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不安的法律事务生涯中,玛格丽特一直牢记她取得律师资格的初衷是为一个合格的国会议员做准备。律师职业是她达到目的的又一个手段,并且她对同事不隐瞒她最喜欢的职业是政治。她很快加入了保守党律师协会,在那里她比谁干得都好,因而她进入执行委员会,并且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任期从1955年至1957年。她在新广场五号的办公室里花了许多时间以谋取国会议员的席位,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毫无成效。
1954年11月,北肯特郡的另一个选区奥尔平顿举行了一次补缺选举,已进入筛选后的候选人名单的玛格丽特却未能入选。两年后她又连遭同样命运,首先是在贝克纳姆,接着在埃许福特,然后是在梅德斯顿;此外还有几个选区,其中有汉普斯坦德,她连筛选后的名单都未进入。玛格丽特直到1959年夏天才时来运转:芬奇利选区的国会议员约翰·克劳瑟爵士宣布他不相参加下一次竞选。于是,玛格丽特报名参加竞选。在两百名报名人中筛选的最后结果是,只有三个被列为候选人,其中有玛格丽特·撒切尔。
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保守党协会挑选他们的候选人时,有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即候选人是否准备迁居那一个选区。由于无法确定玛格丽特将会成为哪个选区的候选人,因此,丹尼斯和玛格丽特一直没有买房子。但是情况有变,使得他们无法再拖延了,保守党政府为了促进乡村私房业的发展,要停止使用限制城市房价的政策。考虑到他们居住的天鹅宫楼的房价将要大幅上涨,撒切尔夫妇考虑买房子。他们于是在肯特郡方本劳夫附近(在伦敦的正南方)买了一处住宅。几个月后,玛格丽特成为芬奇利选区(伦敦正北)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值得庆幸的是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买下的那处住宅离方本劳夫还有一段距离。芬奇利的财政预算委员会要选举委员会遵守两条规定:候选人不得大于四十岁;他们必须住在以选区为中心的四十英里以内。多莫斯(他们住宅的名字)正好在这范围内,这是一处孤零零的住宅,有四间卧室,四周的园子几乎有一公顷,一头给堵死了。撒切尔夫妇买下这处住宅是因为到当地的医院很方便。公路的尽头是树林和湖泊,冬天湖泊会结冰,湖的对面是开阔的田野。
邻居们都是工薪人员,每天去布罗姆雷车站搭乘火车去伦敦上班,他们的妻子在家里照看孩子,驾车送孩子上学,然后操持家务。50年代的中产阶级妇女都是如此。玛格丽特每天自己驾车去林肯事务所,这在当时很惹人注目,但很少有人认识她。相反,马克和卡罗尔却融合于居住区的生活,他们不在家里玩,而是成天在外面转悠,一旦在吃茶点或上床时其中一个不见了,另一个便要骑车去找。
在家里由保姆帮忙煮茶点。原来的那位保姆随撒切尔一家搬出天鹅宫楼来到多莫斯后,和一个园林工结为夫妇,于是她不干了。新来的保姆是个独身老太太,名叫爱贝,她既照看孩子也管家。撒切尔一家很喜欢爱贝,六年来她始终和他们在一起,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一员。后来马克和卡罗尔进了寄宿学校她才离去,但是以后许多年,孩子们一放假她仍旧回来料理家务。爱贝把马克和卡罗尔当作自己的孩子,他们也非常喜欢她,她为人稳重,生活平淡,没有什么奢望,而丹尼斯和玛格丽特倒觉得与她无话可说。
即使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玛格丽特也不太十分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她父亲曾说过:“玛格丽特什么都好,就是不够热情”。她和孩子在一起时总是一本正经,近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做法。对孩子没有昵称,她总是称呼他们“亲爱的”,而不是“宝宝、乖乖”。她也从来没和他们在一起玩耍过或去泥泞的树林散步。
