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通过考验建立了新的形象：自从在奥斯纳布吕克（下萨克森州）时起，评论文章首先提到的就已不再是施罗德曾经当过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党员，而是他在某些方面的令人钦佩，把他称作“联邦议院议员和社会民主党在下萨克森州的第一候选人”。这位纯粹的政治家，这位利用媒体把周围的交际控制得越来越好的政治家在那个时候常常出现在各种场合。在汉诺威党的总部有许多党员的质问，要求这位候选人及早访问。社会民主党立即举办了一次名叫“旅行中的施罗德”的个人宣传活动，这位候选人穿村越镇，做演讲，在吃油煎香肠时与人闲聊日常的烦恼，拍拍别人的肩膀，坐到小酒馆里打斯卡特牌或坐在酒馆柜台旁和人们喝上一口。在下萨克森州理应由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负责的“社会的冷酷”必须通过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来解决，在那个社会中“充满了爱心而不是强权”，这是他的口号。施罗德不介入比较复杂的政治信息。米夏埃尔·雅赫在《世界》中说：“不谈令人激动的观点的世界观，周围谁能像这位亲切的、有天分的小伙子一样显露自己。当他向他们宣布那条好消息：‘我们’本应再次担起重任，社会民主党已经克服了萧条期时，就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这时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的历史似乎很快就被遗忘了，这时那种孩子气的、自然的作风特点将他的存在与那些掌权者的官僚作风如此令人惬意地区分开。”
但在希尔特鲁得的《自立》一书中对同样的事情却有不同的评价：“格哈德在整个旅途中都保持着最佳状态并以他不受拘束的、不复杂的方式赢得了许多好感。他的机敏和直截了当的言谈，他自然的魅力，受到了欢迎。民意调查结果至少证明了他一切都做得得体。”
施罗德在短时间内会见了重要协会的成员并在汉诺威当着红雅利安人做了一次报告，题为《关于成为第一候选人的艺术》，他紧接着说：“即使所有人都喜欢我，他们也很可能不选我，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对另外一条路线负有责任。但他们对我个人至少会觉得可以接受。”
这位地方政客也使用了其他的竞争场所，为了使自己更具特色。他与本党同志沃尔夫冈·罗特一起于1984年9月在莱比锡会见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成员冈特·米塔克，在东柏林会见了米塔克的同事，中央委员会书记埃更·克恩斯。沃尔夫冈·罗特以前是社会民主党青年党的领导人，1979年施罗德曾公开批评他由于每一个“改变的要求”而放弃了前进。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构“新德国”谈论他们与米塔克的会面时说：“在讨论关于维护和平和世界贸易关系发展问题时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沃尔夫冈·罗特和格哈德·施罗德报告了他们党政策的现实角度。他们所支持缔结一份放弃武力、维护北约成员国与华约成员国间和平关系并且能够表示欧洲间相互信任的条约。”关于与克恩斯的会面，报纸上说：“谈话双方强调，为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有必要严格遵守基本条约。其中包括双方有责任和义务尊重对方在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记载：双方代表显然都没有被其谈话伙伴诱出有关两德分裂的明确声明以及通过波恩使民主德国得到国际承认的要求。施罗德在紧接着在东德进行的礼节性拜访中也坚持了这一路线。维利·勃兰特1985年9月在东柏林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私人会面中请求他接见一次施罗德，认为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最能干的年轻人”。昂纳克立刻行动，邀请了这位联邦议院的代表。圣诞节前施罗德在东德做了为期3天的旅行并受到了国宾式的接待。施罗德高兴地说：“他们知道怎样是恰当的”。这话是他在马林博恩由一辆深蓝色沃尔沃接送时说的。装着蓝色闪光灯的车穿过被封锁的街道和由人民警察保卫的路口，穿过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12月18日在东柏林，与昂纳克会面时他献给那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座名为“信任”的青铜雕塑，是女艺术家乌尔里克·恩德尔斯的作品，造型为两个人背靠背非常和谐地坐在一块石头上。除此以外昂纳克还得到了一幅画着太阳与和平鸽的儿童画，这是希尔特鲁得·施罗德现年18岁的女儿弗兰克的作品。昂纳克说：“民主德国的儿童也是这样画画。”
