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5岁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再次前往第比利斯。这一次，他的目的地不是阿杰利汉诺夫鞋厂，而是梯弗里斯东正教中学。从传统意义上说，“梯弗里斯”是格鲁吉亚语中“第比利斯”在其他语言中的变体，它不仅在俄语中，也在欧洲其他语言中使用。帝俄当局创立的梯弗里斯东正教学校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普希金大街的街口。学校免费提供食宿，但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要交学费。要不是他为库拉河下游的锡安大教堂唱歌能定期拿到5卢布的报酬，学费还真成了问题[1]。约瑟夫并非唯一前往第比利斯的哥里东正教小学的毕业生，与他一起的还有和他年龄相仿的彼得·卡帕纳泽、约瑟夫·伊里麦什维利、瓦诺·克茨霍韦利、M.达维什维利[2]。（约瑟夫·达维什维利的父亲薪水优厚，能够负担他在第比利斯第一中学的费用，所以约瑟夫·达维什维利去了第一中学。）因此，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并不孤单。
约瑟夫所在的南高加索地区的首都第比利斯处于沙皇俄国统治之下，19世纪末是沙俄版图中最大的城市。当时，这里有居民35万人，仅位于里海西岸的巴库一地，人口就达22万。该区域自高加索山脉北麓绵延至奥斯曼边境，总督代表尼古拉二世统治着这里的几十个民族。东格鲁吉亚国王选择第比利斯作为首都，是很有道理的。与哥里一样，源于土耳其境内的山脉并向北流淌的库拉河穿城而过。更重要的是，在最初的几个世纪，这里是古老商队的途经之地，这使中亚和欧洲的贸易往来得以实现。为了实现沙皇俄国对格鲁吉亚的永久统治，沙俄政府建立了自南向北连接弗拉季高加索和第比利斯的格鲁吉亚军用道路。这条公路从巴库沿里海海岸延伸，将南高加索地区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同时，政府派两个军团的力量驻守着第比利斯的东岸地区。19世纪上半叶，罗曼诺夫王朝征服该地区后，配备了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人事、通信和军事机关。
第比利斯不像哥里，这里多民族共存，格鲁吉亚人本身是少数民族，此外还有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波斯人和德国人。俄罗斯人居住在库拉河西岸地区的中心地带，亚美尼亚人和波斯商人与其比邻而居，格鲁吉亚人与他们隔河相望。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邀请，从斯图亚特来到这里的德国移民，住在第比利斯的北部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面对的文化冲突比在哥里更为强烈。市政府、总督官邸、总参谋部、东正教及其他教堂、帝国银行、公共图书馆和军事博物馆，都坐落在俄罗斯人居住的市中心。这个区域马路宽敞笔直，新建成的高楼鳞次栉比。德国人所居住的区域纤尘不染，社会秩序井然。作为这个城市的巨贾，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从事银器、地毯和香料贸易，他们生意兴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格鲁吉亚人主要从事副食鱼和鞋袜的买卖。城市的东南部是一些工厂和监狱，约瑟夫在阿杰利汉诺夫鞋厂工作时，就对这里很熟悉。除此之外，在迪杜比地区有一个大型的铁路车厂和维修工厂。第比利斯城内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到处是穿高筒靴的俄国士兵、戴绿色或白色头巾的鞑靼夫妇、以中欧风格精心打扮的德国人。这些居民在传统服饰贸易中所取得的辉煌，使高加索地区的南奥塞梯、卡巴尔达、车臣和印古什商人相形见绌。
格鲁吉亚人对城市事务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国家通常派俄罗斯人作为政府特派员，从事行政管理，领导武装部队。银行掌控在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手中，最大的商业企业为亚美尼亚人所拥有。181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将格鲁吉亚东正教堂并入俄罗斯东正教堂，它受到俄罗斯等级制度的主宰。作为格鲁吉亚东正教的一部分，约瑟夫所在的梯弗里斯东正教中学亦服从于沙皇俄国的宗教权威。
东正教中学有一座四层的大楼，大楼的门廊上耸立着越过三角墙饰的科林斯柱。这座大楼由从事食糖贸易的百万富翁祖巴利什维利（Zuhalishvili）建造，1873年被俄罗斯东正教堂购买并由教会使用。大楼正面建造得很简单，没有通向门廊的台阶。因此，建造门廊是为美观而非实用。皇室的尊严牢牢地烙在高加索地区各民族心中，东正教中学象征了罗曼诺夫王朝在此地区的宗教和世俗事务上的统治。大楼其他部分像一座营房：[3]初入大楼，映入眼帘是衣帽间和餐厅。一楼有一个被当成教堂使用的大厅，二楼和三楼是些教室，四楼是装饰简单的宿舍。一条开放式走廊将宿舍连在一起，学生的个人物品一览无余。因此，学生没有任何隐私。在个人物品中，道袍、教科书和圣经是每个人的必备品。学校训诫东正教中学的学生，要为上帝、沙皇和帝国效力。
