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年初，罗曼诺夫王朝四面楚歌，情况颇为紧急。1月9日，圣彼得堡发生了政治示威游行。此次示威游行的目的是向沙皇递交请愿书，请求他赋予人们一般民事权利。保安部队得到命令向游行者开枪射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群众被杀害。因此，此次示威游行演变为一场屠杀。尼古拉二世虽不是直接下令杀戮的责任人，但他无疑应该是整个国家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此后，人们纷纷起来反抗，并召开了抗议集会。抗议集会召开的时候，警察和军队都袖手旁观。与此同时，俄国还爆发了罢工运动。波兰和格鲁吉亚是动乱的焦点。农民站出来宣称反对那些占据他们土地的贵族；日俄战争的战败使君主和大臣们颜面扫地，他们看起来是那么不堪一击；工人选出自己的委员会，即苏维埃；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沿线的军队暴动情绪高涨，虽然他们在前些年与大多数老百姓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惶惶不可终日，总是担心被逮捕。因此，各政党很快获得了信心。面对这种局面，奥赫拉那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是自1773年至1775年普加乔夫（Pugachev）叛乱以来对沙皇政权的最大威胁。
这些情况，无论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对其他政治团体，都是难得的机会。身在瑞士的列宁大受鼓舞，他在圣彼得堡和俄国其他城市的追随者们也备受鼓励。但是，直到尼古拉二世发表承诺改革的“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大多数流亡者对返回沙皇俄国都持谨慎态度。与这些“好消息”相伴随的，是革命斗士们无依无靠，必须自己想办法探索一条新道路。因此，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在伦敦自行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明确的总体战略。按照这个战略，布尔什维克党将致力于武装起义，建立临时的革命政权，并期望全面没收君主、教堂和贵族的土地。
由于尚未消除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他的疑虑，朱加什维利当时还没有参加到格鲁吉亚政治事务中去，领导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是朱加什维利的朋友、上级米哈伊尔·茨哈卡亚。米哈伊尔·茨哈卡亚出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日益增强的对列宁的个人崇拜现象。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茨哈卡亚反对列宁个人崇拜是有实际原因的。当时，列宁不情愿将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俄国来，这招致了很多会议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列宁等人之所以不愿意将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回俄国，是因为这些流亡者在国外过得太舒服了。后来，经过多方交涉，他们成功地得到了搬迁中央委员会总部的承诺。朱加什维利回到格鲁吉亚后，也坚持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将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俄国国内来。1905年革命爆发前，朱加什维利恢复了原来的生活，重新回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在第比利斯立足之前，他先后到达巴库和库塔伊西。他在新创办的《无产阶级斗争报》（Proletarians Brdzola）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有关民族问题的方针路线而写。同时，朱加什维利还给流亡在外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写信。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Bloody Sunday）惨案发生后，俄国又发生了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时，朱加什维利疯狂地投入到写作和组织工作中，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梯弗里斯委员会的领导人。布尔什维克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倡导武装起义，从而完全与这里的孟什维克党人分离开来。有时，朱加什维利也会参加有关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价值的争论中去。有时候，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在第比利斯的对手，如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社会联邦党人（Social-Federalist）和社会革命党人（Social-Revolutionaries）。总之，在第比利斯，朱加什维利每到一处，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中去。
这是年轻时候的斯大林。
我们熟悉的斯大林是威严的、带着暴戾之气的固定形象。对比这张年轻时候的斯大林照片，似乎有些笑意、有些温柔。
斯大林的母亲叶卡捷琳娜。
母亲是个虔诚的人。她的虔诚改变了斯大林的命运，使他从一个可能的鞋匠成为注定的前苏联领导人。
