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的混乱：1993年春天，联邦一级的社会民主党陷入下滑的危机。党的主席兼党内指定的科尔的挑战者，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布约恩·恩侯尔姆，不得不在5月3日退出政治舞台。这一事件的背景是：他的前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部长会议主席乌维·巴舍尔，在影响极大的举行于1987年9月的联邦选举之前，被他的可疑的部门负责人海纳·普法伊费尔诽谤为针对恩侯尔姆的黑暗阴谋的发起人。巴舍尔以自己的名誉为担保驳回了这种指责。过了不久，在10月11日，在至今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他死在日内瓦一家饭店的浴缸中。在新一轮的州议会选举中，各政党取得了一致意见，1988年5月8日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将近55％的选票，头号候选人恩侯尔姆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又聪明又机智的恩侯尔姆，也是所谓的维利·勃兰特的“后辈”之一，在1990年联邦议会选举失败后又成为党主席和社会民主党新的希望之星。他致力于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并在广泛的公众中宣扬政治的可信性和廉洁。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他的深思熟虑被看作一事无成，他的表现，也被看成了胡说八道。
但是现在“牺牲品奖金”也非常突然地启用了：基尔联邦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1993年3月发现，和恩侯尔姆至今的声明大为不同的是，他至少在1987年州议会选举前一周就得到了传闻中的巴舍尔要对他采取的行动的消息。恩侯尔姆宣布辞去部长会议主席和联邦主席的职务，承认了这一点；至今担任财政部长的海德·西蒙尼斯在5月19日成为新的基尔政府负责人。谁会成为联邦主席，谁会成为总理候选人呢？
施罗德实际上并不乐于看到这种局势的骤然变化。当然，他始终是想往上爬的。在过去的一周他已经通过媒体自荐为让人觉得世风日下的恩侯尔姆的替代者。对此，基尔的政府负责人在一次于波茨坦的讲话中表示大为恼火。施罗德答复说，他时刻准备着表达他的最基本的忠诚态度，“但是我很生气被称为总理候选人，布约恩，你不能要求这样”。总的来说他希望已经筋疲力尽的恩侯尔姆能再撑一阵子，最好到年底，而所有的党员最好都在期盼一位有能力的实干家，也就是他本人的出场。那好，现在到了动手的时候了：施罗德又一次谈起了联邦中空缺出来的职位。1993年5月1日，在恩侯尔姆退职两天前，据他自己后来说，他在和妻子希尔特鲁得沿着家乡茵梦森田野散步时做出了决定。在奥尔登堡的5月聚会上他暗示了自己的野心，而在5月3日夜，即那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退职的那一晚上，施罗德就在“焦点”节目中正式宣布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主席问题和总理候选人问题的看法“人们想代替科尔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正是我想做的，一手掌握两个大权。”他也同时指出了前进的路线：“在联邦中建立红绿联盟”。
波恩党支部负责人汉斯—乌尔里奇·克劳泽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枪打出头鸟”，他在广播节目“下萨克森无线”中说。约翰内斯·劳责备了这种坏习气，“起跑信号枪还没响，就开始用蹄子刨地了”。在党的领导层中，拉封丹批评了他，并解释道，和下萨克森人没法合作。把科尔赶下台的任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重要的可能是“人事安排”。然而他不想和施罗德构成这样一种局面。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萨尔州人直接求教于施罗德“所有这些都不是我的个人意见”，施罗德干巴巴的回答说：“我知道了。”
争做总理候选人的竞赛开始了。恰恰是左翼分子施罗德过去的敌人，党中的右翼海尔曼·哈普，公开支持他的部长会议主席：“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他并不一定被扯进战争，可他善于处理事务，积极进取。”然而党的领导层中其他竞争总理候选人也有这些优点：深思熟虑的鲁道夫·沙平，他现在在美因茨领导自由民主党，他认为绿党不会搞政治；已有过一次失败经历的奥斯卡·拉封丹；巴伐利亚州的主席雷纳特·施密特具有边外人士的机会。党中左翼分子海迪·维左罗克—宙尔至少要成为党的主席。
