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人物传记 > 《斯大林传》 > 正文 第一部分 革命者 THE REVOLUTIONARY 7.逃亡生涯

7.逃亡生涯

从伦敦党代会回国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革命事业迎来低谷时期。接下来几年的革命生涯,就反映了这种倒退的形势。朱加什维利将自己的根据地定在了巴库,并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在石油工人中进行了数月的组织、写作和编辑工作。南高加索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有一个共识,即第比利斯虽然是该地区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但不能很好地为促进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宣传和组织机会。于是,朱加什维利和斯捷潘·邵武勉(Stepan Shaumyan)一起前往巴库。[1]他嘲笑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关注那些更落后的居民和经济,而他自己选择前往石油工人聚居区,可以有效地促进自身的政治发展。[2]即使到了巴库,奥赫拉那仍不停地追捕他,朱加什维利只好化名“盖奥兹·尼扎拉泽”(Gaioz Nizheradze)。尽管如此,他还是难逃厄运,于1908年3月25日被逮捕,并被投进了巴库郊区的拜洛夫监狱(Bailov Prison)。

1908年11月9日,朱加什维利被押解到俄国北方的沃洛格达市(Vologda)。这个地方西距圣彼得堡370英里,是沃洛格达省的首府,规模很小,常因花边新闻为外界所知。朱加什维利刚到那里,又被押解到向东400公里的索利维切戈茨克镇(Solvychegodsk)。这座小镇很古旧,距离最近的维切格达河(River Vychegda)上的铁道15英里。1909年2月27日,朱加什维利抵达索利维切戈茨克小镇。一到那里,他立即谋划逃跑,并于6月24号实现了这个计划。在圣彼得堡停留了几天后,他返回了高加索地区,成为巴库和第比利斯布尔什维克党的秘密组织者。但好景不长,1910年3月23日,警察再次将他逮捕,和上次一样,又被投进了拜洛夫监狱。这次,他的化名是扎哈尔·梅利基扬茨(Zakhar Melikhyants)。他在拜洛夫监狱一关就是6个月,等待当局的宣判。6个月的时间里,朱加什维利设法写了《高加索来信》,发表在了在巴黎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3]9月23日,他又被押回索利维切戈茨克镇。1911年6月27日,当局允许他前往沃洛格达。[4]9月6日,朱加什维利假装自己是P·A·契日科夫(P. A. Chizhikov)再次逃跑。离开沃洛格达后,他到达圣彼得堡,并与在第比利斯时的老朋友谢尔盖·阿利卢耶夫(Sergei Alliluev)取得了联系。[5]但是,奥赫拉那很快得到了他回来的消息,9月9日,朱加什维利又一次被捕,12月25日再次被发配到沃洛格达。

当时,沙俄当局正在镇压革命运动。农民叛乱者被交到军事法庭处死,工人罢工也被禁止,陆军和海军中的兵变也被野蛮地镇压下去。哪个省份不安宁,当局就会赋予哪个省份的行政长官和军事指挥官紧急事务的处理权。既然革命风潮被平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领导者都返回瑞士或其他欧洲国家,重新组织他们的势力,以待下次大的政治危机的来临。

尼古拉二世虽未废除他在1906年早期批准的基本法,但由于在第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中,混入了很多社会主义者,所以他对允许在这部法律中建立选举制度感到后悔。1907年6月,内务大臣彼得·斯托雷平(Petr Stolypin)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进,以确保在11月份召集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中能出现一个保守的多数派。在对选举制度改革中,斯托雷平意识到土地改革的重要。作为萨拉托夫省(Saratov Province)曾经的统治者,他明白农村公社是社会出现急剧动荡的源头,因此,斯托雷平通过法律确保农民有独立的地位,并出资鼓励人们向西伯利亚的处女地迁移。在尼古拉二世同意的情况下,斯托雷平不遗余力地建立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工作关系,尤其是与亚历山大·古奇科夫(Alexander Guchkov)领导的十月党人(Octobrist party)的关系。斯托雷平还允许当地工会组织和一个出版社继续存在,使这个出版社不再像1905年之前一样踯躅不前了,但公开宣传革命的组织依然遭受压制。可见,斯托雷平的改革措施是维护帝国秩序的一次明智而有力的尝试。然而,正是由于这次改革,使斯托雷平不但受到了革命者们的憎恨,也遭到了那些怀疑他与杜马的合作会破坏帝国权力的人的谴责。幸运的是,斯托雷平最后还是挺了过来。随着国家对革命的镇压和控制力度加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人数由1907年春天时的15万人,锐减到数千人。[6]

