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玛格丽特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必须准备好她的那部分竞选声明稿。哈罗德·威尔逊由于受到议会的这个如此微弱的多数的羁绊，不久将只有乖乖去乡间官邸避风头。在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通过影子内阁为她的提议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角逐之后，她离开了那里到肯特郡去度两星期的假，她是该歇一歇了。休假第一天，她接到从保守党中央办公厅来的电话就不下五个；第二天她就回到了伦敦。回来后，她首先向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她的建议，然后拍成一部短片，作为本月底党派政治广播节目在电视上放映。
她提出的关于住房问题的建议似乎违背了所有关于非政府干预的思想原则，而她对这一思想原则就象塞尔斯顿军人旅战士一样笃信不移。她保证保守党将会把抵押借款利率降到9.5%以下；一次性买主在一定的最高限额下每储蓄二英镑将得到一英镑的拨款；使用地方当局地产三年以上的租户，将有全权勿需押金而用百分之百的地方当局的抵押借款以市场价值的三分之二来购买他们的住宅。工党把该建议斥为“玛格丽特的仲夏昏热症”和蛊惑人心的“选举诱饵”，断言到头它是不会实现的。10月10日那天，威尔逊决定进行投票选举。全体选民再一次抛弃了保守党，使它对前途所抱有的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哈罗德·威尔逊以微弱多数（但这一次则不受羁绊）重新执政。
在政界，与在其他领域一样，最高领导人必然要对事业的成败负最大的责任。两次竞选失败，保守党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们的领导继续留在那个位置上是否合适开始产生了怀疑。特德·希思没即刻退位。他太喜爱这个位置了，既然他已尝到首相职位给他带来的所有甜头，他就越发不愿意放弃党魁的职位。有一件事特别使他感到难过，即他将住不进契克斯官邸了。它是1918年费勒姆的李勋爵奉献出来的，是白金汉郡乡村的一座豪华的住宅，专供未来的首相居住，不管他属于哪党哪派。希思对它如此恋恋不舍有他的原因，以前的保守党首相通常自己家里另有一所类似的住宅，但是他这个来自布劳德斯蒂尔斯的语法学校的学生却没有。
对待其没有获胜的领袖保守党向来是相当冷静的，特德·希思向党内批评他的人进一步发起进攻，他宣称他原打算形成各党派联合，即建立“一个包括各党派的全国联合政府直到渡过危机”，如果这样，保守党本来可以赢得这次竞选的。
特德·希思的那些职位颇高的朋友和亲密同僚如卡林顿勋爵和吉姆·普赖尔劝他提出辞呈，认为这是他有可能再度当选的惟一办法，而且对他的批评也可平息下去。如果此法没有奏效，他们可以在某个不太持同情态度的人出来提出挑战之前，找到一个象威廉·怀特洛这样政见相同的人接替他的位置。但特德·希思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他深信在两次竞选中所坚持的政策都是对的，一旦烟云散尽，人们就可看清这些方针本来就是对的。
不仅在党内，在新闻界对接班人的推测也极普遍。被提名最多的是基思·约瑟夫，在希思政府里他曾担任健康和社会保险大臣。在那期间，他一直全神贯注于他那繁重的工作，只是当保守党被推到了反对派的位子上，他才得以对他和保守党在过去40个月内所做的事加以反省，并和他的党内朋友进行讨论。他曾说过：
“我感到我们全都被过于完美的愿望弄昏了头脑，我渴望尝试着学习已有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为什么德国人的那一套市场理论实行得这么成功……”“当希思先生在他的影子内阁里给我一个职位时，我请求他给我一个不管部大臣的职位，以便我能建立一个研究机构，专门总结西欧的经验教训，探讨它们何以比我们要富强得多。”
希思先生同意这个主张，于是建立了一个政策研究中心。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的新闻记者艾尔弗雷德·谢尔曼，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希思提名的该委员会的候选人亚当·里德利在这个机构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个中心很快就把工作重点从研究西欧转到开始尝试把社会市场理论的经验教训融化于英国自己的思想当中。1974年9月5日，在普雷斯顿的一次演讲中，基思·约瑟夫爵士第一次将货币主义的新经济理论引入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域，并为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所掀起的一场革命扫清了道路。
二次大战以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思想成了历界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他不赞成当时实行的降低工资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不赞成削减任何看得见的东西。他认为，只有由政府出面干预和弥补经济制度中的缺陷，通过财政措施和公开投资增加需求，才是减少失业和缩短萧条的惟一办法。而在另一方面，货币主义正如它的著名鼓吹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阐述的那样是回到19世纪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上去了，回到文明的自私自利的理论上去了。根据这一理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裁决者，如果法律得到遵守，契约得到履行，劳动分工和市场合在一起将产生最佳经济效果，而无需政府的任何干预。20世纪的货币主义是建立在与此极为相似的观点的基础上的。它的辩护者们说，通货膨胀起因于过量的货币公债；政府不应干预失业问题和生产数量问题，而应尽可能不介入经济和实业界。
基思先生在普雷斯顿的演讲中支持了这一理论，并把凯恩斯主义斥之为只不过是“一届届政府用来减少失业的一种办法，也就是通过赤字财政扩大总需求，其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并且也不能真正帮助失业的人们”。接着，他抨击了保守党财政大臣托尼·巴伯的通货膨胀政府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做法，他认为它们导致了目前的通货膨胀。希思先生没有接受这个观点。
那时托尼·巴伯已退出政界，特德·希思需要一个人接替影子财政大臣的位子。基思·约瑟夫是最适于做此项工作的人，但由于他的观点偏激，并且因为他是惟一对希思的领导地位造成明显威胁的人，他不愿基思·约瑟夫爵士充当他的影子内阁里的第二把手。因此，当希思在10月的竞选失败后逐步筹建队伍时，他选择了罗伯特·卡尔负责财政事务，玛格丽特·撒切尔则担任他的发言人，负有“财政立法和公共开支的特殊责任”。
这是严重失策。玛格丽特出任该职位时正值她的同事们在寻找某个人充当党的领袖的候选人，而她还要在那个位子上与工党就财政法案展开辩论，她还要克制自己，服众全局。
然而，不久特德·希思和1922委员会之间出现了不愉快的局面。实际这个机构建立于1923年，当时是因为某些保守党议员为把奥斯汀·张伯伦从党的领导职位上撵下台所举行的反叛，它现在的作用则是处理那些涉及后座议员利益的行政事务，并使他们的意见能传达到党的最高一层，引起党的领袖注意。委员会由经过选举产生的18个成员组成，由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1974年，爱德华·杜坎主持着该委员会的工作。10月14日，即选举后的四天，执行委员会在伦敦爱德华的家里举行会议，讨论议会复会之前的日常事务。然而到会议召开之际，党内不仅出现一些对特德·希思的领导的不满，一些后座议员还纷纷要求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采取些行动。因此当会议进行中间，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出乎大部分人（包括舰队街上的半数人）所料。那天晚上，当18名成员到达爱德华·杜坎的寓所时，尽管会议本来是秘密举行的，但他们意外地遇上了一大群记者，记者们都急于想知道是否又正在酝酿一个1922式的反叛。
出人意外的是，后座议员们只同意必须举行一次新的党的领导的选举，并不一定要把希思赶下台，而是想重新肯定他的地位，并平息对他的批评和骚动。杜坎被委派去向特德·希思解释这一情况，并于翌日回来向执行委员会汇报会谈结果。特德·希思对此很恼火，他一意孤行，从而失去了可能站在他一边的人，他简单地把整个这件事情看作是对他的背叛。
吸取了前一次会议的教训，爱德华·杜坎在米尔克街他任董事长的凯泽—厄尔曼商业银行里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将汇报与希思会谈的情况。报界又一次知道了这一计划，记者们带了照相机等在那儿，都以头版头条登着“米尔克街的黑手党”的标题，夸张地编造了有关倒希思的密谋。
这令希思更加恼怒。他拒绝执行委员会邀请他去面对面地讨论这个问题，理由是每届新议会成立后通常要改选执行委员会，因为还没有进行改选，他不准备就目前的领导职位作出安排。1922委员会在没有他出席的情况下提前召开了全体会议，会上讨论了他的领导地位问题，并改选了执行委员会，改选结果原来的成员一个都没有动，这种情况在执行委员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但希思把所有这些警告都当作耳边风，他坚信领导保守党非他莫属。
当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改革选举党魁的程序时（这一程序被希思在1965年用来推翻了它的缔造者），他没有预见到可能会出现任领袖不想离位的情况，因此保守党不得不制订新的规则。希思意识到除非同意这一行动否则会面临大规模的倒戈，于是便任命了一个由霍姆勋爵主持的10人规则制订委员会。赶在议会圣诞节休会前委员会拟出了建议，建议规定：保守党处于反对党地位期间，每年应举行一次新的领导选举；此外，如要在第一轮选举获得全胜，候选人不必领选15%的投票数，而只需领先15%的全体选举人数，也就是只要得276票就可以了。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希思同意，一待整个事情安排完就举行一次选举，日期定在1975年2月4日。
自10月大选保守党失败以后，谁将是这次党的领袖选举的候选人很自然地成了人们普遍议论的话题。基思·约瑟夫一开始就是呼声最高的竞争者。相当一部分后座议员支持爱德华·杜坎参加竞选，但由于他刚刚重新当选为1922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任务就是负责这次选举，这样情况明显地变复杂了。他是否适合作为候选人尚有疑问，因为他不赞成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有一、二个人包括弗格斯·蒙哥马利（他与玛格丽特同时进入议会并当过她在教育部时的议会私人秘书），提议让玛格丽特·撒切尔当候选人。她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她认为保守党是不会把妇女放到最高层上的，好几次在公众场合，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儿童电视节目“开船旗”上她这样说过。她还曾说：“妇女无论是做党的领袖也好，做首相也好都还是很遥远的事，我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一天的。”她选择基思·约瑟夫爵士为党的领袖候选人，并明确声明支持他。
然而，不久这种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在10月19日对埃奇巴斯登保守党人的讲话中，基思·约瑟夫引来了一个大麻烦。在讲话中，他倡议对较低阶层的女人——即那些在社会经济中处于四、五等级的母亲，她们由于失去工作，最不适于抚养孩子——应免费给予避孕药物以避免她们生育过多。他说：“我们的人口平衡和人种受到了威胁。”这番话使他威信扫地，声名狼藉。人们指责他在鼓吹“优秀人种理论”和想要发明“医治无产者的药丸”。尽管花了一个星期的功夫竭力进行解释，说明他讲话的真正含义以及他的话如何被曲解了，但是看来他再也没有希望成为保守党的领袖了。
有鉴于此，玛格丽特开始认真考虑毛遂自荐参加竞选了。但直到11月，基思先生说他永远不会参加竞选时，她才宣布参加竞选的打算。
玛格丽特是自己向特德·希思提出挑战争夺保守党领导权的决定的。她家里也没有讨论过如果她成功了将意味着什么，甚至也没讨论过她失败了将意味着什么，后者无疑将意味着她前座议员生涯的结束。这些玛格丽特没有细想过，她只考虑着国家的状况，考虑着保守党的状况，考虑着在她身边那些可能领导该党的人们的状况。她断定他们中没有人能够使这个国家向右转，她相信这个国家需要向右转。如果有人说她是在作世外桃园式的幻想，她会回答道：“我不想孤注一掷，但是有人会的。”
她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要挺身而出参加竞选的，她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我相信保守党人治理这个国家比任何人都出色。而我看到保守党正在急剧地向左转，似乎没有人具有我这样的想法和观点，而这对于我的国家是最为重要的。”
