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传记时，人们总希望能写成这样：年轻的青年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格哈德·施罗德极懂得如何用称得上富有煽动性的雄辩的言辞使自己光芒四射；他很早便将电视看作自我设计的一个极好手段信心十足地与媒体打着交道。但真实情况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在早期却完全以冗长的谈话著称。他往往要用四五个关系从句才能说清自己想说什么；而当他不知该如何说时，横空加入若干个插入句也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的很多讲话模糊不清、漫无边际。电视媒体并不注意他，其实这也是为他好，因为直到80年代初，他在屈指可数的几次电视露面中依然表现得极其笨拙。报纸也是偶尔才对青年社会民主党以及它的领袖做报道。
“您担任社民党中青年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主席已有一年，但公众对您却鲜有耳闻。是您自己想保持沉默，还是不得不三缄其口？”1979年3月26日发表的一次谈话中，《明镜》杂志这样尖锐地问道。直到现在，人们还能从施罗德的回答中听出某种悔悟之情：“我想保持沉默，因为就青年社会民主党现在所拥有的力量来说，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我更倾向于讨论现实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说：这个或者那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个蠢蛋，他马上就会遭到逼问，并且必须在下半句话中说出：为什么那个人是个蠢蛋。”
4月1日，也就是上边那次采访公开后没多久，施罗德被批准继续担任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在阿沙芬堡举行的联邦代表大会上——赫尔布特·威纳是特邀嘉宾——施罗德没有竞争对手，这个汉诺威人赢得了全部297票中的253票，在所有理事会成员中独占鳌头。就当时青年社会民主党的状况而言，人们甚至可以放心大胆地用“激动人心”四个字加以形容。与一年前一样七个领导位置在少数几个派别中分配：改革派社会民主党获三个，反修正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分别得到两个位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施罗德激起了大多数代表的热情。尽管改革派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的阵地战重新获得解决（左派以温和政策换取理事会中更多席位的尝试遭到失败），会议通过了种种决议，这些决议中青年社会民主党表明自己不再是共产主义小组，所有这些之上都有这位“阿沙芬堡的导演”的笔迹。不过：为了使他继续保住这一职位，一点小小的手腕还是必不可少的。本来联邦代表大会应在下半年的某个时候召开，但到那时施罗德将已经超过青年社会民主党35岁的年龄限制而不能再出席这一会议。于是青年社民党领导们很快决定将代表大会提前到3月底4月初召开，恰恰赶在了施罗德4月7日生日前一周。因为按青年社会民主党章程，在达到限制年龄前当选者，可以一直任职到下一次选举。
施罗德此时也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1979年6月9日，赫尔穆特·施密特甚至与他在总理办公室进行了单独会谈。这次会见正是这个下萨克森人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在这个不久前还被他称为“餐桌老顾客”的由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左翼组成的团体“法兰克福同志圈”中，他开始致力于能源政策问题的解决。在1979年11月的柏林党代会上他将提交自己拟定的改革方案，要求一次“彻底的能源政策的转变，并且相应取消原有核能政策”。
此年年底，将许多左派人士与“缓和政策”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的希望遭到了重大的打击：苏联入侵阿富汗。华盛顿则以更广泛的贸易制裁进行反击。美国和联邦德国宣布对1980年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进行抵制。此前不久，12月12日起草的北约双重协定的支持者们看到自己的立场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无法阻止苏联用SS20型中程核导弹扩充军备，那么西欧也应配置相应系统（派尔兴Ⅱ型）和反雷达核导弹（克鲁伊斯导弹）。按照波恩的建议，尤其是施密特的个人意见（这位总理曾在1977年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提醒大家注意“苏联的欧洲战略倾斜政策”），西欧此次扩充军备应该和向莫斯科提交一份具体的裁军谈判计划同时进行。
不过施罗德也批评了，“包括绿党在内的左派对阿富汗事件奇怪的保留态度”，他称“左派中为苏联的军事干涉辩解的人像德国共产党一样怯懦无能”（不久柏林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也歌颂苏联的入侵为“莫斯科的兄弟般的援助”）。现在重要的是，防止此次危机对欧洲造成冲击，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并且将这一受条约约束的缓和原则“推广到这一原则现在还不起作用或者从未起过作用的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克劳斯·根里希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对此分析道：“施罗德暗示，因为缓和政策在那里（阿富汗）还未曾发挥作用，所以这次军事干涉与缓和政策无关。”
施罗德，从一开始他就因其年龄而成为过渡型候选人的范例，同时又被认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反修正主义”两个派别间城堡和平的产物。当他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任期将满时，在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他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会民主党满意地注意到施罗德总的说来极为成功：他防止青年社会民主党成为一支极端化的党派力量，并且使之重新走进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施罗德本人在1973年参加了工会的公开服务项目—运输和交通）。与此同时，他一步步疏远了那些曾为他扫清了通往青年社会民主党领袖位置的道路激进的同伴，而正是这些人。
