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家的受欢迎程度该有多高？他的受拥护程度达到多少，才能被称作公众人物？在那张装饰华美的桌边取得好成绩，算不算是亵渎神圣？——那张桌旁本该是百家争鸣的。哪一类指责更厉害？是被批评为过于接近“大众情感”？还是被批评为脱离民众？从1995年开始，尤其是在1996和1997年，一个新名词——大众化出现在反对施罗德的斗争中。突然间，那位积极左派人士似乎已不复存在，而1992年他对《法兰克福总汇》杂志上的问卷调查做出的答卷似乎节选自某位时代巨人的箴言集：最爱的梦？每一个人都成为兄弟姐妹。最爱的颜色？红色。最喜欢的改革？妇女选举权改革。最喜欢的作家？库尔特·图豪尔斯基。最喜欢的诗人？日尔特·布莱希特。最喜爱的女英雄？罗莎·卢森堡。最喜欢的军事行动？没有。这个1993年还将他的立场用俗语“左派的法制国家”（这也是他《毕业考试》一书中某章的主标题）加以描述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多次犯未被写明的讨论禁忌以及“在他的政党内极为明显的‘政治性修正’”（约西姆·施道尔腾伯格在《柏林晨邮报》上写道）。
“不！”1996年11月施罗德做出了这个简短但坚定的回答。那是德国工商会和弗莱明商业银行做出的邀请。回答地点：伦敦。经理们、银行家们、工业家以及政治家与这个下萨克森人一起讨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最后归结于：“1999年欧洲货币联盟能否实现？”
除了这次就马克终结问题的讨论，从来没有一个政治核心主题在德国如此幽灵般地被讨论。11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在1991年12月11日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条约之后，这个以建立经济和货币联邦为目标的条约一直受到大量专业性的批评。中央银行的专家，国民经济学家以及中产阶级，无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的危险加以警告，尤其是仅仅为了“欧元”而就放弃如此坚挺的德国马克，此举所冒之风险简直大得无法计算。宪法专家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沙赫特施奈德与其他三位教授一起向联邦宪法法庭投诉，但是1998年3月底，他们的起诉被驳回。
与外界的沸沸扬扬相比，政界此时出奇的安静。科尔的老对头，萨克森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州总理库尔特·毕登考朴夫强硬地一再要求推迟使用欧元；在此期间，基督教社会联盟政治家彼得·高威乐也表示反对这一“世界语式的货币”；直到1998年4月他的党内同志埃德蒙特·施托伊伯也直言不讳自己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信任，其后他才放弃对马约的敌对立场；自由民主党的几位政治家，海涅·卡伯尔曼弗雷德·布鲁纳走上前台，试图以国家自由主义的“自由公民联盟”为模板，建立一个反欧元政党；绿党因为它认为人民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民主参与并未得到充分实施上诉联邦宪法法庭；社会民主党对欧元的拒绝倒更多因为那破坏性的“拒绝资本主义”情绪，而甚少因为对其内容的理性分析。大体上来说，政治界反应冷淡，对于这件科尔总理视为自己一生事业之巅峰的杰作，并没有真正的、付诸行动的反对者。尽管由条约签署国共同制定，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能完全履行其全部三条条约的稳定准则已为反对者提供了很好的出发点。不同的问卷调查显示约有60％至70％的公民反对使用欧元，但他们在波恩议会中没有代表。