虽然玛格丽特觉得国家需要她，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几乎对她一无所知。无疑她在取消牛奶这件事上很不得人心，对于那些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人来说，她的一些讲话是令人难忘的，她的同事们也目睹了她勤奋工作和在处理细节问题上的能力，但对街头巷尾的普通人来说她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在《泰晤士报》上伯纳德·莱文这样评论她，说她与特德·希思完全一样，冷漠无情，“在他们两人之间选择由谁来担任党的领导，只不过是从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跳出来又跳进冰川一样没什么两样”。她肯定不是一个能燃起大众创造力的政治家。再者，议会两派中都有不少人认为她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中层的郊区居民，是一个智力平常的人。”
但是有许多人支持玛格丽特，他们看到了她身上所独具的东西。其中就有新闻记者和英国联合电视公司的舞台监督戈登·里斯，在繁荣时期后的好多年里他一直为公司推销电视录像。他还兼职为保守党作党的政治广播宣传，也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第一次遇见了玛格丽特，而且被玛格丽特的能力迷住了。他清楚地看到了玛格丽特正直诚实的品质和领导素质，而其他人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发现它们。他决定支持她帮助她竞选，向她提供宣传方面的专门技能和知识。那时有些人认为他此举是在职业上自毁前程。如果玛格丽特争夺领导权的努力失败，而希思又卷土重来，那末里斯就完蛋了。但他认为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具有巨大的威力和魅力，他不怀疑自己的直觉。
还有艾雷·尼夫，他也发现了撒切尔夫人具有特殊的才能，他是一位不太出名很受尊敬的后座议员，在1950年大选时玛格丽特第一次遇见他，那次他们两人同时被提名为候选人。当他在内殿法学协会弗里德里克·劳顿的法官议事室当低级官员时，他们再次相遇，1953年玛格丽特正在那里学习习惯法和刑法。他们从那以后结下了一些友谊，并且自她进入议会以来他一直带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她的举动。他原先支持爱德华·杜坎竞选党的领袖职位，但杜坎好几个月一直举棋不定，并于1月宣布他决定不参加竞选。事实上，如果他参加竞选并当上了党的领袖，他就不得不放弃他的银行，他不愿意这样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认为，对曾经发生在凯泽—厄尔曼商业银行的一起事件的秘密调查会给这位可能当选的首相带来麻烦，这些议论后来不幸言中了。1979年5月，一份贸易部的报告指控以杜坎为首的这家银行的董事们在1973年做的一笔在法律上是不合理和不完备的1700万英镑的货款。最后，他的妻子打破了这种犹疑状态，声称她不想要他参加竞选。在这个节骨眼上艾雷·尼夫转而支持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一大批相信其判断力的后座议员也跟着转向了她。
政治在任何时候都是丑陋的交易。一个政治家在为其地位拼命时，它就变得更丑陋了。1974年11月，为了一项提案玛格丽特再次处于被攻击的地位，这项提案的内容是提高老年人的收入使其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将他们的退休金再提高一些。那时，这项提案看起来完全不会招来物议。她还建议贮备高蛋白食品罐头，如大马哈鱼、沙丁鱼和火腿之类的。在几年内一周买一个罐头，因为它们能够长时间保存，而且这些东西将来一定会涨价。她说她自己已在这样做了。所有这些言论都刊载在一家叫《退休前的选择》的杂志上，鉴于丹尼斯次年要到退休年龄，他会见了该杂志的记者们。工党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一位漫画家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玛格丽特·撒切尔被堆积如山的罐头团团围住，这些罐头都是她从饥饿的领取退休金的人们的嘴里掏出来的。她在保守党内的反对者也利用了这一点，有些人在公众中进行煽动，他们说：“这里就有一个有力证据，证明她是如何脱离那些没有能力贮存大马哈鱼和火腿罐头的普通百姓。”在《旁观者报》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撰文评论说，整个这一事件叫人十分费解。一位叫塔利斯的先生在广播电台非正式谈话节目中传言撒切尔夫人在食糖供应短缺期间试图从他在芬奇利街上的商店购买大量的食糖。这原来是个彻天大谎。撒切尔夫人几乎从来没在芬奇利街上买过东西，而塔利斯先生也从没在那里做过生意。这些事搅得人心烦，但玛格丽特比她在教育部的那些日子里还要坚强地克制住了自己。她说：“他们搞垮了基思”（指他的埃奇巴斯登讲话），“但他们甭想搞垮我。”
在洛奇大院，也就是她在兰伯赫斯特高尔夫球场上的一套房间里玛格丽特与家人共度了圣诞节，并探望了住在奥丁顿附近的朋友，包括比尔·迪兹和他的妻子。比尔是来自阿什福德的国会议员，也是《每日电讯报》的编辑。他是讽刺杂志《私探》里一个题叫“亲爱的比尔”定期信栏负责收信的人，据说这些信都是丹尼斯·撒切尔撰写的。这些虚构的信后来被改编为一个叫“人人都求丹尼斯”的剧。两种改写脚本都提到了比尔·迪兹还是丹尼斯的一个重要的高尔夫球球友。玛格丽特在晚上不愿和丹尼斯的高尔夫球友呆在一起，高尔夫球甚至使她心烦，可竟有谣言说在她一生中恰恰有一次与丹尼斯在高尔夫球场上闲逛。每当谈话一涉及到高尔夫球的话题，她就离开。圣诞节期间他们常去拜访的朋友还有约瑟夫夫妇，跟他们在一起，玛格丽特觉得有许多话好说。
玛格丽特回到伦敦后不久，爱德华·杜坎决定不参加党的领袖竞选，并且明确声明他将投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票，这样他的很多追随者都转向支持她了。艾雷·尼夫以竞选经理的身份帮助她竞选，与他一起工作的有威廉·谢尔顿，后者是他在教育部工作期间的同事和副手。这场竞选就这样拉开了战幕，一开始艾雷·尼夫就竭力证明玛格丽特·撒切尔有许多最突出的可贵之处。在战争期间他训练过女间谍，他非常尊重妇女，赞赏她们的勇敢。他本人也极其勇敢，是第一个从考迪兹德国战俘营逃出来的盟军军官，然后他又潜回战俘营为其他逃亡者组织了一条十分成功的逃跑路线。在玛格丽特身上他看到（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她“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她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
然而，在1月和2月初的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拉选票的竞赛和使足够多的保守党人相信她的这些品质，还不在玛格丽特不得不考虑的范围之内。作为对财政立法负有特殊责任的影子内阁的财政事务发言人，玛格丽特有很多有利之处，她可以满有把握地否决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的财政法案。正是由于她对该法案的否决才真正使议会内外的人对她陡然大感兴趣，并对她刮目相看了。人们头一次开始认真看待玛格丽特·撒切尔争夺党的领导权一事。
11月，在她第一次就该法案发表讲话后，弗兰克·约翰逊在《每日电讯报》的政情栏上写道：“撒切尔夫人是第一个博得保守党后座议员欢呼的保守党前座议员，他们欢呼是由衷的，而不是出于骑士和贵族的期望心情。……撒切尔夫人让人们看到了她具有铁一般刚毅的表情，而她过去曾被说成是一个靠不住的、放荡的、歌剧式的女演员。”
她对主持这次辩论的社会主义者、百万富翁哈罗德·利弗辛辣地评论道：“获取钱有四种途径，即赚钱、挣钱、借婚姻谋财和借钱。真正体面的先生似乎都知道这四种途径。”
接着，她从利弗先生本人的财政问题转到了国家的财政问题。她说：“昨天，有人提议对违反社会契约的公司应该进行惩罚。但是相当令人费解的是，即一些雇主不是社会契约的一方，如果契约受到破坏却要受到惩罚，而那些属于契约一方的雇主反而不在惩罚之列。”
她说到这里转而又盯着希利先生，强烈谴责他在预算讲话中那番圆滑的议论，在那次演说中希利说，物质产品的积累不会带来幸福。她拿出一份报纸，里面有一篇文章引述了这位财政大臣的讲话，说他自己从不储蓄，而且不管何时得到钱，他就“出去为家里购置些东西”。听了这番话，希利先生跳了起来，要求指明这段引语的出处。“《星期日电讯报》。”撒切尔夫人回答道。于是希利先生颓然倒在座位上，尽管还一个劲地咕咕，也无济于事。
一月，离投票选举领袖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她又恢复到斗争的状态。她对工党提出的“资本转让税”法大加批判，该法对赠予、遗赠甚至赈济都课税。她再一次奚落希利先生，把他斥为第一个对善行加以征税的财政大臣。她说：“显然你不明白，你对私人生活实行征税，对经济甚至对整个自由社会实行征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翌日，希利为他的窘境进行辩解。他说：“撒切尔夫人象一个特权阶层的‘帕西娜拉’（‘帕西娜拉’，意为一种叫西番莲的花，这是给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共产党妇女辩论家起的绰号）出现在讲台上，她表明她已决定要看着她的党被称为少数富人的党，我相信她和她的党会对此后悔的。”
人们对什么事都不可能象进行人身攻击那样挖空心思。玛格丽特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说道，她开始本想说希利先生这番话还不够凭空杜撰的水平，虽然他显然已费尽心机。她接着说道：
“有些财政大臣是微观经济学家，有些是财政学家，而这一位则是十足的蹩脚货。昨天当他站起来讲话时，我们这一方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一个人对现行的税务知识和提交国会的提案的情况了解得如此少，居然还能当财政大臣，并还在为他的政府讲话。如果这样的人可以算是财政大臣，那末下院里随便哪一位都可以成为财政大臣了。我期望真正体面的先生至少在讲话时要注意实际，因为它会影响所有人，包括象我这样出身于根本就没有特权的阶层的人。”
这一讽刺达到了极佳效果，博得了她在议会里的同事们和新闻界人士的热烈掌声，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愈吵愈烈。这个时机再合适不过了，它使特德·希思相形见绌。原先那些认为她的挑战不屑一顾的人突然发现她是一个真正十足的威胁。正如弗兰克·约翰逊在当时所写的那样：“虽然我不愿冒使她动怒的危险而对她是否是真正的女性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还要说，保守党需要更多象她这样的男子。”
由于艾雷·尼夫的帮助和指点，从那次辩论起，她的声誉鹊起，艾雷·尼夫为她指挥着一场出色的竞选。每到礼拜天晚上，他、威廉·谢尔顿和基思·约瑟夫以老资格顾问的身份在弗勒德街举行的晚餐会上碰头。在那种场合，玛格丽特集候选人、女主人和洗碟工于一身。他们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在所有合适的场合进行接触。由于有在政策研究中心任职的艾尔弗雷德·谢尔曼及紧随左右密切配合她工作的戈登·里斯，他们有了自己一手操纵的宣传工具。
由于在柯宗街的那些年里受到过新闻界的猛烈攻击，所以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舰队街本来并无好感，但她无需别人告诉就明白，现在多么需要与新闻界保持良好关系。在早些日子，她因她的服装风格（她爱穿“小黑上衣和戴珍珠”）而受到攻击，还被人画了一张题为“保守党女人”的漫画，为此她大发雷霆。一天晚上她在卡尔顿俱乐部的晚餐上作客时反驳说：“真见鬼，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该戴这些珍珠。”保守党通讯组的成员龙尼·米勒说道：“撒切尔夫人，如果你上电视台说那番话，你就会使全国为之倾倒。”
“哦，你这样想吗？”她这样说道，但她对这一建议从未当真过。
舰队街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编辑们同她在国会里的同事们完全相同，对一个妇女领导保守党表示怀疑。另外，他们大部分人是特德·希思的忠实拥护者。因此，她不得不在他们身上下一番功夫。她邀他们共进午餐，与他们面对面交谈，阐述她对保守党的看法和关于英国在经济上恢复自立的想法。她讲话直截了当，语言简朴，这种方式在政治家们不常见。她身上结合着女子的外表和男子的头脑，这就使她很有诱惑力。就是在伦敦的午餐上，在戈登·里斯召集的一些会议上，她争取到了最重要的支持者。
她到处游说的纲领是：政府为人民而存在的。1月，她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保守党之我见》的社论明确阐述了她的远见，她承认保守党两次竞选失败是集体的责任，她说道：
“我毫不否认，我们使人民感到了失望，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有成就的政府能够赢得选举，有着深得人心的政策的政党也能够赢得选举。我们失败了……，然而我们从经验中得到了两个教训：第一个就是从长远看，最可怕的敌人是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第二个是，我们再也不能让宏观经济学的偏见和工业的增长蒙骗我们，使我们看不见普通百姓和各个生活领域里的日常问题。在我领导下的保守党将毫不掩饰其信条，即个人自由和个人致富成名；维护法律和秩序；广泛地分配私人财产；对苦干、技能和节约给予报酬；多样化的选择和维护地方社区的权利。”
在投票的日子即将到来时，又有休·弗雷泽出来参加竞选。当时他与一位历史学家兼作家安东尼娅·弗雷泽女士结了婚。他丝毫没有领袖才能，但却是一位声望显赫的老资格后座议员。可是，他的确为所有想赶希思下台的人提供了一个选择，而使他们不再不得不去投一个妇女的票。
2月3日，就是在第一轮投票的前一天，玛格丽特的前途看上去还不甚乐观。全国70%的保守党普通党员据说支持希思继续留任党的领袖；在议会里，支持人数还不太确定，但是在那天晚些时候，霍姆勋爵，就是10年前被特德·希思赶下台的那个人，最后还是支持了他，这就给他的事业增加了相当重的把握。除了基思·约瑟夫和另一个人想中立而外，整个影子内阁也都跟从特德·希思。
