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斯大林的第一本官方传记于1938年面世,这部传记用简单的五句话描述了他的早期生活: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hashvili),于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梯弗里斯省(Tiflis)哥里市。父亲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Vissarion Ivanovich),格鲁吉亚籍,与其先辈一样,是第比利斯省迪迪——利洛村(Didi-Lilo)的农奴,并做制鞋生意,后来成为阿杰利汉诺夫鞋厂(Adelkhanov Shoe Factory)的工人。其母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Yekaterina Georgievna),加姆巴列乌利村(Gambareuli)的农奴格拉泽(Geladze)的女儿。1888年秋天,斯大林进入哥里正教小学读书,并于1894年毕业。此后,进入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习。[1]
苏联媒体以这部传记出版时的斯大林为代表进行了大肆宣扬,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斯大林掌权时期的共产党人,限制人们探究他们的个人生活。在他们看来,政治高于一切。但斯大林具有一丝不苟的态度,即使以党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态度都达到了极致。他将传记作家请到克里姆林宫,一起讨论这部传记的草稿。[2]有证据证明,正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作者们才只用了两段话就概括了斯大林的早年生活。作为统治俄罗斯人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暴露他的民族血统问题。当然,童年时期让他感到窘迫,还有其他原因。作为一个从不幸家庭中走出来的男人,他不想让世人知道这样的家庭带给他的伤害,斯大林也从不以他的父亲为荣。作为一个革命和好斗的无神论者,他从来都不把封建朝廷和东正教对他个人发展的影响放在眼里。对其早年生活描述的省略,其实是为了更长远的目标服务。也就是说,他将自己的经历秘而不宣,是为了保持他在民众心中的神秘形象,从而提升人们对这位统治者的尊重。通过研读俄国历史,斯大林总结出,人们对那些统治最有力的沙皇的私人生活和个人喜好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因此,他渴望通过限制其传记作者的写作范围,来提升他在苏维埃国家民众中的威望。
对他来说,伪造和篡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大家会发现,这部官方传记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谎言,因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不是在1879年12月21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在1878年12月6日。这个事实已经在哥里的地方记录中得到了确认[3]。斯大林为何要更改出生日期,原因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一个错误,因为斯大林对这类细节总是小心翼翼。因此,我们仅能在此适时地进行推测。显然,自从离开第比利斯政教中学后,他就隐瞒自己的生日,至于原因,或许是为了逃避兵役。那些年中,很多格鲁吉亚人都出于这个目的篡改自己的档案,也或许仅仅是为了参加革命运动时迷惑警察。[4]
在这段简短的早期生活介绍中,有些事情,斯大林是老实相告的。他的父亲贝萨利昂(Besarion)(在俄语中译为“维萨里昂”)的确是个鞋匠,娶了克捷万(Ketevan)(在俄语中译为“叶卡捷琳娜”)为妻,婚后住在哥里,受俄国沙皇的统治。帝国军队完全征服高加索地区发生在1859年。这一年,他们逮捕了达吉斯坦(Dagestan)的伊斯兰反叛者沙米尔(Shamil)。直到19世纪下半期,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并没有丧失其自治地位。其实,正是格鲁吉亚东部统治者伊拉克利二世(Irakli Ⅱ)在1783年要求俄罗斯成为其保护国。接下来,便是领土合并,格鲁吉亚领土被并到俄罗斯领土中。沙皇渐渐废除了协议,同意免除在其他帝国实行这种统治模式。俄国在那里建立了要塞,进行驻防,并于1811年废除了格鲁吉亚东正教的独立地位。在格鲁吉亚的土地上,俄罗斯农民拥有土地,格鲁吉亚语的教学仅仅局限于小学和中学,该国的出版业也受到限制。总之,格鲁吉亚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被俄国统治者剥夺殆尽,其统帅被发配到北高加索地区。
位于格鲁吉亚中部的小城哥里,坐落在奔腾的库拉河畔(River Mtkvari),四面群山环绕。站在最高的山峰上往北看,会发现一座中世纪的大城堡——哥里城堡。这座城堡的墙是雉堞状的,沿着山坡伸展开来,像一个巨大的章鱼。19世纪时,它几乎与哥里一样大。哥里峡谷宽阔,附近的山上树木郁郁葱葱,有榛树、胡桃、冷杉树、栗树。在晴朗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远处的高加索山清晰可见。约瑟夫小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刚超过两万。哥里的教堂大多数都属于格鲁吉亚东正教会。这里居住着很多亚美尼亚人,不少俄罗斯人、犹太人也在此居住。此外,这里还是杜科波尔派(Dukhobor)的宗教殖民地。[5]在这里,只有男孩才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正教学校完成的。哥里距离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50多英里,如果步行的话,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哥里的大多数职业都与那些带着一袋袋的葡萄、土豆、西红柿、坚果、石榴、小麦及赶着牛、猪、羊进城的农民的贸易有关。对农民而言,几个世纪以来,贫穷早已习以为常,但很多贵族也在19世纪晚期沦落,日子变得非常困难。
