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首都波恩，1982年的某个时刻，漆黑的夜晚。大衣中还留着酒馆的气味，呼吸中能闻到啤酒蒸汽味，几个人从那个“省”，他们的酒店里走出来。大家说着笑着，在去往《星光》杂志老板亨利·纳能家的路上。“阿登纳大道”141号斜对面就是联邦总理府。一个酒鬼穿过大街，在那儿摇动着栏杆并大叫着：“我想在这里清静！”他的名字：格哈德·施罗德。
观察家们预计到施罗德不仅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人那边而且在下萨克森州的任何时候都会在政治上走入死胡同。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青年社会民主党首领，“小棚的小猎狗”就像“一个不平常的政治天才”，《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在1979年4月份预测“他有可能真的有所成就”。
施罗德于同年12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社民党地方党代表大会以56票提名这位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训练雄辩口才的法学家为“汉诺威州1处”的联邦议会候选人。他因此挤掉了指定的候选人莫尼卡·甘斯福丝（40票）。社民党的基础选举机构根本不能占据选举圈中票的多数。20多万持选举权的人当中有大约一万移民，这些能买得起野外的小别墅的移民是汉诺威挣钱较多的人。
选举的竞争是很残酷的。联邦的层次上也是一样。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巴伐利亚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作为基民盟的候选人和社民党主席施密特展开了竞争。左派一度因为当权者对权力极度的攫取而对这个州有错误的认识。青年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也警告这里有成为“警察国家”的可能。当地的基民盟发起回击，将年轻的社民党新人在报纸的广告里宣传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妖言惑众者”，“马克思主义者施罗德是莫斯科派别的头子”。
这个被假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强调自己和以前的偶像赫尔穆特·施密特接近，这样做是为了美化左派的声誉。“总理和他的儿子”，他评价一张名为“和赫尔穆特在一起”的竞选照片时说。基民盟的候选人是迪特玛·卡斯，一位41岁的建筑工程师。他自我批评道：“我们当时很自觉地使用了青年社会民主党施罗德这块招牌并想起施罗德变成了一种‘孩子的装饰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施罗德并不是真正危险、狂热的阶级斗争分子。”
社民党不仅必须要与基民盟斗争，而且在“绿党”的形象之下一轮新的竞争出现了。不过在北德意志的下萨克森由于基民盟是巴伐利亚人所介绍的候选人显得更加困难的情况下，斗争相对轻松一些。绿党首先以生态问题吸引了年轻投票者并通过毛泽东小组影响而迅速获得左派影响，对权力垄断发出挑战，在1980年全联邦绿色联盟出现前在1978年下萨克森州地方议会选举中以“绿色环保”的名义获得3.9％的选票这个显著的成果。
格哈德·施罗德非常清楚这些挑战。因此他走得很从容，慢慢地“擦门把手”，敲开本地选民住房的门并奉上他的礼物，在面对面的交往中通过自主和可信来劝服他们。他寻找酒馆中和超市上选民的贴近点，散发红色“施罗德——80”勋章。社民党邀请人们“和候选人施罗德骑车旅行”。快有10个人来了，但没有人骑车来的。唯一例外的是：一位31岁有魅力的女人，在地方协会很积极。一位地方社民党党员想很快从家里把车取来，但施罗德斜眼看了一下这位31岁的女人，说：“不必了，我们马上出发。”