第二天，在14号委员会房间，希思投了自己的一票，他充分相信他会获胜。他的竞选经理们告诉他，他得票可望在138和144之间，这个票数可使他在第一轮里稳操胜券了。玛格丽特一方始终表现得很审慎，她本来认为双方票数会相等，人们告诉过她双方票数会各在122票左右。
在中午投票开始后不久她也去投了票，然后去了伦敦的商业区出席一个工作午餐。回来后到艾雷·尼夫在下院的办公室里紧张地等待着投票结果。特德·希思则神情轻松地在他沿走廊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候佳音，他的老朋友奥廷顿勋爵陪着他。投票在3:30结束，到4点，爱德华·杜坎从委员会14号房间走到外面的走廊里，此时走廊里到处是议会记者闹哄哄的声音。他宣布投票结果：玛格丽特·撒切尔——130票；爱德华·希思——119票；休·弗雷泽——16票；11票弃权。
玛格丽特喜出望外，特德·希思更为震惊，他说：“的确，我们完全搞错了。”并开始着手起草辞呈。但是人们还弄不清楚，哪部分投她的选票真意味着明确支持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哪些是只要不投希思，随便投什么人都可以的。她没有让自己长久地陶醉于成功之中。第二轮投票一星期后就要举行，既然不再存在败给希思的危险和随之而来的报复，因而也就不知道会冒出多少候选人。例如，前北爱尔兰保守党书记，现任保守党主席威廉·怀特洛是希思虔诚的支持者，希思参加竞选的时候他曾经拒绝参加竞选，但现在他认为他有责任站出来参加竞选，以望维护希思式的传统。要求出山参加竞选的人还有：前任副检察长和左翼“弓集团”的主席，希思政府的前价格大臣杰弗里·豪；曾做过特德·希思的私人助手的吉姆·普赖尔；议会影子领袖约翰·佩顿；莫里斯·麦克米伦和朱利安·艾默里曾似是而非地的考虑过一段时间，但最后决定不参加竞选。
两轮投票相隔的这一周十分难熬，玛格丽特心急如焚，盼着等待期快点结束。一些原来支持希思的人现在投靠到她这一边来了，这些人中最有影响的是诺曼·圣约翰—史蒂伐斯，一位她在教育部时派头十足的第二号人物，他曾经称她是“神圣的玛格丽特”。现在他是影子内阁主管教育的一位同僚，他宣布支持玛格丽特，因而吸引了一大批党内温和的中间派，冲淡了玛格丽特作为一名极右翼分子的形象。
这个周大家都相安无事，有点叫人奇怪，没有出现以前在投票之前对候选人进行人格诋毁的事情。竞选在伊斯特本举行的保守党青年会议上达到了高潮，在会上玛格丽特和威利·怀特洛都应邀讲话。在此期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争取支持者的游说活动。由于有四个候选人参加竞选，下院的所有走廊都被忙乱的工作人员占满了，小心翼翼地劝说那些尚末做出决定的人往哪一方投票。一位年轻的国会议员后来评论道，他希望投票一直能持续到第100轮，因为在他一生中还从未应邀出席过这么多的宴会。
玛格丽特除了繁重的竞选事务，还要忙于财政法案问题，它正处于委员会讨论阶段。她为这一法案发奋地工作着，并赢得了所有与她一起工作人的尊敬。经济是她最熟悉的一个领域，她能掌握和理解这里面最复杂的细节。
但同时，除了领袖选举之外，卡罗尔正在参加伦敦大学的法律期终考试。玛格丽特十分忧虑她的领袖竞选活动很可能对她的女儿产生不利的影响。她的财政法案督导是塞西尔·帕金森，七年后他当上了保守党协会主席，是她最信赖的内阁同僚之一。每当夜间他们俩都工作到很晚时，他就会驾车送她回家。他惊奇地发现，她刚刚还深深埋头于法案的一些复杂的数字和事务之中，转眼间又突然变成了一位多愁善感的母亲了，为她正在考试的女儿担忧。
终于盼来第二轮投票日，对撒切尔全家来说这是严峻的一天。卡罗尔还有两门考试，她坐在弗勒德街她家的厨房里，她承认她对两门考试感到十分紧张。
玛格丽特说：“你不会比我更紧张，我现在紧张得很。”
卡罗尔问：“你认为你能获胜吗？”
“我不知道我能否获得多数票。”
那天傍晚，在三小时的考试结束时，一位监考人走到卡罗尔跟前问道：“你知道投票结果吗？”
“不，”卡罗尔忿忿地回答道，“我当然不知道，我刚花了三小时聚精会神于衡平法上。”
“你妈妈获胜了，她得了146票。”他安详地说，而她激动不已。
玛格丽特的胜利使家人难以置信，他们对第一轮的选举结果感到意外，而对这一轮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此，当消息最后在4点从委员会的房间传来时，他们就如同一周前那样全都张口结舌。选举结果是：玛格丽特——146票；威利·怀特洛——79票；杰弗里·豪——19票；詹姆斯·普赖尔——19票；约翰·佩顿——11票。正如诺曼·圣约翰—史蒂伐斯所说：“这不是在选举，这只是在走形式。”
这也将名留青史。玛格丽特本人是从艾雷·尼夫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她这一次又是在他议会里的小房间里等候着，心情忐忑不安。他进来时说得非常简洁：“情况很好，你当上了反对党的领袖了。”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所有这几个月来为之努力工作的人，所有仔细研究过民意测验、用演说和文章协助她竞选、在威斯敏斯特的走廊里来回奔走寻求支持、彻夜不眠运筹帷幄的人都一片欢腾，一切都结束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来自格兰瑟姆食品杂货商的女儿，奇迹般地征服了这个沙文主义味道最浓的幕后权势政党，甚至很多年前她就雄心勃勃地认为这一切终会成为现实。
竞选活动结束了，而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她立刻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为紧接而来的记者招待会写一些发言稿。她对从威斯敏斯特大厅拥进下院常设委员会会议室的报纸、电视和电台读者们说：“对我来说这如同是一场梦，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一名字居然能列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和爱德华·希思之后，他们每个人都使工作带有自己的领导风格和鲜明特征，而我要以谦虚和献身精神从事我的工作。”然后她向所有帮助过她的人致谢，并说道：“在与四个有希望当选领袖的人进行公开的竞选中多亏了这些人的支持。我知道他们四人会失望，但我希望我不久就会跟他们像同事一样为我们共同追求的事业并肩战斗。还有很多事有待去做，我希望你们能给我充分的时间来认真地、出色地去完成它们。”
卡罗尔当晚冒雨从大理石拱桥走回来，一路上脑子里尽想着已发生的大事，当她到达弗勒德街时，她家已被人群层层围住。到处都是携着相机和闪光灯的人，等待着玛格丽特回家，他们一直守在那里。那晚在19号公寓是没法睡上一觉了，于是一家人避开人群，悄然离去，到31号公寓与邻居们度过了那个晚上。
卡罗尔幅地第二天上午还有考试，匆匆看了一下电视上播映的记者招待会就上床了。午夜过后，玛格丽特终于回到了家里，并来到卡罗尔的房间说了一声晚安。她容光满面，一对蓝眼睛熠熠闪光。清晨的那种紧张神情已一扫而光，那时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将来就取决于此次选举了，现在这一切都抛诸脑后了。这个现实是多么严酷，要么应有尽有，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成为保守党领袖和可能的首相，要么就当一辈子后座议员。结果，这一切全都有了。
在保守党领袖竞选阶段，看到玛格丽特有可能取胜时，一群工党议员在下院的吸烟室里议论开了。一位说道：“如果她赢了，那对工党是一条再好不过的消息了，我们将永远稳坐权力宝座了。”这群人中有个比较了解她的人说：“你大错特错了，那个女人是非常能干的，她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富有活力的女人，她是一位最出色的男人。
要人们赞同她的说法，让大多数公众看到她并不是漫画中的那样，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有大量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要去做。但首先，鉴于领袖选举已结束，玛格丽特必须着手物色一批人去领导。最首要的就是如何对待希思这个棘手的问题。她还是象11月决定与他竞选时那样谦恭有礼地拜访他，但他则很无礼地对待她。在这段时间，她顺便去了一次他在威尔顿街的宅邸，她去时没有使用公家车子和司机，因为他还未交出来。她告诉他要在她的影子内阁里给他一个职位，他也没说一声感谢（至少她认为是如此）。特德·希思声称她从未表示要给他一个特殊职位。另外，据说有这样一件事，玛格丽特拜访希思，而希思却不见她。据说，她到了他府上，被引入底层的候客室，而特德在楼上不下来，把她晾了好久，直到她等不下去站起身来告辞为止。
无疑，希思对自己的下台感到异常痛苦。这次竞选失利是件十分丢脸的事，更糟糕的是输给了一个女人。而且竟输给了他最不能容忍的一个女人。她明白，他十分妒嫉她，毫不在乎公开对她表示冷漠。他是一个十分冷酷的人，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玛格丽特曾经说当她与特德在一起时，她觉得她仿佛不是在同一个男人说话。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两人碰在一起都感到十分尴尬，特德这时就会回到后座议员的席位上独自沉思，一心一意坚持对自己的自责。但不出几个月，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后任超过了他。
在议会和私下场合他会诋毁她，但有好多年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那一天，即投票后第九天，在伦敦欧罗巴饭店她被保守党全体通过正式任命为党的领袖。希思这时特意安排在西班牙度假。他发来了一份电报，在电文中，他尽量使措辞听起来显得彬彬有礼。这分电报由黑尔沙姆勋爵宣读（他曾提出一项动议，接受玛格丽特为党的领袖），电文中写道：“被选到这个职位上来并能在这个职位上为党服务，是莫大的荣幸。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党，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问题，克服它们不是件简单和轻而易举的事，而且需要有解决它们的智慧和决心。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两者兼而有之，我真诚地希望她获得成功。”一年以后，当他在电视采访中被问及他是否想对他的后任说说好话时，他答道：“当她成为党的领袖时，我祝愿她能取得成功并且希望她事事如意。我想没有人能够做比这更多的事了。”
特德那时讲这番话是言不由衷的。他拒绝了在她的影子内阁里给他的职位（或机会），当时有22个位置待补，她首先想到的人就是他。她清楚地知道她的长远需要是什么，但玛格丽特毕竟还缺乏政治经验。同许多人一样，她只是在好几个部的较低职位上调来调去，而从没有在内阁里担任过如财政大臣、内务或外交大臣等重要职务，通常这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领导人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确实，她曾经勉强成为内阁中的一员，后来又当上了教育大臣，但这在仕途的阶梯上只是极小的一级。毫不足怪，她对大干一番缺少自信。
她对保守党仍心存警惧，当她对最高层的大多数人用不着顾虑过多时，她认识到现阶段她需要他们，因此她聘任了一大批特德·希思的老朋友。她深深体晤到，如果敌人站在你能看得见他们的地方，那对你危害最小。
于是保守党第二把交椅就轮到了威利·怀特洛来坐。他是希思所有盟友中最亲密的一个，并且在投票选举中是她的主要劲敌。怀特洛反对玛格丽特是因为他感到她太右了，太教条主义化并对人民缺乏感情和同情心。他也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让妇女占居最高领导岗位。但竞选失败后，他表现出一付象前苏格兰的士兵、军官和绅士那样的风度，行事体面而又恰如其分，玛格丽特是通过合法程序获胜的，他把与她和睦共事和服从党的领袖看作是他的责任，就象他对以前的上司那样。他说：
“如果你坚决要保守党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且你想为此作出一份贡献，惟一的方法就是跟随领导这一事业的人。你想通过自行其事或老是与他们意见不和来达到目的，那是办不到的。如果你手中握有权力并且有地位，那么你就得跟随他们把这一事业推向前进，任何其他非分之想都是无济于事的。”
同时，玛格丽特也把自己的支持者拉进影子内阁。基思·约瑟夫成了影子内阁里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简要介绍政策及研究情况；艾雷·尼夫，她委派他组建影子内阁负责北爱尔兰事务的部级机构。此外，她觉得在还不太稳定的初期需要有另一位妇女安插在影子内阁里，于是萨莉·奥本海姆被请来负责消费事务。
艾雷·尼夫成了她的主要参谋，特别是关于谁应担任什么职务，他还负责建立她的私人办公班子和吸收谋士。正是他，建议对她已接管的保守党中央办公厅进行改组。保守党全国协会主席传统上是由党的领袖担任的，并且在这位主席手下工作的班子就成了领袖的雇员，为推行那位领袖的政策而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这位新领袖的政策与她的前任们大不相同，她势必要在史密斯广场实行大扫除。玛格丽特始终感到解雇人员是项最棘手的工作，这会令人非常不快。她此刻对艾雷·尼夫更依赖，远远超过了其他最高层官员和以桑尼克罗夫特勋爵为首的新盟友。
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曾在丘吉尔和麦克米伦领导下工作过，因不赞成麦克米伦的经济政策而退出了他的内阁。他已弃政从商，除了在实业界担任一些零星职务而外，他还当上了福特信托商行的董事长。他的副手是安格斯·莫德，过去也是某个内阁的成员（即1966年特德·希思组建的影子内阁），他也和他的上司政见不和。玛格丽特把副主席这一职位给了巴罗尼斯·扬，她是来自牛津的一位老相识，大学毕业后在牛津地方政府工作多年；她还是艾雷·尼夫的密友，在阿宾顿选区他们拥有的选民数非常接近。1971年，她被封为终身贵族，在作为希思政府的督导在上议院一直很活跃；后来她当上了国会副秘书，她在这个职位上也渐渐认识了桑尼克罗夫特勋爵。戈登·里斯经被说服辞去了在公司的职务而担任党的专职宣传主任。
