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学校的约瑟夫抓住机会，孜孜不倦地学习，受益匪浅。由于在家里不讲俄语，他先在预备班学习了两年。他对功课领悟快，俄语已经学得很好，于是跳到了初级班。1890年9月，约瑟夫开始完整的课程学习。[1]贝萨·朱加什维利从没有想让儿子成为一个学者，因此，约瑟夫在哥里正教小学学习的初期[2]，夫妻二人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并以愤怒的贝萨胜利而告终。此后，他把约瑟夫带到第比利斯，和他一起在阿杰利汉诺夫鞋厂工作。约瑟夫想成为一个学徒，就放弃了可可让他成为神父的计划。[3]贝萨成天喝得酩酊大醉，做鞋匠也很失败。他坚持认为，对他而言足够好的职业同样适合于他的后代。
与其竞争对手不同，阿杰利汉诺夫鞋厂有自己的医疗设施。因此，权威人士将其列为全格鲁吉亚对工人最好的厂子。但是，这里工资低，工作环境对孩子们而言尤其艰苦，所以很多人认为自1875年起就开办工厂的埃米尔·阿杰利汉诺夫是一个严酷的剥削者。因此，这些权威人士对其所雇用的许多青年人感到担心，担心恶劣的工作环境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和教育。[4]阿杰利汉诺夫不是个慈善家，当19世纪末的贸易条件对他造成威胁时，他立即削减工人们的工资，其后果便是引发一次残酷的罢工斗争。[5]但是，阿杰利汉诺夫削减成本，招聘未成年人，对于贝萨有绝对的吸引力。首先，无论这笔额外的收入有多么少，都是有用处的。而且，约瑟夫可以花自己所挣的钱了。他们住在库拉河左岸的阿乌拉巴里（Avlabari）地区，每天要路过梅特基监狱（Metekhi Prison），越过一座桥，走进奥塔查拉区（Ortachaala）蜿蜒曲折的俄罗斯街道，阿杰利汉诺夫鞋厂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因此，约瑟夫也会看到第比利斯城中心众多的宫殿、教堂和大商店。可见，约瑟夫第一次接触资本主义时是不成熟的、艰苦的，且让人气馁的。
但是，约瑟夫能够说出第比利斯与哥里市有怎样的不同。在阿杰利汉诺夫工厂周围，多种文化混合在一起，除了有竞争对手曼塔舍夫鞋厂（Mantashev Shoe Factory）外，还有第比利斯的犹太人的教堂、几个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和六个格鲁吉亚人的教堂。附近还有俄国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洗硫黄浴的地方。包括汩汩流淌的库拉河在内的整个地区，都是医用价值很高的温泉。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在工厂期间，接触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比他在哥里读小学时所想象的还要大。
如果贝萨的教育方式继续占据上风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斯大林，如此推测的话，后来的世界历史也会与今天大相径庭。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想登上俄国共产党的权力顶峰至关重要的是要有流利且说服力很强的文笔。尽管约瑟夫怨恨那些教过他的神父，但他们毕竟教过他，因此，他欠了他们一笔永久的账。他也要感谢母亲，因为她拒绝接受失败。出于对儿子的爱，她跑到哥里的神父们那里，请求他们的帮助，逼迫贝萨将约瑟夫从工厂中放出来。贝萨的心变软了，几个月后，约瑟夫又坐在了正教小学的课桌前。由于在工厂的时间不长，且他的工作主要是为大人们运送东西，约瑟夫也未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鞋匠，这倒不足为奇。但是，他亲眼见证了当时的生产工作，这也是他直接了解工业生产的唯一一次机会，后来，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公开提到过这段经历。随后几年中，他要写关于“工人阶级”和“工厂体系”的文章，大部分材料都源于其与工人的谈话，但他从来没有成为这类工人。
贝萨·朱加什维利逐渐从可可和约瑟夫的生活中消失了。就算他曾经回过哥里，人们也不知道他回来过几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没有再在那里长时间地生活过。他频繁地变换工作，依然嗜酒如命。曾有传言说，约瑟夫杀害了贝萨。但是，我们找不到一点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事实可能更加平淡无奇。贝萨在工厂工作，在酒馆喝酒，最后使自己的生活完全失控，搞得一团糟，但他要独立地来面对这些。据记载，他在世纪交替之前去世。但也有人认为他可能于1909年在孤独和贫困中死于肝硬化。[6]
