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增强欲望。施罗德执政了，与前任出身上流社会的保守派人士阿尔布莱希特相反，他的风格是接近民众的，但他也渐渐地开始染上些许“上流社会”的习气。他总喜欢一面穿着定做的西服、名贵的马甲，一面大做关心小人物疾苦的表白。施罗德与体坛和演艺界名人在一起，施罗德在网球场上，施罗德在独立而迷人的妻子希尔特鲁得身旁：总之施罗德成了个人奋斗成功的象征。摄影师、摄像机，他都欢迎。不久，除了忧郁情结别无其他标记的施罗德以全新面貌出台。过去，他一上电视总是就拘谨万分，现在他已能轻松自如地应付这一切。《法兰克福汇报》证实：“施罗德在公众面前完成了令人吃惊的个人形象转变：反对党领袖尖刻的攻击性演化为和蔼可亲的泰然自若；1986年败北的挑战者举止紧张不安却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今已演化成一位无人争锋的总理有着近于轻浮的工作风格。施罗德高挽衣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反倒是这“托斯卡纳政党”式的光彩照人常常成为政治对手攻击他的口实。事实上，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约尔根·冈绕尔就有一次如此评论过。“向左看，却按右的方式生活，真让人无法忍受”。
1990年6月底，施罗德在他近两小时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阐明了内阁将来的工作重点。新总理给他的现代化政策的神奇功效加了一个俗套的标题：“生态理性化，社会平等化，文化多样化”。经济政策部分他宣布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资助。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联盟中小伙伴的绿光仍在隐隐闪烁：在斯塔德兴建核电站的计划被冻结，在格尔雷本建核废料填埋场的计划也受阻。至于司法机构，因为极刑被立即废除，它们的权力被限制在了“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力机构”之内。根据修改过的法律，外国人获得了参加下萨克森地方选举的权利。
“最初的100天中最令人满意的，我们以极快的速度改革条款付诸实施，而且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9月份施罗德接受《新报刊》采访时如此说道。但当列举具体的改革实例时，他只说了当时已成事实的对死刑的废除。在其他领域他已引起红绿联盟的不满，1990年8月，在与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莱奥波多·皮埃里谈话时，施罗德事先未与公司理事会讨论便答应皮埃里的请求，将汉诺威大陆股份公司交由其接管。（若干年后同样是施罗德，在拒绝奥地利一家公司收购萨尔茨吉特的普鲁斯萨格公司时，却又充满地区主义激情地辩解道：“任由一家外国公司来控制本地企业，这太危险了。”）他清除了格尔雷本核能反对者设置的障碍，说道：“这件事很明显应由联邦环境部长克劳斯·托普芬负责，他想把无处可运的垃圾送到我们州来。”
在联邦政府，这位好斗的州领导人上任后不久就显示了自己在德国政治中的力量。老联邦州的州长中，他第一个支持柏林“从长远角度考虑”做“首都和政府所在地”：“事情会这样发展，而我觉得这样也很合理。”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一个“民族性主题”。同时，他站在拉封丹战线上，成为反对科尔总理的急先锋，他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仓促签订”的条约“以现有形式根本不可能得到大家的赞同”。他的意见是：删除同意民主德国的核电站继续使用5年的计划；必须从法律上保证民主德国企业的生存，以避免大规模失业和从东往西大迁徙的继续；对原先的“盟党”财产的处理应与对德国统一社会党财产处理方式相同，要妥善保管；关于将来统一的德国的宪法，应举行全民公决。
