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连同他的两阶段战略在莱茵河畔的权力之争中一块儿失败了。1986年那场预备赛时，他极为现实，事先便没梦想对阿尔布莱希特有多大把握。当失败时他便宣称：“我将作反对党领袖，4年后再来参加角逐。离开政治，就社会生活而言，我可以很好地活下去。但情感上，这太难以接受。”而现在，这位原本很果断的政治家却向记者透露，他自己也确定不了1990年是否还参加州总理的竞选，尤其不知道社民党是否还希望他作候选人。他甚至还在考虑退出政坛重回律师事务所。目前看来，州议会的工作不再有任何真正的乐趣可言。这位领导人被批评为“领导风格粗鲁”，这给他造成压力和神经紧张。“施罗德之星陨落”，《商业报》报道说，并引用一位基民盟政治家的评论：“施罗德出局了。”
被下了死刑判决书的人往往会活得更长。施罗德的斗志苏醒了。他向社民党保证，要猛烈还击阿尔布莱希特内阁。1986年10月，市镇选举之后他重新开始了对绿党的争取。红绿联盟当时在各市镇已是现实。就联邦州政治种种迹象来看，中期而言他也很是有利可图。施罗德宣称：“要获取权力就必须能够妥协”。从1986年8月28日在社民党纽伦堡大会起，他已经是党中央理事会成员了。
半年之后，1987年1月15日的联邦议会大选中绿党获得创建以来最大的胜利，8.3％的选票（1983年时5.6）使它的发展势头比自由民主党更显强劲，后者获9.1％选票（1983年7%）。基民盟以44.3％败北（原为48.8%），但仍强于社民党，后者在第一候选人约翰内斯·劳的带领下仅获令人失望的37％的选票（原为38.2%）。这一结果已足以让科尔总理领导下的执政联盟继续连任。施罗德的观点得到证实，社民党人只有与绿党合作才能成功，1987年初，在黑森州议会选举失利的压力下（1502张选票使基民盟和自民党联盟以微弱优势获胜），施罗德说道：“我们建立红绿联盟的愿望肯定会引起恐慌，但它会带来更多的希望。社民党内的赫尔曼·拉伯以及其他一些人对这种恐慌尤其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们对我们的失败负有责任。如果我们能将社民党左派的大多数组织起来，这无论对国家还是社民党都将有百益而无一害。而这本是可行的。”“不过，绿党首先得证明，他们有从事可核算政治的能力。”这一根本原则施罗德是忘不了时常加以重复的。
这位反对党领袖一次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987年3月，如民德《民族报》所载，他要求州政府“立即停止一切职业禁令”；同月他再次访问民德，与民德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阿克森会面，访问结束时又在东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对戈尔巴乔夫拆毁中程火箭的建议表示赞同；紧接着他又要求波恩对民德让步，不再把萨尔茨吉特算作西德属地，同时他重新为民德在埃尔伯河边界事务中的地位辩护，还把重新统一称为基民盟的“痴人说梦”，而这一切与他往日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大相径庭。他的榜样勃兰特此前倒是以相似的方式自我表达过。1987年5月施罗德再次号召全党，就一些具体方案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以在基民盟之左形成一个多数派。
现在施罗德的路线又变得很绿、很左，这使他的党内友人也甚为不满。这导致了1988年的大冲突。社民党主席约翰内斯·布鲁斯批评道，施罗德总津津乐道于一些偏执的观点，而带着这些观点社民党是无法在两年后成为执政党的。“冲突的起因是关于布什豪斯火力发电站的争论，施罗德在有害物质限量问题上坚决不做任何让步”，“而这将造成失业，危及与工会达成的协议”，布鲁斯如此说道。
生态保护主义者施罗德开始反击。他可没兴趣，任由党首对自己喋喋不休地指摘。他面临信任危机，不过，对此他第二天一早便不再想知道什么。显然一夜间他感到了自己所做事情冒的风险几乎没人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转向党首那边，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更好的候选人。1988年8月社民党州理事会早在哥尼斯路特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以全票赞成做出决定，重新推举施罗德为州总理的第一候选人。10月在库克斯港的州党代会上代表们也遵循了这一路线：施罗德获得了投出201票中的188票，12位代表投了反对票，还有一位弃权。这就是说施罗德赢得了94％的投票，而两年前他仅获79。而社民党下萨克森州主席布鲁斯也以相似结果获得连任。
