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随者们不再继续赞美朱加什维利是一个能力全面、思想聪慧的人，而认为他绝对算不上卓越的思想家，也不要感到惊奇，因为有太多的人诽谤他。早期，大部分诽谤者都说过，或者至少暗示过，他们自己才是卓越的思想家。事实上，诽谤者们是自欺欺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没几个人从事过原创性的工作，并在其中以自己的脑力劳动做出贡献。就连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托洛茨基，也只是对其他人的观点很好地进行了综合。当然，这里所说的“其他人”，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都在对其他人的观点进行综合的过程中使结果达到极致，非比寻常。比如布哈林，他根据当代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尽力去影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深化。其实，只有波格丹诺夫可以被归为原创的思想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认识论进行综合后，拒绝接受经济决定论，因为经济决定论主张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能动地相互作用的观点。波格丹诺夫据此创作了《经验一元论》（Empiriomonism）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扩大了主观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由精英进行社会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是波格丹诺夫做出的实质性贡献。[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几年中，斯大林都没有说自己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总是说自己仅仅是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称呼自己为“实干家”，说明斯大林也认为自己是个实践型的革命者，而不是理论家。在1906—1907年他发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时，很多读者认为斯大林不可能是真正的作者。他的校友达维利什维想当然地认为这篇文章是另外一个人写的，这个人可能是苏伦·斯潘达良，但斯潘达良很快纠正了这种说法。文章的作者的确是斯大林。[2]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篇出众的文章。“二战”之后，斯大林个人也承认这点（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评论非常谦虚）[3]。然而，这篇文章在出版时却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直为他那些传记作家们所忽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记作家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初，第比利斯的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活跃。人们都将格鲁吉亚视为一个对俄国的专制统治带来根本性挑战的地方，流亡在外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委派的宣传者成群结队地来到第比利斯。在写紧急答复之前，斯大林正沉溺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现有文献的研究中。[4]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总路线，支持列宁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文中所阐明的严格的党规党纪。1905年，他也赞成列宁主义有关革命阶段理论、专政理论和阶级联盟理论。斯大林曾宣称，在俄国，如果不遵守马克思主义就是背叛信仰。他强调领导者和革命先锋存在的必要性，也强调避免“尾巴主义”的必要性。在斯大林看来，革命先锋应该组织暴动，掌握政权。他也毫不惧怕地反对列宁本人提出的计划，且进行公开辩论。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同意列宁的观点。就列宁个人来说，他非常需要朱加什维利在民族问题上做出贡献。在俄国，孟什维克写文章谈论民族问题的理论家很多，而布尔什维克党内谈论这个问题的只有朱加什维利一个人（或者说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从这段时间之后，他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并为外界所知），难怪列宁那么喜欢他。
虽然斯大林思想中的几个方面只是在他大权在握的几年中才表现出来，但它们可能早已存在于他的脑海中。当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国家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时候，斯大林已经长大成人。他明白，建立在技术和组织之上的优势让这些国家称王称霸，仅大英帝国一个国家就占据了世界地表面积的1/5。由此可见，暴力冲突和钢铁的时代已经来临，资本主义凭借自身实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但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社会主义将会取得进一步胜利，资本主义本身注定要失败，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为时不远了。在世界范围内，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期望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内战。从这次冲突开始，接下来的几代人将会大获成功。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证明了在追求革命过程中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是值得的。
军事冲突一旦结束，一个完美的社会就会提前到来。在这个社会中，穷人将会主导这个世界的统治权。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走无产阶级专政这条道路。镇压的手段仍要坚持使用，直到原有的有产阶级的反抗被碾碎。虽然专政是无情的，但斯大林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希望一切顺利。即使遇到麻烦，无产阶级人数多，组织分量重，将会迅速镇压所有的反抗。他们将消灭旧社会，根除阶级特权。国家将促进“现代化”所有部门生根发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优于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新社会中，国家将建立普遍免费的学校；物质生产实现标准化，克服资本主义对物质的浪费；每个公民都有权享有工作、食物、庇护所、卫生保健和教育。斯大林为斗争而生，因此，这一系列富有战斗性的观点对他的吸引力很大。他一直想支配周边的人，为此，斯大林一直在寻找能实现这种目标的思想。而在上述观点中，诸如斗争、镇压、无产阶级专政、党内竞争、领导和现代化这样的词汇，都与其目的相符合。斯大林早已把自己当成了党的领导。这个党，争取带领广大的“无产阶级大众”进入光明的新世界。
