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要刻不容缓地找到一份能拿到薪水的职业以维持生存。哥里对他没有吸引力，只有第比利斯有让他感兴趣的机会。不管怎样，他想将工作和革命结合起来。起初，他暂时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勉强糊口。[1]1899年12月28日，朋友帮他在位于米哈伊洛夫斯基大街（Mikhailovski Street）上的梯弗里斯天文台（Physical Observatory）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天文台，他工作了3个月的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直到十月革命后，这是他唯一一段持续工作的时间。在这里，约瑟夫借了诺曼·洛克耶爵士（Sir Norman Lockyer）在1874年出版的《天文学》。[2]约瑟夫的职责是每天记录四次气温和天气。在这份工作中，唯一有技术含量的是读磁带。每次将磁带交给天文台归档之前，他都要在上面签名。[3]
实际上，自从10月份小学同学瓦诺·克茨霍维利（Vano Ketskhoveli）在那里工作开始，约瑟夫就断断续续地住在天文台。到了年底，另外一个小学同学M.达维什维利也加入进来，和他俩住同一个房间。[4]因此，房间里拥挤不堪。后来，达维什维利住到了他的亲戚家里，这种状况才得到缓解。1900年1月，天文台给了瓦诺和约瑟夫一套两室的公寓。这套公寓在一楼，可以俯瞰大楼后面漂亮的花园。很快，他们又迎来了中学同学V·别尔泽尼什维利（V. Berdzenishvili）与他们同住。[5]这三个人都痛恨沙俄的专制统治，希望对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因此，这套房子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开会的场所。米哈伊洛夫斯基大街是第比利斯最繁华的大街，每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因此，朋友们虽频频出入于天文台，但不会引起当局的怀疑。在频繁往来于天文台的朋友中，与他们联系密切的是瓦诺·克茨霍维利的哥哥拉多。拉多于1893年被正教中学开除，[6]虽与约瑟夫年龄不同，但心性相近。他们一样地意志刚强，一样地野心勃勃。因此，拉多与约瑟夫非常投缘。同时，他们两人都渴望组织实实在在的革命行动。对于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将思想付诸于行动，是尽早的事情。
离开了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没有了学校严苛的监管，约瑟夫竭力想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坚强不屈、没有资产阶级情调的革命者。由于父亲一直在工厂工作，他自己也在制鞋工厂当过几天学徒，因此，约瑟夫对沙皇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为了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他不穿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穿的三件套：
约瑟夫穿着一件普通的俄式黑色衬衫，打着具有社会民主党人风格的红色领带。冬天，他穿着一件长长的棕色大衣，戴一顶俄式的帽子……他一直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衫和一双毫无光泽的鞋子。除此之外，没人见他穿过另外的衣服。总之，他的目的是要向大家表明，他没有一点资产阶级思想。[7]
约瑟夫不修边幅，故意摆出他不接受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姿态。但同时，他的做法又有些混乱。他的衬衫是俄式的，但黑色又清晰地表明他是个格鲁吉亚人。民族身份的模糊反映了约瑟夫想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意愿：他希望自己看起来属于无产阶级，但也希望被当做知识分子。在工人们看来，他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教师，能够承担起组织革命运动的任务；但在受过教育的人们看来，他是个革命的组织者，有良好的潜质，能够进一步培养。
第比利斯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急于得到他们需要的指导思想。19世纪90年代，他们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Lossalle）、迪克斯坦（Dickstein）的文章，也学习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和亚历山大·波丹诺夫（Alexander Bogdonov）的作品。[8]同时，还查看了关于俄国早期革命者、1871年巴黎公社和法国大革命的资料。[9]列夫·罗森菲尔德（Lev Rozenfeld）、苏伦·斯潘达良（Suren Spandaryan）领导的组织，就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中。罗森菲尔德化名加米涅夫，和斯潘达良一样，后来都成为朱加什维利的合作伙伴。相比较而言，“加米涅夫”这个化名比他的真实姓名更为人们所熟知。加米涅夫是梯弗里斯第一中学的学生，父亲是首席工程师和企业家，在建造巴库（Baku）至巴统（Batumi）的石油管道中起了重要作用。加米涅夫信心十足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圈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在达维利什维的建议下，朱加什维利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并留下了深刻印象。[10]加米涅夫在吸引斯大林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却在1936年被斯大林的政治警察，即内务人民委员部给枪毙了。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但不管怎样，这些曾在正教中学和第一中学读过书的学子们认识到，他们面前有一个未知的世界等待着他们去探索。在这个世界中，工人是中心，也是他们分析问题的核心，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虽然每天要在天文台工作几个小时，但约瑟夫的任务并不繁重。因此，他可以利用上班时间读书。相对于正教中学来说，他可以充分利用空闲时间，这是一个令他感到欣喜的变化。