时期一样。由于这些目标包括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获取更多的土地，因而导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中更为广泛的厌恶情绪不断产生。因获得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支持而上台的临时政府很清楚，战争只能是防御性的，不能借此大搞版图扩张。4月20至21日爆发了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针对临时政府的示威运动，类似的示威活动在整个国家此起彼伏。甚至彼得格勒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号召武装起义，打倒临时政府。对此，列宁感到很被动，不得不宣称这些人并非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但整个米留可夫事件又被列宁完全利用。在尚未被说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日益增加的工人、士兵们看来，似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应被批评，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了临时政府。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的主张最终还是获得了认可。列宁不断从那些遭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排挤的人员中寻求支持，不断向听众和读者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最终才获得了成功。在说服很多老党员方面，列宁有自己的优势。尽管这些老党员对于列宁的战略主张并未深刻理解，但起码对于任何支持临时政府的行为都会感到不安[6]，就连加米涅夫最后也倒向了列宁。至于列宁本人，他放弃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也不再要求将俄国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扩展为欧洲内部战争。在公众面前，列宁停止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性的战争”等词语。[7]尽管列宁尚未根据俄国国内政治环境的需要进行全盘调整，但这些改变已经使加米涅夫改变了观点。加米涅夫认为，列宁并不像刚刚回国时那样抱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斯大林也形成了类似观点，他摒弃了先前对临时政府采取的调和态度，逐渐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列宁主义支持者。米留可夫协助列宁完成了上述转变，4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就已经知道胜利将属于列宁。
在会上，列宁和加米涅夫将进行合作，无条件地反对临时政府，并采取严厉措施结束“一战”。列宁继续强调土地国家化的主张，并获得了大会的支持。尽管斯大林刚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反对土地国家化的文章，但此时他选择保持沉默。但他并没有沉默太久，因为列宁在仲夏时节便改变了观点，认为应当通过土地社会化将土地交给农民。
早在“一战”前，斯大林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就已经是同盟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此做过详尽报告。列宁和斯大林的目标，都是提升布尔什维克党对于沙俄时期非俄罗斯民族的吸引力。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依然是最受争议的内容。预备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对斯大林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他们支持格奥尔基·皮达可夫（Georgi Pyatakov）。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喜欢列宁和斯大林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主张，甚至连沙俄时期有可能从沙皇政府中分离出来的那些民族也是如此。这样看来，官方政策忽视了国际主义的原则，放纵了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忽视了全球经济趋势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列宁看来，布尔什维克党应当给予无产阶级革命以优先权，民族自决权居于次要地位。皮达可夫低估了边疆地区人们对于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仇恨，没有意识到只有当乌克兰人和芬兰人得知自己拥有民族独立权时，他们对俄国的敌意才可能消失。列宁预言，民族自决能够减缓这些民族的反俄情绪，并有利于在更广的范围内将乌克兰、芬兰及其他非俄罗斯族国家重新团结在俄国周围。
斯大林认可了列宁的观点，并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斯大林认为，所有针对前沙皇俄国所制定的政策都会拥有国际影响。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十分得体，那么将会催生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也会因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斯大林的积极贡献大获成功，终于获得认可。[8]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来自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然而，在第一次向党的会议作报告时，斯大林虽然很好地展现了自己，但仍引来了党内同志的指责。面对指责，他毫不退缩。指责他的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一名老资格的格鲁吉亚人，名叫皮利普·马哈拉泽。马哈拉泽接连向斯大林发问，质问他如何处理南高加索地区的“独立要求”，质问他建立在民族疆域基础上的地方自治组织能否解决格鲁吉亚及其他地区复杂的民族融合问题。[9]正当斯大林为自己在民族问题上扮演“专家”角色而沾沾自喜时，突然有另一位格鲁吉亚人来到他面前挑战他的权威。此时，斯大林并未让别人看出他的气愤，他把反驳的重点放在了皮达可夫和捷尔任斯基的问题上，而没有回答马哈拉泽那些带刺儿的问题。皮达可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年轻的理论家，他在整个“一战”过程中一直批评列宁关于革命战略的主张；捷尔任斯基只不过最近才脱离波兰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未接受过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任何官方政策。
