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丁不能被钉在墙上，“绝对的施罗德也不会被别人捆住手脚。总理的职位在持续不断吸引着他。但是社会民主党未来的总理候选人是鲁道夫·沙平，这是不可动摇的。沙平的胜利将永远打碎施罗德所盼望着这个职位的希望。要是沙平在10月份输了呢？”“如果柏林是首都，我在波恩能做什么？”这个下萨克森人在初选的失败后问道。这听起来有点儿像：“我一点儿也不想……”或是：“要是现在沙平使自己无谓地牺牲了，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新总理职位上的第一个候选人将是我！
施罗德常常公开向沙平保证他的支持，稍稍放弃了给自己塑造形象，这是合适的。“我不同意普遍的限速，”在1994年3月一个大众汽车监理委员会的成员批评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纲要中的限速规定。他还反对提高石油税。开车不应最终成为占人口1/3的上层人士的特权。对于工人来说，税务负担早已“发展到了头儿”。
施罗德承认他将更频繁地在波恩露面，他高兴地评论道：“将有一些人把这视为一种威胁”。在接受《南德意志》报的采访时，他表达了想获得更重要的党的领导位置的要求：“我只是觉得，第二大平原州的部长会议主席不仅应该在党内，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应注意到这一点。我的角色将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我很喜欢被人提问。”记者：“您至今为止难道没有被经常提问吗？”施罗德：“有的，一直是，但我希望是在做出重要决断的时候被提问。”他耸了耸肩，他并没有看到一个“施罗德—沙平—拉封丹三角形”：“不，他们两个的任务是取代科尔。我不准备在波恩效劳，我留在汉诺威。当然我会帮忙。但这不是说二重奏要变成三角形。您低估了我的谦虚。”
不过汉诺威的任务一开始情况并不乐观。在州里管事儿的不是施罗德，而是一支红铅笔。“我负全部责任”，1994年9月部长会议主席大胆地说，这是为了往葡萄酒里兑水，葡萄酒是他在半年前的竞选中的许诺。难道不是施罗德的财政部长海因利希·斯威特在2月对一项阻止财政赞助的计划置之不理，还说州里财务稳定？难道不是施罗德在演讲中宣布要多聘用275名教师？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消息，每两名退休的教育家将只有一位继任者。在未来两年中将有1300个职位被删掉。至1998年在公务员中应被减少9000个职位；这恰恰是红绿联盟时期增加的数字。州里为幼儿园和医院建设的投资也被削减掉了，福利房屋建设减少了一半。大约40亿马克的预算赤字出现了。如果选举小册子许诺，州里将每年减少一些新的债务，那么现在，纯贷款数已从公布的25亿马克升到破记录的38亿马克。他指出了新联邦州中交通建设的成绩和从联邦财政中取消的边界地区赞助。然而面对已经宣布的空前的意义深刻的节约政策，人们变得十分冷静。在社会民主党支部的一次试投票中5名议员投反对票。施罗德不想进行大规模地削减的只在一个领域内，即经济和技术支持。这不是偶然的：他不顾从前的许诺，他并没有在波恩为沙平服务，却作为“超级部长”为能源、经济、交通的事操劳。“这属于我团结的概念，对问卷中不看好的事情也不袖手旁观，即使我的生活计划是另外一种样子”，他在《世界》报上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做辩解。这种“团结”同样有局限性：“我肯定不会在政府中做邮电部部长”。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此期间成了基督教民主同盟支部的负责人，责备施罗德“逃避责任”。但这是目光短浅。1994年8月底，施罗德思想转变的动机是——在问卷中社会民主党只得到令人失望的33％——一个简单的想法，对于以后的政治之路来说更有帮助的是，以“三重奏”失败，而不是站在一边，失去和党的圈内人士的联系。与此相反，沙平决定，为了使这个人遵守纪律，通过把这个怪脾气和难以捉摸的批评家（“不斗争的人就已经失败了”）吸收进他的影子内阁。
简单地说，施罗德在波恩计划好的工作叫“经济脉搏”。这听起来十分“雷克斯罗特”，但是少于这个自信的汉诺威人所相信的，他一点也不考虑预算的发展情况。他为了在德国的改革方面给自己竖一个扳道工的形象，喜欢利用“研究”这个领域。但是沙平决定，他要在内阁中区分“软硬基础建设”。经济、交通和能源属于硬的一方面，研究、教育和科学属于软的一方面，这些他想交给彼特·格洛茨做。施罗德说：“这也是个纲领，可以接受”。但他并不为此振奋。