他读了亚历山大·波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约瑟夫读的书越来越多，但并非所有书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比如，他还借了19世纪中期被流放的俄国贵族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一般哲学的灵魂》来读。同时，约瑟夫也没有放弃自己对格鲁吉亚、俄国和欧洲文学的兴趣。约瑟夫做事情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相反，他有明确的目标、清晰的计划。此时，他的目标和计划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晰。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未来工作的中心，并通过恢复写作，加入到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者的讨论中去，为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贡献。
世纪之交，对要通过写作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而言，让他感到最有希望的是《卡沃利报》。在放弃文学抱负之前，米加什维利还在上面发表过几首诗。1898年，采列捷利在人们的惊讶声中将《卡沃利报》交给了诺埃·佐尔丹尼亚。《卡沃利报》针砭时弊，对格鲁吉亚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所以在当地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高加索地区的沙俄新闻检察官对《卡沃利报》采取温和的手段，要求佐尔丹尼亚放弃其办报特色，结果遭到了佐尔丹尼亚的申斥。[11]像朱加什维利一样没有完成正教中学学业的约瑟夫·伊里麦什维利首先向《卡沃利报》投去了一篇文章。于是，朱加什维利在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中向他的朋友表示祝贺。[12]这时候，伊里麦什维利注意到约瑟夫公寓的桌子上放着一堆堆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列宁的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书。他立刻注意到，朱加什维利学习有多么刻苦。可见，那时，约瑟夫就已经是列宁的崇拜者了。[13]但朱加什维利变得更加谨慎，并没有争着写东西。相反，他深入到第比利斯的工人中，开展宣传活动。这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们常常在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后，到铁路工人、制鞋工人和纺织工人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朱加什维利领导了两个工人小组。[14]
1901年3月21日至22日夜里，约瑟夫专心致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警察搜捕了一些人家，在这些人家，都有马克思主义者居住。同时，第比利斯天文台也在警察的搜捕之列。实际上，从约瑟夫在那里工作伊始，天文台就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15]在这次搜捕中，约瑟夫的一些朋友都被逮捕了，但他安然无恙。这不是他最后一次碰上这种好运气，所以后来有人怀疑他是沙俄政治警察奥克拉那（Okhrana）的代理人。可是，即使没有被拘留的危险，他也不能再回天文台了，于是，约瑟夫心甘情愿地选择为革命而奔波。他很清楚自己为革命而生，革命为他带来的是一个又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蹲监狱和遭放逐最终是在所难免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他不断地从这个政治伙伴家搬到那个政治伙伴家。
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真考虑了民族发展问题。他们发现，格鲁吉亚存在许多民族发展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格鲁吉亚人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民族，而认为自己属于格鲁吉亚这块土地上的这个或那个族群。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明格里利亚人（Mingrelian），讲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不说格鲁吉亚语。但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觉性能够提升政治发展程度，最终将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另一个困难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担心，即使格鲁吉亚独立，也会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教他们做的，不是脱离沙皇俄国的统治，而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断进步，联合起来拯救自己。因此，格鲁吉亚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整个高加索地区的人民不论民族背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一股合力。应该鼓励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反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君主制及其政治和社会秩序。高加索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拥护1898年成立的、遍及整个沙皇俄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被政治流亡者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所鼓舞，使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中间的影响日益增大。