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后的第二天，吉姆·卡拉汉向女王递交了辞呈，随后，玛·撒切尔接任首相。在授任仪式上，玛格丽特“敬吻女王的手”，接着，她正式受命组阁。在全球报界的注目之下，她走马上任，以英国首相之尊入主唐宁街10号。
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女儿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夫人系自由党影子内阁首相，她如此这般评价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道：“时光流逝，倘若砖石之墙能将四壁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无形积淀下来，那么唐宁街10号之为人类居处其遗产可谓富甲天下，不啻‘历史之宫’，身在此中，往事历历，赫然在目。”
撒切尔夫人合家在中午离开弗勒德街，驱车前往史密斯广场。庆典早已开始，香槟美酒四溢，欢声笑语不断，一夜之间便赶制出来了一盘仿照唐宁街10号大门的巧克力大蛋糕横过蛋糕顶端的是用糖标书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功成名就”。兴致勃勃的玛格丽特向所有出了大力的人们致谢。随后她便与龙尼·米勒谈起了正事，对她将站在非巧克力制的唐宁街10号真门前的发言作了最后一番加工。
人们慢慢地离去了。最后只剩下他们全家和另外一些人。办事员们大都已收拾起打字机和器具开往唐宁街了。卡罗琳·斯蒂芬斯还在忙着搬迁。龙尼意识到，该是她与家人单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了，于是便致歉告退。但玛格丽特却拦住说：“不，别走。”他们差人去小卖部买点什么以打发午餐。一会儿，食物送来了：羔羊冻肉和煮烂的素杂烩。没有对这些菜肴有食欲。吃罢，他们还是坐在这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沉思默想着成功的历程，等候白金汉宫的召见。丹尼斯舒舒服服地安坐在扶手椅上，静静地、旁若无人地打起了瞌睡。卡罗尔开始觉得这事前前后后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马克则凝神望着窗外，自己也不知道在看什么。而玛格丽特却紧紧地端坐在椅子边上，她担心在去白金汉宫的路上会碰见回特兰斯波特宅邸的卡拉汉，特兰斯波特宅邸和保守党总部仅隔三个门户。
“假如两辆卧车擦肩而过，岂不太煞风景。”她说。可龙尼安慰道：“我深信白金汉宫是谨守这套惯例的。我想他们未必知道工党总部所在何方，这就行了。车子路过时你不会冷不防和他打照面的。”
房间里又复寂然了，只有卡罗琳走动的声响，还有丹尼斯细细的鼾声，他坐着睡着了。突然，电话铃响了，大家都很紧张——是王宫打来的吗”卡罗琳跨进外间去接电话，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想听她回话。“是的，是的，褫……不对。”她回到里间，说：“拨错号了。”一切又寂静下来，但大家的神经却越来越紧张了。五分钟过后，电话铃又响起来了。“这回是了！”卡罗琳叫道，便跑去接电话了。每个人又凝神倾听着。
“是的，”她道，“谢谢；请别挂上。”她进来说：“希思先生想向你道贺。”玛格丽特静坐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才开口说：“请你代我致谢。”现在不是和特德·希思通话的时候。五分钟以后，电话铃才又响起来。
“这次对了！”卡罗琳又叫道，跳进外室去接电话。
“是的，是的，”她说，“就一会儿。”她回到里屋，说，“是菲力普·摩尔爵士（女王的秘书）。”玛格丽特站起身来，用肘轻轻推醒丹尼斯，然后走到外室。
她说：“您好，菲力普爵士，我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接着，正当里屋所有的耳朵都用心倾听并记住对后世具有历史意义的电话时，一只脚从外屋把门钩住，轻轻掩上。三分钟后，她回到里屋。
“好了，我们出发吧。”她说着，丹尼斯整了整领带，而这时马克充满自豪地拥抱母亲，称她道，“首相。”
但玛格丽特纠正说：“现在还不是。”
“汽车或许会抛锚。”丹尼斯往坏里想。
“那样的话，”她坚定地说，“就走着去。”说罢，他们起身走了。
在白金汉宫二楼女王的书斋里她和女王的会晤，相互交谈得甚为融洽，持续达45分钟。这两位女性对她们将如何相处都没有把握。但是，由于女王擅长交际，玛格丽特又言行不渎，从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就不错，并在日后的岁月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走过形式之后，新任首相接走了丹尼斯，他一直和几个王宫侍从站在楼下等着，他俩随即双双前往唐宁街。马克和卡罗尔迳直从史密斯广场去那里，因而先于他们到达。唐宁街挤满了记者、摄影师，到处是照相机和麦克风；成群的热情支持者欢呼雀跃、挥手高唱《她是一个大好人》。她的座车从人群中驶过，在英国最出名的大门外被团团围住。
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玛格丽特两边各有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护驾。她开始引用了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的话。继而她说道：“对所有英国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投票或投谁的票，我会说：既然选举已结束，但愿我们大家一起争取为国家效力，因为我们为能成为她的一部分而自豪。最后，最后一点：诚如我们希望能带他同来此地的艾雷·尼夫所说，‘现在有事干了’。”
说着，她挥手向欢呼的人们致意，转身消失在唐宁街10号那举国仰慕的大厅之中，去进行恰如她所说的工作：履行职责。当她步入这幢楼房时，她声称自己有一种新鲜感，并体验到一种静谧的气氛。然而，宁静只是暂时的，她担起了遴选阁员、治理国家的重任。
有一次，在竞选期间，她在英国广播公司知名的电视节目“万象”中接受了迈克尔·科克雷尔的采访。当问及她对自己当此重任的能力有无疑虑时，她说：“当然有，但你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只希望人们对我作为一个热衷于英国谋利的人其所作所为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不能容忍英国陷于没落境地。”
《观察家报》的肯尼斯·哈里斯在采访中问她，一旦她就任首相，她将挑选怎样的一个内阁班子，她说：
“有两种办法组阁，一是阁员分别代表党内所有的不同观点……；二是阁员只打算向直觉告诉我们必须走的方向行进，即组成一个其抱负远比实用主义的或意见一致要大得多的内阁。这必将是一个富有主见的政府……作为首相我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内部的意见争执上。”
然而，在内阁中玛格丽特不可能全都任用自己的支持者。作为一个新任首相，而且没有一点无组阁经验，她需要有经验丰富的近臣来协助。基思·约瑟夫和威利·怀特洛两人都符合上述标准，而今他们也已绝对听命于她，并愿始终为她护驾。别的还有诸如诺曼·圣·约翰——斯蒂伐斯，都是积极支持者，但在内阁班子里从未担任过高职。所以，她只好起用希思的人马，比如彼得·沃尔克、伊恩·吉尔摩、卡林顿勋爵、詹姆斯·普赖尔、弗朗西斯·皮姆和索姆斯勋爵。
但是收这些人入阁并不是完全由于经验上的考虑：所有这些人均属下院赞成派。如果她既想胜得漂亮，又要排斥他们入阁，则议会会是相当敌对的，而她和内阁有时不免一失也将会酿成致命后果。不过，特德·希思本人并未被邀入阁。嗣后，她解释道：“我不能要他，他对和我共事不会有兴趣的。若是他执意入阁，他本来是能把别人挤掉的。”
入阁的人基本上保持其有反对党影子内阁阁员的职位，例如：威利·怀特洛担任内政大臣，他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失去艾雷·尼夫在她生活中所留下的空白（以至事实上同事们相传他成了玛格丽特的总管）：杰弗里·豪担任财政大臣；詹姆斯·普赖尔任就业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任环境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任外交大臣（如果她认为得有所让步的话，那这个位子本来会由特德·希里出任的）；还有伊恩·吉尔摩作为她的助手担任掌玺大臣，黑尔沙姆勋爵再度担任大法官；基思·约瑟夫接任重要的工业大臣职，身在其位，他得谋求减少津贴，这是项很难做的工作。诺曼·圣·约翰—斯蒂伐斯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兼下院领袖并艺术大臣。最后，她把希思派中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彼得·沃尔克请出了其影响颇大的后座议员席，安排进了农业部。
所有这些任命都要分别会见，而玛格丽特则在公假日周末都处理完了，还包括一大堆别的事情。她还在当选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抽空给在竞选期间鼎力相助之士修函致谢。手中信笺当晚发出，星期六一早送达。龙尼·米勒强调说：“就是那，把你和这位女性联系起来的。”
唐宁街收到了成百上千封信件，大部分都得到她亲笔答复。有几封被搁置一边，比如来信中有一位她熟识的大学时代的同期同学，玛格丽特和她就政治问题曾有过激烈不休的争论。那人写道：“今天我虽不能说比当初更同意你的政见，但还是应当祝贺，这是极大的成功。”她没有收到复函。另一方面，对象在以往10年中担任她秘书的黛安娜·鲍威尔之类的人，正式打印的答谢信后还要再加上手书的附言，洋洋洒洒，辞意恳切。在致鲍威尔的信中，她谈到雪片般飞来的大批信件，谈到办公室的女孩子们如何勉力处理它们，还谈到高潮阶段让人“不胜其负乃至厌烦”。
对她入主唐宁街，那班一直守在那儿目睹各种各样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雇员真是百感交集。第一、二天过后，不少人就在扬言：“我将难以捱过一个礼拜。”她仿佛飓风般横扫此地，充满干劲，也要求别人拚命干。事事都得说干就干，而不是拖到次日或下周：一切均须井然有序。而且，她讲过两遍仍未得其旨的人会感到她用词尖刻，但同时她的声调则是极为和善的。哪怕是最低挡活的仆人的姓名她也不会记错，也决不会搞混谁是谁的妻子，或谁染上什么小毛病。并且，她总是很注意礼貌周全，她的桌子每上一盘菜，她几乎都要对男侍者或女招待致谢。
在那儿工作过一位的官员曾把唐宁街10号称为“一个小型内阁每天议事的绅士之家”。如今，虽有名闻天下的大门，那狮首叩环和刻有“首席财政大臣”——首相的正式职位——字样的黄铜信箱，这幢房子只不过是可供130余人之用的“办公室”而已，他们每天来此上班。它的居室部分已经移上原来的旧顶楼，这是在30年代晚期内维尔·张伯伦太太搞的。张伯伦太太认定，由于和大厅及大臣办公室混在一起，起居室易受干扰。为此，她建了一段新楼梯，升高房间屋顶，辟出一块完全独立的部分。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第一次看到改建部分后说，“这些原来空间狭窄上去时还要加倍小心的顶楼，则今则变成了由首相及张伯伦太太享用无可挑剔的卧室了，并且光线充足。这些房间均通大走廊，有一种乡间别墅的感觉。”
她的描绘真是诗情画意，这一层的房间事实上的确令人赏心悦目，一边可凭眺圣詹姆斯公园，另一边可俯瞰皇家骑兵卫队广场。另外，上下班方便，比在弗勒德街更安全。由于其正面紧临大街，玛格丽特对这幢房子一直不满意，但自从伯马油田发生财政困难，一直没能改修。唐宁街10号这层房子本是免费使用的。还是詹·卡拉汉提出了一个办法，要使用这套居室的首相们自付房租，租金多少以薪水的10%为准。另外，首相照例支付这幢房子的日常开支、佣人工资及所有的招待费用。只有归环境部管的房舍维修并文官的支薪由政府负担。