在沃洛格达期间,朱加什维利谨言慎行。在他看来,尽管奥赫拉那是一个小组织,但它能够有效利用资源,渗透进所有的革命团体中。友好的熟人也可能会向警察告密,他能够信任的,只有老朋友和直系亲属。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朱加什维利早已习惯了照顾自己。虽然家有贤妻和幼子,但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回来后,他仍然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日子如果能这样平静地过下去,朱加什维利也会感到满足。可是,平静的家庭生活在1907年11月22日被叶卡捷琳娜的离世打破了。约瑟夫夫妇结婚还不到两年,叶卡捷琳娜就在罹患肺结核数周后离他而去,这使朱加什维利遭受了重大打击。一直在葬礼上陪伴着他的同学约瑟夫·伊里麦什维利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失去妻子的朱加什维利牢牢地抓着伊里麦什维利的胳膊,哭诉道:“我的心坚如磐石,却为此变得柔软。她走了,我对人世最后一点温情也随她去了!”此后,朱加什维利把右手交叉在胸前说:“这里一切都空了,不是一般言语所能表达的空。”[7]伊里麦什维利得出结论说:

我尽可能真诚地向柯巴表达了我的慰问,但我知道,从那之后,他就失去了道德限制,完全投身到野心和复仇心所驱使的计划之中去了。[8]

根据伊里麦什维利的解释,丧偶之痛深刻地影响了他,使其在对待他人时开始变得麻木不仁。[9]

伊里麦什维利在逃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多年之后,才写下了这份回忆录,他几乎不能记住约瑟夫在教堂墓地里所说的原话。写回忆录时,他已成了斯大林本人及其政治上的对手,想尽可能多地出售他的回忆录。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可能对事实进行了渲染?关于1917年之前的斯大林,其他回忆录与伊里麦什维利描述的截然不同。这些回忆录中描写的朱加什维利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冷漠淡定。即使伊里麦什维利有点夸张或虚构,我们也不能对他的说法不予理会。他从孩童时代就认识朱加什维利,对他在感情方面的特质了如指掌。叶卡捷琳娜去世时,参加葬礼的都是信仰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人,因此,朱加什维利按照惯例向亲朋好友表现他如何深深地悼念亡妻,也并非全然虚构。

目前已知的评论都想要表明这位鳏夫关心自己胜于关心他的妻儿,因而是陈词滥调,没有新意。根据这些评论,在妻子患病的最后几个月中,朱加什维利没有费心地去陪着她,但他对她的死感到震惊,却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评论说,在他转变成一个嗜杀的复仇者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妻子去世这件事。在朱加什维利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发生了很多这类事件,他的朋友和伙伴了解这些事情是如何使他变得日渐残酷的。伊里麦什维利还透露,在叶卡捷琳娜去世之前,朱加什维利对除母亲、妻子和儿子之外的每个人都表现出鄙视。[10]因此,单单这一件事就使他发生剧烈转变的说法,听起来也不那么合理。不管怎样,叶卡捷琳娜一死,留下了他和年幼的儿子雅科夫。但他明白,既然选择了做一个全职的革命家,就需要完全自由,不能为儿女情长所累,不能让丧偶之痛妨碍自己的政治活动。好在叶卡捷琳娜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为了减轻约瑟夫的负担,他们都乐于抚养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便请斯瓦尼泽家的亲戚们来照顾儿子。他没钱的时候,这些亲戚们也会予以接济。[11]