政客们退出了谈判。施罗德后来表态说：“那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而是宣读公告。”尽管如此他在受到接见之后还是彬彬有礼地称赞了那位独裁者，说他“带着和平的愿望严肃而真诚地对待这件事”并且“当埃里希·昂纳克称SDI（主动军事防御；美国的世界范围内导弹防御计划；笔者按）是对和平的威胁时，他是严肃的，那不是宣传”。因为昂纳克毕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当一个月后北德广播电台（NDR）主持人沃莱夫·施奈德在一个谈话节目中对这位第一候选人的那种难以理解的赞扬寻根究底时，施罗德答道：“但我对他也有所图。我怎么能在那时辱骂他呢？”
他希望能加强两德文化交流，扩大边界交往以及共同努力治理易北河污染。除了友善的话语，施罗德还给了昂纳克一些别的东西，那就是部分接受所谓的“格腊要求”——1980年10月由昂纳克在格腊提出的目录有：确定德国国境内易北河中游的边界在劳恩堡—施拿肯堡地段；解散在萨尔茨棚栏对民主德国暴行的中心收容站；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常设代办处”改为正式的大使馆；最后是“承认”民主德国。施罗德表示，波恩这方面“不会教条地”对待边界问题。他将解散萨尔茨棚栏称作“可行的措施”。对于大使馆问题他没有涉及。在最后一个重要问题上他拒绝接近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在奥斯卡·拉封丹当时已经支持承认民主德国的要求时，施罗德却遵照维利·勃兰特的路线支持只“尊重民主德国”。引用跟随施罗德的记者的评价：“对于奥斯卡政治上所希望的东西，这是符合法律的恰当措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许多政客也早就讨论好了这种措辞，因为它既描述了现实情况又不会使国际法中产生新的概念。
奥尔登堡的《西北报》是这样评价这次赴民主德国的访问的：“这次访问只是对民主德国的成功，他们把施罗德当作受欢迎的话筒，好把他们众所周知的要求……到处宣扬……但是，施罗德周四曾访问了迈森的瓷器制造厂，他没有像一头瓷器店中的大象一样脚步沉重地走过两德关系这片复杂的政治地区，因为他在国民问题上至少用的是“尊重”而不是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奥斯卡·拉封丹那样用“承认”。人们可以感到高兴。
两德统一以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应该有另外一封信公开发表，那是施罗德结束对东德的访问以后于1986年1月31日寄往东柏林的，信上的称呼是“亲爱的埃贡·克恩斯”。全文如下：“我衷心感谢您友好的问候。很遗憾我们未能单独碰面。不过以后肯定会有其他机会让我们见面。在民主德国的谈话既坦诚又有启发性。特别是埃里希·昂纳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您要求我具有的忍耐力，对我来说在这大选之年肯定是必需的。而您在你们的党代会和人民议院选举中也一定要有充沛的精力，尤其是健康的身体。我全心全意地祝愿您拥有这两者。”
多么难堪的一封信！尤其是最后一段清楚地表明施罗德对体制差异的敏感度是多么小。但是，信的内容没有揭露出不可救药的“左”倾，而是符合波恩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时常低三下四的作风。大家可以查对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民主德国那位一手遮天的人以及他1987年为其所制礼物的描写：“昂纳克是一位活跃的讲述者，当涉及例如打猎的经验或他生活中的大事时，他喜欢上好的酸葡萄酒。在他75岁生日时我送了他一大箱共50瓶最好的巴伐利亚的法兰克葡萄酒。他认为我这是对他表示了很大的好感。”这样，施特劳斯又一次说明那也正是他的目的。
毕竟要记下来：当80年代许多德国社民党的政客早已与民族告别之时，德意志问题对施罗德而言却还没有结束。1986年彼得·加特尔曾问他：“您难道没有不切实际的愿望吗？比如德国统一之类的？”施罗德回答，他在家里非常喜欢唱民歌，“就算当时我没有想到统一的问题，它也是个美好的愿望。但这个愿望的实现又需要许多前提条件，这我还几乎没有考虑……不，如果您真的想听不切实际的愿望，那就是这些：森林消失的危险必须马上被大家了解，另外我能够想开多快的车就开多快。”他在其他场合也曾说过这番话。
