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人物传记 >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施罗德传》 > 正文 第七章 汉诺威策略

第七章 汉诺威策略

“格哈德·施罗德认为,下萨克森州的社会民主党派应该可以接受一位新的领袖了”,在谈话中他自己这么说道。实际上许多人都呼吁变革: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已经担负了近30年的执政职责了,70年代初他们还拥有绝对多数,而1976年却令人惊异地让基督教民主派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被拉上州总理的宝座。施密特总理左右着他的住房建筑部部长卡尔·来文斯的“整理”工作,然而在新的州主席的领导下形势却继续恶化。首先是自由民主党倒向了阿尔布莱希特一边,接着是1982年基民盟甚至赢得了绝对多数(50.7%),而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只获得了选票的1/3强(36.5%)。地区社团传统上势力太强而且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在下萨克森一个“州社团”作为地区的协调化机构不受约束社会民主党在同事中缺乏清晰的路线与领导。

联邦议院议员施罗德,1977年成为社会民主党政党参议,在维利·勃兰特的提升下,于1983年10月竞选汉诺威的主席职务——这是社会民主党势力最强的地区,拥有5.8万左右的成员。根据党派内部比例代表制习惯,这个职务与代表的州主席的职务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任职的彼得·封·欧尔茨恩现年39岁的大学教师,一位睿智的左派,变得越来越爱指责,因为他“没有创造出工作”而有些工作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对付过去。施罗德在其所作的竞选演说中如此道来:“竞选关系到政治权力的实施”及重新赢得执政能力,也就是获得215——246张选票这一可观的结果。《法兰克福汇报》注意到了这一时代的变更:“不必否认施罗德的位置,正如由欧尔茨恩确立的‘中间偏左’的位置一样,施罗德似乎已准备致力于全面指引党派内部各种各样的思潮了。因此,他不久作为社会民主党最高层竞选人于1986年竞选入下萨克森州议会,作为迄今为止仍是最高层竞选人拉文斯的州主席与议会党团主席的追随者,对于他都很合适。竞选中的投机活动永远是合理的。”

几个星期后施罗德又冒了一次险。在接受一份小型的地方报纸——卡塞尔的《黑森—下萨克森汇报》的采访时他表明了抱负,正像他以往所做的一样。在50行左右的文字中他至少10次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阐明他极有兴趣竞选一号人物,但是也许“社会民主党幕后统治集团”不愿意。施罗德这样想到,“把我这样的人推举成候选人肯定会有大麻烦”。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他在州理事会与州议会党团中能否有望拥有多数是完全不可靠的。

施罗德并不是很谦恭地说,“当我的党召唤我时”他随时乐意效劳,而是清楚地提出了几项要求,州议会理事会表现得很生气。感到受了欺骗的拉文森解释道:“没有人能被州理事会阻止将自己作为谈话的话题。但是任何人都该想一想,这关系到我们党所选出来的委员会。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个人问题上的草率鲁莽从来都是不值得的。”施罗德的行为挑起了一场“不必要的讨论”。对于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人们则因他进行了完全不同的商议,要求寻找竞选人不应在1984年秋季前,而在一年以后开始。

对于此刻思想“极红”(《明镜》周刊)、身怀抱负的人而言,开始的情况并不简单。迪特里希·施特罗特曼在《时代》周刊上回忆起施罗德的“下萨克森人的脾气”:“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关心传统的形式;比察觉到机会那样更注意修饰和改进自己的文体,就像事先计划好的那般勇敢与冷静。议会党团还不是很想要他,党派顶尖人物暂时还很少。因此施罗德从一个地方协会转到另一个地方协会,以群众为基础,其目的就是自愿做大家的另一种选择。针对这种普遍的试图,即毫无风险地‘睡觉也能上台执政’,施罗德打算最迟在1990年时凭借着在一定程度上两党领导的下萨克森州的党员与纲领,来赢得许多社会自由党派与绿党的支持,使社会民主党的基础选民的支持率能达到40,以击败阿尔布莱希特。”

