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慢慢地开始承认，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是一位有才能的领导人。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构成并虽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但如果没有其中某个成员穿针引线，一般人还是难以加入进来。无论在南高加索地区，还是在沙皇俄国工作，朱加什维利都不能依靠自己，实现地位的上升。在坦莫福斯及斯德哥尔摩的党代会上，他痛痛快快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过，朱加什维利每次在党代会上所表达的意见，都是对列宁观点的反对，可列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中唯一可能建议将其吸纳进来的领导人。列宁的关注点仍是整个沙皇俄国，只要孟什维克党同意不干涉俄国马克思主义事务，他甚至愿意把格鲁吉亚留给他们。[1]对此，朱加什维利持有异议。他认为，巴库、第比利斯和巴统工商业的发展，使格鲁吉亚变得与俄罗斯中部、北部一样重要。因此，这块区域不能完全留给孟什维克。直到离开格鲁吉亚前往别处工作，朱加什维利都一直坚持这种态度。即便是在该地区之外的党代会上，他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总之，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后，面对不断修修补补的党的方针政策，朱加什维利并没有隐藏自己的观点。
和孟什维克党貌合神离地合作了几年之后，列宁手中已经有了足够的权力。到1911年，列宁发现在社会民主工党中与孟什维克党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非俄罗斯人的地区性组织共存，缺点大于其优点，得不偿失。因此，列宁计划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其他所有党派赶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而把它转变为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说那些对他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自己的党。
孟什维克党公然抨击列宁，说他为了资助布尔什维主义，竟然允许抢银行的事情发生。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施密特（Schmidt）姐妹那里继承来一笔遗产。孟什维克认为，这笔钱应该属于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此，他们也有权利分享。但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意见置之不理，将所有的经费牢牢控制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如果这是对列宁唯一的批评意见，倒也好办，但他还不得不面对其他人的批评。那些非俄罗斯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及犹太人联盟，也都批评列宁的政策，由此带来很多麻烦。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列宁也面对着许多不同意见。他驱逐了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却从中发现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依然认为这种分裂活动是不必要的，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面对四起的批评声，列宁并没有丧失信心。1912年1月，列宁召集党员在布拉格开会。虽然参会者中只有几个人是列宁主义的效忠派，但他依然称呼他为党的代表大会。实质上，这时候的列宁，正在放弃与孟什维克等党派合作。甚至连做做样子，他都不肯了。在会上，列宁分裂党的策略使代表们纷纷谴责他执迷不悟。但列宁毫不在乎。经过选举，会议产生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列宁视孟什维克党根本不存在。
布拉格会议召开时，在沃洛格达的朱加什维利正处于困境之中，好在这里的小镇上有一条铁路线，直达圣彼得堡。尽管朱加什维利身陷囹圄，但列宁并没有忘记他。1911年，列宁在巴黎郊外的隆瑞莫（Longjumeau）创办了一所党校。当时，他就想把朱加什维利招来一起工作。列宁对格里戈尔·乌拉塔泽说：“我想要的人，就是朱加什维利那样的人。”[2]言谈之中，列宁流露出了对朱加什维利这个年轻人的赞赏之情。隆瑞莫是一个安静的小村子，列宁计划向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做讲座，系统讲解党的历史和理论问题。除了他自己外，列宁还招募了一些讲演者。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要向学生们灌输对党无限忠诚的思想。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作家朱加什维利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也具备较高的水平。因此，这个选择对列宁来说自然不错。列宁的另一个选择是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朱加什维利未来的伙伴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奥尔忠尼启则曾在隆瑞莫学习，并给列宁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不知为什么，朱加什维利没有受到邀请。是不是因为列宁没办法将消息带到沃洛格达，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奥尔忠尼启则在隆瑞莫学习时给列宁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列宁可以放心地把召集和安排布拉格会议的工作交给他。[3]