还在党代会期间，这位新造出的第一候选人就以一席极富挑战性的讲话进入了第二轮权力角逐。施罗德表示，虽然仍将努力加强与绿党联系，但作为关心经济的地方政治家，他也将致力于加强北方各州间的合作关系。布莱梅、下萨克森、汉堡和石勒苏益格应创造出足以与共和国南方各州相抗衡的经济实力。施罗德在党代会上说：“作为连接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枢纽，这一地区很有前途。”他的口号是：“壮大北方！”切尔诺贝利事件让他看到，即使环境这一主题也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有效——尽管有核泄漏灾难，基民盟与自民党联合政府还是得以连任。加强生态与经济的联系看起来比单纯依靠绿色基础有前景得多。施罗德将社民党政府的工作重点归纳为以下四条：1）拯救北海计划；2）通过投资帮助经济现代化；3）改善通讯基础设施；4）改善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基础设施。因为它们应被视为对未来有决定作用的领域，这样他一方面安抚了工会，另一方面又对自民党以及绿党开了大门。
与此相反，阿尔布莱希特的地位显得江河日下，他的政府卷入了形形色色的丑闻之中，“策勒监狱事件”是其中之一：1978年，为了使一名线人混入恐怖主义者内部，州司法局对位于策勒的监狱进行了轰炸，到1986年，事实表明，阿尔布莱希特个人对此事件完全知情。另一丑闻则是“赌场事件”：赌场老板马利安·费尔森斯坦通过贿赂一名内务部官员，捐钱给基民盟使营业执照得以延期。
第三件事萌发于1988年：记者报道说，施罗德陷入司法局编织的密网中并受到监视。内长哈瑟曼对此矢口否认，但最后又不得不承认监视用车曾纯粹碰巧地停在了这位反对党领袖的办公楼前——烟灰色的雷诺仅仅是在跟踪一个酒鬼的车。《明星》杂志报道，早在1986年春州议会选举前，司法局就建立了关于施罗德的档案，这有力地反驳了内务部的辟谣。而亲政府背景杂志《环视》上的一篇文章更激起了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内务部长哈瑟曼近期内已做出指示，只有经其同意后才可对政治家及其工作和私生活进行监视。同时他强调，过去他一直以避免进行这种监视为根本出发点。”这是对将来工作的指示？而过去他仅仅以此为出发点？那么他是无法真正排除发生这种事的可能了？
而社民党又不失时机往阿尔布莱希特政府的伤口上撒盐——施罗德被作为治疗这个病入膏肓的联邦州的良药推出。《南德意志报》观察文章指出：“这位有着运动员风度的，每天早起与妻子进行网球比赛以保持体形的男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缺乏活力’对他加以评价。坚持不懈但又不刻意追逐的施罗德正努力聚集起越来越多的赢分。”
历史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变迁着。施罗德能否抓住这一机会？趁着阿尔布莱希特内阁陷入危机，在议会中也仅占一票的极微弱优势，社民党在11月提出了要求州议会自动解散的提案。施罗德也非常明白，不可能获得必需的2/3多数票。但按惯例，他现在有机会提出对阿尔布莱希特的建设性不信任案。只要一名议员转向反对党，那么……当时曾因竞选作弊而受处罚的基民盟“后台钱库”库尔特·瓦延刚因侵犯他人自由被起诉——他难道没有足够的理由不再效力于阿尔布莱希特？（后来他真的这样做了，并转向了共和党）其他的联合政府成员也对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很有意见，阿尔布莱希特的日子实在不好过。
另一方面，富权威性的施罗德不仅在社民党内友人众多，绿党在不信任案准备阶段曾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他，但此时，为了进行新的大选，他们显得举棋不定。在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前不久，施罗德曾说：“我指望绿党。”但绿党主席约尔根·特里亭，这位当年格适根房主事件以及共产主义学生圈中叱咤风云的灵魂人物，三周前已在讲稿中将明确承诺“这次我们怎么会不选您，施罗德先生？”轻轻划去。
1988年12月19日，下萨克森州长埃查德·布兰科公布了关于建议性不信任案投票的结果：“共投出155票，其中79票反对。76票赞成。这样议员施罗德未能成为州总理。”
会议大厅里一片哗然。《南德意志报》记下了当时的场景：“控制情绪吧，施罗德先生！”议会中基民盟派有人朝着社民党这边叫道。社民党的人坐在那儿，没精打采，“谁是那个人？”每个人都在心中暗问，“星期一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社民党或是绿党中的谁背叛了社民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 69名基民盟议员和9名自民党议员欢呼起来，松了口气的阿尔布莱特派了一个成员穿过人群，挤到这位面色苍白的失败者面前，伸出手。施罗德又少了关键性的唯一一票。“他要么是个白痴，要么是个精于算计者，要么被收买了。”施罗德的副职胡尔夫·韦尔恩施戴无助地说道。事实上，在对可能性进行争执时，一切可能的诱因都被想过。“所有66名社民党员都投票给了施罗德。”州主席约翰·布鲁斯保证道。“所有11名绿党党员也都如此。”这个生态党团义愤填膺。他们甚至可以证明，因为绿党在选票上划的小叉有可辨认的记号。
