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经过16年的统治之后，科尔时代宣告结束，新的权力中心已然确立，它又被社会民主党赢回去了！” 1998年9月27日晚对德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段话在选举演播室回荡着，随后立即传遍了全国，施罗德这个清洁女工的儿子，在以当选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为标志开始他的政治生涯20年以后，被人民提名担任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职位；而对这个联邦总理的职位，格哈德·施罗德从一开始就把它列入自己的目标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
科尔时代就在那个星期天戛然而止了。这是一个政府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连任而且并不是因为联盟伙伴的背离而使政府权力转换成为现实。选举的结果表明旧联盟以及任职至今的联邦总理的惨败；在选举前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这场选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票一票计算胜负的竞赛，这位来自下萨克森州的挑战者仅仅具有微弱的优势。后来施罗德公开表示了他在选举日的心态：“我几乎一整天都在颤抖。”但是实际的选举结果出来了，这可以说是一场地震40.9％的选民投了社民党的票，比4年前增加了4.5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跟1980年相比，占据了40％以上的席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盟则减少了6个百分点以上，只达到了灾难性的35.2%。基民盟和基社盟自1949年首次联邦议会选举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惨败，占据席位竟然低于40，也远远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
除此之外有三个主要政党越过了5％的障碍线：科尔一如既往的亲密盟友，自由德意志党降到了6.2% （1994: 6.9%），联盟90／绿党达到了6.7% （1994: 7.3%），民主社会党，就是过去民主德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则因为5个新州约25％的选票计入全国平均数这一政策而达到了5.1（1994: 4.4）。
在波恩的艾里希—欧楞豪尔选举大厅进行初选统计的时候，群情激昂的拥护者和政党朋友们热情地呼喊着：“红绿联盟，红绿联盟”。在选举之夜施罗德仍然不想轻而易举地向未来的政府伙伴许诺什么。此刻，他是否已经展望着，一个伟大的结盟——与副总理沃尔夫冈·沙伊博勒——能够靠着他们现代化科技和社会公平的设想来阻止经济的衰退？
红绿联盟也是选民们的希望所在吗？根据可靠分析，1998年9月27日的结果无疑展示了一种明确的左翼倾向：左翼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获得了最低限度的胜利（至少他们首次突破了5％直接入围障碍线，而且不仅仅是获得了3个以上的议会席位），也选择“左”倾的绿党联盟在相同的条件下却输了一阵。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强力反弹是谁都始料不及的——但这些支持首先是由过去的未参加选举者以及老联盟的反叛者组成。显然把施罗德送上总理宝座的是这样一些选民——他们并不赞同原来左派的观点，而只是对延续至今的政府官员们——更确切地说——是对死气沉沉的政治内容感到厌烦了。施罗德最核心的竞选口号很是蛊惑人心：“我们并不另搞一套，我们只是做得更好。”这听起来既不是彻底的方向转变，也不是失去了平衡的苛求，也不是革命性的颠覆，而只是以一种新的活力和年轻的面孔来继续经过了考验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在4月的莱比锡候选人提名大会后严格地遵循着这样一个策略。在这一年之前经常发生的领导层的争论几乎不复存在。很显然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因赞成施罗德总理的决定带来了党内各派别的和平，即使纲领性的反对者拉封丹也是如此。“现在就”或是“永远不”！或是“永远的总理”科尔被社会民主党这位充满活力的抢镜头的“冒险家”狠狠打击一下——这个最老资格的德国政党丢尽自己的脸面。