在担任首相的开始几个月，玛格丽特仍然住在弗勒德街；此时，唐宁街10号的那层居室和别的部分正在进行重新修饰。她那阵子正忙于推敲女王演说的内容，该讲稿将在选举后的第12天议会开幕之际宣读。对那些投票支持该党的人来说，这个开端令人新潮澎湃。那些支持者关心的是保守党在其竞选声明中所许诺的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防务，采取有力措施以维护法制和秩序，压低个人所得税，放松对私营企业的限制，放宽政府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并将就工会在罢工时派出纠察阻止工人上班或顾客购物及企业或商店只雇用工会会员加以立法限制；收缩国家所有制企业并减少“全国企业委员会”的活动（该委员会系由工党组织，以挽救陷入困境的行业，还可利用政府资金对一些技术力量强大的公司进行投资；地方权限及新镇居民有购买私房的权利；教育当局不再逼迫将中学正规教育搞得面面俱到；新任行政班子将提出一项议案，以促进更广泛地采用私人医疗和护理；授权独立广播公司开设四个频道；修正国籍法，对移民入境加以更严格的控制。
玛格丽特在一次被大加渲染的竞选采访中说，她估计她的种种改革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女王一离开威斯敏斯特，卡拉汉便在首次辩论中站起来对玛格丽特的那份雄心勃勃的改革清单大加嘲讽。他说，撒切尔夫人对选民们的许诺纯属空头支票，但眼下，我们实现乌托邦将不得不推迟一、两天。
这是事实，但玛格丽特对她的乌托邦充满信心。就在第二个月，杰弗里·豪亮出的第一个预算案就令人咋舌了，甚至他的大多数内阁同僚也为之愕然，而下院的反对派议员们则呆若木鸡。“背叛！”一个后座议员表示抗义。吉姆·卡拉汉更清醒地指出，这是“一场空前的大赌博”，背信弃义和通货膨胀。而丹尼斯·希利声称那是“披着羊皮的母狼的预算案……那是大肆鼓吹通货膨胀、使失业剧增并将实业界搞乱的一种老套子”。嗣后他说，“不到10分钟功夫，财政大臣就把工党政府积五年之心血以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果给断送了。”
财政大臣已经竞现了该党所许下的诺言——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举动。所得税削减了；另一方面，增值税则一概升至15%，而且汽油、酒精饮料和香烟也都变得更贵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开支将被砍掉40亿英镑，这笔钱将从住房、能源、教育、就业、外援、交通及实业津贴中削减。而政府各部门中躲过这一扳斧的只有警察和军队。就在前一天，政府宣布有7.5万到15万文官失业；同时，征召新人的工作将暂停三个月，以便用2.2万英镑来遣散人员。不久以后，有消息说给予实业界的地方性援助在三年内将削减2.33亿英镑；跟着，“全国企业委员会”也将缩编，并以出售其价值达1亿英镑的资产为开端。全国卫生部门的扩编停顿了；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的部分股份将卖给私人；由工党加以国有化的英国造船公司亦将在二年的宽限期内不依赖国家而完全独立；而英国宇航公司则将转为国营公司。这些统一的砍削来得集中而又迅猛；尤其是各工会更觉前景不妙。政府丧失民心，每一届政府上任伊始通常都有一个蜜月期，而这届政府却没有。
然而，另一方面，这位新娘向来一丝不苟。她要变革，她要逆社会党人之道而行。在以往三年里她有机会使别人认识到自己的远见卓识，并且靠着这种远见当选执政；她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再止步不前。当有人在下院对她计划实施的工会改革提出异议时，她愤怒地回答：“我们有全权订出这些计划，它们是人们所需要的，去年冬天发生的事表明这些措施十分必要。”
玛格丽特很快发觉令她恼怒的不仅是工会和反对党，内阁中的某些成员在辩论中还曾欣然表示赞同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而到了要付诸实施的关头，他们就不那么敢做敢为了。每个大臣都奉命拿出自己部门的紧缩措施，就像他们在希思首届任内奉命照办的一样。那时她在教育部，发现在中小学牛奶供应一项上尚有紧缩余地。对那些在她看来缺乏胆量的阁员，她称之为“随波逐流”之辈。随着时间的过去，“随波逐流”之辈和敢想敢干、态度强硬的“坚持己见”者之间泾渭分明，这两个词儿也成了英语中的习惯用语了。
她和杰弗里·豪之所以如此坚定要推行削减是因为前一年国内生产增长了1%，而同时消费基金的上升则达5%，且进口增长高达33%。其结果便是物价飞涨，而且1979年上半年英国收支平衡表上出现了巨额赤字。全世界已出现衰退，油价上涨更是雪上加霜，加剧局势恶化。这位财政大臣在7月于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解释说，“实际上，我们必须减少计划中公共消费的规模，看来一场世界性的衰退并不是我们进行内部整顿的最佳环境。那个方子在短期内也许会使日子叫人更难过，但除此以外我们的确别无选择。这剂药虽然苦苦难咽，但若不用，我们的处境可能很容易变得不可救药。”大臣此言不差，就眼下而言，内阁只能照办。尽管随着光阴荏苒，那些“随波助流”之徒愈来愈惹人烦恼，而且也不那么轻易就范了。
玛格丽特此时开始出席一系列高级会议。她给黛安娜·鲍威尔的信中提起过，并且，现在身为首相，出席该会已是她的一部份工作了。虽然耗时伤神，最高级会议毕竟是决定国际外交策略的关键环节之一。玛格丽特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一个共同市场首脑会议上首次亮相。玛格丽特并不擅长外交，在遇到这类事情时，她常常给人以处事鲁莽的印象。恰恰是这个特征使她有别于绝大多数政治家，并使她深孚众望。然而，尽管这种表达方式在微妙的国际谈判间是不受欢迎的，说来也奇怪，她从未因此而影响过自己的计划。
玛格丽特虽然在斯特拉斯堡，显得紧张不安，但她还是提议将英国对欧洲共同体所承担的预算摊款加以削减，为此她费了很大的功夫。虽然卡林顿，一位出色的外交家，畏缩而退，但她离席时却受到鼓掌欢呼，那不是因为她耍了花招，而是由于她胆魄超人。在东京，她没有必要直接卷入激烈交锋，她出面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日本人为她的发色入迷，但那完全不是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过，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另一点倒是印象更深，那就是她洞悉事物的本质，言之凿凿，以及参与审议时的那种责任感。
她在访问澳大利亚堪培拉时顺路去看了看卡罗尔——她后来回国了，但此次访问却令她十分失望。罗得西亚，长期来外交家一直是避之惟恐不及，当时的处境特别微妙。1965年，那时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而英国对伊恩·史密斯的“非法政权”实施了经济制裁。1978年时它自称津巴布韦—罗得西亚，颁布了新宪法，提出了多数统治。经过一次普选，由在穆佐雷瓦主教领导下的一个黑人多数政府执政，而伊恩·史密斯依然在其中担任不管部部长。玛格丽特同意承认该政权，并取消制裁禁令，而卡林顿勋爵则同她激烈争辩了几个钟头，企图说服她，说她的改革还在尝试阶段，不宜轻率地取消制裁。那位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与玛格丽特持相同的态度。然而，尽管他和玛格丽特一样不改初衷，在不得已参加下院辩论时他却又拒不投票表态，他于是被革出她的影子内阁。但不管怎样，在堪培拉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玛格丽特言辞间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秋将投票表决，届时她将不会看到议会再实行制裁政策。
几周后，在卢萨卡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出现了使她摆脱困境的机会。她和卡林顿勋爵乘皇家空军VC—10座机一起去参加很可能是不愉快的接待活动。他们受到警告，准备面对正在机场等待着他们的咄咄逼人而又配合默契的反撒切尔示威运动；在旅途中玛格丽特始终神经紧张地直直坐着，衣服里揣着一付特大的墨镜。当该机在卢萨卡停下时，他们从舷窗望出去，看到有一大群人，他们手持旗帜标语，口中不停地喊着口号。玛格丽特从座椅上起身，毅然决然地大步走下舷梯，没带墨镜而径直走到非洲炽热的阳光下。卡林顿依样效法。他问道：“你的墨镜哪去啦？”她答道：“我带着它原是怕他们在我脸上洒硫酸，我现在改变主意了。要是我让他们看到我提心吊胆，那我就不配做人了。”
正如在国内事务方面基思·约瑟夫和威利·怀特洛是她的左膀右臂一样，上任之初在外事方面彼得·卡林顿是她的股肱之士。她十分看重他的谋略，在他的指点下，在卢萨卡会议上她做得十分出色。她呼吁在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实现停火，争取搞一部修正宪法，并在英国监督下进行新的选举——其具体条件将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拟出。她说，“罗得西亚的许多人，黑人和白人，要求在和平中生活。那是最崇高的奖赏。倘若我们不努力去赢得那份奖赏，我们就该受到谴责。”但是，她承认，“我过于谨小慎微了，乃至不敢存此奢望。我们已看到我们是如何成功的。”
会议结束得非常成功，罗得西亚的结局也相当令人满意。卢萨卡会议给玛格丽特及其内阁赢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而他们在其他方面对她的内阁是相当敌对的。那次拟议中的会议于9月在伦敦兰开斯特五室饭店开始举行。三个月后，卡林顿勋爵，穆佐雷瓦主教，罗伯特·穆加贝，他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党的领导人，以及乔舒阿·恩科莫，他领导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党，与会各方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对英王政府长达14年的对抗终于结束了；津巴布韦在白人统治90年后，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站起来了。议会解散了；索姆斯勋爵担任过渡时期的看守总督，在他的监督下进行了新的选举。1980年3月，罗·穆加贝在选举中获胜，组成了一个包括乔·恩科莫在内的联合政府。两个月后，克·索姆斯宣布结束对该国的军事管制，许诺以750万英镑的英援用于战后重建。他凯旋归来，在希斯罗机场受到撒尔夫人的热情迎接。
玛格丽特荣任首相不几个月，艾莉森·沃德，她非常喜爱而又十分信任的秘书离开了唐宁街10号，涉足实业界。由乔伊·罗比莉娅德接替她的位子，她曾是艾雷·尼夫的秘书，此后她始终跟随撒切尔夫人。艾莉森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八年，她觉得需要换换环境。既然玛格丽特成了首相，这项工作就没什么大的滋味了。由于玛格丽特又成了内阁的一员，文官们接过她的秘书先前所干的一切。就像黛安娜·鲍威尔多年以前所发现的，留给玛格丽特的私人秘书的工作主要是接待来访的支持者，以及采办星期日午餐等。
即使办一些上文提到的采办工作，也花不了首相秘书多少时间。玛格丽特经常不在契克斯度周末。契克斯是首相在白金汉郡的乡间官邸，那里由军人管事。她一般会挑选准备膳食所需要的东西，而所有的采购、烹饪以及里里外外的家务她都要过问。
首相们大都喜爱契克斯，它将豪华邸宅气势和乡间农舍的情调巧妙地融合起来，事实上玛格丽特也非常喜爱这地方。她也是在那儿赢得了朋友。她约请内阁成员在第一个星期天到契克斯共进午餐。有一道菜是烤羔羊，年轻的雷恩端着它四下走动以便客人们可以随意取食，可她一不小心失手弄翻了银托盘，刚恰杰弗里·豪爵士走进来，从盘子里洒出来的油腻腻的褐色肉卤淌了这位大臣一腿。玛格丽特立刻站起来，走到那里，胳膊牢牢地拥着这位惊慌失措的女孩子的肩，以示安慰，并将她拉进厨房，说着什么事都不用害怕，而任由杰弗里爵士自个儿擦洗他的衣服。
契克斯的管家托马斯小姐十分喜欢玛格丽特·撒切尔，契克斯楼梯间上挂着两排前任首相的肖像——就像唐宁街1号的楼梯间一样，她也曾给这些前任首相当过管家，但当她将宾客们引上楼梯时，她会说，“我对撒切尔夫人说过，把她的画像挂上去说，而且比别人的大三倍。”