丹尼斯同样一本正经,并且非常坦率。他坚持孩子们的举止要合乎规范,从不让孩子养小动物,也不许他们趿拖鞋,房间要干净,并且要井然有序。他只玩一种游戏,即在房屋的后园架起板球网,教马克击球。丹尼斯一生最喜欢的要数橄榄球了,他从前曾经是第一流的裁判,虽然未曾参加过国际比赛。在他刚结婚的那一段时间里,凡是一到橄榄球赛季,他几乎每星期六下午都去当裁判。不幸的是,在1956年的一次比赛中,由于队员失手,橄榄球砸伤了他的脊背,他就此停止了裁判的生涯。后来他发现玩高尔夫球十分有趣,既不影响背上的伤,也不会伤身体,从此他迷上了这项运动。
与他相比,玛格丽特从没有诸如此类的爱好,除了在学校期间玩过曲棍球,她不曾参加任何运动。她生来就是工作,每天睡眠也很少;连她当律师的时候孩子们都很少能见到她,后来在她成了芬奇利国会议员候选人后,他们就更难见到她了。
这一次玛格丽特又竭尽全力投入她的选区,一到周末,她便驾着那辆蓝色的福特牌旧车到选区去讲演,参加社交集会和义卖募捐,有时还走访老人家庭和学校,一直忙到晚上9点才归家。因此她给选区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选区保守党协会的13个分会都想利用某些集会把玛格丽特介绍给自己分会的成员,有一个分会主席决定入会费用应该免去,玛格丽特发现他准备用抽彩售货的方法来支付那笔费用,便说:“我有个好主意。”说着从酒柜上拿起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来个竟价拍卖”。那天晚上大家要离去时,她开始拍卖那瓶酒。她和他们只认识了几小时,而从前也未见过面,她竟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这令大家又吃惊又兴奋。她喊到哪一位,哪一位便出价,没有叫错一个。那瓶酒从一先令六便士开始出价,最后有一人叫出十镑才击锤卖出。
芬奇利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稳操胜券的选区,但是玛格丽特还是像在达德福特竞选时那样全力以赴地进行竞选,不敢吊以轻心。1959年10月8日,竞选在她生日前五天揭晓,她的票数比前一任国会议员多将近3500票,玛格丽特终于当选为国会议员。
那时两个孩子才六岁,对玛格丽特的竞选帮不了任何忙,他们只记得有一次他们跑出屋子,看到妈妈的车子停在屋外,车子上面都是蓝色缎带和五彩纸屑,他们感觉出了令人激动的气氛。以后他们还是很少参预妈妈的政治活动,从不上街游说拉选票。在玛格丽特当选国会议员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夕,她带着卡罗尔去参加选区圣诞节大拍卖开幕式,她走上讲台说道:“我上台前,我女儿对我说,妈咪,你不会讲个没完吧?”这句话博得了众人的鼓掌。
国会10月20日复会,玛格丽特前往下议院。摄影师云集在那儿,想抢下新当选议员的镜头。新当选的还有杰里米·索普,克里斯托夫·切特威和杰夫里·史密斯——他们两位都是电视屏幕上的知名人物——以及朱迪思·哈特。第二天的晨报上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在大选中保守党获胜,蝉联下一届政府,哈罗德·麦克米伦当选首相。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他是位受人欢迎和尊敬的人物,玛格丽特当时也十分敬慕他。在1959年的大选中,他使保守党在下议院的多数席位由58个增加到100个,他驾着经济腾飞之舟,高呼着“你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漫画家们称颂他为“超人麦克”。
带着满怀自信,玛格丽特来到下议院,非常急于开始工作。她通过威斯敏斯特宫介绍所的高级秘书为自己物色了一位秘书,名叫帕迪·史密斯。玛格丽特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圣史坦冯入口处。帕迪已经为另一位国会议员工作,她想再增加一个是为了多得一点收入。
帕迪比玛格丽特大三岁,她以为要领着这位新议员四处转转,告诉她内部情况和规则,然而这些事根本不用她做。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就知道该上哪儿,该做什么,她唯一关心的是工作。那时下议院里办公条件很差,普通议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女议员有一间给她们放妇女用品的专用房间,但她们的办公地方就是她们秘书的办公桌,而秘书往往是六个或更多的人挤在一间屋。当时也没有个人专用电话,电话间都集中在屋子的一头。电话一来,管理员会叫听电话人的名字。结果是每个人都对别人的事一清二楚,那些秘书们免不了要背后互相议论她们的议员。然而她们惊讶于新从芬奇利来的议员的干劲和魄力。她不像其他许多议员那样装模作样,追求享乐,干起事来慢悠悠。而玛格丽特做事一贯认真、热切且全力以赴。她工作努力彻底,并要求共事的人和她一样工作。尽管她严以律己,但对别人却相当公正,更重要的是:她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因此和她一起工作几年的秘书都对她忠心耿耿。