同时，七位重要官员被撵出了中央办公厅，其中包括一位掌管财务的人，研究机构的一位领导和总局局长。在史密斯广场这样大幅度地减员，引起了某些保守党控制的报纸的不满。《泰晤士报》这家拥戴希思为党的领袖的报纸称它是“十足的傻瓜行为”，但在左翼杂志《新政治家》工作的艾伦·沃特金斯则高兴地评论道：“那些靠恩赐官职生活的人必将因此而失去饭碗。”
剧作家罗纳德·米勒先生侥幸逃脱了这次清洗，并有点得意，他胆小怕事，自1969年以来一直以无报酬的自由作家身份在希思手下为党提供咨询和撰写演讲稿。他与希思手下的全部人马，如托尼·巴伯、威利、怀特洛和卡林顿勋爵都过从甚密，并在最后几个月里与特德本人形影相随，为他撰写竞选讲稿并在电视中出场协助他竞选。
在仕途目标还非常遥远时玛格丽特不需要专门撰写讲稿的人，但作为党的领袖就不同了。另外，她不得不径直接替特德发表原先是为他安排的演讲，有一次，这类演讲稿在她当选后一星期按约定时间撰写好，并正式交给她，她立即打听是谁为特德写这篇稿子的，尔后说道：“我最好还是见见这位先生。”于是，她召来了龙尼·米勒，他此时对究竟效忠于谁还犹豫不决。他非常敬重特德，但他最后还是作出了决断，他觉得当初为希思工作首先并不是出于他强烈期望要跟希思走并为他效力，而是因为他实在容忍不了哈罗德·威尔逊。他感到如果他打算继续在英国生活，就必须为此做些什么事。所以，这并没有什么冲突，他首先得对保守党效忠。于是，他到下院的影子内阁领袖的办公室去拜会了撒切尔夫人。
谈话的气氛异常谨慎，双方都对对方满腹狐疑。龙尼离开时答应试试。谈到的这篇演讲辞是党的五分钟政治广播节目的内容。龙尼那时到海参凯特剧场看一场戏的排练，他坐在灯光渐暗的正厅前排座位，一边看着演员们的彩排，一边想着怎么为撒切尔夫人写。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再一次出现在玛格丽特面前，把他写好的讲稿交给她时，会谈同样是小心翼翼的。龙尼把演讲辞念给她听，他说政治家们往往有以奇怪的方式念东西的习惯。演讲辞结尾引用了阿伯拉罕·林肯的话：
你不可能用阻止节俭来促进繁荣，
你不可能用抑强来扶弱，
你不可能用攻讦名流来帮助强人，
你不可能用损害雇主来帮助雇工，
你不可能用煽动阶级仇恨来促进人类的兄弟关系，
你不可能用消灭富人来帮助穷人，
你不可能用借债来建立可靠的安全，
你不可能用花多挣少来摆脱困境，
你不可能用夺去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性来锻炼人的骨气和勇气，
你不可能用永久代劳别人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事来帮助他们。
玛格丽特不露声色地静静听着。当他念完时，她什么也没说，俯身从脚边的旅行包里取出一个手包，从手包里取出一个皮夹子，从皮夹子内夹层取出了一张破损发黄的纸，上面写的就是刚才他念的阿伯拉罕·林肯的那段话。她把那张纸递给龙尼，说道：“不管我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它。”
就这样，他们的友谊就在这种默契中开始了，从此以后，龙尼·米勒一直很受宠。1980年他被册封为爵士。玛格丽特从1975年2月当上反对党领袖后的第一个私人约会，就是带着全家去观看他编写的一个话剧的首场演出，这出戏就是他在海马凯特剧场为玛格丽特撰写第一篇演讲稿时排练的那个。话剧结束后，他们都去安那贝尔夜总会，马克是该俱乐部的成员。玛格瓦特说在那里他们能够交谈一下，显然这是她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光临夜总会，那里的喧闹震耳欲聋。
龙尼只负责撰写重要的演讲稿和会议谈话稿，日常的政治演说稿都是那些主管玛格丽特私人办公班子的人物色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撰写的。这些人中有一位叫理查德·赖德，他是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尼夫的朋友，在《每日电讯报》“皮特巴洛专栏”工作，他还吸收一些同事提供演讲稿。玛格丽特总要在四篇或五篇演讲稿中挑选出一篇以满足某种特殊需要。她总要念念这些稿子，挑出一篇她喜欢的，然后唤来作者一起进行润色。她从来不独断，一切事她都征求艾雷·尼夫的意见，并经常请教其他同僚，如利昂·布里顿，安格斯·莫德和吉姆·普赖尔，她很易受他们的影响。
此时玛格丽特是在反对党领袖的办公室里工作，这间大办公室离国会的会议室不远，能够俯瞰到下院的停车场。她立刻着手对办公室进行装饰，尽管她已选好了配色，但是没有时间去亲手刷。她搬进了一些享受物品，一张玻璃面的咖啡桌，几把舒适的椅子和一盏黄铜台灯。她的秘书艾莉森·沃德迁进了与撒切尔夫人办公室相邻的房间，她与卡罗琳·斯蒂芬斯共用这间办公室，后者是那些以前为特德·希思工作而后被玛格丽特收留下来的人之一，卡罗琳后来嫁给了查德·赖德。
还有一个人必须留在反对党领袖身边，就是公家派的司机乔治纽厄尔。他在特德·希思不平静的仕途生涯中伴随他近15年。这位大臣或影子内阁大臣与他的司机的关系很密切。他从早到晚，上班回家都在希思身边，随叫随到，有时半夜三更还要出车。由于司机都是公家雇来的，所以他们晚上必须把公车开到车库并且自己想办法回家。第二天上午他们很可能还要在9点或更早一点去单位值班。一些能体贴人的大臣们往往让他们的司机晚上早一点回家，如果议会会议要开得很晚，他们就不坐公车回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这样关心人的，但特德很照顾他的司机，如果他使乔治等得晚了，他总是对他表示感谢。结果，乔治对希思异常忠诚，当他离开领袖职位时他感到非常难过。
然而，不出几周他就完全效忠撒切尔夫人了。他和他的妻子梅住在萨登汉，他们没有孩子，因此玛格丽特很过意不去常常使他与妻子分开，尤其是在周末。如果她外出旅游或参加某个盛大集会，她总是把献给她的鲜花中最漂亮的一束送给乔治，让他回家带给梅，并为留了他那么长时间表示歉意。
由于工作需要，她也受到了警察保护。由于玛格丽特很会体贴人，她很快就赢得了警卫部门对她的尊敬。她总是以慈母般的口气询问他们的妻子儿女的情况，况且，与多数也会问这类问题的政治家们不同，她总是让人听起来她确实对他们的回答很感兴趣。在她受到保护和配给司机的那些年里，没有一个人要求调换工作。
尽管她赢得了自己的私人圈子对她忠诚，但这还不够，她还要做大量工作以在国内消除她原来给人那种“声音圆润”的保守党人的不幸形象。在戈登·里斯的促动下，她对自己社交场合的外表形象整个地进行了一番改变。她的嗓音是她最大的敌人，她经常说起她对能去掉林肯郡口音感到幸运。她不愿意说自己的家乡音，只是有时在别人要求时才用她的老口音说一些话。但是她改变口音后说的话听起来有点不自然，没有人会对她说不自然，而只是说在对公众讲话时她的音太高，有时听起来很刺耳。她很有把握地答应改进她的发音。通过龙尼·米勒在戏剧界的关系，她在国立剧院请了一位老师上语音课。经过训练，她的音便降了下来。
她的穿着又是一个问题。她一如继往，从来都是那个“小黑衣配上珍珠”的穿戴风格，在她在教育和科学部工作时这种穿戴颇受讥讽。由于现在不得不安排一些社交活动，她需要较多的供活动用的全套服装，还需要有人来指导她一般在什么时候应穿什么衣服。于是她的朋友吉尼埃弗雷·蒂尔尼给予她很大帮助，她与蒂尔尼一起当上了全国妇女委员会的并列主席。她们俩试了一些理发师，化妆师和时尚的制衣坊，她至今还从那里购置成衣。
那时她的头发染成了淡黄色，数年前在法学协会她头发开始灰白时就这样做了，她强烈感到每个妇女都应这样做。她的格兰瑟姆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威克斯泰德（娘家姓是古德里奇）在分别数年后头一次见到她时，玛格丽特·撒切尔惊叫道：“你那漂亮极了的红头发究竟是怎么啦？”
“白了。”玛·威克斯泰德直率地答道。
“那你得染一染色。”玛·撒切尔说。
“哦，我怕费事。”玛·威克斯泰德说。
“你要染一染头发，”撒切尔夫人强调说，“你要染一染。”
玛格丽特虽然有少数碰在一起无话不谈的密友，但谈到衰老也是讳莫如深。她也担心染上中年常见病，如子宫切除之类。她怕她的脖颈暴露了她的年龄，并开始穿高领衣和戴蝴蝶结领结。她还感到她腿上患了静脉曲张病。最使她恐慌的就是某种女性的虚荣心，就象她害怕没有合适的鞋子与衣服相配一样。
担任领袖就意味着大量的旅行，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从前，玛格丽特却难得如此。她曾随英语世界联合会去美国作旅行讲座，出席过在巴哈马举行的英联邦议会大会，并与一批国会议员访问过俄国。然而国外对她来说仍旧是陌生的，有很长一段时期，她一离开祖国就失去自信心。在国内她也逐步增加了旅行次数，在选举的那些日子里，她去英格兰和苏格兰北部工业区进行穿梭旅行，人们曾认为她最不关心这些地区。然而她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无疑这部分是由于她作为第一个妇女领袖给人带来一种新鲜感和好奇感。在1975年剩下的时间里她对整个英国进行了12次旋风式旅行和几次出国旅行，她去了卢森堡、法国、德国、罗马尼亚、加拿大和美国。
在国外玛格丽特感到紧张有两个原因。第一，她从未担任过外交大臣，保守党领袖通常都要任此职，她对外交事务所知甚少。她的长处一直是在经济方面，她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第二，她不像她的那些在公立学校受过教育的同事们，他们在学校学过几种语言，而且他们大都在欧洲大陆渡假日，她对法国的了解都极少，毋庸说其他方面了。在她结婚之前，她还没有到过英国以外的地方。
但是，她自身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即她是一个妇女，因而吸引了国外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美国，那里的妇女运动远比任何国家都要声势浩大。玛格丽特对女权主义从来就很少了解，当问到她是否把她的成功至少部分归功于妇女解放时，她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正如她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有些人远在妇女解放被重视以前就取得了成功。”她还进而说道，所有她截今为止遇到过的政治领袖“都把我看作一个政治家并且公事公办地一起相处”。至于她恰好是一位妇女这一点，她则说，“这从未影响我或分我的心。”这与实情不尽相符，玛格丽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自己是一个妇女，她尽情领略人们对她的刮目相看和赏识。她喜欢人们吹捧她，喜欢打扮、服饰和珠宝，她很注意她的体重和发型。总之，她喜欢人们说她长得美丽，但这只是在适当的场合，而不是在她开始谈公事的时候。
虽然工作繁忙，但她仍坚持通过合理安排和早作计划与家人见面。她立了一个规矩，马克和卡罗尔放假期间她决不外出旅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她继续以家庭为中心安排所有社交活动。艾莉森·沃德为她处理日记。丹尼斯在伯马也有一个能干的秘书叫菲利斯·基尔纳，她与丹尼斯在一起有25年了，精心照顾着他的生活。什么时候在伯马的宴会上需要撒切尔夫人出席她会提前几个月告诉艾莉森，而艾莉森同样也预先通知菲利斯什么时候在某个场合需要丹尼斯出场。1975年，已届花甲的丹尼斯从伯马退了休，他带回了一辆劳斯莱斯轿车，为了避免闲话，他没有开这辆车，这车仍旧停放在下院的地下室里。
玛格丽特担心丹尼斯退休，她曾经说：“我不知道丹尼斯退休后我能做些什么，他不能退休，他必须找别的工作做。”事实上，他的确在继续工作，他留在两个公司的董事会里当非行政性董事，并在“奇普曼”化学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因此她的忧虑暂时减轻了些。但是他退休也有好处，即当玛格丽特需要他的时候，他陪伴她可以更方便些，而且再也用不着每天清晨6点30分就疲于奔命地坐车赶到斯威顿。
他们在洛奇大院租的一套房间在此时期满了，到期了，撒切尔夫妇搬出了高尔夫球场的住处，安全人员觉得那里不安全。他们迁进了附近的斯考特尼城堡的一套住宅，这是国家所有的信托财产。斯考特尼城堡是一座富丽堂皇的住宅，宅内弯弯曲曲的车道两旁排列着杜鹃花和树木，住宅周围是数英亩装点得十分漂亮的花园和农场，四周空地上有14世纪城堡的断垣残壁。在国家信托机构接管这所住宅的所有权之前，它是属于赫西家族的，并且克里斯托弗·赫西太太仍住在这所住宅的主要部分，管理着周围的农场，每天晚上喂喂天鹅。
由于这是国家信托机构的财产，所有时间这一场对公从都开放，因此安全仍是不完善的。但是这里主要是给丹尼斯图清静的地方，这儿远离伦敦和政客们。在领袖竞选后，他当即告诉记者：“人们说我是个总躲在最暗处的丈夫，我喜欢这样，避开围着我妻子的闪光灯。”他以后也信守了这一诺言，他认识到只要他一接受某家报纸的采访，他就有义务满足其他各家报纸采访的请求，因此一概不理是最好的办法。只有一次他破了例，但专谈生意，闭口不谈他的私生活，也绝不涉及政治。这是件好事，因为丹尼斯·撒切尔以极右翼而著称，他的言谈中间也暴露这种观点，有他私下所说的话把撒切尔夫人都吓坏了。
卡罗尔通过了法律考试，她可以在家里尽情呆着。她不像她的哥哥，而是避免招摇，她一直觉得作为撒切尔夫人的女儿不太自在。玛格丽特则坚持，即使不想开业当律师，卡罗尔也应取得律师资格，这包括有一段时间半工半读当职员。她征求住在怀特岛时的老朋友约翰·斯特宾斯的意见，他认为卡罗尔应该跟某个律师当学徒，但指出可在全国任找一个地方从业，撒切尔夫人和斯特宾斯两人选定了奇切斯特。
玛格丽特始终在劝卡罗尔先去上大学，她认为一个学位是谋取一个好职位的必要前提。她也希望马克上大学，然而却为他选择和安排进了丹尼斯的一个朋友经营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学习财会，丹尼斯本人也受过这种职业训练。马克的第一期结业考试还勉强及格，但以后屡屡落榜，玛格丽特对此极为焦虑。对摩托车比赛马克津津乐道，两年前他与两位朋友一起建立了他自己的摩托车队，他起名马克·撒切尔赛队。开始，似乎有人准备给他一些车，这使玛格丽特既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心，又怀疑他的一些捐助人和他们的动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驾驶记录证明他技术还不够到家，那些英国的捐助者退场了。马克尝试在其他地方找人，于是他找到了日本。
