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圣彼得堡警方才做出判决。依照判决，约瑟夫·斯大林将被流放四年。1913年7月2日，斯大林从圣彼得堡的监狱出发，被带进了囚禁他前往西伯利亚的四轮马车。通常情况下，囚犯们都有亲戚朋友送行。但没有人来和斯大林告别。他和妻子早已阴阳两隔，母亲又远在哥里。沙俄当局知道阿利卢耶夫家的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积极支持者，于是警告他们不能来送行。转眼间，斯大林刚一升到布尔什维克党的顶峰，就又掉到了地上。从前，他是圣彼得堡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人，负责杜马党团的协调工作和《真理报》的编辑工作。现在，他和千百个革命者一样，沦为阶下囚。斯大林带着手铐，睡在一张坚硬的木板床上，和同志们像牛一样地吃饭喝水。当火车驶出圣彼得堡的时候，囚犯们透过木栅缝隙凝视着外面的世界。最终，俄国首都的容貌和圆屋顶的圣以撒大教堂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中。火车将一路向东行驶，穿越欧亚大平原。等待他们的是西伯利亚的冻土和针叶林。[1]
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标语深深吸引着愤懑的工人。随着工厂罢工运动的扩展，像斯大林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对帝国的统治秩序带来了威胁。政府也注意了斯大林是从流放地几次逃跑的革命领导人，内务部长更是没有任何理由放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和同志们被送到了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这个地区位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叶尼塞省（Yenisei Province）。前几十年这里曾流放了不少革命者，所以名声糟糕极了。在俄国的领土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再凄凉的了。[2]与之相比，斯大林之前的流放地——新乌达村、索利维切戈茨克镇、沃洛格达和纳雷姆看起来可以说是相当舒适的。
叶尼塞省的面积近60万平方公里，比英国、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还要大。它从叶尼塞斯克镇（Yeniseisk）开始，沿着叶尼塞河（River Yenisei）向北，一直延伸到北冰洋。图鲁汉斯克边疆区人烟稀少，还保留着传统的部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居民还不到15000人。居民在那里繁衍生息，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莫纳斯特尔斯克（Monastyrskoe）是边疆区首府，这里的住户不到50户。[3]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气候恶劣，持续9个月都是寒冷的冬天，气温有时降到零下60度，而且白天很短。这里一年四季土地都处于冰冻状态，不能进行农业生产。因此，面粉和蔬菜都是从俄国气候稍温和的地区运过来的。人们以渔猎为生，对牲畜饲养也不了解。[4]
从遥远的村庄逃离本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而且警察为了便于监控，只允许电话线通到莫纳斯特尔斯克。[5]这里的冻土现象十分严重，以至于向西逃到鄂毕河（River Ob）或者向东逃到勒拿河（River Lena）都不是理想的选择。如果向北逃跑的话，路线非常险峻，尤其是在北极圈以内的广大地域。因此，那些试图乘船逃跑的人会遇到很多困难。不仅如此，这里一年之中，冰只融化几个星期，驶向外面的船只也很少，而且即使上了船，当局还会核查所有乘客的身份。如果选择向南逃跑，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方面，蒸汽船一直处于监视之下；另一方面，不管谁，只要乘小船或狗拉雪橇到其他村子去，当地农民就会遵照命令报警。[6]从莫纳斯特尔斯克到叶尼塞斯克有600多英里，从叶尼塞斯克到克拉斯诺雅茨克（Krasnoyarsk）有170多英里。如果朝上游行驶，到达克拉斯诺雅茨克，一路上逃跑的机会也很少。莫纳斯特尔斯克作为一处流放地，其效果可以与魔鬼之岛相提并论。[7]在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克拉斯诺雅茨克前进的过程中，斯大林及其同伴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出逃路线问题。
斯大林及其同伴乘坐蒸汽船沿叶尼塞河向下游行驶，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的同事、前几年的流放岁月中就相识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先期到达莫纳斯特尔斯克。根据命令，两人都被安排到附近的村子里。斯大林去科斯季诺村（Kostino），斯维尔德洛夫去塞利万尼卡村（Selivanikha）。[8]前者距莫纳斯特尔斯克10英里，后者是3英里。