但施罗德却始终对波恩的欧元路线持怀疑态度。虽然1993年他还在抱怨：“我们非但没有把欧洲的开放和一体化当作通向未来的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反而因为所谓的‘来自东部的移民潮’以及损失我们如此神圣的德国马克，而陷入一种畏惧情绪，而且因之回退到了那灰暗的，我们曾经以为早已消亡的民族主义热潮中。”但与此此时，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转变了立场——而且因此与欧元支持者拉封丹也背道而驰。1995年10月，施罗德强调道：社会民主党坚持严格遵守稳定原则，尤其在新负债增长的百分比上（“30％就是3%）。在阿尔努尔夫·巴林《失败的德国》一书的一篇评论中，施罗德甚至警告人们小心实施“欧元”会带来的“灾难”。在另一处他还预测，在1998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将会对欧元进行激烈的争论。社会民主党将对之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以争取重新把握一个“民族主题”。在此期间，施罗德意外地获得了当时还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鲁道夫·沙平的支持。“为了一个最后既不能带来经济稳定也不会带来货币坚挺的想法而放弃德国马克，这种行为，他认为是错误的。”沙平在德国广播电台说。
这两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行为在波恩引起了政党间的对立情绪。基民盟总书记彼得·辛策警告说：“谁贬低欧洲，谁就在危害德国。”联盟绿党理事会发言人约尔根·特里亭则虽然承认欧元计划可能不能按时实施，但也批评某些人“玩弄民众的畏惧情绪”。自由民主党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谈及了某种“廉价的大群化”。社会民主党在欧洲议会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代言人克丽斯塔·哈德其欧—普拉特保证道，货币联盟是着眼于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绝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沙平对欧元的反对，很多观察家认为其原因仅仅是对施罗德的畏惧，在曼海姆社会民主党大会前不久的争论中，他没有再表示反对欧元。唯有施罗德仍然坚持己见，1996年10月，他对《图片报》说：“对于我们是否能按时创造好货币联盟所需种种条件，我始终保持极大的怀疑。如果没有德国的参与，货币联盟将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政府对公民们保持诚实，那么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就该告诉他们：很遗憾，我们无法按原定时间完成这个计划，我们不得不推迟它。”
两个月后，施罗德在一次《焦点》访谈中，又以联邦参议院中可能出现的“反欧元”状况威胁道：根本说来，社会民主党“没有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顾一切地支持一个过时的计划。当情况不允许时，我们当然也不会赞成。”除此之外，只有当税收和经济政策与之配套时，货币联盟才能持续地发挥作用。施罗德要求公开货币联盟费用。因为各国间经济差异巨大，这一费用可能与现在每年要花费2000亿马克的德国统一的代价一样高。这位将德国称为移民国家的政治家还说：“为了避免把某些经济落后国家‘挤到墙角’，存在无限制增发政府债券的危险，这将导致‘无法预计其规模’的大规模向德国移民浪潮。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基督教民主联盟总务长弗里德里斯·波尔（“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基督教社会联盟财政部长特奥·威格尔以及莱茵兰—普法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州总理库尔特·贝克（“德国需要欧元”）联合对施罗德发起了抗议。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们也对施罗德表示反对。拉封丹周围的人也表示了不满。法国《可选择经济》杂志编辑古伊劳默·杜瓦尔称这个下萨克森人的立场为“纯破坏性的”。尽管只得到了党内的韩宁·福舍豪的支持，施罗德仍旧固执己见：“我不是欧元反对者，只是反对一个不切实际的时间表。对欧元原则上的同意不应该具有使人们不能作反对者和关心它的作用。”而且“我不会任由人们对我实行言论禁止。”“社民党应该继续深入讨论，在1997年8月的汉诺威大会上确定对欧元的最后立场”。有关他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孤立地位，施罗德将之与童话《皇帝的新装》做了比较：“所有的人都在说：皇帝穿的难道不是极好吗？只有一个人坚持：他压根什么也没穿！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施罗德一直坚持反对将这个关系未来的重要问题“禁忌化”。他坚持反对将欧元反对者视为“敌视大欧洲者”。而如果不能成功启动欧元，的确有可能会导致民族不满情绪，从而使一体化进程倒退。1997年9月，《时代》杂志记者问他：“您认为人们还能阻止欧元这总理的大主题吗？”施罗德回答道：“当一切都证明必须阻止某件事时，人们使自己陷入无力阻止的境地，这将是灾难性的。这也是有违民主政策的。”