朱加什维利既是个作家，也做过编辑，总体上说，他的才能比他的朋友奥尔忠尼启则全面。要是朱加什维利也在隆瑞莫学习过的话，或许列宁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当然，他可能也会去布拉格开会，甚至还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一个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Roman Malinovski）的人，此人是奥赫拉那雇佣的密探。除他之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回到俄国一周内相继被捕。因此，即使朱加什维利参会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也可能不会受益多少。也正是在1912年，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圣彼得堡金属制造工会的领导人，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候选人参加了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并赢得了胜利。原因在于，奥赫拉那能够了解到最有影响力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团体——中央委员会和杜马派的情况，并对他们的讨论产生影响。
返国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虽然被捕，但约瑟夫·斯大林的境遇却得到了扭转。他虽然错过了参加隆瑞莫党校和布拉格党代会的机会，但可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层活动。列宁看到他能力不俗，可以帮助自己开展工作。同时，朱加什维利还是个有着良好信誉的组织者，早就以工作卖力、能力强而著称，对自己的任务从不抱怨。虽然他曾对列宁的政策持有异议，但这都稀松平常。关键是在1911至1912年间，对于影响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实际的事情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取得了一致意见。朱加什维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基本见解，又是一个文笔流畅的作家、能力突出的编辑。每当有人要说服某个人或者某个委员会遵守党派的方针政策时，他总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中央委员会的国外总部搬到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Monarchy）的波兰领地克拉科夫（Krakow）之前，暂时住在巴黎的列宁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决定引荐朱加什维利（或者说是伊万诺维奇，当时党的高层领导称呼他伊万诺维奇）加入中央委员会。1912年2月，他们派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前往沃洛格达，亲自告诉他这个消息。[4]
当时，中央委员会与朱加什维利的通信非常缓慢。列宁心急如焚，写信给奥尔忠尼启则说：“伊万诺维奇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在哪里？情况怎么样？”[5]直到那时，朱加什维利被列为为数不多的对革命有用的同志之一。其实，列宁没必要担心，因为奥尔忠尼启则轻而易举地在沃洛格达找到了他，并通知他中央委员会要他赶紧从这里逃走，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者回去工作。经过多年的奋斗，朱加什维利终于成功进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最高领导层。
1912年2月29日，朱加什维利拿着假证件离开了沃洛格达。起初，他留在了高加索地区。尽管孟什维克和其他派别都被不合程序地赶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他写了很多材料，替新形成的中央委员辩护。他仍然将精力集中在巴库和第比利斯布尔什维克党的事务上，但新的职位意味着他不再把自己局限于高加索地区，而是要着眼于整个俄国的革命事业。4月1日，根据列宁的安排，朱加什维利离开巴库前往莫斯科，与奥尔忠尼启则会面。然后，他继续前行，到达圣彼得堡。朱加什维利此行任务意义重大。首先，他既要给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明星报》写文章，还要在编辑方面提供帮助。在此过程中，朱加什维利流畅的文笔受到了处于困境中的城市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赞赏。其次，他要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取得联络，以创办一份更受欢迎的日报——《真理报》。《真理报》创刊后，朱加什维利任主编一职。《真理报》总部有三间工作室，印刷厂在别处有两个房间。[6]朱加什维利几乎每天都处在奥赫拉那的监视之中，他只希望警察不会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而逮捕他。