对汽车玛格丽特本人从不感兴趣，她把它们看作只是从甲地到乙地的旅行工具，而且仅此而已。当丹尼斯拥有一系列时髦的汽车时，她在过去的20年里也就只有两辆，一辆是旧的蓝色的福特—安格丽亚牌汽车，帕迪·维克托·史密斯驾驶过这辆车；当这辆车使用期满后，她买了一辆小巧玲珑的白色的沃克斯霍尔—威瓦牌汽车，当卡罗尔外出去奇切斯特时她就把这辆车给她了。
尽管她作为反对党领袖在工作上有麻烦事，但乃是一个好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十分关心，即使他们已完全长大成人也是这样。当卡罗尔出门去奇切斯特时，玛格丽特对她住的宿舍是否冷、是否有足够的食品、是否缺钱花等挂心。一次，玛格丽特参加了电台第四台举办的“提问”节目，那天正从中部地区向南旅行，她没有车回家，只好计划坐火车。一位同她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成员让她搭车到赫特福特郡，并请她到家里喝了一杯茶，之后又借给她汽车和司机送她回家。她要求把她送到一条主要干线上的铁路站，因为卡罗尔预定在凌晨1点30分坐火车到达那个站，她想在那儿见见她。
10月保守党大会是玛格丽特当上领袖后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要么一举扬名，要么威信扫地。她已使半个欧洲和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相信她是一位保守党称职的领袖；她已给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国务卿享利·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总是十分自信地说：“我认为我作为一个领袖已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承认，但是有人说我在这个领域里永远不会被承认。”但在英国选民的眼里她仍是一个好事者，一个冷漠的、做作的和不可接受的右翼分子，这次大会正是改变这种印象的一个大好时机。大会还是在海滨城镇布莱克浦举行，会议开了一周，整天在会议大厅里作演讲，接着是在小房间里开分组会，应酬和一些小会，一直进行到很晚。最后是招待会、聚会、宴会和舞会，直至深夜。这一周，记者们也在该城安营扎寨，电视采访小组还安排了采访室。这样，每天的每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这是个闹哄哄的、使人精疲力尽的一周，会议最后在星期五上午以党的领袖发言而告终。
在大会代表当中特德·希思仍是一个宠儿，他比玛格丽特晚一天到达。当他步入冬季花园的主厅时，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他明显想回避坐在讲台前面的一张张新面孔。当晚，在酒吧间与两名新闻记者饮酒时，他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基思·约瑟夫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两个狂热分子，他们会损害这个国家并毁了保守党。他讲了这番话后，深信第二天一早报纸会把他的观点刊登在显著位置上加以报道，他便先发制人地来了一通否认，然后就返回了伦敦。
在星期五大会闭幕时玛格丽特的演讲事关重大，这个演讲只能成功，不许失败。随着那周一天天地过去，她变得越来越忧郁。讲话稿已由政策研究部门的两个成员：亚当·里德利和克里斯托弗·帕顿写好。然而发言日期临近时，她决定唤龙尼·米勒前来浏览一下。他接到电话后及时赶到了布莱克浦，他说他不太喜欢这篇讲稿。于是他们都来到玛格丽特在帝国饭店下榻的房间里坐了下来另拟一稿。玛格丽特过一会儿还有一个宴会得出席，她走出走进，一边匆匆忙忙更换衣服，一边加进一些。到了深夜，她还未能定下讲话稿。丹尼斯身着晚礼服，高高地坐在窗子边突出的壁架上等着，其他人则在推敲着讲话稿，反复大声地念着。到了最后，玛格丽特连声说：“不好，不好，我觉得你们的结束语写得不够贴切。”这时，在一旁呆了有两个小时的丹尼斯第一次开口了，他说：“亲爱的，我觉得它很贴切。”她问道：“你这样认为吗？”于是，结束语就这样敲定了。
这一夜漫长难耐，让人无法合眼入眠。翌日上午，玛格丽特极度紧张。她预定在11点30分作演讲，但在离去会场的时间还很长就穿戴好，随时准备出发。龙尼·米勒仍在加紧工作着，最后润色讲稿，修改个别词句，直到他觉得讲稿已尽善尽美，十分满意为止。玛格丽特匆匆忙忙地一会儿进一会儿出，最后来到了他的身边，跪在地上看他在干着什么。她解释道：“我不能坐，因为这会弄皱了我的衣服。继续干，继续干，继续干吧。”
正当他们准备动身去冬季花园时，电话铃响了。从大会处送来消息说：一些蠢人出乎意料地登台讲话，打乱了时间表，问她是否再推迟8分钟动身。“不，不，”她抗议说，我在那里等上1小时也不在乎，我不想在这个该死的饭店心神不宁地再多呆1分钟。”
那年玛格丽特的老朋友彼得·汤姆斯任大会主席，就是他，以精彩的发言为她作了一番介绍。然而诚如他所说，玛格丽特的举动象个十足的天才。就在刚才，观众中有一位老妇女赠给她一把羽毛掸子，她抓过掸子，在放讲稿的小台架四周迅速地拍打着它，并在彼得的鼻子跟前一挥而过，整个大厅被她征服了。听众们笑声如雷。顿时会场里的紧张感消失了，玛格丽特站了起来并开始讲话。她讲话一开始先称赞了以前的保守党领袖们：
“我知道你们会理解，从我第一次出席党的大会那一年起就沿着象我们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那样伟大的人的足迹前进，——他注定会把英国的名字在自由世界的历史上提高到至上的地位，我所感到的那种谦卑。……还有安东尼·艾登，他为我们树立了拥有财产自由这一目标。……还有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他领导期间提出了许许多多每个公民都能实现的理想。……还有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他获得了我们所有人对他的爱戴和崇敬。……还有爱德华·希思，他成功地领导党取得了1970年大选的胜利并英明地引导我们国家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共同体。”
“……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人都碰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挑战。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两个挑战：克服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恢复英国和我们的自信心。”
她解释了她为什么在国外时批评这个国家：
“我批评的不是英国，而是社会主义；并且我将继续这样做……因为它对英国是有害的。英国和社会主义是不能划等号的，只要我还健在，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决不会使它们划等号。”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被国有化和政府控制、统治着，是不可能繁荣的……，还有其他一些事正在这个国家发生。我们正亲眼目睹一些人对我们的价值观念，对那些想获得荣誉和发挥所长的人，对我们的传统和伟大的过去进行蓄意攻击。还有那些腐蚀着我们民族自尊心的人把英国近几个世纪的历史歪曲成缺少变化的、黑暗的、压抑和失败的历史，歪曲成为一个绝望的时代，而不是充满希望的时代。”
“请让我向你们陈述我的观点：一个人有照他的意愿工作的权利；有花他所挣来的钱的权利；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有把这个政府当作公仆而不是太上皇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是英国的传统，它们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根本，所有其他的自由都有赖于这一点。”
她结束讲演时，全体代表欢声雷动，把嗓子都喊哑了。那天傍晚过后，她说：“现在我是名符其实的领袖了。”然而，她还不是一个完全自信的领袖，而且不是所有的讲话都象在10月布莱克浦会议那样受到高度评价。有一次她在议会作的一个演讲很糟糕，她也意识到这一点。她对一个朋友说：“我毫不讳言向你承认，我确实感到十分沮丧。”
这位朋友坚定地说道：“你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你感到沮丧，但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当你成为首相时，你将不得不面对比这更糟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往往是对你以后一生的一个考验。”
她感到在议会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特别不好对付。他擅长于不失时机地给人以致命的一击，并想方设法搞乱她的方寸。有一次，他对她缺乏经验加以取笑。她反唇相讥道：“首相的意思是：他的阅历很丰富——而且他也很看重这一点。”他那种圆滑的回避直接作答的方式令她厌恶，有一次她走上讲台说她无意举行非难政府的辩论，她是想缓一步发言，以便先看看威尔逊是如何防护自己的。艾雷·尼夫把她叫道一边耐心地说道：“不过，玛格丽特，当你成为首相时，你将不得不经常开展辩论。”
在那场合哈罗德·威尔逊总是揭她的丑，每当她的发言出现了漏洞，他就会马上抓住。俄国是他老生常谈的话题，1964年他在台上时，由于与俄国关系密切，他没有反对玛格丽特那位受制于克格勃的选举人——杰拉尔德·布鲁克。当他到俄国访问，坚决承担了缓和东西方关系的义务回国后，玛格丽特在对首相的提问时间里就这样一种政策的明智性对他表示异议。他迅即对她进行了侮辱，建议她应该把外交政策留给稍许有点外交经验的人去管。她决心在这一问题上多做一些文章，1976年1月她在肯辛顿市镇议会大厅作的演讲触到了他的痛处。她说：
“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其人民不受外来侵犯，保证我们的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目前的政府）面临着来自一个扩张主义政权对英国和她的盟国构成的威胁比上次大战结束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大的时刻，而它却正在解除我们的防务。俄国是由一些耐心的、老谋深算的人组成的独裁政权统治着的，他们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海陆军事大国。他们这样做决非仅仅为了自卫。像俄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大部分陆地封闭的国家不需要建设一支仅用来保卫它自己边界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完全没必要！俄国人一心想统治世界，他们迅速获得了建立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的手段。他们是大炮先于黄油，而我们则恰恰是一切东西先于大炮。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在一个意义上是超级大国，即军事意义上，而在人性和经济方面却是一个失败者。倘若我们没能从他们在葡萄牙的企图和现在正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注定要——用他们的话来说——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俄国方面作出了异常迅速的反应。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称她的“铁女人”、“冷战分子”，并在俄国掀起了一场诋毁她的宣传运动。一些漫画上画着玛格丽特两脚叉开跨坐在一把扫帚柄上，飞翔于下院上空；漫画标题是：“西方的邪恶女人”。当吉尼埃弗·蒂尔尼第一个告诉她俄国人把她称为“铁女人”时，她非常高兴。“那是他们给我的最好献词。”她在对公众讲话时这样说道，并引以为豪。三年后，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她说：“俄国人说我是铁女人，他们说到点子上了；英国需要一个铁女人。”
但是她并不喜欢议会的一些政客们利用这一称号对她进行廉价的嘲弄，英国的新闻界利用它来暗指她的个性。她竭尽全力，听从戈登·里斯的安排，让人们了解她的人情味的一面，对此她感到特别烦恼。她恨恶记者对她的采访和讨厌的电视。“温斯顿从来没有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她曾这样埋怨说，但她对电视和政治家作用的变化很敏感。在戈登的帮助下，在公众中她使自己表现出好的形象。她谈论她女性生活的一面，穿衣服的尺寸，保护皮肤的方法，论及她如何摸索将女性和事业结合起来的途径，以及她是否哭过。这都是在装样子，这些话题本来就不是撒切尔夫人愿意谈的，当然更不会对全国新闻界谈论这些了。但是，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博得宣传界的好感相当不易，而且代价高昂。她若想在下一次大选中获胜，必须获得它们在政治上的支持，为此她不得不经常在妇女专栏上迎合他们的要求。
然而，1976年春天，令举国震惊的是哈罗德·威尔逊突然辞职，新闻界暂时转移了对她的注意力。在3月16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一开始就宣读了一份长达八页的宣言，宣言开头是：“我刚接受了女王的召见回来。”接着说他已向女王宣布他辞职并回到后座议席这一不可更改的决定，他重复了1937年斯坦利·鲍德温在把政府权力交给内维尔·张伯伦时所作的保证：“一旦我离位，我就坚决离去。我将言行一致，决不食言。”