他在不久以后对《柏林报》说：他对“自觉关注德国民族利益”的要求很是重视，这样德国的经济利益在欧洲应该得到更好的代表。尽管德国无权提出领导性的要求，但德国在欧盟内经济强国的地位必然也有其政治内涵：“我们不可能像个侏儒那样去行动。”还有：“尽管这种‘几乎没怎么中断过的窘迫的责任’状况有其历史原因，但德国人不应因为历史上的重负而在欧洲民族中永远缺乏自信。”
1998年，总爱坚持己见（“我就像我妻子的小狗一样，总朝一个方向跑”）的施罗德似乎对欧元兴趣不再那么大了，首先他批评的声音变小了。可能是他认识到了，是欧洲联盟的政治精英们，是大康采恩的老板们以及银行家、跨国公司，决定要一个统一的货币，而且这些人有可能就是他明天会谈或谈判的对象。不是选民，不是中产阶级选择了欧元。作为某一州的政治家，甚至作为一州之总理，他都可以任由自己轻率地表示反对，但是作为严肃的总理职位的竞争者，他不能再那样做。一位顾问在和笔者关于背景的谈话中分析道：“那是一次全新级别的比赛。《明镜》杂志的出版商鲁道夫·奥格斯坦，出版界的欧元的积极反对者，发现1998年4月中旬施罗德已经绝望地回撤了。”
不过，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从来都未掩盖自己对欧元的根本性怀疑。在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时，他褒扬了所在地德国，称赞了坚挺的货币，但也不失机巧地补充道：“我真心希望，这一切能继续下去。” 3月份，这位当时已更加被确认为总理候选人的政治家，在联邦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我一如既往地认为稳定原则是绝对必要的。”4月初，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他称欧元是“早产儿”。不过当记者问，欧元是否会成为联邦议院选举的一个主题时，施罗德却说：“不，这一主题不适宜在这种斗争中讨论。”
在此之前，1997年12月在汉诺威召开了社会民主党大会，此次会议我们在后边还将提及，在那次会议上代表们投票赞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施罗德，尽管是专门委员决议的蔑视者，是政治中现实主义的坚持者，这次他是不是要屈从于会议的决议和多数原则呢？
还有另一件事对施罗德大众主义的批评有关。在1997年6月那个宁静无事的夏天接受《星期天图片报》采访时，施罗德抱怨说：“一股犯罪流潮，自东向西朝德国席卷而来。”或许“有些人不爱听”，但必须进行一次“严厉无情的分析”：“在有组织的汽车盗窃这一方面，波兰人最近非常活跃；卖淫的生意则由俄国黑手党一统天下；毒品犯罪则大多来自东南欧以及黑非洲。”我们对外国人犯罪的事实“缄口不语”，这样做并不能保护在德国生活的遵纪守法的外国人。与之相反德国当局和法院“在惩治外国人犯罪”问题上不该再如此“优柔寡断”，而应该采取严厉措施：“谁滥用了我们给予外国客人的受款待权，离开德国，而且必须是马上！这是唯一的结果。”
此外，这个下萨克森人还支持把奸杀儿童的性犯罪者关入教养院。他认为青少年犯罪惩治法不应该对18岁以上罪犯才有效。施罗德几周后重复了他的观点，并且建议对黑非洲国家从德国引渡回国的行动予以财政资助。