斯大林不是一个盲目服从的列宁主义者，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他都认为列宁有误解，并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1905年12月，在芬兰工业城市坦莫福斯召开的党代会上，他反对列宁提出的计划，即在即将到来的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将推举候选人参加。他像大多数代表一样，认为他们参加选举活动就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也像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一样，斯大林后来才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但在土地问题上，斯大林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列宁主张，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后，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为此，需将所有的农村土地转化为国家财产。斯大林依然认为这种观点太幼稚，不可能实现。相反，他建议应让农民占有土地，拥有对土地的处置权。斯大林还认为，列宁要求在国家杜马中与孟什维克党彻底决裂的想法，只会使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感到迷惑不解，徒增他们的烦恼。列宁和斯大林都是革命的狂热者，也都是实用主义者。但是，究竟在哪些重要事情上应该消除狂热情绪，使实用主义发挥作用，他们两人的看法也不一致。总之，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只在具体事情的实际操作层面存有分歧，而关系到革命原则的时候，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即便如此，这样的事情还是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激烈争论。列宁讨厌追随者们不在其指导之下解释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无所畏惧地在公开场合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斯大林对列宁哲学思想中认识优先的观点也有保留意见。1908年，列宁出版了其有关认识论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在书中，列宁反对波格丹诺夫明显的哲学相对论，因此，这本书的核心是猛烈抨击其亲密合作伙伴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在列宁看来，外部世界独立存在，并为人类的思维所认识这点不证自明，“实在”是客观的、可认识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由大量有关社会的颠扑不破的知识组成，客观实在与思维的关系就是这些知识中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列宁坚持认为，意识就像一个摄影器材，精确地记录和传递有关客观事实的数据。无视这些前提，就意味着背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打开了通往唯心主义甚至是宗教的大门。波格丹诺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因为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个主张的信奉，算不上绝对。
斯大林认为，这些话题对革命而言无足轻重，因此，讨论这些问题无异于浪费时间。1911年1月，斯大林在索利维切戈茨克镇给弗拉基米尔·博波罗夫斯基（Vladimir Bobrovshi）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嘲笑那些流放者，宣称对认识论的争论就是“杯水风浪”。[5]斯大林认为，波格丹诺夫做了一件有说服力的哲学工作，“对伊里奇的某些特殊错误要有正确的理解”[6]。他希望所有的布尔什维主义者都把精力集中在宏观实际问题上，在合适的政策形成之前，还需要对这些进行充分地讨论。斯大林还希望对《无产者报》（Proletariat）“编辑部的组织策略”提出批评[7]，因为该编辑部在列宁的要求下将波格丹诺夫开除。通过这个问题，斯大林是要表明，他不仅对列宁的认识论持有异议，而且对他将布尔什维克党分成更小单位的做法也有保留意见。因此，斯大林建议有理有节有度地对此问题进行辩论。同时，他也劝告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在联合工作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都能认识到“联合工作是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8]。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种观点激发着斯大林，就连1917年，他都一直秉持着这个观点。当列宁要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施以严厉惩罚时，正是斯大林带头反对他。
在那些年里，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扮演“和事老”的角色而闻名。他对列宁的许多把戏不屑一顾，希望布尔什维克党无论在哪里都要保持团结。这里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哲学不如革命的成功更重要。为了革命的成功，将布尔什维克党牢牢团结在一起至关重要。因此，斯大林不允许列宁拿这个目的做赌注。
虽然斯大林一再对列宁的某些思想和做法提出反对意见，但列宁还是宽恕了他。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持积极态度，要归功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这本书。然而，斯大林后来的对手们根本就不把这本书放在眼里，随随便便将其忽视。据说，斯大林可能没有真正地来写这本书，即便是写了，也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他自己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据推测，这个代笔作者是列宁。目前，人们对此问题仍是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的是，列宁和其他人都对该书的草稿提出了意见。其实，这也没什么。对一个明智的作者而言，听从别人的意见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程序。在著作出版前后，最好是有一些必要的批评意见。还有人认为，斯大林除了借助于德—俄词典认识一些短语外，不能用外语读书，这就意味着他阅读不了出现在其著作脚注中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读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人都将明白，斯大林参考的奥托·鲍尔（Otto Bauer）、卡尔·伦纳（Karl Renner）及其他人的著作，大部分都有俄文译本。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第一种猜想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列宁是一个高傲的作家，如果真的是他写了这本书的话，那么他将会用自己的笔名出版，而不会用斯大林的名字。