施罗德无论如何也没有“抢跑”(《南德意志报》),而是凭着准确无误的本能掌握住有利的时机,将帽子抛入环中。卡尔·拉文森既没有给人他想重新上任的印象,而党派也不相信他具有这种命运。谁能继承他呢?社会民主党内部保守派“下水道工人”的头儿,当年的德国内部关系部长埃贡·弗兰克,同也属于右翼分子的联邦议会议员、化学工业工会主席赫尔曼·拉培谈到了这个问题。弗兰克,1970年被社会民主党及汉诺威地区领袖彼得·封·欧尔茨恩解职。除此以外,前国防部长汉斯·阿佩尔与当年的住房建筑部长赫伯特·埃伦贝格,这位被视为拉文森的理想的继承者,都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竞选。大城市不伦瑞克的前市长格哈德·格罗高斯基,期待着“来自汉诺威的召唤”。安克·富克斯,前联非家庭事务部部长,同样也犹豫很久,虽然拉文斯在州理事会中拥有多数支持,而右翼党派在最后也恳求催促她;最终她还是决定成为一名候选人。

阿佩尔在他的日记中回忆起拉文森要他接任下萨克森州州总理的请求。他的回答如下:“我随时乐意效劳,如果我的党敦促我。”这样的答案对他来说足够了,同时谈话也就到此结束。“几天以后我写道,我能忘掉下萨克森了。”格哈德·施罗德暗暗决定竞选。如果维利·勃兰特说出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人们就还能阻止他,但这是不必指望的。

当施罗德成为其他“快速飞出起飞洞穴”的可能的竞选者的对立者时,施罗德宠信的人,彼得·封·欧尔茨恩随即也出言支持:“这个意见不错。”他的接任者一直都是一名“有能力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地区主席,也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州总理候选人”。他这样阻止潜在的怀疑:这位最近越来越频繁地被祖父维利·勃兰特称作“孙子”中的一名的人,施罗德,从来就不是一个“不理智的左派激进分子”。与此相反,施罗德的反对者认为:施罗德在广大的公众圈子中仍旧相对地不为人知。而他的朋友纠正道,不,施罗德不是一位“不中用”的人。

社会民主党州议会议员、化学——造纸——制陶工业界工会总理会成员沃尔夫冈·舒尔策公开警告说,施罗德是不能胜过民众眼中“杰出的州总理阿尔布莱希特”的,因为他实力太弱了。自从阿尔布莱希特8年前接任以来,他几乎没有犯过错误。与此相反,一个作为第一号竞选者的施罗德将招致社会民主党党内各翼间的斗争。

雄心勃勃的施罗德是不会动摇的。在汉诺威地区中心里他的写字台后面有一张下萨克森州的地图,施罗德用黄色大头针将所有他将访问的地方协会、小地区与地区着重标出来,每一次访问过后他都将黄色大头针换成红色大头针。刚好在社会民主党州代表大会之前,这张地图在很大程度上都闪烁着红色的光芒。现在他甚至还指望着右翼代表的支持了。如果什么时候现在被州理事会提名为候选人的竞争者安克·福克斯会放弃竞选,都是毫不稀奇的。这就像基督教民主联盟候选人康希在1980年的联邦议院竞选中的表现一样,或是像童话中的兔子——只要她一露面,想赢得民众的支持时,施罗德这个刺儿头就对她迎面大叫:“我又来了!

然而,未经战斗,保守派拉文斯一翼是不会主动撤退的。拉文斯即使在安克·福克斯表示放弃以后,也没有作出有利于施罗德的介绍。因为在这期间施罗德多次宣传与绿党的政府联盟。绿党于1979年以在不来梅以5.1%的选票第一次进入州议会,1982年又以6.5%的支持率跃进下萨克森州的议会中,它变成了第三大党,排在了自由民主党前面。最后这个“幕后统治集团”发现了一位像施罗德以前预言那样反应的、打算与施罗德竞争接任的候选人——州议会的副主席:赫尔穆特·波塞。这里还有一桩名人轶事:施罗德家里有一只很大的纽芬兰长毛警犬,这只狗也叫波塞。媒介的意见都非常一致:“调皮捣蛋的插科打诨”。希尔特鲁得·施罗德后来解释说:这只狗的名字绝对是来自育种者,而这些记者们当然从不会有什么兴趣。这个故事真是非常好,而他们似乎在那个时候就相信格尔德有坏心肠。

