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们没让社会民主党在1994年的联邦议会大选中获胜，不过这倒为这个下萨克森人1998年挑战科尔并且获得大大多于一箱红葡萄酒的胜利，保留了所有的机会。1995年1月11日，联邦议会选举后3个月，施罗德在希尔特鲁得陪伴下参加了托马斯·高特沙尔克的RTL——深夜节目，他毫不在意地对四座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显然又是一次挑衅：党的领袖鲁道夫·沙平当时还未正式退职。而在萨尔州，那个施罗德曾经真心实意，现在却只是以讽刺口吻称为“朋友奥斯卡”的1990年的失败者，也还抱着再次参加最高权力角逐的希望。拉封丹相信：自己应该再得到一次机会，因为他只是败在选民们因为大转折和重新统一后出现的普遍的回光返照而给科尔的“总理奖金”上。而现在事实渐渐变得清楚起来：他对德国统一的怀疑态度并没有错。
1982年以来事情一直如此：如果社民党再次从党内候选人自我表演乃至激烈争斗开始着手竞选，那么由总理职位争夺可能会引发一场“黑色危机”。重要反对党的内讧似乎已成为政府的稳固剂，而政府此时已越来越少表现出其改革的准备和能力。
只要是可争议的地方，都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得到了争议。大多数时候都遵循这一原则：施罗德为一方，党内其他人士为另一方。1995年夏，当时拉封丹去加拿大度假，沙平去法国南部，这本该是个无事之夏，但却由这个“不放过任何争论机会的人”，引发了一场关于税收政策的党内斗争。在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总理海德·西蒙尼斯以及汉堡市市长亨宁·福含豪达成内容上的一致后，施罗德写信求助于其他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他在信中要求，将有关预算负担的事宜排除在将被切实讨论的1996年度各州及地区税收法规之外。施罗德和福含豪都认为，为了将各州收入下滑限制在700万马克之内，“人们不该轻易地放弃那些能保证一定的经济措施对各州窘境起缓解作用的建议”。同时，俩人还为波恩政府有关儿童抚养费的数额（由每月每个孩子70马克增加到200马克）以及最低的免税生活标准（1200马克）大做宣传。这两位作者宣称，作为改革者，作为“忠诚的经手人”，他们为了各自代表地区的利益而将不切实际的党派立场置之一旁（社会民主党坚持儿童抚养费为250马克，最低免税生活标准为1300马克），而且他们呼吁共同努力达成理智的妥协。事实上，社会民主党党主席沙平的权威因此而继续受到削弱，而一年之前施罗德还在批评他“对联邦政府过于友善”，似乎不知道自己是反对党。在社会民主党看来，作为反对党重要工具的联邦参议院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此时因为下萨克森州的行为面临成为中间派的危险。他对此很清醒：“联邦参议院是各州贯彻其利益的宪法机构，因此这里的原则是：第一州利益，其次党派。”
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位同仁讥笑施罗德道：“首先为了州利益，然后对自己的政党。”当党内基层和高层再次要求进行“生态税收改革”时，这个下萨克森人警告道，对能源征税将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失业。所以同样出于“社会福利的原因”，在今后几年里必须停止生态税。当有人提出对那些自己不进行职业培训的企业征收“岗位培训税”时，他因与之紧密相连的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及由之可能得到的强大的国家干预，又摇头表示反对。1996年夏，施罗德与官方路线背道而驰，发言支持将妇女也纳入联邦军队中的战斗性编队，因为德国“需要武装的妇女”。他作为他的政党中的第一个权威性代表公开支持降低“福利国家”程度。他说，人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一事实——到现在为止的国家社会福利金已入不敷出：“谁要是拒绝接受他人提供要求较高的工作，谁就必须做好被强行扣发福利金的准备。现在有很多社会福利款项，其实施标准都值得商榷。”还有一次，他突然同意了军备方案“欧洲战士”，而1990年时他还强烈反对这个当时作为“狩猎者90”的计划。但在联邦议院有关这一主题的专门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时，他却小心翼翼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最后，这个“汽车人”阻止了生态法规的加强。他公开支持为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所反对的弹性化的商店营业时间，不过这倒与联邦参议院的社民党路线保持了一致。
