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底，安德烈亚斯·纳勒斯，一位即将领导联邦议会的社民党青年党员女领导人在埃森矿区关税协会大厅近乎绝望地大声疾呼“社会民主党需要的是一份实质性的纲领，而不是一个像格哈德·施罗德这样粗俗随便、乱七八糟的溜须拍马之徒！”而恰恰在20年前的这个月施罗德在她的抨击声中被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的接班人并同时被资产阶级观察家们宣称为社会民主党中的阶级斗争斗士的化身。
格哈德·施罗德是谁？这个在本书一开头就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被解答。奥斯卡·雷科特，施罗德为数不多的有才智的咨询家之一，有一次对他说：“你的坦率正是你掩饰的方式之一。”直到现在，这位适宜于媒体的下萨克森人将社民党青年党员从民意测验中转回到现实政策上来，于1998年能结束赫尔穆特·科尔16年的任期，这才比较有把握。大部分选民希望权力能转移。人们想说：“科尔经常，甚至一直谣传说已死了。”这种“同志趋势”是不可揣度的，党派内部“三月革命”的回光返照随着汉诺威那些可观的成功而来。
将导致可能的合作不稳定的因素有红黑党派大党联盟，可以想象（或用施罗德的话说“不是民族灾难”），面临着因此不可避免产生的反对党的势单力薄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两个党派迅速地断绝了与自由民主党的暧昧关系（古多·韦斯特韦勒曾说：“施罗德绣花枕头一包草”）。但是，在关于暧昧之时的各种状况人们却很少忘却。汉诺威胜利以后，出现一种正在酝酿的绝对多数这一状况，而如果绿党、自由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不再进入议会的话，这一状况被认为是不可想象或至多后来才可想象的。施罗德不能与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因为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的自由主义是彼此排斥的，此外施罗德一再反对与吉西斯彩党在联邦范围内合作，这也彻底地损害了他的可信度。
而对于绿党这个不可靠的联盟伙伴呢？在它的金字招牌约施卡·菲舍尔被自然而然地任命为储备金外交部长后，马格德堡居民对汽油价格每升5马克的要求与中止联邦国防对波斯尼亚的维和投入的要求使这一“新圈子”大为震惊，并怀疑是否党内部这些不现实的东西确实有这些说法。对征税的要求（“够5年一次的飞行”）阻碍了超过5％界限的道路，也阻碍了通向权力的道路，然而关于绿党联盟的辩论受骗了。绿党由一个理想中的“决定方向的学派”沦落为限定权力的“职能党”。当1998年被绿党决议通过，虽然由社会民主党继续管理褐煤露天开采，还是继续实行联合后，无论左翼或右翼都批评绿党的堕落。部分批评家现在要求绿党，不要再实行战术上的理想主义。而要撤回每升5马克油价的要求并以此显示绿党的“政治能力”。他们提出一项荒谬绝伦的无理要求：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多年来要征收生态税，甚至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竞选纲领中也论及此类话题，与此同时，如果只有绿党有这些念头的话，由于权力策略上的原因而隐瞒这些纲领要点的话是不诚实的——并非极有说服力的正确，但无疑是合法的。
然而这些目标与政治估计也许同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是兼容的，但同他这样希望保持现状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对此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汽油价格，更为重要的是：在施罗德想使国家的一部分非国有化的时候绿党联盟能得到更多的国家权力，能对国家进行更多的介入、监护与约束。此类观点是一个极大的异议，它使在施罗德这样一位联邦总理的领导下一个稳定的红绿联盟几乎没有前景。
在社会民主党阵营内部也有相似的矛盾。有一出戏名叫《美女与野兽》大意是：是否国家机器这一“野兽”将吞噬掉“美人”施罗德？或是美人将野兽驯得伏伏帖帖？施罗德将以老派左翼分配制度结束。然而他所认为的最高税额应当不只是象征性地减少一些的见解却被社会民主党领袖破坏掉了。拉封丹和他的妻子克里斯塔·米勒3月份出版的题为《无惧于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经济、财政政策等章节读起来像是昨日的草案。拉封丹许诺，在社会民主党胜利的情况下撤回政府的“社会福利的残酷政策”，即再次加在解雇保护力度，劳动者生病时预付工资再次提升至100%。因为工资协定党派已经协商好了这一协议，这一许诺听起来犯了时代错误。社会民主党只是围着这一协议转而已。