社会民主党右派汉斯·阿培尔在他的日记《下山之路》中回忆起他在1980年3月代表社会民主党与青年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进行的一次谈话：“他们只会‘谩骂’。当我们成功时，他们就转过来支持我们。他们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只有当他们认为必要时，他们才坚持这一原则。”施罗德则是一个例外：当他的同伴给前任国防部长留下“相当激进”、“只想坚持反对党学说”的印象时，施罗德，这位青年社民党主席则以他理性的行为显得鹤立鸡群。“他懂得分析，知道如何陈述理由并且善于变通。除此之外：当这种联系对他还有用时，他不想扯断与社会民主党相连的丝线。”
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中，施罗德以自己明智而现实的政策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往往能说服绝大多数人；即使他某一回不能使所有人信服时，他也会使自己成为多数派的一员。为了适应环境，他在此期间宣称：“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的历史任务（它也是我们自建立以来一而贯之的任务）是消除这一秩序中不人道的结构。”这简直是革命性的诗篇，但是作者却是在青年社会民主党日常工作中以写现实性散文著称的施罗德。他当时向记者保证道“我在社会民主党中代表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群众性政党中的社会主义少数派”，恰恰是为了也能讨好右派中的某些人，“这些人对于那些并非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讨论方案，至少能够以理解的态度加以接受。”在同一次采访中他还批评了埃贡·巴尔，因为此人将施罗德的前任本奈特排挤出了社会民主党，为了更多地赞扬本奈特，施罗德还说，自己与他有着“愉快的共同工作的经验”。而当他自己的实用主义对于他那些理论狂的同伴来说太过分时，他便将他的前任之一沃夫冈·罗特骂为“放弃所有改变要求的人”，并且通过采访在《路德月报》上保证：“不错，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正是青年社会民主党政治立场的具体表述。”
在此期间施罗德似乎在尝试与政治对手激烈论战，从而偏离与母党保持原则上完全一致——这按青年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多少有些无耻。不过除此之外它倒也有令人欣喜的作用：施罗德开始为媒体所注意，因为他的攻击性行为。1979年8月，他这样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进报》说道：假如在上一次联邦议院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候选人弗兰兹·约瑟夫·施特劳斯获胜，那么“联邦德国将成为一个独裁的警察国家”。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影响使基民盟在过去几年中已“蜕化为一个反动政党，基民盟已转化成有组织的右倾主义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联盟党团领导人菲利浦·于宁格（“政治敌人诋毁性的野蛮攻击”）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新闻发言人戈得尔·罗森贝格（“为了保证新闻界的健康，《前进报》不应发表所有的东西，尤其当它们是说话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发的愚蠢言论时”），甚至亲基民盟的基督教民主学生社团也受到施罗德的影响：1980年5月，当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领袖公开地拒绝了跟基督教民主学生社团，那帮“弗兰兹·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青年帮”的每一件合作的同时，他提出了“对侮辱性行为的刑事诉讼请求”。媒体自然把他们的争论题目——以及诉讼请求书都不顾三七二十一捅了出去。
不管是反对联盟的檄文还是支持己方的华美的好消息，这些不同的意见都不可能长久地遮遮掩掩。青年社会民主党左翼和主席的职位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法兰克福评论》发表了一篇来自施罗德过去领导的哥庭根青年社会民主党的有力的批评文章：“你最迟在阿萨芬堡代表大会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原则性的转向。被选为青年社会民主党绝大部分力量的代表后，你就抛弃了我们的立场并开始走向一种跟改良主义力量合作不分敌我的政治路线。”
青年社会民主党变得“比较柔顺”了，一些人在施罗德第二次执掌时间结束时批评道。他们把他一般被算作“温和派”的观点归因于这个成长于青年社会民主党时代的策略家现在想要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被选入联邦议会而持有的一种“人民政党”的态度。施罗德坚贞不渝地推行着青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改革，丝毫不理会来自左右两派的争吵。
一个柏林记者汉斯—彼得·萨特勒描述道：“引导着他在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岁月里就踏上了一条富有政治前途的道路的，是他不可阻挡的野心，他的私人生活仅仅限于午夜到早饭时的那段时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铺平这条飞黄腾达之路而不断努力，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会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从青年社会民主党发家的施罗德一定还记得一次意大利之行。当时他站在阿尔诺河岸上暗自发誓：“我早晚会成为联邦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