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发令枪走火而起跑：当施罗德20年前当选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时，德意志通讯社的一名记者注意到，一位“老兵”爬到了德国社民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位置。事实上，施罗德，他那时的头发不比现在长多少。1978年2月12日在霍夫海姆／陶努斯举行的青年社会民主党联邦大会上，他就外型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而是一位33岁的已婚已获得了律师资格的法学家了。按照青年社会民主党的章程，他两年后就不允许再任职了。施罗德是那种可以被称做“激进雅皮士”的人，也许还可以被称为“周末假革命家”。他与当时的妻子安娜约定：“平时，拥有绝对优先权的是在事务所工作的安娜——到了周末优先民权属于他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党员。”
作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反修正主义”派的“军师”。施罗德和“反修正主义”的指导者赫尔穆特·科特一起致力于建立一个维护“雇员利益”的“社会主义派”。此外还有亲共产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源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克劳斯——乌韦·伯纳特，1977年在汉堡当先为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他得到施罗德的反修正主义派支持；仅以4标领先于萨尔布吕肯的欧得马尔·施莱纳，德国社民党的候选人，受伯纳特前任海德玛丽·维克佐格一则约偏爱的改革家（“维克佐格一则约”至今仍被当时的对手嘲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宣传同共产主义者联盟。伯纳特在选举后不久就被德国社民党开除出党，因为他拒绝放弃这一要求。接班的人群情激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宣称：“现在要这么做”。
1978年联邦大会以前的历史对青年社会民主党来说很重要，因为它表明的不仅是青年社会民主党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典型情况。70年代由德国社民党执政的政府对于政治理论并没有太多的意向。1959年高得斯纲领党代会特别说明，是实用主义的形式是人民党内改变的结果，这种实用主义被有追求的青年社会民主党看成是意识形态上的赤字。在卡斯特·弗伊格特任主席职位期间，在学生抗议以及院外反对派的背景之下开始了社团的极“左”化。忠实于德国社民党的人，如来自莱茵兰—普巴耳茨州的鲁道夫·沙平，来自基尔的诺贝尔特·冈泽以及来自汉诺威的格尔德·安德斯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都渐渐转入了守势。
让我们更近一点儿来观察这两股思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派从汉堡、柏林和州联盟以及受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决定性影响的北下萨克森区政府发展而来。对于它的拥护者来说，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与最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它宣称是从列宁主义发展而来，受东德科学家重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种当前的经济情况以“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大垄断集团手中”而出名。另一种表达为：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社会主义者只需将权力接收，以使一切在社会主义国家垄断之下变得更好。它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一理论不再提到议会体系。因此当时的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约翰纳·施特拉斯尔已经在1973年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讨论时提到，在内容方面与正统共产主义的德国共产党立场的区别在哪里。
反修正主义派，也被称为“汉诺威派”，源于汉诺威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区政府，与正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反，它深受“新左派”的反独裁思想影响。它同由社会科学家奥斯卡·耐格特（他，有才智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个时候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施罗德至今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对作者说“我们的分歧是令人兴奋的”）在奥芬巴赫创建的“社会主义办公处”有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个办公处在学生运动时暂时宣告结束，院外反对派进入低潮之后成为“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反修正主义派主要在州首府的大学中以及哥庭根招募成员。他们基本上拒绝改革策略，理由是这使党和工会降级为“资本主义繁荣的保护者”。就连在国家与社会的机构中所赢得的地位和影响也会是屈居第二的。换句话说：与对党的忠诚无关，与被大众所接收有关。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思想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被施罗德至少是转入内心了。