朱加什维利到第比利斯时，格鲁吉亚的总主教是弗拉基米尔大主教，东正教中学的校长从1898年开始是俄罗斯人格尔摩根（Germogen），督学是格鲁吉亚人阿巴希泽（Abashidze）。俄罗斯的神父们并不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坚持政治信仰自由。相反，当他们成为格鲁吉亚的主教后，变本加厉，其反动程度比俄罗斯的行为规范有过之而不及。在后来的几年，他们甚至公开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事业。很多人都成了恶毒的反犹分子，传播反犹观念。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认为他们是初期的法西斯党徒。在格鲁吉亚行使职责时，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消灭格鲁吉亚民族自信的痕迹[4]，并将这种褊狭发挥到了极致。格鲁吉亚语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受到严格的限制，按要求，学生们只能说俄语、写俄语，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对此，对整个俄罗斯帝国的教会教育制度影响很深的大主教约安·沃斯托尔戈夫（Ioann Vostorgov）给出了他的理由。他认为，第比利斯民族太多，语言也有很多，把格鲁吉亚语置于特权地位是毫无意义的。[5]因此，一些不太礼貌的牧师将格鲁吉亚语称作“污秽的语言”。[6]
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纪律严格，仅允许学生们每天进城一个小时，同时，要求学生对校长和其他员工毕恭毕敬。从阿巴希泽督学的办公室到大厅的左侧都是纪律管理人员，哪怕是小小的过失也会被罚关禁闭。管理当局还从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中培养告密者，以消除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校方定期检查学生的橱柜，只有那些被官方认可的书籍才能带进学校。正教中学的伙食也很简单，多是豆类和面包，学生营养缺乏，只有那些在寓所居住的人才稍有缓解。同时，学生们早睡早起。这些新情况，给初来乍到的约瑟夫和伙伴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在哥里，他们放学后可以为所欲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这种无所顾忌的时光此时就此结束，因为正教中学严格禁止这种散漫行为。对约瑟夫而言，更糟糕的是他的年龄。他离开哥里时，已到了16岁，但一般情况下，教会中学招收的是13岁的孩子。约瑟夫比正常的一年级的学生大3岁，因此，他的适应性就没其他孩子那么强。
通常情况下，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们不加鉴别地引用他革命生涯中的对手所发表的有关他在正教中学学习生活的文章，因此，很容易低估这里的教学质量。在他的对手看来，斯大林不学无术，没上过几天学。作为一个革命者，斯大林本人厌恶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从沙俄的统治秩序中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做法，又徒增了他在人们心目中没文化的印象。事实上，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对自身定位颇高，只有那些非常聪明的孩子，才能进入这所学校。梯弗里斯有两所教会学校，一所招收格鲁吉亚人，一所招收亚美尼亚人。对那些没钱进入第一中学学习的少年而言，这两所学校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有些父母之所以让孩子进入这两所学校学习，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里所学的课程，能够帮助孩子进入世俗学校进行深造。
从斯大林后来的成长经历来看，正教中学的学习过程对他影响很大，他从中获益颇深。因为学生都是从格鲁吉亚当地的各所学校中招收来的优等生，老师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早已掌握了俄语和斯拉夫教会语言[7]，期望他们在这里能进一步学习更多的知识。起初，学生们主要学习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东正教的职业训练不占主导地位[8]。当然，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正教中学的教学有一定的政治导向性：世俗文学是从那些所谓的支持沙俄政府的作品中选择的，历史课程以D·I·伊洛瓦伊斯基（D. I. Ilovaiski）的教科书为蓝本，这部教科书首先对历代沙皇和他们的赫赫战功进行了赞扬。[9]历史课程的标准是要求学生掌握色诺芬（Xenophon）的《远征记》，到四年级时，学会柏拉图的《申辩篇》和《斐多篇》。[10]在教会学校中，这类课程的学习不及在世俗中学里学得全面，但教会学校以当时欧洲的标准进行教学使学生们受到了相当宽泛的教育。
约瑟夫在一年级时学得非常好，期末考试，除了一门功课外，其他都得了最高分。下面是他一年级时的学习成绩[11]：
圣经 5分
俄国文学 5分
世俗历史 5分
算术 5分
格鲁吉亚语 5分
拉丁语 —
希腊语 4分
斯拉夫语吟唱 5分
格鲁吉亚——伊美利田语吟唱 5分