贝萨不在的时候，约瑟夫专门回去照顾他的母亲。他究竟是怎样处理父母破碎的婚姻的，他的父亲又是如何离开的，现在还不清楚，但并非一点线索也没有。约瑟夫在1895年至1896年间发表诗歌时，“贝萨什维利”（Besoshvili）是其笔名之一。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在斯大林早期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及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将独立的工匠置于巨大的商业压力之下，并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作坊，成为工厂的雇佣工人。约瑟夫和他父亲的野心完全不同。没有人喜欢挨打，约瑟夫也不例外。当父亲贝萨的坏脾气发作时，他也会反抗。约瑟夫是一个深沉又极为敏感的孩子，当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来思考时，他发现贝萨竟是历史的牺牲品。[7]如果约瑟夫的脑子里没有保留对父亲的喜爱和理解，这些当然是不会发生的。这看起来有些荒谬。斯大林是贝萨的牺牲品，但他打心眼里仍喜欢那个虐待他的人。这是一种异常的反应，可能是因为贝萨已经在他的生活中被淡忘了，反而使他关于父亲的记忆有所净化。
从哥里回来后，约瑟夫重新开始了他在教堂、学校和街上的生活。有一天，约瑟夫站在教堂外面时，被一架马车给撞倒了。这架露天的马车，有两三个座位、原始的悬挂铁环和简单的几个轴，是最便宜的四轮马车。马车狂奔着冲向教堂墙外的人群，幼小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及时地闪开了，一场致命的事故才没有发生。[8]
即使如此，约瑟夫的左胳膊和双腿还是受伤严重，但他很快康复了[9]，并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此次事故却给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其左臂有些肌肉萎缩，且缺乏灵活性。为此，他还在1916—1917年间免除了服兵役。一匹难驾驭的野马，撞上了这位哥里的少年，阴差阳错，却将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杀死的潜在危险中解救了出来。这场事故使他变得有些难看，并明显使他对自己的外表感到尴尬。同时，还给他增加了另外一种心理压力：减弱了他在与男孩子们进行力量比赛时的勇气，但他决心要证明自己。同学约瑟夫·伊里麦什维利（Joseph Iremashvili）回忆了小朱加什维利是如何使用肮脏的方法赢得拳击比赛的。[10]除了领先的地位之外，没有什么使约瑟夫感到满足。他不能忍受朋友大卫·马恰瓦里亚尼（David Machavariani）领导街上的小团伙，为此，他有时离开这个团伙，加入到另一个团伙中，而不是接受马恰瓦里亚尼的命令。正是这种行为，给他落下了“坏蛋”的名声。
当这种坏名声使他没有帮派可以加入的时候，约瑟夫才接受了大卫·马恰瓦里亚尼的领导。像其他人一样，为了加入这个团伙，他也必须通过入会考察。准会员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要进行长跑、偷东西，并忍受皮条抽打。在这个团伙中，还有彼得·卡帕纳泽（Peter Kapanadze）、约瑟夫·达维利什维。[11]年轻的朱加什维利从没有忘记过那些日子，直到老了之后，他还与彼得保持联系。在这些朋友的记忆中，约瑟夫相当笨拙，从来没有学会格鲁吉亚的传统舞蹈，也不会跳列金卡舞。在哥里，男孩子们有列金卡舞的比赛，如果其他人跳得比他好的话，约瑟夫会离开对手并排挤他。
约瑟夫的母亲开始在达维利什维家做裁缝，因此，他常见到约瑟夫·达维利什维。有时，他们爬到小城的要塞上，观察住在墙里的小鸟，但他们之间常发生矛盾。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喜欢去偷朋友的食物，当被发现出现争执后，达维利什维的父亲就会出来，给他们另一盘食物。朱加什维利告诉朋友，他们本应当有两份数量相同的食物，这是在为他的不检点行为开脱[12]。约瑟夫热衷于证明自己有多么坚韧，为此，他常去挑战那些更强壮的男孩子。有一次，他与另外一派的一个小伙子打架，被毒打了一顿。母亲把他带回家，并向警察局长达维利什维抱怨不已，但局长回答道：“当一个陶壶和一个铁壶碰撞时，是这个陶壶被碰碎，而不是铁壶。”[13]
约瑟夫的品行不端，不仅仅表现在与其他孩子打架这一点上。这个在学校里聪明的学生，却是一个顽皮的家伙，喜欢搞恶作剧。恶作剧的受害者之一是智力上有缺陷的玛格达琳娜（Magdalena）。和他一起搞恶作剧的是约瑟夫·达维利什维。玛格达琳娜有一只波斯猫，为了逗弄她，这两个家伙在波斯猫的尾巴上拴上了一口锅。他们还趁她在教堂的时候，偷偷溜进了她的厨房，偷了个大蛋糕。[14]这件事情最后得到了解决，没有过度地大惊小怪。但是，在这件事中算不上无辜的达维利什维得出结论说，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从一开始就是个古怪且下流的家伙。传记家约瑟夫·伊里麦什维利也有同样的看法。可见，达维什维利和伊里麦什维利都将责任归于他们的朋友。他们断言，虽然朱加什维利从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成为当地帮派的领导者，但他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小朱加什维利很难相处，又野心勃勃，且情绪变化无常，但他也受到过挫折，他从来没能取代大卫·马恰瓦里亚尼的地位，这种状况显然是他不能接受的，约瑟夫对此十分愤恨。他天资聪颖，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于是他不情愿地去等待时机，等待得到其他人对他的尊重。