哥里没有大企业,其主导产业是手工业和贸易。在风调雨顺的年月,这里的洋葱、大蒜、黄瓜、甜辣椒、卷心菜、萝卜、土豆、茄子长势良好,由阿特尼(Atenuri)生产的葡萄酿出来的阿特尼葡萄酒味道醇美,深受人们喜爱,生长在小山坡的农场里的牛羊以肉肥味美而闻名。哥里的皮革和羊毛贸易发达,工匠们做出精美的鞋子、外套和地毯。同时,这里遍地都是商店和货摊,店主多是裁缝、鞋匠和木工,从事专业工作的主要是牧师和教师,警察则来维持秩序。哥里也有几所酒肆,供人们在酒瓶中寻求慰藉。自19世纪晚期俄罗斯人应不同统治者的要求进入格鲁吉亚后,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但哥里也是在不断发展:1871年,这里有了坐落在库拉河下游的火车站,火车带着人们在两三个小时内到达第比利斯。因此,商业和工业渗入这个地区,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像朱加什维利一样的格鲁吉亚人衣着朴素,妇女穿着长长的黑色裙子,到教堂后,就戴上黑头巾。牧师们身着黑色的教士服,其他男人衣服的颜色也很单一,他们早就习惯了黑色的夹克、衬衫和裤子。他们期望成为整个家庭的主导,妻子能言听计从。就约瑟夫家而言,由于糟糕的脾气和家庭暴力,其父贝萨里昂的名声很不好。妇女们承担了包括烹饪在内的所有家庭琐事。烹饪是旧时的格鲁吉亚人所津津乐道的事情,他们将地中海东部地区和高加索地区的风味完美地结合起来。著名的菜肴有石榴汁鲟鱼、香辣羊肉串、茄子核桃糕,简单的色拉也非常美味。库塔伊西(Kutaisi)的西红柿、洋葱、香菜和核桃的组合本身就是一顿美餐。但贫穷家庭很难有机会饱饱地美食一顿,即使他们与农村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像朱加什维利家这样的家庭,主要还是依靠豆子和面包来维持生活。总之,哥里市大多数居民的生活非常拮据,且丝毫看不到好转的希望。
1874年5月17日,贝萨里昂娶了19岁的克捷万·格拉泽为妻,家人和熟人都称她可可(Keke)。在克捷万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和母亲在加姆巴列乌利村相依为命。[6]婚后,克捷万很快就怀孕了。其实,在约瑟夫之前,她曾生过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米哈伊尔(Mikhail),1岁时夭折了。二儿子叫格奥尔吉(Georgi),也在很小的时候便夭折了,只有斯大林活了下来。1878年12月17日,他被带到教堂,由大司祭哈克诺夫(Khakhanov)和传道师科文尼卡泽(Kvinikadze)为他施洗礼。[7]
人们都知道,约瑟夫也叫小索索。除此之外,人们对他幼年时期的生活一无所知。据推测,约瑟夫的父母在饱受失子的苦痛之后,对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定给予了特殊的关爱。溺爱新生婴儿也可能是格鲁吉亚人的传统。事实上,对于孩子的培养,格鲁吉亚人更像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而不像北欧各民族。但贝萨里昂·朱加什维利是个例外,因为他从未对他的孩子表现出仁慈与善意。可可想弥补这一点。虽然她对约瑟夫严格要求,但总想让他感受到与众不同,并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让他穿得好一些。对此,贝萨里昂非常气愤。可可下定决心要把约瑟夫培养得有教养,并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但贝萨里昂只想让儿子和自己一样,做一名鞋匠。其实,从刚结婚开始,朱加什维利夫妇的关系就不融洽。约瑟夫的到来不但没有缓解这种状况,反而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贝萨里昂脾气暴躁,常常大发雷霆,并对妻子拳脚相加。他的商业梦想没能实现,因为鞋铺没有随时代的发展生产欧洲风格的产品,还只是停留在生产传统的格鲁吉亚鞋子上,而当时欧洲风格的鞋子正日渐成为时尚的主流。[8]不管他如何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尊严的丧失,使贝萨里昂变得更加易怒。他开始酗酒,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Yakob Egnatashvili)的酒馆里,而不是去承担他该承担的家庭责任。[9]
根据大多数资料记载,可可是一位虔诚的女性。她参加教会活动,咨询牧师,热切地希望她的儿子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也有一些关于她的其他方面的传闻。从1938年起任警察局长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Sergo Beria)曾写道,晚年与可可成为朋友的祖母提到过一个生活散漫的妇女,她曾和祖母透露:“我年轻的时候给人打扫房间,偶然碰到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我没有浪费这次机会。”据说,当贝萨里奥挣的钱不能满足家庭需要时,可可就会出卖自己的身体。[10]一个不那么极端的说法是,她并不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女人,但她与哥里的巨头有染,有酒馆老板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Yakob Egnatashvili)和当地的警察局长达米安·达维利什维(Damian Davrishevi)[11]。由于这种情况不常发生,所以缺乏证据,但间接证据也为爱传闲话的人提供了谈资。当斯大林的权力到达顶峰时,他提升了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儿子,这通常被当作他们之间有特殊亲属关系的证据。[12]