施罗德曾经与民主德国的干部一起，很可能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喝着小红帽香槟为世界革命而干杯。他在同一次来访中还表示“民族不会永远不统一，通向统一的路不会永远被阻隔”，“我们不应放弃两个德国统一”的前景。对于统一这个概念他在“文化统一方面自然设想的会比领土和国家统一多得多”。也只有在那样的设想中才能实际地谈一些德国问题。施罗德认为“通路也许就是：重新统一可以意味着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内以任意的形式存在。”
这是一个错误，按几年后所表现的看。正如整个社会民主党一样，施罗德无法要求在推倒柏林墙之前的准备阶段中就推动或宣传这项本来早该成功的重新统一德国政策。但当时追求这个目标的人在波恩多种多样的政治领域中是偏左还是偏右呢？几年以后当他任红绿联盟的部长时应该暂时不接受德国统一的国家条约，继续保证赞成国家统一。接下来的几年，每当涉及到“东部上层建筑”时施罗德考虑到其选民的看法经常明显地踩刹车。正如1992年9月汉堡杂志的记者们批评他的，他对于《明镜》周刊的采访甚至冒着“被怀疑想重建柏林墙”的危险来发表言论。
无论怎么说，在1989年以前施罗德曾放弃过当时在他的党内传播的流行观点，即草率地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专政视作德国问题悬而未决的原因，并且形式上放弃重新统一的选择权。例如在于尔根·施穆德1989年9月还把柏林墙作为“文物保护对象”，总理候选人拉封丹面对从民主德国如潮水般涌入的难民潮想让整个德国的国籍暂时待命时，施罗德发展的那种意见并没有被引用。在一篇给《明镜》文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新的联盟？》中施罗德写道：“把基本法中可以表示重新统一政策的前言删去，肯定与社民党无关。”那时是1985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作为新的联盟？在翼社会民主党渐渐作为“保持室内清洁”接受了这个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刚刚从人民党分离出来的环保党派。这个党1982年在黑森州议会重新选举（议会缺少能执政多数而被解散）中被拉进议会，它在黑森州议会中自1983年起就容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少数派政府。当1984年10月绿党威胁要取消这种支持时，施罗德以政治家的身份提醒“双方”——双方必须相互考虑到对方的处境。这位老练的政治家避免使用“同盟”一词而用“合作”取而代之。自然左翼的自民党必须先拒绝某些借口。“只有绿党发展它自己现实政策的方向，合作才可行。” 1984年12月他对《汉堡晚报》记者说了这番话。属于绿党当时现实派的人有如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奥托·席利，彼得拉·凯利和前任将军巴斯蒂安，他们俩1995年在和平运动行动中一起丧生，还有约施卡·菲舍尔，他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死守教条。施罗德认为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在两个党派之间存在这明显的分歧。这是不可被反动派抹杀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身份会被这种分歧加强”。他个人与绿党的交往“很冷淡”，因为社会民主党必须“根据双方来保持一体化能力：在失去的摇摆不定的选民方面以及选了绿党的青年方面。否则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再形成多数”。1985年5月他在汉诺威准备红绿联盟一事时为奥托·席利提供了一个顾问职位，包括现实派。但席利表示：不可能有社民党与席利的联盟。这个年轻的具有竞争力的党派的自转原则对施罗德来说像是真正的没有效率的混乱。他一再强调，他不准备“用人来送走一项两年后就会改变的计划”。这位从前的“反修正主义者”要求绿党是“可靠的”，他在上文提到过的《明镜》文集的文章中写道：“绿党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根据六七十年代消极经验所制订的改革性修改草案，它现在完全不适合帮助在事情进行中采取措施。”施罗德1980年将青年社会党——联邦董事会的一个会议本能地由于传奇式的“钻眼1.004”而迁到格雷本，理由是部长会议主席阿尔布莱希特向原子能反对者宣布清理这一地区，施罗德举这个“国家权威的问题”为例。对德国社民党来说，国家的权力垄断没有何时停止。即使他能够拿出值得重视的主题，公开损害已经得到实现的规范，就要承担遭受惩罚的风险。国家是“唯一合法的权力执行者”。