尽管如此，在很多布尔什维克党第比利斯委员会的同事看来，他仍然在民族问题上存有过度妥协的倾向。当他们在争论布尔什维克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的政策与第比利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是否一致时，朱加什维利拒绝对自己的同事施以援手。因此，谢尔盖·卡乌塔拉泽指责他是个“叛徒”，但他无动于衷。在朱加什维利看来，卡乌塔拉泽和其他人都分不清主次矛盾。他说：“我不想与联合委员会的人就此事进行争论。……但如果你想争论的话，但做无妨，随你们的便。”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卡乌塔拉泽，边说边点着一支廉价的香烟。朱加什维利想让他的批评者们明白，他不是任人摆布的。卡乌塔拉泽理解他的这种姿态，一辈子都不曾忘记。[1]朱加什维利只有在确定百分之百能够赢得战争时，才会去打仗。在他看来，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执行太过死板，而孟什维克的政策方针又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朱加什维利对周围关系的处理往往存在不当之处。
当革命氛围笼罩南高加索时，它带给当地统治者的惊慌一点不比其他地方少。I·I·沃龙佐夫·达什科夫（I. I. Vorontsov-Dashkov）作为总督被派到那里，却发现统治举步维艰。当时，罢工和示威游行深深地影响了附近所有的城镇和工业区，对沙俄军队的反抗相当普遍，但达什科夫所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佐尔丹尼亚及孟什维克党。他们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也以反抗俄国当局的民族利益捍卫者自居，成为当地最强有力的革命推动力。格鲁吉亚东部古里亚（Guria）的村庄对孟什维克号召的响应尤为热烈，除此之外，高加索地区的每个地方都发生了由民族和种族问题引起的动荡。在高加索山脉两侧，挑战尼古拉二世及其政府的事情时有发生。并非每个地方的冲突都是因与沙皇俄国的紧张关系才发生的。种族间的矛盾和斗争、长期被俄国军队控制、长时间对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恐慌，都吞噬着这个社会的耐心，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在北高加索地区，宗教传统主义崭露头角，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关系日趋紧张。在石油城市巴库，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屠杀了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二者之间的仇恨强烈迸发出来。尽管沃龙佐夫·达什科夫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但这场斗争最终发展成残忍的暴力冲突。[2]
巴库的亚美尼亚人由最富有的人领导，而阿塞拜疆人则是典型的贫苦劳动力。这点，和第比利斯如出一辙。沃龙佐夫充分估计到了其中的困难，遂决定最小程度地使用暴力，以保证南高加索地区的帝国统治秩序。[3]1905年最后三个月，在沙皇俄国的其他地方，武装部队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工人苏维埃被他们大力打压下去，莫斯科的苏维埃武装起义也被无情地镇压，农民中的反叛者被逮捕，陆军和海军中的叛变者被拘留并枪杀。在波兰会议王国（Russian Poland），造反的城市都乖乖就范，服从沙皇俄国的统治。格鲁吉亚也发生了叛乱，佐尔丹尼亚及其孟什维克党员，以及像朱加什维利一样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都为之感到鼓舞。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庞大，并开始公开活动。总督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军事和咨询事务上，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占领了政治舞台。相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而言，孟什维克并不太主张谋求脱离沙皇俄国。在他们看来，格鲁吉亚的命运与俄国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
朱加什维利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方针是最值得称赞的。他持这种观点，等于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做出了选择。从此，他选择与布尔什维克党密切合作，强烈反对孟什维克。朱加什维利宣称：“只要反对孟什维克的办法，就是好办法！”[4]熟悉朱加什维利的人认为他好斗善辩、举动粗鲁、缺乏智慧，如同他所发表的演说一样枯燥乏味、进攻性强。但在实际工作中，他能力强，表现突出。如果要比较十月革命后形成的第一届党的政治局成员们对动荡的1905年所产生的影响力的话，除了从1905年秋领导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i）外，朱加什维利无疑独占鳌头。在这一年中，他频繁地与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党员进行论战，在工人会议上讲话，并成为《无产阶级斗争报》最多产的作者之一；朱加什维利总是大力宣传布尔什维克党有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敦促马克思主义者们反对民族间的斗争；他呼吁人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并由临时政府掌握政权；朱加什维利还提议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联合工人和农民，建立一个与中产阶级毫不妥协的政治同盟。