有时,人们将达米安·达维利什维归于索索的亲属。虽然看不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与其童年时代的好朋友、达米安的儿子约瑟夫在外表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后来的岁月中,约瑟夫·达维利什维不能排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可能。[1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搜集毁灭斯大林的证据,曾有人对此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可可作为一个虔诚的、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形象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这一发现,苏维埃当局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如果他的母亲受到诽谤,斯大林也将遭到猛烈抨击,但目前尚未发现这种状况。
如果关于母亲的这类谣言在斯大林的童年时代很普遍的话,它们可能正是贝萨里昂酗酒、实施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随着生意陷入困境,他也变得一蹶不振,人们还称他为疯贝萨(Beso)。贝萨里昂每况愈下,可可只能在当地的教堂中寻求慰藉。她也去做清洁工和针线活,以贴补家用。她不想让家庭被丈夫的坏脾气和不负责给拖垮。贝萨认识到,他在哥里是没有商业前途的,于是,像其他鞋匠一样,他前往工业快速发展的第比利斯寻找工作机会。1884年,贝萨成为埃米尔·阿杰利汉诺夫(Emile Adelkhanov)大鞋厂的一名工人。但这里工作时间长,报酬又低,境遇没有改变的贝萨继续酗酒。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给家中的可可汇了很多钱。他回哥里,也不能给妻子和儿子带来稍许的安慰,因为他除了酗酒和家庭暴力外,其他毫无指望。他越是堕落,可可越是跑到教堂中去避难,寻求感情和精神上的慰藉。
对于约瑟夫的血统,还有其他说法。最怪诞的一种说法是,当时最著名的人种学者、探险家、贵族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ewalski)与可可·朱加什维利有染,约瑟夫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这是不可能的。可可怀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时,普热瓦尔斯基就没有到过格鲁吉亚。[14]当统治者们的背景由鲜为人知变得人尽皆知时,人们习惯上就会滋生对他们的想象,谣言便会四起,他们的出身也更加受到关注。
还有一种说法,约瑟夫的民族并不是宣传的那样,有观点认为他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塞梯人(Ossetian)。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朱加什维利家的祖先要追溯到格鲁吉亚北部边境以外的群山中。其名字本身也表明,他们不是纯正的格鲁吉亚人。几个世纪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不断四处流动,即使沉静的小城市哥里都有外来者。其实,人们之所以探究斯大林的奥塞梯人血统,目的在于含沙射影地解释斯大林为何变得专横残暴。人们普遍认为山区民族的教化程度要比山谷里的居民低。而且,对一些格鲁吉亚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抹去了他们与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专制者间的联系,也可抹去他们所背负的耻辱。在斯大林的回忆录中,没有一个同学提及这个问题,但人们的注意力却总是聚集在他的童年时代上。[15]约瑟夫·朱加什维利长大后也对自己在出身和文化上属于格鲁吉亚人而感到自豪,但是他可能隐藏了早年与哥里的大多数男孩不同的那种感觉。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讲给亲朋好友的故事,成了我们了解他童年生活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无须强调的是,斯大林善于编造谎言,积习已深,且经常夸大或曲解事实。通常情况下,他童年的故事中总是充满贝萨里昂醉酒后的家庭暴力,但所有这些故事都需要审慎地对待。1931年,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e Ludwig)问他有关童年的事情时,他断然否定了曾遭虐待的说法。斯大林坚称:“不是的。我的双亲虽然未受过教育,但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坏。”[16]显然,这与斯大林的其他回忆是不一致的。他曾告诉女儿斯维特兰娜(Svetlana),他是如何坚决抵抗其父亲的。当时,母亲可可又遭受毒打,于是,斯大林将刀子扔向了父亲。幸好,刀子没有扎到父亲。但贝萨里昂发疯般地扑向了小约瑟夫,由于他动作太慢,没有抓住。小约瑟夫跑着离开了家,藏到邻居那里,直到父亲怒气平息了,他才敢回去。[17]