普列汉诺夫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有能力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团体，也是最有能力发动变革、最终领导社会主义实现的团体。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坚持被普列汉诺夫抛弃的俄国早期的传统，主要指望农民打倒压迫人的国家社会秩序。这部分革命者在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的领导下，于1901年组建了俄国社会革命党（Party of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切尔诺夫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观点大致相同，但他宣称沙皇俄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没有像普列汉诺夫所断言的那样多。他还认为，在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方面，工人和农民大同小异。当时，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团体也很活跃。最初，他们接受彼得·施特鲁韦（P?tr Struve）的领导。那时候，施特鲁韦就已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他的公共生活。1905年，在施特鲁韦的领导下，他们建立了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Democratic Party）。立宪民主党倡导自由民主，认为资本主义是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法。
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是战胜了久已存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主导着格鲁吉亚的公共讨论。在南高加索地区，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获得任何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对手是社会联邦党人（Social-Federalist）。他们是格鲁吉亚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要求沙皇俄国转变为一个联邦国家，而格鲁吉亚是这个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社会联邦党人没有赢得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诺埃·佐尔丹尼亚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且很有写作天赋[16]，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主要归功于他敏锐的思想和坚决的行动。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决定性影响。佐尔丹尼亚也明白，一旦格鲁吉亚独立，奥斯曼帝国就会来犯。即使有人挑战他的权威，佐尔丹尼亚也不会受到伤害。皮利普·马哈拉泽（Pilipe Makharadze）、米哈伊尔·茨哈卡亚（Mikha Tskhakaya）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他对自由主义者太心慈手软了。佐尔丹尼亚被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视为对抗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只要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之下反抗专制统治，可以与格鲁吉亚所有具有反罗曼诺夫王朝倾向的派别合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由主义者格奥尔基·采列捷利选择将《卡沃利报》转交给他。
朱加什维利的朋友拉多·克茨霍维利同意对佐尔丹尼亚的批评，并在实际行动中抵抗佐尔丹尼亚的做法。同时，拉多认为《卡沃利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其作用，但由于担心遭到沙俄的审查，便不能完全宣传革命信息。[17]因此，拉多要求秘密发行一份报纸。克茨霍维利、朱加什维利和佐尔丹尼亚都倡导建立地下组织，但前两个人所倡导的组织比佐尔丹尼亚所倡导的形式上更加严密。佐尔丹尼亚增加扩大普通工人加入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机会，以使他们积极地为党做贡献。但拉多和约瑟夫认为这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会使权力从这种有经验的组织者手中溜走。世纪之交的这场争论影响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人们已经发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自1903年起就开始有了裂隙。除了彼此都还遵守秘密活动的原则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他们还存有一致意见的证据。相反，能够发现的，到处都是他们存在罅隙的证据，这也成为未来几年中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无法愈合的伤口。
拉多·克茨霍维利摆脱了佐尔丹尼亚的控制，在里海海岸的巴库秘密创办了一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斗争报》。由于担心危及《卡沃利报》的出版，佐尔丹尼亚一直阻止在格鲁吉亚进行这种冒险活动。但在克茨霍维利看来佐尔丹尼亚的这种反应进一步表明，第比利斯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做出了太多让步。巴库有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多数是阿塞拜疆人。克茨霍维利很快在巴库找到了一家出版社[18]，想请其帮他印刷《斗争报》。但他拿不出文件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出版社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克茨霍维利没有气馁，而是想方设法伪造了一份文件，并详称这份文件来自伊丽莎白格勒（Yelizavetgrad）的长官。拿到这份文件后，出版社便答应帮其印刷报纸。[19]正是由于他的灵活和坚毅，使这份格鲁吉亚语的《斗争报》应运而生，并被发送到整个高加索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中，实现了他的愿望。在后来的生活中，朱加什维利曾声称自己与克茨霍维利共同创办了《斗争报》，实际上是克茨霍维利自己做了这项工作。同时，朱加什维利也夸大了他们两人与佐尔丹尼亚之间敌对的程度。当然，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存在的，且与日俱增，但一直坚持合作，克茨霍维利还曾请求佐尔丹尼亚为一期《斗争报》写社论。[20]