尽管做出了这么多努力，布尔什维主义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前景仍然十分黯淡。1905年5月，朱加什维利垂头丧气地给列宁写了一封信。
列宁同志，我的信迟到了，但这既不是由于我没时间写信，也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写。在这段时间内，我必须全力在高加索四处视察，以调解争端，鼓舞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孟什维克赶出他们处于攻势的所有地方。但是，目前的困难在于，我们几乎没有人员（现在他们人也很少，但我们比他们还少两三倍）来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一个人需要做三个人的工作。……我们的境况如下：梯弗里斯几乎完全处于孟什维克的控制中，巴库和巴统的一半也在他们手中……古里亚在中间派（Conciliators）手中。不过，中间派早就决定要取代孟什维克。[5]
显然，朱加什维利认为列宁应该了解南高加索地区马克思主义之间派系斗争的现实。
1905年一整年间，作为格鲁吉亚反抗俄国君主制的主要力量，孟什维主义在佐尔丹尼亚的支持下不断向前推进，布尔什维主义者仍在革命阵营中占据少数。在这种情形下，朱加什维利选择支持布尔什维主义，这个选择看起来会使他默默无闻，因而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时，全格鲁吉亚的农民追随孟什维克党，朱加什维利注意到了进行战略转移的必要性，他声称布尔什维克党要将注意力从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上转移开来。但是，他的呼吁如同在旷野中的哭声，无人注意，无人理睬。早在1904年，朱加什维利就曾建议布尔什维克党要做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但由于缺乏行动，布尔什维主义依然软弱无力。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依然软弱无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未成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问题是他个人也缺乏灵活性，对自己的想法缺少行动力，仍然希望将革命活动集中在城镇里、工人中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上。在南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做得最好的地方是工业发展好的地方，巴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朱加什维利没有绝望，经过深思熟虑后，反而坚定了信心，他坚信布尔什维克党是正确的，早晚有一天会取得胜利。他还预见到罗曼诺夫王朝即将倒台，而要达此目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性政权的建立非常重要。
1905年10月，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向前发展，尼古拉二世陷入恐慌。工人们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举行罢工，以取代自治政府的统治；农民非法放牧，从森林里盗伐树木，来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在波兰和格鲁吉亚，沙俄当局正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控制住局面，在维特伯爵（Count Witte）的建议下，尼古拉二世发表了“十月宣言”，承诺进行改革。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人们逐渐明白，如果进行改革，将意味着会出现一个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即国家杜马，并出台一部基本法。在这部法律中，将建立起一个限制君主、政府和杜马权力的框架。尼古拉二世做出这些让步，为自己争取了时间和支持。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在莫斯科组织暴动，但沙俄军队在全国范围内也有条不紊地重塑了自己的权威。
朱加什维利对革命的渴望仍未消退，继续主张毫不妥协地遵守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方针。在第比利斯，他的影响力逐渐增大。1905年12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党在芬兰坦莫福斯（Tammerours）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一次代表大会。鉴于朱加什维利所取得的成就，他自然而然地被选为参会代表。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见到了列宁。根据他后来的记载，朱加什维利一直认为列宁身材高挑。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比他还矮的人。这个人其貌不扬，缺乏卓越的气质。这令朱加什维利吃惊不已。[6]在这次党代会上，列宁提出布尔什维克党要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但包括朱加什维利在内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都要求发动武装暴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政权”，认为参加按尼古拉二世开出的条件进行的杜马选举无异于浪费精力、毫无意义，因而拒绝了列宁的这个提议。列宁要求战略要适当，也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本来，这些人是由于喜欢列宁的激进主义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但现在，这位党的领导人倾向于与沙皇俄国的制度和体制妥协，让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是向他们让步，还是坚持己见？如果选择后者，他在这次会议上就会失去很多追随者。[7]可见，列宁的处境颇为尴尬。