可见，约瑟夫的希腊语相比其他科目要弱一些，这与他在哥里正教小学的学习经历不无关系。至于拉丁语可能由于他进中学晚，尚未开始这门语言的学习。
到后期，正教中学更加强调对基督教的信仰，为成为神父做准备。六年级时，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不再学习俄国世俗文学和历史，也不再学习算术和其他学科，每周只学一段时间的希腊语，空余时间学习宗教历史、礼拜仪式、讲道术、教义、比较神学、伦理神学、实际的神职工作、教授法。同时，还像以前一样学习《圣经》、教会唱诗。[12]这些课程，都使中学生们厌倦不已。因为在俄国文学课上，学校允许学生们学习的都是早于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edor Dostoevski）、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小说虽部部是经典，但均被学校列为禁书。与这些经典一起被列为禁书之列的，还有格鲁吉亚的诗歌和散文。甚至连13世纪诗人绍塔·鲁斯塔维利（Shota Rustaveli）的作品，都难逃此厄运。[13]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课程和繁文缛节强烈地挑战着学生们的耐性。对此，校长格尔摩根除了变本加厉地依赖监视和惩罚外，无计可施。在一年又一年的成长过程中，约瑟夫·朱加什维利逐渐开始同情那些反对规则的人，他的聪明才智和爱国热情使他拒绝接受现状，甘于忍耐。于是，他私底下与那些同病相怜的同学交换意见，竭尽全力破坏这个压迫人的制度。
梯弗里斯正教中学一直有反抗权威、反抗压迫的传统。在它初创的几年时间里，经常麻烦不断，反抗事件时有发生，让统治当局头疼不已。约瑟夫后来的发展，深深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在这些反抗事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1884年，一个名叫席尔瓦·吉布拉泽的学生因袭击校长而被流放。席尔瓦·吉布拉泽后来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886年，从哥里来的学生拉吉亚什维利（Largiashvili）比吉布拉泽有过之而不及，直接将校长刺死了。[14]1890年的大斋节期间，由于厌倦了日复一日地吃豆类，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学生在诺埃·佐尔丹尼亚（Noe Zhordania）和皮利普·马哈拉泽（Pilipe Makharadze）的领导下开始罢课。[15]他们宣称，如果学校不对伙食进行调整，他们就不去上课。当时，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还是哥里正教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后来，佐尔丹尼亚成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领导人，马哈拉泽成为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佐尔丹尼亚和马哈拉泽领导的这次罢课运动持续了一周，除了改善伙食以外，他们还要求用格鲁吉亚语教学，学习格鲁吉亚历史和文学。为了使学生们一直支持他们的反抗行动，二人还创办了一份手抄报。[16]1893年，学校又爆发了一次为改善伙食而进行的罢课行动。此次行动导致阿卡基·茨亨凯利（Akaki Chkhenkili）、弗拉基米尔·克茨霍维利（Vladimir Ketskhoveli）和谢韦里安·朱加利（Severian Dzhugheli）被开除。后来，他们都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离开正教中学后，米哈伊尔·茨哈卡亚（Mikha Tskhakaya）和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Isidore Ramishvili）也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中。[17]
俄罗斯东正教堂成了培养革命青年、组织革命团体的最好机构。正教中学学生的课程被牢牢限制，还要忍受学校对格鲁吉亚民族文化的蔑视和诋毁。同时，严苛的纪律也让学生们无所适从。而四旬期（Lententide）期间糟糕的伙食，更让他们忍无可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就这样不断地滋生着、发展着。学校的神父们并未为此而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排斥所有世俗的、民族的和现代的事物。学校的这些行为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使约瑟夫及同学们开始逐渐接触马克思的思想。