约瑟夫朋友们的回忆录无一例外地断言,贝萨对妻子非常凶残。据传闻,可可也不反对丈夫打孩子。[18]若果真如此,那么,朱加什维利家的家庭暴力则时有发生。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小约瑟夫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万事的自然秩序。他在接受路德维希采访时对此持否定态度,可能是他已经意识到,人们在寻找其政治上极端严酷的心理学原因。可是,他不需要这种复杂的精神分析。像很多童年时代受到欺负的孩子一样,约瑟夫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他可以欺负的对象。并非每个在父母的打骂声中长大的孩子都嗜杀,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的,好像从整个社会而言,这点显得更真实。在约瑟夫接下来的成长过程中,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的暴力行为既没有正当的理由,也无法预见,因此,随着年龄增长,约瑟夫的怨气越重,报复心越强,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震惊。
可可·朱加什维利对约瑟夫要求严格,但她的关心和喜爱更让他感到窒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曾无意中告诉苏军统帅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i Zhukov),他曾是一个瘦弱的婴儿,在他6岁之前,母亲从不让他离开她的视线。[19]说这些时,斯大林的语气温和。6岁左右的时候,他患上了天花,母亲焦急万分。大家知道,天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而像朱加什维利家一样的贫困家庭,是难以支付医疗费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母亲感觉就要失去他了。哥里当地的老百姓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农村的传统治病方法保持着信心。于是,可可请来了一位女医生为儿子治病,斯大林后来用俄语称这位女医生为聪明的女人(znakharka)。最后,斯大林死里逃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仅在脸上留下了麻点。这已经成了他随后几十年的一种固定模式:虽然他很容易患病,但恢复力很强,总能挺过来。[20]
毫不惊奇,危机激发了女性强烈的保护意识。可可对丈夫的失望转为对约瑟夫的期望。约瑟夫是其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这使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孩子的关爱中。可可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格鲁吉亚妇女,她没有机会来打破家庭贫穷的恶性循环,所能做的就是为境况较好的家庭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赚取微薄的收入。对于家庭生活的改善,她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而约瑟夫是她唯一的希望。
约瑟夫有自己的思想,也想让其他男孩接受他,所以母亲不能让他一直待在家里。可约瑟夫一旦走上街头,就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挑战。在哥里的每个小街区,男孩们都拉帮结派。因此,这里经常麻烦不断。同时,这里是多民族杂居,打架斗殴很普遍,男孩们尊重那些在他们组织的格斗比赛中能够胜出的小伙子们。在这种情况下,从小依赖母亲的约瑟夫就需要花点时间来证明自己。其同龄人科特·恰尔克维阿尼(Kote Charkviani)写道:“在他上学之前,没有一天不是在别人的拳头下度过的。当时,他要么泪流满面地跑回家,要么对他们大打出手。”[21]正如恰尔克维阿尼所说,约瑟夫决心要战胜这一切。无论被打倒多少次,他都振作起来,继续战斗。如果赢了,他就会打破原有的秩序。约瑟夫顽皮、狡猾,又野心勃勃:他试图领导帮派,当其愿望不能实现时,就会充满怨恨。
走出家门的约瑟夫仍然受到母亲的监督,母亲要他必须定期参加教会活动,继续往神职人员的道路上引导他。当母亲在身边的时候,约瑟夫不得不顺从。约瑟夫非常虔诚,又非常聪明,正是神父想要吸收到哥里正教小学去的那种男孩,再加上母亲很想让他成为神父,他很快就得到了哥里市一个颇有影响人物的青睐,并于1888年夏天进入正教小学。那年,约瑟夫10岁。
虽然家里很穷,但约瑟夫有了这样的机会去接受教育。其实,全哥里市也仅有几十个男孩有这种机会。在学校里,他每个月有3卢布的奖学金。[22]我们从瓦诺·克茨霍维利(Vano Ketskhoveli)的回忆录里,了解到了斯大林刚刚开始上学时的情况:
我看到学生中间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身着及膝的长外套,脚穿一双新的高筒靴,腰里紧紧地扎着厚厚的皮腰带,头上戴着黑布鸭舌帽,帽子顶部的饰物在太阳下闪闪发光。[23]
没有其他学生穿着这样的外套或靴子,出于好奇,同学们将斯大林围在中间。很显然,母亲非常希望尽可能地将儿子打扮得更好一些。打他出生开始,她就对他娇生惯养。母亲自己没有上过学,可能不明白,如果把他打扮得与众不同的话,对他及其同学没有什么帮助。
长大后,斯大林开始和母亲对抗。当母亲看不见的时候,约瑟夫就会扯下白领子,和街上的男孩混到一起去,[24]在学校里也是如此。所有一手材料都记录了斯大林的好斗,但他又是热诚的、努力的,并有决心取得成功。他所走的道路为他摆脱童年时代在家所遭受的贫穷提供了良机。
斯大林的聪明才智、勤勉坚韧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与其相熟的人也注意到了他的性格特点,那就是易变、狡猾、充满愤恨,但没有人认识到这些特点已经到了非正常的程度。约瑟夫的成长环境比哥里市的大部分男孩要艰苦,他对很多问题持宽容的态度。我们只是在回顾的时候,才察觉很多因素混合起来,使他的性格受到永远的伤害。父亲贝萨里昂虐待他,因此他厌恶父亲。同时,母亲对这个独生子充满期待,却又溺爱,将他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来抚育。这只增加了斯大林对父亲的厌恶。当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一些粗野的游戏时,母亲常小题大做地来保护他。他想证明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父亲的家庭暴力又经常发生,这促使他要成为充满竞争性的人。约瑟夫希望成为一个神父,同时他也想证明自己的坚韧不屈。他知道,自己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美好的东西,但斯大林不想把这些展示给那些阻碍他前进的同龄人。在街上,他不是最强壮的战斗者,但他会运用一些别人避之不及的方法,弥补这一点。斯大林始终不变的愿望就是登上最高峰。虽然方法不同,但这也是贝萨里昂和可可共同的态度。