朱加什维利被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气氛所鼓舞，想要成为一个政治家。1904年他在处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关系中的表现，表明他并不缺乏战略的灵活性（在未来几年中，他继续建议政策上要进行让步）。但是，1905年，他完全接受了武装暴动和革命专政的观念，全然相信君主专制制度能够被取代，故断然拒绝接受尼古拉二世制定的新政治制度。同时，越来越多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已经认识到，他们不听从列宁的建议是错误的。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列宁不能忍受如此多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声称是“列宁主义者”，遂决定重新与孟什维克合作，以此进一步给布尔什维克党施加压力。从本质上说，这个行动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虽然在境外独立存在，但在俄国境内经常合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朱加什维利是16位格鲁吉亚代表中唯一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党员。16位代表秘密取道莫斯科、圣彼得堡，到达赫尔辛基。此后，他们假扮成做短途旅行的教师，乘汽船前往芬兰的土尔库港。在这里，他们16人分成几个小组[8]，朱加什维利乘坐维拉莫（Wellamo）号客船，到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和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一起，住在布里斯托尔酒店（Hotel Bristol）。很多没有明显的商业或职业特点的新鲜面孔吸引了警察的注意力。很快，布尔什维克党的计划被识破，朱加什维利被捕了。在警察局，他遭到了警监莫格伦（Mogren）和警官阿列克谢（Alexei）的讯问。朱加什维利谎称自己叫伊凡·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Ivan Ivanovich Vissarionovich），是个政治难民、民主党人。他向警察保证，自己没有受到芬兰人的资助（在那些年里，这是瑞典安全机构的烦恼），在回家之前先去柏林。他还承诺，在斯德哥尔摩居住期间，会定期向警察局报告。就这样，朱加什维利和其他人一样，有惊无险地被当作没有恶意的旅行者释放了。[9]
被释放的朱加什维利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这段时光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国外生活，花费由布尔什维克党来负担。布尔什维克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大会期间可以使用“人民之家”。革命者们虽然没打算对奥赫拉那保密，但多多少少还是采取了些预防措施。不过，奥赫拉那有很多告密者，很快就收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高层会议的报告。在大会上，每个党派对其内部事务进行了讨论，党派之间也进行了协商。会议期间代表们一直待在宾馆和“人民之家”，没有时间去其他地方参观。朱加什维利亲眼见证了这些杰出人物齐聚于一堂，解决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问题，制定一系列政策，而自己也能参与其中，这当然是一件幸事。
虽然倡导两个党派重新统一，但列宁并没有从政治上向孟什维克投降。他保留着一个从其他党组织中（包括孟什维克党）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并继续支持为政治目的筹集资金的武装抢劫。但是，这两点都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禁止的。列宁及其伙伴一切从完成政治任务——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出发，对禁令置之不理。作为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朱加什维利是这一行动不可或缺的人物。
正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朱加什维利使用化名“伊万诺维奇”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见解，请党的领导人认真考虑。他还被选入核对代表提议的委员会，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有关该国局势报告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朱加什维利的质疑引发了一场争论，他自己的发言也反过来被孟什维克党质疑。为了给自己辩护，朱加什维利怒吼道：“我将在我方便的时候回答你！”[10]他宣称：“人们都知道，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半改革的道路，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在朱加什维利看来，孟什维克党愚蠢地接受了与马克思主义方针策略相去甚远的思想。他说：