这位随机应变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是想要将保守党人的另一个主题——国内安全——也引入争议呢？基督教民主联盟对施罗德的举动极度迷惘。他们决定要进行反击。特奥·威格尔觉得，要施罗德信守诺言简直是不可能的。此后不久，他在一次《明镜》采访中说“我不想伤害他个人，但我还没有看见过任何比这个政治家更具欺骗性的立场。从1992年直到不久前，他还在努力反对有关移民法案的基本法的修改，但很快，现在他已经是另一观点的代表。”埃德蒙特·施托伊伯宣布，他要向联邦参议院提交一份关于这位社会民主党政客要求的决议。基民盟的联邦内政部长曼弗雷德·康特不无讥讽地说道，有“施罗德式的竞选眼光”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波尔将这位州总理称作“变色龙”，“先是大肆鼓吹红绿联盟，然后又大肆攻击正确决议，这些行为使他不够格去做波恩的最高权力者”。联盟绿党的法律政策发言人佛来格·贝克宣称，施罗德的要求虽然在“‘老餐桌’上得到了通过，但不能阻止任何犯罪行为”。约施卡·菲舍尔称施罗德的声明为“制造恐惧的策略”。自由民主党领袖赫尔曼·奥托·所尔姆斯坚持认为，施罗德可能忽略了共和党的选票。他的党内同志，联邦政府的外国人问题特派员科尔纳丽阿·施马尔兹—雅库布森猜测，施罗德显然不如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那般关心国内安全，所以他能欣然容忍那种敌视外国人情绪的加强”。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纳兹布比斯批评施罗德为“纯粹的大众主义者”。他的柏林同僚芭芭拉·琼（基督教民主联盟）提醒说：施罗德的声明很容易“超出会引起投票者情绪骤变的界线”。假如基督教民主联盟或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以这种风格做出声明，那么社会民主党的抗议一定会炸开了锅。柏林—布兰登堡的土耳其人联合会称施罗德的要求是“愚昧无知和不严密的”，不过另一方面他们支持不把外国人犯罪看作谈论的禁忌。埃森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法库克·森这样评价这位州总理：“鼓励极右暴力行为的书桌旁的实干家”。
多数派的暴跳如雷和少数人小心翼翼的赞同是社民党内的反应。政党首脑沙平说，他虽然也认为不应该把犯罪行为无害化，但他不会以这个下萨克森人的发言“来左右自己的观点”。社会民主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弗里兹·鲁道夫·库尔柏强调，施罗德“不想进行那种挑唆式的争斗，他关心的是公民们的安全利益”。与之相反，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格丽特·玛特豪斯—迈耶却大谈“无法忍受的核荒野”。青年社会民主党联邦主席安哥拉·纳勒斯，作为这个下萨克森人的准继承人也在《日报》（柏林）上批评施罗德“一个证明自己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愚蠢的破坏者”。萨尔州社会民主党赖因哈德·罗里姆特对《萨尔桥报》说，施罗德以他“固定餐桌上的口号”破坏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致性”。施罗德的宿敌，环境专家米夏埃尔·穆要他知道，“我们不会附庸一条迎合大众的路线”。《时代》杂志尖刻地给他冠以“固定餐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称号，与之同时鉴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反应《南德意志报》讽刺性地报道道：“施罗德在右倾上超越基民盟。”
这个被多方斥骂者依然坚定不移。他以接近民众的态度说道：“谁要涉足这种牵涉极多的主题，就必须了解相关的所有事实。”8月份接受《焦点》杂志采访时他确认道，人们必须将对犯罪行为及其根源的斗争作为重要主题来对待：“越来越多的人从东欧跑来，他们希望能从我们相对的富裕中分一杯羹，他们也在毫无顾忌地发起了进攻。”除此以外，不要将国内安全“这一社会民主党的经典主题”轻易就转让给保守党，这点也很重要。对社会民主党汉诺威地区成员的一次问卷调查增强了他的信心：大约3000名登记在册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有38％寄回了问卷。结果是：30称之为“虽然有点从众，但内容上是正确的”，55％的社会民主党员评价他们的州主席为“很好”，只有9％的人评价他为“没有创造力的”。另外有6％的人未置可否。而施罗德的中心要求——所有作为政治避难者，旅游者或持有期限的许可停留在德国生活的外国人，假如有犯罪行为，则被直截了当地遣送回国——得到了76％的党员的“完完全全”的同意，另有14％也表示“大致相同”同意。支持率随着年龄增加和受教育程度的降低而递增。