大体来说在这一时期施罗德明显地期望为社会民主党重新赢得绿党的依靠者：“这毫无帮助。为了工业化社会变革的政策，必须共同筹划同盟。就长远角度看，它会在一个还是两个党派间建立还是不可知的。”尽管有这样的愿望，挑战者的选择还是非常清楚的：红绿联盟要于1986年在汉诺威接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班。为了满足左翼的选民潜能，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党派，施罗德在州议会竞争中许诺彻底取消“工作禁令”：如果社民党在党选中获胜，在下萨克森州将不再使用现有的决议；现有的决议是候选人施罗德以前法律考试的题目。他作为律师为一位女教师辩护，她因在1981年的地方选举中为德国共产党竞选，被指控为“严重渎职”，这具有公众效应。当时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海纳尔·盖斯勒警告说，社民党和绿党热切期望在下萨克森“新纳粹和共产党”能成为教师与公务员。
下萨克森州社民党的保守努力寄希望于自由民主党，选举战略家施罗德却与其保持距离。施罗德对于州主席布龙斯在自由思想方面所发出的信号明确表示：“此时我已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设想，下萨克森州的自由民主党与基民盟的联盟已经决定了，我们这方面的任何尝试都会取得相反的结果：我们对自由民主党的任何希望都只会使其具有社交能力。当自由民主党获得超过5%的选票时，它与阿尔布莱希特同行。为此我的竞争会变成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我根本不会提到它。”
施罗德竞争权力的重点是猛烈攻击独自执政的阿尔布莱希特。他排除了一个巨大的同盟。他解释说：“没有其他州的经济受到这种振动。”每天有将近100人失去工作：“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和比尔吉特·布罗伊尔（当时的经济部长，现已离任）把优待银行、善待康采恩以及下萨克森州作为出发点。”但是这个州再也无法享受那种“左翼理论家”的经济政策。
事实上，改变似乎随着这位新的被寄予希望的人出现了，“社民党大婶”的集会上又人山人海。“雄心勃勃的施罗德和他的人员在这天晚上弄来了800人你我都微不足道”。《法兰克福汇报》对1985年7月在东弗里西亚群岛奥利希的这次集会惊叹道，虽然那里的选民数量绝不会有幸比“反工业的绿党”联盟所获得的选民多得多。一位老企业顾问也问这位第一候选人，他用的是亲密的用于同志的称呼“你”：“我现在不想知道名字，格哈德，但是如果你执政的话，你心里是否已经把某个工会干部作为接替你职位的人选了？”施罗德当然有！那是一位女士（就是埃娃·凯泽，但施罗德没有提她的名字），来自他党内保守的对手赫尔曼·拉佩尔的化学工会。这时一些有顾虑的人好像放心了……
在夏末的基层测试中显示德国社民党获得49％的选票，而基督教民主联盟是48。对于施罗德成为一个好部长会议主席的期望值为59 %,仅比此职位的获得者低3个百分点。如果不算上“权力津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而仅仅在一年以前，几乎不会有任何人将赌注压在施罗德竞选获胜上。设在波恩埃里希一奥伦豪尔屋内的社民党总部称，这已经是“党派损害的好数据”。而候选人自己则呼吁他的同志们不要被这项预测结果“冲昏了头”。
接着到了1985年9月30日。发生了施罗德权力之争中的一件大事。是在一次采访中施罗德说：“我不认为绿党有结成同盟的能力。”记者问：“您的意思是否是：您刚刚拒绝了与绿党进行联盟了？”施罗德说：“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施罗德尽管很少谈论一个正式的联盟，但这次也没有明确排除联盟而且还多次强调他愿意“合作”，他突然取消了至今为止一直遵循的路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此期间联邦党派内已认为红绿联盟的前景会吓倒许多老选民，再者约翰内斯·劳和奥斯卡·拉封丹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萨尔州的州议会选举中获得了绝对多数。下萨克森州中的问卷调查显示出至少暂时的结果可能相同。
1985年7月果断的劳确定了路线。在小范围的领导圈子内他说：“如果施罗德和德国社民党想获得成功，施罗德就得赶紧明显地与绿党保持距离了。”彼得·格洛克反驳说：“但只有那样他才能打败阿尔布莱希特。”对此劳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在那里该怎么进行竞选呢？”因为“约翰内斯老兄”早就对波恩垂涎欲滴了。他想当联邦总理。德国社民党“体操鞋政治家”的减少如果只是在州一级，那么必不可少的多数就是岌岌可危的了。劳当时的竞选参谋博多·霍曼巴赫和沃尔夫冈·克莱门特都被派去了伊门森。