无法确定谁是“叛徒”，社民党不得不带着“ 1976年的创伤”继续走下去：那时几名社民党议员，使作为即将离任的社民党州总理阿尔弗雷德·库柏尔继承人的社民党候选人赫尔穆特·卡西米尔和卡尔·拉文施先后落马，从而将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送上权力宝座。大多数社民党议员确信，这次放冷枪的仍然更有可能出自本党，而非来自绿党，因为在绿党中几乎没有人会选阿尔布莱希特。
明星人物施罗德遭到了沉重打击。要掌握权力，他究竟还需要多少机会？在受到第一记严重打击后，施罗德很快镇静下来。他反驳了对他的毅力的怀疑：“退位？稍稍想到这两个字都太夸张。”他还坚持从根本上说不信任案是正确的，“人们不该忘记，政府已濒临破产。如果我们不尝试去接替政府，人们会责难我们：反对党软弱无力。施罗德噤若寒蝉，我必须承担这一切风险，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其他的一切我们现在也必须都能应付。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会有几天得低头做人，但随即应马上投入竞选的战斗中。我们也不会停止对投敌者的调查。”
1989年5月22日，作为埃哈德·埃普勒的后继者，施罗德被理事会选入社民党联邦主席团。他以20票对16票战胜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建设部长克里斯托夫·措伯尔。现在施罗德作为本亚明主席团成员，与萨尔州州总理拉封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总理布约恩·恩荷尔姆，柏林行政市长瓦尔特·莫派尔以及莱茵兰—法尔茨州反对党领袖鲁道夫·沙平一起代表了社民党领导层中的孙子辈。人们相信他们能够成为90年代社民党的领导力量。
勃兰特本人尤为支持拉封丹；在1987年2月13日的一次秘密会谈中勃兰特与拉封丹、汉斯约亨·福格尔以及约翰内斯·劳达成一致意见：1988年勃兰特退位后由这个萨尔州人来做新的党主席。1987年3月23日，勃兰特受伤的自尊心使他抛弃了党首位置。原因是当他任命希腊人玛格丽塔·玛蒂欧玻罗丝为即将卸任的党的发言人沃夫冈·克莱门特的接班人时，党内同志没有遵从他的意见。埃贡·巴尔不客气地评论道：“不合时宜！”施罗德对他的偶像的这次决定也坚决反对：“片面强调理性不无吸引力，但在党的中央这样不行。”
勃兰特自动下台后，将恩荷尔姆、拉封丹、施罗德以及赫尔塔·道布勒格梅林、沙平、海德马利·维克佐莱克，他的这些“孙儿们”邀请到诺得施戴特的一家宾馆，他现在要把事情安排停当。他要把主席地位交给宠孙拉封丹，但出乎勃兰特所料，这个萨尔州人拒绝承担此重任。拉封丹感觉自己羽翼还不够丰满；此外，他还担心福格尔以及勃兰特本人，这些党内实权前辈投下的短期内无法消除的阴影，显然这些前辈是不会轻易放弃对党务领导的参与权的。至于施罗德，尽管勃兰特曾称他为“有学识的工人之子”，作为模范的社民党人大加褒扬，但此次却未被问及。他还没有赢得选举的胜利，而这是他要登上社民党顶尖位置必不可少的资格证。于是1987年6月14日—勃兰特1992年10月逝世的前5年，在波恩贝多芬大厅的特别社民党大会上汉斯约亨·福格尔当选为新主席，而勃兰特私下里曾轻蔑地称之为“官僚”。
1989年夏，下萨克森州竞选正式开始前不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对党领袖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要有一个竞选伙伴，究竟是谁，现在和以前施罗德都没能确定下来（“我们希望只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成功。但我们也希望保留两个选择——与自民党和绿党”）。尽管阿尔布莱希特从波恩为下萨克森州获取不少补贴，尽管不断增加的税收收入使下萨克森州负债状况得以改善，但形势就是如此。“希望很大”， 1989年6月施罗德接受《图片报》采访时回答道，听起来似乎他第二年就将击败阿尔布莱希特，“但只有在熊死后，人们才能去分皮毛。”施罗德表示，如果再次失败，他将不再参加竞选：“一个人在政治中所应做的是给他的党派以广阔的前景、强有力的组织和美好的希望，如果他不再能做到这些，那就该另找一个工作。在我的律师楼中还有一张桌子，我随时可以回到那张桌前。”
但他马上又感到了来自党内的沉重压力。1989年10月，恰恰是他的驻地汉诺威首先对他倒戈。显然踌躇满志的施罗德在竞选准备阶段与党的分部和基层组织联系太少而没能为自己的竞选做好广告。他现在自食其果：与曾经一度是施罗德支持者并是他做党地区主席的前任的彼得·冯·欧埃尔曾的表演相一致，代表们通过了新的社民党基本纲领的修正提案。而施罗德的警告——这一提案会使导致万众瞩目的经济自由化重要步骤蜕变为压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府干预措施——被置若罔闻。欧埃尔曾和他的观点得到了接受。他认为是：“必须有更加严密的分析。资本主义竞争经济有着规律性的自身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最终导致生活基础的破灭。因此，工业必须由人们强行引入另一方向。”