而联盟那边呢？科尔这匹雄心不已的老骥，法耳茨人，尽管在1998年初就几乎被清除掉，看上去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旧时代人物，却也还不断地一度靠拢那些令人感兴趣的形式。4月23日联邦议会一次关于欧洲的讨论会上，他滔滔不绝地发言，宣传自己的政绩，夸耀自己的经验，而他的挑战者则令人失望地表现得黯然失色。但议会里一次成功的辩论赛并不能左右选举：尽管他如此振振有辞地攻击着施罗德，科尔毕竟不能代表时代，但实际上他在那个决定性的一周内却一直处于防不胜防的状态。他最出色的方案，欧洲一体化和共同防御，却并没有当作能对德国起到推进作用的意见提出，而仅仅简单地认为那只是防止德国倒退回民族主义和自大狂路子的一个必要保障。施罗德则相反，他先简短地将欧盟描述成“体弱多病的早产儿”，然后把新的防御体系称作“面向未来的方案”，紧接着提出“柏林共和国”的概念。但是科尔甚至在选举战中也对这个概念作出了过敏性的反应，仿佛这是对整套体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秩序的一次宣战。但他为什么不愿意想一想，经过统一，经过政府和议会的迁移，实际上德国已经掀开了新的历史一页？正如一些批评家已经在背后议论纷纷的那样，他其实一直还牵挂着“莱茵联邦”死死不放？
就拿首都的那座大屠杀纪念碑来说吧：科尔接受了这个要求，但他的论点在此仍然不是朝着未来，而是明显的消极防御。因为他的理由是人们现在必须为欧洲被屠杀的犹太人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否则的话，“东海岸”的美国人就要表示愤怒。其实自然有更好的理由来修建纪念碑——为什么像科尔这样一个历史知识渊博的国家领导人却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生怕德国首都没有这样一个建筑就会惹美国的犹太阶层不高兴，与此相反，施罗德至少就拒绝了美国人彼得·艾森曼的设计方案，并明确地让他指定的文化部长米歇尔·劳曼知道，他对这一方案非常反感，把这样一座纪念碑像不在犯罪现场证明一样硬树起来，并不断地被弄脏，很可能会出现危险，整个世界会因此而认为这是德国人不可救药的显而易见的证据。
问题在于不仅仅是科尔犯了错误，那个可能是决定性的错误还得归咎于科尔年轻的女部长克劳蒂亚·罗尔特，在选举前她一时不慎说漏了嘴，透露出政府联盟在选举胜利后“自然”要提出增加税收。科尔却一向保证，选举后税率保持不变，这岂不是明显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
所以连联邦议会选举前一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上兄弟党基民盟重新夺得了绝对多数——跟事先所有的预测都相反——获得了50％以上的席位这样的消息都无济于事。联盟所希望看到的公众支持率的上升始终没有因此而出现。
在这一段时间里，施罗德这个下萨克森人一如既往地为他在公众中的形象而奋斗着，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表现着自己的风采：1998年5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访问柏林时会见了施罗德，因为他最亲信的德国问题专家已经向他谈起，施罗德可能会成为新的德国总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的会见让这位过去的阶级斗士更上一层楼。紧接着是一次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调解性的访问；然后又是飞往巴黎，在那里施罗德受到了新闻界的一些责难，因为他用英语读莱昂纳尔—约斯平的姓并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打听古梅兹的家乡，他现在对麦当劳也很感兴趣。此外，施罗德还在波兰、意大利、荷兰、斯特拉斯堡、罗马频频露面。跟托尼·布莱尔的再次会面也被列入计划之中，8月他又飞往华盛顿并跟克林顿在白宫聊天。
在媒体中的亮相也不时可见。在波兹坦—巴贝尔布格他参与了卢森堡广播电台的肥皂剧“好时光，坏时光”一个场景的演出。在私下里这位刚愎自用的总理对选民来说成为了“好时光”的代名词，也许只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尔的替代者，而科尔却在关键时刻上演了大人物的悲剧，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后来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办公室主任的施罗德竞选总管波多·荷姆巴赫为一场精彩的选举战进行了专业的卓有成效的穿针引线。
自然，事情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4月26日萨克森—安哈尔兹公民选举了他们新的州议会。被寄予厚望的施罗德魅力却没有产生一点影响。社会民主党没有捞到预期的绝对多数票，而只是差强人意地得到35％强一些的成绩，左翼强硬派德国人民联盟却出人意料地以超过12％的选票踏入议会。另外一个问题却更为致命，社会民主党州总理莱茵哈特·荷普纳，长期以来一直靠跟民主社会主义党妥协达成的少数派内阁维持统治，这次依照总理候选人的紧急建议却只好跟明显的选举失败者（只有22％的选票而4年前无论如何也是在34％以上）基民盟，组成联盟。但荷普纳却不听号令，想维持长期以来的局势，重新跟民主社会主义党达成妥协。
而在1998年夏天施罗德的自信心看起来明显地提高了，当呈现出失业率下降，社会经济复苏的繁荣景象时，他在德国之声一次广播讲演中强调：“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腾飞，也是我的腾飞。”这话的影响令人吃惊：几乎有将近1/3的德国人在民意调查中评论道，施罗德说得非常有理。