朱加什维利一定曾满怀悲伤地将自己与在瑞士和法国流亡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做过比较。他们中大多数领导人都靠私人收入生活在国外。这些人可以自由地参观图书馆、自由地通信、自由地度假,而不用担心奥赫拉那会跟踪他们。(虽然每个流放者都知道警察如影随形地跟踪他们,但这并没有太多地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有时间写文章,并有机会发表,还能够会见外国革命者。他们不会有蹲监狱和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危险,也不必在频繁的逃跑中寻找安身之所。

朱加什维利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除了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外,他见不到自己仍在哥里生活的老母亲,父亲早就和他失去了联系,但这没有阻止约瑟夫回忆自己的父亲。他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记载了如下内容:

让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想象:一个鞋匠,拥有一家小制鞋作坊,但在与大工场主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位鞋匠只有关了他的作坊,到第比利斯的阿杰利汉诺夫的鞋厂谋生活。他进入这家鞋厂后,没有永久地做雇佣劳动者,而是存了些钱,积累了一小笔资金,并将这笔资金投入到他的作坊,重新开张。就像你看到的这样,这个鞋匠早就成了无产者,但在他的意识里,他还不是个无产者,这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12]

这些细节与他父亲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相近,以至于一看就知道约瑟夫是在描述自己的父亲。贝萨命运多舛,与可可和约瑟夫分开后,他继续在第比利斯工作,成天喝得酩酊大醉。后来约瑟夫曾宣称,1909年,父亲在酒馆醉酒大吵大闹后被刺死了。[13]

我们找不到约瑟夫悼念自己父亲的任何迹象,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多久后才了解到父亲的死讯。在那段时间里,朱加什维利千方百计地逃避追捕。当他再次成功逃跑时,甚至有人怀疑朱加什维利与沙俄当局有关系。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纷传他是奥赫拉那的职员。1905年,孟什维克党党员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Isidore Ramishvili)曾控诉他是“政府的密探、间谍和奸细”[14]。几年后,这种未被证实的传说卷土重来。甚至有人宣称,20世纪20年代,奥赫拉那的档案中有关朱加什维利的内容在党内传播;30年代晚期,斯大林发动肃反运动,主要是要消灭那些熟知他在奥赫拉那工作的人。[15]其实,即使对证据进行严格分析,我们也找不到朱加什维利是警方密探的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加什维利没有成功地利用他与奥赫拉那的其他关系。众所周知,朱加什维利多次被捕。在接受审问过程中,他不经意地随口说出自己在党内外的敌人或对手信息,也是十分可信的。因此,人们对斯捷潘·邵武勉的被捕一再产生怀疑,一些布尔什维克党的同事甚至试图将朱加什维利招到党的特别委员会进行审问。当然,后来的被捕和流放使其免遭这种审判。[16]邵武勉是南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另一名杰出人物,野心勃勃的朱加什维利费尽心思地清除这位对手是与其性格相符的。

其实,朱加什维利并不是政府雇佣的间谍。一方面,如果他是间谍的话,奥赫拉那不会把他关进监狱。另一方面,虽然朱加什维利受到的刑罚比较轻,但他频繁地被长期监禁或流放,也成不了警察雇佣的探子。如果朱加什维利真为沙俄当局服务的话,那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7年二月革命这段时间,他就不会在西伯利亚度过了。

秘密政治活动本身错综复杂,朱加什维利又在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中处于领导职位,要求他必须有大范围的社交群体,获得信息来源。如果要保持一个团结的革命核心,这是必不可少的,但他的同事们都在这个圈子内,不利于获得更多信息。因此,朱加什维利不得不扩大范围来搜寻信息。工人居住的区域有很多告密者。要在这种区域活动,遭监禁始终是一个危险。朱加什维利机智勇敢,以有多名联系人而著称,获得了很多珍贵的信息。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党员阿提姆·吉奥(Artem Gio)记载了第比利斯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会时朱加什维利的联系人前来提供消息的情景。他写道:朱加什维利到一个朋友的公寓后,吃惊地发现吉奥正在那里等他。朱加什维利大声说:“我刚刚没有预料到会这样。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呢?难道你没有被逮起来吗?”[17]吉奥正向他解释自己逃脱拘捕的经过时走进来一个陌生人。朱加什维利赶紧向吉奥保证:“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是我们的同志。”其实,这个陌生人是格鲁吉亚人,担任警方翻译。他冲进来是要告诉朱加什维利最近的消息,即包括朱加什维利未来的岳父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在内的几个亲密同志被捕了。当晚,警察已经派出了一个小分队逮捕朱加什维利。这位翻译因吉奥在场而乱了阵脚,说完就逃掉了。[18]

