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曾有过一次州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联邦州的命运完全不受注意的话，毫无疑问它就是1998年3月1日在下萨克森州的那次选举。它成了民众情绪状况的晴雨表，成了关于格哈德·施罗德的表决，成了对赫尔穆特·科尔的警报信号，成了其对手奥斯卡·拉封丹的失败，后者在汉诺威的辉煌胜利之后不得不放弃再次竞选总理的野心。
“如果比1994年少两个百分点——那我就走，我就放弃总理的宝座。”这位联邦州政府总理在大约投票的一年之前就爽快地宣布。如此一来他就为自己造起了一道樊篱，他的“个人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计算开始上升，绝对多数不仅被证明了，而且得到了扩充。施罗德的辉煌胜利一定是令人惊讶的，人们如此看待他最后的立法会议任期的结算。如果他当初把1990年至1994年财政预算的某些出入归罪于慷慨大方的联盟伙伴绿党，那么他现在早就独自进行统治了。这些结算无论如何不能更好了。最迟在1995年春天在自己的州议会党团内为“大察姆帕罗”（南德的一家报纸）的喝彩就渐渐减弱。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在绝对多数的结果后却喜气洋洋：“现在我们独自进行统治了。”此时他们感到了悔恨：“现在他一个人进行统治了。”社民党和州议会党团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一座塑像，有一个恶意讽刺的名字叫做“庄严的头头”。
突然所有人都对“独角戏”不满起来；这位州政府的领导人不问他的部长们的意见就非常独断地决定了1995和1996两年的财政预算，并一再强调：“节省，节省，再节省。” 1995年一年的支出应该削减到6.6亿马克。内阁成员如文化部长霍尔夫·温斯戴特和司法部长海迪·艾尔姆—梅尔克感到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在社会民主党内也能听到类似的怨言。
除此之外，施罗德还说服了“革新教育政策”的辩护者，缩减了中学和高校的预算，为此汉诺威的中学生游行打出的大幅标语：“施罗德先生让我们成了傻瓜”。在一次采访辩论中，提及给他带来几则广告的关于教师的中学生报纸（“啊朋友们，朋友们，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对懒汉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就避开话题，转而谈起他给教育和科学协会写的一封信，并表示公开道歉。朋友们对施罗德指出，这些被他称为“教书匠”的教师每5个就有一个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德国工会联合会该州的主席海因茨—赫尔曼·维特抱怨“下萨克森州政策的具体概念”的错误，“特殊的社会民主党改革开始”的被忽视甚至极具威胁性的社会福利削减。施罗德在联邦一层也和工会争吵起来；钢铁产业工会的主席克劳斯·茨威克尔说到了“斗争预报”和“果断的新自由主义”，此前大众汽车公司监督委员会在一次“西海姆地区”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非公开会议上完全按照大众汽车总裁毕希的意愿，呼吁把星期六变成工作日。施罗德的亲密顾问下萨克森州经济部的国务秘书阿尔弗莱德·塔克，表明了这种对立的战线：“钢铁产业工会关于国民经济问题的阐述，尽管听起来不无道理，却是企业经济上的一种灾难。”对于他为什么还愿在这个问题上冒险地提问，他作了一个十分实际的回答：“因为这是真理”。
施罗德最先显示出来的节省热情很快就遇到了障碍。令人不快的标题分散了施罗德的注意力，内阁成员走进了难以看透的迷雾。按照州经济部长卡尔—海因茨·冯克估计，非法超过州金库的“宴请费用”达45070马克。“这是错的。”他最后保证。施罗德让疲倦不堪的受信任者身居原职。成为这位州政府总理最沉重的负担的是莫妮卡·格里法恩：他的环境部长，1990年后施罗德将她栽培成他内阁的一颗明星，在1992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后，相对于绿党她也为生态环境的利益做出了贡献，1995年3月发现自己被指责帮助由她丈夫米夏埃尔·布劳恩加特领导的一个环境研究所搞到了超过6.2亿马克、与两千年议题有关的一些项目。这使人们对这位保证要持中立的女政治家的道德产生怀疑。施罗德先是作了一番自我捍卫的练习，最后却让这件“家务事”成了一次对州政府的民意调查。结果是：依然有39％的被提问者认为，格里法恩令人不信任地把私人利益和部长职位联系在一起。除了原先的工作人员的对这一职责范围的领导客观上或主观上的错误的进一步指责也露出水面之外。很明显的是她在反核的环保激情中使政府蒙受了昂贵的赔偿损失诉讼。