如果不是列宁的支持，斯大林可能现在还不能入选中央委员会，因为大多数代表并不了解他。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曾经有另外一个化名柯巴：很多人只知道他的这个化名，还不知道他叫斯大林。但斯大林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有些人可能会重提1917年3月对他的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及时介入了。他说：“我们已认识并了解柯巴多年了，自从我们的组织机构还在克拉科夫时，就经常见到他了。他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十分重要，在各种职责内的工作中，柯巴表现得都很出色。”正由于列宁的保护，斯大林才缓解了在党内被非议的状况，稍微松口气，而不必面对其知名度低所带来的诸种问题。然而，斯大林仍需面对来自特奥多罗维奇（Teodorovich）、诺金（Nogin）、布勃诺夫（Bubnov）、格列波夫——阿维洛夫（Glebov-Avilov）等人的非议。即便列宁没有为斯大林做出上述辩护，他也不会支持加米涅夫的。斯大林终于爬到了党内的最高层：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他已经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位列第三。[10]
自从抵达彼得格勒后，斯大林政治工作的强度就日渐增大。通常情况下，他每天都会参加在柯赛辛斯卡亚（Kseshinskaya）大厦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多个会议，而这些会议经常持续到深夜。斯大林并非党内的演说家，演讲时缺陷相当明显，口音严重，表情动作很不自然。如果没有麦克风[11]，声音会小得听不见。据他的一位同事说，“在众多人参会时，他总是避免演讲。”[12]如果中央委员会需要一名发言人讲话时，常常是季诺维也夫或者托洛茨基来承担，当然还有夏天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安那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charski）。列宁偶尔也会发表演说，特别是当他自己的观点获得他人认可之后。对于自己在演讲方面的缺陷，斯大林非常清楚，因此，除非中央委员会特别要求，他是不会主动做演讲的。有关政策制定和组织工作则是他所喜欢的活动，同时，他也喜欢与《真理报》的编辑有关的工作。尽管斯大林做的基本上是幕后工作，但他的工作却绝不仅限于党的内部管理。而抛头露面的工作，则是由中央委员会主席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来完成的。在不经意间，斯大林在党内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那些还认为斯大林只不过是无名小卒的人，表现出对党中央政治生活的无知。[13]
虽然阿利卢耶夫一家为斯大林预留了房间，他们家的年轻人——特别是安娜和娜佳——都十分盼望他的到来，但斯大林并未按照3月份的约定来他们家居住。正如其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一样，斯大林居无定所，起居也没有规律。不过斯大林正在交很多新朋友，对心仪的女人，他也会表达爱意。虽然他的生活混乱无序、疲惫不堪，斯大林却能在其中获得社交的愉悦。
临时政府的好日子没过几天，4月份之后就已经麻烦缠身了。其中，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就是其中一个棘手问题。孟什维克党人伊拉克利·采列捷利（Irakli Tsereteli）、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Mikhail Skobelev）及社会革命党人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坚持认为需要给予乌克兰和芬兰以地方自治。宪法民主主义者没有履行内阁成员的义务，于7月2日脱离出去。社会革命党负责军事事务的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数日前就已开始向中央政权发起攻击，这标志着政治危机的来临。曾在春天就给临时政府制造麻烦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现在又希望重新涉足这个政治漩涡。他们在7月4日组织发动了一场以取代现政府为目标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口号是“一切权利属于苏维埃！”。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的海军被邀请参加，他们手中握有武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临时政府对于此次游行示威采取了禁止的措施，但彼得格勒民众仍然走上街头来表达他们的普遍不满。在最后时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出于对当局使用军事力量的担忧，放弃了示威活动，然而临时政府已经遭受太多的损失，颜面扫地。不过列宁与德国政府的经济联系暴露了，他被公开通缉，列夫·托洛茨基、列夫·加米涅夫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等领导人也不幸被拘禁。万般无奈之下，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人转入地下。