其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正饱受政治争端和个人争执之苦。（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没希图脱离沙皇俄国，因此，他们用俄语名字“梯弗里斯”称呼自己的首都。）在此过程中，朱加什维利搞得格鲁吉亚首都鸡犬不宁，使自己的名声也每况愈下，成为众矢之的。一份没有直接点他名字的回忆录，把他看成一个“从知识分子堆里出来的糊涂的年轻同志”，在每件事情上都“横插一杠”。根据这份记录，这个“导致阴谋家胡思乱想和毫无防备、导致工人缺乏政治自觉性”的人，“反对工人进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21]第比利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朱加什维利随便发表意见的行为让人很不舒服，他所发表的意见也相当煞风景。实质上，这种情形使人们确信，朱加什维利是个有问题的人。另一个同龄人格里戈尔·乌拉塔泽（Grigol Uratadze）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人们发现朱加什维利是个“造谣中伤者”，因此，他在同志面前受到责难。[22]
1901年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让朱加什维利退出宣传工作，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决定。此后，他前往黑海（Black Sea）岸边的巴统，企图在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中传播他的思想。然而即使在巴统，他仍然严词指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存在的过失和疏忽。这种做法相当糟糕，导致巴统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喜欢他。更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他“性格反复无常，专横暴戾”[23]。因此，巴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地反对的是朱加什维利的行为举止，而不是他所提倡的政策。实际上，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朱加什维利就因为其性格特点受到熟人们的诟病。多年之后，这种状况并未有任何改观。朱加什维利的另一个特点是野心勃勃。不过，我们也应当承认，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革命的征程中取得优异成绩。对此，朱加什维利非常自信。每当有人阻止他的行动时，他就会告诉他们，是他们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南高加索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面临的困难。而他的解决方法，主要是设法进行秘密活动、非法宣传及控制工人阶级。可见，朱加什维利已然成了一位等待时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
在巴统，朱加什维利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走进工厂，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管道工人和港口工人一道工作，鼓动工人们反对雇主，其中朱加什维利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罗特希尔德（Rothschild）和曼塔舍夫（Mantashev）的企业。他还联系那些可能入党的人，并与身在几百英里外的巴库的克茨霍维利保持联系。约瑟夫所做的事情，都受其意识形态和方针策略的支配。当时，巴库爆发了罢工运动，朱加什维利及其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被牵涉其中。1902年3月8日，巴库发生了游行示威运动。参加这场运动的工人们要求当局释放几天前被囚禁起来的罢工运动的领导人。朱加什维利也陷入了这场示威游行运动中。此次示威游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巴统市当局对600名愤怒的游行工人进行恐吓，甚至朝他们开枪射击，15名示威者被杀害。此后，沙俄秘密警察组织奥赫拉那（Okharana）进行了大规模地调查，几百人被逮捕。秘探还渗透到巴统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因此，发现朱加什维利的行迹仅仅是时间问题。不过，这一天还是来得太快了。1902年4月5日，朱加什维利被捕，并被羁押在巴统监狱（Batumi Prison）。
作为见证者，一位名叫哈希姆·斯米尔巴（Hashim Smyrba）的居民回忆了他的离开。哈希姆是个农奴，可能是阿布哈西亚人（Abkhazian）。他说，当时，朱加什维利和他一起暂时躲起来了。朱加什维利告诉他：“如果你接受穆斯林信仰的话，我就给你找七个美丽的女人，并允许你娶她们为妻。”[24]哈希姆为自己不是一个穆斯林信徒而深表遗憾，但也为此而喜欢与朱加什维利相处。哈希姆描述这件事情无非是要表明，朱加什维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斯米尔巴毕竟是一位年长的农奴，置身于革命运动之外，导致朱加什维利有如此表现。与上述情形恰恰相反，还有一个事实也相当重要，即朱加什维利离开巴统后的几十年间，没有工人出来为其作证。可见，他不爱交际，极为自负，不想依赖别人。某种程度，可以说他已经是孤家寡人了。