人们那时不清楚，并且永远弄不清楚为什么威尔逊决定隐退。他对政治一往情深，迷恋议会，迷恋首相职位。他自己也承认还“相当健康”，只有60岁。诚然，工党在国内正走着下坡路，中期选举中失掉了一些席位，在议会的多数降到只多一个席位。但是，它与工会没有严重的冲突，而且通货膨胀看上去也控制得很成功。威尔逊声称，没有必要举行一次大选，工党只需挑选一个接班人就可以继续执政下去。
外交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很有可能继任，在所有竞争者中他的见解最强硬，如果这些主张公诸于众，就足以使工党在选举中失败。有鉴于此，玛格丽特自然对威尔逊辞职的决定耿耿于怀，并且不失时机地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当他宣布辞职后首次在议会露面时，玛格丽特祝愿他离职后身体健康，并要求他的后任立即举行大选。威尔逊接受了她的良好祝愿，但以惯有的机敏当即拒绝了她举行选举的要求。许多保守党人问，谁将是他的接班人？威尔逊答道：“我们有着很长的民主选举实践的历史，不象贵党所实行的那种浮夸的选举制度，在这方面，尊敬的、来自彭里斯地区的议员先生（威利·怀特洛）堪称领袖。”
不出所料，第二周詹姆斯·卡拉汉果真成了工党领袖并当上了首相，这使更多的争夺这一位置的左翼分子受到了打击，并使玛格丽特面临一个让她发怵的、难对付的对手。他很快就使她摆脱了感到头疼的问题——别人以恩赐的态度对待她的性别，并且在以后三年中一直如此。她等待着时机夺取他的职位。他当政的三年时间并不都事事如意，尽管有着高超的议会斗争手腕，他还是遭到了厄运。他搬进唐宁街不久，工党便失去了在议会的多数席位，经济开始滑坡的消息接踵而至。
威尔逊得以说服了工会接受工资自动上涨6%的最大幅度，正是这一点在通货膨胀水平线上反映出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协议不久就到期了，卡拉汉同他的财政大臣（仍是丹尼斯·希利）制订了一项新的计划，该计划包括要求工会接受工资增加3%的方案以交换削减税收13亿英镑。如果他们不愿接受这个计划，那就由他们作出一种选择。
玛格丽特强烈抗议这项计划，认为它是对工会的背叛。当这项协议达成时（它制订了4.5%的工资上涨最大幅度），英镑空前下跌。她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称卡拉汉正主持着一个“放任自流、负债累累和腐败无能的政府”。卡拉汉在取得了议会里一些少数党的支持，推翻了不信任案后讽刺她道：“行了，行了，可爱的女士，你不该相信那些你在报上读到的我们已听惯了的关于危机、动乱和文明的末日等耸人听闻的报道。我亲爱的，你什么也不要相信。”
一年后，即1977年3月，玛格丽特再次提出了不信任案。工党在竞选宣言中保证要实现的权力下放法案受到了所有工党反对派的谴责，他们加入了反对权力下放的保守党人阵线。不久后，左翼分子反对削减开支，这是卡拉汉迫切需要国会通过的一个方案以满足国际基金组织的要求。几个月前，希利为维持经济正常运转铤而走险，向该组织借了大宗款项。保守党人很快在国内博得了好感，在当时的民意测验中，他们得票领先15%；因此，对卡拉汉至关重要的是，他必须在对不信任案的表决中击败保守党。于是，他向自由党人游说（他们在议会中拥有13个议席），与他们的领袖戴维·斯蒂尔谈判达成了一项著名的互相支持的“自由党—工党条约”。于是，不信任案的投票以322对298票被否决。
首相的麻烦并没有划上句号，那个条约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效，而工党本身难以控制的局面和反叛也在日趋严重。卡拉汉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国会议员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要坚定信心。他大声说道：“我们目前的困难不是起因于保守党人，而是我们自己。要么这届政府继续当政，要么就下台。”
工党选择了继续执政这条路。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出国访问更加频繁了。自当上保守党领袖后，她收到了大量的邀请，从一开始世界各国就迫切想亲眼看一看这个竟然当上了保守党领袖的妇女。而当俄国人把她称为“铁女人”后，这种兴趣就更加浓厚了。中国在塔斯社报道后立即向她发出邀请，她在为她想去一个在各方面与苏联相同的国家的决定作了必要的辩解后（她的理由是中国不象俄国那样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作出了访问中国、日本和香港的旅行计划。
这时卡罗尔已完成了在齐切斯特规定的工作，并决定不在这个国家继续呆下去。在这个国家，仅仅因为她是撒切尔的女儿而不可避免地要指责她，并且要人们认为卡罗尔·撒切尔是清白之人是不可能的。因她母亲在政治上的缘故，她在大学期间始终很不幸；而既然玛格丽特成了领袖，她的孩子中不管哪一个做任何一件事都被报界毫不留情地披露。她与乔纳森·艾肯特（一个年轻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已故的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外甥）之间的风流韵事被报界宣传得满城风雨，对她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据说，具有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玛格丽特，对她未婚女儿的行为十分不满，其实，她最不满的还是新闻宣传部门。最后，卡罗尔决定摆脱这一切，去澳大利亚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她有一些朋友，其中有约翰和特里西娅的女儿伊丽莎白·斯特宾斯。她和她母亲还去远东旅行，当母亲有会谈时，她就去观光游览。在香港，她们分手了：卡罗尔飞往悉尼，她计划在那里住半年，玛格丽特则飞回伦敦。玛格丽特一句话也没克刂她，卡罗尔非常喜欢她的母亲，在许多方面她都很像她。但是，玛格丽特无疑是一个非常专制的人物，卡罗尔既想迫切摆脱她的控制，又感到疏远的痛苦。
虽然玛格丽特本人伦理观念极强，但对她的孪生孩子还是抱这样的态度，即他们一旦长大成人，他们如何生活并与谁过日子她决不干涉。人人都知道马克风浪成性，他经常出没于女王网球俱乐部，在那里，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估量女性的魅力，而不是提高自己的球技。他与每个女友来往都被报纸大肆渲染，而玛格丽特对这一切竟然不闻不问。然而，她自己仍然笃信她和她的长辈所遵循的那种道德准则。一次，她巡视了一所教育学院后颇有感触，她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发现学生们不守规章，在晚上某个时刻他们肯定不在学校。”
从过去到现在，马克一直是母亲的掌上宝，他没有滥用那种地位，而是用来孝敬她并始终全身心地忠于她，但她却很担忧，怕他会陷入困境。一天，她在下院自己的办公室里喝茶时对一个朋友说：“你知道，马克面临的麻烦是他总通不过考试，却到处有人向他提供工作。可是我不能接受人们这样给他提供的工作，只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远东之行进行得很顺利，玛格丽特受到的是对一个国家首脑而不是对一个在野党领袖的正式的接待。中国因她一直非常爱好中国的艺术而给了她很高的礼遇。她在斯考特尼住处的餐厅里的摆设全是中国式风格：地板铺的是中国小地毯；墙上挂的是中国画。在弗勒德街住处的卧室里中国画更多。她另一个重要的爱好是陶瓷，她的两处寓所也都摆满了她多年来收集的中国盘子和其他中国艺术品，有些是她在1977年的那次访问中收集到的。
快到年末时，她还访问了美国，前一年9月她已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旅行。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作为一个保守党政府领导人发表了信心十足的讲话。在纽约，她对众人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获胜的问题，而在于我们是否能以绝对的多数取胜。”在华盛顿，她会见了新当选的总统吉米·卡特。当时适逢他声明过他不能接待法国反对党领袖、社会党总书记弗朗索瓦·密特朗，理由是他只能会见国家首脑。玛格丽特在白宫卡特的椭圆形办公室如此大出风头表明：世界各国领导人是何等对她另眼相待。
在国外愈成功，玛格丽特在国内和影子内阁中就愈自信，并对英国的未来愈充满希望，她认为英国只有靠自力更生才能振兴。这不光是在显示她的预见能力。目前她的特别顾问之一的戴维·沃弗森曾说他把所有认识的人分成首领、预言家和法官三类，他认为玛格丽特属预言家这一类。她的另一个顾问的帕特里克·科斯格霍夫把人分成勇士和挑大梁者，他把她放在勇士之列。她预言家和勇士兼而有之，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她认为要把神圣的英国的生活方式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就需要有一个激变，而她的使命就是促成这种激变。1977年3月，她应邀对苏黎士经济协会发表演说时阐述了这一观点：
“1946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呼吁人们坚定信心重建欧洲家园。今天，同样需要我们所有人拿出信心来恢复自由社会。这一新的复兴……也许基普林的一首诗描绘得最精彩：
‘当世界在沉睡中，当使她发出梦呓和悲叹的漫长恶梦中似乎永无觉醒的希望时，突然，所有的人在砸碎脚镣的嘈杂声中站起，每个人都对旁人微笑并说他的灵魂属于他自己的。’”
玛格丽特最崇拜的英雄和最喜爱的作家是拉迪亚德·基普林，她喜欢引用他的话，她引以为骄傲的就是知道他著作中的每一个句子。她经常要同样崇拜基普林的龙尼·米勒找出她不知道的引文，这使他感到棘手。他曾经这样做过，而她怀疑地说：“不，那不可能是基普林的，我了解他所有的作品。”接着她会径直走到书架，从她所收藏的许多卷他的作品中挑出一部来。
看问题，玛格丽特一向是黑白分明，如果有人用灰色把问题搞复杂化了她会感到恼火。她对所见到的会直接了当地发表意见，而对她所说的则坚决负责。她政治生活始级如此，这是她的一贯作风，它本身就是政治领域中的一场变革。政治家们在保持中立、左右逢源方面都是老手，并且从来不会开门见山地回答问题。当她第一次成为保守党领袖时，她一改这种作风。例如，吉姆·普赖尔对工会在实业界实行“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做法”大肆攻击，认为那是不明智的做法时，她就明确地表示赞同这种观点。她原先缺少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获得了这种勇气。当影子内阁中有一名成员认为她在一些问题上走得太远时，她就同他辩论。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外来移民问题，这个具有潜在爆炸性的问题曾使保守党失去了伊诺克·鲍威尔，这个它最优秀的成员。在10年前的1963年他曾在伯明翰作过一次发言，他预言除非英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外来移民，否则可能会爆发种族战争。他说：“如我所预测的那样，我充满了不祥之感。回想起古罗马人，我仿佛看到了‘台伯河里泛起大片大片的血’。”这被看作为是非常缺乏政治敏感的和激进的讲话，使特德·希思把他逐出了影子内阁。最后，伊诺克·鲍威尔对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十分反感，特别是保守党政府还加入了共同市场，这使得他索性退出了保守党。从此他成了玛格丽特的坚定支持者，他们频繁会面商谈。
1968年通过的移民法大大限制了外国人进入联合王国，任何提出入境申请的人必须证明父母中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在英国出生的。然而当伊迪·阿明总统在1972年驱逐乌干达境内的全部亚洲移民时，希思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被迫放宽移民法，允许所有持有英国护照的人移居英国，而不管他们的出身。当玛格丽特成为保守党领袖时，重申保守党将继续实践希思的诺言。
但是到了70年代末，由于英国不景气，失业和骚乱增加，住房变得紧张，招致了日益严重的种族纠纷。在某种程度上民族阵线掀起了这股浪潮，它是一个法西斯组织，公开宣扬种族仇恨并立誓要使英国重新变成清一色的白人国家。虽然国内大多数人憎恶民族阵线的那一套主张，但这个组织确也吸引了许多公众的注意，并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玛特丽特直觉到国内许多人对外来移民忧虑，是保守党出来说话的时候了，再也不能对这类问题视而不见、自欺欺人了。这一时刻终于降临了。1978年1月，在伍尔弗汉普顿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大约200名黑人青年受到一帮白人寻衅后，见人就打。事后，玛格丽特应邀出席了格拉纳达电视台举办的《行动中的世界》节目。她说，许多英国人担心“被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吞没”，为了改善种族关系，为了保持“曾为世界作出过许多贡献的英国文化的基本特性”，政府有责任“明确提出停止外来移民的前景方案”。
她又补充说：“每个国家都能容纳一些少数民族，并且在许多方面这些少数民族给这个国家增添了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是，一旦这个少数民族有可能变成一个大民族的话，人们就会恐慌。我们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忽视了人们的这一忧虑，而是在政治生活中积极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这使她成为众矢之的，她受到了包括工党前座议员、移民领袖、社区工人、教会各方面的谴责，甚至她本党的一些成员也指责她。人们斥之为“倾向于民族阵线的态度和政策”和“使种族仇恨体面化”。这件事甚至使特德·希思忍不住违背他保持沉默的诺言，他说，她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全国性骚动”。利波地区的大主教戴维·扬警告说：“你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你正在激起歧视、恐惧和仇恨的情绪和狂热，这只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破坏。”