毕竟他也要对能源部门负责，这个汉诺威人觉得他命中注定就该做这个。最终在1993年他与电力部门VEBA和RWE一起制定了前面已经提起过的“能源一致协议”。在这期间他还作为社会民主党的谈判者与联邦政府进行一系列谈判，在继续为硬煤工业提供津贴这一方面达成了协议，他本人认为这已经不合时宜了，不过这符合党的路线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萨尔州的利益，津贴将持续到2005年。和社会民主党的“生态税”路线以及与此相关的石油税增长的路线相反，众所周知喜欢开车的施罗德不断声称要放弃这个“绿色的错误”。施罗德总是警告说，如果在石油价5马克时，社会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能力星期天开车去看朋友，那德国的经济就完了，自信的部长会议主席毫不动摇地称他的文件是“高度理智”的：“人们必须看到，社会民主党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致力于新的基础。”无论如何超级部长有这个希望。
施罗德在波恩理想中的联盟伙伴绿党，指责一致性文件是不反对核能源的开始。因为文件中除了其他内容外还包括批准建立在萨尔茨及特的终极矿床的矿井，中间站高雷本延期偿还债务和核电站的终结时间。对这个问题施罗德说：“我们不能只说我们不要什么，还应该说，我们要什么。建立新的能源提供系统需要时间。谁要是相信，他能利用法律解决能源制造公司的合法地位，那他就陷入了几十亿马克的损失补偿中。我希望能快点儿做，但是人们需要我刚才提过的时间。”在接受《北部西部报》采访时他说要30年，而社会民主党的决定则是在入主政府后他们只需10年。所以他会谈的结果在1993年被社会民主党主席团拒绝，直到1995年才被作为一次讨论的党内基础接受，也并不令人奇怪。
对于施罗德来说，使人们相信他在经济方面的能力，这才是更困难的，他以极大的热情要求他的党在与市场和竞争的关系上实现现代化，但面对现在大约400万失业人口，人们问他，负责经济脉搏的部长该做点儿别的什么时，他却哑口无言。他常以模糊的空话回避问题：“如果经济除了解雇职工外，什么也不会做，那政治就该提出反对意见，质问经济，它对政治还有什么要求，比如在劳动时间的灵活性方面。”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会是什么样呢？“人们应该使经济、企业主和工会作为一方，使政治作为另一方合作起来。”是设计好的行动的新支柱，还是像路德维西·艾尔哈特所梦想的一切都构想好的社会？都不是，这是因为：“人们不能复印历史。”社会福利金应该像企业主要求的那样减少吗？问题的答案从“不”变成了“半不是”“社会民主党不是要进行削减。但单纯地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在不打破已证明是好的制度下，我们将会看到一些成绩。因为这最终是一个生产能力的事实。”
施罗德一再许诺帮助中产阶级，坚定地赞同他自己的工业政策的标语：“对大众有益的事，就对国家有益。”“人们必须考虑到下萨克森州超过1/3的工作岗位都依靠大众，超过1/2的出口也来自大众。这和依赖性没有关系，而是理智。”
这一阶段施罗德的经济政治想法听起来像带着社会希望的，来自自由的真实的混杂物。当沿着社会民主路线的党内同志们触及贫乏的经济手段，要求有创造工作机会的措施，要求津贴，还要降低国债（咒语：“贷款财政的经济计划”），这位前阶级斗争者非常明白，他曾长期担任老板们的谈判者，这些纲领无法实现。所以他不再为了表面现象与他们打交道。关于他以前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攻击，现在他说：“今天我有了别的看法。对于我来说，告别在生活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并不困难，虽然从前的动机是那样令人尊敬。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就不该从政。”他的著作《成熟的考验》由前柏林日报编辑海侯尔得·海丝出版。
他在《成熟的考验》中写道：“我们不能中断和经济界的谈话，因为又有一家康采恩使工人因领导层的失误受损。我们既不能因此使工业国有化，也不能只利用国家手段保障商业，这一切在东部各州的融合中带来很大问题。”他在《法兰克福周报》上说：“我们必须接受，福利国家和创造价值有关。用德语说就是：只有生产出产品，才能分配成果。有时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
很多人为施罗德不寻常的看法感到惊讶，特别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目标的提出是由一个名叫艾尔哈特·埃善勒的哲学和他关于“零增长”的要求决定的。《南德意志》报以此提出了疑问：“您这样说，仿佛工业政治家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是施罗德的榜样。”“毫无疑问，巴伐利亚在他的领导下成功地推行着现代化的经济政策。”一个没给人留下印象的答案。
一个接任“社会民主党”的人，可以代表这些位置吗？人们一次又一次责备施罗德，说他的办法没有新意。也许他在现实中的想法是，仅有的一个可以设想的有新意的办法在于，放弃要想有新意的办法的念头。有时他会暗示这个观点，比如说，在1994年联邦大选之前，人们就鲁道夫·德里斯勒的宣告一事问他的意见。宣告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通过较高负债的方式向选民们许诺失业数字明显下降。对此，施罗德说：“我不同意向人们做这种许诺。没有人能保证兑现。我觉得，和德里斯勒的经济方面的理智比起来，他的福利政治的想法走得太远了。”
