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拿出来的只是这样一些粗线条勾勒而成的简历：出身农家，在工人环境中成长；父亲，市集里的帮工，在战争中阵亡，母亲，独自把他拉扯大，靠做清洁工艰难度日，最终却再婚了，并且又生了几个孩子；他曾“长年累月对塞玻璃窗缝的油泥恶心不已”，他在后来半开玩笑半夸张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国民中学，学徒见习期，然后再培训；最后是成效卓著的大学学习。同时，这位下萨克森人在大学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青年社会党主席直至……
隐藏在传说背后的是真相。简要地说：这位“下萨克森的施罗德”是从1946年以后就归属联邦新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小城镇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格哈德·弗里斯·库尔特生于1944年4月7日，这一天正好是耶稣受难节，处在二战时期，位于德特莫尔德县和威斯特法伦州的边界地带的莫森贝格。他母亲爱丽卡·施罗德在租住的这个家族农庄的一间小房间里于星期五分娩。他父亲应该从没有见过这个婴孩；3天或者4天后弗里斯·施罗德，工兵二等兵，“为了元首、人民和祖国”，阵亡于罗马尼亚，与此同时他的寡妇一定收到了联邦国防军的格式统一的通知，“他待我很好”——除此之外，他儿子无法从自己母亲对父亲的叙述中获悉更多的信息。
在那个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饥荒岁月里，这个寡妇和“格尔德”（当时30出头的人公开地这么称呼他，他最亲近的朋友和熟人直到今天还这么叫他）以及比他大5岁的姐姐古恩希尔德一起住在伯克斯顿一间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简陋棚屋里，棚屋正对着当地足球场的角旗处。现在汉诺威96的监事，中学时作为强力中锋在TuS球队见习（那时就被取了个叫“农夫”绰号），并在年轻时随那只球队征战地区联赛，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当球撞击木板墙时，煤油灯便从墙上跌落下来。但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很早就在足球场上学习更快更好地踢球。”这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他曾经“像你们的黑人从事跑步一样踢过足球——从个人需求到得到社会承认”，很多年以后他对一位美国参议员这样讲。因此，面对人无法自由选择的情形他总是很愤怒。“那时从我们村子里出来的其他人中，无论如何从技术上讲，总有一个比我强的。”作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家他还总是很乐意参加那些知名的聚会。直到几年前他才因为怕有受伤的危险才停止了这些活动。
母亲爱丽卡·施罗德早晨大约5点左右起床，照料古恩希尔德和格尔德，然后徒步三四公里，到工厂工作到深夜或在附近清理房屋和商店。用餐时间非常局促，债务非常重，收入极少，就这么日复一日。法警常为送传票敲响各个房门，里面都住着像施罗德一家那样的人。有时祖母过来“组织烤肉”：她沿着这些房屋的墙根推着婴儿车。当哪个打开的窗户里晾着一块肉，马上就被她拿下来藏到手推车里。战后德国残酷的现实，在施罗德的记忆中作为社会的病态表现出来。
战争结束两年后，1947年，爱丽卡·施罗德嫁给了帮工保尔·法色勒并改姓了福色勒；古恩希尔德和格尔德仍然姓施罗德。爱丽卡和保尔·法色勒生了三个孩子：洛塔（生于1947年4月5日），海德罗斯（1950年3月21日）和伊尔斯（1954年12月22日）。“格哈德·施罗德和他的新妹妹们的关系很好，但同他的继父关系很坏”，贝拉·安塔和罗尔夫·克莱纳在施罗德传记中这么写道，并引用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话说：“我的继父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他常常做梦，我能感觉得到，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对政治也很敏感。每天晚上他常通过收音机收听沃尔法冈·格龙纳的柏林卡巴莱（一种小型讽刺性时事歌舞表演）“海岛居民”（笔者按：此处施罗德搞错了，格龙纳出演的是“豪猪”），然而他却没有任何机会去把他的兴趣变为现实——因为他有病。我那时对他很不理解。”
保尔·法色勒有肺病，大概从1954年起——那时格尔德10岁，正好是小孩子寻求在父亲面前尝试自己的能力的年纪——在莱姆戈的疗养院中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不停地咳嗽、发烧，而且极易从梦中惊醒。他于10年后去世。