不管谁想把德国领进21世纪，要求他的不是一种“谦虚的结束”，而要求有谦虚的勇气，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选民不要期待充分就业，也不要指望能避开成为牺牲品。没有重创，没有现在工资的削减，没有现在生活水平的降低，就不能赢得未来。这些困难仅仅是在无限膨胀的全体利益价值的个性化产生抵触的时候才暴露出来。对这些东西需要有一种集体认同感。宗教在我们这个日趋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对此能力挽狂澜吗？或者刚诞生不久的交换主义的观念呢？在这个支离破碎的社会里，也许当一位具备协调能力的政治家使德国人顺从德国的现状，同时无论所有的历史罪责而恢复对国家的客观关系的时候，思想方法的捐赠才能成为可能。
这涉及到的不只是站在现代经济政策一至十级阶梯中之一的工业界主席哈斯·奥拉夫·亨克尔何时编排出的一份政党纲领（施罗德于1997年12月给了他6条要点的想法，而自由民主党的纲领有9条，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他出于周到的考虑而不予评价），还关系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在中期或长期，福利与权利，财政所有物与社会需要才能再次挤掉水分精确计算出结果。还没有其他途径使我们把未来的德国叫做柏林共和国，它将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德国；并非什么宪法之类被改变了，而是我们必须习惯于降低的富裕程度；或者未来的德国压根儿就不存在。说出这番话是不招人喜欢的。中断的、投机的则是对每个人许诺给予他或她所希望得到的，同时还小声加一句：如果财政许可的话……沉湎于这种讨人喜欢的方式，不仅仅是制定纲领的红党，黑党的布卢姆派或盖斯勒派都也同样醉心于此。
这是提示语，通常反对施罗德这个下萨克森人的批评是：施罗德对打算投资的企业的生态成套生产作了滔滔不绝的批评，要求驱逐外国刑事罪犯出境，对于软弱的欧盟最初是调查，而现在仅仅是态度上对此表示警告，这些施罗德都仅仅达到“纸上谈兵”的水平。难道特别是在一个典型性的民主制度下，这个社会之子，政治家，他所说的都是他实际所想的，所认为的，这种情况并非可能？甚至有时候与大部分民众所思所想也一致的时候也不可能吗？施罗德说：“如果招人喜欢被理解为接受民众的期待与忧虑，那么我不认为招人喜欢是一种指责。”此外许多人表示赞成，如果施罗德与其他有争议的课题打交道的话，他本可以更为轻松而不用弄得自己遍体鳞伤地就能爬到社民党最高层的。而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施罗德德这个压根儿还没有得到公众或大街小巷的共鸣的人，有时赞同非正统的原则性而非估计性的观点，且并不能希望对此什么时间会有鼓掌声。比方说，由于人道主义原因他拼命为鲁道夫·黑斯的释放说好话或是因为政治信念而加入西柏林的鲁夫—巴霍代表大会。如果谁把施罗德当作机会主义的化身来描述，谁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就是否认实际的主观臆想的真理从本质上说更为投机。
与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的距离可以发展为观念。在偶然情况下坦率会成为失去原则的同义词。艾哈德总理永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勃兰特总理则与新东方政策相联系，施密特总理下台了，因为他在后期军备问题上不肯动摇自己的信念，而当联邦议院应该拒绝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科尔总理应该置之不理。而对于施罗德这样一位总理有什么理由能使之下野呢？他的警告，他将主张“公平”，因为作为出身贫寒的孩子他亲身体验了社会的歧视，这一警告甚至能很真诚，然而它实在太抽象了而不能从政治角度去掂量它。施罗德希望获得权力，而科尔也希望当选为第17个年头的“国家的第一先生”，也许是反对那些为追求权力而追求权力的人，这并不是反对任何想得到权力的人。