这位从前的“橡皮艇运动积极分子”和以后的“绿色和平组织”的事务领导人在政治生涯中还能承受得了吗？格里法恩把她在出口协会的监督委员会的职位交给了施罗德，开始了“不带薪的度假”。其他人都想知道，是不是州政府的首脑把她送去度假。施罗德不得不总是承认，莫妮卡·格里法恩“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请求一位社会民主党成员，原宪法法官赫尔穆特·西蒙，来调查此事。当然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西蒙既不能查封档案，也不能传讯有关人员或者审讯证人。绿党的议会党团女首领安德丽娅·霍普森说：“对他撒谎的人，甚至连由于度假声明而受到惩罚都不必担心。”
州议会中的反对派不能减弱这种明明白白的策略的效果：他们把一项关于把这位女部长撤职的表决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基民盟的议会党团首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准备阶段将“格里法恩的落马”称为“施罗德的不愉快事件”；安德丽娅·霍普斯，不久前刚把州政府总理当作联盟伙伴，这个时候施罗德被指责是个无耻之徒。在施罗德的周围弥漫着可以感觉到的不稳定感。仅仅是最后只有一票的优势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绝对多数。两位社会民主党成员真正地病了，不能参加这次州议会大会。79比80，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这就表明了实际的席位划分。这位州政府总理能忍受议会中的失败吗？关于要求下台的表决在3月22日举行。然后就可以松口气了，78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和以前1990年联盟的伙伴绿党对解除女部长职务投了赞成票，79位社会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此举的票。这次倒没有放冷枪的人或者偏离分子；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会党团首领沃尔夫其实由于两个社会民主党议员生病，把他的人也撤回了两个。“您真幸运，我们在选举上没有得到的多数，我们没有在议员生病的情况下去搞到。”沃尔夫在议会辩论上对州政府总理说他，施罗德在一次相同的情况下作为反对派领导人曾“毫不仁慈地拒绝了”这种顾及对方的做法。
党友西蒙最后得出一个毫不令人吃惊的结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格里法恩女士曾犯下过失。4月，这位女政治家回到她的职位上。反对派现在更加坚持要成立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1996年3月——在召开了80多次会议、审讯了100多位证人之后——最终的调查报告出来了。尽管委员会中社会民主党占多数，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联盟90／绿党还是得出结论，格里法恩已将自己的职责以令人不信任的方式同私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她不能再身居原职了。但是这次委员会中的多数投票没有产生什么政治上的后果。
1997年6月，这次家务事纠纷在约一年之后，施罗德—格里法恩这对搭档还讲了标题，女部长因为她的内阁首脑在他的自家报纸《星期报》的一次采访中要求环境政策做一次根本性的方针变动作出了生气的反应，经济增长、新的工作岗位和技术革新应该受到重视。他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法兰克福评论》报道说，这位州政府总理“与环境政策疏远了。”另一些报纸报道还说，他让莫妮卡·格里法恩靠边站，在州议会“大出风头”。其实施罗德在州议会的一次时事一小时会议上—被他勒令沉默的格里法恩女士无助地坐在那里——加强了他的方针变动：只有在“考虑到环境生态的必需”时他才会暂时把环境放在眼里，在其他情况下经济利益就应该占据一个更高的地位。对此，他的具体理解是政府机构促进作用的减弱和加快批准长期以来由于来自环境科学界的反对而频繁地被拖延的工作据点。绿党大为震怒：“谁在90年代还运用‘环境保护威胁到工作岗位’的方程式，谁就在使用70年代的逻辑。”尤根·特里汀这样斥骂“最最落伍的经济政客施罗德”。