作为青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年轻激进分子”反修正主义派，捍卫“自己组织”与“自己动员”的目标。逐步地改革不可能是社会政治的目标，顶多会被“看成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下面这个问题会对其评价十分重要，即它是否会使“基层社会主义斗争”变得容易，还是会在群众坚持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同时用从高层立法的方式代替这种斗争。按他们的设想“依赖工资的基层权力的展开”会导致“体系的危机”，从而通过这些依赖工资生活的人们夺取“生产资料”。以“改良主义的”工会这种形式将工人的权力组织起来，必须在这样的范围内发展，沃尔夫冈·克劳泽这样描述反修正主义者的地位：“企业主对危机的反应转变为针对它的致命武器，尽管是以工人最终自己夺取被资本中止的生产的形式。唯有如此才意味着社会主义！”施罗德1993年回顾青年社会民主党当年的路线之争时说：“我们没有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样吹胡子瞪眼。”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反修正主义，两种理论的中央都存在着另一个共和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在伯纳特退出以后，希望在1978年首先赢回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中的地位。他们新的代表，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赖哈德·舒尔茨在霍夫海姆成为主席。还在第一轮选举之前他就撤回了申请书：反修正主义者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者与大有前途的施罗德达成了一致。如果这两个左翼各有一名自己的候选人，改革者的代表就可以轻易地在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位子上走回头路了。
为了改革者们，31岁的来自萨尔布吕肯的奥特马尔·施莱纳卷土重来，尽管他自1969年获得了德国社民党的党证，但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由于他以前曾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成员而认为他很不可靠。施罗德在选举之前突然放弃了竞选。这本来会为“右翼”的施莱纳这位斯巴达克同盟和毛泽东思想两种思潮的重要对手铺平道路。条件是：这个党必须放弃它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外围路线。这点德国社民党无法接受。在场的联邦事务领导人埃贡·巴尔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进行了投票表决：施罗德以164票对126票的显著优势击败了名列第二的沃尔夫冈。20年后，1998年初，德国社民党内应该搞一个有关风潮的命题论文，文中写如今的“左派”施莱纳反对“右派”（没有正是如此称呼）施罗德的竞选。这难道不是后来的一次报复尝试吗？
克劳斯—瓦韦·伯纳特经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伯特·魏讷的斡旋，于1983年得以重返德国社民党，他向笔者回忆他当时的继任者时说：“施罗德算是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人，即使他在自己的党里也受一定程度的喜爱，他不会针对完全对立的思想。由于我的退出，在派系之争过后他成了合适的人选。”但是霍夫海姆的记者们这样报道并提醒说，内部批评家施罗德背地里说“也准备经过战略思考当机立断地放弃客观地位”。退出，是施罗德在以后的政治道路上还会经常面对的事情。
新生力量将在即将来临的4次州议会选举中（汉堡、下萨克森、黑森和巴伐利亚）“完全一致”地站在德国社民党一边，这是新的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在选举的第二天许诺。此外他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同盟者解释，和不可能和“贯彻斯大林方针的德国共产党联合”。此外，他这样安抚左派，青年社会民主党不会不提或完全放弃它的“原则性立场”。同时他在接受西德广播电台的一次采访时声称，与青年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激进公告已经是他第一次全国考试的课题了。施罗德对自由柏林电视台说，公务员法应被统一的职业法所代替。一个未被禁止的党派的成员和活动不应该成为公共职务招收的准则，因此与之相符的考核方法应该取消。施罗德在与激进公告的关系中多次保证，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将德国共产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西德共产主义联盟区别对待。
社会民主党的《斯潘道尔人民报》在一篇名为《深深的墓穴》的评论中抱怨说，霍夫海姆的大会已经被标明了“首先通过将青年社会民主党分成3组，其中两个离德国社民党最远的占绝对多数（反修正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笔者按），第二尝试是将德国社民党的具体政策同其强烈的反对立场相对比。从‘激进公告’经过‘反恐怖法’，到与德国共产党合作，直到所谓‘大鼻子法庭’之争（左派集会，指责联邦德国损害人权，笔者按），社会民主党的继任者没有放过任何加深通向受德国社民党广泛多数接受的政策的壕沟的机会”。“警钟响得更厉害了。当时的联邦议会代表，也是今天的联邦发展部长卡尔迪特·施潘格（基社盟）在波恩指责，德国社民党的“左派激进青年组织”已经选出了施罗德这位“前共产主义政策的代表”为主席。埃贡·巴尔也为其祝福，这一切都“说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状况”。
新出炉的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并没有对这种评论产生深刻的印象。他多次重申，德国社民党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同政府政策划等号，这种支持也带有长期改变德国社民党及其政策的目的”。施罗德在当选几周后同德国社民党左派的彼得·康何蒂和克劳塞·图兴一起在德国社民党波恩地区的一次集会上号召攻击党和联邦总理施密特。他解释说，在德国社民党与自由民主党执政的联邦共和国中产生了一种与国家任务相违背的观点。对此必须唤起生活中的“公民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应兼有反对派的政策思想和目标。在与青年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时，他针对从美国引进的中子弹作了宣传。1978年5月8日，在德国国防军投降33周年纪念日，施罗德在苏联报纸《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美国扩军计划的文章。