希尔特鲁得·施罗德是什么人?她是以前的汉佩尔夫人,那位敏捷的联邦议院竞选人在上文提到过的1980年自行车游览中和她结识,紧接着他与她就开始了男女关系——起初是秘密的。1981年初施罗德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分居了,而希尔特鲁得·汉佩尔也与她的丈夫分手;11月俩人搬到了一块儿;希尔特鲁得把她的女儿,10岁的魏布克和5岁的弗兰卡一块带来了。1982年各自的离婚均获通过。现在,在争斗第一号竞选人的关键阶段中,1984年6月15日,格哈德·施罗德第三次结婚。在紧接着的周末庆祝会上一些政界知名人士,甚至于拉文斯与为数不少的新闻记者也在场。这场婚姻是以公共关系事件开始的,而这一婚姻也应该保持这种关系。

“没有希鲁我会颓废不堪的”,施罗德谈起他新的妻子时这么说,在《高级中学毕业考试》中他写道:“基本上我还是非常幸福的。这个幸福叫做希尔特鲁得·施罗德,我的妻子。我在这儿完全不是要攻击那些满怀自我牺牲精神的妻子与母亲,她们永远在喋喋不休地诉苦,而且常常是非常虚伪的。这些女人很少看到劳累地尽责的家庭中的父亲,大家见面的次数少得甚至连两人见了面都觉得尴尬。我的妻子不可替代的一点是她一直要求我的方式,就像要求我政治上的良知存在那样。对此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持有不同主张:希尔特鲁得,她大学学的是政治学,已经是多年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我说她在很多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比我的还更左一些。她很注意让我尽职尽责,使我的行动一再地承受着自我辩解。她从不审核是否有贪污行为。而我不知道,没有这些持续的、充满爱意的争论,我是否还应该坚持我的工作。”如果突然间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称心,政治上还有什么会失败呢?

然后是1984年7月7日,州党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抉择的日子来临了。克里斯多夫·格拉夫·施威林在《世界报》上描述了这一幕:“在奥斯纳布吕克城市大厅中,格哈德·施罗德坐着,被一群摄像师和摄影家包围,浏览着他的书面资料,就好像他已经是坐在州总理宝座上似的。但是这位社会民主党汉诺威地区的主席没有将这一泰然自若的姿势坚持到底。他一再地抬头张望,人们感觉到他的兴奋。随即他1986年度同州总理阿尔布莱希特争夺社会民主党最高层竞选人的结果被公之于众了。他拥抱着他的妻子,蹦得老高,脸庞突然间呈现出果敢的表情。”

结果是非常清楚:这位当初的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主席以169票当选为新一轮的最高层竞选者,而对于赫尔穆特·波塞,这位代表着弗兰克与埃伦贝格的社会民主党州内老派的竞选者仅仅获得42名代表的选票。

然而像在拉文斯那儿的双重职务是不存在的。埃姆登的约翰·“乔克(玩笑)”·布伦斯,一位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员接任了州主席一职。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和施罗德,两个从不掩饰他们大多数完全相反的观点的人还被视为暗敌。而在最后一分钟这位经济学专家同前任社会民主党青年派还在奥尔登堡的火车站餐馆中争辩,同时还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就着可口的普通饭菜,富有策略地彼此对付,协定了有利于双方的联盟。施罗德后来回顾说:当时我们互相攻击对方,也互相争论,时间如此之长,直至我们获得成功。”

这个埃姆登的布伦斯获得了183票,以同样的选票施罗德成了他的副手。在这个党代表大会上卡尔·拉文森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在他致开幕辞和做工作总结报告时,代表们彼此聊天,离开他们的座位,去走廊散步。拉文森是一位“诚实的”政治家,在这种行业里“诚实”是“稀有的品质”。这些话是在主持会议时以不大强调的方式传给这位以前的顶峰人物的。