那么：施罗德是个公众主义者吗？这位州总理反驳这一指责道：“民主主义政治家必须倾听民众的需求，并为之提供解决办法。”这句话几乎不容置疑。但是人们不禁还是要问：像外国人犯罪问题这样敏感的话题，是否合适于用这样一种简单的采访形式乃至相应地浓缩为一句标语口号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下萨克森人着手处理政治中不合理之处的勇气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这件事来说，一次彻底的讨论比通过新闻界的快速但一次性的道路会更有帮助得多。而且后者常常给人们造成错误印象：对于特别复杂的问题同样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类要求无论如何都不是“敌视外国人的”。
这位固执己见的实权人物时而被归入“寂寞之狼”，时而被归入“自恋的公众人物”，这就是公众对他的评价。也许他更偏爱前一个形象，因为这段时间里他常常戴一条有狼形标记的领带。但是这个浅显易懂的比喻有一个弱点：生活、“工作”于鹿群中的狼。
至于他是个天才的自编自演者，在关于他的顽固立场的激烈争论后，至少在社会民主党内已经没什么人再持怀疑态度。施罗德无须在胸前划十字，便能经受住舆论压力的漠然，也给他的对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寒风吹刮在脸上时，人们必须将腰挺得更直。在北德我们可以学会这条规则。”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他谈及了自己的特点。
不管怎么说，至少按照联邦德国的记录材料，施罗德在1997年11月超过了联邦总理：“下萨克森州是当年的轮值主席州，作为联邦参议院主席，他仅排位于联邦总统之后，而当联邦总统因事缺席时他是能够做其代表的。”11月7日，他在各州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前做的就职讲话饱含国际主义精神，它的标题本身已经包含社会民主党的暗示：他将继续按自己的直觉，而非党委员会决议行事。讲话的标题是：《联邦州第一，政党第二》。施罗德在其中保证道：不将联邦参议院用作“阻碍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的工具”。他还宣称，“尽管存在很多政治分歧，他还将一次又一次尝试，寻找可以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法的地方，那就是力图达成妥协。”
在社会民主党内他与拉封丹之间是否也会达成某种个人间妥协呢？这年年底，施罗德发现自己置身于所谓考验的秘密背景前。汉诺威的党代会将会涉及很多问题。党与他之间将会发生什么？像在曼海姆大会上那样惩罚他？或者这次将对他倍加爱护？施罗德用了比往常多得多的时间来精心准备12月4日汉诺威那次长达一个小时的讲话。他的代言人和知己乌韦—卡尔斯腾·海尔事先暗示道：施罗德提出一种“全新经济现实主义”。这还是“自席勒和施密特以来的第一次”。另一位顾问回忆道：平时惯于自由发言，经常偏离讲稿的施罗德（“说出来的话才重要”），这次非常重视每一个表达，每一小段。做报告时，他万分紧张，说话颠三倒四，嗓子发哑。他的竞争对手，党主席拉封丹极其亲密地，带着自负而友好的微笑将一杯水送到了演讲台上。汉斯约亨·福格尔百无聊赖地观望着，间或礼仪性地鼓鼓掌。约翰内斯·劳此时显得漠不关心，他离开主席台，与人闲聊起来。但台下却掌声连连，代表们似乎想说：“看看，我们多爱你！”有时他们甚至不等施罗德停顿，便迫不及待地以掌声鼓励。
施罗德这次要尽量避免给人以为了个人风格而给政党造成负担的印象。他说道：“今天我们又会聚一堂，现在的选择已经一目了然。我们有能力开始行动，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在波恩实现权力更替。如果这次还不成功，那么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必为此负责。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也已感受到了它。我们将进行一场漂亮的集体比赛，我们以胜利为唯一目标。”我们，我们，我们。
发言结束时的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仅此而已。手持秒表的统计者说：“总共1分 40秒。”奥斯卡·拉封丹的开幕词则获得了3分10秒的掌声。理事会的选举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对施罗德来说结果倒令他松了口气：与两年前不同，他这次第一轮选举就顺利过关，并获得74.7％相当可观的选票。无论怎么说这也是这次选举的第七好的成绩了。