错乱的世界！施罗德，这位过去的青年社民党领袖在竭力为竞争辩护，并大肆攻击“政府领导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不合时宜，“远远落在神山之后”。施罗德的认为是：社民党决不能使自己在经济政策上失去信任。因此他称受偏爱计划经济和民主的欧埃尔曾派支持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具有很大危害性”；“谁选举了他们？凭什么假定一群代表能知道大众的利益？”同样在纲领委员会中他也极力反对将“禁止开除罢工工人”代替“谴责对罢工工人的开除”写入纲领的要求。而且世界再度颠倒：在汉诺威，施罗德得到的支持恰恰来自于他多年的老对头，化学工业联合会主席赫尔曼·拉伯。但这还远远不足以使他获胜。他极恳切地想在1990年州议会及联邦议会选举时说：“我们必须想到那些希望我们胜利的人。”
地区联合会中的左派无动于衷地作出社会框架计划：企业必须保证对国家公开一切投资计划。汉诺威的社会民主党甚至希望在大企业的领导层中看见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像公法广播台中监督委员会那样。“必须为经济建立一种机构性的对等力量。”
不管怎么说，施罗德以不具优势的结果被认可为地区主席。他获得了260名代表中178张赞成票。而两年前有190人投票赞同，1985年则更曾多达238人投赞成票。
本来竞选之争的白热化阶段早已应该开始，但德国政治随即风云骤起：一次“用脚进行的投票表决”宣告了民主德国的结束。为了充分享用从赫尔辛基条约开始获得的出国旅行权，东德人纷纷涌入匈牙利，更有很多人首先逃进了布拉格，还有许多其他城市的德国使馆。1989年9月11日，匈牙利开放了奥匈边界，而在此之前，从8月份开始，边境防御工事已被陆续拆除。随后一周内有15000名东德公民通过这一道路逃往西德。这个“德意志大地上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国家”10月份的生日庆祝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作为庆典贵宾，苏联国家和党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0月7日在东柏林当着全世界媒体宣称：“滞后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反对派团体试图公开化，不再害怕国家安全部，新的政党开始出现，伊布哈伊姆·博默（他后来沦为国家安全局的眼线）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其中之一。10月8日，7万人高举着“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广场举行示威游行。两周后游行人数增加到30万。这次的口号是：“我们同属一个民族。”
埃里希·昂纳克于10月18日辞去了所有职务。颇受其欣赏的弗洛斯科尔因“健康原因”而缺席。此后不久，维利·斯托夫领导的政府和政治局也先后辞职。11月8日克莱兹又被任命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政治局首脑，他提议选举被西方媒体称赞为改革者的汉斯·莫德霍为新任总理。随后，11月9日，因为政治局委员金特·沙波斯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含糊不清的讲话，通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边境通道终于全部开放。爆炸性新闻！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震撼了全世界。突然间墙失去它所有的意义，也不再令人惊恐，而民主德国则失去了它存在的保障。
尽管西德政治家以及公众长期以来竭力回避这一事实，现在德国问题还高高地列在了议事日程之上。该如何作答：邦联？重新统一？抑或加固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状况？民众的异议，对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制的和平革命，它们发展为什么？
波恩的政策一直不甚明晰。只要问题一涉及民族，政策制定者们就过敏性地缩起了手脚，这完全是因为纳粹创伤。较之保守派，西德的左派触及民族问题时更是如临大敌，“小心新德国法西斯”，甚至“小心重演奥斯维辛悲剧”（君特·格拉斯）的警告声不绝于耳，控制了舆论界。只有少数几位社会民主党人，如维利·勃兰特（“现在，本该是一家的融合在了一起。”）和长期担任汉堡市市长的克劳斯·冯·多纳伊，他们意识到了这历史的契机而竭力支持德国统一。