1912年4月22日，《真理报》首次亮相。朱加什维利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的目的》一文。他按照来自克拉科夫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做事情，使自己成为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报纸，目的是在产业工人对沙皇和雇主的不满普遍高涨时，获取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就在《真理报》创刊前的4月4日，西伯利亚勒拿（Lena）采金区的矿工罢工被当局镇压，因此，整个俄国掀起了示威游行的浪潮，圣彼得堡也处于动荡中。自1906年以来，俄国工人运动长时间处于低潮，此时，这种宁静被打破了。随着罢工运动的高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吸引力开始超过孟什维克党，因此，奥赫拉那想将布尔什维克党当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力量不再有用。《真理报》开始售卖的时候，逮捕朱加什维利的命令正好发布出来，这可能不是巧合。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从内务部的档案中发掘出事情的真相。朱加什维利是在4月22日被捕的，后被关进了拘留所。7月2日他被押解到西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Tomsk）附近的纳雷姆地区（Narym）。按照规定，他将要在那里度过三年的刑期。朱加什维利长途跋涉，先是乘坐马车走了很长的路途。在到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他登上了“科尔帕舍维茨”号蒸汽机车。在从鄂毕河畔前往纳雷姆时，又被从火车上带了下来。
与他漫长生命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相比，朱加什维利被捕前的这段时间写作更加集中，写作的欲望更加强烈。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一些他青少年时期写的诗在雅科夫·戈格巴什维利编辑的最新一版的文学选集《母语》（Mother Tongue）上发表[7]，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本人是否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这种诗兴大发的情况转瞬即逝。在为1912年的五一劳动节所写的一篇公告中，朱加什维利写道：“大自然正从冬眠中醒来，森林和群山正披上新绿，鲜花正在装饰草原和牧场，太阳的光辉更加温暖，我们在空气中感受新生活，世界也开始愉快地起舞。”[8]这是朱加什维利最后一次以浪漫的语调写作，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这种感情充沛的长篇大论。就这样，朱加什维利放弃了自己沉迷已久的写作方式。[9]
除了俄罗斯外，这份公告没有提及俄国的其他任何地区，而是专门针对俄罗斯的工人们，号召他们“举起俄国革命的旗帜”。我们不能对朱加什维利的这种做法进行过多的解释（并不是说这会阻止一些传记作者们做这种事情），因为他当时正在俄国首都工作，正用俄语写作，且正在呼吁俄国的产业工人起来革命，俄罗斯自然而然地成了其信息的核心。如果要是他仍在第比利斯工作的话，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大约在这段时间内，朱加什维利的政治形象也有了一定转变。这种转变，明眼人一看便知晓。从1912年开始，朱加什维利弃用“伊万诺维奇”这个化名，改为“斯大林”。很显然，“斯大林”是个俄文名字，由“钢铁”这个单词演变而来。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使用俄语作为母语，但通常情况下他还是会使用格鲁吉亚语。现在，朱加什维利为了树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形象，不再想只被人们当作一个从高加索地区走出来的人。他更加强调从总体上解决俄国问题的必要性，并想在解决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斯大林本人深知自己的容貌神情、言谈举止都充满了“南方”风格。就连文学名著，他都敬慕格鲁吉亚的。如果说他是俄罗斯人，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与人们现在广泛认为的情况相反，他不是俄罗斯人，也从不真正地试着去做俄罗斯人。[10]如果他真正地想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去格鲁吉亚化，就不会再写有关“民族问题”的东西了。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犹太人想被人们认为是国际主义者，几乎都不会吸引人们关注他们的种族和血统。斯大林当然很希望大家认为他是国际主义者，但他也打算认真思考俄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问题。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未来将会掌握政权，俄国将会处在社会主义者的管理之下。因此，他鼓励布尔什维克党提高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非俄罗斯民族人民的福祉。1913年，斯大林发表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工党》（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Social-Democracy）一文。这篇文章对提升他在党内的声誉起了很大作用，也巩固了他和列宁之间的关系。列宁在给伟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的信中将他描述为“极好的格鲁吉亚人”[11]。现在已经清楚的是，斯大林早就停止了在他关于民族问题的阐述中为格鲁吉亚人辩护。无论是说什么或者写什么，他都一视同仁。有时，他对格鲁吉亚人甚至比对其他的非俄罗斯民族还要糟糕。在没有实现前景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各民族联合的思想，但他自己仍然保留着格鲁吉亚人的外表、口音、行为，身上还残存着格鲁吉亚文化的痕迹。