施罗德最有名的一番话是，经济政策不是社会民主的或保守的；而是现代化的或非现代化的，将在1995年被沙平搞成大麻烦。施罗德“新自由主义者”的名字在党内早就定格了；一个机器人，他坦率地为基因技术和武器装备说话，削减教育名额和补贴。但是当1998年春天经济记者罗兰特·特基把一份名为《转变的勇气》的手稿交给霍夫曼——卡姆普出版社出版时，果断的施罗德对这本书中更果断的艺术风格十分不安，在临出版之前他和特基讨论了好几天。在下萨克森的选举以后他宣布做总理候选人，在此之后，这位政治家撤消了这本书的计划；该书在1998年夏天作为罗兰特·特基的作品出版。
如果他不能用自己的引言把自己驳倒，那施罗德就不是施罗德了。大约1995年底他引用了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一句老话，在《镜报》的采访中说：“宁要5％的通货膨胀率，不要5％的失业率”，来呼吁抛弃严格的节约政策，从而使联邦政府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不仅在经济发展鉴定委员会主席海尔伯特·哈克斯那里，而且在党中施罗德这一论点也遭到了指责。通常在很多方面都支持他的海德·西蒙尼斯说，这样的计划只在“封锁的边境”中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经济专家乌维·彦斯警告说：这样除了点燃稻草上的火外不会带来别的什么。与此相反，金属工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却欢迎施罗德的说法，这种说法无疑是受了部长会议主席欧元——怀疑论的影响。
和不断被暗示的团结意识，和党的纲领中如紧身胸衣般固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劈叉，它一再导致施罗德把自己的形象漫画化了。有时他也是笑在最后的那一个。一个莱姆韦尔德的例子：1993年施罗德一再强调，给亏损企业发津贴，以这种方式掩盖事实上的失业并且阻止所涉及企业的改组，是非常不合适的。
尽管如此他从公共资金中贷款给达萨飞机公司—莱姆韦尔德800亿马克。然后他亲自和戴姆勒的老板约尔根·施瑞姆普商定了援助行动。他猛烈回击了自由民主党联邦经济部长群特·里斯罗特迪：“批评像里斯罗特先生一样来自只得票2％的党的经济盲人应该保持沉默。资助一个工作比失业要好一千倍。” 1995年6月施罗德居然和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长一个血腥的军事独裁的代表人，B·J·哈比比，签订了关于参与莱姆韦尔德的条约。确实：国家干预成功了，韦泽的达萨飞机制造厂今天属于企业主约尔根·格侯斯曼，在空中服务公司莱姆韦尔德名下雇有占原来数字2/3的员工。企业顾问罗兰特·伯尔格，一个施罗德信任的人，正确地猜测，“在一定条件下，莱姆韦尔德的企业经济是有意义的”。
还有一次，1993年，施罗德把国家的力量投给了格奥格斯马里恩吕特，从而挽救了这家钢厂。邻近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同事们做出了恼火的反应，因为施罗德没有和追求自己的钢铁盈利的约翰内斯·劳达成一致。过了很久，在1997年底、1998年初，施罗德采取了与此类似但规模更大的行动，他购进了萨尔茨及特的普鲁萨格钢铁公司。这件事后面我们还会再次说到。
1994年联邦大选的日子越临近，沙平——拉封丹—施罗德三重奏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表面化了，甚至联盟也曾嘲笑他们是“三个愚蠢的脑袋”。《星报》上说，施罗德管沙平叫“美因茨的地板砖”，称拉封丹，这位失意的联邦财政部长为“萨尔州的地区负责人”，一位社会民主党的来自汉诺威的高级领导人十分愤怒地向一位柏林记者保证，他确定在这篇文章发表一周前看见施罗德和《星报》的记者一起吃饭。即使是平时施罗德提到沙平时也经常不说名字，而是说“总理候选人”，并且人们可以听出来，他的重音放在“候选人”上，而不是“总理”。沙平也向论战家施罗德提交了好几份极好的公开挑战的草案。1994年圣灵降临节是礼拜一，这一天当联邦法院主席罗曼·赫尔佐克战胜社会民主党部长会议主席约翰内斯·劳，自由民主党的希尔德戛特·哈姆—布吕希纳和绿党的彦斯·海西，由联邦大会选为国家元首时，法耳茨人的反应则少了一分自信。沙平在失败者的沉默中骂道，现在仅有的一个不自由的候选人当上了联邦总统。之后不久他抨击了汉斯—彼特·斯蒂尔，德国工商协会的主席，此外还说亲近联盟的国家足球队的教练贝尔提·沃格特是“二等”的。施罗德的反应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警惕，不要不断创造出新的竞选对手。赫尔佐克先生不是我们的竞选对手，甚至贝尔提·沃格特也不是，斯蒂尔先生也不是，而是赫尔穆特·科尔。”施罗德却相反表现得十分正直诚实，尽管官方上这段时间里看起来很紧张，比如他保证，除了竞选斗争外，沙平也是未来的联盟谈判中“最优秀的一个”，但是，他紧接着补充道，对于一个正常的三重奏理所应当的是，第一个是最好的。