施罗德要求一种趋向于一个“新的中间党派”的战略方针，与拉封丹作为一个“左派人民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自信相反，并试图赢得中产阶级的选票。“在社会民主党的税收政策中，年收入6万马克者就已被归入较高收入阶层”，他在记者面前表示了对自己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局限的强烈不满。在社会民主党员们还在阻止红绿联盟时，他就提出：“必须降低最高税率。”工会委员们对于这些言论暴跳如雷，社会民主党左派，其中有青年社会民主党时代曾是施罗德同路人的德特勒夫·冯—拉赫和米夏埃尔（米勒以及埃卡特·库尔万，他们则以一种老于世故的震惊态度要求撤销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职务）。
随之而来的便是早已潜在的施罗德与社会民主党有关一个有利于未来的、现实的能源政策的争论。施罗德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推进由他倡导的与联邦政府以及能源经济组织的“能源协调谈判”。他所追求的“原子协议”包括，在确定的时间内允许现存的核电站继续运作，原则上不排除允许“新型”反应堆的存在。施罗德在与之相应的提案中这样写道：“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保持兴建一座新的核电站的潜力，比如包括地方技术许可证考核过程（涉及核能）的研究与发展；这个将来可能会实施的选择（将来兴建核电站的可能）必须以一个广泛的政治认同为前提。”那就是说：“如果社会民主党反对任何一个新的核反应堆都不会被许可。”施罗德这些被西门子总裁，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员亨里希·冯·皮埃尔称赞为“着眼现实的路线”的提案，被社会民主党左派以及党理事会以不信任的眼光看作对原子工业的让步。他的反对派们让记者注意到，1990年以来其他任何一个联邦州都没有像下萨克森这样任由原子能经济得到如此之多的投资。相应的许可证在“施罗德之州”也往往不计后果地予以颁发：间或照波恩指示，有时直接由州政府决定，而州政府的态度让人觉得“它似乎极愿得到这些指示，这样它自己就可躺在这些指标之后”（《法兰克福汇报》）。尽管此时施罗德已从党领袖沙平那里得到正式的谈判委托，但是能源协议谈判还是又一次失败了。
拉封丹此时在后台上正巧妙而成功地加强了与沙平的一致，联邦领导人君特·菲尔豪根这样写道：“社会民主党主席和他的副手组成了社会民主党内有决定意义的稳固器。”稳定，对他来说就是：阻止施罗德。
1995年社会民主党内关于总理候选人的争论明显更加尖锐化，而且这场争论已注定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深入，也更充满故意。这将是电台发言人沙平和实干家施罗德之间的白热化争斗？后者感觉到自己受到其他权力顶层人士的孤立。尽管当时沙平宣称，党最高层的这“三驾马车”每隔4个星期在星期天会晤一次，一起商讨党的总路线。现在施罗德回忆道，他与沙平的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会谈或者深入的电话会谈至少是半年之前的事了。当6月初——当然在不同的日子——俩人都前往罗马旅行并下榻在了同一家美丽的别墅宾馆时，他们还是互相避开了。况且，《星期天图片报》援引了这个下萨克森人对他的党首沙平的实际评价：“如果我成为他所希望我成为的那样，我的妻子会与我离婚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像沙平那样，就会毫无性欲。”
另一方面，这个下萨克森人6月初还向北德之声广播电台的人保证道，他不愿与沙平竞争，他所有对社会民主党关于能源问题以及税收政策路线的批评只是就事论事，澄清“客观问题”而已，接受《日报》（柏林）记者约尔根·福格思采访时，施罗德说的一段话颇有意思：“鲁道夫·沙平在您面前如此羞涩，是因为他害怕别人也会当总理候选人。”施罗德说：“这一点上我完全可以真心实意地向他保证，他用不着担心。”《日报》（柏林）问：“这个保证有多长时间的效用？”施罗德：“无所谓。”《日报》（柏林）：“至少到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施罗德：“当然可以”。《日报》（柏林）：“究竟是多长呢？”施罗德：“从我的角度说，像沙平所希望的那样长。”