到此为止，两人只在党的代表大会碰过面。一年前他们通过一次电话：“他当时对工会提起诉讼。我觉得这不对，这和施罗德的形象不符。所以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他劝说我他那里有位出色的辩护律师。”她的名字：赫德·马丽·汉贝·盖·汉森。她31岁，和一个警官结婚11年了，两个女孩的母亲。晚上自行车旅行到了布多格多夫终点，她全身冷得发抖，“但要保护好两只耳朵”（他自己的回忆），他大方地借给她暖烘烘的外衣，“然后甚至从脚上摘下蓝色的袜子。我把她抱起来，长时间拼命护着她，不让她被虫咬。”3年以后她成了施罗德太太。
反对派候选人迪特玛·卡斯回忆起竞选斗争时的情况说：“施罗德傲慢地出现在我面前；他，回答了关于安全和内政外交方面的问题，他也在全联邦范围内被报道了；而我，一个‘地方佬’，只是地方上一位政治积极分子，在他眼里也许只是愚蠢的地方议会代表。”
政治家遇见了地方的获胜者。在大学或文理中学讲台上的讲话雄辩的施罗德总是将谈话缩短得越少越好。他将他的反对派的候选人根据其在净化装置中的表现称为“卡克—卡斯”。基民盟成员和作者谈话时说：“选举中任何时候仅仅为我在胡贝山上的旁斯特市的女议员口中慢慢出现议论时，我是很高兴的。我想：‘你最终是在太阳也对你友好照射的土地上了’”。错误——当卡斯踏进会议的酒馆时，施罗德已在那儿了，劳赫格婷·安娜坐在两个女议员中间，织着毛衣。兔子和狼？
结局出来了：47.7％的人在1980年10月5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让新组织的“选举圈套”倒向社民党，以50％强的人参加第一次投票，格哈德·施罗德对地方名单十分放心，第一轮直接取胜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卡斯今天说道：“攻击个人和与青年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进行论战的策略没有实行，我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
施罗德党也大致是很满意的：虽然基民／社盟在议会中是最强大的党派（44.5%），但他们失去了百分之四点多的席位。社民党（42.9%）和自由党（10.6）继续组成联盟，施密特被批准为总理。绿党这次仍在议会外，他们的选票是1.5％。
新当选的联邦议会议员将作为第一位不打领带进入辩论讲话的人而被载入议会史册里去。施罗德本来最想去的是法律委员会，该委员会站在媒体的立场上，因此被新生政治家们用作舞台。这个委员会的场地已被转让出去了。于是施罗德成为空间秩序、建筑事业和城市建筑的成员并获得了“教育和科学委员会”的一个席位。建筑委员会主要处理开发计划、社会住房建造和房产者问题；教育委员会主要设计不同州配合综合中学开始后的情况和高校金融状况。不管怎么说，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民主国家的青年抗议使议员获得过几次电视露面的机会”。
此外波恩的这位新手还遇到了几乎所有年轻议员都要碰上的典型问题：从雄心勃勃、理想主义的梦中越过人们能在“大政治”中改造一切东西的幻想，发现那些指标和规律不可能改向或打破。从而在显示存在的官僚机构中无数的指标和规律日常运作的踏板中醒来。“规矩管理员”赫伯特·维勒，“叔叔”，作为社民党的党团主席在同志当中维护纪律和团结。图尔宾郊外议员大厦的小房子里——施罗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组织——年轻议员为酝酿中的会议作准备。晚上他的党团左派人物，在有关酒馆碰头，他们的谈话圈子是“勒沃库森圈子”和以后的“议会左派”。他们和右派“运河工人”划清界限，这些人现在主要在“肯里奇乡村”聚会。安达和克莱纳报道：一天晚上有不同寻常的客人在两名联邦保卫军官和三位市民的陪同下到了“省”里：曼弗雷德·乌尔勒，当时基民／社盟议会党团的主席，施罗德从于克思那儿拿走了店主迪特·斯特维克的围裙，走向桌边又点了菜。当他托着一个大盘回来时，乌尔勒认出了大家弄错的侍者：“您不是施罗德吗？”“不，我是弗罗姆哈根。”乌尔勒：“大家都称赞您。”施罗德：“但我喜欢那个施罗德。”乌尔勒：“那就是说你反对您自己。”
议员施罗德在党团里并不十分显眼。他多年来被看作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左翼代表人物，批评激进的公平、原子能和军事方面的问题。但他很有事业心，想往上升，因此克制自己不去抨击总理和党团的一些权势人物。他一再严厉批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常用的“无虑的多边人”的敌人形象。例如1981年1月与北德之声广播电台的谈话中汽油价格让他觉得极为刺耳：“原油康采恩是价格猎人的组织，人们必须从他们手中夺走原油供给。他们为了牟取更多的盈利，利用在他们无所顾忌的利润动机驱使下形成的不可透视的供应形势。”“温和的阶级战士，应该拒绝5马克一升油。”