在附近的那些村子里，有一大群革命者居住，他们大多数都是最近才来到的。直到1905年革命，内务部一直向托博尔斯克（Tobolsk）、纳雷姆和雅库特（Yakutia）发配这种罪犯。但因为当地警察报酬不高，农民穷困潦倒，所以用小恩小惠收买他们不是一件难事，所以罪犯们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从这些地方逃跑。在19世纪90年代，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就陆陆续续地被当作流放地，孟什维克党未来的领导人尤利·马尔托夫就是在这里服刑的。到斯大林到来时，这里已经成了革命者的聚居区。居住在这里的流放者，基本上都属于那些被当局认为给政治和社会安定带来最大威胁的革命者。他们中有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孟什维克党党员，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因此，莫纳斯特尔斯克的意识形态多种多样，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很多争论。不过，这些流放者早已下定决心忠诚于自己的党。每个党派的成员之间都会分享书籍和设施，相互之间会传递来自俄国的消息。如果一个人生病了或钱花光了，就会以个人身份寻求其他成员的帮助。革命者们期望着一被释放就投入到政治工作中去，因此，他们从理智上保持着清醒。
虽然罗曼诺夫统治下的拘留地情况非常糟糕，但哪里都不及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时期那样让人难以忍受。通过社会交往，革命者们能够打起精神，有些人甚至创作了“图鲁汉斯克进行曲”。它的词比诗歌还要灵活，我们摘录如下：[9]
勇敢些，兄弟们，勇敢些！
让我们用我们的笑声，
去迎接这邪恶的风暴。
那将是一首勇敢者之歌！
这里的“邪恶的风暴”，与其说是指当地恶劣的天气，不如说是指令人压抑的沙皇专制统治。虽然每个革命者都渴望离开西伯利亚、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但他们还是安然地租到了房子。每个月15卢布的补贴中，他们花2卢布来租房子，其余的钱足以满足基本的食物需求。[10]但这些革命者并未因为流放生活的艰苦而郁郁寡欢，相反，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有滋有味。革命者们买来捕鱼和挖陷阱的工具，也经常给当地的农民干活。[11]很多革命者在俄国有家人，因此，有人给他们寄钱，而像斯大林这样的流放者，主要依靠其所属党派的接济。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刑事制度不是最严厉的，但也算不上松弛。
尽管斯维尔德罗夫与斯大林1912年在纳雷姆地区一起流放时产生了龃龉，但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对斯大林很友好。斯大林和以前一样固执己见，拒人于千里之外。按照要求，斯大林需要根据最近的、直接的经验，对俄国政治的大体情况和革命的前景进行详细报告，但他置之不理，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可是，他的工作又无人可以替代，因为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根本接触不到那些他可以得到的最新消息。
到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最初几个月，当局命令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继续向北流放。1914年3月中旬，叶尼塞省的新长官对他们逃跑的计划有所警觉[12]，因此，将两人转运到了一个更加偏远的地方。斯大林尽力减少当局的怀疑，1914年4月10日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他愤怒地写道：
显然，有些人正在散布谣言，说在刑期结束之前，我就会离开。真是一派胡言！我告诉你，刑期结束之前，我不会离开这里。这点，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一度曾考虑过离开，但现在放弃了这个想法，而且是肯定放弃。当然，我这么做有很多原因。如果你想了解的话，我找时间详细告诉你。[13]
在同一封信中，斯大林还向《真理报》提供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另一篇是《民族问题的组织方面》。[14]即便如此，奥赫拉那并没有上当。这时，列宁想帮助斯大林和斯维德洛夫离开西伯利亚，俄国布尔什维党的同志们给他们的一些钱也已经到达了莫纳斯特尔斯克。[15]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中央委员会给他们寄的钱不是直接到他们手中，而是寄给中间人的话，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待遇可能会更好些。但不管如何，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已经被间谍识破了。1913年11月，斯大林与之通信的奥赫拉那的“线人”马林诺夫斯基将他们的逃跑意图告诉了圣彼得堡的警察局。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都是重要的被拘留者，因此被移送到了荒凉的库雷卡村（Kureika）。[16]那里住的大多数都是奥斯加克人（Ostyaks），只有他们两个是罪犯。
这样一来，一切都让人感到沮丧。他们本打算沿河而上，到达克拉斯诺雅茨克。但是，被转移到库雷卡村之后，所有逃跑的机会都消失了。就像在写给姐姐萨拉（Sarra）的信中说的那样，斯维尔德洛夫更有理由感到垂头丧气，因为他很难再和姐姐通信。他说：
