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曼海姆的观点，关于“维也纳歌剧事件”的闲话、离婚、“玫瑰之战”、新婚、关于早年做过律师、现为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的收入问题的法庭诉讼程序，似乎人们以准确无误的敏感度感觉一桩丑闻的能力增强了。而且施罗德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新闻记者的耳目之下，都在大众媒介的监督下发生的。
《汉诺威汇报》在1996年2月17日，在标题上刊印了一幅巨幅彩照。容光焕发的州政府总理，和他的妻子希尔特鲁得一起坐在大众汽车公司理事会主席弗迪南德·皮埃希与其妻的包厢里。该报报道说，这幅照片拍摄于维也纳歌剧院舞会，这个包厢花费了2.4万马克。紧接着是一篇关于施罗德决心厉行节约的文章。它的提示语为：裁减社会福利。
这一曝光在一段时期里，在共和国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一位大众汽车公司的自主独立的、不收受贿赂的监督顾问，带着他的妻子，以大众汽车厂董事会主席的身份是怎么被邀请参加这一不相称的娱乐活动的？有没有可能连机票也是被慷慨付给的？这一大肆浪费公款的事件是对反对派有利的。在下萨克森州基民盟要求通过议会进行“正式的指责”。绿党联盟起草了一份具有讽刺意味的决议提案：“州议会极其欢迎，州政府主席直接根据其宣布的深刻的社会福利的重大举措而与皮埃希在维也纳歌剧院舞会上研究这些手段的具体化措施。”绿党的代表（同时也是后来的党团领导）埃尔温·“皮克”·约尔丹，以前的一名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发言指出：“星期二施罗德还在州议会劝告大家喝水，而他竟然在星期四就享受着最佳的葡萄酒，这事真是闻所未闻，这太可耻了！
而在自己的党派也有人在嘟哝：慕尼黑的名誉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表示，实在没有任何“理智的政治理由”参加这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活动。这样类似的话语一传十，十传百，迫使巴伐利亚的一州之长马克斯·施特莱伯尔于1994年辞职。可以与此“媲美”的是“梦想之船事件”，这一事件导致了1991年巴登符腾堡州政府总理洛坦尔·施佩特（基督教民主联盟）下野。
经过几个小时紧急关头的会议，大众汽车厂新闻处息事宁人地解释：根据康采恩合同允许使喷气式飞机公司在任何时候都有利于个人目标的皮埃希，只不过让亲密的朋友施罗德夫妇同乘一架飞机而已。大众汽车厂也没有因此产生任何额外支出。虽然货币价值有优势，施罗德夫妇还是希望得到机票的账单。社会民主党党团派别发言人托马斯·施特格也努力使损失最小化：自己的房间一派宁静，“有着冬天似的脾气与冷静的性格的下萨克森州社会民主党人担忧的是风平浪静。”几天以后，施罗德为两张机票归还了3283马克。
实际上，一些日子以后，对于“歌剧院大厅事件”（克里斯蒂安·武尔夫）的吵吵嚷嚷已经被忘却了。保守派社会学家与党派批评家埃尔温·克·舍奥希乐意于对此出力。他声明，虽然面对着作为大众汽车厂的监督顾问的委托人，施罗德与皮埃希的接近在某种方式上是“成问题的”，但是州政府总理的表现在“政治上是很普遍的。人们如果对此大惊小怪，则纯粹是伪善的”。
施罗德的最轰动事件是施罗德夫妇去维也纳的远游——随后不再有更多的更进一步的行动了。婚姻中的危机很早就已经迫近了。“我同皮埃希夫人一同飞往维也纳，并在大众汽车厂领导家庭的包厢里等候我们俩的丈夫。当他们来了以后，弗迪南德·皮埃希很有礼节地先招呼我，再欢迎他的妻子，格哈德在桌子上方向我微微点头致意。就只说了两句话和跳了一个舞，整个晚上就再也没有更近乎的事了。”希尔特鲁得在她的《自立》一书中回忆歌剧院舞会事件说。
那个舞是夫妻俩的最后一支华尔兹。“希鲁把施罗德撵出去了”，柏林的马路报纸《柏林报》在1996年3月5日首版中如此报道。报上还报道：“据说他与一名女记者合伙欺骗她。”在德国公众很少像密切注视州政府总理婚姻失败那样如此有兴趣地关注一位政治家的爱情生活与私人生活。然而这也不是某个一般的婚姻，这已经是格哈德·施罗德的第三次婚姻。人们常拿他们俩与美国总统夫妇作比较：一位有魅力的事业蒸蒸日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他的身边是一位吸引人的、有政治自我意识的聪明的夫人。作为“下萨克森州的克林顿夫妇”，俩人来到民主党派媒体讨论会，参观了电视摄影棚和报社编辑部，在托马斯·戈特塞尔克与弗里得里希·屈培斯布施，在赖因霍尔德·贝克曼与阿尔弗雷得·贝奥雷克，同《南德意志报》、《图片报》与《明星杂志》巡回访问。“希尔特鲁得”突然变成了“希鲁”，现在听起来确实像“希拉里”·克林顿。“看来，格哈德很受鼓舞。如果没有施罗德夫妇，似乎没有一个电视谈话节目、没有一家马路报纸能过得下去。”希尔特鲁得·施罗德是这么写的，但是很显然，这些公开场合的出席并不使她很开心。还是在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的执政时期，大约1986年，她就在汉诺威举行的州通讯界会上坦率承认：“摄像机都只是围着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转。”以此方式摄像机也围着她转了。在采访中她并没有使自己局限于传统的“在丈夫身边的妻子”的角色，而是将自己融入政治问题中，立场鲜明地赞同一般情况下的左翼州政府总理的观点立场。施罗德仍然能使大家确信：“我的妻子与我是政治上的幸福的共生现象。”