反正斯大林要被押解到纳雷姆了，谈论民族问题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途中，他在科尔帕舍沃村（Kolpashevo）小住了几天。这个村子里住了很多遭流放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包括米哈伊尔·拉舍维奇（Mikhail Lashevich）和伊凡·斯米尔诺夫（Ivan Smirnov）。斯大林还偶然遇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西蒙·苏林（Semen Surin）、他在拜洛夫监狱的狱友西蒙·韦列夏克。他与韦列夏克一同吃了晚饭，经过一夜的短暂休息后，就沿着鄂毕河向东北方向前进了，目的地是纳雷姆。[12]纳雷姆不像纬度更高的那些市镇，而是正好坐落在农业区内。这个地方不是俄国最差的流放地，但它的情况还可以更好些。冬天，纳雷姆气候恶劣，寒风刺骨，人们主要以狩猎和捕鱼为经济来源。它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不紧密，即使有有限的联系，也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
中央委员会成员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在纳雷姆迎接斯大林的到来，并为他提供了一个房间，但他们相处的并不融洽。两人曾对做家务这事取得过一致意见，后来还是被打破了。斯大林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以自我为中心；而斯维尔德洛夫认为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要建立一系列的规矩让斯大林遵守。对于取邮件这件事，他们意见一致，不去取邮件的人要在家里做家务。多年以后，就斯大林如何逃避这种安排，两个人仍能如数家珍地回忆起当时的细节：
斯大林：即使那天该斯维尔德洛夫去取邮件，我也会偷偷溜出去将其取回来。这样，不管他愿不愿意，都只有照看房子的份，也就是要保持火炉一直燃烧，还要做卫生。……我骗了你不知道多少次，也不知道逃避了多少次做家务。在轮着我做家务时，我常常能够醒来，但我会撒谎，装作自己还睡着。
斯维尔德洛夫：你难道以为我没注意吗？我太留心这件事了。[13]
说这话时，斯维尔德洛夫虽然和蔼地笑着，但当时他认为这是让人非常郁闷的事情，毕竟斯大林的行为太自私了。两人都愿意取邮件，原因在于，走进邮局会碰到其他同志，从而可以缓解流放过程中的寂寞。在这样一种沮丧的氛围中，斯大林的自私行为遭到了大家的厌恶。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计划逃离纳雷姆，重新开始秘密政治活动，克拉科夫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因此，就出现了两个逃跑“联络站”，一个在科尔帕舍沃村，另一个在纳雷姆。斯维尔德洛夫做了第一次尝试，但在托木斯克附近被抓了回来。此后，拉舍维奇跃跃欲试。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也不甘落后，遂于9月1日开始实施逃跑计划。[14]他们两人精心筹划了一番，使这次旅途充满了乐趣。根据计划，身材矮小的斯维尔德洛夫藏进一个洗衣篮。路上，一个警察与斯大林搭讪，想要检查他的篮子，并把刺刀伸了过去。在这危急时刻，斯大林通过行贿才让警察罢手。这个故事是斯大林在30年后讲的，因此，不能被有效地证实[15]，但它又貌似真实。通常情况下，革命党人要利用沙俄法律和治安机构的效率低下和贪赃枉法，才能实现自己逃跑的计划。
离开纳雷姆后，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回到了圣彼得堡，住在老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阿利卢耶夫家里[16]，很快就恢复了与国内党组织及克拉科夫的中央委员会的联系。一直以来，他们的工作都必须至少比奥赫拉那提前一步。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斯大林留在首都协助和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同时，他开始再次为《真理报》写稿子。10月19日，斯大林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初选人的意志》（The Will of the Voters' Delegates），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The Mandate of the St Petersburg Workers'）。10月25日是选举日，这天，布尔什维克党做得很好，获得了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六席。在这种情况下，协调工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斯大林在紧急关头火速前往莫斯科，与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新当选的成员进行磋商。随着选举活动的结束，加强与克拉科夫的联系也相当紧迫。斯大林回到圣彼得堡，做了短暂的停留。在圣彼得堡，他搞清楚了国家杜马的安排是合适的。11月初，斯大林购买了前往波兰的火车票，要在那里向列宁请教有关党的事宜，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会面。
前往波兰的这次旅途，令斯大林终生难忘。当火车到达沙皇俄国与奥属波兰（Austrian Poland）的边界时，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里有个乘客在大声读一份俄国民族主义者办的报纸。斯大林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对那个人呵斥道：“你为什么要读这种垃圾报纸？你应该读其他有质量的报纸！”[17]下了火车后，斯大林要越过边境，才能到达克拉科夫。这时候，他必须得到别人的帮助。为此，他一直在市场里徘徊。恰巧，斯大林这时无意中遇到了一位友好的鞋匠。斯大林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向鞋匠说道：“我父亲也是个鞋匠，他在我的家乡格鲁吉亚。”这位鞋匠不收分文，把他带回家，还给他做了饭吃。傍晚，鞋匠护送斯大林通过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越过崇山峻岭，到达奥属波兰。[18]
