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至1917年的冬天，斯大林的生活变化多端，忽而陡转直下，让其痛苦不堪，忽而峰回路转，让其兴奋不已。1916年12月，沙皇俄国扩充军队，为此，政府扩大征召新兵入伍的范围，就连政治犯也在征召之列。其实，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措施。由于政府认为这些人会在部队中进行敌对性的宣传活动，所以一直没有征召他们入伍。然而，强制征兵制一直是个大问题，1915年，征召穆斯林人服兵役就引发了俄罗斯中亚地区的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同盟国与协约国损失惨重，双方的对抗逐渐演变成静态的较量。但俄国军队的士气依然高涨，战争早期的制约因素，如军事生产、运输和供给等，均已消除。最高司令部为了组织有效的进攻，力图革新，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布鲁西洛夫将军（General Brusilov），也给了他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前线不缺食物，也不缺装备，但需要更多的士兵。为了能够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帝国军队，政府命令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们去检查身体。
革命者们必须先到达阿钦斯克（Achinsk）。这座城市坐落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北部1英里、克拉斯诺雅茨克向西100英里的地方。要到达阿钦斯克，首先要到达克拉斯诺雅茨克。此时的西伯利亚处于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其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孟什维克党党员、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沿叶尼塞河艰难地向上游行走，前往克拉斯诺雅茨克。在路上，就要花费2周的时间。关键问题是，这些人都不支持沙俄政府的军事目标（虽然很多孟什维克党党员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了保卫祖国，欣然支持一个民主的后罗曼诺夫王朝）。[1]
斯大林告别了库雷卡村，向莫纳斯特尔斯克出发。对于他出发前是否曾考虑其所遗留的与彼里普利金家的情感纠葛，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在莫纳斯特尔斯克，斯大林等人参加了一个应征士兵小组。警察局长让他们排起长队，走上街头。这时候，那些意识到可能永远再不会相见的同志不断地向他们欢呼。西伯利亚冰天雪地，汽船不能在河里行驶，他们前往叶尼塞河上游的旅途就只能靠村与村之间的狗拉雪橇。出发前，很多人向他们涌过来。这时，勒维永公司办公室的副会计师拿来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遗忘的曼陀铃和吉他。[2]再加上斯大林喜欢唱歌，因此，整个旅途将会充满欢歌笑语。但是，这里的气温总是非常低，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从库雷卡到阿钦斯克这段漫长的路程，是斯大林平生走过的最让他筋疲力尽的路。到达阿钦斯克时，斯大林比以往多年都要瘦弱，俄国北方漫长的冬夜使他的面色尤其苍白。[3]每当应征士兵小组在很多小村庄停下时，斯大林都不顾纪律，尽情地歌唱，并在公开会议上发表政治性的演说。[4]
由于面临着可能要应征入伍，一到克拉斯诺雅茨克，斯大林的心情就暗沉了下来。他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请他的护卫克拉夫琴科（Kravchenko）允许他前往征兵总部之前再在这个地方住上一周。[5]后来，克拉夫琴科答应了他的请求（难道斯大林向他行贿了）。但是，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由于右臂受过伤，军医们拒绝他服兵役。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为沙皇和他的祖国端过枪。
因为斯大林的刑期到1917年年中就要结束了，所以政府允许他和其他没有通过体检、不能服兵役的其他革命者一起住在阿钦斯克。他的好朋友加米涅夫也留了下来，斯大林经常去造访他。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阿纳托利·拜卡洛夫（Anatoli Baikalov）后来描述了这样一幅不太招人喜欢的场景：斯大林走到哪里，就将他的烟斗带到哪里，烟斗里面装满了为工人农民们喜爱的非常刺激的马合烟，这种烟的气味熏得加米涅夫的妻子奥尔加很烦。拜卡洛夫说，每当斯大林掏出烟斗，“她就不停地打喷嚏、咳嗽、抱怨，请求他不要再吸烟了”，但斯大林根本不理会她。这是他的典型行为，每每有女性提出他不喜欢的要求时，斯大林能够将心中的不满艺术性地表现出来。那时候，他很有吸引力，也希望异性们能够赞赏他、顺从他。但是，当时没有一位女性这样做，包括并不漂亮的奥尔加。[6]这也可能由于奥尔加聪明伶俐、能说会道，而且，她还是布尔什维克党不共戴天的仇敌托洛茨基的妹妹。结束在库雷卡村与世隔绝的生活，并没有使斯大林的心情和行为方式有所改变。他变得愈加没有修养，人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也急剧减少。
斯大林沉默寡言、古板严厉，认识他的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可以欣赏的特点。讨论战争和国际形势时，虽然他也聚精会神地听别人讲话，但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相反，加米涅夫则积极参与并领悟讨论中的内容，这也是加米涅夫吸引拜卡洛夫的地方。[7]在20多年后所写的文章中，拜卡洛夫回忆说，加米涅夫对斯大林极少的、“简短的、但充满轻蔑言辞”的评论置之不理。[8]
加米涅夫和拜卡洛夫都对斯大林有成见，而这些成见使他们认识不到，其实斯大林不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们两人说话流利，非常健谈，且都来自富裕的家庭。因此，这种交流对他们来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加米涅夫的父亲是位工程师，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拜卡洛夫的父亲是位金矿矿主。同时，两人还都是在古典中学接受的教育[9]，在公开场合也有文化方面的自信心，而斯大林依然结结巴巴地用俄语讲话[10]。与奥斯加克人一起住了四年，他整天无所事事，不去提高语言水平。因此，拜卡洛夫诙谐地对斯大林的失败深感遗憾。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就意味着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健谈者。但是，拜卡洛夫和加米涅夫都低估了沉默的作用。每当听加米涅夫讲话时，斯大林都感到自己是在学习。其实，他终其一生都在积累知识。虽然他没有向别人炫耀，但其注意力、记忆力和分析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其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少，但他一直努力扩展这方面的知识。无论如何，如果和那些鼓励他放松的人在一起，斯大林就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开心果、幽默大师。他也能很好地读懂俄语，还是一位卓越的俄文报纸的编辑。总之，人们低估了他，对此，斯大林也暗地里心生怨恨。