当下萨克森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维尔弗里德·哈泽尔曼和鲁道夫·塞特尔斯指责青年社会民主党这一点时，施罗德总是做得像个“反宪法者”，他获得了一个搁置声名——在这一段时期他和同事黑尔加·里施禾勒—布特纳和迪特黑希·布施曼一起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社团。但是接着他却于1978年7月因为替当时的恐怖主义者和红军派的高层理论家霍斯特·马勒尔辩护而挑起了有关他对自由民主党基本秩序的态度的继续讨论。施罗德应该得到一个“未解决的执行”，即本该在拘禁时间的2/3后撤销解职。1936年出生的马勒尔，也是律师，1967年参与在柏林建立“共和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院外反对派的思想中心。1968年他为百货公司纵火犯安德里亚斯·巴德辩护并在判决之后于1970年5月参与了一次解救行动并获得成功。他与巴德、古德龙·恩斯林和乌里克·曼霍夫一起先在西柏林秘密活动接着在约旦建立红军派（RAF）。他们准备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向“肮脏的体系”开战。恐怖分子和其他同志一起于1970年9月抢劫了3家银行共抢获了20万马克。几天后全副武装的马勒尔在柏林被捕，1973年2月以“与犯罪集团一起持械抢劫并建立恐怖社团”的罪名被判12年监禁。由于他参与解救巴德而被加刑至14年。在监禁期间马勒尔最初继续用他的意识形态著作（“关于武装斗争”）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就渐渐出现了同其他恐怖主义者在世界观以及个人观点上的争执。1974年被关押在施达姆海姆的骨干恩斯林、巴德和扬·卡尔·拉斯帕将他们以前的理论指导者马勒尔开除出了红军派。
在一个法制国家中每一位被告，包括恐怖主义者，都有按规章辩护的权力，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如今，1978年，施罗德应该为马勒尔卖力却影响了所谓的“德国1977年秋”还有民众的意识：那年4月联邦大律师西格法里德·布巴克和两位陪审员被杀害，7月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于尔根·蓬滕同样也被红军派的小分队杀死。1977年9月雇主主席汉斯·马丁·施莱雅遭到绑架，他的司机及三名警察被残酷地枪杀。通过知名的人质施莱雅，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红军派成员。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10月还有一架载有82人的汉莎航空公司飞机被劫持，机长被杀。但是国家不能受勒索。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于9月15日在联邦议会前直接面对了恐怖分子：“我们不会为你们的疯狂想法所动。你们自以为是被选中的小部分精英人物——你们是这样写的——被选中来解放大众的。你们搞错了：大众反对你们！”联邦边境防卫处的反恐怖部队，于10月18日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对被绑架的飞机进行了攻击，解救了人质。红军派几小时后采取了行动：汉斯·马丁·施莱雅在受恐怖分子控制了43天以后被“处死”。
马勒尔与这个行动无关。尽管如此这位红军派的建立者对公众来说也和“普通”当事人完全不同。当青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本来已注定成为市民的恐惧时，一个像施罗德这样的左派律师可以很快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怀疑同情恐怖分子，这一点其他的红军派律师甚至毫不否认。这样如汉斯—克里斯蒂安·施托贝拉，今日柏林的绿党政治家，1982年因“支持犯罪社团”，而被联邦法院判处10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施罗德后来对他的半官方传记作者安娜·赫克雷娜说，他已经“非常害怕”。另一方面他希望，他当时出于对美国电视连续剧律师帕里·马松—一位现代法律界的罗宾汉——的热情而决定的职业，不是以“这样的顾虑”开始就好了。但是对他来说马勒尔与他的过去明显的决裂是至关重要的。当1975年2月恐怖小组“7月2日行动”劫持柏林基民盟主席彼得·洛伦茨，要求释放被关押同党时，马勒尔放弃了自由留在监狱，尽管他本来是在营救名单之列的。
现在马勒尔说，施罗德从没对他说起过他“害怕”。他表现出有兴趣，但是也要求抽时间进行考虑，然后向他的夫人安娜询问建议，她劝服了他。马勒尔非常坦诚地说：“我选施罗德作律师当然是出于一些政治目的。我希望他担任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职务，以此劳动德国社民党的活动。他拥有一切先决条件：他当时是律师，在联邦议会里显得雄心勃勃。他当时已对我说过，他想当总理。我认为，他是个出色的律师，但这一点我当时不感兴趣。在申请公开执行时要求书面申请诉状，每一个律师都可起草它。”
施罗德将他接受这个案件的允诺推迟到6月4日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以后才说出来，为了不使他的党遭受损失。接着他把他的考虑告诉了波恩德国社民党领导。党的领导人维纳尔鼓励这位律师接受当事人。马勒尔回忆道：“施罗德来找我，说‘好，我接手’，接着又解释说，他已得到党内保障。”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如今他的工作完全得心应手，当时公开宣布了他向“法制国家倾诉的法律程序：如果马勒尔输了，政治犯就会出现在德国”。
一个政治犯？施罗德和马勒尔提出证明，要求对一个前恐怖主义者公开执行的申请被拒绝了。但马勒尔在那年的圣诞节获假，可以离开监狱两天半，被施罗德作为他工作的成绩。这个与那个在形式上没有关系。事实上，之前在柏林的判决委员会中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拉锯战。1980年8月才批准了释放马勒尔的申请。