在“七月危机”期间，列宁为了躲避当局的缉拿，先是和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尼古拉·波列塔耶夫（Nikolai Poletaev）一起避难。但由于波列塔耶夫曾当过杜马代表，知名度很高，因而列宁希望尽快搬到阿利卢耶夫家里。为此，阿利卢耶夫一家还按照列宁的需求布置了空房。几天过后，列宁又被安排向北转移到拉斯利夫附近的乡村地区。当然，在转移途中，化装是十分必要的，列宁决定剃掉自己的胡须。这时，斯大林到达阿利卢耶夫家给他送行，并充当了“理发师”的角色。[14]（而若干年之后，他将变成党内主要的“屠夫”。）理完后，列宁对着镜子看了看，很满意地说道：“现在看上去理得很好，我看上去就像一个芬兰农民，几乎没人能认得出我来了。”[15]列宁在阿利卢耶夫家时，斯大林和几个单身汉搬进了彼得格勒郊外的一处较大的公寓。这些单身汉包括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彼得·扎卢茨基（Petr Zalutski），此外，还有伊凡·斯米尔甘德（Ivan Smilgand）和他的妻子。[16]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此时摒弃前嫌，因为斯大林对他承认道：“在4月份的最初阶段中，你是最接近列宁观点的人。”[17]当然，还有另外的因素在影响他们两人的关系。在莫洛托夫晚年回忆道，当他和斯大林共住一个房间时，斯大林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玛鲁夏（Marusya）的女朋友。[18]
列宁离开斯大林大约一周左右后，尽管有可能给阿利卢耶夫一家带来危险，[19]斯大林不顾自己的行为给阿利卢耶夫一家所带来的危险，坚持搬进了他们家。从那以后，他们不得不在市中心重新选一个更大一点的公寓租下来。最后，他们选在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卡亚（Rozhdestvenskaya）第十大街17号。这座公寓有三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通向楼内的台阶看起来很“奢侈”，门口有穿制服的门卫守候着。阿利卢耶夫家在五楼，有一部电梯直接通向这里。在这座公寓里，斯大林有了自己的单间。[20]很多时候，斯大林独处在家，因为安娜和娜佳已经离开彼得格勒外出度暑假，而菲多也和他父母谢尔盖和奥尔加一样在努力工作。[21]斯大林自己的东西很少，只有盛放在手提箱里的一些手稿、书籍和几件衣服。奥尔加十分关心约瑟夫（她一直这样称呼斯大林），坚持要给他换一件新外套，而当斯大林以没有时间购买为由婉拒时，奥尔加和玛利亚就到外面帮他买回来。斯大林请求她们将一些保暖垫塞进夹克衫中，他还说自己由于喉咙感染导致无法舒适地穿着带衣领的衣服，也无法系领带。奥尔加和玛利亚都很乐意满足他的需要，她们将丝绒做的竖领缝在了斯大林的外套上，尽管斯大林穿上后并不显得华丽，但他却变得精神多了。[22]
暑假结束，新学期即将开始，娜佳返回了彼得格勒，直到九月份她才满16岁。因为家庭的布尔什维克背景，她平时要忍受很多人的嘲弄，因此对学校生活感到厌倦了。[23]当她返回罗日杰斯特文斯卡亚第十大街的公寓后，便对做家务产生了热情。一天，娜佳搬桌椅发出的噪声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走出他的房间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吵闹声是怎么回事？噢，是你呀！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开始工作了！”这让娜佳感到有些慌乱，她问道：“什么事？是不是很糟糕啊？”斯大林马上安慰她：“绝对没有！这是好事儿！让房间变得更有序，继续……把剩下的也收拾一下吧！”[24]
斯大林喜欢能够悉心照顾家庭的女人，期望并且需要被爱慕。在紧张的政治生活以外，他正在寻找能够让自己放松的生活，或许他已经开始对娜佳产生了好感，但斯大林的年龄是娜佳的两倍多。不过，年龄不是问题，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年龄就没有阻止他接触年轻女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继续在娜佳面前扮演着父亲般的角色。他给阿利卢耶夫家的年轻人们读契诃夫的《变色龙》及其他短篇小说，还背诵普希金的诗歌，高尔基也是他们喜欢的作家之一。当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和大家开玩笑、相互打趣。[25]而入睡之前，斯大林还会继续工作，有时候他是那么疲惫，以至于烟斗还在燃烧时就睡着了。有一次，他竟将床单烧焦，甚至差点引起房屋失火。[26]然而，这种工作和生活相结合的氛围让斯大林感到很惬意，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如果我们把他流放的经历排除在外的话）。他已经快40岁了，但还从未和爱慕他的人相处生活。最终，他在阿利卢耶夫家中寻找到了爱的归宿，填平了自己的爱情沟壑。不出意外，很快，斯大林就和阿利卢耶夫家的一员结婚了。
尽管如此，很多事情仍然需要由他自己来做。阿利卢耶夫一家每天都很忙，斯大林的活动又常常难以预知，他常常下班途中在罗日杰斯特文斯卡亚第十大街的一个角落里，购买一些面包、熏鱼，或者一根香肠，这些将成为他的晚餐。如果党内事务异常繁忙时，他错过了午饭，这些东西便成为他的午餐。[27]
然而，对斯大林而言，在政治上的发展才是他的更大目标，最深层次的满足感来自权力和威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者，斯大林从未放弃自己的追求，但他现在更倾向于解决实际问题，譬如协助领导中央委员会，作为《真理报》的主编，策划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所发起的运动。3月份时俄罗斯民族事务局带来的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在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的事务包含了大量的文字工作，他常常要使用钢笔、铅笔进行大量写作，由此导致了他的右手手指上被磨出了老茧。[28]就当时的党内权力状况而言，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成了逃亡者，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柯伦泰都被困狱中，党的领导权落在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手中，因为他们是中央委员会核心中仅存的拥有自由的成员。这种状况对很多人来说都会感到非常为难，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满怀信心，他们希望寻求修补自“七月危机”以来党的重大损失。同时，斯大林也非常珍视这次机会，他想借此可以向党内尚不了解其政治才能的人彻底展示一下自己的优势。