可唐宁街10号已没有多少空地方啦！在楼梯最高处詹姆斯·卡拉汉占去了最后的一席。不管何时，当有人问玛格丽特这个问题时，她就说，那些人只能往下挤一点了。自从玛格丽特来了以后，这幢房子发生了不少变化。在她为最初上其前任发出邀请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所安排的首次正式宴会上，她惊讶地发现，唐宁街10号竟然没有银制餐具用来招待国宾。她不久便告诉了别人，借了林肯郡根兹博罗选区议员马库斯·金布尔的一臂之力，设法打听出林肯郡有一位叫布朗洛勋爵的保守党人，是一位热心肠的老绅士，他为首相和国家的体面，慨然捐赠了家族的银制餐具。清早，突击队乘空军一号全速飞赴贝尔顿宅邸——那儿离格兰瑟姆不过三哩之遥，将这套价值连城的餐具运到了唐宁街。
唐宁街10号没有几张英国伟人的油画像，对此玛格丽特同样干脆地作了补救。她及时找到了纳尔逊和威灵顿的肖像原作，取代挂在墙上的那些复制品。她还想在这里摆设一些英国科学家的胸像，如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氧的发现者），汉弗莱·戴维爵士（矿工安全灯的发明者），以及迈克尔·法拉第（电磁的发现者）等，这些也都及时运送来了。当玛格丽特得知英国驻巴黎使馆有三幅透纳的作品，而唐宁街却连一幅都没有时，她当即决定非借用这三幅画不可。此后，她最欣赏的《骑马涉水的人们》高悬在二楼一间会客室的壁炉上方，对陈设玛格丽特也作了重新布置，不再使用罗可可式的台桌了，而更多地代之以从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借来的、经过精选的纯英国式珍品。
楼上一层也有家具，玛格丽特用自己带来的一些装饰品来加以点缀，如绘画和灯具等，使之更富个性。起初，她只和丹尼斯搬来住。有一间房子名义上给卡罗尔的，而实际上却用来堆放旧物和做贮藏室，因为她去澳大利亚了。马克也有一间，他不时来住住，但在他母亲第一届任期开始时他主要是住在弗勒德街。可是，以后随着北爱尔兰局势逐渐恶化，马克慢慢得知，自己的名字在爱尔兰共和军的黑名单上是放在前列的，因而玛格丽特认为把他留在唐宁街10号自己的身边更方便、更放心——对这位纳税人来说也能省点开销。
她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他住在我这里，首先，他更安全了，其次，这只需花一份保险费。”她进而又谈到，马克在弗勒德街和他的朋友们住了几个星期后，她顺道去那里时感到恶心。她说：“要知道，我无法不卷起袖子，动手打扫打扫了。”
并非每天她都在为安全而心惊胆战，但她清楚地知道，“那决不会临头”的想法是愚蠢的，尤其是艾雷·尼夫被刺遇难后就更是如此。她很可能有同样的遭遇；而她为自己的一双儿女的安全牵肠挂肚远甚于自己。她嘱咐道，“你走的路线要常常变化，开车前检查一下车底，不要把警察的话当耳旁风，这是在谈正经事，要留心。”
但是，恐怖主义并吓不倒她。她在大街上漫步的时候坚信法律、秩序和自由，尽管在很多场合她的内心是极度紧张的，但她挺着，决不流露出来。北爱尔兰变得更加杀气腾腾了：1978年8月，女王的亲戚、79岁高龄的蒙巴顿勋爵，在皇室大家都亲昵地唤他作“迪基大叔”，在爱尔兰共和国度假外出垂钓时被炸致死。他的遇难使全国震惊和愤怒，并使爱尔兰共和军的暴行又有了新的发展。同一天，18名英国士兵，包括女王私人的苏格兰高地联队司令，在唐恩郡被自边境另一侧引爆的地雷炸死。
被激怒的反爱尔兰自治者开始要求汉弗莱·阿特金斯引咎辞职，此人系玛格丽特委任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并且坚持要对爱尔兰共和国加以经济制裁，以迫使他们保证边界安全。在这种誓不两立的气氛中，玛格丽特出人意外地飞往贝尔法斯特；并露面巡视边界克罗斯马格林的驻军。玛格丽特与爱尔兰总理杰克·林奇进行了磋商，结果是，在蒙巴顿勋爵的葬礼后，爱尔兰共和国明确同意合作以保证边界安全。
在唐宁街10号的套房里玛格丽特没有全日制的工作人员，她能支使的只有两位朝来暮去的妇女：莫斯夫人，她在弗勒德街时就已为她服务，现在每天早上8点必到；还有埃德温娜，她每周来几个小时干点活儿。在套房里准备饭食，要么她亲自下厨，要么请她的秘书乔伊·罗比莉娅德帮忙，自从卡罗尔1981年底回国，她偶尔也干得挺来劲；但丹尼斯对烹调术则是一窍不通，而马克能做出硕大无朋的三明治，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冰箱里的玩意儿一股脑儿往中间塞，再没有别的花样了。
在套房里几乎很少有人在此进餐。倘若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不是双双外出去进餐的话，那丹尼斯则常常参加工作宴会，而玛格丽特要么在下院的餐室打发一餐——高明的首相一般都这样，要么干脆就不吃。她对自己的体重控制得很严。假如顿顿丰盛，她就索性跳过一餐。早餐是一杯咖啡，一杯橙汁，冬天再加一片维生素C。只有在契克斯的时候，她才在早餐上什么都吃，在那儿，她会津津有味地吃上个葡萄柚，若干吐司和果酱，这都是特意为她备下的。
她有许多特别喜爱的东西，其一是巧克力。人们知道她不止一次在晚宴后带上一盒伊丽莎白·肖薄荷糖退席，并且一颗不剩全部报销，边吃边翻阅她那首相的“文件匣”。迄今，每当有一盒巧克力时她会说，“别打开，我会吃掉它们的。把它们拿开。”她以前在吃饭后总是喜欢吃上一片巧克力饼干加上她的咖啡，她和自己的前任秘书黛·鲍威尔都有这个逗人食欲的癖好。那时，进食是她俩一天中几件最叫人兴奋的事情之一。玛格丽特和黛安娜还相约，从她不再担任首相之时起，去尝通心面制的乳酪，她们以前在下院餐厅曾一块儿吃过，还有杏果馅饼和牛奶蛋冻，她俩也曾在一家饮食店享受过这些美味。以前，她们在一起时常常这样相约去开开心。然而，这位首相记得去年在唐宁街为她的代理人罗伊·兰斯顿举办了一个退休聚会，黛安娜应邀参加了，当玛格丽特相隔数年第一次看见她时，她说，“我知道，我们将会一道去吃通心面制乳酪、杏果馅饼和牛奶蛋冻。”
“公文匣”指那些用旧磨破了的红色皮革公事包，里面是大臣带着的必须处理的文书。每一个代表大约两个钟头的工作，而大多数大臣每晚平均处理一个公文包。但一位首相则要处理两个或三个公文包，而玛格丽特处理文书要至午夜。疲倦的同事们在她房里开完一个长会后会说，“首相，您不会继续批这些公文了吧？”言下之意，“我们想上床休息了，”可她会答道，“不，不。”说罢便踢掉鞋子，盘腿席地，不慌不忙喝上一杯威士忌加苏打，以便好好来一番精力旺盛的辩论。深夜她会产生一些最棒的念头来，那时，置身于她所熟悉的朋友中间，她自在轻松。一位朋友说，“她是一只夜莺，可天知道白天她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每天早晨6点30分左右玛格丽特就起身了，打从年幼时一直如此。《时代》、《每日电讯报》、《快报》以及《太阳报》的晨版在前一天深夜就送达唐宁街，由新闻秘书阅读，挑出玛格丽特需要了解的那些新闻。她更喜爱听广播，譬如无线电四台的时事新闻“当代”节目，偶尔也听听“今日农业”。她边洗澡、穿衣、给丹尼斯准备早餐边听广播。另外，无线广播不只是给首相伴音，也给她的手下添了不少麻烦，他们常常在自己的床上被首相打来的电话闹醒，她会询问，“你在收听那次与某公的会晤吗？”而其时他却在拚命集中注意力去瞧他的闹钟，“那是相当吸引人的，你该听听才是。”
还有一位同事，在特别紧张地忙碌了一周后的某个礼拜六来上班，还要忙上一天，她描绘周末所具有的那种愉张的感觉：“我发现，每当我在礼拜六清晨坐下来吃饭时，有五分钟功夫我能放松一会儿，而周末就在前面，这是在我意识到还得干多少活之前所有的感觉。就仿佛月底拿到一张支票，心想你可以做五分钟的富翁了。”玛格丽特瞧着她，一脸的莫名其妙。显然，这个看法从未在她的脑际出现过。她有找事干的冲动，期待着一个充实的周末即将开始，工作就是玛格丽特的生活，一向如此，政治活动是她最大的兴趣所在。
她在唐宁街10号二楼的书房里每天8点30分正式开始办公，开个非正式的会议，讨论一下当天的日程，以及她应当提防的圈套。与会的有她的新闻秘书、一帮子顾问；还有卡罗琳·斯蒂芬斯，自从玛格丽特搬进唐宁街10号，她就每天担任记录工作，这份记录决定了玛格丽特一天的工作。哪怕是卡罗尔，如果她想和母亲在某个傍晚去听歌剧，也要先请示卡罗琳，并且常常得到这样的回话，“三个月之内压根就甭想了。”
自那时起，这一天中便是一系列的会议：她得去主持委员会的会议，但很讨厌——她对各委员会成见很深；每周二、四上午历时二小时的内阁会议，即使没有这些会，她也忙得挺起劲的；与女王碰头，会晤外国政治家，与实业界头面人物会晤，间或还有工会头头们，以及她的同僚。接着，每星期二、星期四她都要面对一桩难事，即应付为时15分钟的“首相答疑时间”，那时，公文递送箱对面那一张张脸由于怀着把她难倒的侥幸心情而奕奕有神。此外，这一天可能还包括在议会内外的演说，出席宴会，深夜投票表决，在广播节目中讲话，深入全国各地；再加上一般每天都要处理的堆积如山的公文，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从不马虎敷衍。有这样一种趣事，当丘吉尔接到长达90页材料翔实充分、论证严密细致、打字打得密密麻麻的有关社会保险的“贝弗里奇报告”时，在前页他批注“我读哪一页好呢？”便打了回去。相反，撒切尔夫人曾接到一份仅有四页的大纲，便把它打回去，附上批示道：“给我看这份大纲所根据的调查报告。”
在任低级大臣的任期内所受到的许多痛苦的教训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决不在未经反复核实检验的情况下接受忠告，尤其是反对党劈头盖脸推出的事实和认据。一旦土块开始袭来时，那班热衷于劝说她采取行动的文官们眨眼间就溜之大吉。要不是她亲自核实检验，玛格丽特绝不相信任何人提供的忠告或信息。倘若有人表达不确切，她会大发雷霆，即使在家庭午餐桌旁的闲聊也是如此。曾有一位捉刀人在她带往北爱尔兰的演讲辞中搞错了一系列数字，那还是在大选前一年，她就狠狠地克刂了他一顿，扔掉了整篇讲稿。
一次，当她在接受《时代》记者布赖恩·康纳尔的采访中被问及对拚命工作作何感想时，她答曰：
“我不知道，我总是能适度。工作从来没有让我感到劳累过度。我的生活总是很紧张，但我愿意如此。我精力旺盛，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全力以赴。我一直在悠着劲儿。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无论你忙得何等地不亦乐乎，你还是需要再干些份外之事。而当你猛干而不觉得累时，那时你已近强弩之末了。”
该采访在玛格丽特就任首相后一年才见诸报端。玛格丽特执政时，《泰晤士报》已经瘫痪了，致使该报停刊达11个月之久的罢工直到10月才解决，那次罢工不是因为她的强硬态度所致，但她却要对别的罢工负责。她对提薪要求的态度并未随办公室的乔迁而变化：
“假如你工资提得过高，物价就会大幅度上涨，其结果势将没人订货；或者，较快的工资增长能跟上单位产品生产率的相应提高，在此基础上，推销尚有可为。近期来，我们面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我们必须捱过这段时期。政府将尽心尽力，它正在而且将继续尽其所能，经过这一番努力，工业必将恢复元气。你得对整个工业加以引导，政府好比将军，单枪匹马是不能赢得战斗胜利的。”
她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业已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步骤，它们自始至终都将发挥作用。就像一个病人，一直在害病，并服了药，这样，你在遭受疾病的痛楚之外，又要忍受药剂之苦涩。可那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停止服药，你明白，如果你想治愈，就得服下。”
玛格丽特懂得：她对需要些什么眼前一片茫然，可她的许多阁僚，当然，他们基本上还是温和的希思派人马，也发觉此药其味良苦。而她在任的时间愈长，这些措施就愈显厉害，而那班疑虑重重的人也就愈加不听指挥了，这时日子最不好过，在担任首相第二年末，她开始感到有点绝望。当她住进唐宁街10号时，玛格丽特从前任那儿接受了就薪水及诸如此类的报酬所作的种种报告和建议。这些东西都是由上届政府委托搞的。迫于内阁压力，她对第一轮的各项提薪方案表示同意，其中包括文官及议员（下院的各大派都是他们的强大后盾）的薪俸大幅度的增加。此举与她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在她看来，当议员们要求各地百姓勒紧腰带的同时却给自己大加薪水，委实不妥——但有人奉劝她，在这些事上众怒难犯。但就她个人而言，她的确言行一致，所拿年薪比她作为首相应得的少将近8000英镑。大法官兼上院议长黑尔沙姆勋爵所领薪水同样少于应得的，他俩都决定只领取与其同僚相等的工资。