因为列宁认同斯大林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所以列宁很喜欢《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书。斯大林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格鲁吉亚人。20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是鲍尔和伦纳，宣称俄国是由各民族拼凑而成的国家，因此，单一民族国家不能从俄国巧妙地脱离出来。他们的说法为每个民族提供了一个在俄国的中心建立各自代表机构的借口，以捍卫和提高本民族的利益。孟什维克在崩得和诺埃·佐尔丹尼亚的支持下采纳鲍尔的计划，将其作为未来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后俄国国家结构的基础。但是，斯大林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认为应将管理自主权授予那些非俄罗斯人集中居住的地区，比如芬兰的芬兰人和乌克兰的乌克兰人。布尔什维克党希望在满足民族和种族愿望的条件下，保持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斯大林没有对列宁较早时期的文章进行简单地机械模仿。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它涉及格鲁吉亚。在这里，我们引用其中的一整段：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时期以前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操着统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9]
这个观点不过是说，格鲁吉亚是一个原始的民族，在并入俄国之前就已经充分发展。
对此，斯大林进行了如下分析：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格鲁吉亚才成为民族，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区域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连成一个整体。[10]
这虽然是肤浅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在斯大林为考察民族性而建立的分析框架内，它很有说服力。为了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具有相同的心理背景和领土，还要有共同的经济生活。
这不是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中本来的观点，佐尔丹尼亚就总强调说，强烈的反差将小小的格鲁吉亚分割开来。[11]但是，佐尔丹尼亚和斯大林的着眼点毕竟不同。佐尔丹尼亚希望大多数在格鲁吉亚生活的居民都能被同化，拥有格鲁吉亚的民族性格。斯大林仍然承认，这种格鲁吉亚化还远远没有实现。佐尔丹尼亚和斯大林都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但当斯大林强调孟什维克党不由自主地坚持的民族主义要素的前景时，他并无失当之处。对生活在西格鲁吉亚的明格里利亚人和阿扎尔人是否应该看作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尤其表示怀疑。[12]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斯大林对自己的祖国格鲁吉亚及其周边地区有一个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加明智的分析。（倒不是说我们应当为此而感到抱歉，因为后来他转变成了一个最残忍的统治者。斯大林的这种残忍，是高加索人自帖木儿以来闻所未闻的。当然，这也是他早期的教养被人们所忽视的原因。）不管怎样，斯大林拒绝了孟什维克的方针，因为他们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建立在不精确的统计数据之上，过于简单。
斯大林强调，民族性格是一个偶然现象，伴随资本主义而出现。但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它也会消退。一些民族团体被其他更强势的民族同化，其他团体也可能不会发生这种变化。在这点上，斯大林很坚定地说：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他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13]
因此，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还认为自己永远属于那个特殊的民族，那就毫无意义了。历史不断发展，未来取决于社会主义，取决于多民族国家，最终取决于整个人类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斯大林写马克思主义者这部分内容时，也说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某些问题及新观点。那个号召格鲁吉亚同胞“勤学成才，为我们的祖国增光添彩”的青年诗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没有把俄罗斯族当作一个问题。在描述当时的格鲁吉亚时，斯大林写道：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像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14]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俄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并预见到在同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将和谐无间地团结在一起，
很显然，斯大林假设革命将最终推翻罗曼诺夫王朝，此后，俄国不应当四分五裂，多个国家并存。即使是俄属波兰，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让它和其他波兰人居住的土地一样获得独立，但在斯大林看来，也应当留在俄国。[15]他的经验法则是，应当给予各民族“分离的权利”，但不应鼓励它们去实现这种权利。