无论如何，朱加什维利失去了巴统和第比利斯的伙伴们的支持，只有与身在巴库的朋友克茨霍维利保持密切联系。他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当前的任务》涉及当时的很多政治和组织问题，是《斗争报》第二期的主要篇目。[25]但是，克茨霍维利对此似乎并不在意。而且，他还提醒主编，朱加什维利相对而言更擅长组织工作，而不是写作或编辑工作。不过，他们两人斗志昂扬，相得益彰，使《斗争报》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地下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的发行也大获成功。根据斯大林自己的记载，他当时曾被作家的生活深深吸引，认真地考虑过放弃秘密政治活动而投身到大学里去。当然，他在大学里不是做学生，而是做教授。[26]可是朱加什维利从来没有解释过哪个大学会聘用他。朱加什维利早期的几篇文章内容“平和”，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直接号召革命的词句。到了晚年，他仍然保留了这种特点。因此，即使是在《斗争报》上发表文章，他也不必担心新闻检察官的审查。
据说，克茨霍维利曾因为朱加什维利太温和而责备过他，朱加什维利宣称，1902年3月巴统的工人被枪杀后，他就认为自己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和克制的语气。“改变语气”后，所有东西都变了。他没有再将格鲁吉亚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沙皇俄国混为一谈，阻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27]克茨霍维利和朱加什维利逐渐认识到，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而言，还是对格鲁吉亚而言，他们二人的基本倾向都没有任何独到之处。1900年12月，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国的一些流亡马克思主义者在慕尼黑创办了《火星报》。该报的支持者们认为，秘密政治活动将对未来产生关键性影响。《火星报》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联络人是列夫·加尔佩林（Lev Galperin）。这个人为《火星报》做事，也为《斗争报》做事。早在1901—1902年间，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就开始从德国经过他的手传到巴统。[28]《火星报》为控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活动，其思想远较克茨霍利的思想先进。比如，列宁及其战友坚持不向中产阶级妥协，强烈要求组成战无不胜、紧密团结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主张权力集中、纪律严明、思想正统。然而，在朱加什维利被捕之前，《斗争报》就已遭到了奥赫拉那的破坏。1902年3月14日，整个编辑小组及支持者，除了亚伯·埃努基泽（Abel Enukidze）和博格丹·克努尼扬茨（Bogdan Knunyants）外，都在巴库被拘捕了。[29]
在这种情况下，《斗争报》报社这个团体在巴统和巴库的监狱里失去了活力。在此期间，佐尔丹尼亚继续制定战略，苦心经营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他和列宁都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帕维尔·阿克塞尔罗德（Pavel Axelrod）和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没有认清迎合农民需求的优势。根据1861年《废除农奴制法令》，地主贵族们剥夺了农奴大量的土地。列宁企图恢复这些土地，将它们还给农民，以获得农民的支持。许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方法对农民太宽容了，他们更喜欢发动工人运动的正统做法。实际上，在格鲁吉亚社会中，农业占主导地位，大部分格鲁吉亚工人都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佐尔丹尼亚批评列宁还不够大胆，他本人宣称要将所有的农村土地交到农民手中，并剥夺朝廷、教会和贵族的财产。不仅如此，佐尔丹尼亚还强烈要求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到农民中去，将他们吸纳到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来。[30]佐尔丹尼亚的想法立刻受到支持者们的响应，他们纷纷走进农村，进行农民运动，并取得了成功。除俄国外，还没有其他地方的农民是如此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们为自己拥有领导格鲁吉亚人反抗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力感到自豪和骄傲。
朱加什维利不赞成佐尔丹尼亚的策略。他同意应当承诺将所有的农村土地交给农民，也同意列宁胆子太小了，但他不同意将如此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交给农民去完成。朱加什维利认为，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十分必要。同时，他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俄国以外，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工人运动发展变化情况的报告。他认为，这项工作也很重要。[31]
但是，对于使朱加什维利与佐尔丹尼亚进一步产生分歧的问题，朱加什维利总是保持缄默。他依然没有放弃爱国主义思想，期望格鲁吉亚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以领土为界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而佐尔丹尼亚则不顾古老的民族和种族边界的限制，想要建立一个覆盖整个高加索的地区性组织。[32]可见，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甚至大过朱加什维利与其他同志的分歧，比如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米哈伊尔·茨哈卡亚（Mikha Tskhakaya）。