斯大林及时抵达克拉科夫，赶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3位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杜马党团成员举行的会议。但是，斯大林对这段经历的感受并不好。按计划，布尔什维克党将11月份的某一天在圣彼得堡的塔夫利达宫（Tauride Palace）外面组织一次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孟什维克认为这种做法不光危险，而且徒劳，故予以反对。在他们的反对声中，布尔什维克党放弃了这次活动。列宁得知此事后，气呼呼地写了一篇文章。[19]三位国家杜马党团成员到达克拉科夫之前，列宁还余怒未消。斯大林承认布尔什维克党有其错误之处，但他怀疑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部分人声色俱厉地威逼并非最好的方式。斯大林说：
伊里奇向六位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杜马党团成员建议，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中实施“强硬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要威胁其中的多数人，就是要呼吁普通民众反对这些人。但是，目前布尔什维克党团的6名成员没有足够能力，也没有准备好进行这种活动。现在，我们必须开始使他们6人变得更加强大，然后利用他们摧毁国家杜马党团中的多数人，就像伊利亚·穆罗梅茨（Ilya Muroments）利用一个鞑靼人打击所有鞑靼人。如果列宁发现这几点是不证自明的话，他将会做出让步。[20]
斯大林相信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战胜孟什维克党。他曾参加过一个党的会议，能够证实这点是有可行性的。他也相信，对列宁的劝说能够起作用。斯大林认为，列宁坚持战略上不妥协的做法并不合适，说明他对国内的情况并不了解。[21]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与斯大林关系更融洽的是列夫·加米涅夫，两人从在第比利斯时就相识。在克拉科夫感到孤独时，斯大林就会给他写信。他写的信，只能被称作“情书”，情书内容包括：“让我用鼻子给你一个‘爱斯基摩之吻’。我想你，对此，我可以发誓。否则，就遭天谴。你能想方设法来这里一趟吗？”[22]为了加强自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的地位，斯大林也会与那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可能成为朋友的那些人接触。
会议结束后，斯大林从克拉科夫回到圣彼得堡，短暂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圣彼得堡期间，斯大林与六位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杜马党团成员一起工作。12月底，他再次前往克拉科夫，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会议。这次在克拉科夫，是他一生中在国外住得最久的一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更加和睦。他成为列宁及其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的座上宾，并和他们一起用餐。不过，斯大林坚持找一个饭馆，而不是去列宁家。对此，列宁迷惑不已，遂去查个究竟。他发现斯大林吃饭时，桌上会放着一瓶啤酒。如果到列宁家吃饭的话，可能没酒喝。从此，列宁家里不断酒，确保他们的政治对话是在社交场合中进行的。在克拉科夫期间，斯大林的行为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说，在克拉科夫与扎科帕内（Zakopane）之间的铁路线上的一个火车站，斯大林用俄语预订了一顿饭。但他发现其他顾客进了餐馆后都能获得服务，他左等右等，也不见自己所要的汤来。汤好不容易来了，斯大林已经等地失去了耐心，勃然大怒，把碗扣过来，将汤倒掉，走出了餐馆。列宁不得不向这位民族问题专家解释，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因为波兰人不喜欢必须讲俄语。[23]
列宁有诀窍，让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在交际过程中感到舒适轻松。在他的劝说下，斯大林逐渐安下心来，并与他进行了无休止的交谈。作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斯大林刚好合乎列宁的要求。斯大林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看起来符合人们对工人阶级的刻板印象；他欣然为革命献身，对布尔什维克党非常忠诚，而且非常聪明。当列宁与佐尔丹尼亚及其他孟什维克党党员就民族问题争论不休时，列宁鼓励斯大林暂时停止手头工作，就这个问题写篇长文章。早在1910年，列宁就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更有权威来评论高加索事务，甚至可以比佐尔丹尼亚还要好。[24]现在，他鼓励斯大林进一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发表。