当实业界陷入工资困境时，她认为政府不宜干预，恰如她在以往的历次演讲中所详加阐明的那样。她想方设法不改初衷，但困扰她前任的工资和罢工问题也同样困扰她。
1980年初发生了54年来钢铁工人第一次罢工，时达数月之久。钢铁工人参加罢工的起因是拟议中的一批工厂关闭和工资增长6%，工会已经表示拒绝。由于基思·约瑟夫宣布政府将不介入这场争执，形势急转直下。当政府披露更换人马方案时，工人们被进一步激怒了。伊恩·麦格雷戈取代了查尔斯·维利尔斯，后者是英国钢铁公司已退休了的总裁，而前者除了生在苏格兰外，在别的所有方面是一个地道的美国商人。伊·麦格雷戈现在的雇主们，如纽约的拉扎德·弗里尔斯，会因他的暂时离职获得67.5万美元。“这无异于对英国经营管理界的侮辱。”一位商界高级人士这样认为，道出了公愤。然而，基思·约瑟夫着重指出，麦格雷戈是从45名适合担任此职的候选人中遴选出来的最佳人选。玛格丽特在宣布此项任命后不久的一次电台采访中质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度，它说我们能重金聘用足球运动员，却不能让一位绝佳人才来英国，以挽救陷入困境的钢铁业？”
1983年，伊恩·麦格雷戈引起了更多、更激烈的争议。其时，玛格丽特但任首相已进入第四年，可她仍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她认定只有麦格雷戈有能力当此全国煤炭委员会之重托。全国煤炭委员会连年亏损，垮得很快；而且，要聘用他使之中断与原公司的合同，还得付钱给拉扎德·弗里尔斯。完全撇开这样一个事实不谈，即麦格雷戈在英国钢铁公司有帮凶的罪名，对花钱聘他长期来一直众说纷纭，经久未决；再者，对他的委任实系有意冒犯英国商界诸公。舆论一次比一次来势凶猛，但玛格丽特本人也更顽强了。到1983年终，她已非当初的她了：渡过了重重难关，赢得了很多成功，将那班她毫不信任的人从内阁中剃除了出去。
1980年8月，失业人数已愈200万，自1935年以来尚属首次。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系英国最大的公司之一，报告说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出现了亏空。英国航空公司宣布第一次出现半年的亏损；英莱兰公司也在该财政年度的上半年亏损达几亿英镑，而且，由此实行了大幅度裁员。这些强硬措施人们已有所体会，并将继续下去。晚间简要新闻用了一幅英国地图，以记录一周来的失业数量。小型公司纷纷倒闭，失业人数急剧增加。1980年10月，英国工业联盟的动态调查季刊谓之“所公布的材料及其不妙乃是前所未有的。”11月份，财政大臣宣布对公共开支进行更多的削减，又砍掉了30亿英镑。截止12月份，失业人数创战后新记录，即达213.3万人，比去年同期高出83.6万人。
首相手下的阁僚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该改弦易辙了。严厉的货币主义政策正在使该国经受巨大痛苦，而玛格丽特和财政大臣则狂热地死抱住不放。这些政策并没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通货膨胀势头不减：商业崩溃就是所发生的一切；领受失业救济的长龙越拉越长，街头暴力也变得司空见惯了。而如北海石油公司等经营活动成功的企业，证明它们有潜力为本国创造财富，却因征税而被榨干。
到1980年底，两位前任保守党首相直言他们的忧虑。在10月份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哈罗德·麦克米伦，玛格丽特曾一度将他视为心目中的英雄，他认为她的政策过于苛刻了，使国家财富的创造者很伤心。时隔一月，特德·希思在下院的一次经济问题辩论中插话宣称，官方的乐观情绪是不正确的；衰退正在日益加剧；而且，除非政府改弦更张，降低利率以及对英镑加以贬值，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他认为，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好处是难以弥补由高利率所导致的失业之弊的。
果然，玛格丽特反唇相讥道，时下严重的通货膨胀正是由希思本人所实行的含糊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她在一次电台广播中说，告诉一户已在超支的家庭继续花钱和透支，不啻“空空妙手之徒的道德观。这回我们必须矫枉过正，而且将梦想成真。”
虽说通过辩论她得以说明事实，但有一种感觉愈来愈强烈，即她就是同僚们所担心的一切：责之过苛，偏之太右了，对那些正在丧失工作的百姓她没有丝毫恻隐之心。内阁会议上的机密开始捅出来了，似乎还是原封不动地披露在报纸上。她班子里有一些成员在抨击她，这一点已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报纸、电视和广播公开谈论“见风使舵之徒”和“坚持己见之辈”，以及政府在各个方面的意见分歧。
尽管玛格丽特骂这些人不留一丝情面，但到要辞退他们时，她又出奇地心慈手软。她觉得她下得了狠心的惟一理由就是他们对她不忠心的时候，那是她难以宽恕的缺点：诚如不少女人一样，要她区分何为批评、何为叛逆，是有困难的。第一个滚蛋的是诺曼·圣·约翰—史蒂伐斯，此人系下院领袖，他在争取支持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诙谐幽默的了，一个她所宠幸的宫廷小丑，先前还是她的挚友；而今，随着她的疑虑日深，她担心他可能最终是不可靠的；欲望过奢，乃至人人讨厌，易于随波逐流。1981年1月，她让他走人；他从此便开始怀着遭人蔑视而激起的狂怒公开抨击政府。
他并不孤立无助。他网罗一批超然于党派政治之上的数达364人的经济学家，包括皇家经济学会会长以及一些前任政府的主要经济智囊，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并在报上予以刊载：
“本届政府相信通过紧缩开支就能一劳永逸地抑制住通货膨胀，从而自然恢复生产和就业，此见解在经济理论上或可资证明的经验中是站不住脚的。现今政策势必加深萧条，侵蚀我们经济的工业基础，而且使社会及政治的稳定受到威胁。
“眼下有各种可供抉择的政策，是否定货币主义政策并刻不容缓地考虑何种抉择最有希望提供持续的经济复元的时候了。”
在下院内，特德·希思的抨击未有些许减弱。然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希克斯的一项声明，即如果现任政府继续奉行现行政策，那么，他可能会和20来位后座议员郑重其事地考虑加入某个中间党派。甚至1974年曾支持玛格丽特竞选首相的爱德华·杜坎，在3月份的一次预算辩论中发言要求用新的方案来振兴国家。
截今为止，的确存在一个新的中间党派在吸收叛逆，即社会民主党，该党是1981年由原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以及另外三位前工党内阁大臣，亦即他的“三人帮”——雪莉·威廉姆斯，戴维·欧文和威廉·罗杰斯——组建的。它只是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提供了一块中间地带，工党有意在靠向极左，而保守党则在走向极右；这也是两大党党内所有那些与头头意见相左的成员避风之所在。
在诺曼·圣·约翰—史蒂伐斯不光彩地下野后，奥格斯·莫德不久也辞职了，玛格丽特急速补进了一些可靠、“能干”的公民：约翰·诺特，任国防大臣；约翰·比芬进了贸易部；还有利昂·布里顿就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接着，她把一直视之为眼中钉的吉姆·普赖尔赶出了就业部，将他贬至隔水相望的北爱尔兰，诺尔曼·特比特接替了他。伊恩·吉尔摩，他更是明目张胆地顺风倒，在内阁会议上处处和她作对，引起她严重近忧，她的手下报告说，他在自己家里宴请罗伊·詹金斯，因而他就被彻底扫地出门了。临别前他说，“卸磨杀驴倒还无伤大雅，但假如你正全速撞向暗礁的话，那可大事不妙。”
索姆斯勋爵和马克·卡莱尔，由于抢先递交了辞呈而免遭被撤之辱。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曾是在处理津巴布韦事件中飞黄腾达的幸运儿，由于在处理始于3月、历时达五个月之久的文官工资争端中使国家在金钱和安定团结方面付出极大代价，砸了牌子。他曾在4月份告诉玛丽特，只有在业已公布的7%上再加0.5%，才有可能了结这次罢工。而在她看来，哪怕是以0.5%屈服工会就等于背叛。
在政治生涯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素以粗暴无礼无出名，更兼逢人便耍嘴皮子。他同撒切尔夫人那回晤面后离开时说，“在我一生还没有，从来都没有人那样对我说过话。”结果，文官薪水之争还是以7.5%的涨幅告终，他在四个月前提议的正是这个数额，这样，就有三亿英镑从本年度收入中流失了。
由扬女男爵替补索姆斯勋爵的昔日贵族院领袖的位子，内阁中又添了点儿女性的共鸣。桑尼克罗夫特勋爵激流勇退，借口年事已高辞去了党派联盟主席之职，由塞西尔·帕金森接任；他在撒切尔夫人竞争保守党领袖时，还是议会讨论和表决财政法案时玛格丽特的组织秘书。玛格丽特的一位最亲近的崇拜者把塞西尔描绘成“她希望是她的儿子”——体格健壮、仪表堂堂并且有主见；而把诺尔曼·特比特描绘成“她希望是她自己的丈夫”——白手起家、富于闯劲以及不屈不挠。在下个月的保守党年会上，塞西尔用一句精彩的话概括了他的态度，他说，30年代，他那位丢了饭碗的父亲并没有参加游行示威，而是“继续蹬着他那辆脚踏车去寻职觅活。”
不仅私下里玛格丽特话中带刺，而且在内阁和委员会会议上，当着别人的面也这样，也许在向她的助手交代任务时同样如此，而且事后也从不为此道歉，只有受她信任的议会私人秘书，一位循规蹈距、忠诚不渝、有点懵懂、出身公学的保守党人伊恩·高来替她弥补。已经证明他在使玛格丽特同议会和睦共处上所起的作用怎么说也不过分，在消除障碍方面他也是一把好手。他是她在政治活动中最接近的一个朋友。
玛格丽特要求朋友对她绝对忠诚，同样，她也报以毫无保留的诚挚。弗格斯·蒙哥马利，她任教育大臣时的老议会私人秘书，是此人提议她竞选保守党领袖一职。但是，他发现自己被控早在1977年偷窃一家商店的两本书，一则报导刊登在当晚的晚报上。次日上午8点前，玛格丽特去电话打听他考虑那天怎么安排。他解释道，他准备去法院，然后，剩下的时间呆在家里，并不想去会见什么人。她劝他去议会。她说，重要的是面对众人，重上马鞍，直驱疆场。他来时，两人在她的办公室里谈了话。她心血来潮地说，“来，我们去走走。”大半个下午他俩都在威斯敏斯特宫的走廊和公用室之间漫步，意在让人们都看得到他俩在一块儿。
几年后，她对吉妮维尔·蒂尔尼给予了同样的帮助。那时，在一份周日报纸的闲话栏中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大意是说蒂尔尼太太曾与首相拌过嘴，所以失宠了。吉妮维尔感情上深受伤害；当得悉此事玛格丽特，吃惊不小。她说，“就让我们一起出来让人人都看到，让人人都知道，不管怎么样，你我相当友好。”在此后的两周内，只要有玛格丽特出席的盛大集会、宴会，她都不离左右。
玛格丽特的司机乔治·纽厄尔于1981年3月的一天在唐宁街猝发心脏病而死。她马上想到他的妻子梅。她对梅很是担心：她没车，也不会驾驶，行动十分不便，丈夫撒手时她甚至没守在他身旁；他们没有子女，以后谁来照应她呢？乔治的一位至交也是唐宁街10号的司机，玛格丽特就把他叫来，放了他10天假，让他开辆车去，叮嘱他务必照顾好梅的身体，并帮她安排丧葬事宜；而她自己则从文官中临时抽调出来一个司机。接着，玛格丽特从百忙中挤出时间驱车赶赴位于伦敦南部罗彻斯特路的火葬场，参加了乔治葬礼。过了六个月，她要办公室里的一个女孩子给梅挂个电话，了解了解她的身体状况；在圣诞节期间，她还周到、体贴地打听，梅是否孤单寂寞。