但沙平却还在敏感地大谈“虚荣的蠢事”，他威胁道，对任何试图背离社会民主主义的人，他都会毫不容情地加以斥责。已经退休的汉斯·约亨·福格尔在慕尼黑暴躁地训斥道：“小小的马基雅维里”——当然是指施罗德——根本利用不了我们的政党，其他人不会支持这个捣乱者。汉斯·阿柏尔在为《星期天图片报》写的一篇客座评论中指责沙平说：如果当政党决议——比如关于能源政策的讨论中——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而沙平以及波恩社会民主党的多数还要墨守成规，那么他就“不应当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民主党的前景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悲观失望”。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和总书记阿尔伯特·施密特（事先施罗德曾请他伸出援助之手）和微莱那·沃尔雷本（“我在施罗德身上看到了希望”）等联邦议院中的保守派议员现在要求施罗德成为与沙平相对的公开候选人。
施罗德于1995年6月底慢慢地从掩体中探出头来。他首先在德国广播电台保证，在11月份的曼海姆党大会上不与沙平争夺社会民主党主席职务，实际上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将总理候选人之争公开化。在接受《西德意志汇报》采访中，他以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据说是沙平提出的在一次预选中确定总理候选人的保证甚感喜悦：“在某一个适当的时候重提沙平的保证。这很有点重复提高的味道。”但是，1998年之前进行预选是不可能的。否则那些可能的候选人会因为长时间遭受议论而使人渐渐厌烦。1998年前“一切都必须安安静静呆在卡片上”。事实上与1993年相比，施罗德在预选中的机会已大了很多：社民党的新章程规定，在有多个候选人的情况下，若候选人在初选阶段均未获得所要求的超过半数的选票，就对两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行第二次投票选举。施罗德相信，1993年那种混乱局面这次不会再出现，当时总的来说没有丝毫希望，带着相似纲领参选的女候选人海德玛丽·维克佐亥克—策乌尔却从这个下萨克森人这儿“夺”去了决定性的一票，同时将这关键性的一票送给了沙平。青年社会民主党插手道：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下萨克森人看来要强迫他的竞争者与他进行一次争夺电视观众与媒体的竞争。在一份文件中他们大肆攻击这种“在媒体上将社会民主党作为其中成员和把改革的党逐渐瓦解的过程公开摊牌”的行为。
大众化的施罗德所要去的路已愈发明朗化：曾经直接获得联邦议院议席，现在又以绝对多数统治着汉诺威的他，避开那些暗地里为人轻视的干部们，要避开“机关”，要通过基层的选票达到目的。当年的“反修正主义者”再现江湖，他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支持公共机构——相信“民众的”力量。党的特别委员会以及对党代会决议的盲目遵从令他愤怒异常。他对《明镜》说：“人们必须愿意用客观事实来检验党代会决议。我自始至终认为，事实掌握真理，而不是政党，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对于毫无实权的社会民主党监督委员会他的讥讽就更多了。在一次《明星》杂志采访中，他指责社会民主党内缺乏冒险精神。社会民主党那人尽皆知的“臭脾气”已越来越小：“如果没有特别委员会决议的保证”，社会民主党什么也不会干。一次，施罗德曾在小圈子里尖锐地问题：“社会民主党在沙平任主席期间赢得过什么选举的胜利？”