除了差点被征召入伍这件事之外，1916—1917年的冬天还发生了一件让斯大林头晕目眩的事件，这就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这件事情，已经被载入了俄国编年史和世界历史中。二月革命的起因，是彼得格勒的政治动乱。当时，尼古拉二世的圣诞节过得很不愉快。唯一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布鲁西洛夫将军1916年的进攻使德国军队撤退了好几英里。除此之外，其他的消息都让他郁闷至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领导人们更加公开地抱怨说，如果俄国军队要打败同盟国的话，那国家就要改朝换代了，其中一个叫亚历山大·古契柯夫（Alexander Guchkov）的人甚至试探将军们发动政变的意见。实际上，抱怨归抱怨，自由派或保守派能否做得更好些，也是个疑问。同时，帝国的声誉也被玷污得一无是处。众所周知，罗曼诺夫王朝的王位继承者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为了减轻该病的影响，王室请“妖师”拉斯普京来治疗。据说，拉斯普京为治疗阿列克谢的血友病立了大功，但在1916年12月被暗杀。拉斯普京虽然死了，但关于他赌博、诽谤、玩弄女性及其他政治腐败的故事，仍然让尼古拉二世及亚历山德拉皇后（Empress Alexandra）无法解脱。漫长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使交通运输和行政管理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也使国家为支援战争而印刷了很多钞票，并引起了通货膨胀。1917年2月26日，尼古拉二世解散了杜马，决心牢牢控制住局势。
如果公众的意见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反对不那么强烈的话，这个举措可能会奏效。但是，农民正对固定谷物价格、优先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而导致的工业品不足心怀不满；卫戍部队的士兵也对到前线打仗怀有抵触情绪；工人们对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怨恨不已。虽然他们的工资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也被通货贬值而抵消掉了。1916年12月，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又都被严厉地镇压下去，但抱怨和不满并未减少。
阿钦斯克的革命者们还不知道，1917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圣彼得堡的工厂一再发生冲突。俄历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的纺织女工中首先爆发了冲突，并很快波及普梯夫（Putilov）武器工厂。政府派卫戍部队前去镇压，但前去的士兵都站在罢工者一方，他们要么加入到罢工中来，要么将手里的武器交给工人们。因此，镇压不光没有奏效，还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圣彼得堡的政治统治秩序首先垮台，警察逃跑了，将军们陷入一片恐慌。这时候，被解散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政客们意识到，与罗曼诺夫王朝算账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可是，他们缺乏采取行动的勇气。就连革命性的政党当时也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这是因为，政府对十二月罢工的镇压使革命者们停下革命的脚步，重新思考当时的形势。在他们看来，当时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网络尚未恢复，士气也处于低潮。但广大罢工者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便产生了建立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要求。
尼古拉二世迟迟没有领悟到此次反抗的程度，等缓过神来之后，他明白了严重性，便匆匆忙忙从莫吉廖夫（Mogilev）返回彼得格勒。回到彼得格勒后，下面的人告诉他，运动早就开始了。尼古拉二世这下慌了神，接受了最高司令部的建议，并与被解散的第四届国家杜马发言人米哈伊尔·罗将柯（Mikhail Rodzyanko）进行了磋商。起初，尼古拉二世想将王位移交给其患有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来维持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但大家都觉得这种做法绝非明智之举。此后，他想将王位让与其兄弟米哈伊尔大公（Grand Duke Mikhail），但被米哈伊尔大公拒绝了。尼古拉二世陷入了绝望中，不得不于3月2日签署了退位诏书。对于全国的公众而言，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每个城市的人们都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表达着自己的喜悦之情。