在圣诞节，玛格丽特总能想到那些形只影单的人，每年她都邀请一些人去小住，她知道，不然那些人会感到冷清的。基思·约瑟夫的妻子和他结婚30年后离开了他，那年他是在契克斯度过圣诞节的。当戈登·里斯的妻子带了他们的三个最小的孩子和一个失业演员私奔时，他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邀他去契克斯。此后，每逢圣诞节，他便是常客了，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一离开这个圈子就去拼命赚钱（这使他能资助他的前妻、还在待业的那个演员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以维持生计）。和西方石油公司副总裁阿曼德·哈默一起，龙尼·米勒又是一位常客。一位前内阁阁僚及其妻子有一年也曾受到邀请，那是在他妻子动过手术后，为了使她免受在家张罗圣诞节的折腾。玛格丽特甚至于还邀请那些关系并非特殊的朋友来——诸如有一个文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此公系工党的铁杆拥护者，然而，当玛格丽特得知他老婆才去世时，也替他感到难受。在度假期间，还有一些朋友和支持者也在邀请之列。例如，去年玛格丽特的医生约翰·亨德森博士偕妻子双双来契克斯作客，同来的还有一位老友达芙妮·斯克里文格，以及劳伦斯·范·德·波斯特和妻子。
无论哪位首相在任，契克斯都有固定的活动方式，这儿的圣诞节过得都差不多。这里有一个传统，每逢节礼日晚上，当助手们圣诞聚餐时，总要邀首相来助手室先和他们干上一杯。到撒切尔夫人这里，这个俗套结束了。她请所有的助手来大厅和她、她的客人们一起干杯，由她斟酒招待。然后，助手们才去吃他们的饭，她和她的客人们一道再给他们上菜，宴罢席尽，她把那帮可怜的客人们拉过来去涮洗碗碟。她会说，“我不把这些脏碟盘留给助手们去洗。”说着，她戴上一付橡皮手套，去洗扫那些油乎乎的碗盘。
玛格丽特有一种独特的本领，她总是能叫让别感觉好一些，并且能直截了当、干脆果断地处理问题。与许多首相不同，对任何想见她的人，她是平易近人的。一旦她挤出时间，把同他们的见面安排到已经够忙的一天里，她是不愿浪费这种机会的。她会问，“好吧，出了什么事？”当她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她会说“那么答案是什么呢？”她的同僚们将使出浑身解数拿出答案，玛格丽特会盯着他，要么说声，“嗯，说得不错”；要么斥责一通，向他道明错在何处及原因。接着，他便悻悻退避，气得打战，嘀咕说“可憎的是那个该死的女人讲得一点不错。”
在许多方面卡罗尔颇似母亲，承认自己无望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所以常常打电话给玛格丽特讨教。“妈妈会说，瞧，这些就是你所能选择的，这些是有利的因素，这些是不利的因素。看在老天份上，不要再犹豫不决了，下定决心，坚持开始行动。”
虽说卡罗尔在她母亲担任首相的第一个任期内住在悉尼，但母女仍保持联系，多数是通过电话。1982年4月，卡罗卡作为玛格丽特的服装女保管和亲密随从陪她出访印度和中东：德里、孟买；然后去利雅得、阿曼、阿布扎比和迪拜。在利雅德，他们用玛格丽特的加热滚轴，将他们下榻之宫的整个照明系统连成一体了。这位首相在同法赫德王储半个多小时的会晤中感到有点儿担心。正是在这次旅行中，玛格丽特收到了最令人眩目的珍珠项圈的馈赠，每颗珍珠像游戏弹子那么大，那是哈立德国王相赠的。这些珍珠实在精致，回到伦敦后，玛格丽特洋洋自得地戴着它们。她还夸示一块稍嫌俗丽的镶嵌钻石和蓝宝石的金表。但是，她以首相身份接受的每一件价值昂贵的礼物，甚至那些显然是赠予私人的，她都须直接上交财政部。这些珍宝受到估价，待她离任时，如想保留什么（不象皇室成员，他们能够占有所有礼物），她得支付估价金额。在玛格丽特刚回到英国本土后的24个小时内王室珠宝商协会的加勒茨就到唐宁街10号来估价这些礼品，对此，她不仅惊愕，而且有些愤慨。这些时候丹尼斯问朋友们，“你认为她不傻吗？要我肯定会往兜里塞点什么的。”
玛格丽特从中东归来的获悉失业突破了250万大关，这是自30年代以来的首次。不久，她就在布莱克浦的保守党年会上为自己的所为辩解了一通。在会上她讥讽了一句，博得了长达六分钟的热烈鼓掌。她声称，“女人并非生来就会随风使舵”，这句话是套用了克里斯托弗·弗赖伊的一句俏皮话，“女人并非生而情欲旺盛”。“我不会一味取悦于公众而改弦更张。假如一个保守党政府因为担心做对了而去干它明知不对的事，那么就是保守党党员大喝一声‘住手’的时候了。但只要我还是首相，你就毋需喝此一声。”
虽然，现在她的演说辞已不象早年那样由她自己来写，但这些讲稿就象早年的一样依旧带有她的特色。她通常在唐宁街10号自己的书房里开个预备会，时间是在使用这篇事先拟定如何写法的讲稿之前的六个星期。第一次讨论是谈内容，而最后出来的定稿则几乎面目全非了。接下来大致的篇章结构出一个小组搭出：可能是龙尼·米勒，《每日电讯报》的彼得·厄特利，或者是政策研究中心的头头阿尔弗雷德·谢尔曼，早先还包括克里斯·帕顿或约翰·霍斯金斯，再近些，就是政策小组的负责人费迪南德·蒙特。在约模开始前的48小时，他们晚上在唐宁街10号玛格丽特住的套房内再全体碰一下头，一般情况下伊恩·高也在座，再仔细地推敲一遍讲稿的内容。丹尼斯则进进出出忙着斟饮料。
撒切尔夫妇都殷勤好客，始终注意客人们吃得如何。常常只有玛格丽特整晚上没有满上第二杯。她不喜欢雪莉酒，葡萄酒还差强人意，偶然也彬彬有礼地呷上一口香槟；而午餐时或晚上她好饮威士忌加苏打。她可绝不贪杯，一杯淡酒往往得喝上几个钟头。然而，她丈夫和孩子，她的助手和同僚，却没那么斯文。伊思·高不光喝味道古怪的“怀特夫人”，一种杜松子酒和甜烧（或利口）酒（混和饮料的戏称）。戈登·里斯只要能搞到是非喝香槟不可的。有一点得说说，丹尼斯喜欢喝一种怪酒——偏爱杜松子酒和补药，他对密友说，“正是该进补的时候了”；不过，诚如“亲爱的比尔”信中所说，他决非纵饮无度的酒徒。玛格丽特开始当首相那会儿，他有些烦闷，喝的酒不少。当他对那伙持工会的“布尔什（维克）们”，钻进英国广播公司的“左派们”，以及经营铁路不善的无能之辈持有严厉看法，并且想对英国铁路公司总裁谈谈这些看法而又不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的时候，他尤其喝得厉害。如今他谨慎多了，在确准只有朋友在场的情况下才呱啦呱啦用一连串生硬的盎格鲁·撒克逊粗话扯起那些会惹出麻烦的话题。玛格丽特早就不再费心教导他遣词用句以免失之偏颇。
另外，她自己说话也绝非永远公正平和。虽说她的形象是一本正经的，可嫁给丹尼斯30多年已经使她的用词丰富多了。不久前在东安格利亚，当她一眼瞧见斯坦利·布恩躲在宴会队最后时，她高兴地叫道，“斯坦利，你这个老不中用的家伙！”布思在BX塑料厂给了她第一个工作。财政法案讨论中，有人告诉她某某人正在起劲地敲吹它，她会说，“告诉那个混蛋去填饱肚子再胡说吧。”或者，有那么一小伙文官作梗要挟她时，她宣称，“我会揍扁那帮杂种，这回他们可甭想再挡道了。”
傍晚在唐宁街10号的套房里开会时，玛格丽特通常会给大伙儿做点晚饭：没什么精致菜肴——可能是烤土豆。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土豆从烘箱中拿出来时已象石头一样硬。大家不愿讲什么，而她猛省道，“别吃了！别动他们了！下礼拜天我们再碰面，那时土豆也许就不会是这样子了。”某公斗胆提醒道：“要是你还把土豆忘在里面的话，那到时候它们可能还是这样。”
如果她绝对信得过他们，那么玛格丽特还是喜欢周围的人们有勇气的：略微有点出格的，诙谐幽默的，隐含调情味的男子对她那女性的本能来说还是富于魅力的。她本人甚至也已形成了假使称不上是幽默感的话，至少也是欣赏谐趣并且忍俊不禁的素质了。但她得吃准了自己是在朋友们中间。人们被她分为“他们”和“我们”。丹尼斯把“我们”那一类归于“家庭圈子”，玛格丽特相当审慎地将夫人们纳入这个圈子，并使她们体会到自己都是属于一个大的快乐之家的。她在宴会上特别愉快，在唐宁街她就时不时地组织一次。在契克斯她爱搞搞午餐会，她作为女主人可是一把好手：满堂应酬，亲热地伸出手臂搂住客人，随后继续周旋其间。她不断地走动是因为实际上她并不擅长唠家常。许多政治家都这样，可起码她是在用心用功。相反，特德·希思在自己家里招待一位同僚时，整个晚上她始终开不了口同这位同僚的夫人聊上一句话。玛格丽特确实倾向于认为太太们应懂得采购、育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她生平也因无知犯过几次大错，而那些不搞政治的人的确赞赏她这种尝试。
在上任初期玛格丽特曾有过一些十分惨痛的经历。到1981年秋止，她和内阁中的“随波逐流”之徒的斗争差一点使她陷入绝望之中。丹尼斯私下对一位朋友说道，“有时她想要将事情包住。但是叫人难以容忍的是，每次内阁开会，总有人故意将内情和盘托出，捅给报界。她的权力正在遭到侵蚀；她不知道该信任谁。过去还从未有过一位首相遇到过这类事。可你了解玛格丽特，她决不会甘心如此。”
最令玛格丽特伤心的是得知马克在参加巴黎至达喀尔汽车赛时迷途于撒哈拉沙漠中。1982年1月的一个晚上，《每日快报》给唐宁街10号打了一个电话，想核实一下一则刚刚发来的报导，说马克和同车驾驶女伴在竞赛途中错过了一个检验点。碰巧是一个月前刚从澳洲回来的卡罗尔来接电话，她在没有一点有关车赛线索的情况下跑去询问父母，这叫丹尼斯很生气。他说：“你所干的一切都是无谓地打扰你母亲。”这样，卡罗尔认了错，不再多嘴了。各报刊载了这则报导；他们家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接连给马克的一些朋友和赛车会组织者们挂电话，看看他们能否弄清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有消息说马克找到了，一架直升飞机营救出了他和他那位迷人的法国女伴夏洛特·韦尔内，这场恐慌至此告终。可两天后玛格丽特在唐宁街政治处的官员德里克·豪走进套房的起居室时说道，“消息很糟，马克尚未找到。”随后，他和丹尼斯径直去底下的书房禀报玛格丽特，她开始感到局促不安了。此时，她不再是一个对什么都不在乎，态度强硬，完全能控制任何局势，解决难题易如反掌的政治家，突然之间她只是一个提心吊胆、忧心如焚的慈母，由于发生了最糟糕的事而吓得六神无主。尽管她位尊首相，但却手足无措。各报充斥着关于马克的传闻，都叫人寒心地使用过去时态，全是有关在这6000哩赛程中的罹难者；还谈到极恶劣的天气，因而人在沙漠中幸存的希望极微云云。
玛格丽特强迫自己照常工作。她开了个内阁例会。虽说不像平时那样顺利，但毕竟是设法处理完了议程中的各项事务。只有一次她忍不住当众潸然泪下，当她快到布卢姆斯贝里的帝国饭店去给一个午餐会讲话时，一个记者冷不防向她发问此事。“对不起，无可奉告。”她说着，泪水涌上眼眶。“当然，我极为伤心。”随之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滚落。她十分绝望地哭泣了片刻，然后完全恢复常态，走赴午餐会，并讲了25分钟的话。
她在背地里，常常流泪，说哭就哭，但她还是工作不停。她会坐下打开红箱子工作起来，接着突然停下来，抬眼看看，问道：“我想知道是不是有消息？”哪些消息是给弄错了，哪些消息是对不起来的。有些人会说，“我们了解那个地区，别担心，他走不远。”而另一些人则会宣称，“我们了解那个地区，别指望他活着回来了。”她是无能为力的，惟有指望人们去尽力而为了。她自觉愧疚，已过去两天了，这期间曾以为他已找回，又证明了他尚在迷途中；这两天，她是靠自身的生命力才挺下来的。
丹尼斯很镇定，把持着大局，他想尽了办法。最后，她接受了联合饼干公司主席赫克托·莱提供的小型比奇克拉夫特的私人飞机，驾机飞赴撒哈拉去查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嗣后玛格丽特对一位友人详谈了这番考验，为种种主动的相助动了感情，“你知道，患难见真情。那天上午过去前，丹尼斯决意跑一趟，已有人主动提供给我们三架飞机。”
那时弗勒德的房子正在翻新，卡罗尔正住在唐宁街，她彻底体晤到在他们等候消息时母亲所经历的痛苦。玛格丽特不愿孤零零一个人呆着，她给最要好的一些朋友打电话。她想聊聊天，重新回顾一下这一连串事件的前前后后，谈谈掠过她脑际的各种可能性。她不肯轻信，一个未经证实的说他业已找到的消息，因为她已受过前一阵子的虚惊了。直到丹尼斯那儿有了消息她才会相信别人。
她收到了朋友和公众的无数来信。一家报纸来函写道：“我们希望能把找到你儿子的报导登在头版头条。”一些妈妈们写来的短笺上说，“我们理解你焚心之忧，可怜天下父母心。”她的脸庞又精神起来了，对每一种善良的同情都感激不尽。
丹尼斯终于来电话了，最初他们是在1点钟新闻中的一则采访中得知马克安然无恙的。丹尼斯见到了他，马克很健康，一切都顺利，他们正在往家赶呢！玛格丽特顿时恢复常态。她并未如释重负而瘫软在地。她一下子恢复正常了；她是领袖，又能控制局面了，自信能把握住自我，自信有能力应付裕如。