但是与此同时，施罗德在一个重要的有争议问题上却遭到了根本性拒绝。一条党代会决议写道：“社会民主党支持按协约进行的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第三步计划，包括其时间表。”这样这个下萨克森人对欧元的怀疑没能得到党内人士的认可。不过一份由他主导倡议的，9月份已得到联邦理事会认可的名叫《德国改革》的路线性提案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这份提案主要涉及经济自由化问题。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工作位置，开拓充满竞争的市场被认同为“不可放弃”的目标。提案认为，“应该少搞形式上的东西，而更多地注重自我责任。经营性的风险是值得一冒的”。这些并不革命，即便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亦如此。但听起来与拉封丹的纲领计划却大相径庭。《柏林报》评论拉封丹在党代会上的方向性讲话时说：“这是一次冒险性的讲话。其组成元素有：阶级斗争、幻想、恐惧和废话。这是一锅杂烩，它能变成任何东西，唯独无法成就德国的未来。”
为什么相对而言汉诺威的同志们以较温和的态度对待了施罗德？当然在此前几个月在代表中并未发生什么根本性的观点转变。原因倒更可能在下边这点，即社会民主党至少当时对拉封丹颇为失望。特别在曼海姆会议后头一年，社会民主党在民意调查中处境并不比沙平领导时期更好，而且大家慢慢都认识到，并不应该仅由沙平一人来承担社会民主党不佳状态的责任。“我们太急于更换主席了。”黑森州总理汉斯·费歇尔说。汉斯·阿柏尔称拉封丹为：“政治上的好色之徒子”。老前辈克劳斯·冯·多纳吕伊以及前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都对之表明了态度，后者至今仍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内无人能及自己。拉封丹说服了一些知识分子，但未获得潜在选民的心。
一切对施罗德来说却是丝丝入扣。1997年底，汉诺威大会前一周，一次受保尔—拉扎斯菲尔德协会委托的关于“德国总理优先率”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个下萨克森人极受公众喜欢：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在萨尔州，他也比拉封丹更受支持，在联邦范围内他也以44.6％对24.2％的比例大大领先于科尔，而与此同时，拉封丹却以22.6％对22.7％落后于这位现任总理。至于施罗德本身便是保尔—拉扎斯菲尔德协会理事会成员，而此协会主席曼福雷德·君尔纳同时又是联邦民意调查机构的领导，所有这些在调查结果引起的振奋状态中也就微不足道了……
头条新闻制造家施罗德这一次再度成为许多人希望之所在。媒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当左派杂志《日报》（柏林）与这个下萨克森人保持距离并同时支持拉封丹时，1997年4月11日，《星期》杂志以无可争辩的语气写道：“只有施罗德才能击败科尔。”出版商曼弗雷德·比辛格尔是这位呼声颇高者的密友。同一星期，《明星》杂志大声呼吁：“就职吧，施罗德先生！” 1996年底它的主编威尔纳·冯克曾粗暴地中止对拉封丹的一次采访（“我不会任由自己受人嘲弄！”），理由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家的他不愿让这个萨尔州人，让这个物理学家来向他阐明全球化的后果。这份杂志以首页上标准的胸像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无论是施罗德在随后的日子与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在西雅图竞相微笑，还是在秋天与英国工党改革家、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会晤，“实干家”记者的摄影机总及时将关于这位“实干家”的图片和信息报告给德国公众。施罗德最近常常抽一支哈瓦那雪茄（他最喜爱的科西巴牌），戴一条极精致的阿尔曼尼领带，这位托斯卡纳红葡萄酒的嗜爱者干脆将自己的“全新面貌”具体到生活中。他与科尔截然不同，即使对于他的追随者“永远的科尔”在媒体的登场也已无甚惊喜可言，与拉封丹也无甚可比之处。后者在“红灯”以后及“供给事件”后对媒界始终持有怀疑态度。那句“指一般的新闻界”已成为他身上挥之不去的印记。