这个消息很快通过电报线路传到了西伯利亚，其传播速度要比通过铁路带过去的报纸快多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阿钦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党小组顿时欢呼雀跃起来。罪恶的尼古拉家族被推翻了，封建王朝走到了它的尽头。得知米哈伊尔大公拒绝接受王位后，阿钦斯克的革命者们放下党派间的歧见，聚集在一起，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很多流放者都认为他们有必要为政治上已经取得的成果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于是，阿钦斯克的革命者们向米哈伊尔大公发了一封电报，对其拥有公民身份表示祝贺，他们每个人都在电报上签了名。斯大林后来宣称，他的朋友加米涅夫也签名了。斯大林甚至还承认，加米涅夫签字后立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对于这种指责，加米涅夫予以坚决否认。不管怎样，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就他们的战略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3月3日，经过孟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批准，俄国临时政府成立了。它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亲王（Prince Georgi Lvov）任总理，自由派人士，尤其是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阁中占支配地位。其中，只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即担任司法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i）。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本来要建立“革命民主专政”的计划就遭到了阻挠。因此，加米涅夫、斯大林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人及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一样，想要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临时政府各部部长要颁布法律，保证公民的基本自由，并将战争限定在对抗同盟国的自卫性的范围内。
阿钦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一买到车票，就迫不及待地从克拉斯诺雅茨克出发了。他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莫斯科，后又继续前进，到达彼得格勒。这些人中，主要有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前杜马党团代表马特维·穆拉诺夫（Matvei Muranov）。这次，他们是以普通乘客的身份乘车，而不再被关在囚车里，因此，有了不同于以往每次前往流放地时的体验。近来，身在阿钦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住的地方离交通干线比较近，所以他们到达彼得格勒的时间比其他大多数国内流放者都要早，更别提那些国外的流亡者了。到彼得格勒后，由于对布尔什维克党方针政策的意见一致，且斯大林对于1915年加米涅夫遭审判时的事情也绝口不提，因此，他们两人结成了联盟，目标就是控制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以弥补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损失。
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加密涅夫和穆拉诺夫在彼得格勒中东部的尼古拉车站（Nicholas Station）下了火车。此时，天空中飘着小雪，但他们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在库雷卡的岁月已经让他们习惯了比这更糟糕的环境。现在，他们终于回到了彼得格勒！斯大林的手中拿着一个柳条编织的中号手提箱，但里面没多少东西。他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名下更没有积蓄，身上穿的，还是1913年离开这里时穿的衣服。[11]与1913年时的着装唯一一点不同就是斯大林这时穿了一双俄国人冬天御寒的长长的棉靴“凡愣克”。[12]长途跋涉之后，斯大林看起来疲惫不堪。四年的流放生活结束后，他明显地成熟了。四年前离开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这次回来已经人到中年，并成为政坛老手。斯大林给他的老朋友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写信，告诉阿利卢耶夫他已经回到彼得格勒的消息。[13]斯大林希望他能够到火车站去接他，如果有可能的话，将他回来的消息通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斯大林希望，同行的乘客和铁路职工将斯大林、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当作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英勇战士，庆祝他们的归来。斯大林还希望，圣彼得堡会为他们举行一场隆重的欢迎会。
事实上，没有人去尼古拉火车站接他们，没有旗帜，没有演讲，党的总部所在地——皇帝以前的情妇马蒂尔达·克塞什尼斯卡娅（Matilda Kseshinskya）居住过的房子里，也没有前来欢迎的仪仗队。[14]当年离开首都前往西伯利亚时，斯大林已经成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现在，他们想当然地希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会按照相应的礼仪款待他们。因此，对于所受到的冷遇，他们大吃一惊。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的领导人施略普尼柯夫和莫洛托夫没有以相应的礼仪欢迎他们，并不是偶然的。加米涅夫、穆拉诺夫和斯大林希望与现有成员一起，在俄罗斯局工作。但是，这些成员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地位要比他们三人低得多。因此，俄罗斯局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加米涅夫犯了错，却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如果斯大林心甘情愿地对加米涅夫背叛党的规则视而不见的话，那俄罗斯局就没有这么宽容了。而且，斯大林行为不友好的名声看起来远胜于加米涅夫。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局内部的领导权之争将在所难免。施略普尼柯夫和莫洛托夫之所以没有欢迎斯大林等人，还有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他们两人领导的俄罗斯局提倡彻底地反对临时政府，反对任何对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有条件或无条件的支持。施略普尼柯夫和莫洛托夫深知，不论是在首都各地区，还是在其他省份，有很多布尔什维克党的斗士与他们的想法相同。基于对该问题的认识，他们完成了对《真理报》的复刊工作，并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争取到他们这边来。施略普尼柯夫和莫洛托夫虽对加米涅夫的到来感到非常不满，但当发现他与斯大林、穆拉诺夫在当前的政治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后，遂决定不再利用职权打压他们。
