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找出促使他走上政坛的“关键性的生活经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赫尔穆特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并成为他的第一个学习榜样。“首先，因为他在‘新闻界面前’操着一口熟练的英语，而我自己直到今天还不能如此纯熟地掌握；第二，因为他总能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联邦总理回忆起1994年在一个题为“星期天世界”的新闻访谈上的情况时说。这种敬重，是过去所从未表现出来过的。对格哈德·施罗德来说，其政治理念几乎立刻受他的影响而有了发展，比起他的从前生活以及一个小城的售货员的前途追求来说要明显得多。在包括像德国经济奇迹重建时期的公众形势上一个聪明人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停改变和重新塑造的希望，从他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更多的对权力的认识，以及远未消除的社会对工种的歧视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他身上作用。
他在哥庭根当夜校学生时参加过各个政党在烟雾缭绕的小饭馆包间里举行的不定期聚会。“我曾参加选举的集会，而且无论是哪个政党，我总是站在对立面。我曾在左派和右派的政党都呆过，并出席过德意志帝国党的布比（即阿道尔夫，笔者按）·冯·塔顿的党代表大会。但那时我立刻感觉到，我不可能在我的政治生活的这种情形下高兴起来。这个党代表大会是一个闹哄哄的集会，但我才19岁，而且是我的分部领导将我带去的。刚开始觉得很新鲜，但紧接着我就感到一种可怕的无聊”，他后来对记者彼特·戛特如此描述道。
自由民主党暂时地吸引了他的兴趣点，但他最终还是在1963年秋天——正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执政时期已结束，从14年的执政位置上引退——于那年10月15日决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并在有着左派传统的哥庭根分部领取了入党证书。他母亲，作为“一个天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以榜样作用引导他走出了这一步。（但爱丽卡·福色勒无论如何其实在1993年春天，当79岁高龄时才加入社会民主党，“为的只是在选举时能以成员的身份投我儿子一票”。）除此之外，“因为我差点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要不就是因为，对此可能一些人会感到吃惊，我觉得那时还是‘吹牛皮的施密特’很好。他那张嘴我很喜欢，那些对他政治生涯的批判争论很晚才开始，我曾坚决拒绝加入社会民主党”。作为未满35岁的成员施罗德自动地也属于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他每个月的党费是：1马克。
20年代初期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还完全依照始于1952年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库特·舒马赫的精神，严格反对极权主义并直指两德重新统一的方针。在那个年代，和东德地区青年组织的接触简直不可思议。1964年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中止了和比利时“青年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因为属于这个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受自由德意志青年团（FDJ）之邀对民主德国进行了一次访问，并后在一个双方共同的决议中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社会民主党，尽管在1946年重组后立即明确表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是在50年代由阶级的转向了全民的政党。
1959年对哥特堡纲领的抛弃更加确定了这一过程。新纲领的核心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及其个性”。
新党员施罗德恰好跟左派的阶级斗争战士们截然相反。小职员的个人身份自然令他自己颇为反感，“对别的人无法反诘，只能唯唯诺诺，听从命令”，“只有劳动者的整体地位得到提高”，施罗德当时这样分析道，对他自己的命运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赞成社会民主的立场。
安塔和克莱纳在他们的《格哈德·施罗德传记》一书中写道：“政治路线对社会民主党新党员施罗德几乎毫无意义，在铁器铺柜台后每天干活和夜校里拼命学习之余只给社会民主党留下了一丁点时间。但施罗德在周末却通常在为党务而奔忙，选举战中哥庭根的战友们挤在一辆大众汽车上穿街走巷下农庄。那时还没有驾驶执照的施罗德只好去管理大喇叭。”
但施罗德在工作中总是忘不了那个具体而远大的目标：1966——1967学年冬季学期到哥庭根的乔治·奥古斯特大学学习法律。他的一个不愿泄露姓名的当时的大学同学现在是联盟的忠实选民，20多年后1998年联邦议院选举时在下萨克森州施罗德竞选委员会中回忆道：“没错，那时的格哈德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并且他总是对权力有着强烈的追求。我知道，这样可以造就一个伟人。”施罗德开始总是早早地8点钟就去听讲座。当他已经习惯了大学生活之后，偶尔会睡到中午，夏天去露天游泳池消磨时光。