约瑟夫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上学期间，学校没有再发生罢课，但对各种繁文缛节的抵制依然存在，很快，约瑟夫也加入到了这种抵制活动中来。学生们的思想需要官方指定的课程之外的知识的滋养，但由于担心从附近的公共图书馆借禁书会被告发，他们就在城市周边寻找书籍。学生们找到了格鲁吉亚刊物《伊维利亚》和《卡沃利》的编辑部，以及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扎卡里亚·驰驰纳泽（Zakaria Chichinadze）的书店。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阅读和讨论被学校禁止的东西。《伊维利亚》杂志的主编是诗人、评论员伊利亚·恰夫恰瓦泽（Ilya Chavchavadze）。他呼吁格鲁吉亚文化自由，要求适度地进行社会和经济变革，除此之外，其他概不考虑。相比较而言，格奥尔基·采列捷利（Giorgi Tsereteli）任编辑的《卡沃利》更为激进。这份每周四出版的刊物吸引了大批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投稿。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既有农业社会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1898年1月，在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情况下，采列捷利将编辑工作交给了诺埃·佐尔丹尼亚。[18]在格鲁吉亚改革的必要性和格鲁吉亚人民战斗到底的必要性上，恰夫恰瓦泽、采列捷利和驰驰纳泽有很多分歧，但他们都明白，成功的关键在于，在运动中培养约瑟夫这类青年的革命意识和精神，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作为杂志的编辑和出版者，恰夫恰瓦泽、采列捷列和驰驰纳泽等人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和工作热忱。沙皇俄国的书报审查制度在各地区实施得松紧不一，比如，圣彼得堡抓得紧，而格鲁吉亚和芬兰松一些。正教中学校外没有像学校里那样，对思想进行严格地控制。虽然民族主义者们的作品会被公开挑出来受到特殊关注，学生们很难看到，但他们可以阅读有关社会、经济和历史主题的文章。而且，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沙俄政府认为，有些知识分子号召武装斗争、区域自治和脱离俄国，反而帮助他们看到罗曼诺夫王朝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因此，恰夫恰瓦泽没有给君主政体和社会秩序直接带来挑战。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虽然看起来总是对社会和经济状况怨声载道，但并未号召格鲁吉亚实行区域自治，减少对沙皇俄国的依赖，故没有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威胁。为此，第比利斯的首席新闻检察官格奥尔基·齐鲁利（Giorgi Zhiruli）曾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在工作中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能在圣彼得堡出版厚厚的杂志，以及断断续续地出现流亡者们办的报纸颇为满意。[19]这种环境，为进行一场公开辩论提供了可能。当保守派、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相互争辩的时候，就强化了对格鲁吉亚民族精神的论争。
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比大多数新生更加信心十足。他开始自己写诗，到达第比利斯后，就迅速地着手发表自己的作品。他的诗歌的主题包括自然、土地和爱国主义。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很欣赏他的才华，于1895年6月在《伊维利亚》杂志上发表了约瑟夫的第一首诗——《致明月》。格奥尔基·采列捷利的《卡沃利》杂志对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热情，丝毫不逊于恰夫恰瓦泽。1895—1896年间，为了逃避校长和督学的检查，约瑟夫以“伊·朱——什维利”（I. Dzh-shvili）及“索索洛”（Soselo）为笔名，在这本刊物上连发了6首诗。[20]
约瑟夫的《晨》是一首有着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动人诗作，后来在格鲁吉亚文学圈广为流传。
玫瑰花儿绽开了蓓蕾，
与蓝色紫罗兰相依偎，
铃兰被一阵轻风唤醒，
在青青草叶上方低垂。
碧蓝天穹有云雀歌唱，
高高飞翔于云朵之上，
树丛中夜莺歌声曼妙，
它对孩子们这样唱道：
哦，我的格鲁吉亚，祝你幸福！
祝愿我的故土处处安宁和睦！
愿你们——我的朋友们勤学成材，
为我们的祖国增光添彩！[21]
没有人认为这首诗在翻译为英语后具有更高的艺术感，但原诗用约瑟夫的母语——格鲁吉亚语写作，语言淳朴，被广为认可。这些关于自然和祖国的主题，深深吸引了读者。一直与第比利斯的革命者们保持联系的教育家雅科夫·戈格巴什维利[22]（Yakob Gogebashvili）给予这首诗很高的评价，并将它吸收进学校教科书——《母语》修订版中。[23]
为了不引起第比利斯新闻检察官的注意，约瑟夫并未锋芒毕露，但其诗歌中还是饱含了民族主义者的锐气。他的写作对象，如山峦、天空、雄鹰、祖国、诗歌、梦想和孤独的旅行者，都曾出现在欧亚大陆被压迫国家的作家笔下。最能揭示约瑟夫政治倾向的是一首没有标题的诗。在这首诗中，约瑟夫对拉斐尔·叶里斯塔维伯爵（Count Rapael Eristavi）不吝溢美之词，认为他是“讴歌农奴的歌唱家和诗人”。在约瑟夫看来，叶里斯塔维把自己视为格鲁吉亚乡村境遇糟糕的贫穷的劳动者的化身。约瑟夫曾写道：