这些激昂的言论，特别是来自于她自己这一边的言论，只能使玛格丽特进一步证实她周围是一群咬文嚼字的温和派分子，这些人十分害怕翻船和失去支持，致使他们没有勇气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她原先想任命希思的一个支持者伊恩·吉尔摩为影子内阁内务大臣，后来把他调到了国防部，就因为他不赞同她支持恢复极刑。因为公然违抗她对保守党在议会表决所作的指示。她解雇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反对党防御事务发言人的职务。她开始学会避开他们开展工作，在对全体影子内阁成员提出看法之前，先在较小的圈子内作出决定，她知道在那里她会得到支持。她请来了伦敦商界、财政金融界的顾问们，如约翰·霍斯金斯先生那样的职业经理，他负责领导她政策小组；来自利弗兄弟公司的诺曼·斯特劳斯；来自马克斯和斯潘塞公司的德里克·雷纳爵士和来自帝国化学公司的罗宾·伊伯斯。这些人都有新思想和专门知识，能把她的设想变成现实，他们能够分清别些文官是不称职的，并能控制他们的权力，他们能够去除官僚习气并减轻政府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她领导的在野党每一年都给人感到好像要进行选举一样，而没有一年如1978年秋天那样激烈。为先发制人，戈登·里斯建议聘请萨奇兄弟公司来为保守党进行宣传，家广告公司在伦敦商业区以才智出众和擅长制作标新立异的电视广告节目而闻名。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蒂姆·贝尔，一位冲劲十足、性格外向的先生，正亲自过问此事。就这样，玛格丽特被当作商品四处推销，正如丹尼斯·希利以相当蔑视的口吻评论道：“她仿佛是一袋肥皂粉。”到8月前，全国到处张贴着引人注目的广告画，如有一幅画描写人们排着长长的队接受失业救济，画上还配有“工党是干什么吃的”的标语。电视表现手法也用上了，戈登·里斯仍坚决要求她应该摆脱冷淡的形象，劝玛格丽特贴近点麦克风讲话，这样听起来可以显得更亲切。一家报纸指出她这样使她的嗓音变得沙哑，甚至具有性感。
她没有看到这篇报道，因为它发表时她正在苏格兰。传说詹姆斯·普赖尔，她的就业部的发言人，打电话问她是否得了感冒时，她说不，问他怎么会那么想？他解释说他看到报上一篇报导说她的嗓音听起来显得性感，并猜想这是因为她的喉咙不好造成的。她带着不全令人相信的笑声宣称道：“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的侮辱。”
她喜欢男人们认为她性感，尽管她那顽固不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使她不承认这一点。她所喜欢的男人是那些会对她卖俏的人。她还喜欢性格外向的人，喜欢象戈登·里斯那样直视着她的眼睛，挑逗般地对着她笑，并对她表示倾慕的人。她喜爱象龙尼·米勒那样对人出言不逊的人，他曾对她说过，她在做动作表情时，颧骨显得最美，但头发最糟糕。不过对她调情决不能太明显，否则她会不高兴，并且决不许有过分举动，但这正是她所喜欢的一种心理快感。当她感到这是一种互相吸引，她会觉得温暖、轻松，有时甚至是情趣盎然。如果这种感觉失去的话，她会象一个冰箱。了解这一点的人说：“她就像一个主妇，会责备你把床弄湿了。”
当戈登·里斯和蒂姆·贝尔忧虑着她的公众形象时，玛格丽特已为自己在党内赢得了很大的声誉。所有和蔼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些党的领袖们总习惯于询问他们同事们的家庭情况，就像他们在进行游说时会拍拍婴儿的头一样。其实，这不过是做做戏而已。玛格丽特也会询问，但不同的是，她会记住并会再次询问。她会手写一张便条给碰到麻烦的人，给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人，或给其妻子做了手术的人。一位偶尔写讲话稿的国会议员，某天递上了一份十分不中用的稿子，玛格丽特把它交给了其他人进行修改。她说：“请处理一下，但不要伤他的感情，他刚刚和他妻子分手。”还有，当她听说某个国会议员的年轻妻子在车祸中身亡，她会感到非常震惊和心烦意乱，并独自一人躲到一间屋里呆上半个小时。
萨奇兄弟广告公司的努力没有持续多久，9月，正当保守党竞选小组煞费苦心计划租一架飞机，让玛格丽特由一批记者陪同到全国各地进行穿梭旅行时，卡拉汉把他的内阁成员召集到唐宁街10号，同时英国广播公司宣布他要求次日晚上给他五分钟的广播时间。人们自然会猜测他准备宣布大选的日期。玛格丽特在被问及对此事有何反应时说：“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想他不会为说他不准备举行选举而作一次内阁级广播。”
这一次她的直觉并不对。在电视上詹姆斯·卡拉汉明确说他“在这种时候不准备举行大选，因为国家面临的问题要求有一个继续坚持始终如一的、坚定的政策，不会左右摇摆和变化不定的政府”。他说，他会继续他的政策，“因为我们感到这对英国最有利”。
这使玛格丽特勃然大怒，她已把工作做到这种程度，一旦举行选举，保守党能随时投入。再说，她不愿被人愚弄，她还觉得当反对党非常灰心丧气。之后她说道：“反对党只能提出质问和主张，而政府既能说又能行动。我喜欢做实事。”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举行保守党年会，这一年是在布赖顿，她这一次的任务是鼓励党员们以使他们斗志旺盛。10月13日，亦即她53岁生日那天，她发表了演说，她再一次对社会主义和工党进行了冷嘲热讽：
“工党过去通过给人的印象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在过去的年代里，它至少还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政党。你千万别跟着工党去理会它的那一套鼓动或把它对弱者的关心当一回事。那些领导工党运动的人，严重地颠倒了是非。社会主义已不时兴了，你反对荣誉和差别，你就是在反对人的地位、独立性、首创性和天才，就是在反对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当你抑制有成就的人，你就是在惩罚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龙尼·米勒为这篇讲稿的准备工作又费了一番曲折，但最终还是圆满地被采纳了，他得到了公正的奖赏。早些日子，玛格丽特送一本书以示感谢他的工作。后来她发现他有抽雪茄的嗜好，尽管她受不了别人在她周围吸烟，她还是送了他一盒雪茄。一次，她送了他一盒雪茄，那本来是特意为不抽雪茄的丹尼斯买的。
当她正准备走下讲台时，有人送她一大块蛋糕和帕丁顿啤酒。于是她急忙回到下榻的格兰德饭店，不顾刚刚结束的一个星期会议的极度疲劳，叫齐了前几天为她做保卫工作的警察们，为他们举行了一个聚会。随后，她就一心挂念如何在生日庆会之前及时把啤酒和蛋糕带回伦敦，因为她碰巧想起她有一个助手的小孩要举行这样一次庆会。
她的这些品质争服了每个为她工作的人，他们都对她竭诚效忠，她的秘书们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大选逐渐临近时，这种情况发展更甚。他们为玛格丽特工作当然挣不了多少钱，可是没有人不愿意干。正如一位秘书解释道：
“不管是谁，我们中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里守候，一直守到议会休会或到深夜，然后驾车送她回家。有时尽管能早一些结束，但经过一整天的辛苦之后我们都累得说不出话来，而我们还要连续这样干四天。不过，我们始终明白她必须回家，并且得坐车。他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无论有多辛苦，都不如她辛苦。她从不让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比她工作更劳累，因此人非常容易把自己的一切给予一个确实也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的人。”
詹姆斯·卡拉汉无疑因拒绝人们原以为他会在10月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下议院而洋洋得意，但他为此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英国陷入了最严重的一次冬季罢工和工业界动乱。到元旦前，新闻界把它比作1926年总罢工所出现的那场大混乱。医院和学校关闭，地铁停开，掘墓工拒绝掘墓；当清洁工也举行罢工时，垃圾开始堆满街头角落，老鼠成灾。这位首相，为逃避严冬的沉闷、窒息和困扰的气氛，已出走阳光灿烂的瓜得罗普岛出席首脑会议去了。在机场当一群记者问他对形式有何看法时，他说：“危机？什么危机？”
3月，终于最后的摊牌了。当要工党政府对它把权力下放给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政策作出保证时，工党遭受了一连串挫折，不得不被迫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结果，威尔士一方明确表示“否决”，使苏格兰一方也犹豫不决。尽管有投票资格的35%的票数已稳拿，但国会坚持的要有40%的明确多数决非易事。在把权力下放法案从法令全书中去除之前，卡拉汉说他想给所有党派一个机会来讨论这些问题。
玛格丽特站起来反驳说，在公民投票中人们已作出了抉择，而政府只是想赢得时间。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大选，她说，鉴于国会的工作时间只剩下三个月了，对权力下放问题的辩论不可避免地要被蒙混过关。“我认为还不至于把这些问题看作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甚至与整个联合王国同样的重要”。于是她提出了不信任案，这是她这几年里第三次提出不信任案。
在会议厅里这次发生了一起持续达七个小时的激烈辩论，首相和撒切尔夫人都发表了精彩的演讲。首相陈述了工党政府继续执政的理由；撒切尔夫人则陈述为什么国会要从人民中寻找一个新的授权者。当晚上10点进行投票表决时，会议厅挤满了人，双方都大声叫喊以至呼声使表决无法进行，于是议长不得不要求赞成的和反对的分成两组。凡投不信任案票的去右边的投票厅，凡投反对票的进左边的投票厅。17分钟后，政府方面的点票员走进会议厅向工党座席翘了翘姆指表示满意。几秒钟后，保守党的点票员斯潘塞·勒·马钱特露面了，保守党仅以一票领先而获胜。不信任案以311票对310票通过。
在一片喋喋不休的惊叹声中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只有国会议员们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卡拉汉先生当即宣布一待重要事务处理完毕他立即奏请女王解散国会，紧接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声明只要一有机会反对党会尽力协助解散工作。保守党的前座和后座席位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威利·怀特洛将一只手臂挽住玛格丽特并热烈地向她祝贺。自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被斯坦利·鲍德温击败以来，迫使一位首相下台而进行大选这还是头一次。那晚，回到了弗勒德街的寓所，玛格丽特见到丹尼斯便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真是太高兴了，这样的夜晚一生中恐怕只此一回了。”
玛格丽特的好景不长，两天后，当她正在芬奇利主持一个儿童游园会，向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们致意并兴奋地谈论着提前举行的大选，一颗炸弹在下院的停车场爆炸，艾雷·尼夫受重伤。
当时，吉尼弗·蒂尔尼、罗纳德·米勒和克里斯·帕顿都在玛格丽特的办公室，声震云宵的爆炸声就在离3点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响起的。克里斯当即说道：“这是炸弹的爆炸声”，于是三个人都走到窗台张望。在他们下方，从地下停车场伸出来的坡道上，他们依稀辨认出是一辆里面还冒着烟的小汽车。在混乱之中，每个人都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吉尼弗第一个发现了情况。“哎哟，天啊，这是艾雷啊！”她说道：“情况很严重，我想他炸断了一条腿，他已被送到威斯敏斯特医院了。”随后，她让其他人设法与玛格丽特取得联系，自己顺道直接去马香街尼夫的寓所通知他的妻子戴安娜，并带她到医院。
艾雷已岌岌可危。虽然他的伤势十分严重，昏迷不醒，但外科医生们还是全力抢救他。令人揪心的是：他在手术中断了气。他曾经历过冷战岁月，因勇敢荣获过军人十字勋章，得到过拥有帝国勋章的军官的荣誉称号，法国、美国、荷兰和波兰曾先后授过他勋章。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死于一名北爱尔兰救国军投弹手的手中，这位投弹手事先偷偷溜进了停车场，把遥控爆炸装置安在了他的车底部。他躺在手术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而在隔壁房间他的妻子焦急地坐等。外科医生走出了手术室把吉尼弗叫到一边，告诉她艾雷逝世了，她转而把这一噩耗告诉了戴安娜。
此时，办公室却很难玛格丽特联系，因为她还是反对党领袖，车里没有电话。炸弹在下院爆炸的消息终于传到了玛丽特那里，这是她的新闻秘书德里克·豪亲口告知她的，但那时还没有提供细节。她说当时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天哪，但愿这不是尼夫。”于是就继续干她的工作了。直到过些时候她到英国广播公司进行广播时，才打听到这确实是艾雷。她十分震惊，驱车直接回到已布满警戒线的下院，走进她的办公室。当她走进时，龙尼·米勒恰好站在门旁。“啊，龙尼，”她说道，“当一人早上醒来时，一切是多美好啊！人真不知道在晚上上床之前将会发生什么事。”