这个联系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19]。作为民族主义者,这位翻译是如此痛恨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以至于心甘情愿地帮助沙皇俄国的反对者。为了帮助格鲁吉亚的斗士们摆脱麻烦,他故意将词语译错。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宣称他们和警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吉奥回忆录的意义非同寻常。不过,有一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1925年这本回忆录在列宁格勒出版。当时,斯大林的对手季诺维也夫(Zinoviev)控制着这个城市的出版行业,季诺维也夫当时允许这本书出版,就是想搞坏朱加什维利的名声。总之,俄国革命的成功需要革命者有多方面的才能和灵活的道德准则,而朱加什维利恰恰具备这些条件。

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朱加什维利的另一个联系人叫科尔涅夫(Kornev)。两人见面时,朱加什维利会把吉奥即将用到的秘密消息告诉科尔涅夫。但科尔涅夫觉得吉奥捉摸不定,认为他“或者是个密探,要么是个伟大的胆小鬼!”[20]科尔涅夫在一家裁缝店工作,但他明显没有裁剪和缝纫的经验,有关他的一切都是可疑的。明眼人一看,便能断定“他手里有一条线索,根据这条线索就能混进我们的组织”[21]。直觉告诉吉奥,朱加什维利被愚弄了,他信任的这位联系人是警察的奸细,故吉奥找借口躲了起来,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朱加什维利比其他革命者更情愿去拿同志们的性命去冒险。他以自我为中心,精于算计,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判断局势。对他来说重要的人物,只是那些能为他带来事业成功、政治发展和舒适生活的人。朱加什维利在秘密革命工作中不计后果的做法,与其他表现结合在一起,暴露出他的性格特征。

如果朱加什维利与警察的关系还是一个不解之谜的话,那么另外一项秘密活动——武装抢劫就没有必要再怀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人指责朱加什维利组织了武装抢劫活动,即使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依然没有罢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找不到可靠的证据。朱加什维利也从未特意去否定他曾参加过这种犯罪活动,有好几年,他仅仅阻止公开传播这件事情。但是,当登上权力顶峰之后,他对所有提及这件事情的人进行了打压。

在朱加什维利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过了纯粹政治性的范围,也卷入了与党的“经费”有关的组织活动,直接点说是没收,更直接点说是抢劫。1905至1906年革命期间,俄国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小组试图通过从银行偷钱来资助他们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是其中之一。格鲁吉亚是这种活动的中心。他们这种活动有诸多理由,继承格鲁吉亚的抢劫传统便是其一。盗窃行为在格鲁吉亚的山区很普遍,公众也不认为它是卑劣的。他们蔑视当局,进行偷盗和杀戮活动,然后把这些不义之财分给当地的穷苦百姓(这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的小说《弑父》的核心内容。对这种行为,年幼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非常崇拜)。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将这种传统引向利他的目的,即夺取资本主义的利益,以支持为人民的事业献身的政党。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强烈禁止这种组织的存在,但由于列宁及党的革命事业太需要资金支持了,所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继续要求他们从事这种活动。