人们没有理由不赞美你，
你将穿越时代的大门——
哦，到那时候，我的祖国终会崛起。[24]
叶里斯塔维出生于1824年，是一位人种学和民俗学学者，也是一位诗人。他一直关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这使他成为沙俄帝国统治现状的反对者。据约瑟夫在正教中学的同学说，从内容上看，约瑟夫这首纪念叶里斯塔娃的诗充满了革命性。[25]当然，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约瑟夫写作这首诗，目的就是要批评现状。
斯大林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不被大家接受的格鲁吉亚少年，其实，这只是他的主观臆想而已。事实是，他已被格鲁吉亚的文化精英们广为接受。不管家庭贫穷还是富裕，他和朋友们都想在异乡的土地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而且，他们深深感到，第比利斯给他们提供了实现抱负的希望。因此，约瑟夫一离开哥里，除了节假日之外，就很少回来。
斯大林后来说，由于没钱买书，他和伙伴们就溜进驰驰纳泽的书店，偷偷地将学校禁止阅读的作品抄写到笔记本上。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中学生通常会抄书抄到手酸疼。为了缓解疼痛，他们便轮番上阵。既然实现抱负的计划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就很难想象最不可能的情形出现。（我倒不是说这会阻碍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们从这个故事的表面进行解读。）驰驰纳泽反对在第比利斯进行统治的沙俄当局，因此，当这些学生来到书店时，当然会受到他的热烈欢迎。如果学生们抄书的事情的确发生，那一定是得到了他的明确允诺或委婉的默许。[26]。因为对于都市精英而言，传播思想远比获得利润重要得多。思想的传播是一场殊死的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几乎不能指望自由主义者，所以他有理由寄希望于正教中学的少年。对这些少年而言，驰驰纳泽的书店是个宝库，他们在其中孜孜不倦地吮吸知识的乳汁。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喜欢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The Year of Ninety-Three）。由于偷偷将这本书带进了正教中学，他受到了严厉惩罚。在1896年11月的一次检查中，格尔摩根校长发现了约瑟夫藏有雨果的《海上劳工》（Toilers of the Sea），于是，罚他长期关禁闭。[27]
据约瑟夫的朋友拉米什维利介绍，他们这群学生也得到了马克思、达尔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28]这个说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证实。1938年，斯大林声称，当时每个人付5个小铜板，就能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两个星期。[29]虽然这些学生很喜欢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和格奥尔基·采列捷利，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受到二者的束缚。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在沙俄帝国被合法地出版，没出版的也在暗地里传递着。第比利斯的东正教会竭尽全力保证学生们对于东正教的忠诚，但学生们思想积极，让他们无计可施，甘拜下风。因为东正教会与学生的真正较量不是发生在学校里，而是发生在学校之外。这场较量，实际上是不同政治倾向和文化倾向之间的较量。恰夫恰瓦泽作为一个保守的改革者，希望民族文化能够复兴。而采列捷利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期待国家进行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变革。但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都不得不与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倡导者们进行较量。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在格鲁吉亚蓬勃发展，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早就被它的理论深深吸引。