这位1998年州议会选举后同女部长分道扬镳的州政府总理，在这场争论中也表现得非常强硬。他重申了“讨论风险面前的技术进步的机会”的要求，包括在核能源问题上。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哲学院，1997年7月关于“经济和生态的紧张领域上的政治策略”，他要求进行“右翼双方的讨论”以及“象征性地划出右翼和左翼界线的‘政治正确性’双方的讨论”。施罗德强调说，他赞成从核能量中抽身，尤其是切尔诺贝利“把一个获得能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梦想毫无悔意地变成了一次受伤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也警告说：“50年代对‘核能’的福音期待已天衣无缝地转移到90年代对‘可再生能源’的福音期待上。如果我们只算需要太阳能集中或者风能的面积，那么我们联邦共和国的能量需求就有所改变了。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一点，今天可以使用的技术情况的微弱密度会使这件事变得没有一点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行性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就是：当风向不吹，或者太阳正好不照的时候，您能想象一辆大众汽车，一个高科技产品就不运作了吗？”
施罗德说：“管理技术上”的环境政策，“尽管今天在全国推广，却早已过时了。”那时环境保护借助于“日益多的技术支出和日益庞大的机器的扩建，借助于日益深地影响社会生活的控制目录”并且终究在过去也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此期间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比如在人力、时间和金钱上的支出，所有这些支出“与收益成比例”。他把关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气候保护（“所有的数据都表明，目前为降低国内的二氧化碳数量所支出的钱——其他目标也未能达到—应该以更大的保护效用投入，与国际接轨。”）和环境技术方面的设备装置作为了例子（“生产厂商认为国内的环保标准是‘世界市场通行的’技术，因此就太高、太昂贵了，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和处于扩展中的国家污水和垃圾问题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中等的技术生产单位的资本投入所带来的环保效用远远高于以毫克为单位的清理和保洁”）。在这种背景下他呼吁对许多情况下既无效率又不具备可检验性的国家干预和政府机关的规定进行考虑。在法律的立场上社会性的自我尽职尽责必须保持价值观的一致。他那值得考虑的、高度自由化的结束句说：“一个认为自己社会不理智的国家，会阻碍自己的社会赋予‘责任原则’的意义。”
和他的新路线相吻合的是施罗德1997年宣布，允许建造在萨尔茨吉特附近的核垃圾处理场——沙赫特·康哈德得出确定计划的结论——为最后批准而所作的必要准备。一直以来下萨克森州始终拒绝批准核垃圾填埋场。
在施罗德的第二个任期内，已作打算将核垃圾运输进入下萨克森州的中转站高莱本——现有的协议规定下萨克森州有义务接收——使真正的核能源批评者和纯粹的凑热闹者都活跃起来了。针对铁路线的暴力行动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州政府总理施罗德，昔日的反核分子，在此期间十分实际地知道，此时抽身而出将在几十年后起作用，因此他让铁路线由警察来保护。当他1995年4月要求，大约2800万马克的警察人员投入费用应该由波恩或者发电厂的企业家们来承担，他就消除了对联盟的不信任。基民盟宪法工作者鲁佩特·舒尔茨让右翼辩护者施罗德知道：“每个人都不得不为他的管辖权和职责承担损失。”
1995年夏天在反对家具轮脚的抗议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段对施罗德来说很尴尬的插曲：据德意志新闻社报道，州政府总理在7月29日吕肖—达能堡的一次活动中受到了核能源反对者的辱骂和暴力攻击，一把椅子打伤了他的腿。他的女发言人发言说是：“擦破一点儿皮的轻伤”，施罗德本人受到质问，只是“果断地雇用”了私人保镖和借助于警察才“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几天以后接踵而来的是记者们打听消息，询问施罗德的受伤方式和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起交流作用的总理发言人米夏埃尔·尤登斯在接受《新德意志报》的询问时解释说，施罗德当时完全没有受伤。谁捏造散布了这个虚假报道，已经无法查清，施罗德办公室声称，但是澄清这一点是“没什么必要”的。