在研究哲学的马勒尔和搞政治的施罗德之间发展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还在马勒尔监禁期间，施罗德就以施密特和维纳尔作担保，在德国社民党的理论机关报《新社会》上发表了这位前恐怖主义者一篇针对耶路撒冷科学家施洛莫·阿维内利关于黑格尔国家理论一书的书评。马勒尔如今说：“我们在很多问题的谈话中建立了一种令人愉快的气氛。结束监禁之后我邀请他参加葡萄酒会，一群68岁以上主要来自SDS（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的人组成。酒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批判红军派。和施罗德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此外我们还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几年后，1986年，施罗德替马勒尔重新要求律师资格。作为同业公会，柏林的律师法庭支持这一要求。但法律判决委员会委员鲁皮特·舒尔茨（基民盟）将这一要求予以拒绝。1987年7月名誉法庭的第一判决委员会在柏林颁布了“对律师马勒尔的实际工作禁令”（西柏林社会主义统一党《真理》报，SEW）。施罗德要求：“一次是恐怖主义者，一世就是恐怖主义者”，人们不可以这样武断地判断。施罗德和他的当事人马勒尔终于在11月在联邦法院讨回了公道：“一位律师特别困难的等级反感行为可以在几年后通过正确行为和其他事情失去意义，它不再成为准允拥有律师资格的障碍。”如今马勒尔又允许在柏林当律师了。
以前的恐怖主义者不再受左或右模式限制，而成为一受黑格尔影响的非正统思想家。1980年在出版的他同联邦计划部长格哈德·鲍姆的谈话录中他没有提他政治犯的历史。
与当时大部分活跃的青年社会民主党员不同的是，施罗德不是教义上的左派，不是那种批评联邦共和国的情况，对潜在的可能性即民主德国的体系阿谀奉承的人。施罗德参加了1978年10月柏林工业大学举行名为“适合鲁道夫·巴洛的自由”的大会。巴洛为在民主德国因“出卖国家”和“出卖机密”罪被判8年监禁的无党派人士说话。大会在大部分与德国统一民主党亲近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举行，但甚至在确定了“缓和”的德国社民党中也尚有争议，而且左派“社团民主科学家”，瓦尔特·延塞属于其领导者之一，透露出来，民主德国当然有权对自己的公民“依据自己的法律准则采取行动”。就连与巴洛的被捕有关，奉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命令取消了对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代表的邀请，也碰到了党内的反对意见。巴洛，《选择》一书的作者，1980年被西德的德国社会统一党开除，成为了“绿党”的创建者之一，后来又离开了绿党。他死于1997年底。
施罗德没有忽略东欧形成的反对派，他认为：尽管东德“保守的新闻界”在独裁统治之下只进入了华沙条约的国家，已不能破坏缓和政策，同时他们又认为“智利的法西斯主义可以忍受，而且向巴西和阿根廷的将军献殷勤，为南非的种族主义辩护”。不管怎么样，他1978年7月在德国社民党的讲道书《柏林之声》中提出了疑问：“一个民主的左派应该因此而沉默还是去保护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体系？他们应该限制外交成果通过沉默而成为可能吗？”他的回答是：“当然不是这样。民主的左派最先被要求。对他们来说‘有不同思想的自由’不因国界而停止，这种自由值得人们一再为之斗争。为达到真正的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统一，同样的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阶层必须不屈服地按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衡量。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是最优先考虑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对巴洛的失败他也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且这段话，尽管正式地寄给了德国共产党，在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他在青年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者：“当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为在苏联组织反对党的可能奋斗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并防止在自己的国家同样出现诋毁社会主义理想的可能性。谁反对这样做，就像德国共产党，并为民主德国就像对鲁道夫·巴洛的审判那样的恐怖审判辩护，谁就不仅仅是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且他也极其卑鄙地利用了自己国家的反响。”
施罗德继续写道，“民主德国的专制独裁”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所有的国家，甚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样也遭受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法里兹·乌尔里希·法克在“法兰克福之声”对此大为不满：“这样，人们必须问，民主德国的一次专制行为真的就能够自动地、广泛地、并且还是在西方式的民主变种的体制下，给社会主义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吗？保守的西欧抗议者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事业会因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权贵的罪行而出丑。逻辑上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是感到很丢面子而已，事实上没有谁会把他自己的事业跟罪行制造者的事业混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