茨哈卡亚认为，办报纸、著书和写小册子时必须使用格鲁吉亚文，否则，这里的工人是不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但像其他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认为佐尔丹尼亚完全投入到格鲁吉亚的民族和文化中，会促进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朱加什维利关于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以领土为界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观点让激进分子们极为反感，在他们看来，自己之所以赞成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条各民族和谐相处、携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朱加什维利的想法远远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只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激进分子们的观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引起了更广泛的共鸣。崩得（Jewish Bund）是俄国西部边境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专门致力于在犹太人中开展工作。“崩得”不顾该地区还有其他民族和种族生活的事实，强烈要求自治。（南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者避免代表一个民族或种族提出这种要求。）因此，遭到了《火星报》的批评。1903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表大会讨论了这个要求。当《火星报》的代表起来反对任何以民族疆域为原则进行组织活动的做法时，“崩得”的代表们就退席了。朱加什维利冒着很大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被当成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还是非常坚定地固守着自己的想法。
不过，朱加什维利并没有被这种危险吓住，相反，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开始在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朱加什维利是带着坏名声离开第比利斯的，但这没有妨碍其影响力的扩大。在巴统，他号召工人开展革命活动。后来，他发现一群工人在其号召和影响下变得成熟起来了。于是，他帮助这群工人组织反对罗曼诺夫王朝的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与远离巴统、身在巴库的朋友克茨霍维利保持联系，并提升了自己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巴统监狱期间，朱加什维利中断了写作，但他对策略性观点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他习惯把想法记录下来。[33]在巴统监狱关押了一年后，他被送往库塔伊西（Kutaisi）监狱。1903年秋，又被送回巴统监狱，但最终，朱加什维利被送到中西伯利亚的东部去流放。他于11月27日到达目的地——伊尔库茨克省（Irkutsk Province）巴拉干县的新乌达村（Novaya Uda）。1904年年初，朱加什维利从流放地逃走，想要回到第比利斯。事实上，这是他第二次逃跑。第一次，他非常愚蠢，没有带饱暖的衣服来和西伯利亚的严冬作斗争。逃跑计划失败后他又回到了新乌达村。在这次逃跑中，他的脸和耳朵都冻坏了。[34]第二次，他成功逃跑，并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第比利斯。
和他同在库塔伊西监狱服刑的格里戈尔·乌拉塔泽（Grigol Uratadze）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回忆录，在这份回忆录中记录了朱加什维利在那几年所做的事情。同时，对于朱加什维利成为斯大林及苏联的统治者之后的事情，他写了很多。朱加什维利和乌拉塔泽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对手，但这份回忆录还是有几分可信的，因为乌拉塔泽没有佯称朱加什维利看起来已经是个有潜质的统治者了。他在开头讲道：“斯大林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但后来的表述却自相矛盾了。他写道：
斯大林是个枯燥无味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是毫无生气的。比方说，当监狱管理人员允许我们出去锻炼时，在不同小组中的人们都走向监狱院子的角角落落，而斯大林自己却一个人慢慢地来回散步。如果有人试着去和他讲话，他便张开嘴，冷冷地一笑，可能会挤出几个字来。他的这种不合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35]
对于一个犯人而言，这种古怪的行为使他在犯人间极不合群。他是唯一一个被当做“知识分子”由巴统监狱转到库塔伊西监狱的人[36]，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朱加什维利既不能使这群犯人保持高昂的斗志，也不能寻求与自己所代表党派的知识分子们取得联系。[37]
库塔伊西监狱的囚犯们后来都很怀念这所监狱，在他们看来，这里是一所“大学”。[38]被逮捕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里阅读书籍，交流思想，但朱加什维利一直鲜与别人交流。他的冷淡给乌拉塔泽留下了深刻印象，乌拉塔泽写道：
他衣衫褴褛，脸部坑坑洼洼，一点都不整洁。……在监狱里，他留着胡须，头发很长，在背后扫来扫去。他走路蹑手蹑脚，从不哈哈大笑，最多只是微笑，笑的程度取决于某件事情引起他的情绪变化的程度。不过，他从不开怀大笑。可见，他沉着冷静，泰然自若。在库塔伊西监狱，我们一起住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从没见他焦躁不安、大发雷霆、情绪失控、大喊大叫。总之，除了冷静外，没有见他将自己其他方面的情绪暴露在人们面前。他的声音和性格一样，也是冷冰冰的。那些了解他的人认为，这种冷冰冰的性格是他固有的。[39]
如果这是唯一一个证据，可能会轻易地被忽略。但是，这份证据并非唯一一份，它与其他证据一起，很好地诠释了斯大林的性格。仅就这份证据本身而言，它的内容符合人们所说的朱加什维利被监禁前后的性格特征。