小约瑟夫所接受的教养并没有预先决定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他的性格和父母的教育方面,有太多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使人们得以预见到一个可能的结果。在其心理问题解决之前,还发生了很多事情,这其中包括他的特殊经历及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要想一棵树长成参天大树,必须先种下种子,如果没有其童年的生活,就不会有后来的斯大林。
* * *
[1]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1st edn), p. 5.为了避免重复和变化,在本章一开始,我就将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姓氏译为朱加什维利,虽然严格来讲,在官方传记的俄文文本中,它才被翻译成朱加什维利。
[2] 参见1946年12月23日,会议参加者的记录。V. D. Mochalov: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p. 469 - 473.我将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喜欢个人传记这个问题归因于阿丰·里斯(Arfon Rees)。
[3] RGASPI, f. 558, op. 4, d. 61, p. 1.
[4] 史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与我分享了他的这个想法,对此,我表示感谢。
[5]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90. 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 90.
[6] R. Medvedev, Sem' ya tirana, p. 5.
[7] R. Medvedev, Sem' ya tirana, p. 4.
[8]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27.
[9]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27.
[10]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21.
[11]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p. 27 - 28.也有人认为,一个叫朱拉博夫(Dzhulabovi)的人是斯大林的生父,同上。最近,R.布拉克曼(R. Brackman)坚持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名叫叶格纳塔什维利(Egnatashvili)的神父的私生子,参见The Secret File of Joseph Stalin, p. 4。但是,大多资料表明,叶格纳塔什维利是当地一个酒馆的店主。
[12] A. Mgelada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p. 242 - 243.
[13] 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p. 27 - 29.
[14] R. and Zh. Medvedev, Neizvestnyi Stalin, p. 265.
[15] 史蒂芬·琼斯与我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因此,我要向他表达我的谢意。
[16] Sochineniya, vol. 13, p. 113.
[17] S. Allilueva, Tol' ko odin god, p. 313.
[18] S. Allilueva, Tol' ko odin god, p. 313.
[19]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215.
[20] 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 95.
[21] 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 95.
[22] Memoir of G. I. Elisabedashvili in Stalin: v vospominaniyakh i dokumentov epokhi, p. 12.
[23] GF IML, fond 8, op. 2, ch. 1, d. 24, p. 191, cited in 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 97.
[24] GF IML, fond8, op. 2, ch. 1, d. 24, p. 191, cited in A. Ostrovskii, 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 p. 97. and J. Davrichewy, Ah! Ce qu' on rigolait bien, p.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