朱加什维利主要负责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运作,实际工作者是化名为卡莫的亚美尼亚人西蒙·特尔——彼得罗相。[22]朱加什维利和他学生时代的好朋友约瑟夫·达维利什维在大卫山上领导两个相互对抗的抢劫组织。其实,警察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约瑟夫·达维利什维的父亲达米安·达维利什维是哥里警察局长,其门徒中有一个叫达维多夫(Davydov)的人,这个人就负责朱加什维利活动的区域。达维多夫要求约瑟夫·达维什维利尽量少惹麻烦,达维什维利据此推断,达维多夫应该也找过朱加什维利并提过类似的要求。达维利什维能力强,胆子大,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者,但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者)。朱加什维利曾千方百计让他投靠布尔什维克党,但他拒绝了。(当然,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怀疑朱加什维利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感兴趣,他向达维利什维求助,对他们而言是不是另外一项证据呢?)朱加什维利及其伙伴都不为达维多夫的要求所动,继续通过劝说、欺诈、抢夺和武力抢劫方式筹集各自党派所需要的资金。因此,大卫山上五花八门的新事情时有发生。企业主们胆小如鼠,轻易就被吓到了,就连兴建正教中学大楼的企业家祖巴罗夫(Zubalov)也向达维利什维提供了资金支持。[23]尽管朱加什维利对援助者的名字秘而不宣,但自1919年开始与其第二任妻子在莫斯科的乡村别墅居住的祖巴罗夫夫妇,很可能也满足了处于革命高潮阶段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要求,给予他们一定的援助。

在第比利斯的埃里温广场上,能够看到正教中学。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布尔什维克党曾成功进行了最大的一次抢劫活动。1907年6月12日,卡莫乔装打扮成沙俄将军的模样,乘坐马车到达广场。他们已经提前了解到,将有一辆运送大量钞票的马车路过这里。当马车路过时,他们将炸弹引向了运钞员。在这次活动中,卡莫及其同谋获得了几麻袋的钞票,有25万卢布之多。此后,在混乱无序的掩护下,卡莫驾着马车全速离开,将这些钱送到了位于芬兰库奥卡拉(Kuokkala)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

不久之前,朱加什维利到柏林进行了短期访问[24],可能与国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此后,列宁、朱加什维利和卡莫都希望对抢劫的事严格保密。自从几个第比利斯的马克思主义者知道了抢劫活动的组织者后,朱加什维利和卡莫本就感到不堪一击,雪上加霜的是,1907年11月,实力仍在布尔什维克党之上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决定由席尔瓦·吉布拉泽负责为审判可疑人员而设立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其实,席尔瓦·吉布拉泽的过去也并不那么高尚。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读书时,由于对校长进行人身攻击,他被开除了,但他不能容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破坏。毋庸置疑,朱加什维利被认为是埃里温广场事件的幕后指挥者[25],可孟什维克找不到他。由于担心被警察通缉,或被孟什维克党要求对抢劫事件做出解释,朱加什维利早就逃到了巴库。[26]孟什维克党无计可施,遂宣称将其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7]朱加什维利在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舞台上愈加突出。1917年期间及其后,朱加什维利和卡莫依然是好朋友,相互扶持,相互照顾。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自己在勤勤恳恳地遵照列宁的指示做事。

在南高加索地区,朱加什维利将破坏孟什维克党的活动作为其任务。这种党派斗争的胜负对他的影响,不输于在巴库工人中组织革命活动。因此,朱加什维利满腔热情地进行斗争,这也使他成为该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成为格鲁吉亚的“第二个列宁”。[28]从阶级斗争角度来看,如前所述,1905至1906年,孟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农民中的革命活动大获成功。他们为此而沾沾自喜,充满自豪感。朱加什维利时常嘲笑他们的自豪感,并宣称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专心致志做巴库工人阶级的工作,里海岸边的这座城市的阶级斗争得以更好地组织。可见,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在争取工人参加革命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朱加什维利也感到自豪和骄傲。从民族角度来看,以佐尔丹尼亚为首的孟什维克将精力主要用于做格鲁吉亚人的工作,而朱加什维利将目光转移到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在党派斗争中,朱加什维利有时也大放厥词,他宣称第比利斯的孟什维克在争论中不愿意理会布尔什维克党。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佐尔丹尼亚每次都欣然接受这样的挑战,倒是斯大林总是设法利用手头的资料败坏孟什维主义的名声。总体上说,朱加什维利指责佐尔丹尼亚过于沉迷于合法活动。合法活动一开展,就等于限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活动网。[29]