他的反对者攻击道：“施罗德想独创一格。”施罗德硬邦邦地反击道：“这样攻击他的人最好先想想自己的特色。”而且：“没有特色的政治家是不适合从政的。”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其实很多人都支持一次权力更替。社会民主党得到33％民众的支持。阿伦斯巴赫的民意调查机构查明，在领导位置上的600人中有74％的人相信，施罗德能战胜沙平成为总理候选人。经济杂志《资本》在社会民主党追随者中做了调查，结果是施罗德以56％的支持率获得较好成绩；沙平则仅获得37。另一家调查机构的选民偏好调查结果表明，相对于科尔而言，施罗德以40％的优势领先，后者仅得26％的支持。但当科尔与沙平相比时，科尔又以40％占据明显优势，沙平则获得22%,似乎一切都在等待这位来自汉诺威的现代派。施罗德曾喜形于色地问几位记者：“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我的政治生活，社会民主党会过得更好吗？”随后他又唐突无礼地将攻击对准了党内固守于方针决议的同志。8月11日他在波恩的“壁炉联盟”（施罗德顽固敌人之一的社会民主党环境专家米希埃尔·穆勒如此称呼它）会谈中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州领导埃尔温·托尔福尔（巴登—符腾堡州）和埃德蒙特·施托伊伯（巴伐利亚州），与汽车老板费尔迪南·皮埃尔（大众汽车）、温德林·威德金（保时捷汽车）、赫尔穆·威尔纳（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和本德·皮舍兹里德（宝马汽车）就一项尤其着眼于正确评价“他们的”州的重型汽车康采恩的政策进行了讨论。穆勒大力攻击了“汽车顶的会晤”。他说在生态方面托尔福尔与施托伊伯的可信度就与“法庭上的偷鸡贼差不多”。施罗德反击说：“如果这位社会民主党的高层环保主义者仍像惯常所作那样大肆攻击德国的生产，那将会对社会民主党造成极大的危险。而时隔不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经济部长沃夫冈·克莱门特邀请了刚刚卸任的欧柏和福特老板参加一个类似会谈，这件事在社会民主党内，则未受任何非议。此时克莱门特已常常被当作施罗德的替补者——如果沙平要“解雇”社民党的这位经济政策发言人的话。但是克莱门特和施罗德，到此时却早已找到一根紧密联系彼此的热线：两人都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寻找新的选民阶层，尽管开始时虽然彼此都极不信任对方。
联邦总理科尔不请自来地加入了这场人事纷争。他在一次采访中建议沙平以轻松的态度抵制住施罗德的进攻。他说：他有经验，只会自我标新立异的人虽然短途上能获得暂时成功，但从长期来看，他们永远是失败者。显然他支持的是这位社会民主党顶层的业余自行车运动员。
要求沉着冷静的叫喊声越来越小。当年8月底，夏休之后不多久，党内领导再次批准施罗德担任经济政策发言人职务。约翰内斯·劳尤为积极地促成了这一市民式的和平。不过数天之后，在接受《星期报》主编曼福雷德·俾斯辛领导下的这家亲施罗德报纸采访时，这个下萨克森人要求在曼海姆召开社会民主党大会，以经济政策弹性化为重点，用来取代原定重点——公共服务改革。这时，几位同志的忍耐达到了极限。首先，在他们听来施罗德对“政策是否可更改”问题的回答俨然是对神圣党纲的背叛。施罗德说：“就经济政策而言您是正确的。现在不再是社会民主抑或保守经济政策的问题，而是现代和非现代的问题。”沙平在党内早就宣布要再次与科尔竞选总理，所以对他来说，最糟的是施罗德重新暗示要参加总理竞选那段时期。现在这位党首开始还击：联邦事务领导费尔豪根在向新闻界作声明时要求，这位来自汉诺威的主席团成员停止发牢骚和散布错误消息——这是社会民主党史无前例之事件，这个下萨克森人的反应非常平淡。8月30日晚，他对与他在奥里希酒会相遇的记者说道：他的那次采访是“一次可以原谅的罪过”。
众说纷纭：8月31日早晨在波恩召开了一次联邦议院党团秘密会议。会议上争论得非常激烈。“我受够了他！”鲁道夫·德莱斯勒叱骂道。沃夫冈·带尔热要求，在过去几周里早就该剥夺他的权力，作为“施罗德种种行为”的必然后果。其他一些人则在叱骂“对社会民主党立场的背弃”。可是当沙平公布他在前一天晚上与拉封丹和劳一起做出的决定，撤销施罗德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职务时，与会者们不免还是大为震惊。随后他以痛苦的表情向媒体发布消息：“做出这一决定，对我来说很不容易。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两次电话通话中，他已将这个决定通知那个下萨克森人。
格哈德·施罗德却声明，在从电台获悉他所谓的被解职的消息之前，他早已主动向沙平提出辞职。他还交给媒体一封信作为证据，信中公开了他辞职的真正原因：“亲爱的鲁道夫：你们对我的每一个建议的反应方式使我看到，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我们可以进行理性合作的基础……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如果继续担任经济政策发言人，将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请求你另外委派一人……”