约瑟夫性格的形成有更广泛的背景。他在格鲁吉亚的山区长大，这里有崇尚暴力文化的传统。可见，斯大林崇尚暴力、阴谋和报复的倾向源于当地的文化。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疑问：在帝国晚期大多数进入教育机构学习的格鲁吉亚人更倾向于适应不那么传统的世界观，如果山区文化真对他产生了影响的话，那么约瑟夫就是个特例。其实，并不是所有格鲁吉亚人都有复仇情结。对受伤者进行赔偿并不一定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作恶者与受害者，或者与他们的亲属之间达成协议，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办法。约瑟夫的报仇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喜欢击垮对手，而不是简单的打击。当他长大后，由于这种性格，他的名声很不好。在格鲁吉亚的文化中，荣誉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对家庭、朋友、当事人的忠诚。恰恰相反，约瑟夫认为他不需要永远为谁负责。后来，他处死了自己的姻亲、老领导人和曾经资助过他的共产党员。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优秀的格鲁吉亚人。他对自己小时候所爱戴的诗人的尊重从未停止。掌权后，他以高加索的礼仪、用丰盛的晚宴招待各团体。他喜欢聚会玩乐，喜欢把孩子放在膝上逗他们玩儿。但他没有传统的荣誉感。斯大林对传统的保留与摒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等的，继承了许多，也抛弃了很多。如果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是个优秀的格鲁吉亚人的话，20世纪的历史将会少了很多血腥。
除了文化之外，格鲁吉亚文学也对斯大林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喜爱民族的古典文学，尤其是13世纪的叙事诗人、被誉为格鲁吉亚的但丁的绍塔·鲁斯塔维利（ShotaRustaveli）。[15]他还喜爱亚历山大·卡兹别吉（Alexander Qazbegi）的小说《弑父》。1883年，该书出版后，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斯大林也非常喜爱它。书中的主人公叫柯巴（Koba）。它讲述了19世纪40年代沙米尔（Shamil）领导人抵抗俄罗斯帝国军队的故事。柯巴是一个强盗，也是一个无所畏惧、反对权威的山区农民。像柯巴这样的一类人诡计多端，以暴力为生，但他们从不掠夺平民。他们对荣誉的定义允许并鼓励自己冷酷无情。他们惩罚背信弃义的行为，从不期望轻松的生活，也不期望上帝能把他们从厄运中解救出来。《弑父》这篇小说告诉我们，朋友和熟人的背叛是唯一可以预料的东西。与柯巴一样的人认为复仇是甜蜜的，毫不犹豫地杀死那些无理地对待他们的人让他们感到满足。柯巴宣称：“我要让他们的母亲流泪！”
在现实中，柯巴这类人带给社会的危害，已然超出卡兹别吉的想象。作为一个居住在城市的格鲁吉亚的讲述者，他不遗余力地告诉大家，高加索地区的旧传统含有一定的贵族意味。俄国作家普希金（Pushkin）、莱蒙托夫（Lermontov）和托尔斯泰（Tolstoi）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高加索地区的强盗，但直到托尔斯泰1912年写就的《哈吉·穆拉特》（Hadji Murat），还很少对这些山区的反叛者给出令人信服的本质性的描述。卡兹别吉并非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文学人物，但他很快受到格鲁吉亚读者们的热捧，影响力很大。他在讲述沙米尔的反叛时忽略了这一运动中的伊斯兰根源。他为格鲁吉亚人提供了一种国家价值观。卡兹别克为读者勾勒出崇尚暴力与山区传统：暴力、复仇、个人荣誉以及蔑视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不切实际的观点比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乔治·戈登·拜伦（Lord Byron）和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观点更极端。卡兹别吉向人们揭示了暴力文化是格鲁吉亚的城市和城镇中的主导价值观，而不是基督教、商业、教育、法律和秩序。
哥里坐落在山谷中，这里的居民并非以偷窃、拐骗和谋杀为生的野蛮山地人。但在约瑟夫一个朋友的回忆中却提到了卡兹别吉的作品对约瑟夫的影响有多深：
柯巴是索索的理想和他梦中的形象，并成为他的上帝，成为其生活的意义之所在。他想成为第二个柯巴，成为像他一样的战斗者和英雄，取得胜利和辉煌。从此之后，他称自己为柯巴，绝对不想让我们喊他其他的名字。[16]
我们可以对文学作品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卡兹别吉的作品是直率的。斯大林热衷于复仇、崇尚个人荣誉的性格特征，充分证明卡兹别吉书中所表达的信息被成功地传递给了斯大林。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件事需强调一下，那就是约瑟夫童年时所经历的一件可怕事情。约瑟夫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两个匪徒被吊在哥里市中心的绞刑架上。[17]这件事情在这个孩子的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多年之后，当有关约瑟夫个人传记的细节被公开后，他才允许回忆这次可怕的绞刑。传记作家们经常援引这个例子，来证明约瑟夫的心理特点。毋庸否认，约瑟夫的性格总的来说是怪异的。