她痛苦已极，但还是泰然自若。艾雷曾使她当上了领袖，他已成了她重要的私人朋友。她授予他在影子内阁里负责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一职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虽受到很大刺激，但还能挺起腰板坐在办公桌旁给报社草拟赞扬艾雷的文章。
20分后，她叫龙尼进来。“这是一篇粗糙的草稿，”说着她把文章递给了他。“给它润色一些，让它更好一些。”这篇草稿几乎很完美，他只改动了一个词。“我们不要说‘英雄’，”他说，“我想任何一名战士都不喜欢被人称作英雄的。”除了那一个词，这篇文章完全依照她的原稿发表出去了。
“艾雷·尼夫遭暗杀使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和他的家庭一样感到震惊和无比悲痛。他是一位捍卫自由的战士。他勇敢、坚定、忠实地为他的信仰而生活，并为此献出了生命。他是一个温和、善良和谦虚的人，是一个真诚和极其慷慨的朋友。他有着一个美满的家庭，支持着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无法填补的空白。”
早晨6点卡罗尔在悉尼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她立即给弗勒德街挂了个电话，那里此刻已是晚上了。艾莉森·沃德接了电话，告诉她。她母亲刚从戴安娜那里回到家。“哦，妈咪，我很难过。”卡罗尔说道。接着，有四、五分钟玛格丽特详谈了事情的经过，她如何听到这消息，如何为戴安娜担忧，整个这件事如何恐怖。最后她说，“我们必须获胜，我们要为艾雷赢得大选的胜利。”
一周后艾雷被安葬了，玛格丽特说服戴安娜来和她作伴，到她的办公室工作，在选举活动中助她一臂之力。她给了她确有助于打发时间的事情，使她转移对艾雷的思念，同时也推动了曾使他付出生命代价的事业。
选举竞赛正在火热地进行着，选举日期定在5月3日。在这之前的四周中，要坐火车、飞机、小汽车和长途公共汽车到全国各地巡视一圈；还要演讲，举行集会，徒步旅行，握手，与孩子在一起，在电视上聊天，在无线电话内交谈并举行记者招待会。玛格丽特比随行人员中任何人走的路都多，话也讲得多，工作持续的时间最长。他们通常都是在早晨7点起床，到凌晨二、三点就寝。保守党付主席珍妮特·扬陪同她到各地旅行，感到精疲力竭，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一天早上早饭期间她向玛格丽特寒喧了一番后，要她再睡一会儿。“哦，我睡不长，”玛格丽特说道，“要不然我就要躺在床上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在大多数日子里丹尼斯都陪着她，卡罗尔也随行，在艾雷·尼夫死后不久她就回家了，以给她母亲以道义上的支持。不久，有人对卡罗尔说：“你母亲每小时可行走15英里，你要挺住，别拉在后面。”其他随行人员中还有戈登·里斯、斯文加利·玛格丽特、艾莉森·沃德、卡罗莱纳·史蒂芬斯，几个其他方面的秘书、一些保卫人员、理查德·赖德、龙尼·米勒，以及另一位讲稿撰写人、《每日电讯报》的戴维·豪厄尔，另外还有无数记者和摄影师。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位人物叫戴维·沃弗森（一位百万富商，他的父亲是大宇商店的创建人之一）则起着一种无声的号召作用。
这种活动被玛格丽特·撒切尔认为是出卖人格，非常气恼。确实，这场选举最后变成了人格的选举：“性格开朗的詹姆斯”对“铁女人”的一场竞选。工党到处散布说玛格丽特是极右翼分子，卡拉汉攻击她的那些政策是在制造分裂并且是反动的。他宣称：“有个问题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再三，即我们是否想冒毁灭一切的危险？我们是否愿意废弃援助一些能提供成百万人就业机会的公司的计划，大幅度削减为家庭、医院和学校所需要的开支，容忍工业动乱和工会闹事？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保守党的竞选宣言只以一句简洁的声明回敬了这种攻击：“这次选举关系到英国——一个似乎已迷了路的伟大国家——的前途命运。玛格丽特在这时不惜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来争取选民。她会从弗勒德街出发，手挎着购物篮，一路走着让人拍照，她还让人拍下她去一家行人杂沓的路边肉店购买周日肉食的情景。这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安排，以使她的形象具有温和和无微不至的家庭主妇的魅力。在安格利亚东部的一家农场，人们争先恐后地拍她抱着一头小牛的镜头，她过去还从未抱过这种东西，她把小牛的喉咙夹得紧紧的。丹尼斯嘘声责备说：“假如你一不小心，非让小牛死在你手上不可。”
星期六专门去芬奇利，那里竞选活动也同过去一样热闹。凡尼斯总是占着街的一边，玛格丽特和在选民面前很少露面的卡罗尔则在另一边。他们隔着街在一个半小时内能向上千个家庭进行游说。鉴于她是党的领袖并在警察的保护之下，她不得不顾及安全预防措施。除非预先检查过，她不能随便进某人的屋子，而且要求她坐公家的车进行旅行。玛格丽特声明她想坐约翰·蒂普莱迪主席的车子旅行，就像她过去一贯做的那样；大家都感到很惊慌，而她则这么做了。
四周里她一直干劲十足，每天天一破晓就离开了住处。她自己装点衣箱和提包，每件衣服都极其细心地用薄纸包好以防折皱。她自己进行梳妆打扮，除非要在电视上露面她才要别人帮忙。她每周洗一次头发，并在用加热卷发器做头发时进行染色。玛格丽特在一个集会上讲好话后旋即去另一个集会讲话，他们也跟着她急匆匆地从这个集会地点奔往另一个集会地点，终日没有歇一口气的时候。丹尼斯总是与塞勒塔普一道兴致勃勃地张贴她下一个演讲的内容要点。他们往往是在凌晨2点的时候回到弗勒德街，那里有人会为他们一行所有人准备好饭。就餐时，玛格丽特总是先把食物摊在桌子上，十分关心地看看是否每个人都有了餐叉、饮料，或者盐和胡椒，然后才开始大吃大嚼起来。
这一切活动过程中，她很快就变得相当老练了。当周围人人都精疲惫不堪、支撑不住时，玛格丽特越发变得聪慧、动人和具有领袖人物感人的超凡魅力。昔日这个“容貌威严的贵妇人”的形象，这个不知对工厂车间里的工人说些什么的化学研究人员的形象全然消失了；现在她能握着人们的手，以强烈的信心与人们交谈。往昔那种靠领津贴说话缓慢而又琐碎的发言人的形象不见了，甚至教育大臣的那种形象也不见了。现在她能以传教士的急切和热情来讲话了。她声称，“而今是英国迎头赶上自由世界的时候了，是我们充当领导者，而不是落伍者的时候了。”她警告说：“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和方向，否则我们民族的伟大性不久就将成为历史书上的注脚；将成为对一个海岛的遥远记忆；将会像凯马洛特那样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被渐渐遗忘，人们只会想起他不平凡的过去。”
在民意测验中工党仍保持着对保守党的优势，而在另一方面玛格丽特拥有大多数报纸对她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发行量很大的小报《太阳报》。这家报纸的编辑拉里·拉姆是她在任反对党领袖期间曾极力争取的一个对象，许多人认为他的支持在最后的揭晓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直到最后，谁输谁赢还无从断言。
在最后一个周里，苏格兰成了竞选舞台。玛格丽特在爱丁堡的一个集会上作了40分钟的、成败攸关的演说，演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天过后他们都松了一口气，感到说不出的快乐，在饭店里舒心地聚餐了一顿。这时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从中央办公厅打来了电话，玛格丽特请珍妮特·扬去接，听他有什么吩咐。20分钟后，她回到了桌旁，玛格丽特要珍妮特告诉大家桑尼克罗夫特说了些什么。随着珍妮特的叙述，聚会骤然发生了波动。大多数参加聚会的人记得，珍妮特当时说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提议特德·希思应该与玛格丽特一起出席星期一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以示保守党的团结。玛格丽特、理查德·赖德和戴维·豪厄尔清楚地听到有人建议在最后一次党的电视广播上——这一整个竞选活动最重要的时刻——应有特德·希思的参加；也有人提出了对此截然不同的意见。
听了这些话，玛格丽特勃然大怒，气得脸都白了，从桌旁猛地站起身，气冲冲地冲出屋子。留在屋里的一群助手顿时惊慌失措，不明白她为什么对这个建议这么大动肝火。次日清晨，丹尼斯说：“我从未看到过她这么发火，从来没有。”这件事只要她还提起，就会训斥那些看不清她和特德一起出面的危害性的人。她会不满地用手指说：“甚至你，甚至你竟然也会看不清这一点。”
由于离选举投票还有一天，回到弗勒德街，竞选小组正在忙于加工最后的发言稿。这时戈登·里斯（他不断从舰队街取回过几小时就要刊登的民意测验记录）带着一条消息回到这里，公布《每日邮报》刊发的全国民意测验的结果：工党比保守党仍领先1%。玛格丽特当时出去了，但讲不定什么时候回来用晚餐。是在她进餐前透露这个坏消息好呢，还是在这之后，而且由谁来传达这个消息他们决定不了。戴维·沃弗森被挑选出来当此重任。玛格丽特回来了，没有人讲一句话，各人只顾自己闷声不响地吃东西。为了打破这可怕的沉默，卡罗尔开始对选举结果打赌。“妈咪，你认为你将会取得多少多数？”她问道，而这时每个人都紧紧盯着他们的盘子，装得看上去很饿似的。“40票。”玛格丽特乐观地说道，一边还往嘴里送黄油。戴维终于告诉她，最新的民意测验结果她还落后1%。这时出现了片刻的寂静，接着她说道，“我认为那不可信。”
大选日是在5月3日，星期四。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撒切尔一家是在芬奇利度过的，参观一下投票站，与选民拉拉家常。在英国，目前实行着这样一种议会制度，即如果党的领袖不能控制自己的选区，就会被迅速地赶下台和逐出议会，不管这个党在全国政绩有多大。因此，尽管玛格丽特根据以往在芬奇利得票的多少心中有底，不用担多大心事，但还有必要笼络去投票的选民，而这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
当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他们一家返回了弗勒德街的住处，在那里宣传机构正忙着在屋外设看台。在投票完毕和点票之间的这一段令人难熬的时段里，他们都闭门不出。利用这段时间玛格丽特打扫了她办公室的抽屉，神经质地强制自己做一些事，撕碎几片纸。她和所有人一样清楚，如果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败北，她就会受到围攻，她会立刻被撤消党的领袖职务。
晚上11点30分，他们吃过一些东西之后，驱车回到芬奇利。那里，玛格丽特的助手罗伊·兰斯顿和保守党的一些官员以及一些支持者们都紧张地聚集在一个屋子里守在电视机旁，以便消息一到他们就可以看到结果。初期的结果不容乐观，彼得伯勒地区的选票还重新进行了计算；另一个重要的席位看上去还未确定。这时，玛格丽特自己点数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个投票箱不见了，于是出现了片刻的混乱。没多久投票箱被找到，她的结果出来了：玛格丽特得7900张选票；随后保守党在全国各地的得票数相继传来。
此时，其他竞选小组的成员都集中在保守党中央办公厅里，双眼盯着电视机和计算机，初期的结果预告通过它们不断传过来。10点，手里总是拿着一支大雪茄的戈登·里斯站在电子计算机前说道，他们获得了60%的多数。3点钟，玛格丽特与丹尼斯到达这里，马克和卡罗尔也坐着另一辆车跟随而来。当玛格丽特到达时，聚集在史密斯广场的人群中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每个人都进入走廊向她致意。她走上两旁站满摄影师的楼梯，当在人群中看到龙尼·米勒时，她停住了。
“喂，你认为一切顺利吗？”她有些怀疑地问道。
“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一切都相当顺利，”龙尼答道，“你本应在10点到这儿。”
“不行，”玛格丽特把他的话很当真地说，“我必须在芬奇利。”
整个晚上，不断传来选举结果。香槟酒瓶打开了，但玛格丽特和丹尼斯都没喝多少。大约在凌晨4点，玛格丽特转身对龙尼·米勒说：“你考虑过没有……，如果我们赢了，你考虑过我应在唐宁街讲些什么吗？”
“我思考过了。”龙尼说道。
玛格丽特说：“那么我们去另一个房间谈谈。”
在另一个房间，龙尼·米勒宣读了他在阿西西岛圣弗朗西斯城已准备好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哪里出现了冲突，我们就要给那里带来和谐；哪里出现了谬误，我们就要给那里传播真理；哪里出现了疑虑，我们就要给那里鼓起信心；哪里有了绝望情绪，我们就要给那里带来希望。”
玛格丽特此时第一次露出了激动的心情，她热泪盈眶。他们去找艾莉森·沃德，请她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她打着打着，她也激动得泪如泉涌。
玛格丽特将成为英国的首相，保守党人都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然而，直到次日清晨，他们才得知保守党在下院获得了44个席位的明显多数而成为执政党。
撒切尔一家欣喜若狂，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他们去弗勒德街的住处，早上5点到那，发现那座房子被一大群人包围着。他们有的拿着蓝带，有的挥舞着旗帜表示良好的祝愿，有的唱歌欢呼，一直闹到破晓方休。玛格丽特一整夜没上床，一直端坐着在打电话，她这时一定在为不能跟她在格兰瑟姆的父亲通电话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哀伤，他曾为她的成功创造了一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