传统的货币联盟反对者施罗德在联邦参议院对统一条约投了赞成票，越过了他的绿色盟友造成的障碍。但此外他们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关于“统一的代价”的警告：统一只有很少人得益，却必须由成千上万普通人支付费用。“东德将很快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统一将从邮政钱箱中获得经济资助”，这些由科尔唤起的美好图景遭到了施罗德的大力反击。在当时以及几年以后，施罗德一直都极力在选民心中制造一种“下萨克森情结”。无论如何，下萨克森作为长期以来从联邦财政平衡及边境地区补助中获补贴最多的联邦州，它受到的统一冲击波自然比西德其他各州强得多。施罗德却只字不提。在柏林墙倒塌后，下萨克森因为与前民主德国有最长的边境线，它的汽车贸易，建筑以及超级市场被购买热潮席卷而大大盈利，当1990年12月，下萨克森财政部长格奥尔格·米尔布哈特又从老联邦州索得200多亿马克时，施罗德冷淡地说道：“对此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此前不久，波恩权力交替的尝试再度失败。施罗德不得不认识到：基民盟以其坚定不移的统一路线做出了正确的决断。在1990年12月2日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基民盟只丢失极少量选票而以43.8％再度成为最强党团，这样它与自由民主党（11％）的执政联盟也得以继续。以拉封丹为第一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较之1987年少得了将近6％的选票而仅获3 3.5，特别在新联邦州，它甚至还没有能获1/4的选票。尽管如此，施罗德在联邦议院选举后马上宣称：他认为现在考虑新的总理候选人是大错特错的。其实当时距下届选举还有4年之久，谁也不真的要求替换总理候选人。当然对失败的萨尔州人的友好表示对这个下萨克森人来说倒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很快汉诺威开始了与绿党的幕后扭打。《法兰克福汇报》是如此评价这一生态政党各部为自己全体当事人谋取政府中位置及委托权的努力的：“绿党在政权中所占比重渐渐高于它在选票中所占的百分比。”它在许多领域的“障碍性政策”使施罗德往往成为“绿色绳索下听天由命的丹东”。记者弗兰克·豪科在他的《权力滥用》一书中称下萨克森州为“红绿联盟自我服务”以及集团政治的“范例”。这样汉诺威“行政管理区”内的主体协会每年可从红绿联盟政府得到12万至15万马克的援助，而主要由朋克和极“左”分子组成的这个协会所做的无非是制造一些嘈杂喧闹的“混乱日”。这个有一万多人口的地区不得不承诺委派专职妇女代表。仅这一措施每年要花费近3000万马克。然而下萨克森州社会民主党基层的气氛与之相应也不过如此。那儿的主流印象是：“绿”尾巴和“红”狗共同摇摆。
施罗德坚决反对关于绿党在重要领域以多数票在联盟内起主导作用的指责。但是后来事实却表明，施罗德的这一法定任期对纳税人来说是相当昂贵的：州服务机构新增了将近9000个新职位。到1994年人事支出从128亿增加到157亿马克，增加了近1/4。州政府总支出则以接近9％的速度急剧增加。这位州总理却将这些一方面归结于“波恩的灾难性的财政政策”，而另一方面归咎到对新联邦州的转移支付上。他在1993年说道：“尽管下萨克森为伙伴州萨克森—安哈尔特提供了管理和建设援助，但当州总会计署报告说没有其他什么地方像我们的伙伴州的行政部门一样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时，我们就有必要向民众做出解释，因为在融合的名义下，我们要求他们做牺牲
品。”
尽管支出迅猛增长，施罗德却表示对他的州政府的工作成果非常满意。尤其是1991年1月20日黑森州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和基民盟打成平局的结果造就了由汉斯·艾歇尔（社会民主党）任总理的又一个红绿联盟，此时施罗德作为他的政党的第一个权威性的代表大力呼吁在联邦一层也建立一个偏左联盟。1991年5月接受《世界》杂志采访时，他说道：“如果联邦的绿党也像在下萨克森这儿以及黑森州的绿党那样发展，那么在选民心中，红绿联盟将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如果不有意识而且诚实地在联邦一层对红绿联盟这一选择打开大门，那么1994年社会民主党将还是无法执政。那样的话，社会民主党就将自己交到自由民主党手中，而不得不任由其摆布。在那个时候情况将会糟糕。”施罗德还说：“红绿联盟是实现联邦权力替换的不受约束的一种形式。”
施罗德在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战争的幕后舞台上引发了不少困惑。在1991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空中打击，以之作为对其入侵科威特的反击，而伊拉克总理萨达姆·侯赛因也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作为报复之后，州犹太人联合会邀请下萨克森州各地的犹太人组织于1991年2月赴汉诺威参加支持以色列的团结大会。担任州总理至1965年的白发苍苍的社会民主党元老阿尔弗雷德·库柏尔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而发贺电表示祝贺。但是现任政府首脑却对邀请明言拒绝。施罗德的解释是：他不会出席任何不是呼吁实现立即停火的群众集会，这样他就与社会民主党主席汉斯约亨·格尔唱起了对台戏，格尔要求伊拉克立即退出科威特，并以之作为实现停火的先决条件。而社会民主党下萨克森州主席约翰·布鲁斯以及其他党内同志则近乎示威性地参加了此次大会。在致贺词时，布鲁斯捍卫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政策，他说：“以色列有权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对此有任何怀疑都是羞辱。”