施罗德在把果断的宣布和富有革新精神的主意付诸于政治实施方面受到了阻碍。不管是为节省而作的让步还是与失业作斗争的要求，他都没有取得顺利的进展。尽管1995年秋天他宣布要削减社会福利（如此一来，债务人咨询和社区范围内的对精神病患者的照料就被一笔勾销了，城乡的津贴也进一步减少了），但是这位州政府总理在红绿联盟时期还为此而完成的一本洋洋洒洒200多页的活页本的中期结算，却在1996年石沉大海。对此反对派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强烈要求发言：这个州必须承担1989年以来所有两德各州的债务金额最剧的上升的58.9%，并负担了最高的个人支出比率。1992年以来，失业人数从26.5万上升到49.9万；下萨克森州的失业人数占西德各州总数的11.6%“施罗德的下萨克森州已经一贫如洗了。”沃尔夫最后得出结论。
1996年9月的地方选举中，报应来了：社会民主党失去了17.5万选民，得票率从40.1％下降到30.5%，比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下降得还要多一些（基督教民主联盟从1991年的43％下降到41.6 % ）。联盟90／绿党是唯一的选举胜利者，得票率从6.3％上升至9%。他们从那些“最年轻的选民”身上得到了好处——施罗德内阁在地方选举中使选民的法定年龄下降到16岁。尽管几星期以后，11月中旬，这位州政府总理在施塔德的政党会议上被认可为州主席，但是188位代表中只有146位（78）还是支持他——35位代表投了反对票，7位代表弃权。两年前他还拥有84％的支持率。代表们批评说，施罗德没有做工作总结报告，而是宁愿作关于全球一体化和适应情况的政策的讲话。有人公开警告说，不要让社会民主党执政下的下萨克森州退化成为“施罗德的联合会”。政党大会通过了一项章程的变更，根据这项章程的变更，应该暂时有4位副州主席，而不是长期以来的3位。第4位新副主席成了沃尔夫冈·尤特纳，社会民主党汉诺威地区的领导和在此期间最不容情的施罗德批评者之一。
“绝对的施罗德”早在1994年就已宣布的管理改革在这次警告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行，赫尔穆特·里格，一个由内政部任命的无家协会的主席在1997年初这样指责，这个专家协会本来应该协助进行这场管理改革的进程。里格的结论是：施罗德“在此期间表现得如此明显，在通往总理竞选人的路上不愿有任何打扰”。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施罗德没有对“灾难性的下萨克森州的预算增长”采取任何措施，而这种预算增长若没有根本性的相应措施将从实际的600亿马克的总债务额迅速膨胀至2020年的1460亿马克。施罗德反唇相讥，称这个估计是“政治空话”，他的顾问强调了一些成功之处：毕竟有70名国家对学校进行监督的官员已经被削减或替换掉了，目的是为学校开辟更多的自主空间。除此之外，许多责任领域得到了精简，州管理办公室被解散了。
在1997年和1998年之交，施罗德再一次完成了一个在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政府的指挥动作之间的轰动动作：下萨克森州和北德意志州立银行以10亿多马克的价钱一起接管了萨尔茨吉特普鲁萨克钢铁股份公司的多数股份，位于汉诺威的母康采恩想和这个股份公司分开。在此之前，一家差不多规模的公司，奥地利的福伊斯特·阿尔皮纳康采恩已经到了可签约的时机，根据专门人士的意见，这家公司极为适合。在实际中的交易所投机商的语言里，钢铁行业的合并意味着“有吸引力”，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克虏伯集团和蒂森集团的联合。据说，林茨州愿出13亿马克的价钱。把萨尔茨吉特的钢铁股份公司卖掉怎么说也符合在汉诺威的普鲁萨克总部的意图：两位社会民主党的同志——施罗德的亲密朋友，一位是董事会主席米夏埃尔·弗兰茨尔，另一位是监督委员会主席弗里尔·乃尔佰，已加入普鲁萨克的西德意志州立银行的行长，想使钢铁领域分崩离析，目的是把普鲁萨克股份公司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服务业和旅游企业；普鲁萨克公司以18亿马克的价钱接管了哈柏克·罗伊德公司，除此之外，西德意志州立银行还加入了突伊和LTU的股份。普鲁萨克钢铁公司虽然写的是黑字：（1996——1997年销售额27亿马克；盈利7100万马克），但是自从1989年的私有化以来，已从联邦和州政府得到了范围大量的补助金。