我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正向北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个地方离原来的流放地有100公里，在北极圈内80公里。那个地方除了两名守卫外，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们加强了对我们的监控，切断了我们的信件往来。经常迟到的邮递员每月一次送信过来，其实这里的邮件一年也就8、9件。[17]
实际上，他们的地理知识是有错误的。在莫纳斯特尔斯克的北部，有两个地方叫库雷卡。斯维尔德洛夫提到的这个地方在库雷卡河岸边，远远超过了北极圈。叶尼塞省的新长官指的是另一个库雷卡，也就是叶尼塞河西岸的一个地方。即便如此，它离上游的莫纳斯特尔斯克也要有75英里，这足以让他们感到消沉的了。[18]
虽然这个地方没有他们担心的那样糟糕，但也已糟糕透顶，而斯大林个人又平添了很多不愉快。在莫纳斯特尔斯克时，斯大林有一些书，这些书是由同为流放者的因诺肯季·杜布罗温斯基（Innokenti Dubrovinski）留给在那里居住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斯大林前往库雷卡时，只想把这些书带走。另一位名叫菲利普·扎哈罗夫（Filip Zakharov）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走出来对斯大林表示抗议，这个人的一举一动“有点像一个沙皇的将军接待一个普通士兵，只有接到了命令之后，这个士兵才敢从将军面前消失”。[19]
库雷卡房东家十分喧闹，这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很不舒服。漫长的冬季中，他们连煤油都没有，只有在烛光下读书学习[20]。然而，最糟糕的莫过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斯维尔德洛夫写道：“一个问题是我没有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两个人。也就是说，我需要与格鲁吉亚的朱加什维利住在同一房间内。他是我的老相识，前一次流放时就在一起。他是个好人，但是日常生活中个人主义的问题太大。”[21]对于要求个人服从于集体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个人主义”是会导致身败名裂的一个词。两人的不和使斯维尔德洛夫下定决心搬家，1914年5月，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
我和同屋的这个同志彼此之间太了解了。在流放和监禁期间，他一丝不挂地出现在我面前，所有细节和缺点都暴露无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然而，最不能容忍的是，我现在只能看到他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性问题，大的问题还没有机会暴露出来。现在，我自己住在单独的房间内，很少见到对方。[22]
由于身体不好，斯维尔德洛夫在9月底搬回了塞利万尼卡村。[23]
斯大林的生活依然以自我为中心，依然对少女很感兴趣。当他搬到彼里普利金（Pereprygin）家租住的时候，竟然诱奸了房东14岁的女儿，并使其怀孕，这表现得相当可耻。虽然这个地方管理得并不严格，但纸里不可能包住火。这里惯常的宁静被劣行打破了，连警察都参与进来，对他进行了询问。最后，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娶这个不幸的女孩为妻。否则，他将面临被起诉的结局。[24]但斯大林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没有履行他对女孩的承诺。对他来说，这个女孩不过是他在流放期间解决自己性挫折的一种方式而已。在贫穷的彼里普利金家，他就像一个封建骑士，随心所欲地获取他想要的东西，就连是否承担责任，他都是随心所欲的。除了他自己之外，斯大林蔑视所有人。
斯大林与库雷卡以外的世界的联系断断续续，因此，他的政治活动也随之减少。[25]由于欧洲爆发了战争，与外界联系的减少使斯大林非常愤怒。1914年7月，奥匈帝国的弗兰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塞尔维亚（Serbian）的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引起了一场大的外交危机。奥地利政府向塞尔维亚发了一份侮辱性的最后通牒，而从之前的巴尔干（Balkans）危机边缘后退一步的俄国，决定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反抗奥匈帝国向该地区的扩张。后来，德国选择在巴尔干危机中支持奥匈帝国，这使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德国对圣彼得堡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尼古拉二世拒绝退出，并大肆动员俄国军队。一时间，俄国军队涌向了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并将目标指向柏林。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占领了塞尔维亚。法国（France）和英国履行他们之间的协约义务，站在俄国一边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德国军队为了保卫东部领土，违反了保证比利时（Belgium）中立的条约，向法国北部发起进攻。