希尔特鲁得·施罗德以自己的视角在她的书中描述了关键的一幕：“7月底两个人来到门前按响了门铃……两人在言归正传之前检查了房子和花园，喝了一小杯咖啡，总而言之就像是来这儿避暑一样。他们的出场使我想起在马菲奥斯的电影中那毛骨悚然、让人起鸡皮疙瘩出一身冷汗的情景，人们完全知道紧接着要发生什么，因为那些无赖们说着花言巧语，是那样甜甜地冷笑着，虽然在他们眼中闪着嗜血的光。霍姆巴赫，克莱门特，格哈德拿了3把躺椅回到阳台。我呆在会客厅里，只看见克莱门特和霍姆巴赫，轮番劝说格哈德。格哈德说得不多。这一般都是坏兆头。我从窗户望出去，意识到现在你可以忘掉红绿联盟了。事实正是如此。当两人走了以后格哈德后悔地说：‘在这里我无法同劳竞选。’”
在以后的采访中，施罗德对他的动摇作出了另外一些的解释。他对哈默尔恩《戴斯特—威泽报》的记者说，他把绿党估计错了。与他过去的观点相反，这些人没有政治能力，因为他们大多代表“激进的立场”。“脱离工业化社会”的确“与德国社民党无关”。“施罗德为把话说得清楚易懂操了心。”州主席布龙斯松了口气说。但是青年社会党，党的左派人士和许多知识分子与施罗德保持距离。他对绿党实行“划清界限政策”。《塔茨报》对“鲁莽地拒绝与绿党合作”的原因进行揣测并嘲讽道“：连那些无家可归的准备选施罗德的左翼人士也开始要感到失望了，尤其是在人们已经期望施罗德改变的时候：他的竞选计划里包括和解而不是向前指引。他支持劳而不是拉封丹。在最后的12个月中施罗德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左翼转而投靠国父的改变。来自大工业领导层的赞扬以前也许会让他十分厌恶，如今却被他骄傲地写入宣传小册子加以传播。施罗德被封为狂欢节荣誉小丑。施罗德没问一声就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政治性谋杀向美国军队道歉，施罗德在北海浅滩接受‘潮流的洗礼’，施罗德在那里代表每一个人。只有他的左翼朋友们不抱希望。”
尽管如此，10月20日在区党议会上施罗德仍以绝对多数被确认为主席。大约就在同一时间黑森州出现了第一个红绿联盟，约施卡·菲舍尔被德国社民党部长会议主席霍尔格·博尔纳任命为环保部长，博尔纳在几年前还曾威胁要揍绿党（“在我们这儿的工地上人们也许会用房顶上的木条来解决这样的事。”）。第一位在政府任职的体操鞋政治家！维利·勃兰特以悦耳的声音提及波恩联盟的“新多数派”。如果它在黑森可行，那么它在下萨克森难道就不可行了吗？
不过施罗德现在已被确定。他决定在德国社民党内约翰内斯·劳的中间路线与奥斯卡·拉封丹的左倾路线之间发生的大的路线争吵中支持前者。借助外交方向转移手段他努力地去限制损失。1985年12月他和希尔特鲁得访问了古巴。德国社民党的资源部长汉斯·马特赫夫安排了晋谒国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他们夫妇必须耐心等待同“最高领导人”会面。在哈瓦那总统府的大厅中已有2000名拉丁美洲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那里等候，她们排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队从卡斯特罗身边经过，接受这位改革英雄的握手问候。接着终于排到施罗德了。潘萨·拉蒂那通讯社紧接着的报道让人听起来觉得无聊：会谈的重点是国际环境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对和平与缓和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所负外债的影响。格哈德·施罗德的回忆更精彩一些。之后卡斯特罗给了他一些竞选的忠告：“常到工厂中去对工人进行宣传。”“您必须把所有弊端都归罪于德国基督教民主同盟。”“您尽管以反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狠狠地攻击古巴。但是如果您输了，您来我们这儿度上14天假。”希尔特鲁得·施罗德在她的书中回忆——当施罗德在最后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访问古巴时，卡斯特罗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他一遍，嘲讽道：“那些政治家们只要还是反对派，就经常到我这儿来；一旦他们执政，就见不着踪影了。”
1985年11月底通过了纲要和州内名单。卡尔·拉文森甚至赞扬施罗德的讲话诚实可靠，“伟大而具有决定性”。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代表们都遵循他们第一候选人的预先规定。绿党根本就没有被提到。名单前30名中妇女占8位，占候选人名单总数的15%。党的战略家们知道：这位引人注目、多少带点儿沙文主义的第一候选人非常受欢迎；恰恰还受那些在300万有选举权的人中占少数的妇女们的欢迎，她们对通过努力所获得的权力转换尤为重要。如此施罗德也于1986年1月提供了6人组成的影子内阁，其中妇女占3位（英格·韦替希·丹尼尔迈埃尔负责妇女问题和联邦事务；已经提过的化学产业工会的埃娃·凯泽；海德·普法尔，知识界）。施罗德的名言是：“6个占用编外名额的正式成员。”