科尔有时也改变自己的立场，以前他把政治联盟作为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而现在，不必了解是否会有政治一体化他也为欧盟奋斗。但是几乎没有一位政治家像格哈德·施罗德那样在如此多的问题上将原则抛于脑后。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曾添上了下列话语：“我以前的愚蠢的废话跟我有什么关系？”而对于这位总理候选人施罗德来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我今天的愚蠢的废话在明天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现实的例子，1998年3月在争论所谓的“大规模偷袭”的问题时，他为社会民主党与联邦政府之间议定的路线大作宣传，根据这路线应该只有少数几个工作小组不必受“音响房屋监视”。而这一妥协在联邦参议院中流产了。社会民主党与绿党联盟在调停委员会协助下最终提交了一份新的法律文本，这一文本将窃听禁令扩大到附加的、法律意义上更难以定义的工作小组的范围，由此实际上也就使之更没有一点实质性意义。因为在联邦议会的一次关键性表决中一些自由民主党代表赞成新的文本，联盟经历了一次痛楚的失败，这被视作科尔政府结束的新的不祥之兆。有这样的怪论：从偷袭法案实际上的失败中最终获利的是那个格哈德·施罗德，他曾经在这一时事性的争论中对这一法案表示赞同，而他在1993年时还这么说：“当我今天以同样的热情保卫公民权利，反对法制国家中完全无法想象的诸如在私人住宅里窃听这类企图时，对此在我自己的政党中我更厉害。”
对窃听先反对继而赞同；才反对修改政治避难权而后又首肯；对欧盟卫士90型歼击机方案先是反对然后赞同；赞同“非军事化”而几年以后又同意出口战舰；以前是红绿党联盟的开路先锋，现在又是毫不宽容地批判生态党派缺乏政府组织能力的批评家；以前鼓吹“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现在却赞同一种感觉无拘无束的经济秩序。所有这些是否是灵活性与求知欲的例证呢？也许是善变的啄木鸟的特性呢？艾德蒙特·施多伊贝尔（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将施罗德赞美为“一位实用主义的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家”，他与施罗德在很多政见上观点一致。这位上层人物又在上面加了一句：“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点是我现在说的话同我1979年时说的话没有什么差别。”
格哈德·施罗德是谁？至多是一张明显地反对在任者赫尔穆特·科尔的图样。从表面上看，这个小个子下萨克森人（他自己吹嘘身高达到1.81米，然而实际上有5——6厘米的夸张）带着一张引人注目的生气勃勃的脸孔与高大肥胖的法耳茨人相对。一个戴着阿玛妮领带的产籍登记处的滑头与穿着不受流行式样影响的人人信赖的父亲相对。平易近人的同事般的态度与有涵养的父亲般的态度相对。一时冲动的“喔唷！现在我来啦！”与从容不迫的“我已在这儿很久了”相对。哈瓦那雪茄与大肚子贪吃相对。
也许两人之间并非如此的不一样？也许在施罗德身上的仍有许多地方不是反对科尔的图案的可能性。
科尔与施罗德两人都是“政治动物”。按照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员雷那特·科歇尔的话，“当我们弄清楚大众的看法与趋势时”，总理已经“通常很早就感觉到了”；候选人本能地一再拥有那些民众期待着的课题，即使它们与政治标准或党派决议相抵触。两人都不害怕赞同招人喜欢的主意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即在原则性的信念上自律。两者都将大众舆论作为基础，两者都由此使他们的竞选斗争人格主义化。
科尔与施罗德，两人都是非常聪明却又完全不同的有理智的人；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历史学者，以博学与修养作为弥补；另一个是冷静理智的法律研究者，以雄辩的口才与能通神的个人魅力来弥补；两人都没有突出的外语能力。
然而两者的区别并不仅在于外表或个人的体型。1930年出生于一个家境还不错的官员的家庭的科尔，作为青年在希特勒时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痛苦、死亡与存在的战争。所有这些经历和莱茵地区基督教的环境唤起了他对想象的没有争斗、统一的欧洲的渴望。
新教徒施罗德，在科尔出生的14年后诞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中，他体验了日常生活的种种愁苦，却没有经历过战争。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为他们的性格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法耳茨人的永远像老父亲般的严肃，与失去了父亲的下萨克森人常常显得不成熟的轻率。
14年在一个时代中是很长的：当科尔成为美因兹的州总理时，当同样在1982年时克服不信任表决成为联邦总理时，当1983年时选民们都认可他时，传媒时代都还未真正来临。那时只有德国公法性广播电视台工作组（德国电视一台）与德国电视二台，《明镜》周刊与各种不同的日报。直到1984年，当这位总理都已经正式上任了，才有了卢森堡广播电视台与美因兹的卫星一台，后来在空中才有了越来越多的电视发射台。