一场人人痛恨的欧洲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战争发生时，列宁及其追随者反对俄国参加对抗同盟国的战争，并为此而发动了一场运动，但斯大林和伙伴们没有办法参加。实际上，列宁出于对瑞士的安全考虑，要求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打败尼古拉二世的军队而战。他们在全国各个工厂，尤其是首都圣彼得堡（由于人们认为“圣彼得堡”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德语，因此，又称其为彼得格勒）的工厂，组织了罢工运动，还向德国和奥地利军营中的俄国俘虏发送反战宣传单。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作家们在彼得格勒的报纸杂志上对交战国的政治、经济动机进行辩论。奥赫拉那对这种行为积极打击报复，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小组接二连三地被解散。尽管如此，列宁依然不屈不挠。但是，由于士气低落，还有一些人被逮捕了，列宁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虽然斯大林做梦都想重新回到俄国工作，但由于一直在流放，这个愿望总无法实现，因此，斯大林大可不必为这种危险担心。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斯大林写信给马林诺夫斯基，并向布尔什维克党寻求帮助。他写道：
向你表示问候，我的朋友！
当我提笔写信时，感到有点不舒服，但我必须要写这封信。我想我从未体验过这种糟糕的状况：我没有钱花，还患上了严重的咳嗽。随着外面气温的持续走低（零下30度），我的健康状况也在不断恶化。由于购买了一些衣服和鞋子，我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现在，我储存的面包、糖、肉、煤油都用完了，也没钱再去买。这里没有卖这些东西的商店，因此，东西奇贵，比如黑面包4.5戈比一磅，煤油15戈比一磅，肉要18戈比，糖要25戈比一磅。我需要牛奶，需要柴火，但我没有钱。我不知道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将怎样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我没有富裕的亲戚和朋友，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因此，亲爱的朋友，我向你求救，不光是你，还有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和巴达耶夫。[26]
斯大林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杜马党团成员——马林诺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耶夫——从他们和孟什维克党团成员所经营的“拯救被压迫者基金”中抽出一些钱来寄给他。看着斯大林落魄的样子，他们或许会寄给他60卢布吧？
斯大林希望，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领导人尼古拉·奇赫伊泽（Nikolai Chkheidze）能够看在他们同是格鲁吉亚人的分上眷顾他。[27]这是一种表现其绝望的信号，因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最痛恨的人就是斯大林。虽然吃了上顿没下顿，缺衣少食，但斯大林依然孜孜不倦地读书，并梳理了他在西伯利亚期间的思想。因此，他没有多少时间为自己的命运自怜自艾。[28]1912年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后，斯大林一直在接受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经济支援。尽管奥赫拉那故意从中捣乱，但布尔什维克党从未停止过对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同志的帮助。[29]当地警察对这种事情进行监视，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给他们定期支援，对内务部来说已不是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内务部怀疑斯大林正秘密谋划着逃跑。他们认为，如果真要逃跑的话，他就要贿赂当地的警察，并购买火车票，因而格外需要钱。
斯大林知道如果能够回到彼得格勒，可以依靠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和奥尔加·阿利卢耶夫（Olga Alliluev）（其最小的女儿娜佳十月革命后成了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夫妇的帮助。于是，1915年11月25日，他充满深情地给奥尔加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奥尔加·伊夫吉娜维娜（Olga Yevgenevna），非常感谢你对我怀有良好而纯正的感情，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关心！我期待着结束流放生活、重新获得自由的那一刻。到那时候，我就能回到圣彼得堡了（布尔什维克党继续这样称呼他们的首都）。现在算来，最多还有两年。在此，谢谢你和谢尔盖为我做的一切。