企业委员会和工会纷纷抗议这项“外售计划”： 13700个工作岗位正处于危险中！外国的投资者满脑子想的只是减弱我们的地位！各种警告向正在为竞选而斗争的州政府总理袭来：同事们的声音是“暴躁易怒”的。大家希望保持独立自主。钢铁公司的董事汉斯—约阿希姆·西棱茨，组织了一次反对1997年11月进行的出售计划的抗议，手里也拿着一本社会民主党的党证，并在1月8日呼吁施罗德的帮助。当施罗德得知了西棱茨这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时怒不可遏，《明镜》周刊这样生动形象地报道。然后他开始着手工作，以避免糟糕的事情发生。一天之后，喜欢作决策的实干家施罗德就向普鲁萨克总裁弗兰茨尔提供了他的意见——由经济部国务秘书奥古斯特·塔克起草：下萨克森州和北德意志州立银行将以平分的方式立即接管51％的股份，并在1998年12月31日以前接管其余49％的股份。交易价格为10亿零600万马克。仅仅在几小时之内交易就变得天衣无缝了。为1998年底为主，北德意志州立银行这样宣布，将49％的普鲁萨克——萨尔茨吉特股票投入交易所。西棱茨告诉人们，下萨克森州“可能会保持25.5％的封锁反对派达6——7年之久”。
作为“工作岗位的救星”，施罗德的确令人赞美。因为“首先工作岗位在非主管机构所在地会越来越少——但并不是在林茨，而是在萨尔茨吉特”，他这样为自己说明理由。在这次突然事件以后没多长时间，就进行了一次竞选角逐，施罗德对此没有声明：“在普鲁萨克钢铁公司这件事上，我们十分愿意看到音乐依然在萨尔茨吉特飘扬。”目的是为了保证，这次登台竞选无论如何不是针对外国投资而进行的。就像大众汽车公司属于沃尔夫堡一样，“现在钢铁厂属于萨尔茨吉特了。”民众欢呼起来。据说在几个星期之后萨尔茨吉特和派纳兰特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以上，这比社会民主党在每个州的平均得票率还要高得多。
萨尔茨吉特的工作岗位难道真的处于危险中吗？至少超过了作为工厂的合理化改革项目——这里总是说到2000年这个数字——被预先拟定的标准了吗（预先拟定时未考虑任何出售）？福伊斯特真的想熄灭这场竞争吗？如果想几句话说明白，把欧洲最现代化、最有盈利能力的钢铁公司中的一家以10亿多马克的价格买下来，目的仅仅是用以后几千亿马克的销售额来“抹平”这个购买成本。在联邦议会上施罗德立下保证要对经济部长京特·莱克斯洛特作出批评：“你们不知道那些协议（同福伊斯特价签的协议），但我却知道。”其实这些协议施罗德并没有事先见过。国务秘书奥古斯特·塔克，这位州政府总理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后来使施罗德的说法有了局限性，施罗德只知道“角上的数据”而已。社会民主党派政客沃尔夫冈·舒尔策，普鲁萨克的董事会的大事经理和州议会经济委员会的主席，都曾希望把公司卖给奥地利人，他坚决反对这种宣称，称福伊斯特有解雇人员的打算“当然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的保障是早就约定好的。”
基督教民主联盟反对派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国有化”，德国工业协会主席汉斯—奥拉夫·亨克尔是其中之一。甚至连对施罗德十分友好的《星期报》认为，这次购买政策是“昨日的秩序政治性的”。在欧元和国内市场的时代人们不能问心无愧地用这种声称来避免一次接管，声称外国人使工作岗位受到了威胁。这样一来，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就把“他的许多好名声都打碎了”。施罗德反击说：“秩序政治性的基础主义者将此事视为原罪。我对此表示反对，不是所有在总是进行决策的企业里所进行的决策，都可以声称是秩序政治化的、无可指摘的，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理性原则行事的。如果这个决策最终导致下萨克森州的企业中心的位置受到了威胁，那么州政府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我们坚持这项决策。”
施罗德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由于普鲁萨克公司的领导人在11月对施罗德许诺，放弃出售钢铁公司的打算——不管是谁都不卖——而把钢铁公司投入股票交易所。他承受着巨大的时间压力，必须在1月8日和9日在短短几小时内作出决策。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施罗德早已为他的计划策划了几个星期；早在1997年12月5日，施罗德在威尔民格洛德的一次会见中就对他的党友莱恩哈德·霍普纳透露，他要购买普鲁萨克钢铁公司。原因是：有一家位于支持萨克森的伊尔森堡的工厂属于普鲁萨克钢铁公司。施罗德也提及了大致的收购价格：10亿马克，由于他自己州的财政状况。这个价格给霍普纳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无论怎么说，这表明了一个对市场经济的少见的理解，让一家原本可能以私有经济解决的康采恩，被公有经济收购。这场生意的资助超出了《汉诺威参与投资集团协议》的规定。钢铁公司的购买者施罗德估计这个参与投资的集团每年损失达1000万马克，并最终说服议会授权给他，7年之后把这项损失从州的政预算中抹平——总共是2000万马克。昂贵的生意？还是代价昂贵的竞选？