相反，如果无产阶级争取本阶级的阶级利益会为其带来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必须走在当前革命的前列，那么，它就必须积极参加武装暴动组织，并掌握政权，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人可以阻止的。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阴谋诡计”。[11]
朱加什维利以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自信，轻轻松松地攻击了俄国老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和阿克塞尔罗德。[12]
在会上，朱加什维利还参加了有关“土地问题”的争论，不仅如此，他对该问题的建设性意见还曾被多次提及。[13]孟什维克党的专家彼得·马斯洛夫（P?tr Maslov）主张发动土地自治化运动，以迎合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依照这个主张，要将耕地转化为地方委员会的财产。列宁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即建议土地国家化，由中央政府来掌握土地。不管怎样，无论是马斯洛夫还是列宁，都希望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为此，要在不进行赔偿的前提下，没收贵族手中的土地，并将它们廉价卖给农民，由农民自己随意支配。但一位叫S·A·苏沃洛夫（S. A. Suvorov）的人认为列宁和马斯洛夫所提出的土地政策都脱离实际。包括朱加什维利在内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员，都支持苏沃洛夫的观点。朱加什维利以为应不加任何附加条件，让农民接手土地。他坚持这样做将使工人阶级和农民建立起联盟，进而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和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农民的支持时取得胜利。[14]其实，苏沃洛夫和朱加什维利是想表明：土地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财产”。
朱加什维利信心满满地再次代表布尔什维克党讲话，但是，他在讲话中并未不加区别地对列宁的观点全盘接受。朱加什维利承认，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但他对领导人的服从并不盲目。在朱加什维利看来，他本人对沙皇俄国的直接感受使他看到了更多革命的希望。
此时的朱加什维利已经二十多岁，与他年龄相仿的大多数朋友都已经结婚了。他也喜欢上了一位女性，并想娶其为妻。这让他高兴不已。这位吸引朱加什维利的女性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Ketevan Svanidze），是他在正教中学时的朋友亚历山大的妹妹。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和朱加什维利同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因此，朱加什维利希望叶卡捷琳娜能够理解一个革命者生活、事业上的追求。叶卡捷琳娜是个女裁缝，在第比利斯索洛拉吉区法国裁缝师赫尔维尤夫人的裁缝店工作。由于受到警察的通缉，朱加什维利每次和叶卡捷琳娜约会都小心翼翼。幸运的是，赫尔维尤夫人非常善良，允许他们在裁缝店后面的房间里见面。有一次，赫尔维夫人差点惹火烧身，几乎要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当时，彼得·斯特奥耶夫中尉带着两条德国警犬走进裁缝店，赫尔维夫人见此急忙跑到后面通知朱加什维利。朱加什维利得到消息后，赶紧从后门逃跑了。[15]叶卡捷琳娜相貌端庄，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她习惯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没有投身革命运动的野心，能够满足朱加什维利作为一个革命者对稳定生活的需要。也正因如此，叶卡捷琳娜对朱加什维利所从事的工作不甚了解，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公共生活中表现抢眼的斯瓦尼泽家族的人也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或许是看到朱加什维利在女裁缝师家的大胆行为后，叶卡捷琳娜可能认为他冲劲十足，敢想敢干。不管怎样，朱加什维利的火爆性格，对她有深深的吸引力。直到她死后多年，朱加什维利的吸引力仍是有增无减，吸引了多位妇女对他产生爱慕。
叶卡捷琳娜和朱加什维利的恋爱很顺利，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1906年7月16日，两人遵照宗教礼节，在库拉河北岸的锡安大教堂（Zion Cathedral）举行了一个纯格鲁吉亚东正教风格的结婚仪式。如果主持的神父知道婚礼上的几个证人都是无神论者且是正教中学肄业的学生，那他可能就不敢主持了。婚礼结束之后，他们举行了传统的格鲁吉亚宴会。宴会由格鲁吉亚最年长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米哈伊尔·茨哈卡亚主持。[16]朱加什维利希望叶卡捷琳娜能在家里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这些愿望符合格鲁吉亚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叶卡捷琳娜看起来也满意这样的安排。1907年3月18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取名雅科夫。[17]