斯大林将列宁的要求牢记于心，并竭力去完成列宁交给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个要求，1913年1月下半月，斯大林和同伴前往维也纳，住在这所城市的东部边缘地区。在那里，他可以利用图书馆里的藏书。这里的藏书要比克拉科夫充足。他们的住所在美泉宫城堡街一座公寓的一楼，离美泉宫不远。同伴为斯大林准备了很多书，还找来一张桌子和一把长沙发椅[25]（斯大林从不反对在最简陋的条件下休息）。有好几周，斯大林在维也纳图书馆里看书，然后回到公寓里写作，还不断向当地人咨询有关鲍尔（Bauer）、考茨基（Kautsky）的德语文章及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新时代》杂志的问题。[26]斯大林因研究民族问题才居住在维也纳，因而全身心地关注这个问题，即使在社交场合也要与人讨论。斯大林的房东也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名叫加琳娜（Galina）。每当他们在整修完好的维也纳公园里散步时，加琳娜就感动非常厌烦，然后会说：“你们不要再讨论民族问题了！”[27]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在格鲁吉亚，因此他像喜欢其他可爱的孩子一样喜欢加琳娜，但加琳娜视他为对手。每当斯大林用浓重的嗓音向她承诺从高加索带些“绿巧克力”给她时，加琳娜都不相信。[28]
在回俄国前，斯大林广泛地查阅了资料，并写了他要完成的这本著作的大部分内容。起初，他在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期刊《启蒙》上将其发表，题目是《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Social-Democracy）。1913年2月中旬，斯大林回到圣彼得堡，重新开始在奥赫拉那和革命党之间复杂的游戏中发挥作用。很久之前，警察就认识到，完全镇压革命活动根本不起作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就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开展工作。问题是，奥赫拉那可以随意更改游戏规则。但无论游戏规则是什么，对革命者而言，结果大同小异，要么是被监禁，要么是遭放逐，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经常面临这种危险。这一次，他不再居住于稍偏远的地区，而是住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施帕勒纳亚大街44号。这座房子，是他向国家杜马党团成员萨莫伊洛夫（Samoilov）和亚历山大·巴达耶夫（Alexander Badaev）租来的。[29]奥赫拉那意识到，斯大林正执行来自克拉科夫领导人的指示，至少他正根据列宁的愿望来做事。斯大林发现，奥赫拉那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奥赫拉那希望获得布尔什维克党的更多活动线索；斯大林在继续指导杜马党团成员向所既定目标发展的过程中，坚决不给奥赫拉那留线索。
显然，斯大林居住在圣彼得堡这件事已不是一个秘密，因此，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列宁的批准下，斯大林在首都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但是，他必须保持机警，不能招摇过市。1912至1913年间，斯大林故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使很多人一直认为他在“一战”前的布尔什维克中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其实，当时斯大林已经升到了中央委员会的顶峰，并表现出了各方面的才能。因此，认为他无足轻重的那些人都错了。
但是，厄运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1913年2月23日为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Kalashnikov Exchange）举行了舞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很多革命者都来参加，斯大林也应邀出席。奥赫拉那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了解到了斯大林当天的行踪，决定趁此机会逮捕他，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斯大林刚一到达，就被奥赫拉那抓住并戴上了手铐。当时的斯大林，已经完成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后来再次出版时，书名改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这篇长文的写作，并将其投给了首都的《启蒙》杂志。[30]该杂志是一份合法发行的马克思主义期刊，刊登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结合实际对其进行分析的文章。斯大林的文章受到《启蒙》杂志编辑的欢迎，这表明他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变得越发重要。《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刊出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故后来出版了单行本。斯大林也给《真理报》留下了一篇稍微简短的文章[31]，即《社会民主党党团状况》（The Situation in the Social-Democratic Group in the Duma）。这是一篇报告，通过对比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的立场，证明前者采取强硬立场是正确的。