那么此时格哈德·施罗德的立场是什么？他一贯坚持反对承认民主德国的公民权，而只对其予以“尊重”；在与绿党的争执中，他坚持反对删除统一序言；直至1986年他还把德国统一称为一个“美好”，但不怎么现实的愿望。此时，当机会出现时，向来很灵敏的施罗德突然变得反应迟钝起来。当1989年11月28日赫尔穆特·科尔向联邦议会递交了他的德国统一十点纲要并将这命名为“重新赢得德国统一”的目标时，施罗德尚未认识到这时代的预兆，反倒急踩刹车门。对他来说，民主德国的剧变令人万分恐慌。今生他很乐于读传论中的这一段：当他与名誉主席勃兰特在马格德堡10万群众前发表讲话，当他“感受到使这些人支持勃兰特，从而也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希望还在时”，“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但这部分回忆是不完全的。1990年2月他对《前进报》谈起了在马路德堡时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的确极受感动而大哭起来”，但“当时无论怎么说还有一种突然的恐惧之感向他袭来，那是对如此巨大、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本能抗拒”。因为对形势发展的错误判断，直至那是民主德国人民议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民主选举前4天的1990年3月14日，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施罗德还在担心“我们现在关注民族问题时过于绝对，而且太多地以民主德国的视角来观察事情”。“他虽然不反对把统一作为现在有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但批评了某些人所想采取的统一进程的过快速度——这当然尤其针对赫尔穆特·科尔以及联邦政府而言。他看到“统一进程有很大危险，因为它必定会造成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的紧张局势，而这种势态本身就会阻碍目标的实现。我们应适当放慢进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就是说：“重新统一当然好，不过请别那么快！”关于统一的具体途径，在1990年夏施罗德说了下面一段话：“我坚决支持基本法 146条所设计的道路，那就是制定新宪法，由全民对之表决。这条道路为在两个国家成长和受教育的人都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很好地认同这一结果。”这与1989年就已在汉堡大学“146小组”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小圈子中讨论过的一种观点很是相似。但当时，这些小组已转向支持由1990年春莱比锡“星期日游行者”强烈要求的路线，联邦政府对之也表示了支持，这条新路线拟定了民主德国如何按与基本法相吻合的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的进程，事实也的确如此：6月份社会民主党中央首先通过了与民主德国建立经济及货币联盟的国家协议；9月21日，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也通过了统一协议；1990年10月3日德国终于重新走向统一。
1990年3月民主德国人民议会选举之前的准备阶段，很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在为帮助东德的社会民主党取得已由民意调查授予的胜利而忙碌不已，但最后基督教民主联盟占多数的“德意志联盟”却出乎意料地赢得了胜利，他们与自由派的“联邦自由民主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一起组成联合政府，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洛塔·德·麦齐尔出任政府首脑。在那个时期里，施罗德则全力投入了州议会选举的白热化竞争之中。现在汉诺威终于将改朝换代了。那是破釜沉舟的一战：如果再次失败，施罗德将被永远烙上的失败者的印记。施罗德以惯有的旺盛的精力为选民的利益奋战着，与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选举候选人奥斯卡·拉封丹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并达成了有切实内容的一致。当然德国政治的发展也起了无法忽视的作用：施罗德赞成统一，但对统一带来的财政上的后果持怀疑态度。这样看来他是致力于拉封丹的社会民众路线的。而他“甚至比那个萨尔州人还顽固不化”（《时代》）。一再追问“统一的代价”，并试图唤起西德人自卫式的恐惧心理，而这种心理在1989年11月后的短暂的回光返照后正显著地增多起来。
执政14年，已显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的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在1990年3月又采取突然行动，宣布党内左派，德国联邦议院主席丽塔·苏斯穆特为他的影子内阁成员和指定接班人。丽塔·苏斯穆特将首先担任福利部长，然后大约半年后，在他的法定任期内接替他。这位将近60岁的民盟总理如此说。