在向海外派驻联邦德国军队问题上（施罗德不想在蓝盔行动之外再有什么举措），尤其是在关于政治避难的基本法条款修改问题上，1991和1992年之交，施罗德和他的政党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80年代这个下萨克森人还拒绝任何对政治避难权的限制，这使他那时与他的政党保持了一致。在第三帝国时期，很多受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国外寻求政治避难并得到接受，这段历史使社民党对这一问题尤为敏感。但是，寻求政治避难人数成倍递增，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涌入富有的德国，这使实用主义者施罗德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是社会民主党内首先提出对政治避难法进行修改“并非天方夜谭”的那批人之一，而且不久以后，他干脆以修改宪法第16条的必然性为自己的出发点，德国再富有，“也不足以把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都安顿在自己的领土之上”。另一方面，他在《明镜》杂志上写道：“有关内政的考虑不应影响政治避难法的制定，——唯一的准则应是，保证受政治迫害者的人身安全。”
可是，当他的同志们1991年12月在新任社会民主党联邦主席布约恩·恩荷尔姆领导下（福格尔因为联邦议院大选失败引退后，拉封丹再次拒绝执掌总舵，在波恩附近的彼得斯山上，就对政治避难政策进行实质性修改达成一致时，他们把施罗德撇在了这个光辉耀眼的小圈子之外。受伤的施罗德故意唱起了反调。当恩荷尔姆，波恩的社民党领袖汉斯—乌里希·克洛热和奥斯卡·拉封丹一起提交新的、主要由杜塞尔多夫市内务部长赫尔伯特·施诺尔总结的路线时，施罗德又一次充当了党内左派的代言人的角色，对具体计划斩钉截铁地说“不”。此外，对所谓“国家名录”他也表示坚决反对。拉封丹认为，即使对那些来自非官方确定的“迫害者国家”的政治避难申请者，也应从法律途径保证对其起诉的权利。对此施罗德大为恼火，他说：“应该让联合国高层难民问题特派员告诉奥斯卡·拉封丹，‘国家名录’的方法根本行不通。”施罗德批评社会民主党在走独木桥，也没有与他这位社民党州总理好好商量。“这些人在政治避难申请者背后，违背人民利益地胡来，却不以为耻。”他恼怒地说道。联邦议会党团社会民主党的内政发言人格尔德·瓦腾堡表示对此很不满。与之相反，施罗德倒赢得了联盟伙伴的喝彩。联邦参议院部长约尔根·特里亭称这一修改方案为“违背宪法，敌视难民和不人道的”。修改它们的唯一办法是送它们进“碎纸机”。
社会民主党高层终于放弃了对施罗德的孤立，而施罗德也再次从他阻碍党的路线的立场转回头来。1992年4月巴登符腾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议会选举上，社会民主党形势大为不妙（在基尔减少了近9%），右派的共和党和德国民众联盟分别成为两州的第三大党。这一结果对施罗德与社会民主党上层的和解也起了促进作用。作为社会民主党的谈判领导，1992年施罗德就政治避难问题达成妥协——其中包括“国家名录”。11月份的党的特别会议通过了这条新路线，1993年政府将之付诸实施，到1993年夏联邦议院也对之表决通过。对于希尔特鲁得·施罗德来说，她丈夫观点变化之快令她“大失所望”，像她在一本书中所写的：“他舞弊时的拙劣手法尤其令我愤怒。他打网球时遇到两位女士，她们向他抱怨，健身房里满是政治避难者以致她们无法淋浴。格哈德说：‘那时我意识到，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现在施罗德对外国人问题的态度十分“政治性地实际”：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以准许外国人迁入德国的必要性为出发点，因为否则的话，“一些公司、医院以及一些短途运输企业”就会破产，大体来说，去年涌入德国的那几百万人，他们“创造的工作机会比自身占据的多”，而德国的住房危机也应更多地归咎于“德国居民人均对住房面积的要求比20年前增加了5%”的状况，而非这些难民。同样，如果没有移民潮，“社会保险金将会更高而社会福利费用将减少”。施罗德对其他一些对移民潮以及政治避难者可能带来的财政压力提出警示的观点一概忽略不理，尽管这些观点以同样的数据为基础，并且也来自社会民主党内。1997年柏林的总体失业率达到18.9，而在柏林生活的外国人，尤其是土耳其人之中，因为日益严重的语言障碍以及不愿同化的心理，失业率竟高达34.5（在整个联邦也有近似的数据结果），这些在放眼未来的对现实的观察中都被抹去了。1997年施罗德关于外国人犯罪问题归纳了他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处于有理由的敏感和无可名状的恐惧之间摇摆不定的联邦共和国的讨论中被广泛评为“大众化的”观点，它就是：应将成为罪犯的外国人立即驱逐出境，否则他们会造成更多犯罪。