此外，施罗德还很快让公众知道：他依然留在联邦政坛上。他说：“我自己是什么样，就只能那样。我不会让别人来改变我。”社会民主党也离不开他：“因为我仍然是下萨克森州的州总理。”
沙平和他的中队对此也非常明白。而且夏季的阵地战中，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的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骤降。除此之外，每月约有2000名社会民主党员退党，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此时对沙平的批评也在与日俱增，尽管他曾经被称赞为有一体化能力和对主题的良好感悟力。施罗德的支持者海德·西蒙尼斯称沙平为“闭关自守者”，《明镜》称他是“一幅反对党领袖的漫画”。9月份，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发言人乌韦·延斯自动辞职，两周以后也对沙平倒戈。曾是沙平大后台的约翰内斯·劳，也在渐渐地也与这位党主席保持了距离。
9月份，吵得不可开交以至感情破裂的政治家们开始小心翼翼地重新走近。施罗德承认，在处理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了错误”。他并且在一次采访中说，现在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一个“中层人士联盟”（这指的是彼得·施图克）。他后悔地说道：“要忏悔过去。”与此相对应，沙平在波恩表态性地与施罗德共进午餐，并且证实道：“这个下萨克森人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很多合理建议。”
10月份，柏林众议院进行选举。而现实之糟比原本就很悲观的预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第一候选人英格丽特·施达默率领下的社会民主党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丢失了近7％选票。可怜的23.8％的选票使她被讥笑为埃本哈特·迪普根继续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37.9%）大联盟的“小鼻子”。现在，暂时收敛了一会儿的萨尔州的拉封丹也开始介入这场争执。他试图在幕后说服沙平放弃党主席职务，由他，拉封丹在曼海姆大会上来接任。然后由沙平继续担任亦有相当大影响力的议会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沙平的拒绝。
1995年11月14日终于来到了。522名代表会聚在曼海姆议会大厅。代表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清楚地认识到拉封丹的行动意图，自然也未想到会出什么意外。他们只是希望沙平能重新燃起斗志，带领社会民主党再度繁荣。但此时沙平忧心忡忡。他的朋友警告他道：“拉封丹和施罗德要逼宫。”
一切都还不甚明朗。这位普法尔茨人一小时的开幕词感情充沛，真挚可信。只有其中几段略具攻击性，其余各段都旨在请求大家将来更好地对待、更有力地支持他。沙平以哽咽的声音承认道，很是怀疑自己这样自怨自艾有何意义。这个社会民主党领袖“在过去几个月中自毁威信，并且以无法容忍的灾难性的方式给柏林选举造成极大负担”。沙平未指名地提到施罗德：“他的着眼点是，让一切有可能造成这些问题的东西，以稳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篇软弱无力的讲话的纲领部分，他试图转用现代派的语调，他批判了“操之过急的社会国有化”以及“赫尔穆特·科尔这个德国所存在的问题”，他要求一种“新的先锋精神”。但是，大厅中并未出现群情激昂的场面。
现在施罗德走到了麦克风前。他的身后是一片敌视的目光。这个下萨克森人踌躇满志，滔滔不绝。他先说了说：“他可能已经犯下的”一些错误，但随即打断代表们的掌声，他表示“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风格”。在他归座之前，他讲话的结尾使代表们不知所措：“尽管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还是应该决定：我也要参加竞选。