而对于施罗德而言，情形完全两样：他政治上的普及完全是在两种体制下，地地道道的电视时代中进行的，在那一年他第一次希望成为下届联邦总理竞选人的时候，1993年《焦点》与另一份新闻杂志诞生了。随着社会权利的日益丧失，权力精英们代表的角色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政策政治家可以“同意”或拒绝采访。而现在每年的365天日日都在进行着竞选斗争。谁的陈述要是一直不为人所知或者谁的重要信息没有被传出去，谁要是不在永远灵通的消息中露露脸儿，谁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在传统的新闻报道中这些关于电视出现频率的竞争早就不再有界限了。后来又增加了电视谈话节目，尽管70年代期间发展较为缓慢，但以后便迅猛不可阻挡；后来演变成纯娱乐节目甚至变为政治讨论会的电视节目。格哈德·施罗德——逐一列举——是贝克曼、可特卡尔克和比奥勒克节目的宾客。在哈拉乐德·施密特主持的晚间娱乐节目中施罗德虽然不是真正出场（至少直到本书编辑定稿之时），但是，在与他当时的妻子希尔特鲁得进行“玫瑰之战”的时候，他以多种多样的插科打诨及各种玩笑等形式（“卡利伍尔斯特”）成为在午夜荧屏经常亮相的人物。有时候实际与杜撰的界限荡然无存了：在迪特尔·魏德尔的德国电视二台制作的节目《大人物贝尔海姆》中施罗德于1991年在演员大腕儿诸如马里奥·阿朵夫，维尔·克瓦特福里格与海因茨·舒伯特边上饰演配角即下萨克森州长本人。1992年美因兹卫星一台宣布，施罗德州长将成为“我们体育编辑部的自由同事”。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自由同事”的任何苗头，正如卫星台一台新闻处在回答询问时证实的那样，但是施罗德在这种推测性的宣告中总是给人们更进一步的消息，不管是在“政治”方面或是在“综合”方面。
选举研究员福尔克·赫特里希把这种政治上的举止称为“非政治的政治”。其他人论及至此称之为“选举的美国化”。无论人们喜欢怎样命名这些现象，这些都与这任职的联邦总理的个性不符（虽然他早就成为了大众媒介运动员，常在比奥勒克身边或喜欢与贝尔迪·福格特和国家队员球队员留影），也不符合多疑的知识分子奥斯卡·拉封丹的个性。这种政治形式对于充满活力、大多数时候都微笑着的施罗德的本质反而是更为理想的方式。他在玛丽·克蕾尔的鼎盛时期表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和同《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一模一样，同时他在高层人物圈子内受到与《您了解娱乐吗？》一样好的待遇。这使政治生存在现在的形势下更轻松一些，但是它却鼓动了明天潜在的选民。当一位竞选人的娱乐价值使一个人松弛的时候，他们在后来就匆匆忙忙地奔向这位竞选者。
在《塔茨》的首版在下萨克森竞选结束以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已经有这样的字句：“施罗德的竞选对于左派来说是一个失败。”这位挑战者是这样论证的“降低在波恩的红绿政治的可能性这一值得称呼的名称。竞选算术上能奏效的，政治上起不了一丝作用。红绿党的主要项目，生态社会主义党派的改建，同施罗德一起的这些人们在星期天装饰用的装饰花纹、点缀图案在政治的日常生活中却不需要。因为施罗德代表的是钢铁般坚硬的发展信念。”
左翼的《塔茨》所认为的危险的东西却被其他人断言为机遇。右翼善于思考的新闻工作者乌来里希·沙赫特在文化杂志《解毒药》中是这样的欢欣鼓舞：“下萨克森州竞选的夜晚里，一出政治剧正在德国上演，在用于压缩空气的锤子的巨大冲击力下，‘波恩共和国’的混凝土地板将变成垃圾堆。如果一切都没有弄错的话。”他继续说：“谁与德国联系着，谁因此希望德国处于最佳状态，谁就必须于1998年9月27日选举施罗德，凡是兜里总是装着党章或者此外还知道施罗德的一些情况的人都应该这样。除此之外就是冒险。”这是一位保守派令人吃惊的选举号召！左翼派京特·格拉斯也像他在1972年勃兰特竞选斗争中一样，替社民党高呼了铁皮鼓。但是他的热忱相比较而言显得很低：在一次萨克森支柱事件中让人把此话记录下来给竞选者本人：“人们背后议论他是意志力与影响力。”人们在背后议论。
但是实际上，总理职务并不是施罗德的目标，即“在授权中的长征”的最后仍屹立不倒。但是这个目标远远没有达到的话，还应该达到什么呢？“在科尔领导下1968年后的人在绝大多数社会领域安安心心地接受了权力，至少在政府阶层下面是这样。对于科尔掌权时期典型的是家庭垃圾分类放置、未婚同居为全社会所接受、妇女发展计划、对同性恋的很大程度的宽容与堕胎权利的自由化。这些发展的绝大部分并不是科尔促进的，他也许还不希望这些发展，但他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念去阻止它们”，柏林记者哈拉尔德·马腾斯泰因如此写道。如果现在再来一位改革的人，西德的1968年后的人就得为社会保险、工作地位及成为玩物担忧了。经历过战争与重建的老一辈人本来就能对匮乏妥协的；年轻人失去的东西要少些；而东部的居民还没有主观臆想能得到奢侈的保证。