3月12日，俄罗斯局召开会议，决定仅接收那些“按照政治信条来看有用的人”[15]。这样一来，斯大林、加密涅夫和穆拉诺夫的位置便一目了然了。穆拉诺夫轻松地被归为这一类人，然后获得了一个职位。然后，斯大林的问题被提出来考虑：
斯大林据说是1912年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因此，希望获得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委员的职位。但俄罗斯局考察了他的基本情况和个人特征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邀请他担任顾问。[16]
由此看来，斯大林被冷落了，连他的职业生涯都被歪曲了。他不仅仅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而是自1912年起就被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正式成员。虽然俄罗斯局并未把让他们感到不快的那些“特征”详细地列举出来，但斯大林在政治上和个人交往中的斑斑劣迹可能对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加米涅夫的处境更为糟糕，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资格都丧失了，施略普尼柯夫和莫洛托夫只允许他匿名对《真理报》供稿。这还不算，俄罗斯局还要求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7]
俄罗斯局会议之后，斯大林径直去了阿利卢耶夫家。1915年，他在给奥尔加·阿利卢耶娃的信中曾提及，他一结束流放生活，就会去拜访他们。[18]斯大林到阿利卢耶夫家时，只有阿利卢耶夫的女儿安娜（Anna）在家，他们夫妻二人和儿子帕维尔（Pavel）出去工作了，小女儿娜佳正在别处上钢琴课，另外一个儿子菲多（Fedor）也出去了。[19]到了晚上，阿利卢耶夫一家人都相继回来了。他们与斯大林相谈甚欢，直到深夜。同时，他们在谢尔盖休息的起居室为他铺了一张床，而奥尔加和女儿们都回到卧室睡觉了。约瑟夫给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安娜和娜佳都被他迷住了。谢尔盖第二天还要去电厂工作，但卧室里传来的喧闹声让他不能入睡，便想前去制止。但约瑟夫出面为女孩们说情：“谢尔盖，别管他们！他们毕竟只是青年人……让他们尽情地笑吧！”翌日，斯大林要离开阿利卢耶夫家回到俄罗斯局。临走之前，他问阿利卢耶夫自己能否与他们一家人同住。可这套公寓太小了，容不下这么多人，但他们是如此喜欢斯大林，于是决定由安娜和娜佳去找一套更大的公寓。约瑟夫非常深情地说：“请务必保证在新公寓中为我留出一个房间。”[20]
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斯大林拥有挑选职位的优先权。因此，离开阿利卢耶夫家后，他便匆匆忙忙来到了俄罗斯局总部，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斯大林的到来在俄罗斯局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趁机大做文章，并大获成功。斯大林不光自己顺利地加入了《真理报》编辑委员会，而且还与莫洛托夫、施略普尼柯夫达成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加米涅夫将重新得到国外流亡者（大概也包括列宁）的重视，在此基础上，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3月15日，加米涅夫也加入俄罗斯局。同一天，斯大林被安排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常务委员会。[21]可见，斯大林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进入俄罗斯局的同时，莫洛托夫被排挤出局。[22]很显然，施略普尼柯夫、莫洛托夫与斯大林、加米涅夫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前两个人失败了。因此，《真理报》严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制定的规则，俄罗斯局停止要求解散临时政府。
但是，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来说，他们在俄罗斯局的职位很快成了一种耻辱。斯大林进入该局后，没有持更加激进的观点，而是采取稳健的措施。他所采取的稳健措施，又不如他后来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那样得体。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为他的行为而道歉。不可否认，斯大林拒绝在公开场合抨击孟什维克党。同样不可否认，斯大林支持只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23]但是，他也不断地谴责那些倡导保卫国家的孟什维克党党员。其实，斯大林并不保守，相反，他对当时的局势有更深的理解，并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只同那些接受齐美瓦尔德（Zimmerwald）——昆塔尔（Kienthal）会议的精神、为停止世界战争而及积极奔走的孟什维克党党员合作；斯大林不想不惜一切代价求得统一[24]，希望彼得格勒苏维埃继续威胁临时政府。斯大林宣称，苏维埃应致力于把“城市民主和省级民主”紧密联系起来，在必要的时候将其转化为一个动员所有群众反对反革命的革命政权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召开一次与宪法有关的会议是必不可少的。[25]
斯大林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前，《真理报》未曾触及民族问题。他回来后，《真理报》重新开始涉及这一话题。他在《真理报》呼吁地方自治，要求非俄罗斯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语言方面要有平等的权利。他比其他彼得格勒的党员们更明白，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满足边疆各民族的需求。但慎重起见，他反对讨论联邦制问题。[26]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斯大林对这点也很赞同。但他认为，在他和列宁战前所制定的政策框架内实行“民族自决”，也是可能的。斯大林还认为，必须消除“民族压迫”，而临时政府作为追求资本主义利益的内阁，尚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现出必要的支持的态度。[27]