激发斯大林的，正是“使落后民族和种族进入有一条普通渠道接触更高级的文化”这个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书中，斯大林也引用了这句话。而孟什维克党“民族文化自治”的建议，将允许大多数反动的宗教和社会力量提高他们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事业将会被推迟几年。斯大林说：
它（民族文化自治）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支配一切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骑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16]
可见，斯大林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然后，斯大林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
怎样对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学的明格列里亚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斯万人、列兹金人等呢？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民族呢？能不能把他们“组织”成一些民族联盟呢？应当以什么“文化事业”为中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怎样对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鲁吉亚人同化（但还远没有完全被同化）、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罗斯人同化、一部分有正在向前发展、创造着本民族文学的奥塞梯人呢？怎样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
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扎尔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他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还有科布列特人（Kobuletsy）呢？英古什人（Ingush）呢？英格洛伊人（Ingiloitsy）呢？[17]
对这些问题，佐尔丹尼亚也没有作答。
与孟什维克党的“民族文化自治”相对应，斯大林建议实施区域自治，这也是列宁自1903年就开始倡导的。在斯大林看来，这个问题应以如下的方式着手：一个种族群体，无论它有多么小，都要给它使用本种族的语言、拥有本种族的学校、读本种族的报纸、研习本种族的信仰的权利。[18]人们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建议的反应相当尖酸刻薄，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对手佐尔丹尼亚尤甚。在佐尔丹尼亚看来，重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各民族分散到广阔的土地上，仅仅在区域性的基础上保护民族和种族的权利是不现实的。因此，列宁主义学说还停留在“旧世界”。[19]佐尔丹尼亚还声称，“党内的俄罗斯人”对俄国的民族压迫严重程度不敏感。其所说的“党内的俄罗斯人”，实际上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党。[20]其实，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更擅长相互批评、相互指责，而不是相互合作，以某种不致产生令人不快的结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乌克兰人接受了具有布尔什维克党风格的区域自治，那乌克兰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将有理由担心各自的命运。如果乌克兰人得到了具有孟什维克风格的跨地域的自我组织的权利，中央超民族政府的前景将会混乱不堪。因此，斯大林和佐尔丹尼亚就是在为一个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的问题而进行搏斗。
虽然双方言辞过激，但总的来说这次争论体现了佐尔丹尼亚和斯大林的聪明才智。斯大林对高加索地区的评论，甚至受到了那些反对他的人的重视。他所说的话，除了大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不能接受外，算不上有什么进攻性。后来，当他的敌人们寻找其劣迹时，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书中，有关犹太人的这段是个例外。根据斯大林的分类，因为犹太人不住在独立的地域内，所以不能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意第绪语（Yaddish），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并有自己的身份。但在斯大林看来，地域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他接受布尔什维克党有关民族意识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有逻辑的结论。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判了崩得，他说：
可是，如果把民族自治强加于一个存在和前途都成问题的“民族”身上，那么它的害处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于同化，只求“保全”民族。
崩得必然会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它事实上已走上了这条道路。[21]
斯大林注意到，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要求各民族应当拥有讲本民族的语言、有本民族的学校、遵守本民族的习俗等民族权利，但崩得只提到犹太人。因此，在他看来，它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组织。[22]
斯大林严厉指责崩得太专注于意第绪语和安息日（Jewish Sabbath）。同时，他发现一些崩得分子甚至想要独立的犹太人医院。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把所有民族和种族团体中的工人们团结到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中时，崩得的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斯大林看来，崩得的思想现在离将全俄国的工人团结在一起的设想太远了，因此，不能允许犹太工人逃脱从周五黄昏至周六黄昏这段工作时间的劳动。[23]