这简直是曼海姆的爆炸性新闻！大厅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炸开了锅。一个阵营的口哨连连，另一个阵营的人掌声雷鸣。沙平呆若木鸡。“竞选？什么竞选？”几个代表激动地大叫起来。施罗德此时已端坐在他的咖啡杯前，他又一次站起来，走回麦克风前，嘲笑地澄清“误会”道：“我参加竞选，但只是竞选社民党的董事会职务。”
所谓的爆炸性新闻看来只是早已排练好的插科打诨。一些人大笑起来，另一些人松了口气。许多人认为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表演者”的玩笑不过是又一大丑闻。不管怎么说，施罗德投降了，战争结束了，沙平赢了。或者并非如此？第二天，可能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最优秀的演说家拉封丹度过的极为光辉的一天。他的发言比施罗德的更为出色，他的草案勇敢而不失机智，还有，在拉选票时，他简直感人肺腑。他做了，不，是极其庄重地做了本该由沙平来说的发言：“仍然有很多我们可为之振奋的政策构想。当我们能够使自己振奋时，就一定也能使他人振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许多计划，许多内容，拉封丹这次并没有提出，他所说的，与在上一年党代会上所说也无甚差别。尽管如此，拉封丹却骤然间成为亮点人物，成为乐观主义的代表，成为成功机会的化身，代表们万分兴奋地喧闹起来，甚至记者们也深受感染。当然这一切不仅仅因为这一席发言：一个月以来拉封丹有意避开争端，极力避免成为头条新闻。现在他作为笑呵呵的第三者从沉寂中浮出水面。晚上记者们听见施罗德对拉封丹小声说道：“你干得漂亮。”俩人后来坐在宾馆的酒吧间里，头碰头地一直密谋到次日凌晨。
星期三，选举作为最重要的一项在党代会快结束时进行。沙平与那个萨尔州人公开竞选。投票结果是：普法尔茨人惨败，萨尔州人大胜：沙平仅获190票，321票投给了拉封丹。这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党主席因竞选失败而下台的事件。“同志们，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而现在我们有了它”，拉封丹说道。另外：“我知道，我需要鲁道夫·沙平的合作——就像我近年来一直努力要与他合作一样。”这个时候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代表们只能苦笑而已。
接下来的投票则乏味得多。施罗德虽然以他对沙平坚持不懈的批评为这次权力更替立下了首功，但他还是因为自己的破坏行为受到了惩罚。人们始终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在第一轮选举中他仅获520票中的243张而未能进入党的理事会。“这其中有那个受伤害的普法尔茨人的功劳。”一个代表说道。直到第二轮选举他才以303票再度进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委员会。
此后施罗德是否会与拉封丹一起掌握社会民主党的命运？由他做总理候选人，另一人做党主席？在曼海姆他们俩已达成协定：在比较俩人1997年的支持率后再做1998候选人的决定。但是观察家们暗示“绝大多数人认为，拉封丹绝不会自愿放弃与赫尔穆特·科尔再次一争高下的机会。”
11月底，施罗德由他的党内新领导，也就是他“逼宫”事件中的同谋“恢复名誉”。按照拉封丹的命令，他又将主管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拉封丹不顾党内左派戴特勒夫·冯·拉尔歇的坚决反对，委派施罗德为“法兰克福派”的发言人，并让他领导负责社会民主党与企业界联系的经济论坛。对于被迫下台的普法尔茨人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击，因为当时他正积极从事着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的工作。
社会民主党内候选人战争年逐渐宣告结束。高尚正直然而颇为不幸的鲁道夫·沙平的时代历经两年之后匆匆结束。基民盟书记彼特·辛策在拉封丹上任那一刻看见了“社会民主党在告别作为政治中间派的时代”。前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洛塔·彼斯基预计拉封丹“有胆量改用民主社会党的路线”。联盟绿党联邦理事会的克里斯塔·萨格和约尔根·特里亭则表达了他们对“早就该来的1998年权力更替的有充分理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