尽管面临着诸种困境，但在1917年3月底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代表非正式会议上，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依然斗志昂扬。俄罗斯局挑选斯大林出来，针对临时政府的争论发表讲话。于是，斯大林趁机对临时政府这个后罗曼诺夫王朝时代的政权给予了一顿痛骂。他说：
由我们的资产阶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所构成的精英分子乔装打扮了一番，试图做一种改变，但这种改变只是以一个沙皇取代了另外一个。他们想要像土耳其那样很容易地进行一场革命，还需要一点发动战争的自由权，并以小范围的革命换取一场大的胜利。但是，下层的人们，包括工人和士兵，强烈要求革命，摧毁旧的统治秩序的基础。因此，现在就有两股势力在活动，一股在上面活动，一股在下面活动，并提出要建两个政府。这两股不同的势力分别是：（1）英法（Anglo-French）的资本支持的临时政府；（2）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两个机构瓜分了俄国的权力，没有一方拥有全部权力。因此，双方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一直存在，且不得不存在。[28]
斯大林最后说：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决裂是可取的，唯一能够掌握权力的机关是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29]
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又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正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党内会议上，加米涅夫无情地指责了孟什维克党给予临时政府的热情支持，并督促他们必须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30]虽然自1903年后在组织上分开了，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同属一个政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它们是最大的两个派别。在中央层面上，它们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机构，但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彼得格勒以外，还是一起工作。后来，由于右翼的孟什维主义倡导全力以赴保家卫国，而布尔什维克党想要发动狂风暴雨式的和平运动，这种状况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计划号召那些反对革命护国主义的孟什维克党党员与他们所在的党派决裂，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加米涅夫开诚布公地谈到了他的看法：
不应当跑到前头和防止分歧意见。没有分歧意见就没有党的生活。在党内我们将根除小的分歧意见。但有一个问题——把不能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同那些赞同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的路线的人即反对革命护国主义的人实行联合，我们是统一的党。这就是分界线。
要向孟什维克声明，这种愿望只是现在在这里开会的一批人的愿望，并不对全体布尔什维克有约束力。我们应当参加大会，不提任何政纲。在反对护国主义基础上召开代表会议——是我们的愿望。[31]
加米涅夫的这一表述发表在列宁到达彼得格勒之前三天，说明他和斯大林还远远没有对孟什维主义持有中肯的态度。这一表述也向人们暗示，他们一定会以战和政策问题为基础制造分裂。而无论是战还是和，都会将社会民主工党拖入与临时政府的直接冲突中去。
加米涅夫的策略貌似有一定理由，可他发表上述意见几周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就单独行动了，并在几个月后发动了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在这种情况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所提出的战略也就被人们遗忘了。在没有孟什维克协助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依靠更激进的策略成功夺权，成就了该党历史中神圣而崇高的一项伟业。因此，1917年之后，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绝口不提他们的策略。虽然他们当时所提出的策略已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这段插曲对理解斯大林的职业生涯而言非常重要。他们两人不顾俄罗斯局的反对，莽莽撞撞地闯入了党的领导层，并精心设计了上述策略。如果这个策略能够实行的话，将产生一个激进地反抗临时政府的政党。3、4月间，孟什维克党党员对党派的效忠度还非常不稳定，因此，将左翼的孟什维克党党员吸引到布尔什维克的怀抱，会使布尔什维克党具备更加雄厚的政治实力，因此是个明智的想法。其实，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很聪明，也很坚决，对20世纪俄国的了解要比列宁多得多。自二月革命后就，他们两人更是亲身感受了革命政治的氛围。因此，他们开展激进活动，为群众争取和平、面包、土地和政府的计划，很容易受到人们欢迎，能够争取民众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