在7月下旬秘密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向所有布尔什维克党人展现了自己的杰出才能，中央委员推选他做正式报告及另外一个“关于政治形势”的发言。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之间过去的恐惧和敌意也已烟消云散，双方均已释怀。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斯维尔德洛夫也是一个能力超群的管理者。他也可以被安排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激情四射地来作报告，但他没有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人物的野心，便把机会让给了斯大林。因此，斯维尔德洛夫没有成为斯大林的对手，反而成为他在寻求布尔什维克党权力宝座过程中最知心的伙伴。
彼得格勒“七月危机”对于党组织在各省的机构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来自各省的代表们抱怨中央委员会错误处理了首都事务，并且忽视了其他政党的需求。斯大林站起来无所畏惧地对此加以反驳。在反驳中，他指出：
至于一些关于中央委员会不与各省保持联系和只把活动集中在彼得格勒的议论，以及认为中央对活动的控制脱离各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将活动网络覆盖到所有省份，中央委员会在事实上只对圣彼得堡拥有活动控制权，因此当时把中央委员会称为“圣彼得堡委员会”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这就是事情的原委，但当前彼得格勒的政治问题真是一团乱麻。
在处理完反对者提出的反对意见后，斯大林坚持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未来的策略上。当前苏维埃政权仍掌握在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手里，尚在芬兰的列宁认为应当放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然而斯大林私下里是反对将该口号去掉的，因为他认为如果党要继续赢得民心，就需要展现出具有激进色彩的“群众组织”形象。
在“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斯大林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代表（后来在1919年入选中央委员会）——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在其他欧洲地区要加强革命运动的工作。对此，斯大林持反对意见。他说：
俄国可能会被证明是唯一正在探寻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可能性尚未被排除。直到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苏维埃这样享受自由，并努力构建工人对产品控制的政治体制。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革命基础比西欧国家更为广泛，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直接面临资产阶级的镇压，并且完全陷入孤立状态，而我们国家的工人们能够获得最贫苦的农民们的支持。最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政权机构，其功能和稳定性大大优于俄国，而俄国资产阶级政权还要仰仗德国等欧洲资本的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想法，不能认为只有欧洲其他国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创新式的马克思主义，我坚定地支持后者。[29]
若干年后，当斯大林成为党的总书记时，这些陈述被赋予重要意义。这些观点要求党的政治工作重心着眼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政治形势正在快速发生变化，七月危机后成为总理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开始寻求重构政治秩序。他举行国事会议，以获取来自各政党和其他公众组织的支持。在右翼政治势力中，克伦斯基的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国事会议上广受欢迎。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共谋将前线士兵撤回彼得格勒（当时这里的武装部队很显然并不值得信任）。但在最后时刻，8月28日，克伦斯基怀疑科尔尼洛夫阴谋发动政变，因此命令他按兵不动。这次经历使科尔尼洛夫深信克伦斯基不再适合在战争期间统治整个国家，他打算推翻其统治。暴乱又在彼得格勒酝酿了。克伦斯基的军事力量实力弱小，他只能依靠社会上的煽动者帮他实现目的，并且游说军队不要听从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在这些强烈需要的游说者中，有的来自布尔什维克，有的来自孟什维克，还有些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最后，科尔尼洛夫被捕了，克伦斯基侥幸活了下来，但留给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布尔什维克党重新成长为一个开放的政治力量，然而，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领导下，这种开放性逐渐消失。8月30日的中央委员会商讨了有关季诺维也夫秘密回到党内工作的请求。然而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不但季诺维也夫有可能被逮捕，更有可能激起当局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新一轮的打压。季诺维也夫被告知，中央委员会正在“尽一切可能让他接近党组织和报社的工作”。[30]但这并没有阻止季诺维也夫，他在第二天就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31]类似的事情在托洛茨基身上重演。当时，中央委员会认识到党需要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领导人，在托洛茨基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面对党内很多人的敌意的情况下，他就急切地想拥有公众影响力。9月6日的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全新的人事安排，原来由斯大林领导的《真理报》编辑委员会，现在扩充了队伍，新增人员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及圣彼得堡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同时，托洛茨基也被安排协助编辑《启蒙》，并且进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尽管斯大林也位列执行委员会成员中，但遗憾的是，他在演说方面的缺陷意味着将把党的领导角色让位给托洛茨基。[32]