斯大林的这种分析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孟什维克党和崩得分子勃然大怒。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了解释性的文章以自卫，列宁也反对他们的主张。[24]恰巧，大多数孟什维克党的领导人都是犹太人。列宁对他们的抨击使孟什维克党和崩得分子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是一群反犹分子。[25]这种指责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中也有几个犹太人，而且列宁的祖父就是犹太人。[26]政治现象固然重要，而被现象笼罩之下的事实也一样重要。犹太人要求承认其民族身份，授予其自治权利，但被斯大林断然拒绝，这似乎是布尔什维克党敌视犹太人的又一例证。同时，有关斯大林私下里发表反犹主义评论的谣言也相继浮出水面。事实胜于雄辩，谣言止于智者。能够粉碎这种谣言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其后，犹太人是斯大林的朋友和同事的事实。但是，在“一战”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大多数争论中，崩得都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对立面。因此，斯大林和列宁都急于打击崩得分子及其勃勃野心。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党论战的内容是经过双方深思熟虑的，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仅仅要在斯大林写的这篇有关民族问题的杰作中发现他反犹太主义的罪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 *
[1] 波格丹诺夫如果更加广为人知的话，那么他所提出的观点将会使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名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踌躇难行。他虽然坚持认为“文化”从来不只是对经济生产关系的反映，但也主张集体智慧，尤其是反映特殊社会群体利益的见解。他认为，两者都很重要，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波格丹诺夫并不知道所有答案，然而，他在世纪之交的全部作品在国外被忽视了，在国内被压制了。正因学界对其观点的忽视，才推迟了看似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终结。
[2] 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212.
[3]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 462.参见V. D.莫察洛夫在1945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所做的笔记。
[4] 连达维利什维都承认这一点，参见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212。
[5] S. Shaumyan, Izbrannye proizvedeniya, vol. 1, p. 267.
[6] I. M. Dubinskii-Mukhadze, shaumyan, p. 156.
[7] F. D. Kretov, Bor' ba V. I. Lenina za sokhranenie i ukreplenie RSDRP v gody stolpinskoi reaktsii, p. 41.
[8] I. M. Dubinskii-Mukhadze, Shaumyan, p. 156.
[9]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nyi vopros'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295.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6—7页。——译者注
[10]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nyi vopros'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295.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7页。——译者注
[11] 感谢斯蒂芬·琼斯在我写作这段时间给我的帮助。亦可参见其尚未出版的著作中有关十月革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的论述。
[12]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nyi vopros', Prosveshchenie, no. 5 （1913）， p. 27.
[13]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296.参加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8页。——译者注
[14]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307.
[15]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313.
[16] Prosveshchenie, no. 5 （1914）， p. 27.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70—71页。——译者注
[17] Ρrosveshchenie, no. 5 （1914）， p. 27.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69—70页。——译者注
[18] Prosveshchenie, no. 5 （1914）， pp. 32 - 36.
[19] An [Ν. Zhordaniya], 'Natsional, nyi vopros', Bor'ba （St Petersburg）， no. 2, 18 March 1914, p. 31.
[20] An [N. Zhordaniya], 'Natsional' nyi vopros', Bor'ba （St Petersburg）， no. 2, 18 March 1914, p. 26.
[21]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 nyi ropros', Sochineniya, vol. 1, p. 340.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58页。——译者注
[22]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 nyi ropros', Sochineniya, vol. 1, pp. 340 - 341.
[23]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 nyi ropros', Sochineniya, vol. 1, pp. 340 - 341.
[24] 'Κ natsional' nomu voprosu: evreiskaya burzhuznaya i bundovskaya kul' turno-natsional' naya avtonomiya', Prosveshchenie, no. 6 （June 1913）， pp. 69 - 76.
[25]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58.
[26] R.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pp. 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