你们给我寄的包裹我收到了，谢谢。我只请求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你们自己也需要的。如果你们能时常给我寄些印有自然风光的明信片，我将会非常高兴。这个鬼地方的自然环境极度单调，只是夏天有河流，冬天下大雪，这是大自然所能施舍的所有东西。我都快疯掉了，因此，希望看到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哪怕是印在纸上的也好。[30]
虽然身陷囹圄，斯大林并没有脱离政治，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审判加米涅夫就是一个例子。1915年早期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审判案，和党团顾问列夫·加米涅夫，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了破坏。此次控诉不仅关系到政治问题，还关系到革命者中的规矩。列宁认为，在“一战”中，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发展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德军将俄国武装部队打败。加米涅夫并不认同列宁的观点，也不再抨击沙皇政府的参战。即便如此，加米涅夫也难逃被放逐西伯利亚的刑罚。刚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时，他又遭到了党内同志的审判。此次会议在莫纳斯特尔斯克召开，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都参加了。此外，还有几位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杜马代表，大多数与会者都选择支持列宁的政策。[31]斯大林与加米涅夫私交甚笃，无论是西伯利亚流放期间还是接下来的若干年里，这种关系都保持了下来。尽管对于列宁提倡“欧洲内战”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理想的政策，斯大林可能也有保留意见，但斯大林为了表明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对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失败的事实无动于衷。他认为，加米涅夫必须做出让步，遵守党的方针。纪律就是纪律，所有人都要遵守。加米涅夫违反了规矩，理应受到惩罚。
斯大林操起渔具，开始学着去捕鱼，享受在库雷卡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这种做法，既改善了他的伙食，又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在此过程中，斯大林虚心向当地的奥斯加克人请教，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做，捕的鱼竟然比那些奥斯加克人还要多。照此发展下去，奥斯加克人恐怕要向他询问其中的奥秘了。[32]不管怎样，他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以“麻脸的奥斯卡”而著称。[33]
据斯大林后来回忆，在西伯利亚捕鱼应该说非常危险。他说：“一次，我正在河上捕鱼，狂风暴雨骤然来临。我一度感到自己完蛋了，但还是挣扎着回到了岸边。当时河上波涛汹涌，恶浪翻滚，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能回到岸上。”[34]还有一天，他和奥斯加克人离开村庄，在水上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并捕获了大量的鲟鱼、鲑鱼。[35]然而，这时暴风雪大作，其他人都回家了，他还傻傻地待在河上不离开。西伯利亚人都知道，此次突然刮起的是布尔加风，但他不了解。天太晚了，眼看就要回不了家了。而且，回库雷卡村的这段路又长，天又黑，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为便于行路，把白天捕的鱼扔掉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但这些鱼是他一个月的口粮，他固执地舍不得扔。在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中，他步履维艰地向前走着。这时，借着一弯新月的光亮，斯大林看到附近有几个模糊的身影。他知道，当地有雪中送炭、帮助陌生人的传统，因此，他向那几个人大声呼喊。但这些人继续前行，对他置之不理。其实，这几个身影是他原来住过的村子里的村民和他们的狗。当他们看到这个被大雪覆盖的人乱比画一通时，还以为这是水妖呢！斯大林本人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人，也就不再努力地追赶他们了。[36]
斯大林独自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了村子里，真是在雪中艰难跋涉。即使他能抗得住严寒，也十分有可能找不到村庄，但他还是回来了。好不容易回到村子的斯大林看上去俨然是个从头到脚被大雪覆盖了的“幽灵”，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向最近的一座小屋时，一个村民吓得大惊失色，退到墙根里大声喊道：“麻脸的奥斯卡，是你吗？”斯大林答道：“当然是我，不是一尊木神！”[37]在俄国，虽然成千上万的农民属于东正教徒，还有一些属于基督教徒，但他们保留着古老的异教迷信，普遍相信鬼神和巫术的人。在东西伯利亚，东正教没有对流行观念产生一点影响。斯大林翻然醒悟，原来他生活的地方，启蒙思想只是零星传播，尚未深入人心。他很快暖和了过来，酒足饭饱之后，回到家倒头就睡。这一睡不要紧，醒来时已是18个小时之后。[38]