终于回到文明世界的马克看上去对此种大惊小怪甚为不解。他嘲讽地说，“我非常震惊，我看到在保守党年会上记者少了，我需要的一切是一杯啤酒、一块三明治，洗个澡，利个脸。”他一到英国，就被招摇地送到契克斯与家人团聚，并受到了一通短暂然而严厉的教训，说他不该把漂亮的女孩子带进沙漠，并使两个国家——阿尔及利亚，还有英国对于全面警戒状态。
从没有任何事曾象马克失踪那六天叫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在精神上蒙受创痛，而把该国引向福克兰群岛之战可算是仅次于之了。在往昔的155年中，福克兰群岛一直是英国领土，福克兰群岛——有两个大岛，200个又小又荒且多风的南大西洋岛屿，大部栖息着羊群，离不列颠本土有8000哩之远。在那155年中，离它只有300哩远的阿根廷，一直否认英国对该群岛拥有主权，阿根廷人把它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历届英国政府均为该群岛伤透脑筋：它们离得太远了，而难以加以充分保护；它们亦非什么大的财源，尽管其周围海域被认为是富油和富矿区，但开发利用在经济上和又不合算。不止一届政府曾私下非正式地想到要将之奉还阿根廷；但总是碍于一个严重问题——即岛民的意愿。他们人数仅有1800，但几乎所有人都是英国血统，且都操英语，他们无意归属另一种文化的国度。
在前20年内，在某种意义上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成了阿根廷的全民之战。一个新上台的军政府，由利奥波多·加尔铁里将军为首，决定发动一场看来已是英国情报部门意料之外的袭击以孚众望，——鉴于他那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他在别的方面已失尽人心。
最早传到英国的消息是：一些“废旧金属回收商”在圣乔治孤岛上登陆，并竖起了阿根廷国旗。
3月31日，即星期三晚7点，玛格丽特收到发到她在下院的办公室的消息，据说，阿根廷舰队看似驶向福克兰途中。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正在以色列，国防参谋长在新西兰，玛格丽特只得独自应付。她召集了一次由外交部和国防部参加的会议，并彻夜研究各种可能性和讨论一旦阿方入侵所应采取的种种可供选择的对策。海军参谋长亨利·利奇爵士拿出了行家的意见，认为如有必要，则调动一支特遣队待命以便在4月5日即周一开赴福克兰群岛，此议是可行的。虽然在远隔8000哩之遥的地方打一仗本身就有诸多不便，但还是有可能守住该群岛。
玛格丽特所需的所有必要参考就是这些，余下的只是在道义上自圆其说了。她问不容发地致函里根总统，她在里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亦即2月份访问白宫时同他会晤过，并致函他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看看他们能否对加尔铁里施加发挥一些影响。他们两位闻讯都大为惊讶。她随之与加尔铁里联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次日，首相主持周四的内阁例会，会上她详述了各种对策：接着她就独自为当天下午的“答疑时间”这一档节目上闯过难关作准备。她对《每日快报》记者乔治·盖尔说，那时战争业已告终，“你明白吗，星期四那天下，也就是入侵前一天，虽说事后大家都说得面面俱到，但在‘首相答疑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向我提问。”
次日阿根廷军队攻占斯坦利港，总督雷克斯·亨特放弃抵抗。伦敦收到一封来自该市海底电报及无线电报局的电报，电报隐约透露出这个消息：
伦敦：喂，这里是伦敦，我们听到的所有这些谣言是怎么回事？
福克兰：我们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伦敦：入侵的谣传怎么样？
福克兰：我的意思是说那些人是朋友。
伦敦：他们已经登陆了？
福克兰：千真万确。
伦敦：交通还畅通吗，就是说电报业务还正常吗？
福克兰：没有关于那个的命令，但必须服从命令。
伦敦：谁的？
福克兰：新总督们。
伦敦：阿根廷。
福克兰：不错。
伦敦：阿根廷人控制住局势了？
福克兰：的确。怎能想象1800多人同成百上千的军队再加上庞大的海军后盾讲理的。
首相召集了一次紧急辩论会，准备在4月2日即星期六发表一项有关福克兰群岛的声明。25年来还从没有在星期六召开过议会；这也是25年来政府蒙受的奇耻大辱最重的一天。她向群情激愤的议会讲话。有人说，那天上午她作了平生最为尴尬的演说。然而，她清晰无误地阐明了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谈起这些岛民时她说，“他们在数量上是微乎其微的，然而他们有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决定他们效忠于谁的决权。”更为严重的是，阿根廷是动用武力夺取了该群岛。尽管其他方面的事还说得过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立不住足的，重要的一点是道义岌岌可危，玛格丽特也就是为此才率举国之众以牙还牙。说实在的，若要保住她的职位，除开战之外她的确是别无选择：毕竟她的竞选纲领通篇基于这一原则：奋而抵抗侵略者。这是铁夫人的哲学：她比任何人都明白，假如她袖手旁观，任阿根廷藐视她，那她只配受到烂铁回收商的光顾，而且不等她下野就会被干掉。但对她来说，这并不是全部。她成长于这样一个时代中，那个时代世界地图大部呈粉红色，说明英帝国版图辽阔，英国实在是强大。但是，她目睹这片粉红色愈来愈小，直到英国本土那几块也已非复当年粉红之艳了。英国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度，是一个讲究尊严的民族。如果不是把他们的牙齿狠狠地踢下逼其吞咽之，没有人能拿到名正言顺是属于她的东西。如果上帝是英国人（诚如他曾施之厚特的弗·克伦威尔，威廉·庇特和温斯顿·丘吉尔），想必他会赞许她的行为。
在议院楼座卡罗尔看着她母亲，随后又跟她回到了唐宁街10号。她发现，在通常静悄悄的权力之廊中，弥漫着阴郁绝望的之情，每个人都在分头忙着准备玛格丽特的下野和这届政府的寿终正寝。当她走进去看母亲时真有点说不出话来了。她道，“对不起，我以为你在下院还不错呢。”玛格丽特没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畏缩，更不用说在女儿面前了。她坚如磐石，说道，“任何人惊慌失措或者支持不住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我们打算做的；我们会反击的。”
于是，4月5日清晨涨潮时分舰队的首批船从朴茨茅斯启航，驶离了码头。码头上出现的群情激动的场面是两次大战以来英国未曾有过的。两艘航空母舰，“无敌”舰和有点陈旧的“赫耳墨斯”舰，它们原定卖给澳大利亚海军，在首批开赴战场之列。此后，各种型号规模的船只从世界各地召回并被征用，改造成运兵船和战舰，然后被遣出征，船上人员及部队的给养足供海上长途航行。
卡林顿勋爵在第一艘船只启程之日递交了他的辞呈。玛格丽特苦口婆心力图劝说他改变主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非常倚重此公，虽说他有时过于高傲，但还是值得信赖的。但她凭直觉充分意识到政府倘要免于垮台势必有人垫背。因为此公负责外交部，他是责无旁贷、首当其冲了。嗣后，她非常惦念他，为眼睁睁看着他挂冠而去感到惆怅。
掌玺大臣汉弗莱·阿特金斯，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理查德·卢斯也命运相同。国防大臣约翰·诺特提出辞呈，但被要求留任。她写道，“国防部不应为针对福克兰群岛的政策负责。我希望你继续留任。”
英国迅速宣布200海里海空禁区，严防外国飞机船只入内。特混舰队继续南下，此间的八个星期是折磨人的，两位主角在谈判着。玛格丽特本来乐意不发一枪一弹达成协议，但随着西西洋寒冬迫近，倘若事至非战不可的地步，则他们越耽搁情形就会越不利。加尔铁里已使自己陷入这般境地，他非满足获得主权的要求不可，少一点也不行——他在军政府中的整个地位有赖于此。成千成千的人聚集于卡萨·罗萨达，亦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宫之外，处于爱国亢奋的狂热之中，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支持收复理当归属他们的群岛，而它们在以往的那些年代中却为英国侵略者所攫。玛格丽特也同样处境窘迫，亦即主权不能让步。
谈判开始了。亚历山大·黑格自愿充当调停者，在开头几个星期当中几乎天天来往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伦敦之间。然而，诚如以后他的一位助手所说，“我们满怀希望着手工作。可以对天发誓，没有人会为一片沼泽去动干戈的。但是，我们越深入，我们就越清楚地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决不能仅凭理智。”谈判告吹。伦敦接着下令特遣队登陆，并在福克兰群岛上重新升起英国国旗。尽管天气恶劣至极，海上寒气逼人，大雪纷飞，狂风大作，两架直升飞机坠毁，但夺回圣乔治还是初战告捷。岛上的阿根廷守军缴械投降，英国因而误入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之中。
一周之后，即5月2日，战事真情传到国内。“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一条由两艘驱逐舰护航的巡洋舰，危险地逼近“无敌”号和“赫耳墨斯”号。这三艘舰只又有英国的核潜艇“征服者”号垫后跟了一天。“征服者”号走得弯弯曲曲，在海空禁区驶出驶进。黄昏将至，伦敦的战时内阁下令“征服者”号开火。两枚鱼雷炸开了“贝尔格拉诺将军”号的左舷，它被击沉了，368人葬身海底。幸存者在救生艇上漂向海面。当夜，风雨大作，不少伤员死于海上。这一事件对英国的震动不亚于对阿根廷。两天后，阿根廷人加以报复了。“谢菲尔德”号在两艘航空母舰以西30海里处担任护卫任务时，被发自一架阿根廷战斗机的法国“飞鱼”式导弹命中船身正心。“谢菲尔德”号舰长约翰·索尔特在后来谈起此情此景时说：“才15分钟到20分钟，呛人的黑烟滚滚而入船上的整个工作区……，隔着鞋子也感到甲板发烫。上层结构向外冒蒸气。船舷上的油漆纷纷剥落。导弹穿入船体处烧得通红，即呈白热。”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只有20人死亡，余者大部受重伤，被飞机营救上“赫耳墨斯”号。
闻听此难的那天，她正要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召开的妇女会上致辞。她获知该舰业已击沉，但尚不清楚伤亡数字，显得异常激动。她身着黑服赴会，丢开准备好的讲稿，脸绷得紧紧的，谈起了战争的恐怖、战事的瞬息万变，还有抗击侵略者的绝对必要性。最后，她一反伸出双手以答鼓掌的常态，只是鞠躬而已，由于本能地感觉到群情之亢奔，她双手垂于两侧。听众为之狂热欢呼。
人们还在努力停止战争。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如亚历山大·黑格先前所为试图居间调解，下院辩论激烈，迈克尔·富特带头谴责撒切尔夫人的所作所为。手持标语横幅和标语牌的抗议者涌上街头，一些士兵也有不满之词。据说有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这样议论道，“为女王和祖国捐躯是一回事，为撒切尔夫人卖命则是另一回事。”还有一个人有可能为撒切尔夫人献身——当她愈加逼近战事之时，此事愈令她忧心如焚——此人就是女王的儿子，安德鲁五子，他在航空母舰“无敌”号上担任直升机飞行员。
5月18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不得不放弃找出一种解决办法的努力。在伦敦，战时内阁对此事所包含的种种可能性作了24小时的前思后想，接着下令“行动”。自那时起，英国才倾全力于此战。截止次日拂晓，24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在圣·卡洛斯海域附近登陆，至此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诚如玛格丽特对她在下院的本党议员所言，她已看到过六个和平方案。亚历山大·黑格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都徒劳无功地无数次奔波于大西洋两岸之间。得有人当机立断了，因为在一颗颗痛苦的心忙于寻求和解的时候，南大西洋的冬天正在临近，因而要打赢一场遭遇战的希望会比任何时候更为渺茫。