1994年5月，施罗德因为对土耳其总理坦苏·西勒的库尔德政策的批评，这位州总理的肖像曾被刊登在土耳其日报《胡里耶特》上，并被冠以“这个德国人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颇具威胁性的标题。但现在他却称德国是个移民国家。他的理由听起来很是形式主义：只要把去年进入德国的移民人数与真正的移民国家比如美国略做比较，我们就不可能会得出什么别的结论了。但施罗德在论述时忽略了一点：“移民国家”这一概念必然还包括一定的比例和特殊的准则，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原因的移民重负。1993年4月，在明镜论坛与巴伐利亚州的同事埃德蒙特·施托伊伯争论时，他话中带有的漠然态度令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施罗德说：“这只是一场关于概念的争论。不管怎么样，人们已经来了，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该如何人道而又理性地面对这一事实。”他在他的《毕业考试》一书中大肆鼓吹订立移民法，每年允许30万至40万人移民德国，书中写道：“应该强调：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数字，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奇思异想。不论我们怎么想，我们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多元文化的。当然那个社会也不会是跳着肚皮舞的平和的民间节日，它会面临新的问题和分配上的争斗。问题在于，我们是积极地处理这些问题，还是像福格尔·施特劳斯那样对它们置之不理。”那么，当因内战及其他原因被迫流亡者、政治避难者、工作移民以及合法迁入的家庭成员的总数超过预定的数目时，怎么办？在上边已经提及的与施托伊伯的《明镜》之争中，施罗德说，“我不否认，这对我们将是一个大问题。这样看来，移民法案应该从零比例开始实施，直至人数超过政治避难的规定，也就是超过对外国移民人数限制的规定，到那时这一数字已相当大了。”对此施托伊伯的反应是：“对您这种现实的想法我很高兴。但如果真是这样，您的移民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为了消除本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施罗德极力主张制订一个新的国籍法。这一法令“将不再固守于‘德意志血统’的神话，而要贯彻在我们的民主邻邦早已成为现实的原则：如果德国实行法国或瑞典式的国籍法，那么，将有将近2/3在这儿生活的外国人可以立即获得德国护照。当然与之相应，我们还应允许双重国籍，因为我们无权要求任何人，为了融入德国而自动放弃在原属国的继承权。”显然，施罗德没有看到，双重国籍已被很多批评者归咎为阻碍融合的双重身份和割裂忠诚的根源。毕竟施罗德一方面要求德国人“最大限度的宽容”，另一方面也要求外国人“最大限度的主动适应”。
与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的其他争论，主要因提高增值税的讨论而起。布拉登堡州总理曼弗雷德·施托尔普（社会民主党）对这一问题尤为热衷，因为鉴于波茨坦糟糕的收支状况，他只能企盼从波恩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而这些都要由增值税来负担。施罗德对这一愿望表示支持，这使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非常生气。而约翰·布鲁斯此次也与这两人团结在了一起。但一切都是白费心机，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这一方案。在社会民主党内，施罗德的形象越来越像一个“捣蛋者”。他与拉封丹的关系也已大不如前，拉封丹在这一时期对施罗德的评价是：施罗德“并不强大，小流氓一般的争强好胜罢了”。