对于大学生的活动施罗德几乎从不放在心上：“我的确是由此受到一定政治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能够左右这些运动，而决不只是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但那时我也留着长发——无论如何比现在要长。”虽然他也关注那些热点问题——诸如越南战争、紧急状态法、社会改革等等，更让他着迷的是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的著作。这些著作远离世俗，纯粹精英化的思考。他过去读书（现在也这样）常常是读些简略本子，不求甚解。因为“理论上的阶级斗争”他没有时间去从事：当他的出身于有钱家庭的同学们常常讨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起来对政权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时，施罗德还只有靠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来维持他的学业。多年之后他把那段经历描述为一种特权：“在那里，我可以做脑力劳动而不必拼命苦干。”
1968年，在这个象征着背离固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形式的年份，这个24岁的大学生和比他小4岁的女朋友见习期的图书管理员爱娃·舒巴赫，结了婚。
与此同时他成为了哥庭根社会民主党下属地区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除此之外他还于1969年担任了哥庭根青年社会民主党党主席。那些对他日后地位非常有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惯用语，他不但从左倾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而且从这些著作的参考书目中，领会了不少。专注于地方政治建设的施罗德无疑是最大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只得到短暂的成果，就是接了他的班。他们的目标就是：“全力阻止右倾的施罗德！”因此他的政敌，现在的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议员德特勒夫·冯·拉赫尔，处心积虑地想从这个法律大学生手中把青年社会民主党地区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但机关算尽，却反而在争夺哥庭根社民党党主席职务时一败涂地。这个野心家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以三票之差败北。一位左派的女战友居然拒绝给予他支持。她的名字就是：茵娥·魏提希—丹尼尔迈尔，以后曾做过联邦党财务主管。
而后一连串的闹哄哄的局面，虽然至少并非跟政治生活直接相关，却也严重扰乱施罗德的私人生活：他在青年社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中结识了社会主义高校协会活动积极分子安娜·塔森马赫，并且走得更远；在他和爱娃结婚三年后他跟她离婚并于1972年跟这位研究英国语言文学和罗马法学的大学生结婚。
他的论文题目是“一所医院的医疗主任是否可以因为他在一个未被禁止的党派有会员资格而被迫离职？”这样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颇具争议性的话题。1972年1月28日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带领各联邦州政府对公共职务求职者的考察和招聘程序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那个所谓的“激进公告”：“一个有敌视宪法的活动的求职者，不得招聘到公共职务上。如果一个求职者隶属于某反宪法纲领的组织，这种身份使人可以怀疑，他是否一如既往地赞成自由民主的根本秩序。这种怀疑可以成为用人机构依照规定拒绝聘用的合法理由。”
施罗德对此提出异议。他对所考的问题回答了“不”并在以后解释道：“从关于职业考核的政治讨论中我当时还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是更多地在于要有一个完善而公平的法律程序。
施罗德得到一份克里斯蒂安·斯达克教授的教学职位上的半职助教工作。同时在哥庭根老城区有了一间工作住所。他在汉诺威维尔纳·霍尔特法特律师事务所完成了作为候补官员的一个重要过程，霍尔特法特是党的一个朋友和过去德国国防军军官，还跟老的、国家的舒马赫的社会民主党有过联系。施罗德在哥庭根人的影响下跟他越来越疏远；他的偶像早就不再是赫尔穆特·施密特这个汉堡人心目中的元老，而是被从1969年起就在社会自由联盟的顶峰担任联邦总理的维利·勃兰特所取代。
这位1971年起成为汉诺威地区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的法学家（施罗德：“……我不愿意在任何场合坚持让人们对我施加过高的压力。”）， 1976年通过了第二次国家考核——这次甚至得到了“非常优秀”这个特别的分数。这位32岁的大学生带着光辉的前途正式成为了汉诺威维尔纳·霍尔特佛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暂时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当中。此后他的重要任务是如何在长久以来分为无数派别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得到发展。施罗德拒绝了各种要求他为某一党派参加竞选的要求，他说：“如果我要进入领导机构的话，就只能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