玛格丽特的全部精力在此后的一个月当中在了8000海里以外的地方。她决定用武是则于内心本能地感到这是正确的。但随着伤亡数字成了每日简报必有的一部分时，让人惶恐的精神负担落到了肩头，在开战之初她发现要不动声色地当此重负是难乎其难的。当舰只纷纷下沉，“猎兔狗”式飞机和直升机沉下冰冷的大海之中，还有陆军士兵撞上地雷或遭到伏击，她不由自主地把阵亡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看作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或者孩子的父亲。
她心急如焚，说话比过去快了一倍。她会说，“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能为这些人干什么？呵！哎呀！呵！哎呀！呵！哎呀！我竭诚祝愿他们安然无恙……你看他们不会出事吧？”正是威利·怀特洛经受住了战争，并且调兵遣将：是他把她轻轻拉到一旁，说明有必要耀武扬威；他告诫她说，将军们必须不惜一切尊重他们的上司，决不允许有丝毫见疑，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他们弄明白伤亡会引起极度痛苦，他们便容易手下留情，踯躅不前，这样就很可能比作困兽之斗死更多的士兵；另外，也更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玛格丽特从此成了一个硬心肠的领袖。经历了福克兰群岛之战的她已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无论同僚们提供什么忠告，无论内阁、宣传工具以及全国给予什么支持，政治上没有比情况糟糕时更显眼醒目，日子不好过了；而责任最后总是要归到唐宁街10号。福克兰群岛之战本来会一败涂地，她冒的正是这个风险，结果她会为此付出代价，很可能是27000名英国人的性命。这就是近三个月来伴随着她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她一席黑衣来表示她对战争的关切，震惊和反感。但她从不流露出深藏内心的情感。之后，她对《每日快报》记者乔治·盖尔说：
“当我们损舰折船时，那便是我们所度过的最忧心的时刻。诚然，我们懂得以一支出没于大洋之中的海军同一个以滩头为基地的集权政权作战实属不易。是的，一个人是会倒霉的；是的，不测风云会临头的。当然，‘谢菲尔德’号沉没时，我们的确倒霉透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设法应付的。我了解到这些事是在交战中发生的。
“我知道登陆，亦即收复之战，将会开始。那个星期五我整天呆在自己的选区，日程安排得非常紧。我得悉登陆正在进行，也清楚我不能因此取消哪项活动。我不得不坚持下去，知道登陆完成后我才能回家。那个昼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回到家里时，这一行动已告结束。那是奇迹般的；当时我们没有损失一艘舰只。但后来当他们进行一而再、再而三地轰炸，那时我们的日子又不好过了。”
在撒切尔家庭，这是第一次让政治活动影响了家庭。玛格丽特不能逃避。她对乔治·盖尔说，“在某种意义上，福克兰群岛成了我的生命，成了我的血脉。”由于时差关系，空袭是从英国时间深夜开始的，而消息要在午夜以后才开始传来。玛格丽特熬夜等候电话铃响，往往有丹尼斯、卡罗尔，偶尔还有马克，一起等着，想知道事态的进展，天气如何，哪方占了优势，所有这一切又是在如何发展的。一项使命的成败，气候起的作用非常大。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刚同国防和三军参谋长以及战时内阁召开会议之后她在契克斯户外坐着——她说，“喔，这儿的天气真好，我只是想知道他们在南边的天气如何。”早餐时，她会冷不丁从她正看着的报纸上抬眼道，“南边是晴天”，或者“天气恶劣”，或“有云幕可蔽”。
信函又一次潮水般涌入唐宁街，有好心好意的，又有指责不满的，她从前者那儿获得莫大慰藉。一天，她收到一束单瓣玫瑰，她将它插在房间里的一个盛水小花瓶里。这是一个男孩送来的，他还不到18岁呢！他在随花附上的小纸笺上写道，“到我适龄时就报名参军去打仗。”她十分感动。
英方的损失颇为惨重。14艘舰只在交战过程中遭重创，或沉没。不可思议的是，阵亡者却只有255人。最值得回忆和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是古斯格林一役，二名伞兵以少胜多，击败了一支顶呱呱的阿根廷军队。这支阿根廷部队对英国在圣·卡洛斯的桥头堡形成了严重威胁。他们在布拉夫湾的战友则稍逊一筹。一天下午，两艘供给船，“加拉哈德爵士”号和“特里斯特拉姆爵士”号被击中，船上53人丧命，46人负伤。这样，数周又过去了，坏消息紧接着好消息而来；她非常焦急地等着直到当晚深夜才批准发动的攻势其成败得失的消息。
最后，传来捷报了：6月14日，周一，拂晓袭击以后，二名伞兵降落于无线岭，在这个制高点上可以饱览一切。一位军官回忆说，“突然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小黑点逃离了萨帕山，接着我们又看到他们离开了朗敦山，拚命跑，逃回斯坦利。”半小时之后，指挥廓尔喀兵的副司令，比尔·道森少校在设于两姐妹山上的司令部里，离开无线电台，出来宣布，“先生们，已经发现一面白旗在斯坦利港上空飘扬。”当地时间次日9点，阿根廷指挥官马里奥·梅嫩德斯将军正式向杰里米·穆尔少将投降，战争结束。穆尔少将宣布，“福克兰群岛再度回到该岛居民所盼望的政府管辖之下。上帝保佑女王。”
在伦敦玛格丽特获悉此讯时，只是说，“真高兴。”可谓言简意赅。后来她告诉乔治·盖尔，“我自觉如释重负。消息传来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妙不可言的轻松。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天。投降一经证实，我明白，无论在我任上的其余日子还将会碰到什么难题和麻烦，相形之下它们都算不了什么。”
这个胜利在某程度上说也是相当侥幸，因为英军剩下的食品仅供两天之用，攻克古斯格林后，药物给养也降到可供三日之用了。90%的士兵身患战壕脚病，以及流行性痢疾。这些士兵有办法，有勇气，这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如此，阿根廷人掌握着有利条件。假如他们在空中不那么差劲，在地面不是那么一窍不通，以及在各方面不是显得那样地士气不振，结果原本会很不一样的。譬如，倘若“赫耳墨斯”号被击中，或者诸如“堪培拉”号那样的运兵船被击中，玛格丽特的运气早就随击沉的残骸一同葬送了。
但是，这一次她却大大增强了英国的民族自尊。除了去年夏天王室举行华烛盛典的那一短暂时间，自二次大战以来民族自尊就很淡薄了。从前会鼓动全行业出走罢工，不愿迟半个小时下班的人们，而今同心协力，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使船只诸事俱备、万无一失，将给养运至港口，提高必备装置的生产，以及志愿提供服务。一位在特混舰队上的随军记者写道，“我们想所有这一切是何等地荒唐，我们远涉8000海里重洋，横跨半个世界，去解放一个如西苏格兰那么大小的地方，那儿的人讲话带有德文郡的口音，给孩子们起什么希瑟、詹尼、托尼、基思和肯的名儿。”但就英国人的本能而言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富有诗意的地名如古斯格林、欲坠山和佩布尔岛很快就象特拉法加广场一样如孺皆知；像“yompìng”——海军陆战队军中流行的一句俚语，意思是身负沉重装备进行长途行军——成了日常用语。对干兵安危的共同牵挂使人们团结了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平衡因素——并且赢得战争使每笔开销都花得值得。船只返航走了数月，时此夏日，而每一艘抵港均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
但是，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玛格丽特的政敌开始指责政府当初未能制止阿根廷人的入侵。马奇·尼科尔斯女士是一位“保守党效忠者”，突然间引人注目地蹦了出来，挥舞着一封有撒切尔夫人签名的函件。这信写了入侵前仅二个月，信中向她一再保证这些群岛令人满意地在受到保护。撒切尔夫人的信是写在决定将英国破冰巡逻船“忍耐”号从南大西洋撤回之后，该决定是由约翰·诺特所作，旨在以此作为国防部削减开支的一部分。撒切尔夫人在她的信中声称：“我们判断，皇家陆战队和‘忍耐’号不同，是永久性驻扎在福克兰群岛，皇家驻军的存在足以制止任何可能的入侵。”斯坦利·克林顿—戴维斯系工党外交发言人，他宣称，“撒切尔夫人本人眼下必须承认，她使国家在估计阿根廷入侵威胁上犯有严重错误，对此她负有直接责任。”
7月份，一个独立的六人委员会组成了用来调查导致入侵的原委。由法兰克斯勋爵主持该委员会，包括两位前任保守党及工党内阁大臣。六个月后，它提出报告时，撒切尔夫人的责任被推卸得一干二净。它指出，“政府机构”有时“本可运用得更理想”，但若说政府不管怎样都能防止阿根廷入侵就是“没有根据的”。
这对工党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它本想把责任完全推到政府头上。恰如弗兰克·约翰逊在《泰晤士报》上撰文所述：
“工党有两个抉择：要么指出该报告对撒切尔夫人确是一个真正的起诉；要么指出，该报告对撒切尔夫人当然是不加指责，因为这是官方的遮丑伎俩。工党以两可而让步。
……不久，我们就接触到了富特先生的下述论点。原来这是：第115段是怎么说的？……然而，这个段落对撒切尔夫人并无非难。所以，富特先生承认这一点——语无伦次、语焉不详地谈道，这说明该国内阁政治的堕落，此见对弗兰克斯勋爵来说并非新闻。”
对于这份报告，玛格丽特已了如指掌，当她向下院陈述她对“弗兰克斯报告”调查结果的看法时，她能引证自如，并能不容置疑地证明她不仅已是一个真正的首相，对英国公众了如指掌，而且还是一个善于打动人的下院领袖。
福克兰群岛之战到秋天才结束。每艘归舰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报刊、广播等几乎每天要对一位战争中痛失丈夫的遗孀进行令人伤心的采访报导，她们清楚其从军的丈夫为他想做的事献身，为他所信仰的事业而奋战。自从丘吉尔以来，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声望达到了任何首相无出其上的巅峰。她沾沾自喜：信心满怀、踌躇满志，这是前所未有的。
10月份玛格丽特在布赖顿召开的保守党年会上作了空前出色的演说。她和龙尼·米勒以及讲稿起草小组的其他人一起商讨演讲内容时，还不没有把握说，“开玩笑……这是我一生中政治上最重要的年份。我有一个感觉，也许这一年我该疲于奔命而非寻欢作乐。”她也意识到人人都以为她会“充分利用”福克兰群岛这一专题。不料，当她在布赖顿滨海区新落成的会议中心的讲坛前站起身来时，她开口说道：“这将不是一个谈论福克兰群岛之战的讲话，尽管作这样的一个演讲我会感到自豪的。”此言恰到好处，话至结尾，济济一堂的与会者全体起立，报以长达六分钟之久的雷鸣般的掌声。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她没有低头看过一眼讲稿，因此，整个演说更因此而显得精彩。如采用了同样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法，年初罗纳德·里根访英期间以此博得英国人的惊叹，他演讲时显然是即兴脱稿。丹尼斯对在布赖顿未经尝试而首次采用此法是没有把握的。他告诫龙尼·米勒，“我认为这不太谨慎，她难道不该在一个不太重要的演讲中开用此法吗？”但玛格丽特如此自信，没有什么能够说服她。