在反对原子能的抗议集会中施罗德常常出现，其政党早在1977年就明确对扩建原子能发表了意见。他也参加了布伦克多夫的反核游行示威，在游行过程中出现了骚乱。施罗德由于参加游行而被告发——没有罚款。
1981年2月，他和其他13名议员共同签署了一个呼吁书，要求削减10亿马克的国防预算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与施密特提倡的北约后备力量发生正面矛盾。安塔和克莱纳对这一结果作了如下的描述：“虽然号召的内容得到很多人赞同，他签名时犹豫了很长时间。‘这让我特别头痛’，他承认。他想了很长时间才表示赞同。呼吁是为了获得巨大的回旋余地。总理大发雷霆。”
内部反对派的代言人是两名左派议员卡尔·海因茨·汉森和曼弗雷德·顾贝克。有人用党委员会提出申请反对他们。施罗德在社民党区域下莱茵仲裁法庭和政党委员会前替他们辩护。不过他们只起了点推动作用。社民党的联邦仲裁委员会1981年12月11日最后一刻指定了汉森的党委员会。顾贝克后来自愿退出了。格哈德·施罗德的反应在希尔特鲁得的回忆录《自立》中有相当客观的描述：“一年内那个小伙子被忘记了。”
这个联邦议会议员屡屡以对美国政策的批评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越来越不信任西方的那个领导力量。还在吉米·卡特任职期间当时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就警告德国会扮演“华盛顿帮手”的角色。现在，在扩军辩论的背景下，他在1981年2月的为极“左”月刊《具体》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倡联邦政府必须对美国的霸权倾向进行抵制。华盛顿新办公室——保守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于1月20日宣誓就任第40任总统后——他们至今可辨的实践证明，美国要使霸权统治得到平衡。一种这样的态度使紧张的过程失去了基础。这正如施罗德后来说到的那样。北约的双重决定，第一点要求莫斯科进行撤销苏联中程导弹的谈判，第二点为了应付谈判失败的情况——预先部署美国武器系统的计划被美国单方面利用了。像施罗德指责的那样华盛顿阻碍了谈判“通过对条约的不忠诚”并企图赢得时间。当里根根本不愿意认真谈判时，扩军协议事实上被取消了，结果联邦政府也无须控制自己。施罗德指出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在欧洲的企图——将欧洲国家拉进其“面对政策”中去，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对付“扩军妄想”的可能，也在80年代白白浪费。
他也在前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菲布林较保守的魏克海姆研究中心那儿寻求对自己观点的支持：“保守派的声音，能发现部署4分钟内就能到达潜在对手苏联的导弹系统对本国国家利益带来损害的声音在哪儿？”“国家利益”——就这个概念会让某些今天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不寒而栗。
那段时间里《柏林报》喜欢援引施罗德的话作为反对西方军备竞赛的主要证词。施罗德解释道：“对统一社会党忠诚的记者们写文章指出：‘美国新导弹系统计划中的部署与联邦德国的国家利益相背’，此外要求结束所谓来自东方的威胁的胡思乱想，‘苏联阐述了其延期偿还的建议，这建议大家必须接受’。”在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邀请下这位议员和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任秘书，埃根·克里茨在1981年4月对民主德国三天的访问中相遇了，强调了德通社社论，“在平衡的基础上友好共存的政策下没有理智的选择了”。 1981年8月除了施罗德，他的后继者在任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威利·皮泽克和绿党的同发起人格特·巴斯蒂安将军都是《反北约装备决定》小册子的作者，他们明确反对联邦当局题为《关于和平方面》的小册子。在左派反对性的出版物中联邦政府的信息政策被描述成“人民的马贩子中信道狭窄的假情报”。