《明星杂志》澄清了果敢的希尔特鲁得·施罗德的“共同摄政时期”；农业部部长卡尔·海因茨·冯克以幸灾乐祸的弦外之音将这位倾向于传教士主义的女奠基人称之为“下萨克森州的更高的支配力量”。而连这一点也只是一个神话。行动迅速果断的施罗德虽然被他的妻子施加了新的作风，露面时特别是在他妻子的帮助下变得大方洒脱与优越稳健了。但是在制定政策方面施罗德通过的则是他自己的方针路线。这些路线一般是将持续的极“左”倾的路线方向朝中间路线的方向领，至少是向相对“左”倾的方向领。与此同时，对于重要的、甚至是爆炸性事件，他也如此，比方说对台湾潜水艇的投入他也没有辩解，即使是他的妻子将这一诡计骂作“完全是疯了”。
这位雄心勃勃的第一夫人常常说，她的丈夫比其他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都好。同时，她又常常似乎在暗示，也许在另一方面，她比她的丈夫还优秀些。《南德意志报》的一名女记者1995年9月问她，是否她认为自己具有担任部长职务的能力。她的回答是“当然，压根儿没问题”。她还更进一步说：她不仅仅只认为自己有能力担任部长职务，而且还能做“一位女总理”。
1996年1月格哈德·施罗德与《焦点》记者多丽丝·科普夫在一次电视节目露面以后，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下榻的旅馆的门厅邂逅过。到那时候，对施罗德而言多丽丝也只不过是他的点头之交，她被同事称作很“聪明”，她是一位31岁的母亲，有着一个6岁的女孩克拉拉，在那段时间里她与他一样，用她自己的话说，生活很不幸福。在旅馆的酒吧里，每晚他们俩人多次相遇。这位州政府总理帮助这位，同他的妻子希尔特鲁得截然不同的迷人金发女郎得到了3月份去挪威一个小岛的通讯社之旅的邀请。这两位热烈地调情，同去旅行的同事们抢拍到了这些第一阶段的照片。在他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向他的妻子吐露心事，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他的继女弗兰卡·施罗德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这次坦白：“我的父亲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都告诉了母亲。他不得不走了。”希尔特鲁得说：“他收拾了一些东西，但他却不愿意乘出租车去汉诺威。因此我开车送他去。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为他效劳了。我载着格哈德向汉诺威驶去，在国家办公厅让他下了车。”
在随之而来的“媒体地狱”（希尔特鲁得·施罗德语）中，这两位仍是夫妻的人还互相议论他们的丑事：施罗德这么一个讲究吃喝的人，抱怨道：在这位狂热的素食主义者身边，他从未得到过一块肉排，也从未得到过“一根卡利香肠”。而她指责他自私自利机会主义。他在“原子能议题上，在保护环境与自然界上，在农业政策上”都背叛了他以前的信念。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吝啬，只知道付“房租，这就是他付的全部的钱”。与之相反，这位政治家又把这次指责称作“完完全全无中生有”，并指出，他不是付的房租，而是每月4000马克的房子的利息和分期付款，以使她和她的女儿们能继续活下去。此外她在波恩通讯社每月挣得1.2万马克，同时，她所写的《自立》一书已得到了15万马克的一半稿酬。她再次否认了这些数字。这就是下萨克森州的玫瑰战争。后来他们在法庭上达成了一致：施罗德负担了她的全部律师诉讼费，另外她还获得了10万马克和在他们结婚时这位州政府总理的养老金的一半。
1997年希尔特鲁得·施罗德以莫妮卡·格里法恩的继任者竞选希尔德斯海姆地区社会民主党州议会候选人。虽然地区的党派基础首先让她完全有了希望，但这一尝试却最终失败了。传闻说格哈德·施罗德在莱茵社会地区民主党希尔德斯海姆的意见有根本转变，对此国家办公厅否认了这一点。