在其他问题上，下萨克森州的社民党对施罗德的权威进行了考验。比如这位州总理支持由阿尔布莱希特1990年揽给本州的2000年世界博览会。但1992年初下萨克森首府的这个社会民主议会党团却同意了联盟政党“绿色选择公民名单”的提案，决定通过民意调查来确定是否在那儿举行世博会。甚至施罗德的汉诺威地区协会也同意这样一次问卷调查。对此这位州总理很快以“在法律意义上无足轻重”而置之一旁，但他也没放过机会，称2000年世界博览会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民族盛事”而大大赞扬了一番。最后在州首府进行了一次借助明信片的民意调查，引人注目的有60％的人参加，其中51.5％投票赞成世博会，这一结果使这位州总理得到了肯定。尽管优势微弱。
“口是心非”，“在军备工业前卑躬屈膝”，先是失败了的联邦经济部长约尔根·莫勒曼（自民党），后是绿党下萨克森州女领导吉拉·阿尔特曼这样总结施罗德。这些评语使这位下萨克森州州总理在1993年初成为头条新闻，也使他的红绿联盟内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莫勒曼揭露道，曾经一度是武器扩散反对者的施罗德站在了赫尔穆特·科尔一边，赞成批准台湾给德国造船厂的10艘潜水艇和10艘驱逐舰的订单。同时施罗德表白道——由此他得到了“口是心非”的“美名”——“当社民党作为政党要求他攻击科尔时”，他是“不乐意那样做的”。很明白易懂的愿望：在社会民主党内，首先以基尔市的联邦议院议员诺尔伯特·甘瑟尔为代表，有一股很强的势力，他们坚决反对在对台湾武器出口限制上有任何松动。下萨克森州政府也明确了“谴责武器出口”的立场，而出于对这一口号的信任，施罗德的经济部长彼得·菲舍尔（自由民主党）也曾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与台湾的武器交易。施罗德对他的经济部长却只字未提关于自己在波恩的这次据说是受北德各州首脑委托的积极行动。事后这位州总理解释沉默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州政府“在这件事上没有决定权”。
反对派制造了对州总理的“信任危机”。州议会中那极具现实意义的一小时的主题听起来很像一本政治畅销书的题目：“下萨克森州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试图进行武器贸易”。在联合政府委员会里，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稍稍安抚了联盟90／绿党（1992年5月原西德绿党和原东德联盟90合并后的新签字）的主席特阿·杜克特。于是盟党没有把州总理赶下台，而只是达成协议，制定施罗德在波恩所作所为违背了内阁的决议状，以这种形式对施罗德进行了批评。最后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约尔根·甘绕尔，自由民主党领袖马丁·希尔德布兰特提议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潜水艇事件”。
1993年3月，这位雄辩的演说者在委员会面前侃侃而谈，嘲讽道：他无法相信“2500万小岛上的中国人能去攻打十几亿大陆中国人”。当他觉得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发问者言语笨拙时，就嘲笑道：“我得提醒各位，这儿该问的是什么。”不过言语的犀利无法掩盖施罗德的失败：所谓受北德州首脑会议委托，在波恩支持与台湾的贸易，这一假定在调查之后对“见证人施罗德”已无甚帮助。当施罗德还在坚持说他的同僚们一致支持与台湾的贸易时，汉堡和基尔的总理府已对此做出了反驳。恩荷尔姆说，施罗德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委托。
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为了保护因不可靠的退休金计划而陷入僵局的拉封丹，对施罗德也只是爱莫能助。只有布莱梅市市长克劳斯·威得迈尔站在了施罗德身旁。施罗德没有迷乱：他自己很清楚，他最关心的是下萨克森人的就业问题，为了200亿马克的资助他背离了社会民主党的会议决议。1993年9月，调查委员会的多数派红绿联盟得出结论：施罗德支持与台湾贸易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最后报告中写道：“即使他未履行与州政府进行磋商的义务，但这并非违犯宪法。”