佐尔丹尼亚反驳说,孟什维克党既没有忽视巴库,也没有忽视工人阶级,他们在那里的势力实际比布尔什维克党还要强大。[30]那么,事实到底怎样?其实,他和朱加什维利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孟什维克将格鲁吉亚视为其大本营,可并未放弃包括巴库在内的其他地方。有时,他们的工作比布尔什维克党还要有成效。两个党派的分歧,主要表现为战略方针的不同:布尔什维克几乎总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孟什维克还非常认真地对待其他阶级,比如农民阶级。同时,孟什维克也非常重视国家杜马的作用,甚至希望布尔什维克党和他们一样,能够将国家杜马作为政治组织及宣传的工具。尽管在1905至1906年的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以失败而告终,但仍然梦想着组织武装起义来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

对俄国革命事业而言,高加索地区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身处这么重要的地方,朱加什维利也最容易遭到孟什维主义的攻击。面对攻击,他选择毫不妥协。这种精神,正是列宁想在自己的追随者身上看到的。通过参加坦莫福斯、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的党代会,朱加什维利对政治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偏爱在巴库而不是在第比利斯工作,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不再仅仅把自己当成一个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当成一个可以在南高加索地区,甚至可以在整个俄国任何地方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朱加什维利说道:

此次会议的民族构成非常有趣。据统计,犹太人占了孟什维克党的多数,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紧随其后。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俄罗斯人占了多数……其次是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等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代表(我认为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戏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政党,而布尔什维克党才真正是俄国人的政党。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大屠杀,也不会造成太大伤害。[31]

这是朱加什维利第一次承认革命宣传、招募及组织工作在俄国最大的民族团体——俄罗斯人中的重要性。

朱加什维利的这段评论后来用作其反犹太主义的证据,遭到了反对。然而,这种反对意见的确是冤枉了他。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虽然行为方式有些粗鲁、有些麻木,但没有表现出憎恨犹太人,或格鲁吉亚人的想法。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利只是在重复那个俄罗斯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说的话。在未来的许多年中,他将成为无数犹太人的朋友、伙伴和领导。对朱加什维利来说,重要的不是应付这种批评,而是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如果要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就要鼓励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朱加什维利所发表的评论是在希特勒消灭东欧犹太人之前30年,所以根本谈不上反犹太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朱加什维利可能没有像犹太人关注他们自身那样,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但也不至于去反对他们。而且,这也是他对所有人的态度。他的指导原则是对如何鼓励或督促这些民族实现他们所赞同的国家和社会做出判断。尽管我们持保留意见,为朱加什维利开脱,但他可能只是开了一次令人讨厌的玩笑,而这个评论却有其潜在含义。屠杀就是屠杀,它表现了群众以暴力对犹太人的反对。通过这个评论,朱加什维利也含蓄地向人们表明,应该抵制犹太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影响。因此,朱加什维利的国际主义思想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承诺。

朱加什维利的国际主义思想虽然模糊,民族自信心却在不断流失。他不再用格鲁吉亚文,而开始用俄文写作。从伦敦回来后,他的第一篇俄文文章出现在了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的《巴库工人报》上。[32]从那之后,朱加什维利仅用格鲁吉亚文给同事和亲戚们写信,不再大范围地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使用。这种做法,是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经常要采取的措施。进入布尔什维主义的队伍,就意味着既要承担国际主义的责任,也要在整个沙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中承担中间人的责任。因此,朱加什维利自学了由波兰籍犹太学者路德维希·柴门霍夫(Ludwig Zamenhoff)发明的世界语。对年轻的革命者而言,世界语为他们即将在全世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文化方面的基础。[33]

不管怎样,当时最使熟识朱加什维利的人感到烦恼的,不是他的反犹太主义的思想,而是他喜欢搬弄是非。在巴库外的拜洛夫监狱与其相识的西蒙·韦列夏克(Semen Vereshchak)对朱加什维利的挑拨离间感到惊恐不已。当时,朱加什维利不断挑拨两个罪犯之间的关系,使一个囚犯反对另一个囚犯。有两次,囚犯之间的紧张关系竟发展成暴力冲突。韦列夏克写道:

在监狱政治大楼的走廊里,一位格鲁吉亚青年正遭毒打。整个监狱的囚犯,能参加的都参加了,手里还拿着能随手拿到的东西。“煽动者”这个词在大楼里传开,以至于人们都认为打架是这位格鲁吉亚青年的责任。最后,士兵过来制止了这次冲突,并将青年血淋淋的躯体抬上担架,送往监狱的医院。同时,监狱管理者锁上了走廊和监舍,走廊的墙上血迹斑斑。助理检察员来到后,开始进行调查,但没有发现谁应为此次冲突负责。当一切平静下来后,我们开始相互询问究竟是谁挨了打。我们很好奇,究竟谁知道这位青年就是煽动者呢?如果他是煽动者的话,为什么没被杀死呢?……然而,囚犯们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很长一段时间后,大家才明白,谣言起于朱加什维利。[34]

还有一次,一个名叫米特卡·格列克(Mitka Grek)的囚犯将一名青年工人刺死。据称,格列克认为这名工人是个间谍,而这个消息是朱加什维利给他的。[35]

对于清除告密者或革命的破坏者,革命者们从不感到歉疚。朱加什维利的问题在于,他经常在未对这些人做应有的审查的情况下,就轻易决定秘密地发起这类行动。[36]这样一来,他就将其同谋者置于一种危险的道路上,自己却置身事外。他意志坚定、性格残忍、信心十足、勇敢坚毅,但他的勇敢经常被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忽视。但西蒙·韦列夏克承认,朱加什维利在面对权威人物时,总是举止庄重,勇气十足。1909年复活节那天,一小队士兵闯进政治大楼,对囚犯们大打出手。朱加什维利毫不畏惧,决心要向这些士兵们表明,暴力行为并不能将其摧毁。即使官兵痛打他时,他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昂首挺胸,坚守着自己坚贞不渝的信念。[37]

对韦列夏克来说,这种行为足以让他带着敬畏之心将朱加什维利牢牢记住,朱加什维利所展现出的勇敢坚毅的一面不是那么令人讨厌。他迅速克服了亡妻之痛,速度之快让人感到很不应该。每每走出监狱,他都热烈地去追求女人,而他总是能吸引女性。1909年在索利维切戈茨克镇,朱加什维利赢取了塔季扬娜·苏克霍娃(TatianaSukhova)的芳心。他刚到达小镇时,穿的是在南方穿的衣服,这使他无法度过俄国北部寒风刺骨的冬天。这时,塔季扬娜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甚至给他钱,帮助他逃跑。[38]再次来到这里时,朱加什维利和当地的女学生彼拉盖雅·奥努夫里耶娃(Pelageya Onufrieva)约会。当时,奥努夫里耶娃只有17岁。[39]他对玛利亚·库扎科娃(Maria Kuzakova)的方式更加不合适。在索利维切戈茨克镇,年轻的农家寡妇玛利亚·库扎科娃有几间大木屋。就在这里,他找到了栖身之地。几个月后,库扎科娃生了孩子,并取名叫康斯坦丁(Konstantin)。人们确信,孩子的父亲毫无疑问是朱加什维利。看到康斯坦丁长大成人的村民,记录了他的外表与行为与斯大林是何等的相似。[40]

朱加什维利并没有打算一直守着库扎科娃和康斯坦丁,他将女性视为获取性满足和家庭乐趣的源泉。只有发现那些女性具有与其相宜的某方面的特征时,朱加什维利才会喜欢与之交往来放松自己。他要求这些女性必须无条件支持他,一名女性只能为他一个人献身。有一段时间,库扎科娃就很适合他。后来,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中断了。像其他革命者一样,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相信他们有以共同利益为原则建立一个更加光明的世界的使命。正是有了这样的理由,虽然朱加什维利自私地用库扎科娃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他从未认为他的态度是让人讨厌的。这就是朱加什维利在维切格达河畔(River Vychegda)消磨时光、度过刑期的方式。这种方式,直到1911年6月27日才结束,因为在这一天他流放期满,可以前往沃洛格达。离开索利维切戈茨克镇后,朱加什维利先到达科特拉斯(Kotlas),然后坐火车向西。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留有自己骨肉和无数美好回忆的西伯利亚小镇。

* * *

[1] R. G. Suny, 'A Journeyman for the Revolution', pp. 373 - 374.