其他的竞争者在吹毛求疵，施罗德的提早起步是不团结和利己主义的，暴露了他强烈的权力欲，这是对顶极政治家典型的批评。英格里德·玛特豪斯—迈耶责骂了这种不忠诚的行为，而被责骂的人反驳道，玛特豪斯说些什么，他不感兴趣。来自新联邦州的同事们，其中有党副负责人沃尔夫冈·特尔泽和东部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罗尔夫·施瓦尼茨，回忆当初的情况时说，施罗德一向强烈反对为重建东部而投入大量资金，有时甚至用激烈的语句：“西德人早已烦了，没完没了地往东德投钱。”
一些党的朋友们宣传一种“双驾马车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党主席和总理候选人的分离。这首先加大了雷纳特·施密特和海迪·维左罗克的机会，他们被认为是有野心的，但他们两人却没被分配到多少工作。但是其他人担心，这种双重领导制会导致摩擦损耗（施罗德），降低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力。海尔塔·岛普勒—格梅林，施罗德和她从没好好相处过，已经定下来的是，新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同时是新一轮选举中科尔的竞争者。国家的新希望应该是以非常民主的方式产生的。
施罗德非常明显地持怀疑态度。虽然一次恩姆尼特问卷调查说，26％的民众看好施罗德作为总理竞争者；23％的人投劳的票；拉封丹得到12%，沙平只有9%。但是在党内，这个下萨克森人却没有很多朋友，这一点他也非常明白。但是战术上的策略不许他反对投票的决定。在和《柏林日报》谈话中他说：“根据政党法，党的主席应该由一个专门为此组成的委员会选出。一次初选可能是辅导性的调查，但不是真正选举。那些要求初选的人总是忽略这一点。不过我并不反对这样一次调查——它的前提条件是，这不导致办事犹豫。一个快速的决定会改善我们的选举机会。”
党的主席团最终以多数票决定了（包括施罗德的票在内）选举新的党主席。拉封丹退出了。他的考虑是：他支持沙平，并希望沙平能作为回报支持他做总理候选人。除了沙平外还有维左罗克·宙尔和施罗德两个候选人，三个人穿梭于州市之间，在成员中为自己拉选票，流着互相嘲笑。当一个友好的党员在下萨克森说，三个候选人都是“好的选择”，施罗德纠正说，他希望，他是个更好的选择。没有人怀疑，他把自己看成了“更好”的选择。
借助媒体宣传，党内竞争成了国家级的大事。紧张的程度在上升。在《时代》报上尼娜·格鲁恩伯尔格分析几位对手：“观察他们的人，不会想起拿维利·勃兰特做比较，而是孤独的持左轮手枪的英雄迪扬格，他胳膊下夹着棺材四处奔走，每个人的表现都让人觉得，这件事是他的全部，如果失去了他就一无所有。”
1993年6月13日，大约87万名社会民主党人在1.1万个选民点选出他们未来的领导人。希尔特鲁得·施罗德是这样评价这一天的：“茵梦森选区组织一个小型花园聚会。我和弗兰卡在下午从那里驶向汉诺威的州政府宾馆。格哈德，政府发言人乌维·荷耶和一大批政府办公厅的同事们已经紧张地坐在荧光屏前等待第一轮选举结果。人们很快认识到，沙平成功了。我经历过很多次格哈德的失败，那并不总是振奋人心的一刻。但这一次他几乎无动于衷地接受了失败，表现出了应有的风度。施罗德在阳台上深吸了一口气，仰望那些他又一次擦肩而过的星星。然后他平静地站在摄像机前，祝贺竞争对手的胜利，并希望与他合作。我觉得他这个晚上棒极了。”有56.5％之多的党员参加了选举，其中26.5％选维左罗克·宙尔，33.2％投了施罗德的票，沙平得票40.3 %。到今天施罗德依然认为，如果在他和沙平之间进行第二次投票，他获胜的机会最大，因为维左罗克·宙尔和他一样造成红绿联盟，而沙平却避免提到联盟问题。但是在党员调查之前人们就已统一意见，决定只进行一次选举。并得到了约翰内斯·劳的坚决支持，并以此智谋战胜了施罗德，这使施罗德对他长期耿耿于怀。党内施罗德的其他对手，则通过打出同属于党中左翼的维左罗克·宙尔女士这张牌（众所周知施罗德在这个时期还站在左翼），有意分散了施罗德的竞选支持者。
被施罗德称为“来自西部森林的森林管理员”的鲁道夫·沙平，在第二天由主席团一致提名。6月21日沙平提出参选总理候选人；拉封丹的算盘打错了。6月25日，在埃森的格鲁戛大厅中，代表团在党特别会议上以362票对54票选出了新的主席，其中40票弃权。
一个新的负责人，但不是社会民主党取得的新的一致。在8月，沙平就开始抱怨，施罗德企图利用党内争斗为自己树立形象，此时沙平正和他所信任的君特·弗豪根谋求卡尔海因茨—布莱辛的一个政府商务领导位子。他指的是，施罗德警告社会民主党在和联邦政府的交往中有奉迎拍马行为。施罗德确实威胁要直接面对这件事，并在下萨克森州的选举中展示一个“反例”。因为这次选举是个征兆，施罗德这个党内的失败者这次一定要获胜。现在他先把在联邦政治中的野心放置一旁。毕竟除了联邦总理外，汉诺威的政府是最好的职务。另外他也和沙平取得了一致，“我不进入他的影子内阁”。在回答“通过沙平的当选社会民主党群龙无首的局面是否已经结束”这个问题的时候，施罗德挖苦法耳茨人沙平：“如果新的团结一致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戴眼镜、留胡子，这就好得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