但是格哈德·施罗德绝不让自己在党左派的手推车前一步不离。他采取别人根本没有料想到的立场时，他为幻想而担心。当他要求释放斯班达沃联盟监狱里关押的前希特勒代表鲁道夫·里斯时说：“事实对我来说比意见重要”。虽然联邦总统理查德·封·魏兹泽克要求这个白发老人也像施罗德一样进行“人文主义原因”的辩解，但对于大多数人，像赫伯特·维勒，这一要求太过分了，它只会唤起对里斯同情和对帝国腐朽的怀疑。另一次施罗德和施密特的意见一样，赞成向沙特阿拉伯提供豹式坦克。“如果波恩对这样一笔交易犹豫不决，利雅得就会和美国达成交易，结果就会比联邦德国的武器更为危险。”这是他们的理由。
施罗德议会中的两大阵地，即建筑和教育政治学，随着时间的流逝施罗德与他们渐渐失去联系了。他原来的反对派候选人迪特玛·卡斯成功地实现了从基民盟的地方名册跃向波恩“开始他工作相当精心，渐渐热情减退了。每天主题枯燥的工作让他提不起兴趣。这也是施罗德在立法会议期间虽善于辞令和灵敏应答却没有变成一位大人物的原因。”《时代》杂志的编辑第特雷希·斯特曼却不这么看，他1982年回顾往事后说道：这个议员在波恩的3年里逐步向前进展。如果他在党团中举起指头，这话就会被传达出去，大家都会专心听他的，从右到左。“施罗德政治上太成熟了：他更多地参与政治现实烦琐的青年社会民主党的修辞被他慢慢地搁置一边了。赫伯特·维勒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传记作家冈特·施尔茨叙述了党团领袖的“车夫杰作”：期望要减弱，界限必须要设定。这对党也同样适用。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呼唤有年轻的团队精神。青年社会民主党员受到一次教训。他们在党团内部没有人物，竞选进入他们迟早要进的董事会机构：前青年党员主席沃尔夫冈·罗特、卡斯特·沃格特、格哈德·施罗德。
1981——1982年要进行换届选举：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越来越失败了。总理在自己党内失去了他国防和安全政策的支持。因此1981年5月他曾威胁为北约的双重决定不能两部分都实现而退位。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基民盟的自民派分子逐渐接近。自由民主党左派分子在1981年投票给基民盟候选人理查德·封·魏兹泽克，他因此在经过几十年的社会民主统治之后当上了柏林市长。波恩的不祥之兆？赫尔穆特·施密特想知道：1982年2月5日他在联邦议院提出了信任问题。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搞“压迫”。施罗德和社民党其他左派人物受到盖德·哈·彼特利的《每日新闻》的采访。议院克劳斯·格劳贝克解释说，第一步棋看来他受“欺骗”了。施罗德说：“联邦总理信任我，因为头脑愚笨的科尔是可选择的。没有人愿意要他。还因为如此，投信任票时我选‘信任’。但我承认，在那种状况下是个该死的欺骗人的情形。这也没有什么意思，人家要清楚地说出来的。”
总理的选票统计结果公布了。施密特获得了269名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全部选票。这是施密特在波恩最后的胜利。社民党人下萨克森和汉堡选举的惨败在巴纳克选举中出现了。施罗德现在更加激烈地和总理斗争。他在4月份接受《法兰克福周报》的采访时批评道：“他的政党在实现工人利益和满足青年方面越来越不成功了。”事实上，波恩的政府政策不再符合工人方面的经济利益了。政府政治家们不可以抱怨党的形象。在导弹问题上就是这样，人们当然发现，首先是好批评好发问的年轻人。
他对联盟内部关心德国经济位置的自由民主党人代表的立场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对策。“如果我们在选举中想再度获胜，我们必须消除失败的原因。我们要反对医疗保险公司的等待期或失业救济金的减少，否则我们就不会再达到以前的协调一致了。我赞成保持联合，因为整个基民盟国家，一旦威胁起来会很可怕的。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自由民主党人什么不行。国家经济政策不应该后退。”