慢性子的从容不迫的鲁道夫·沙平，在施罗德的心中得不到信任，被认为是与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的红绿灯联盟的支持者，却坚决反对具体地回答记者的相关问题。施罗德不是这样：他支持红绿联盟，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联邦层面上把来自德国社会党格里格·吕西斯的宽容，甚至是支持拒之门外。虽然他在1994年夏天，针对“玛德堡模式”（即在社会民主党部长会议主席海因哈特·于普纳的容纳德国社会党的红绿联盟），强烈地要求，“通过给德国社会党赋予责任的办法，使他们失去吸引力。”比如把建设住房的任务交给他们。“首先在福利领域”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党的关系比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关系近得多。施罗德接着说：“我们可以这样或那样得到人民阵线讨论。然后赶快决定，赶快行动，把人们组织起来分配任务。”
所以他不认为一个由沙平和一个来自新联邦州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主席呈交的“德累斯顿解说”，在其中说，与德国社会党合作“对于我们不可能”，是重要的。1995年11月，在传奇式的曼海姆的党代会之后，施罗德对波恩的《总广告报》说，至少在新联邦州中德国社会党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有可能的联盟合作伙伴。所以他追随新任主席拉封丹的路线，拉封丹要求，“不再限制德国社会党”。尽管如此1994年8月的《柏林日报》出现了一则猜测文章，沙平“作为多数派的建筑师和大联盟一起站在联盟的左侧反对施罗德”，。他受了德国社会党的影响，肯定出自一个用来吓人的陈词滥调：“选了社会民主党，就是选了施罗德。选了施罗德，共产党就要上台。”
其实私底下这位坦白的掌权人早就驶向了别的坐标，由此又一次唆使党反对了自己。1994年10月他在《戴斯特—韦泽报》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不想要大的联盟。但是选民们尽管如此还是给了政治这样一个选举结果，既留出了这样的可能性，那我也不排除社会民主党会组成联盟，这同时意味着，那个伙伴在寻找人选。”他接着补充说，他作为经济部长在“联邦政府”中效劳，为了这个职位我更愿意到波恩更有利的环境里去“——难道在赫尔穆特·科尔的领导下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社盟联盟也行吗？他，施罗德并不属于否认科尔一生成绩的人。我只是说：有朝一日，科尔会被取代。在我看来，他不是个没有个性的人——他以后也不会这样”。在这里谁不会又一次想起对他的性格描绘：“施罗德穿梭于联盟之间像穿走廊？”
1994年10月16日夜晚，猜测结束了。总理科尔以微弱多数胜利，又一次成功地保卫了公民自由政府。联盟得票41.6，社会民主党在沙平的领导下只有36.4%。很多人认为死定了的自由民主党，在从联盟中“借来的选票”的帮助下，得票6.9 %。联盟90／绿党以7.3％超过了自由党。因为有4个直接委任状，德国社会党尽管也有选票分配，还是只得票4.4 %，在第13届德国议会中占30个议席。执政党领先3%，科尔险胜。幸亏有倾斜性议席（联盟有12个，社会民主党有4个），根据联邦选举法不能得到补偿，基督教——自由联盟多得的10个议席与政府首脑刚好凑在了一起。社会民主党再次执政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在大选之夜波恩的社民党中，巨大的失望触手可及。很明显起决定作用的是，越来越多的选民相信执政党比反对党更有希望带来指日可待的经济繁荣。
施罗德在党中看起来比别人少一分颓丧：沙平的失败使他的希望实现了，无论何时，他将成为联邦总理，也许是1998年，也许在联盟的提前破裂之后。一个相应的赌博早就出现了：1994年初施罗德在举行于州首府歌剧院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开幕式上与科尔迎头相遇了。总理在晚饭时预测，此次的主人将在1998年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总理候选人。科尔所掩盖的阴险之处在：只有以1994年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为出发点的人，才能接受这样的赌博。施罗德早在1993就在其著作《成熟的考验》的章节中给人留下印象，他已经算计到了，在1994年现行的联盟将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打赌。赌注是：一箱红葡萄酒。总理在一张菜单上写下：“施罗德在等待，直至1998年。”在1994年夏天一个电视节目中施罗德聊到了这件事：“很多人都签了名，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妻子。她在上面写道：‘我不会在这上面签字，这对我来说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