1935年，斯大林还讲了另外一个关于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故事。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斯大林娓娓道来。他说，当叶尼塞河的春汛来临时，他坐在河沿上，看着一群当地男人外出捕鱼。他们回来时，却少了一个人。对此，男人们都若无其事地，没有放在心上。斯大林就此质问他们时，却被告知这个人溺水身亡了。让斯大林感到吃惊的不是这个人死亡了，而是当地的村民对死亡考虑的是如此之少。如果他不提到这个话题的话，男人们可能就不会声张，而直接回家了。斯大林确信，如果是他们的牛生病了，这些人会跑到外面请人来救它。但是，现在少了一个人，他们却置若罔闻。他还说，对于这些人来说，饲养牲畜是更加复杂的工作，比养大一个人麻烦得多。[39]这纯属无稽之谈，可能当时斯大林也这么认为。但是，20年之后，他重复了这些村民们的做法，视人命如草芥。这意味着斯大林要么认同这种做法，要么杜撰了这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斯大林强调加强布尔什维克党的后备干部建设重要性的时候。因此，当时讲这个故事是适合其当时的政治利益的，能够显示他对人及人的生命的重视。
斯大林欣悦地回味着流放时的岁月。不管他给同志们的求救信中写了什么，总的来说他很健康，没有留下什么毛病。他被当地的奥加克人和俄罗斯人中当作一位尊贵的客人，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地与非格鲁吉亚人和非知识分子们近距离接触。后来，这段经历对他成为最高统治者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在以后的生活中，斯大林经常提起那段在西伯利亚度过的时光，包括那里的天气、村民、在那里的谈话及捕鱼。虽然在那里流放是违背其意愿的，但这些经历让其精神高涨，乐此不疲。这些村民们知道他是个“南方人”，但并不知道格鲁吉亚在哪里。他们也知道他喜欢看书，在一个不靠文字而靠口头进行文化传承的地方，这从本质上将斯大林与其他村民区分开来。就连他的烟袋，库雷卡的村民们都感到敬畏。夜晚来临的时候，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这时，斯大林会将烟袋轮着传一圈，让他们也吸上两口。村民的客人们特意来造访库雷卡村，为的就是亲自尝试一下这种与众不同的抽烟方式。每每此时，他们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革命者相谈甚欢。[40]多年之后，斯大林依然喜欢库雷卡的村民们对他抱有惊奇和尊敬的感觉。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领导人的联系显然也更加棘手。1915年，他和同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苏伦·斯潘达良一起给列宁写了封信。斯大林写道：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您致以我最热情的问候！也问候季诺维也夫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Nadezhda Konstantinovna）！您现在怎么样啊？您身体还好吗？我还像以前一样生活，刑期已经过半。服刑的日子虽然索然无味，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您的生活过得如何？是不是很快乐呢？我最近阅读了克鲁泡特金（Kropotskin）的文章，发现这个无赖完全昏了头。同时，我还读了普列汉诺夫在《言语报》上发表的文章。这份报纸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长舌妇”啊！……取消派（Liquidator）及其自由经济社会的杜马党团代表怎么样了？怎么就没人打击他们呢？鬼才知道！可以确信的是，他们将不会像现在这样逍遥法外了。如果有人能够对暴打他们一顿的话，请告诉我们，那将是非常振奋人心的。[41]
这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目的是向领导者表明他的战斗风格。当斯大林提到打击对手时，多次重复，唠唠叨叨，在流放中所受的挫折跃然纸上，同时，他希望列宁心里有数，等自己的流放生活一结束，就会成为他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也不失时机地提醒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复杂。
对斯大林而言，流放西伯利亚有过灿烂美好的日子。但总体来说，这段生活将其人生中最糟糕的东西呈现了出来。斯大林情感空虚，麻木不仁，傲慢自负，容易向身边的人恶语相向。斯大林属于一个革命性的政党，而这个党以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需要之上为荣。同时，这个党倡导同志们之间和睦共处。斯大林并非真的不善交际，他也有朋友，也爱开玩笑，其惟妙惟肖的模仿经常惹得人捧腹大笑。但是，他有强烈的支配欲望。他的朋友们必须承认他居于首要地位，这也是流放时的伙伴们被激怒的原因。伙伴们同他一接近，就会发现与之相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性格中不友善的一面，但在其他情况下，由于人们感知到了他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好处，便忽略了这一点。
* * *
[1] Β. I. Ivanov, Vospominaniya rabochego bol' shevika, p. 21.