也许施罗德是最有声望的委托人，从前的恐怖主义者霍斯特·马勒尔认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可以成为一位能将“过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制”领进现代社会并且使之能适宜于21世纪的人。那就是说是否是一个德国的托尼·布莱尔，将引导德国进入新自由主义的转折点？或者至少是莱内尔·约斯宾，这个一直要夺回权力，结果却失去干劲的人？马勒尔说：“做比较是不合适的。施罗德是德国的施罗德，或者什么也不是。他必须也有能力实施德国如此迫切需要的革新。纲领与意识形态所确定的国家机器将给他带来的阻力可能非常大。不过，如同他在他的党派中使自己的地位得以确认，靠的是他将公众工具主义化那样，他现在也必须通过大众媒体并向人们显示，这关系到事件，而不是关系到意识。”
马勒尔使施罗德与保守的社会主义哲学家京牧·罗尔摩泽尔在1981年初相识。这位霍恩海姆教授、当时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专职哲学家”（布莱梅电台）在联邦总理科尔那儿也不能被容忍了，因为他总是在常用的流行语“惨败”的话语中一再向联盟许诺（尤其是在1985年5月基民盟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议会选举中迅速失去选票的时候），但是根据罗尔摩泽尔的观点没有到来的“精神与道德上的转变”，应催一催了。与此相反，对于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施罗德，马勒尔与罗尔摩泽尔现在回忆起至今仍不为人知的在斯图加特的会晤时认为，一个时间较长的、坦率的交谈还是有可能的。主题有：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接着是神灵和世界。罗尔摩泽尔接着说，不是很博学的施罗德最初充当的只是一名老实巴交的听众，“但是他有充足的聪明，使之最终能参与讨论，同时他也没有显示出对于这些同他在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环境下所熟悉的不同观点的厌恶，他的阐述一点也不教条主义”。罗尔摩泽尔当时很确信：“他会有所成就的！”同时他还认为：“很明显，他对于马克思著作一行都没有读过。”这位保守派思想家现在承认，对于施罗德有可能成为下届联邦总理，“我不该这么梦想的”。稍后，1981年9月，施罗德作为公开讨论会的讨论者在魏可尔斯海姆的大学中心露面。讨论的主题是“精神领导意味着什么？”而大学中心在几个竭力赞成左翼的圈子中被视作反动的、臭名昭著的“右翼分子的思想工厂”。他的开场白是这样：“我自然考虑过我该不该来，因为关于这个学院我当然有所耳闻。但是我来参加了，原因有两个：第一，我过去、现在都很好奇，同时我也不想放弃它；第二，我实际上很反对把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之间的讨论列为禁忌，连参加一方或另一方的这类讨论就被视为有失体统。”
我们必须再次谈及：科尔与施罗德，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不容掩盖的。这位基民盟的政治家科尔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就。在70年代初这位州总理在莱茵兰—普法耳茨地区实施了至今仍持久存在的管理改革。作为联邦总理科尔实现了两德重新统一这一他仍未有计划有步骤地投入精力的统筹安排。被人们欢迎或拒绝的欧洲货币组织曾一度被看作科尔针对怀疑者和批评家所贯彻的国务活动家的遗愿。而他的其他政策也并不太让人们感到反感，否则他就不会自1983年起就一直赢得历次大选的胜利了。
相反，对于施罗德这位社民党党员，这位曾不考虑问卷调查价值的人还没怎么表现出他天生是一块“做德国这个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的料子来。作为联邦总理当然直到今天他还缺少机会来证明自己；但不管怎么说，毫无差错地完成一次对近东国家的访问之旅也算作一次机会。如果秋季他担负起总理职务的话，作为州总理的他就给其指定的继承人维尔纳·格罗高斯基留下了许多工作。正如《商业报》1998年2月结算的结果，迄今为止，“施罗德政府仅仅是在债务增长的顶峰”。施罗德对付债务的方法——通过经济资助和技术规划来削减债务——既无革新性，又不能弥补职工开支与退休金负担呈爆炸性的增长。而普鲁士风格的顽固经济思想又与现代经济的教科书格格不入。
对于总理候选人没有试用期。选民们将于1998年9月27日决定，是否施罗德能继续晋级。最早在那天以后我们能真正知晓：格哈德·施罗德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