在竞选角逐的尾声，从往常的方向又袭来了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和民主党领导人作了一次最后的尝试，想避免施罗德成为候选人，而把拉封丹拥戴为领袖。首先时间计划被改变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决策不在3月1日的选举之夜举行，而是在3月的中旬才由理事会来准备，在4月决定联邦政党会议的代表名单。约翰内斯·劳在大多数情况下承担了主持人的角色，在德国电视一台（ARD）“每日话题”中说：“不管是支持率，还是选举结果，都不足以决定总理候选人的名单。”这是对拉封丹明显的支持。很明显，理事会希望，假如施罗德在汉诺威取得辉煌的胜利，几天之后又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代表们会把这个“善于作项目的人”，这个萨尔州人在“善于作舆论的人”下萨克森州人面前的优先地位消除得无影无踪。
拉封丹阵营在社会民主党内是最强大的！弗兰茨·明特弗林、在一场车祸之后刚刚恢复健康的鲁道夫·德莱斯勒、海德·维斯莱克—策尔、莱恩哈德·克里姆特、克里斯蒂安·贝克曼和汉斯·艾歇尔应该被计算在内。波恩的议会党团副主席因格里特·马特豪斯—迈耶尔，对《日报》说，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很地提高社会民主党地位”的候选人。当记者们一一列举下萨克森州的计划性亏空时（“他很少在意税收和税收之间的和谐，反对教育培训名额税，赞成放弃工资，反对经济赋税……”）原先的自由民主党女政治家打断了他们的话，没有人提出要求，她自己主动在施罗德的罪过簿再加上了一条：“他赞成欧元拳击手。”六位联邦议会的议员，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沃尔冈·蒂尔泽和拉封丹的信任者奥特施莱纳，智慧稍胜一筹、当时还是“右派”的1978年约苏主席竞选中施罗德的竞争对手，他们在一篇论文（署有作者姓名）里表示反对下萨克森州，没有点施罗德的名：如果在一次关于政治家欢迎程度的民意测验中，文章写道：“一个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考虑到民众的世界观的大致情况，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在更长的时间里，就没有人来支持了，因为赞同社会民主党的声音沉默了”，道尔凡德·米夏埃尔·米勒的另一篇长达4页的文章作了补充。有消息说：如果施罗德获胜，我将在所有竞争中失利。奥斯卡·拉封丹有意无意地和宣传小册子保持距离，实际上却是内部的推动者，在大选的前几天，即2月26日，在《时代》周刊上又一次说明了对计划的看法。亲拉封丹、批评施罗德的舆论消息早已把标题准备好了：“新自由主义出毛病了”。
但是施罗德也有追随者，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内也有拥护他的人：门弗莱德·斯多尔伯就是其中之一。下萨克森州对于掏钱给“蓬勃兴起的东部”总是犹豫不决，因此其名声在苟水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同胞中并不算太好——但是昔日的反对统一者拉封丹的名声还要糟糕一些 。海宁·福谢劳、沃尔夫冈·克莱门特、伊尔泽·普鲁斯、安克·福克斯、海内·谢尔夫、齐格玛·莫斯多夫和京特·法霍根也站在施罗德这一边，还有——这是一个惊喜！——甚至据说连鲁道夫·沙平也在2月18日的一次晚宴上和施罗德言归于好了，他曾在1994年毫不掩饰地把施罗德视为“错误的总理候选人”。在同拉封丹进行了一次顺利进展的争论之后，现在是否只是存在一个与目的相关的时间问题？抑或施罗德可望得到一个有趣的职位，不管这个职位是什么？
尽管如此：“好像这场战役已经注定要输”，尽管形势对拉封丹更有利，《每日镜报》在2月初又犯了一次错。其他报纸也是类似的报道，牵着主线的拉封丹有政党机器和计划为后盾，但是精力充沛的施罗德还在乡下转圈儿呢。