[2] Diskussionnyi Listok. Prilozhenie k Tsentral'nomu Organu 'Sotsialdemokrat' (Paris), 24 May/7 June 1910, pp. 26 - 27。他可能在被捕之前就写过这个问题。同一卷中,也包括诺埃·佐尔丹尼亚所写的反驳意见。

[3] Diskussionnyi Listok. Prilozhenie k Tsentral'nomu Organu 'Sotsialdemokrat' (Paris), 24 May/7 June 1910, pp. 26 - 28.

[4] Krasnyi arkhiv, no. 2 (1941), pp. 14 and 17 - 18.

[5] A.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 109.

[6] Pyatyi (londonskii) s" ezd RSDRP, p. 87.

[7]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40.

[8]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39.

[9]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40.大卫·马恰瓦里亚尼是斯大林学生时代的朋友,二战”后,他证实了妻子离世对斯大林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参见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35。

[10] 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39.

[11]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 99.

[12]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p. 314 - 315.

[13] RGASPI, f. 71, op. 10, d. 275.记录的全部内容,参见M. Kun, Stalin: An Unknown Portait, p. 18。

[14] S. Talakvadze, Kistori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Gruzii, p. 118.

[15] R. Brackman, The Secret File, pp. 133 - 135, 186 - 193 and 281 - 289.

[16]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67.

[17] A. Gio, Zhizn' podpol'nika, p. 67.

[18] A. Gio, Zhizn' podpol'nika, p. 69.

[19] A. Gio, Zhizn' podpol'nika, p. 70.

[20] A. Gio, Zhizn' podpol'nika, pp. 70 and 72.

[21] A. Gio, Zhizn' podpol'nika, p. 73.

[22] 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p. 174 and 199。斯大林也向坎迪德·恰尔克维阿尼(Kandide Charkviani)承认,它是由其党小组完成的,参见其未公开的回忆录的第14页。

[23]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p. 175 - 176 and 188 - 189.

[24]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3, p. 222.

[25] RGASPI, f. 332, op. 1, ed.kh. 53.这份史料源自M·昆首先在他著作中的讨论,参见Stalin: An Unknown Portait, pp. 77 - 79。

[26] B. Nikolaevskii,, 'K istorii "Bol' shevistskogo Tsentra"', vol. 1, p. 68: Nikolaevskii Papers, St Antony's College Library, Oxford.

[27] R. Arsenidze, Novyi zhurmal, no. 72 (1963), p. 232; Yu. Martov, Vper?d, no. 51, 31 March 1918; Pravda, 1 April 1918.

[28] 参见西蒙·韦列夏克的回忆录:'Stalin v tyur'me'。

[29] K. S. [I. V. Stalin], 'Pis' mo s Kavkaza', Diskussionnyi listok. Prilozhenie k Tsentral' nomu Organu 'Sotsialdemokrat', no. 2, 24 May/7 June 1910, pp. 26 - 27.

[30] An [N. Zhordaniya], 'Po povodu, Pis' ma s Kavkaza', K. S. [I. V. Stalin], 'Pis' mo s Kavkaza', Diskussionnyi listok. Prilozhenie k Tsentral' nomu Organu 'Sotsialdemokrat', no. 2, 24 May/7 June 1910, p. 28.

[31]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2, pp. 50 - 51.

[32]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p. 1676.

[33] S. Vereshchak, 'Stalin v tyur'me'.

[34] S. Vereshchak, 'Stalin v tyur'me'.

[35] S. Vereshchak, 'Stalin v tyur'me'.

[36] S. Vereshchak, 'Stalin v tyur'me'.

[37] S. Vereshchak, 'Stalin v tyur'me'.

[38] M. Kun, Stalin: An Unknown Portrait, p. 98.

[39] M. Kun, Stalin: An Unknown Portrait, pp. 115 - 117.

[40] 参见L·瓦西里耶娃(L. Vasil' eva)所做采访的记录, Deti Kremlya, pp. 168 - 169 and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