从新乌达村逃跑后，朱加什维利怀着传播其思想的目的，回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同志们中间。[40]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列宁暂时获胜。1903年七八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会上，列宁的《火星报》小组严厉斥责其他派别。但在即将获胜时，《火星报》小组分裂了。列宁的支持者坚持，党员们面临一系列亟待处理的情况。这时候曾帮他驱逐“崩得”的尤利·马尔托夫（Yuli Martov）发现自己已是少数派。马尔托夫强调秘密活动、权力集中及思想一致的必要性，但他和格鲁吉亚的佐尔丹尼亚一样，不同意限制党员数量。列宁和马尔托夫及其支持者们相互之间投反对票。最终，列宁这一派获胜，被称为“多数派”或“布尔什维克派”。而马尔托夫的失误则使列宁战胜困难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峰，也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朝着他不想看到的方向发展。
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细节，渐渐在格鲁吉亚传播开来。幸运的是，流亡在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之间的闹剧，并未在第比利斯及其他俄国城市上演。虽然如此，双方各自倡导的两大政治倾向已遍及整个俄国。在这种情况下，格鲁吉亚也不可能幸免于难。米哈伊尔·茨哈卡亚是第一个宣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朱加什维利也站在列宁一边。但从新乌达村逃回第比利斯后，他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原因在于，他一再要求建立一个自治的格鲁吉亚政党。因此，朱加什维利面临着强有力的指责，甚至有被赶出布尔什维克党的危险。虽然严格意义上说，当时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成立。这时，朱加什维利要进行一次抉择：如果他想待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的话，必须就其信仰写一份声明，并要经过领导者的审查，看其是不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党。[41]对于像朱加什维利这样自负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种耻辱。但好在他很现实，明白他必须证明自己是训练有素的正统布尔什维克党。同时，如果他想重新被布尔什维克党接纳，就必须公开认错，进行自我批评。在朱加什维利统治苏联后的岁月里，自我批评是非常出名的。这次，为了进行自我批评，朱加什维利将其著作《信条》印刷了70本，并送到格鲁吉亚其他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从内容看，这本书断然否定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自主进行党派运动。这种自我否定取得成功，朱加什维利顺利挺过了这次可能到来的审查。
20世纪20年代，朱加什维利曾计划派人前往高加索，寻找他于1904年写的这些由他的信条组成的小册子。[42]当然，所有这些小册子几乎都被毁坏了，这次努力无疾而终。（1946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第一卷的前言中，编辑声称每本小册子都找不到了。）[43]不过，第比利斯布尔什维克党员、十月革命后与斯大林有密切联系的谢尔盖·卡夫塔拉泽（Sergei Kavtaradze）在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讲述了朱加什维利的《信条》的内容。[44]朱加什维利虽然做了自我批评，并从行动上做出了自我否定，但人们对他的怀疑并未完全消除，一团疑云仍然笼罩着他。即使他承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都没能使批评声和质疑声停息，人们甚至一度称他为“格鲁吉亚联盟主义者”[45]（这是对接下来的很多反犹太主义者的特殊称呼）。茨哈卡亚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多方奔走，竭力为朱加什维利辩护。[46]最终，朱加什维利挺了过来，并继续活跃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他焕发出勃勃生机，坚毅且野心勃勃。但他很古怪，不接受别人的主张，只在面临极端压力时，才会改变策略。他刚愎自用、诡计多端，有着强烈的格鲁吉亚民族自觉性，并认为应当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朱加什维利虽然是在拉多·克茨霍维利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但他也已开始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因此，朱加什维利虽饱受质疑和批评，但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怀疑他的才干。
世纪之交的沙皇俄国处于多事之秋，这预示着考验朱加什维利的革命勇气的时刻来临了。当时，农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商业问题的冲击而苦苦挣扎，对大量的土地被贵族控制这件事仍憎恶不已；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由于改革政治制度的要求被沙皇及其政府拒绝，知识分子们十分沮丧；一些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波兰人、芬兰人和格鲁吉亚人被圣彼得堡对待他们的方式激怒了，纷纷起来反抗。因此，农村的动荡局面有增无减，工业领域的罢工更加频繁、更加剧烈，秘密的政党和工会组织正在形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04年，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还一意孤行，决定发动日俄战争。在他看来，取得一次短暂的对外战争的胜利，能够恢复罗曼诺夫王朝的威望。但俄国军人很快发现，日本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俄国已是望尘莫及。因此，发动日俄战争实在是个愚蠢的错误。
* * *
[1]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biografiya （2nd edn）， p. 10.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斗士而言，这样一份工作是不值得赞扬的。既然如此，它可能就是真的了。
[2] Hall I, GDMS.