格哈德·施罗德在他当选以后在代表面前表现得咄咄逼人:“社会民主党将在萨尔州、柏林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中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获胜。而且我们社会民主党派打算1986年在下萨克森州重新获得政治权力。”为此在联邦参议院中的多数派必须得改变,同时要粉碎基民盟的统治地位。对于未来的胜利,施罗德认为其基础是一个“崭新的、由雇员和受到宣传教育的资产阶级组成的联盟”,这一联盟“应该与右翼党派作斗争”,一部分这类“受到宣传教育的资产阶级”,“对阶级问题很陌生”的人,此刻正在绿党中间。如果需要的话,必须准备与这些人进行合作。“80年代将是工作与环境必须和解的10年。”讲到“环境”这一话题时,施罗德说。

对于未来工作的重点,这位新当选的候选人列举了劳动力市场政策、环境政策与教育政策。他打算能给所有的青年失业者创造一个培训工作的机会,并试图通过一项“来自于民、服务于民的经济政策”来解决失业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施罗德关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站在任何一个能给他注册上一个“左翼分子”商标的立场上。但是,他“对于新的认识与经验持坦率的态度”。这是一个向四面八方散开的一体化的信号:看吧,我有信念,然而我也能削减它们。施罗德是一位策略大师,是雄辩的强硬性与辩证法的巧妙的结合。

对现任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州政府总理阿尔布莱希特,施罗德也进行了严厉攻击。他宣称,即使在自己的党派中,阿尔布莱希特“也只是第三个装饰品”罢了。施罗德批评他“使社会不公正,使社会不团结,冷漠和狂妄自大、远离民众”,同时还把他称作一个“太晚来到这个世界的权贵”,一个严格地为上层社会阶级利益的家伙。在民主派政策这方面近来8年所代表的是“保守的,简直是反动的内容”。他许诺道:“阿尔布莱希特失败于一大堆问题。”仿佛下一次竞选斗争施罗德已胜利了似的,对于科尔所许诺的“精神、道德的转折点”,凭借着这一许诺基督教民主联盟在1983年赢得了联邦议会选举的胜利,这位社会民主党成员说,实际上这完全是“失去精神、失去道德”。

在党代表会议期间,施罗德还在能源政策上实施了方向性的转变。与迄今为止拉文森赞成的立场相反,他使他的随从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即对在下萨克森州建立回收再生设备表示反对。

施罗德对最高层候选人的竞选总体说来表现了州联合会的“左翼派栽了跟斗”吗?许多青年同事更乐于希望现实看起来是另一个样子。当奥斯纳布吕克的代表们彼此告别的时候,州理事会21名成员的传统的比例并没有改变。有14名成员属于较保守的右翼,仅有7名理事会成员——包括施罗德——被认为是左翼。而非常迅速地被代表们抛弃的拉文森希望在党团主席这一重要的职责结束后首先支持保守派。

而现在看来,似乎所有的人都坚信这位深孚众望的新人了。沟渠战是不足为惧的。这儿是左翼,那儿是下水道工人。社会民主党外对施罗德的被提名反应不一:基督教民主联盟内务部部长维尔弗里德·哈塞尔曼以一种颇有趣味的轻蔑与敬佩混合的感情将施罗德这位新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称作“粗鲁的小淘气”。各个工会,尤其是设在汉诺威的由赫尔曼·拉培这个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领导下的化学、造纸、制陶工业界工会害怕,施罗德为何为反对工业的生态党派努力。绿党在第一次发表看法时抱怨,施罗德的目的在于他们的全体选民,而在社民党内部,他又与“布伦斯这位右翼州主席”,做着同样的事。在工会与绿党之间是实际上任何时候都还有人世生活。不同的绿党党员如维利·霍斯(金属工业工会)先是由于她的左翼立场被雇员组织排斥在外,甚至于乌尔里希·布里弗斯,德国工会联合会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被炒了鱿鱼。人们高兴的是在波恩的临时木板房内,施罗德这位人们所相信的人,具有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剥夺阿尔布莱希特的权利。

这位青云直上的人又注视起下一步目标,而且,“无论他什么时候说,现在他想成为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的候选人,也几乎不会有人感到吃惊”,《法兰克福汇报》在1984年7月9日的报道中充满预感地这么写道。施罗德有能力在后室达成妥协,有能力得到多数派支持,对此从奥斯纳布吕克会议以来没有人再持怀疑态度。一场竞选斗争即将来临:一位粗俗的、只受到过理论教育的贫民出身的儿子与大资产阶级,前饼干工业经理,一名医生的儿子之间进行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