斯大林在政治领域的辉煌正日渐散出，接下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将是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员参加由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发起的民主会议。这次会议将沙俄时期的各社会主义党派重新团结到了一起，被安排在9月14日亚历山大德林斯基（Alexandrinski）大剧院进行。加米涅夫被选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发言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米柳金等人共同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宣言。[33]在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中，人们对于临时政府的统治日益不满，因为他们发现临时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减缓社会矛盾，并且拒绝推动社会变革。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正在沦为他们的憎恶对象，正像布尔什维克党对他的厌恶感一样。中央委员会的战略是说服参加国家民主会议的代表们，使他们相信，克伦斯基政府需要被一个社会主义者建立的政府取代。当时，尽管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已处于布尔什维克的掌控之下，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仍控制着大多数俄国城市。会议宣言因而号召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这一宣言被大家接受，而还在芬兰的列宁也主张战略妥协，这和布尔什维克在民主会议的主张是一致的。
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是建立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政府，为达此目标，要采取激进的措施。这些激进措施包括：把富人们拥有的大量土地全部没收；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国有化；让工人们对企业进行管理，建立“普遍的民主和平”的新世界；倡导公民自决权；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34]布尔什维克党的要求特殊而复杂，必然会导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议。
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列宁实际上已经对和平手段获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不再抱有希望。9月15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列宁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列宁要求党组织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35]，但他未提及对于社会主义者联盟的看法。在他看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推翻克伦斯基的统治，建立一个革命政权。列宁的来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自己隐蔽在国外的失落之情。在赫尔辛基，列宁不断地向中央委员会写信，每封信都在鼓励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要求他们不要在国家民主会议上做出妥协：和平对话的时机已经结束。在《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暴动》一文中，他号召“立即将政权推翻并建立由无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革命民主人士控制的新政权”。[36]列宁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进行武装起义，引起了多名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惊恐。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斯大林确认自己支持列宁的主张，并建议将列宁的信印发给党的每一个重要组织加以讨论。然而，中央委员会最终决定将信件烧毁，仅仅保留了记录的一份复本。这一决定在当时有6人支持，4人反对。[37]
在政权这一核心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出现了摇摆，托洛茨基终于重新回到了激进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国家，有许多社会活动家和领导人正在设法推翻临时政府的统治。到9月底、10月初，越来越多的苏维埃政权、行会组织和工厂车间委员会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而且，布尔什维克党迟早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这些问题包括：布尔什维克党人即将夺取政权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何时行动呢？如果不是，他们将会独自行动还是与其他党派组成联盟？斯大林做出了选择，对于和孟什维克党人的合作，他已不抱任何幻想（托洛茨基也完成了同样的转变）。斯大林的命运与布尔什维克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了，但在他的职权范围以外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此时，他仍然属于最不出名的一类。如果他死于1917年9月，那么绝对没人给他写传记的。