施罗德极力反对可能需要在政府当权的社民党一段时期做反对党以达到平衡的想法“我在下萨克森时将这一反例放在眼前。自从社民党失势之后，它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变得更先进。当联盟在波恩扎根时，这就在社民党引起讨论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移向中间，我们必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以赢得大多数。”然后，如施罗德所说，可能要得出社会调查结果，“我们可能在一个35岁的教育部职员那里找到中点，那人选择绿党：‘不，我坚决反对现在想裁减联盟的想法。’中立，不，谢谢！
9月9日自由民主党的联邦经济部长奥托·格莱夫·兰姆道夫呈交了一份34页的提案，提出要消除增长弱点和与失业作斗争，并提出了意义深刻的节约措施，其中包括减少最后一月工资50的失业救济金和产假补贴的不可替代的删除。8天以后兰姆道夫和自由民主党其他的部长汉斯·迪特帝·根舍（外交部）、盖哈特·鲁道夫·鲍姆（内政）和约瑟夫·艾尔特（营养、农业及森林）一道回来了。4738天后自由民主联盟走到尽头了。虽然他承认，“在社会自由联盟形势下当时不再可能完全执政了，它是在施罗德后来说“倒胃口”的条件下结束的”。两星期后，10月1日，联邦议会以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选举基民／社盟党的主席赫尔穆特·科尔为新政府元首。
社会民主党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自由运动示威有很多人（1981年10月10日发起人在波恩计算示威者达30万），虽然与施罗德及党左派分析相反，其他问题震动了政府。那句“总理施密特是适合的人，但可惜不在合适的党中”成了一句流行的口号。在1983年3月联邦议院提前进行新的选举时，社会民主党人的吸引力得到严峻的考验。
施罗德又一次卖力地干起来，并采取了不合常规的办法。还在1982年议会假期的准备阶段，施罗德就无偿地在他选举圈中作了一星期的拖拉机活，在农舍的猪圈里当农业助手。紧接着他在一家小手工制品厂作手工匠，“因为我们政治家谈论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我愿意至少自己改变这一点。”竞选时他放弃了常用的宣传画，而是捐出2000马克给赈灾的慈善活动中去。
1983年3月6日基民盟获得巨大的胜利：以48.8％的第二次投票（1980年，44.5%）基民盟仅仅和绝对多数擦边而过。自由民主党，选举中遭到严重失败，仅获6.9％的选票（1980年，10.6）由于退出政府，改变对基民盟的意见和“转换期的传呼小姐”的名声相连。第一次绿党实现了走向波恩的5.6％的选票额，赫尔曼·鲁道夫在这段时间促成了这一预测。为了这结果引入了与政治一致性“自我远离，自我挣脱及自我排斥”的进程，政治一致性是战后才建立起来的。绿党的成就是以社会民主党的代价换来的。灾难性的38.2%的选票（1980年42.9）让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坐在反对党的长椅上。
在施罗德的选举圈子里也清楚可见社会民主党在走下坡路。44.6％的第一次选举很不足以产生直接议席。这次基民盟候选人卡斯占领了选举圈。晚上9点左右，胜利者和失败者相聚在一起。卡斯说：“施罗德，谨慎一点说，遭到特别打击，他也很失望。他可能会希望尽管社会民主党有危机但结果不会太严重。这个时候他必须认识到他自己还不清楚的，他只是在众多政治家中的一个，向上的突破还必须依靠他自己去解决。”
施罗德走过全国名册上的一个广场之后（在选举圈中社民党获第二次选举的41.8％的选票）还是回到了波恩，这次甚至还谋得了令人羡慕的法律委员会的一个职务——但他怎样去描述他的党受《法兰克福周报》采访以后的情景呢？“如果联盟在波恩扎根，这首先将在社民党内引起一番讨论……”目标明确的政治家不会有这么多时间。他想从别的地方寻找向上的道路，如果在波恩升迁的门被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