最后的几天的下萨克森州的竞选，坚定不移、不为外界所动的施罗德在联邦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在民意调查中清楚地领先于科尔，并把拉封丹远远地甩在后面，在不牵涉到多丽丝·科普夫的原则下，完成了他的赌注投入。加拉报道说，这个决定是施罗德夫妇共同作出的：“格哈德·施罗德在此期间也要粗暴地将他的政治职位同他的私人生活截然分开。”谁要是和施罗德在一起，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谁就无法抗拒一种特有的魅力。这个脸庞变得有些消瘦的男人，以一种地震仪的安全感获得了当时公众的好感。经济方面的决策者中有一个异常强硬的善于算账的适应情况的政治家，企业家可以信任他。他是“老板们的志同道合者”。他向工人们炫耀朴素的关系，他自己就来自于工人阶层，以此来表示“身居高位的那些人”只不过是在瞎胡闹，并暗示，“我们这些下层人民”应该为此而团结起来。他是“所有人的同事”。
他的登台亮相往往是在一次特定的戏剧性事件之后：当他在同经济界人士谈话的时候，一辆笨重的奥迪工作轿车开到了门口。施罗德正好讲到当地协会的基础或者是一家企业的职工情况，而实际上他并不完全乐意说这些。他在讲台上坐着，身子埋得很低，显然没有注意到主人对他表示欢迎，并对他表示言过其实的赞扬。然后，当轮到他讲话时，他没有拿讲稿灵活地走到讲桌前，甚至连一张小纸条也没有。他把一只手随随便便地插在裤袋里，说起了下萨克森州，夸奖自己普鲁萨克交易的成功，然后对德国的情况和勤劳的德国人进行了一番总的赞扬。下一步的重点词语是：新技术、未来、革新、更多的灵活性、新举措。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从人们想把它挤进去的犹太人居住区中突围而出”。然后，他对他在国内的竞争对手作的推荐是一些社会的东西。“社会的东西，也是人道的东西。”他不断地变换语调，不时地停顿，制造紧张感，以便在某些关键处获得掌声。他已用过许多次，一年前经受了考验的插科打诨手法，把波恩的健康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作为打击的靶子：“那些我们给的吃的少得多的人，为什么还需要健康的牙齿？”在公开的论战中，他对科尔的态度表现得善意、倨傲同时又显得宽容：“他的贡献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我们得对他说：多谢，赫尔穆特，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现在你可以要求退休了！
施罗德的竞争对手，他在演讲中极尽轻蔑之能事鄙视的对手，现在处境困难。“我们的学生比1990年多了9万人，但我们的教师却少了3000人”，被基民盟寄予厚望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联盟中伟大的天才”科尔面前计算结果：课时减少达14%。这正是施罗德一贯强调的，教育和知识对德国的情况来说多么重要！在其他方面，施罗德的革新成就也并不辉煌：在这原本以为是经济促进者的领导下，只有11.3％的州预算流入投资领域。原西德各州的平均比率为15.7%。下萨克森州的在大约12.8％左右。并且趋势在上升；在原西德的各州中，只有萨尔州比下萨克森州更糟糕。在施罗德8年的当政期间，下萨克森州一共举借了金额为200亿马克的债务。其他任何一个原西德的州没有借过这么多的钱，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原西德州目前担负着如此沉重的利息负担。还有另一件极其重要性的事：在州公职人员方面的花费占据了州预算的42.5%。1995年的州预算几乎被位于布克堡的最高法院认为是“部分地违反了宪法”，因为债务已超出投资。在红绿联盟时期的官僚机构膨胀以后，施罗德想重新削减9000个职位，最终却仅仅减缩了1611个职位。革新者施罗德曾经承诺过的精兵简政的国家到底在哪里？
施罗德承认的确存在赤字，尤其是巨额的负债。但是：根据工会的计算，假如没有施罗德的迂回战术，下萨克森州会减少近5万个工业工作岗位而且从1990年以来，有工作的人数在下萨克森州增加了1.4%，而与此同时，西德各州的平均人数却下降了1%。数十万外来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高居不下、造成压力的失业率的原因。
对多数下萨克森人来说，他们对这些数字并不感兴趣。他们对沃尔夫也不感兴趣。但这一次确定是没有希望的竞选角逐。他们关心的是波恩。在汉诺威举行的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就像在美国举行的总统大选一样。在选举的前一天，附有施罗德照片的大规模的报头标语这样写道：“下一任总理必定是一个下萨克森人。”开始时匿名的委托人卡斯腾·马施迈耶尔，被骂成“投机公司”的“公共经济服务社”的所有者，以他资助60万马克的行动不仅仅使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激动起来：即使这个联邦州正在“飞快地驶向板块起皱地带”（《南德意志报》这样报道）——“最重要的是在波恩一定要有一个另外的人当政，一个属于我们的人！”这就是他的论调。这是下萨克森州地方保护主义的片言只语，与对在波恩客观存在的和主观想象的停滞的恐惧混合在一起。绿党的议会党团领导人，波可·约丹这样描述这种矛盾的情况时说：“我们现在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位州政府总理，他参与了竞选的角逐，归根到底是要借助这次竞选来达到他的目标，完全不执行他的职务。”