像施罗德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此时他也正已不再那么孤立。他一步一步地在改善自己的处境：与沙平时期不同，现在他相当规律地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每周至少与党主席通一次电话。他的顾问们也为他大造舆论：国家事务所领导威利·威克负责收集所有信息；曾是ZDF（德国第二电视台）和《南德意志》报的记者的政府发言人乌韦—卡斯滕·海尔，自然而然担当起联系媒介的重任。施罗德的波恩特派员赫尔穆特·荷尔和波多·洪巴赫，两人分别是普鲁士萨格钢铁的经理和经济学专家，这两人为他与各政党牵线。
这位州总理此时非常克制自己，不公开大肆批评诸如“生态税”以及拉封丹的得意杰作——向滥用资源者重税的方案这些社会民主党官方立场，尤其源于他的时而为之的捉刀者洪巴赫的教导（施罗德在《明镜》上发表的《反对缓慢行动这类奢侈行为》就来自此人）。1997年2月施罗德甚至暗示了他转而支持“生态税”的可能——只要能源密集型行业，比如化学、汽车以及钢铁业被排除在外，并且作为这一新税收负担的均衡措施降低直接税以及社会福利金。
1997年6月，施罗德在哈尔茨山附近的奥斯特奥特一家公司的周年庆典上讨好地说道：“波恩的人不希望我——更准确地说，不希望其他任何政党分享权力”，随即这番话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曼海姆会议时不同，一些社会民主党高层人士甚至支持施罗德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经济领导权以及将自己定位为中间派的努力。这一时期便有他的新同盟者沃夫冈·克莱门特，后者当时已明显将在1998年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总理劳的继承人。斯图加特的迪特·波里，有时甚至是美因兹州的库尔特·贝克此时也开始对施罗德表示友好。而后者所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联合会因为施罗德对他们州的沙平的所作所为的确是相当“敌视下萨克森人的”。
党内左翼则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他，1997年9月，议员库尔万·穆勒冯·拉尔歇以及路德维希·斯蒂格勒在《法兰克福环视报》上直言不讳地反对他道：“如果对时代潮流随波逐流，社会民主党也就丧失了自己的风格……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施罗德忽视生态的观点。我们支持奥斯卡·拉封丹的路线……”
但是，施罗德不怕任何公开攻击。1997年夏，施罗德和拉封丹在梅尔兹溪附近沿萨尔河做森林散步时已达成“债务延期清偿协定”：“我们将在1998年初决定，由谁迎战科尔——而且我们将完成权力的更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前提是必须是一致行动。”施罗德对记者说，与他的党主席之间没有永久的冲突。当记者提及过去他们之间的意见争执时，这个下萨克森人解释道：“我们都会思考，我们两人的头却不只是为了剪头发而生的。”
汉诺威会议后，拉封丹和施罗德在记者面前一直做和谐的二重奏状。到1998年4月莱比锡大会上人们才知道谁是第一候选人。看来他们终于克服了内讧。“他们背靠背地站在一起，”弗兰兹·明特弗林在《图片报》生气地说道，“但必然会同床异梦。” 12月15日的选举中，施罗德被通过留在13人的主席团中。但36票中得28票的结果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一片阴影笼罩着这个下萨克森人的心头。理事会中的多数一如既往地支持拉封丹做总理候选人。但施罗德毫不动摇：他在圣诞节前在《超级想象》上再次重申自己争夺波恩政府首脑位置的雄心。其他的人，尤其是沙平再次的不理解促使施罗德更加明确地说道，由那个萨尔州人出任联邦政府总理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考虑之内。他解释道。“任何一个从政者，“都会渴求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