斯大林还不知道，自己将整整4年尝不到自由带来的快乐。他被捕是在1913年2月23日纪念国际妇女节的舞会上，而正好是4年后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圣彼得堡纺织女工在首都举行罢工，促使推翻罗曼诺夫王朝链条上的第一环几天后便被打开。从斯大林被捕到尼古拉二世逊位这段时间，他没有再发表文章。当毫不顾忌沙皇存在的合法性时，斯大林几乎没有深入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但一旦要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成员，势必会触及沙皇的合法性。然而，一旦触及沙皇的合法性，革命者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对此，斯大林相当明白，但他毫不畏惧。对那些没有流亡到国外的革命者而言，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逮捕、遭放逐早已是家常便饭。斯大林一定希望再被送到索利维切戈茨克或纳雷姆这样的地方，也希望中央委员会设法帮他逃跑，重新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不会被审判，但他的未来取决于警察。斯大林以其惯常的坚定信念，等待着警察做出结论。
* * *
[1]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 53.
[2]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234.
[3] Vserossiiskaya Konferentsiya Ros. Sots. - Dem. Rab. Partii 1912 goda, pp. xx - xxi。
[4] M. Kun, Stalin: An Unknown Portait, p. 130.
[5]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8, p. 53.
[6]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197.
[7] deda ena （ed Y. Gogebashvili: 1912 edn）。此处讨论的诗是《晨》。
[8]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48, p. 53.
[9] 离开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后，朱加什维利不再表现出他充满浪漫主义的一面。
[10] 毫无疑问，有关斯大林的政治变迁和个人人格变化的最好著作是A·里伯的《斯大林，来自边疆的人》（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这本书强调，其虚伪的特征不是从1912年开始的，而是从1900年就开始了。但我认为，1912年之后，斯大林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民族身份的人，而没有变成一个俄罗斯人。他有时强调自己的俄罗斯身份，有时强调格鲁吉亚身份。
[11]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8, p. 162.
[12] S. Vereshchak, 'Stalin v tyur'me'.
[13]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15.
[14] S. Vereshchak, 'Stalin v tyur'me'.
[15] 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Tehran Conference）之前不久，斯大林将这个故事与A·E·戈洛瓦诺夫（A. E. Golovanov）联系在一起，戈洛瓦诺夫转而将它与菲利克斯·丘耶夫联系在一起。参见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02。
[16]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13.
[17]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15.
[18]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16.
[19] 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22, pp. 207 - 209。当时，这篇文章还未发表。
[20]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6.
[21]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6.
[22]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12 - 1927, p. 16.
[23] Zastol'nye rechi Stalina, p. 301.他同样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坎迪德·恰尔克维阿尼，参见其未公开的回忆录的第25页。
[24] N. Lenin, 'Zametki publitsista', p. 9.
[25] RGASPI, f. 558, op. 4, d. 647, p. 432.
[26] RGASPI, f. 558, op. 4, d. 647, pp. 432 - 433.
[27] RGASPI, f. 558, op. 4, d. 647, p. 433.
[28] RGASPI, f. 558, op. 4, d. 647, pp. 432 - 433.
[29] F. Samoilov, 'O Lenine i Staline': RGASPI, f. 558, op. 4, d. 659, p. 1.
[30] Prosveshchenie, nos 3 - 5（1913）。
[31]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p. 368 - 372: 'Polozhenie v sotsial-demokraticheskoi fraktsii'.这篇文章发表在1914年2月26日的《真理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