在1994年的州议会选举中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取得了44.3％的选票。最后的几次民意测验结果和社会民主党的新胜利相符合。但是这一次的成功到底有多大把握？施罗德必须获得42％以上的得票率，否则的话，他就在自己为波恩而设的樊篱上失败了。拉封丹把跳高的横杆甚至设得更高：他到处散布消息说，下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半以上支持他才行。一个更深层的不稳定因素是：1994年自由民主党在5％的门槛上败下阵来，这次它卷土重来，情况又会怎样？自由党人的领导候选人米夏埃尔·高尔德曼已决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一个同盟，州议会中的这些自由党人使社民党的绝对多数得票受到威胁。这一点难道没有使竞选获胜者施罗德的身价贬值为一个大大的失败者吗，至少在心理上是如此？还有：社会民主学的领导人们早已向萨尔州人作好了许诺吗？“格哈德·施罗德在结束之前一飞冲天？”《新苏黎世报》也问道。
下萨克森州又在时间计划问题上陷于争吵：选举的一星期前，理事会决定，总理候选人的提名在3月2日就确定下来，紧张气氛依然如旧。在最后的几天里，施罗德变得局限不安、薄脸皮、有攻击性。记者们如果提出带有批判性的问题，就会得到没有分寸的回答，而在其他时候，施罗德曾经十分冷静地回答过媒体的提问。
3月1日晚上，这是一个凯旋仪式！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47.9％的选票！这比1994年多了3.6个百分点，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率略微下降（1994年36.4%，这次35.9%），联盟90／绿党得票率略微下降（1994年7.4 %，这次7%），自由民主党虽然在得票率上有所增长（1994年4.4%,这次4.9%），但是对于重返议会还缺少整整6000张选票，一党执政的政府就这样确立。绝对的施罗德变得更绝对了一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在选举的那天晚上，奥斯卡·拉封丹在照相机前冷静地宣布，格哈德·施罗德为9月联邦议会选举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候选人。赫尔穆特·科尔在他作出的首次反应中，谈到了这个“最没有个性的挑战者”，是他把社会民主党选进了竞赛之中。
1998年4月17日。莱比锡。480位代表，加上45位主席团成员。加上2500位新闻媒体代表！政党大会如同好莱坞一般。乐队演奏着自己作曲的音乐。随后是演讲，施罗德向社会民主党请求行动自由，反对绿党参加竞选的要求，在他当总理的期间德国将继续留在北约内，继续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不会由于新的不公正原因制造石油的价格”。除此之外，他宣布保留选择权的公开，在口头上拥抱出席会议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施罗德呼吁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结成同盟，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工作同盟”，答应将考虑减少租金，并考虑促进东部的兴趣。“赫尔穆特·科尔想让我们变得更明智，欧元必须为克服我们的过去而努力。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把欧元作为对未来的选择！”对于法国来说，德国“其实永远是容易相处的一个好邻居，尽管它强大而又自信”。
总理候选人施罗德获得了93.4％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井然有序的结果——但是他的前任沙平（95.4 ％o ）、拉封丹（98.7）和劳（99）都取得了更好的得票率。整个选举过程受到了祝福。这是一个如万花筒一般神奇而变幻的承诺。这是在8月27日以后的现实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