[2] Ν. L. Meshcheryakov, Kak my zhili v ssylke, p. 63.
[3] A. V. Baikalov, 'Turukhanskii "bunt" politicheskikh ssyl' nykh', p. 56; Atalas aziatskoi Rossii, map 56.
[4] Atalas aziatskoi Rossii, map 48 - 51 and 54 - 55.
[5] Atalas aziatskoi Rossii, map 48 - 51 and 58a. S. Spandar' yan （Timofei）， Stat' i, pis' ma, dokumenty, 1882 - 1916, p. xxxviii （editorial note）。
[6] Α. V. Baikalov, 'Turukhanskii "bunt" politicheskikh ssyl' nykh', pp. 51 - 52.
[7] G. Kennan, 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 vol. 1, p. 329 and vol. 2, p. 43.
[8]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8.
[9] N. L. Meshcheryakov, Kak my zhili v ssylke, p. 75.
[10] Α. V. Baikalov, 'Turukhanskii "bunt" politicheskikh ssyl' nykh', pp. 53 and 57.
[11] Α. V. Baikalov, 'Turukhanskii "bunt" politicheskikh ssyl' nykh', p. 53.
[12] Report of 27 April 1914 in 'Κ 20 - letiyu smerti Ya. M. Sverdlova', Krasnyi arkhiv, no. 1 （1939）， pp. 83 - 84.
[13]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9.
[14]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9.
[15] 参见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p. 400 - 401。
[16]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9.
[17] Ya. M.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iya, vol. 1, p. 266.
[18] 这点已经由S·斯潘达良弄清楚，参见S. Spandar'yan （Timofei）， Stat'i, pis'ma, dokumenty, p. xxxviii （editorial note）。据我所知，没有一本斯大林的传记指出斯沃尔德洛夫的信中包含着根本性的误解，也没有一本传记指出斯大林因此没有居住在北极圈以北的库雷卡河沿岸。
[19] Yu. Trifonov, Otblesk kostra （Moscow, 1966）， pp. 47 - 48 in R.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pp. 5 - 6.
[20] Ya. M.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iya, vol. 1, pp. 268 - 269.
[21] Ya. M.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iya, vol. 1, p. 268.
[22] Ya. M.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iya, vol. 1, p. 276 - 277.
[23] Ya M.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iya, vol. 1, p. 289.
[24] Izvestiya, 8 December 2000; 'I. V. Stalin dad slovo zhenit' sya', Istochnik, no. 4 （2002）， p. 74. 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 407.
[25] Ya. Μ.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iya, vol. 1, p. 289.
[26]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8.
[27]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8.
[28] RGASPI, f. 558, op. 4, d. 647, p. 434.
[29] RGASPI, f. 558, op. 4, d. 647, f. 558, op. 1, d. 4235, p. 1 and d. 4337, p. 1.
[30]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20.
[31] Β. I. Ivanov, Vospominaniya rabochego bol' shevika, pp. 120 - 121.
[32]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7.
[33]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98.
[34]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68.
[35] F. S. Alliluev, 'V purgu' （unpublished memoir）：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 115.阿利卢耶夫所记录的内容是斯大林告诉他的。
[36] F. S. Alliluev, 'V purgu' （unpublished memoir）：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p. 120 and 122.
[37]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89.
[38] F. S. Alliluev, 'V purgu' （unpublished memoir）：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 123.
[39]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Dokumenty i materialy, pp. 82 - 83.
[40] F. S. Alliluev, 'V purgu' （unpublished memoir）： RGASPI, f. 558, op. 4, d. 663, p. 112.
[41] Bol' 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