列宁强烈反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旅居瑞士期间，他就写了“远方来信”，要求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原先的策略在1905年就已被阐释清楚，即工人们起来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临时的革命专政，团结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还群众以公民自由权，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临时政府建立及公民自由权得以普及后，列宁主义的策略遭到废弃。对于为何突然认为俄国已经做好了革命发展过程中第二大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准备，列宁从未做出合理的解释。3月底，德国政府允许他和一群反战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在回彼得格勒之前途经德国前往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这时，列宁决定抓住机会，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战。
在列宁到达彼得格勒之前，他所发出的电报已先期到达，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准备了一场与列宁的身份相称的欢迎会。4月3日，火车在芬兰——俄国边境管辖区短暂停留。加米涅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从彼得格勒出发，前往别洛奥斯特罗夫（Beloostrov）迎接他。列宁拐弯抹角地批评了加米涅夫，说他是俄罗斯局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始作俑者，并痛快地骂了他一顿。[32]斯大林之所以能逃此厄运，是因为他没有和欢迎队伍前往别洛奥斯特罗夫。[33]午夜之后，当火车到达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Finland Station）时，列宁的心情还没有轻松下来。他再次愤怒地谴责李沃夫领导的内阁，对孟什维克党领导人、正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革命者的尼古拉·奇赫伊泽（Nikolai Chkheidze）也生硬无礼。然后，列宁动身前往塔夫利达宫（Tauride Palace）。在那里，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说，要求改变现行策略。党员们对他说的话并不在意，但列宁没有任何挫败感。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列宁宣称，对临时政府的任何妥协都是不能容忍的。4月4日一整天，这位大名鼎鼎的革命者都雷霆大发。而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俄罗斯局领导者都沦为旁观者，只能作壁上观，无能为力。
对那些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排挤掉的俄罗斯局成员来说，列宁的归来为他们带来了光明。最终，他们成功说服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中有足够声望的党员，要求实行极端激进主义措施。他们被列宁及其观点深深地吸引，这里的观点，就是被列宁归纳为几百字、并以“四月提纲”（April Theses）为题发表的文章中的内容。在俄国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的布尔什维克党对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感到忿忿不平。布尔什维主义一直支持革命极端主义，因此，无论是在彼得格勒还是整个俄国，对那些赞成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列宁的到来无异于一头牛闯进了瓷器店，把布尔什维克党内闹了个天翻地覆。无论是提倡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一派，还是要求实行极端激进主义的一派，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都被这个脾气暴躁、信心满满的归国领导人吓呆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党员们要在加米涅夫和列宁分别提倡的两种策略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像很多其他的党员一样，斯大林立刻转到了列宁的立场上，但他从来没有挖空心思地去解释自己的决定。回到彼得格勒后，列宁最初来回奔波于各个会议中，以其高超的政治手段，团结了一班极端激进主义分子，笼络了一批怀疑者，各方面的进展都还算顺利。布尔什维主义一直坚持极端主义，直到1917年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后，都希望成立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临时革命民主专政”。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心目中，宪法民主主义者组成的政府一直是一个非常可恨的因素。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依然别有用心地倡导解决孟什维克党内的左翼成员问题。斯大林虽然在4月4日转变了立场，但其转变幅度并不大，没有从一个“温和派”转变为“极端主义”。虽然他转向了列宁主义，但并没有完全接受列宁的建议。斯大林仍然认为，无论是关于革命的俄国，还是关于非革命的欧洲，列宁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加米涅夫一直是他的好朋友、伙伴、比他地位还高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而列宁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自1917年4月至1922年他丧失行动能力，斯大林都一直很尊重他。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经常会遇到麻烦，一直到列宁去世，每年都会有争吵。但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期间，两人相处得很好。列宁也很眷顾斯大林，提升了他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职位。因此，斯大林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加米涅夫和列宁之间的分歧日渐变大而坐视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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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6; V. Shveitser, Stalin v turukhanskoi ssylke, pp. 40 - 47.