1986年初问卷调查结果对德国社民党来说是形势不妙了。奥斯卡·拉封丹，与劳的路线相反，利用复活节假期又一次要求单方面撤走美国中程导弹，并要求联邦德国退出北约。从竞选者施罗德那里只能听到“明显强装出的部分更正”，（汉斯·阿佩尔）。接着4月26日在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反应堆泄漏这一不幸事件。东部的行政区内绿党的调查指数上升，和施罗德不明确的态度相反，绿党用清楚的陈述对核能做宣传。尽管在此之前不久施罗德强调环保——首先通过一个进攻性环保法案，曾经尝试增强德国社民党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形象，但其效果与他要求“不使用核能”所获得的效果一样少。选举前不久施罗德暗示，他将在相对多数情况下寄希望于绿党的选票。可是几天以后他又称之为“没有政治能力”。两位绿党州议会的女候选人特亚·杜科特和露特·哈末尔巴克尔指责这位德国社民党的政治家“小心翼翼”，她们解释说，只有在“完全不使用核能”的情况下他才可能指望获得支持。德国社民党州主席布龙斯准确地掌握了对两党接触不利的情况：这位候选人揭去的不再只是“青年社会党思想这一部分，还有下萨克森州人民利益这一半。”《柏林早报》在背后说：“下萨克森州的家伙们、绿党和埃里希·昂纳克都会感到高兴。如果选举像社民党所希望的那样进行下去，就会有一个他们所希望的人上台了。绿党可以一起参与投票，尽管不是立刻投票，那些住在狭窄地方的家伙们得到更多的生活空间，而埃里希·昂纳克在下萨克森州也将由官方宣布被视作‘正直而重要的人’。”
6月初施罗德尝试用“100天计划”来证明他对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的判断能力。这会够吗？在此期间再也没有人相信绝对多数。那么合作呢？这会形成“黑森州的局势”吗？那里“房顶木条”伯尔纳与绿党的联盟正不断地在回光返照与死亡之间徘徊。下萨克森州选举之前三周约施卡·菲舍尔再一次宣布合作在没有确定不使用核能的情况下破裂。
尽管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早就在他的谈话中忽略了挑战者，而且有意识地几乎不提及名字，但下萨克森州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却提到“命运的选择”：鉴于即将到来的联邦议院中联合多数的结果，对于汉诺威的德国社民党获胜的情况甚至是可以理解的。这次胜利发生在总理选举之前一年！科尔的挑战者约翰内斯·劳来到了汉诺威，为竞选提供了一部最新式的“多媒体公共汽车”作为支持。不久他就意识到，在联邦议会选举上回头的施罗德为他出的力少得多。除此以外施罗德还要在背后说一句针对劳的话：“和这位总理候选人一起只有一条路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下萨克森州那个早已不再满怀胜利信心的联盟回忆了令“市民惊恐”的施罗德的两次离婚，而德国基民盟的代表安东·泰森在称希尔特鲁得为“施罗德暂时的第三位妻子时”，他将个人问题与政治混在了一起（还有预言，正如我们今天所知）。但“垃圾堆运动”（施罗德）没有起作用；下萨克森州的人是那样保守和土气，社民党候选人的卧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在选举之日，6月15日，结果才确定下来：一直以绝对多数（50.7%）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失掉了超过6个百分点，降到44.3%；德国社民党赢得了与此不相上下的票数，达到42.1 %。但这并不够：州议会中社民党和绿党最终缺少一个席位（7.1%）而不能成为多数。那是整整2.5万票。所有的纷争都没有帮助：阿尔布莱希特时代没有结束，而是以与自由民主党联盟（6.0%）的形式继续了下去。“格哈德，别抹杀你的成功”，党的领导人维利·勃兰特在选举当晚还努力通过电话鼓舞他的“孙子”。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不能在政府获得一席之地的失望。“我们已经赢了。但是因为我们想获胜，所以我们失败了。”这是他自己无情的结论。1993年他回顾那时作出结论：“我今天还带着某种悲哀去重新考虑那次选举，在那次选举中我自己在联盟问题上的动摇也可能失去了那次的胜利——选民们根本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想要赢，想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