哥里是一个小城市，绞刑在这里非常少见。因此，发生在19世纪后25年中的这次绞刑无疑成为当地的著名事件。约瑟夫并不是唯一目睹了那次绞刑的人。那次绞刑处死了两个为保护他们的牛而开枪打了警察的人。在哥里这个小地方，虽然人们对警察抱有恶感，也支持人们对警察的反抗活动，但还从没发生过针对警察的枪击事件。在当时，不论帝国法律如何，平民都有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所以，当这两个为保护自己财产而攻击警察的人被处以死刑时，当地人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18]
警察局长达维利什维利预见到了这次绞刑有可能引起的麻烦，便禁止他的儿子出去玩，更别说看绞刑了。于是约瑟夫就和另外的两个朋友去了行刑现场。这些孩子究竟看到了什么？行刑当天，当局甚至安排了鼓手，整个仪式就是在鼓声的喧嚣中进行的。判决是用俄语宣布的。这对于平息众怒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当刽子手在士兵的保护下开始行刑时，围观人群的愤怒爆发了，他们向刽子手和士兵中投掷石头。骚乱一触即发。在警察担心场面即将失控时，两个犯人被绞死了。绞刑是一种很痛苦的刑罚，被执行的人并不能很快死去。这两个犯人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才停止了呼吸。[19]哥里的民众认为这两个人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事实上，他们是为保护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死，也是为维护哥里当地的荣誉而死，因此，这两个人被民众视为“英雄”。警察局长的儿子小达维利什维利甚至将他们称为“神圣的殉道者”。[20]目睹了这场绞刑的约瑟夫和小伙伴，对当时的社会氛围有了最初的印象。
面对敌人时，约瑟夫崇尚暴力解决，这里并不是要否认这一点。在当时，帝国往往采取残酷刑罚来惩罚抵抗者，对此哥里的居民感到非常愤怒，但又无能为力。关于那次经历对约瑟夫产生的影响，他和朋友都没有做太多的陈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约瑟夫从中看到：国家权力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如果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就需要动用武力来对抗现有政权。通过这件事，约瑟夫或许意识到严厉的刑罚有助于维持政权的稳定。当然，年轻的约瑟夫关于暴力维持政权的想法没有受到任何阻挡地在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1894年夏季学期结束时，约瑟夫完成了他在哥里正教小学的学业，经学校董事会推荐，进入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习，并开始从事文书工作。[21]他没有将在街上打架斗殴的行为带到正教中学的教室里，相反，他是个模范学生，对功课领悟快，并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这让他感到很开心。约瑟夫很快学会了俄语，虽然他的口音仍保留着浓重的格鲁吉亚语的味道。他学习算数、文学，并开始理解《圣经》中的思想。他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在哥里读书时，他的作业常被当作好的范例。他定期去教堂。约瑟夫有一副好嗓子。东正教堂的礼拜仪式很重视合唱圣歌，所以对于一个有抱负的神父而言，好嗓子是一个有利条件。那里的神父很少布道，在宗教仪式之外的职责很少。约瑟夫恪尽职守，恭恭敬敬。在哥里时，人们就因为他的“非常虔诚”记住了他。约瑟夫的同学告诉我们，约瑟夫按时参加所有的宗教仪式，并领导教堂的合唱团。他说：“我记得他不光履行宗教仪式，还总是提醒我们这些宗教仪式的重要性。”[22]
约瑟夫曾有段时间离开学校进工厂工作，这损害了他的健康，但返回学校他还是能赶得上其他学生，这给校董事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成绩单上，除了算数之外，他每门功课的分数都是最高的。（算术不是其永远的缺点。实际上，在后来的生活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有效地检查下属交上来的统计表格。）[23]校董事会主席给约瑟夫的评定是“优秀”。其他学科，他也得了高分，比如《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东正教教义问答、礼拜仪式、俄语和斯拉夫教会语言、格鲁吉亚语、地理、书法、俄国和格鲁吉亚教堂音乐。古希腊语他得了四分而没有拿到五分[24]，但这点瑕疵算不了什么。