* * *
[1] R.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p. 47.
[2] 'Zemlyu-krest' yanam', Pravda, 14 April 1917.
[3] 'O voine', Pravda, 16 March 1917.
[4]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2, pp. 223 - 228.
[5]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2, pp. 223 - 228.
[6] R.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pp. 46, 53 - 54.
[7]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2, pp. 223 - 228.
[8] Sed' maya （aprel' skaya） vserossiiskaya konferentsiya RSDRP （bol' shevikov）， p. 227.
[9] Sed' maya （aprel' skaya） vserossiiskaya konferentsiya RSDRP （bol' shevikov）， p. 225.
[10] Sed' maya （aprel' skaya） vserossiiskaya konferentsiya RSDRP （bol' shevikov）， p. 228.
[11] Sed' maya （aprel' skaya） vserossiiskaya konferentsiya RSDRP （bol' shevikov）， p. 124.
[12] S. Pestkovskii, 'Vospominaniya o rabote v Narkomnatse （1917 - 1919 gg.）', p. 126.
[13] I·盖茨勒（I. Getzler）对苏哈诺夫的措辞的记录，参见Nikolai Sukhanov, pp. 82-85。
[14]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p. 183 - 185.
[15] A·S·阿利卢耶娃回忆录的草稿，参见RGASPI, f.4, op. 2, d. 45, p. 6。
[16] MoΙ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16.
[17]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p. 126 - 127.
[18]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97.
[19]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p. 184 - 185.
[20]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p. 169 - 170.
[21]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75.
[22]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p. 185 - 186.
[23]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87.
[24]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86.
[25]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90.
[26]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191.
[27] F. S. Alliluev, 'Ot Moskvy do Tsaritsyna. Vstrechi s t. Stalinym' （unpublished typescript）：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 15.
[28] F. S. Alliluev, 'Ot Moskvy do Tsaritsyna. Vstrechi s t. Stalinym' （unpublished typescript）：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 15.
[29] Shestoi s'' ezd RSDRP（b）， p. 250.
[30]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RSDRP（b）。 Avgust 1917 - fevral' 1918, p. 32.
[31]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RSDRP（b）。 Avgust 1917 - fevral' 1918, p. 39.
[32]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RSDRP（b）。 Avgust 1917 - fevral' 1918, p. 46.
[33]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RSDRP（b）。 Avgust 1917 - fevral' 1918, p. 49.
[34]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RSDRP（b）。 Avgust 1917 - fevral' 1918, pp. 52 - 53.
[35]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34, pp. 239 - 241.
[36]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34, p. 246.
[37] Protokoly Tsentral' nogo Komiteta RSDRP（b）。 Avgust 1917 - fevral' 1918, p.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