自由民主党明确表示将继续与基民盟组建联合政府；绿党鉴于施罗德含糊不清的态度，在有所保留前提下还是表示与社民党结盟。施罗德本人则保证，这一次社会民主党真的一定会得到绝对多数。形势会像1970年社会民主党以几千票优势战胜基督教民主联盟一样有利。即使不行，社民党还有两位潜在盟友：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而且前者此时已明确站在了施罗德一队中。
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议会大选在1990年5月13日举行。在杜塞尔多夫约翰内斯·劳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能够保住自己的绝对优势。那么汉诺威呢？像4年前一样的仅毫厘之差的结果？不，这次成功了。44.2％的选票（比1986年增加2.1 %）使社民党成为最强的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比上次少得2.3％而仅获42％的选票。自由民主党仍获6%。绿党比上次少得1.6，但以5.5 %的总数仍留在议会内。最后结果：社会民主党（71席和绿党8席）以3个席位优势战胜基督教民主联盟（67席）和自由民主党（9席）。选举当天晚上，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宣布退出政界。丽塔·苏斯穆特也自动放弃了在州议会中的议席。爱看热闹的人在议会走廊里颇具抑扬顿挫地高喊：“格哈德上马了，格哈德上马了……”苦尽甘来终尝胜果的施罗德此时如释重负，他好好庆祝了一番，十分满意——至少短期内如此。
“我依然满怀喜悦，但我也意识到前途任重而道远。”施罗德第二天就已如此对记者说道。自由民主党确信无疑地宣称，“没有必要再与社会民主党就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进行商谈抑或谈判。”现在施罗德自然会选择与那个生态政党建立联盟，因为后者在选举中的失利使之在谈判中的地位大为削弱。一位绿党领导人对《时代》杂志记者说：“我们是最理想的被勒索者。我们不得不心甘情愿地受敲诈出于凌驾一切之上的联邦政治考虑。”施罗德则做了积极的阐述：“当红绿联盟被引入黑森，带入柏林，进入低地诸州，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模式，那么它将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样即使对于在缺少选择情况下偏向社会自由派的波恩社会民主党，这一联盟与它的路线也并无矛盾之处。”他宣布将对下萨克森州实行“现代化”；他希望，以代替“庸俗狭隘和目光短浅”，将来作为政府首脑，他还将建立一种“坦诚的、乐于讨论和交心的政治气氛”而努力。他将与夫人希尔特鲁得一起以不同于阿尔布莱希特夫妇的方式做好下萨克森的代表：“他们的理解是当一州之父和一州之母，我们的理解则更倾向于做开明的经营者和与之相应的妻子。”他提到自己与前任分别如何度过竞选前的那一天时，以略显尖酸的方式指出了两人的区别：“阿尔布莱希特去牧羊了，而我却在打网球。”
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只是简单地草草走了个过场。绿党没有得到开始时所要求的内阁中的三个位置而只能接受两个。瓦尔特劳德·少普成为妇女和青年部长，被排除在议院之外的绿党领袖特里亭获得管理联邦及欧洲事务的权力。备受瞩目的绿党中心部门环境部的重任落在曾是绿色和平组织领导人的无党派人士莫尼卡·格里芳的肩上。施罗德称对她的任命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对绿党却是一种伤害。因为在核废料的最后处理问题上格里芳曾做出让步表示，这动摇了绿党所要求“彻底的生态保护”。前任不伦瑞克市市长威尔纳·格洛高斯基成为施罗德的副总理和内务部长。与联邦议员施罗德曾一起组建过联盟的彼得·施图克此次却未能进入内阁，而事先施罗德曾将财政部长一职许诺给他。这次施罗德对施图克的忽略导致了两人一度亲密无间关系的崩溃（而下面的事也由之引起：在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危机性的1995年，施罗德刚将施图克归入“平庸的卡特尔”之流），施图克称施罗德已“彻底完蛋”。
1990年6月21日，46岁的格哈德·施罗德以79票（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两者议席之和）被选为新的下萨克森州总理。尽管反对党拥有75个议席，只有72票反对他。这个“冷枪手州议会”出人意料地对投票结果保持了忠实。
“我—直相信，我能做到，”眼睛拂过新职位的施罗德说道，“而我现在可以证明它了——对别人，也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