1997年9月，希尔特鲁得同格哈德·施罗德在结婚13年后离婚了。不久之前她盯着他挖苦道：“一个还有政治雄心的人必须能够显示出具有处理一定的家庭事务的能耐。”10月17日下午格哈德·施罗德与多丽丝·科普夫在汉诺威户籍登记处结婚。这位叫做施罗德·科普夫的女记者先是从《焦点》转到了私人无线广播台《天线》。1998年初，当她的丈夫还在总理职位上正式地动摇时，这位无线广播台记者退出了职业生涯。她成为暂时退职期间波恩与柏林的第一夫人。在家里对施罗德采用的是另一种作风。她尽可能从她丈夫的事务中脱身。她告诉她的一位同事，她丈夫一旦结束了政治生涯，她就很高兴去做一名地区报纸的主编。看上去她对部长或总理宝座没有什么野心。
1996年初伦敦的《泰晤士报》这么说：这个心绪不宁的格哈德·施罗德第三次离婚、第四次结婚，由于这种个人的放荡行为，是否“施罗德先生还能坚持他竞选总理的希望”现在完全公开了。苏黎世的《世界周报》就施罗德能在政治上幸存的可能性阐述了“严肃的问题”。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对下萨克森人暂时的好感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一位上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私下谈话更使人确信：“施罗德已经‘退出竞赛’了。”《南德意志报》从他最亲密的各种有影响的人那儿得到消息并四处散布，甚至连施罗德自己“也非常担心有可能摔下来”。这种个人的纠葛，这种在有些地方被马路报纸夸大成“被系在绳上的达拉斯”，在下萨克森州的保守派中，连在整个德国。仅仅对州政府总理的受人喜爱的程度在极短期内有所影响。在受《明镜周刊》的委托下进行的恩姆尼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施罗德的个人行为应该为他的政治事业承担后果吗？” 69％的基民盟选民与85％的社民党选民回答“不”。《塔茨报》和《每日汇报》甚至还派出了一位传媒专家，他将这种婚姻上的摒弃解释作对施罗德的受人喜爱程度的幸运事件：“他的离婚是非常好的。同时对于一个拥有私人故事的政治家也很好。”可惜的是这番话是这位聪明的分析家在施罗德被提名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之后的那天才刊印的……
那次不愉快的事对于施罗德，也没有造成消极的后果。那一麻烦事源自于1996年与1997年之交时与他以前的律师事务所的一次法律争讼。“迪特尔·布施曼、克劳斯·迪特尔·卡特尔、赫拉·里施米勒·珀特纳与格哈德·施罗德”，这4个名字在那时候还经常出现在汉诺威社团这一州政府总理1978年也参与建立的组织中的门版与信笺中。自从他1980年第一次进入联邦议院以后，他就几乎没干过律师这一行。从1990年起，在他被从法律上禁止再担任州政府总理的职务同时还从事着原来的工作。而带着飞黄腾达者的一身自豪之气的他，不顾这一禁令仍想继续打着“律师”的旗号，并补充说，现阶段不从事该职业。他的同事也乐意于在社团对外描述时保留他的名字，此外还能获得10％的参加费。他们推测，这一有声望的姓名会对他们的营业额很有好处。在每年近25万马克的赢利中施罗德有权利获得2.5万马克。但是施罗德从1980年至1995年在律师事务所常常使自己所谓的“资本账户”透支。全体同事都很不放心，要求他分期偿还。施罗德同意了，1986年他归还了一部分金额。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同事们要让这位以前的伙伴知道：他们还有权获得大大超过10万马克包括利息的金额。关于这一点施罗德在1996年宣布了社团协议，开了另外一份账单，人们最终就大约拖欠着的7万马克达到了一致意见。但是施罗德的建议，“在政治家生涯结束后的什么时间”，通过他在律师事务所的不付钱的工作来偿还债务，这一建议让合伙人的忍耐性耗尽了。他们在1996年12月控告州政府总理，要求偿还68996.45马克。
形势还没有到判决的地步。在汉诺威地方法院的“急切的建议”下，党员们于1997年2月中旬在经过半个小时的协商后达成妥协。随后这位州政府总理必须还给起诉人近5.4万马克，此外还要承担2000马克的律师费用。这个时候这些起诉人已经降低了要求的金额，并免除了他所欠债务的利息。施罗德以前的伙伴迪特尔·布施曼向笔者于1998年初证实了这一点：“施罗德在此期间向我们汇款，使这件事得以解决。”《塔茨报》在那一时期就施罗德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报道说，这是一个温和的结果，施罗德“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个高魏勒尔”。当年的环境部部长巴伐利亚人彼得·高魏勒尔（基督教社会联盟）在1993年也被指控犯了相似的过错。也就是说，在施罗德律师被排除出他的律师事务所之后，他为他以前的朋友设法搞到了国家的或半国家性质的任务，这些人在其对抗措施中一年每月要为他出租的委托书汇去1万马克。高魏勒尔在1994年2月被迫辞去部长职务；几个月后，州议会的调查委员会随意地谈起了指责的要点，并且只不过指责他，法学家们挑起了“可以避免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