[2] Β. I. Ivanov, Vospominaniya rabochego bol' shevika, p. 160.
[3]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5.
[4] Β. I. Ivanov, Vospominaniya rabochego bol' shevika, p. 160.
[5]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5.
[6] Α. V. Baikaloff, I Knew Stain, pp. 28 - 29.
[7] Α. V. Baikaloff, I Knew Stain, p. 29.
[8] A. V. Baikaloff, I Knew Stain, p. 29.
[9] Α. V. Baikaloff, I Knew Stain, p. vii.
[10] Α. V. Baikaloff, I Knew Stain, p. vii., p. 28.
[11] A.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5. 1917年3月12日，安娜见到了斯大林，这是她近30年后写的回忆录。
[12] F. Alliluev, 'Ot Moskvy do Tsaritsyna （Vstrechi s t. Stalinym）':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 14.
[13] A.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5.
[14] A.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5.
[15] 'Protokoly i rezolyutsii Byuro TsK RSDRP（b） （mart 1917 g）', VIKPSS, no. 3 （1962）， p. 143.
[16] 'Protokoly i rezolyutsii Byuro TsK RSDRP（b） （mart 1917 g）', VIKPSS, no. 3 （1962）， p. 143.
[17] 'Protokoly i rezolyutsii Byuro TsK KSDRP（b） （mart 1917 g）', VIKPSS, nο. 3 （1962）， p. 143.
[18] RGASPI, f. 558, op. 1, d. 55, pp. 1 - 2.
[19] A.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6.
[20] A.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p. 168 - 170.
[21] 'Protokoly i rezolyutsii Byuro TsK RSDRP （b） （mart 1917 g）', VIKASS, no. 3 （1962）， pp. 146 and 148.
[22] A. G. Shly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vol. 2, p. 180; Molotov. Poludzerzhavnyi vlastitelin, p. 214.
[23] 'O voine', Pravda, 16 March 1917.
[24] 'Na puti k ministerskim portfelyam', Pravda, 17 March 1917.
[25] 'Ob usloviyakh pobedy russkoi revolyutsii', Pravda, 25 March 1917.
[26] 'Ob otmene natsional' nykh ogranicheniyakh', Pravda, 28 March 1917.
[27] 'Protiv federal izma', Pravda, 28 March 1917。
[28] 'Protokoly Vserossiiskogo （martovskogo） soveshchaniya partiinykh rabotnikov, 27 marta - 2 aprelya 1917 g.', VIKPSS, no. 5 （1962）， pp. 111 - 112.
[29] 'Protokoly Vserossiiskogo （martovskogo） soveshchaniya partiinykh rabotnikov, 27 marta - 2 aprelya 1917 g.', VIKPSS, no. 5 （1962）。
[30] 'Protokoly Vserossiiskogo （martovskogo） soveshchaniya partiinykh rabotnikov, 27 marta - 2 aprelya 1917 g.', VIKPSS, no. 5 （1962）， p. 137.
[31] 'Protokoly Vserossiiskogo （martovskogo） soveshchaniya partiinykh rabotnikov, 27 marta - 2 aprelya 1917 g.', VIKPSS, no. 5 （1962）， p. 140.参见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译者注
[32] F. F. Raskol' nikov, 'Priezd tov. Lenina v Rossiyu', Proletarskaya revolyutsiya, no. 1 （1923）， p. 221.
[33] 要了解更有说服力的评论，请参见R.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pp. 49 -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