约瑟夫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哥里正教学校的学习，格鲁吉亚神父的世界就在他的脚下。但这个孩子的性格很复杂，这使很多熟悉他的人感到不舒服。他才华横溢希望自己被当作一个坚毅的小伙子而受到尊重。约瑟夫爱他的母亲，母亲对他未来的构想，约瑟夫也一并接受。但约瑟夫聪明过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神父们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当他的朋友们写回忆录时，所回忆的东西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他们可能虚构或者夸大了每件事情，但或许他们又是对的。很明显，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斯大林。
* * *
[1] 这点在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A. Ostrovskii）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参见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 97。
[2] 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p. 100 - 101.
[3] V. Kaminskii and I. Vereshchagin, Detstvo i yunost' vozhdya, pp. 28 and 43 - 44; 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p. 100-101.
[4] F. Ye. Makharadze and G. V. Khachapuridze, Ocherki po istorii rabochego i krest' yanskogo dvizheniya Gruzii, pp. 143 - 144.该书的这部分是由马哈拉泽单独写的。
[5] F. Ye. Makharadze and G. V. Khachapuridze, Ocherki po istorii rabochego i krest' yanskogo dvizheniya Gruzii, p. 144.
[6] RGASPI, f. 71, op. 10, d. 275. See M Kun, Stalin: An Unkown Portait, p. 18.
[7] 这里含蓄地描述了贝萨在物质方面的窘迫。参见Sochineniya, vol. 1, p. 318。
[8] 也有资料认为约瑟夫是在滑雪、摔跤事故中受伤。参见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 95。但是，这次马车事故是迄今为止可信度最高的。
[9] 奥斯特洛夫斯基以为，这个事故可能发生在斯大林上学前。
[10]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5.
[11]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p. 71 and 73.
[12]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39.
[13]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82.
[14]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p. 43 - 44.
[15] 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39, p. 61.
[16] J. Iremaschw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Georgiens, p. 18.
[17] V. Kaminskii and I. Vereshchagin, Detsvo i yunost' vozhdya, p. 48.
[18]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59.
[19]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59.
[20]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59.
[21] RGASPI, fond 558, op. 4, d. 61, p. 1.
[22] A. Chelidze, '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arishcha Stalina', p. 19.
[23] 我并不是说斯大林对数据的管理是恰当的，相反，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曾蓄意操纵官方的粮食生产数字。
[24] RGASPI, fond 558, op. 4, d. 61,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