“那简直糟透了！”施罗德在《毕业考试》中是这样评价自己在“潜水艇事件”中的行为的。但是，他的这番自我批评并不是就自己的根本立场而言，而是在批评自己的战略：在与公众的交谈中，在社会民主党内以及在联邦内，他都“没有足够积极主动地去为自己的观点寻求支持”。尽管施罗德在联盟危机后不再支持与台湾的武器贸易，但德国的左派已对他的实幽茉代办处”，VEBA亦是下萨克森州“普鲁士电力”的母公司。此后在与VEBA和RWE签订的，工会领导人赫尔曼·哈柏也参与其事的“谅解草案”中这样写：“要首先大力发展核能事业，这样才能在遥远的将来的某个时刻，彻底“退出原子经济”。这一草案的中心是放弃核原料再生技术，用新型设备继续利用核能，以之为替换，将来停止使用轻水反应堆。施罗德对这一结果的看法是：我们达成共识，双方尽可保留一直以来对从原子能中获取能量的不同看法。这个问题将留给我们的后代，在获得了新知识和经历了新的技术发展之后去解答。尽管我们就核能问题未能达成一致，但允许这个领域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谅解草案意味着“有计划地逐步停止使用今天的核能术”。
左派的施罗德批评者怀疑这是“结束的结束”。“如何达到目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得成功。” 1993年2月极“左”杂志《年青的世界》如此评论施罗德，文章继续写道：“在最高深的经济学家的专攻领域做表演时，他都不会有些许收敛，更何况他的政党的决议。他的逐步停止使用核能的观点使他成为原子能说客，同样，对向台湾出口潜水艇的同意则使他成为造船厂厂长的服务员。当事情关系到下萨克森这个工业基地的利益，也就关系到他这个州总理的利益时，这位实用主义者即使背信弃义也是在所不惜的。”最后，文章写道：“对施罗德来说结果比手段重要得多。”似乎要强调一下他的无耻嘴脸。
这位曾经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拥护者终于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只有重新获得经济决定权，才有可能到达波恩的权力顶峰”。汽车工业是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按下萨克森的观点来看。所以这位州总理上任伊始便牢牢握紧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康采恩董事会（其中，20％的大股东是下萨克森人），并且拥有了私人的免费大众汽车。在1992年决定谁接任大众领导职位的决定性时刻，施罗德支持了呆板生硬的费迪南德·皮埃贺而撇开了同是社会民主党员的丹尼尔·哥乌戴维德。后来施罗德在这位新任社会民主党理事会领导的严厉的合理化议程中没能发现“什么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所不能分担的”。当联邦政府许诺为在萨克森摩泽尔修建一个大众汽车厂提供大量支持时，施罗德却表示了反对。因为“大众汽车现在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能力过剩”，再扩建的话，下萨克森生产基地奥尔登堡、埃姆登、汉诺威或是沃尔夫斯堡的生产一定会受到限制。一段时间以后，1993年在为大众汽车公司新任采购主管约斯·伊格纳什奥·洛佩兹做名誉声明时（后者被从前的老板通用汽车公司指斥为工业机密偷窃者），施罗德说：“大众汽车公司是外国同行竞争的靶子。通用汽车公司和它的子公司想要击败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如果让它们得逞，整个德国工业都会受到严重削弱。” 1996年底，洛佩兹最终还是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这使这位州总理颇觉难堪，但他仍然极度关注大众的发展。1998年3月，当时已被公布为总理候选人的施罗德作为董事长皮埃贺的“秘密武器”亲赴伦敦劳斯莱斯汽车公司总部参加谈判，试图说服这家英国公司拒绝同样有心收购之的竞争者宝马汽车公司。但一切又是枉费心机：1998年4月，宝马公司最后得标。
1991年“汽车人”施罗德还批准了斯图加特的梅塞德斯—奔驰公司在帕朋堡的基尔的130公顷土地上兴建工厂的计划，这一计划曾在保守的巴登符腾堡州因环境保护者的反对而失败。他对《明镜》说道：“当人们不仅是口上说说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共存，而是将它付诸实际时，对于这种信号，我是毫不反对的。”他强行达成了一项有关特殊垃圾处理的协议，这一切为他赢得了经济界的掌声。他不顾国立自然保护区的规定和绿党的反对，帮助挪威国家石油康采恩获得通过瓦腾湖建造长2.5公里的石油运输管道的许可，这一工程现在已是工程建设方面的典范作品。和前任巴登符腾堡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理洛塔·施培特有些相像，施罗德有时觉得自己应该是他的“下萨克森有限公司”的经理。为了这个固定不动的企业，他飞往芬兰、俄罗斯、日本，试图建立商务联系，订立合约，作为处于绿色乌托邦和实际经济必要性之间的首领，施罗德忙忙碌碌。施罗德明白：“执政带来乐趣。”他也曾多次地警告不时唱唱对台戏的绿党：“如果你们不合作的话，下次选举你们只能与保守党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