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学习接近尾声时，约瑟夫早已彻底与统治当局决裂了。从二年级开始，他沉醉于写作和发表文章，不再努力学习神学理论。[30]后来，尽管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和格奥尔基·采列捷利对他非常支持，但他还是从文学的世界中退了出来，放弃了成为格鲁吉亚文化精英的机会，不再想做诗人。相反，他加强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习。1895—1896年，他仿佛一颗流星，划过第比利斯文坛，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发行人和他亲密朋友外，没人对他曾经发表过诗歌还留有印象。（1912年，雅科夫·戈格巴什维利再版《晨》的时候，用的是他最初的笔名。）[31]朱加什维利找到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神父的职位提供的道路，也不同于诗人的道路。从此，约瑟夫开始摆脱母亲为他设计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他就像一位声音沙哑的斗士，从更深层次向这个社会呐喊。
他反对正教中学的管理体制。1898年9月28日，校方发现，一群学生在读禁书，而约瑟夫是这群学生的核心人物，他甚至将这件事情写在了笔记里。[32]这件事情违反了学校的纪律，使督学阿巴希泽勃然大怒。阿巴希泽向上级报告说：
在管理委员会委员们搜查五年级的学生时，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几次企图与委员们争论，对三番五次搜查学生表示不满，宣称这种搜查在别的学校从来没有过。朱加什维利对管理当局总是表现得无礼和莽撞，对他的老师A. A.穆拉霍夫斯基（A. A. Murakhovski）也不鞠躬，因为这位老师不断地向督学打小报告。
校方惩罚了朱加什维利，按照校长的命令，关了他5个小时的禁闭。
约瑟夫总是不断地找麻烦，而校长的反应加剧了这位青年的紧张感。因此，他放弃追求神父的工作，也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即便如此，约瑟夫几乎坚持学完了所有课程。当然，这也是有实际原因的。虽然他不愿意再做神父了，但一张正教中学的毕业证书，将使他有资格进入沙皇俄国某个大学继续深造。然而，约瑟夫既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获得任何一个组织的支持，只有白手起家，谋求生存。1899年5月，即将要参加毕业考试时约瑟夫从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消失了。他没有向校方解释自己的决定，在随后的几年，假装自己是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正教中学开除的。[33]但事实是，他主动离开了学校。显然，约瑟夫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早已失去了宗教信仰，开始发现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道路。当然，他也是冲动的。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因此，他主动离开了适于神父成长的环境。约瑟夫总是想让世界按照他的愿望来运转，如果他把后面的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话，那就太糟糕了。因此，他自己做出了离开学校的决定。
约瑟夫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痛恨沙俄当局的统治。19世纪末，在第比利斯，他响应知识分子们的号召，把格鲁吉亚的公共生活搞得生气勃勃。约瑟夫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超凡能力的人，并通过发表诗歌来展现他的雄才大略。
通过这一系列事情，约瑟夫已经表现出了他后来的性格特征。他日复一日地努力学习，不断地提升个人能力。当他认为某项工作是有用的，就会爆发出超强的工作能力。虽然受过基督教仪式和效忠沙皇的教育，但更有用、更广泛的教育还在于此。重要的是，此后他能写会算，会写诗。在空闲时间，他开始以更广阔的视野了解社会，并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俄国和欧洲的经典小说。他思维敏捷，分析问题透彻，显然有能力进入大学深造。然而，约瑟夫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抛弃了成为神父的工作后，他没有职业，家里也没有让他改变职业的资源和期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开始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解决在沙皇俄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约瑟夫也要动脑子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和谁一起做？对于这些问题，年轻的朱加什维利在走出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后想得越来越清晰，但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 * *
[1] 人至暮年，斯大林向科特·恰尔克维阿尼（Kote. Charkviani）讲述了其早年在第比利斯的生活。西蒙·塞巴格·蒙特弗洛尔（Sebag Monterfione）爽快地与我分享了恰尔克维阿尼的回忆录，我是通过引用回忆录第2页中的注释推导出这点来的。Stalin: vospominaniyakh sovremennikov i dokumentov epokhi, p. 18.