[3] 参见GDMS，Hall Ⅱ中所藏的磁带和各种手写记录。
[4] Istoricheskie mesta Tbilisi. Putevoditel' po mestam, svyazannym s zhizn' yu i deyatel' nost' yu I. V. Stalina, pp. 30 - 31.
[5] Istoricheskie mesta Tbilisi. Putevoditel' po mestam, svyazannym s zhizn' yu i deyatel' nost' yu I. V. Stalina, p. 32.
[6] Ladο Ketskhoveli: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pp. 174 - 175.
[7]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24.
[8] A. Gio, Zhizn' podpol' nika, p. 25.这是由斯大林的老相识席尔瓦·吉布拉泽主笔的。
[9] A. Gio, Zhizn' podpol' nika, p. 54.
[10]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111.
[11]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p. 29 - 30.
[12]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25.
[13]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25.
[14]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p. 66 - 67.
[15] E. Smith, The Young Stalin, p. 78.
[16] 关于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参见斯蒂芬·琼斯即将出版的著作的第四章。他在著作中简要叙述了佐尔丹尼亚的思想，参见'National, nyi vopros', Bor' ba, no. 2 （1914）， pp. 26-31.
[17] 1945年12月28日斯大林在一次克里姆林宫会议上的解释，参见V. D. Mochalov: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 461。
[18] A. Yenukidze, 'Istoriya organizatsiya i raboty nelegal' nykh tipografii R. S. D. R. P. （bol' shevikov） na Kavkaze za vremya ot 1900 po 1906 g.' in Tekhnika bol' shevistskogo podpol' ya, p. 20.
[19] L. B. Krasin, 'Bol' shevistskaya partiinaya tekhnika' in Tekhnika bol' shevistskogo podpol' ya, p. 10.
[20]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193; A. S. Yenukidze, 'Istoriya organizatsii i raboty nelegal' nykh tipografii R. S. R. P. （bol' shevikov） na Kavkaze', pp. 20 - 25.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 35.
[21] S. T. Arkomed, Rabochee dvizhenie i sotsial-demokratiya na Kavkaze, pp. 81 - 84.
[22]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p. 66 - 67.
[23] S. T. Arkomed, Rabochee dvizhenie i sotsial-demokratiya na Kavkaze, pp. 81 - 84.
[24] Stalin i Khasim （1901 - 1902 gg.）。 M·昆确定了这一记录的重要性，参见Stalin: An Unknown Portait，pp. 49-50。有关阿布哈兹人的命名法和农民可能的民族问题，乔治·休伊特（George Hewitt）向我提出了建议，故要向他表达我的谢意。
[25]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p. 7 and 9.
[26] 1945年12月28日斯大林在一次克里姆林宫会议上的解释。参见V. D. Mochalov: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 461。
[27] V. D. Mochalov: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 462.
[28] A. Yenukidze, 'Istoriya organizatsiya i raboty nelegal' nykh tipografii', p. 28.
[29] A. Yenukidze, 'Istoriya organizatsiya i raboty nelegal' nykh tipografii', p. 28.
[30]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 30.
[31]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p. 7 and 9.
[32] S. Kavtaradze, tsarealis purtsebli, vol. 1, pp. 17-20.感谢扎克拉·梅格里什维利（Zakro Megreleshvili）帮我翻译了这份重要的回忆录。
[33]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 - demokrata, p. 70.
[34] S. Alliluev, Proidennyi put', p. 109.
[35]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68.
[36]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66.
[37]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65.
[38]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65.
[39]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 66.
[40]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 17.
[41]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 18.
[42]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 20. 1945年12月28日，苏共居领导地位的宣传家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有关斯大林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参见V. D. Mochalov' s notes in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 463。
[43]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x.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的匿名编辑小组所做的评论。
[44]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p. 17 - 20.
[45]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 18.
[46] S. Kavtaradze, Tsareulis purtsebli, vol. 1, pp. 17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