虽然已经结婚生子，家庭责任在肩，但丈夫的角色并没有把朱加什维利拴在家里，他依然在第比利斯忙着写作和组织工作。在写作工作中，他写了许多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在组织工作中，他任命西蒙·特尔——彼得罗相（Semen Ter-Petrosyan）为布尔什维克“抢劫”团长，主持了一系列武装盗窃活动，获益颇丰。1907年年初，朱加什维利仍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为基地，创办了《火炬报》。他和列宁一样，也喜欢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他还写了《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这本书无意之中就为布尔什维克党实现工农联盟提供了理论支撑。由于在写作和组织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到1907年为止，朱加什维利俨然成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对其学说正统性的怀疑也就成了历史。无论是在格鲁吉亚还是在芬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仍在继续发挥作用，朱加什维利的价值也得到了同仁们的认可。但是，格鲁吉亚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命运却是让人沮丧的。当听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于1907年4月在伦敦召开时，朱加什维利意识到，孟什维克的与会者将会挑战其代表第比利斯马克思主义团体参会的权利。因此，他更加不遗余力地工作，不为实际回报，只为提升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地位。
虽然已经预见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党代会上会发生对自己代表权的争论，但朱加什维利并未退缩。他打点行装，化名“伊万诺维奇先生”，向伦敦出发了。由于在格鲁吉亚以外还不是一个著名人物，会议的组织者没有把朱加什维利的住所安排到领导人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列宁和马尔托福的住所附近。按照安排，他住到了众多伦敦东区代表居住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这个地方，是代表们躲开英国政治保安处注意的最好地点，且住宿价格低廉。世纪之交，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家庭离开俄国，就住在这里（像爱尔兰人一样，实质上属于少数民族）[18]，因此，即使不会讲英语，也没什么大碍。
斯大林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她是个和斯大林的母亲一样虔诚的格鲁吉亚女子，是斯大林长子雅科夫的生母。生完雅科夫不久，由于肺病无钱医治，芳年早逝。她的离世对斯大林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斯大林的同学约瑟夫·伊里麦什维利记录了葬礼的情景，失去妻子的斯大林哭诉道“我的心坚如磐石，却为此变得柔软。她走了，我对人世最后一点温情也随她去了！”
朱加什维利从未提及自己对伦敦的印象，可能是因为他居住时间短，又总是忙忙碌碌，来不及欣赏周边的景色，便没有形成对这里的看法。当时，他被安排到朱比利街（Jubilee Street）77号居住，而开会是在由朱比利街向北3英里外的兄弟会教堂（Brotherhood Church）。这所教堂位于索斯盖特路（Southgate Road）和巴尔梅什路（Balmes Road）交汇的拐角处[19]，经常参加教堂聚会的人员有和平主义者及艺术家、作家、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崇拜者。[20]这些俄国好斗的无神论者在进行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地方，对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做了辩论。每天晚上一回到房间，朱加什维利就忙着写作和策划。他的房东是一个从沙皇俄国逃出来的鞋匠，会讲俄语，可能是个犹太人。这个人名叫阿瑟·培根（Arthur Bacon），在该地区靠为人跑腿、执行一些小任务，赚取微薄的收入。阿瑟·培根目睹了朱加什维利在此地短暂居住时的生活工作状况，并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记录。根据培根的记载，通常情况下，朱加什维利回到家就掏出壁炉里的炉灰，把壁炉点着。有时，朱加什维利还请他为住在附近的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传递信息。由于朱加什维利的英语连写出名字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培根的妻子就帮他在信封上写地址。
虽然培根支持保守党，但他还是带着对朱加什维利的喜爱，记住了这位“伊万诺维奇先生”，朱加什维利也喜欢男孩带给他的太妃糖。阿瑟·培根对朱加什维利表示感谢，也有经济原因。以往，他的收入十分微薄，但朱加什维利在此居住期间，他每为一个同志传递信息，就可以收到两先令的费用[21]。相比之下，这位鞋匠的收费比他平时的标准高出了47倍。这样，朱加什维利就获得了这位鞋匠对他的帮助。可见，朱加什维利对金钱的敏感度并不总是那么低。