[2] Istoricheskie mesta Tbilisi. Putevoditel' po mestam, svyazannym s zhizn' yu i deyatel' nost' yu I. V. Stalina, pp. 30 - 31.
[3] 有关19世纪的欧洲文学，彼得·斯特里克兰德（Peter Strickland）向我提供了建议，因此，向他致以我的谢意。
[4] M. Agursky, 'Stalin's Ecclesiastical Background', pp. 3 - 4.
[5] M. Agursky, 'Stalin's Ecclesiastical Background', p. 6.
[6] 在原始的俄语中，它是sobachii yazyk，翻译成英语即“狗的语言”。然而，无论是哪种语言，对格鲁吉亚人而言都是令人感到不快的。
[7] T. Darlington, Education in Russia, p. 286.
[8] T. Darlington, Education in Russia, p. 287.
[9]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 8.
[10] T. Darlington, Education in Russia, p. 288.
[11] RGASPI, f. 558, op. 4, d. 17, p. 1.
[12] T. Darlington, Education in Russia, p. 286.
[13]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p. 16 - 17.
[14]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113.
[15]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 11.
[16]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 12.
[17] G. Uratadze, Vospominaniya gruzinskogo sotsial-demokrata, pp. 58 - 59.
[18]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p. 25 and 27.早些时候，佐尔丹尼亚就拒绝了伊利亚·恰夫恰瓦泽请其编辑《伊利维亚》的邀请，因为他要完全投入到政治自治运动中去。
[19]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p. 29 - 30.
[20] Istoricheskie mesta Tbilisi, p. 25.
[21] Iveria, no. 23（1895）。
[22] N. Zhordaniya, Moya zhizn', p. 31.
[23] deda ena（ed. Y. Gogebashvili: 1912 edition）。
[24] I. Stalin, Stikhi, p. 3.几个斯大林的传记作者都错误地断定，接受题词的这个人是1832年被流放到波兰的诗人格奥尔基·叶里斯塔娃（Giorgi Eristava）。
[25] 斯大林在正教中学的同学回忆，米克罗什·昆所引用的档案表明，叶里斯塔维的诗在内容上是“革命”的。参见Stalin: An Unknown Portrait, p. 77。
[26] 就这个故事而言，貌似更加合理的说法是：正教中学的学生们通过付费以正常方式借得这些书，然后轮流抄写。参见M.恰乌列利（M. Chiaureli）与斯大林谈话的回忆录，A. Fadeer（ed.）， Vstrechis tovarishchem Stalinym, pp. 156 - 157。
[27] Stalin: v vospominaniyakh sovremennikov i dokumentov epokhi, p. 24.
[28]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20.
[29] 'I. V. Stalin ο "Kratkom kurse po istorii VKP（b）". Stenogramma vystupleniya no soveshchanii propagandistov Moskvy i Leningrada', Istoricheskii arkhiv, no. 5 （1994）， p. 12.
[30] RGASPI, f. 558, op. 4, dd. 48 and 665.
[31] Y. Gogebashvili, deda ena （1912）。 The State House—Museum of I. V. Stalin in Gori also hods the 1916 edition in Hall I.
[32] 1898 - 1899年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生记录。RGASPI, f. 558, op. 4, d. 53, p. 1.
[33] Istoricheskie mesta Tbilisi, p.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