科尔的挑战者现在首先要争取技术精英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他正在为这些选票而奋斗着。他的竞选伙伴叫约斯特·斯多尔曼，42岁，精明能干，在青年中颇有影响力，一个来自计算机行业的商人，这位无党派的百万富翁有着国际化的履历，在他自己的公司里阻止了一个企业工会委员会的建立，应该可以在“新的核心”里成为施罗德专业化的智囊。一个大胆的设想，凡是挤进政治圈的人，如果他不考虑企业界的精英，都无法体现出自己的天赋。当他被问到关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税收改革模式的基本对策的时候，还把记者提醒他的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内容都抛到一边的时候，他因他的无知而大出风头。
尽管如此，施罗德还是抓住了富有活力的莱茵州人。在赢得议会选举后他首先应做的就是无为而治，冷眼旁观。当新任命的财政部长奥斯卡·拉封丹把本属于施多尔曼的部门也一步一步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的时候，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主席，就快将财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一手独揽了。这造成的后果是：斯多尔曼告别了政治舞台，从议会选举和内阁组建中消失了，“通过新的核心而消失”（《世界》日报的通栏大标题如此讽刺道）。
在议会选举后一个月的10月27日，格哈德·施罗德在联邦德国议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盟的推举下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7任总理。红绿联盟统治也由此开始——混乱暂时平息。在外交政策上，总理和他的绿色副手以及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保证，政府将继续忠实于北约并致力于解决科索沃的武装争端。内政上，社会民主党内政部长奥托·希力，一个过去的绿党成员，明确地表示，他不会对过去市民联盟所推行的路线做根本性的改变。至于红绿联盟执政是否给予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和双重国籍者更为宽松的入籍政策，希力对此并不抱大家都曾寄予的厚望：德国的移民可能性是如此之小，“开放边境”政策在他的任期内不会实现。
然而施罗德在其他有些方面也做了很明显的重点倾斜：相对于欧盟其他国家他宣布了削减纯政府开销的预算。在对一次莫斯科的访问时他宣布，财政状况脆弱不堪的俄罗斯，可以暂时不考虑大多数德国的贷款。他回绝了在法国举行的一次庆祝一战时盟军对德意志帝国胜利的活动的邀请。他为在柏林市中区重建普鲁士时代城市宫殿的计划说项。他的内政部长奥托·希力赞成他的意见，德国的生产能力因吸纳外国人而消耗殆尽。作为德国人们曾经成为“无祖国”的政党的代表，施罗德完全明确地反对他的前任不把民族利益当回事。
在红绿联盟执政中，也存在现代化的极大期待：全面的税制改革，降低失业率的努力和针对出生率下降的社会保障系统的改造以及对养老金更高的要求成为焦点问题。而在这些领域，矛盾的解决却很让人失望：税制改革想要一步到位，却使各种各样的“修修补补”成为必然，原来准备大刀阔斧地革除陈弊，现在却因为各方限制不如说是在“小打小闹”，一条关于提高汽油和能源附加税的绿党一贯支持的税收政策，却加剧了有车族选民的危机感，甚至削弱了整个工业基础。施罗德公开宣称，人们应当在60岁就可以开始享用退休金，这点颇得到市民们的好评，却让专家们大摇其头：尽管这样一个政策毫无怀疑地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但由此而带来的退休基金的低收入和高支出证明这个设想必然成为“无财政保障的空中楼阁”，类似的评价在专家圈子里流传很广。
财政部长奥斯卡·拉封丹，这个进行精确分配的人，在新内阁运作的开始阶段显然煞费苦心才把经济政策转为实际的措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崇尚自由经济理论的总理则对自由竞争青睐有加，“自上而下的再分配”，社民党人的老模式，看起来颇有预见性。“新核心”，却好像看不到他在具体政策中的影响，《明镜》在1998年11月问道：“施罗德在哪里？”这个标题说明这位政府首脑看起来就像消失在了青云深处。
仅仅在一年以前这个刚愎自用的下萨克森人还好像经常接受党的纪律教育。而他总是不断地从过去恢复过来，挥舞着他的长矛，把党的清规戒律或是委员会的决议置之度外，大力推行他自己那一套理念。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确从不屈服，他如今登上的这个宝座，是他披荆斩棘一路过关斩将得来。他也愿意为他应该得到的这份权利，这个政治家的宝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在这条路上他究竟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那就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