在斯德哥尔摩的党代会上，朱加什维利因指责孟什维克党领导人，在土地政策方面与列宁保持高度一致而名声大噪。但在伦敦的党代会上，他并没有为提升自己的名声做什么事情。最终，朱加什维利被允许列席会议，但没有表决权。[22]当时，代表们对于程序意见不统一，因此，他们拿出3天来专门讨论会议议程。会议程序方面的事情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边疆地区各民族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加入，如波兰人、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亲纳粹的犹太人。在这种局面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占据绝对多数。为了保证意见一致，列宁与佐尔丹尼亚等人秘密进行了讨论，而且列宁决定与佐尔丹尼亚及其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做一笔交易。在这笔交易中，孟什维克可以在格鲁吉亚开展自己的事业，布尔什维克不予干涉；作为交换，佐尔丹尼亚等人不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整个组织中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佐尔丹尼亚的拒绝。[23]自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之后，朱加什维利在南高加索地区全神贯注地工作，竭尽全力地奋斗。而列宁与佐尔丹尼亚的交易一旦成功，将会彻底毁掉他在这个地区取得的一切成果。如果朱加什维利听到这个建议，也一定不会高兴。但这个交易或许会让他明白，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来说，格鲁吉亚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由此可见，列宁和朱加什维利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保持独立的中央，进行武装抢劫，且不与孟什维克党分享党务基金，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党代会上没有逃脱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的谴责。即便如此，布尔什维克党员们仍然野心勃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们仍然热切期望参加杜马选举，但拒绝与议会中的自由派合作，并控诉孟什维克党出卖了革命事业。整个会议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形成了1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中5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4人是孟什维克党党员。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团体坚持了均势原则。在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重获新生。但是，这骗不了任何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大家庭已经四分五裂。
* * *
[1]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 24.
[2] Revolyutsiya 1905 goda v Zakavkaz'i, pp. 70 - 71.
[3] Revolyutsiya 1905 goda v Zakavkaz'i, p. 89.
[4] S. Vereshchak, 'Stalin v tyur'me', part 2, Dni, 24 January 1928.
[5] Perepiska V. I. Lenina i rukovodimykh im uchrezhdenii RSDRP s mestnymi partiinymi organizatsiyami, 1905 - 1907, vol. 2, part 1, p. 294.
[6] Pravda, 24 April 1920. 1920年4月，斯大林以这样明确的语言来描写列宁，既将他自己，也将列宁呈现给了观众，实际上起到了突出他自己的作用。这是否真是斯大林对列宁最初的反应仍有待考究，但他产生这种反应也不是不可能的。
[7] B. Gorev, 'Za kulisami pervoi revolyutsii', pp. 16 - 17; I. V. Stain, Pravda, 24 April 1920.
[8] 马克娃（Markova）所做的评论注释，参见Chetvertyi （ob'' edinitel' nyi）s'' ezd RSDRP （1949 edition）， p. 34。
[9] M·斯图加特（M. Stugart）在读者咨询专栏的话，参见Dagens Nyheter, 22 March 2004。
[10] Chetvertyi s'' ezd, p. 116.
[11] Chetvertyi s'' ezd, p. 224.
[12] Chetvertyi s'' ezd, p. 311.
[13] Chetvertyi s'' ezd, pp. 78 - 79, 81 and 116.
[14] Chetvertyi s'' ezd, pp. 78 - 79 and 224.
[15] 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228.
[16] A.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sem'i, p. 108.
[17] M. kun, Stalin: An Unknown Portait, pp. 342 - 343.
[18] W. J. Fishman, East End 1888, pp. 131 - 172.
[19] Ye. Yemel'yanov in Stalin. K shestidesyatiyu so dnya rozhdeniya, p. 197.
[20] K. Weller, 'Don't Be a Soldier!' p. 85.
[21] Daily Express, 5 January 1950.
[22] Pyatyi （londonskii）s'' ezd RSDRP, p. 121.
[23]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