小男孩格尔德，1950年进了韦尔费布克斯顿的一所小学，当继父在疗养院的时候成了“家中的男人”，很早就成熟了，相对其他同龄孩子来说更早地挑起家中的重担，在不到15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仍然常来敲门的送传票的法警打交道，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的生活。他对家庭生活的组织能力表现在：每当有家务事要做的时候，他就一字一句地进行安排。“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在指挥工作”，安塔和克莱纳引用他妹妹海德罗瑟的话说。那时候经济复苏的气息还几乎没有被觉察到。格哈德·施罗德回顾说：“我们长时间地依靠社会救济。什么在记忆中的烙印最深，什么就让人最敏感，直至今天当一些类似的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出现时，我立刻就回想起那个时代。”为了满足自己一些小小的心愿，年轻人开始在附近的农庄打工挣一点小钱。他帮助别人收萝卜，每小时50芬尼的收入，有时也用些生活必需品来支付，13岁的孩子就在耕地上开起了拖拉机。
“和谁的同龄人比起来他的青年时代要粗犷、狂野得多，但也要无忧无虑得多”，《镜报》记者于根·莱纳曼这样写道，他和施罗德做了很长时间的朋友（直到他在一次共同的晚餐会上和妻子一起表示了他们在1994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对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夏平无条件的支持后，施罗德当即非常光火并断绝了跟他们的往来）。然而：家庭的贫困也给施罗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是一个好学生，但仍然不可能上文理中学：每天的公共汽车或者学费都让家庭难以承受。这个年轻人观察到，那些他认为比自己愚蠢得多的同龄伙伴，都能够直接升上高级学校，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薪水高一些。格尔德在青年基督教协会（CUJM）的集体晚会上遇到的那个神父对邻村那些考上高级中学的孩子特别照顾，而对打小工的孩子格尔德视而不见，安塔和克莱纳这样写道：“这真的激怒了他。”
他母亲希望儿子能走上一条公务员的道路。中学生格尔德于是在1957年冬天向联邦铁路局求职。“联邦铁路局年轻候补人”的录取考试在汉默尔恩举行。这个13岁的孩子通过了理论考试，但在实际考试中失利了：“那要求人必须用手摸来摸去。对此我并不擅长。”
格尔德，14岁，怀揣着中学毕业证书，在莱姆戈跟着百货食品商奥古斯特·布兰特做起了零售商的学徒。今天的商店继承人汉斯—奥古斯特·布兰特，约10年前去世的奥古斯特·布兰特的儿子，和笔者聊天时回忆那时候的学徒格尔德：“我父亲对他完全满意。并且施罗德在1996年地方选举回来的时候，他还跟我们一起‘盘点’了一次呢。”格哈德·施罗德卖玻璃制品、瓷器、体育用品以及婴儿手推车，白天干8——9个小时——晚上负责给铺上漆布的地板打蜡。最初他每月收入25马克，第二年35马克，第三年涨到55马克每个月。这毫无前途，这什么也不是，根本无法让一个有清醒自我头脑的年轻人满意，他在自己1993年出版的《高级中学毕业考试》一书中对那段时期有过描述：“从那时候起权力开始令我神往，但在威斯特法伦当一个站柜台的学徒不可能给我提供进一步深造和更好前途的机会，因此我想出去，换换地方，否则将一事无成。”
首先至少得去一个大一些的城市：施罗德1961年到了哥庭根—盖斯玛，租了一间房子并开始在弗塞特科恩铁器铺（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当一个售货员，他一直维持着与家庭和邻村塔勒的联系：一是他继续在那儿踢足球，二是后来成为他首任妻子的女朋友爱娃·苏巴赫还住在塔勒。
在哥庭根，施罗德集中精力在一家学院里进修课程，他在那儿报了名并在一年半中每晚去上学。在1964年夏天他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并计划好了第二条受教育之路，他去了齐根的一个城区外登瑙的齐格兰特教会学校，辞去了弗塞特科恩的活，以他作为战争孤儿的身份领取每月200马克的抚恤金生活。他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每门功课都合格了，在比勒费尔德的威斯特法伦教会学校，1966年复活节，终于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证书考试，这时他22岁。他对这个时期的总结是：“我在学习法律。”他想成为律师，他后来把对这个职业追求的动机描述为：帮助弱者，主持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