该年会上玛格丽特还有另一个变化：她改变了往日她在重要场合露面，诸如出席伦敦市市长的宴会以及她在年会上致辞之时，总梳个蜂窝式发型，用龙尼·米勒的话说，“这看上去真象里面大可巢居一只天鹅。”最后，他鼓起勇气，就此事和她谈谈。他谨慎地选择时机，说道：“我能对您说的一切，就是在打扮中你有最佳的颧骨，美妙的脸庞，匀称的身材，穿着素朴之至，因为你要让人们看到的是你这个人，而非服饰，并且你要的并非刻意修饰你的发型。”
她说：“可通常是那一个男人给我做的头发，他把它做成那样子。你说这想法不好么？”
龙尼答曰：“不好。平时你并不做成那样，这压根儿就不是你。”
假如在年会她要抵制“充分利用”福克兰群岛这个主题的诱惑，在日后数月必可尽情地当作资本来利用。加尔铁里将军和大部分军政府成员有失体面地离职了，但阿根廷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过英国的胜利，也未曾放弃他们对该群岛所坚持的主权要求。由于这些岛屿已获解放，玛格丽特在道义上有义务直到可预见的将来在那里维持一支驻军。正是这一点有争议，因为要投入巨额开销，这样福克兰群岛将始终是一个争论焦点，为此许多后座议员在“首相答疑时间”禁不住要出来亮一番相。只要岛民们自己愿意继续作为英国人，玛格丽特就不准许同阿根廷作任何交易。在1983年1月她对福克兰群岛进行突访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而那次访问有意安排在英国占有该群岛155周年纪念日那天。
她和丹尼斯坐了叫人疲惫不堪的23小时飞机奔赴南大西洋，她和往常一样穿戴得体：坐了10个小时，赴阿森松岛，换乘飞机再行13个小时至斯坦利港。最后是乘坐一架设备相当简单的“力士”号运输机——不仅受罪难熬，而且叫人提心吊胆。途中还须在空中两次加油。“力士”号是通过“维克托”空中加油机添足燃料的。“维克托”号失速下降之快和这架运输机的最大速度相当。那时两架飞机双双克服失速问题，从20000英尺陡降到10000英尺，以增加空速。这有一种叫人吓得魂不附体的感觉，普通驾驶员们都称之为“乘雪橇滑雪运动”。
玛格丽特镇定自若，毫无倦意。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她动了感情。她的到来使岛民们大吃一惊——出于安全保卫的需要，此行是绝密的——因而，欢迎也是自发的，由此则愈显动人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他们的英雄，他们的救星，他们可以充分依靠的人。只要她还是大不列颠首相，就不会再有阿根廷入侵者染指福克兰群岛了。她驱车沿斯坦利港被轰炸、路面坑坑洼洼的街道而行，不甚协调地坐着雷克斯·亨特总督的那辆栗色伦敦出租车。她去巡视了主战场，拜谒了“战坟委托公墓”，在那儿她几乎哭了，她的头发给风吹乱了，表象消失了，而看似真情尽显；自从马克沙漠失踪一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她同驻扎在岛上的4000多人的守军攀谈；在福克兰群岛那崎岖的荒野上到处走动，气喘吁吁，可她的装束倒更适合在伦敦大街上漫步。她离岛回国后几天，一位曾向玛格丽特简要介绍地雷处理情况的少校斯蒂芬·汉布鲁克在福克斯湾踩响了一枚杀伤地雷，一只脚给炸掉了。
对于她的出访，当然又是众说纷纭。矿工联合会主席阿瑟·斯卡基尔贬之为“肮脏的”。下院有人对此行的花销提出质询；还有，带着丹尼斯一起旅行要开支多少？回答是20000英镑，这个数目引起了反对党群情激愤，虽说满足首相作正式访问的随行夫人或丈夫的开销是常规惯例。
与历界首相夫人相比，丹尼斯陪同玛格丽特要频繁得多。倒不是他想呆在上层圈子，而是由于他一心想保护她，他希望跟着她，给“头儿”（他这样称呼她）一点心理支持。他的确支撑着她——他无疑是她的最狂热的崇拜者——她也相当倚重他。对于她，他就好似她十分偏爱的一件旧大衣——相当笨重，却亲切可意；就一个无话不谈的人而言，他也是她最亲近的人；在内阁会议上，她经常宣称她就这事或那事征求丹尼斯的意见，而这些便是他的看法。
她的许多看法的确来自广泛的偶然接触和交谈。她曾碰到一个正在为“英国咨询委员会”工作的老朋友，她在叙旧时谈到，在她看来该委员会做了一件好事。数月后，这位朋友出席了一次“英国咨询委员会”办的午餐会，席间理事长讲了话。他说，他们非常走运，因为从政府那儿得到了更多的资金。虽说撒切尔夫人上任伊始并不喜欢“英国咨询委员会”，如今，出于某种原因，她似乎是喜欢上它了。
丹尼斯实际上倒是很想退隐乡间，偶尔高兴搞搞聚餐会，玩玩高尔夫球，而根本不想去沾玛格丽特的光。他对政客从来就不很喜欢。他发现妻子工作的节奏是令人精疲力竭的，但愿她，因而还有他，能享受更多的假日，一点都不希望她再来一个任期。他曾对朋友们嘟嚷道，“你知道吗，眼下她在谈着再来一个任期呢！”
玛格丽特现在对假日毫无兴趣。才过了四天她就腻味透了，一心要回去工作。自从就任首相以来她总共才休了七个礼拜的假。1979年，她和丹尼斯在苏格兰西海岸的艾莱岛上度了一个星期的假。次年夏天他俩和已故的道格拉斯爵士和格洛弗夫人一起在瑞士消磨了一周，他们在苏黎士附近拥有一座置于5500英亩园林之中的僻静城堡；然后，他们又在斯考特尼休假五天。1981年，他们去参谋长戴维·沃尔夫森在康沃尔那宽敞舒适的别墅和主人共度假日。但玛格丽特成为首相后不久，有人偶尔闻知丹尼斯说“我们上葡萄牙度假去”。一家报纸抢先刊载了这一独家新闻，冠之以大字标题“玛吉的秘密旅行”。当得知这原来是丹尼斯生活中的一项嗜好时，即他每年都要去（葡萄牙的）阿尔加维和比尔·迪兹一块儿打高尔夫球消假，许多人便窘得涨红了脸。
1982年玛格丽特的部分假期是在伦敦的菲茨罗伊·纳菲尔德医院度过的，她在那儿进行了曲张静脉摘除手术。她是8月23日上午住进医院的，动一次全身麻醉、长达一小时的手术，当晚她就出院了。她对人体的脆弱性所作的惟一让步就是套上了一条细条纹裤子——这是难得的违心之举；肯定也是她第一次当众穿长裤。她决定不在医院过夜部分是因为讨厌医院，而主要是因为她不愿被人视作羸弱的女人。约翰·亨德森是她的全科医师，说道：“对这位妇女如此这般的康复，我难以道出我是何等地不安。她举止俨然一切如故。她无非是不让自己显出病态而已。”
即使到家里，她也不会一下子扑倒在床上，尽情放松。就在次日，她又去牙医那儿镶牙。这两次手术主要都是借就医之名，行化妆之实。她双腿的情况由于站立过多而一无改善，她的牙齿也出了点儿小毛病。这两次手术的主要原因都是出于对她的外表形象的考虑。
她更加热衷于通过各种形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楚地摸到了这一行的窍门，尤其是利用电视。假如她将在电视演播室接受采访，那么事前的准备工作是很仔细的。玛格丽特的新闻发布官将一同前往演播室，同摄制小组碰头，拟定每一个细节，直到她将接受落座的椅子的形状和颜色。有一回不得不专程从瑞典空运来一张椅子，供泰晤士电视节目之用；因为她批准所采用的椅子的式样，而不喜欢他们挑中的颜色。
还有一次，在唐宁街内正拍摄她回答小学生提问这个节目时，她事先问电视摄像组是否还要再化妆化妆，因为没人愿意直言怎样化妆更好，因此，她要求瞧瞧自己在电视监视器上显示出来的模样，这是她的新闻发布官伯纳德·英厄姆特别要求随录像设备一起带来的，以便让她知道自己在屏幕上是什么样子。随后，她要求看看某天一个女孩子和她谈话的录像片断，那是一个正当妙龄、颇富魅力的金发碧眼的女郎，她不久前还在国外，皮肤晒得黑黑的。玛格丽特当场就说她想化妆成那样，并下令停止一切工作，说着她跑开了，去进行化妆。
提问很快就开始了，伯纳德·英厄姆负责录相，无疑，那保证是没有偏向的剪辑。半小时后，录像结束了：导演喊道“停”，场地经理为撒切尔夫人的合作向她致谢。而撒切尔夫人并不想“停”。她问还有多少孩子还未提过问题，房间里近半数的孩子举起了手。于是乎，她说他们理当持续下去直到人人都轮到为止。“我确信，泰晤士电视台会继续录制的。”接下来，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录制出了一些最精彩的问答。结束后，玛格丽特领着孩子们参观了唐宁街10号，她特意提示孩子们留心一座小雕像，雕像刻划的是一队伞兵在福克兰群岛升起英国国旗的场面。然后，孩子们有橘子汁和粘乎乎的小果子面包招待，而首相则回去处理自己的政务。
对一个不是十分称职的母亲来说，玛格丽特眼下和孩子们相处得很不错。她不止一次地发现他们一群群地站着，伸长了脖子够过唐宁街入口处的栏杆向里张望，而她正坐在自己的那辆专车里经过。她随即下车和他们说话，或着带着他们，就象哈梅林的比得·潘，沿着这条路，指点着一幢幢建筑，述说着它们的历史。
四年里玛格丽特只有一次有倦意——而那只是瞬间的功夫——这是在1982年9月，她做过腿部手术才一个月不到，便去远东作了一次长达两个月的旅行，这次旅行使她的大部分助手，以及差不多所有的随行记者，处于精疲力尽的状态。她此行从日本开始，在经受了长达18个小时的飞行后她才在那儿走下专机，她看上去就像在伦敦登机时那样精神饱满。一小时后，她检阅排列于赤坂宫前的仪仗队时步伐轻快，自信自如，在整整两个星期中精神状态丝毫不落下风。
她从日本又飞往中国，她在那儿以访问该国的第一位英国首相而载入史册。可也正是在那儿，她在走下北京市中心人民大会堂外长长的一段台阶时失足绊了一下，四肢着地跌倒了。她迅速一跃而起，一口咬定没事。但片刻，她在向世界新闻界宣读声明时，声音就不行了，变得嘶哑无力。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稍晚些，人们能看到她走在大群大群的侍卫保镖前游览了颐和园，而他们实际上不得不干脆小跑着跟上她。她始终游兴大发，目不暇接。
她又从北京飞抵香港，就英国租借这块土地的微妙问题去进行会谈。英国对香港的租借至1997年期满终止。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同人们进行接触。她经新德里远道飞返伦敦，他们一行于凌晨2点抵新德里，在8点早餐时间同甘地夫人会见。一个半小时后她返机。当飞机在巴林停飞加油时，巴林贸易大臣赶赴机场迎候，她又下机同他会晤了58分钟。返抵伦敦正交次日早晨，她又一下子扎进一个长时间的内阁会议中去了。
诚如我们所见，玛格丽特坚强执着，奋斗不止，过去没有哪一位首相工作起来像她那样自觉迅速，也没有哪一位兴趣像她一样专注。她工作之勤奋远甚于她之所需：为司其职，一年只靠七到十天的假日，首相们通常是难以存活的。的确，有反对用那种节奏工作的看法，即稍事歇息，以便对形势作一较为通盘的考虑。而她把这视为浪费时间。某位在外交部供职的人士跟她说，他正在美国休一年的假，以重新估计局势，从而就如何看待他在英国所从事的工作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当时她相当粗率地答道，那只是一个人应当经历的一种事情，而且在他的学生时代就该应付自如了。
玛格丽特身上毫无轻浮之气。她自称在阅读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而且还要看电视上播映的《两个罗尼》。实际上，这种情况相当少见。她的必读物是哲学、历史和政治，她通常在深夜看这类书籍，常常是靠在床上；她看的电视节目几乎毫无例外是时事新闻。星期六晚上在契克斯工作到10点半或11点左右，她会进来歇歇，发现丹尼斯在看电视，便自斟一杯威士忌，和他在一起呆会儿。但事实上还从未听说过她在电视机前消磨过一个晚上。
她最无法忍受的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这让她感到不自在。只有一回，卡罗尔劝动母亲去瞧瞧自己的尊容，并视之为一大胜利。那是在福克兰群岛危机期间在《万象》节目中的一次拖沓的采访，这还是卡罗尔录制的。
“不，我不想看。”玛格丽特说得很坚决。
“可实际上你看上去的确很棒，”卡罗尔说，“假如我不把声音放大，你正好能瞧瞧自己是何等地得体，因为那套衣服缝制得真好！”
玛格丽特上了当。她一看到自己光动嘴而无声时，就好奇地想知道自己是怎么发音的，接着马上就想知道对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作答时听上去怎么样，这样她便会按快进钮。叫她家人很不高兴的是她时常突然夜半看看手表，说，“唷！我在电视上才刚刚亮完相！”抑或，丹尼斯和朋友们一块儿去赴宴时，他被问及，“昨晚你在电视上看到你夫人了吗？”那时他并不知道她上电视镜头。
这是许多不可捉摸的特点之一，这些特点使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了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混和体，既意识到个人命运中的脆弱性，又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