玛格丽特·撒切尔常常被说成是一个吉星高照的政治家,她似乎也的确运气不错。但正如常言道:“机遇只找有准备的人”,可是有一次机遇来临时她却没有准备。那是她进入下院才几周里发生的事。按惯例每届新入选的下院议员可以申请提出一项议私案,但要以抽签决定先后。可是以前从没有一下子抽中的先例,于是议员把自己的名字放入箱里了事,就不再关心具体该提什么议案。玛格丽特也是如此。出乎意料的是,她抽到第二个发言,但是她已没有时间来考虑发言题目,收集论据和做必要的研究,提出敏感的议案并来一段精彩的演讲。最终玛格丽特还是确定了一个议案,即让新闻界人士获准参加地方议会会议。当时让新闻界人士参加地方议会只是一种照顾,而不是正当的权利。这个题目选得非常精明,它可以吸引众多的新闻界人士,而玛格丽特从来不低估宣传的价值。
她的议案是公共团体议案(允许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该议案也就成了她在下院的第一次讲演的题目。讲演放在周五的下午,按以往惯例。下院议员的议案通常是在下院相当空闲的情况下通过的,那时大多数议员都早早离开度周末去了。但是这一次由于玛格丽特的议案引起了议员们的兴趣,会议的出席率相当高。玛格丽特站起身来,一反以往的议员初次演讲风格,没有客套一番;什么代表芬奇利讲话感到荣幸之至等,而是开门见山,紧扣主题进行阐述。她讲了27分钟,没有看一下提纲。与会者都一致叫好,“是前座议员的水平”,“我们多数人会妒嫉她流利的讲演”,“这个首次讲演在1959年这一届的新当选的议员中可推榜首了”。但是对于玛格丽特演讲的内容人们却有不同看法,经过许多反复和委员会的审议,修改了原来的议案。新的公共团体议案(许可参加会议)内容是:不仅新闻界人士,还有公众都有权利参加议会的会议。
对于玛格丽特,这依然是一个胜利,至少她已引起了舰队街的注意。比起男政治家来,舰队街一直非常倾向于女政治家。玛格丽特的相片以及她生活中有趣的材料出现在报纸上。妇女版面上也有关于她的采访录。玛格丽特从前一向喜欢抛头露面,在她早期政治活动中,她十分热衷于把达德福特地方报纸和伦敦晚报上关于她的报道全剪下来并保存好。一次她把这些资料铺了一地板让一个朋友看。但她进入国会后,这种兴趣便消失了,她没有向下院剪报服务机构申请。该机构只收取一点手续费便可向国会议员提供所有报刊杂志有关他们的报导和照片。她只满足于保留几篇特别喜欢的文章,而把收集他能找到的报刊上所有关于她的文章的爱好留给她为女儿骄傲的父亲。
罗伯茨夫妇很少去多莫斯,玛格丽特同样也不大去格兰瑟姆,但他们之间经常保持联系。这期间她变得有点不近情理和傲慢起来,使得格兰瑟姆的乡亲们对她产生了隔阂。她发觉那座小镇以及和父亲在一起是那么的枯燥乏味,并且表示去那儿简直是一种负担。如果在街上她遇见中学的老同学牵着两个孩子就会说:“我简直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我有一个保姆。”当然他们极其想要个保姆,但是雇不起。她对格兰瑟姆产生好感还是在她经过奋斗从卑微的出身到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以后的事。而在这之前格兰瑟姆一度是个令人厌烦的乡村小镇,那里的人们枯燥无味。她还是情愿回伦敦,那里才俊云集,生活也缤纷多彩。
成为国会议员后玛格丽特日常工作排得满满的,有时去下院前还得送孩子上学。保姆惟一不会做的事就是开车。好在有好几家邻居的孩子在巴士顿学校念书,撒切尔夫妇的孩子也在这所私立学校上学,因此他们几家排了个轮流送孩子上学的日程表。送完孩子后玛格丽特就直奔下院,一般都在10点钟到达那儿,常常是晚上10点或者更晚一些才能回家。上午她去委员会,与选民们会谈,处理文件,口述回信及写讲演稿,这是应邀去为其它选区的选民们讲演。中午她常去餐厅或者议员食堂吃午饭,无论她去哪儿,她吃饭的速度都令人吃惊,无人能与她相比。下午,除了出席首相出面回答议员提问的会议外,她通常去律师事务所。如果轮到她去学校接孩子们时,就常常请秘书代劳。为了挤点时间,她通常在做头发时记日记,此时,秘书也得跟着去。玛格丽特坐在烘干器下向秘书口述日记,但她更多的时候是去看一尊正在铸造的铜头像(现在这尊铜像放在弗勒德街撒切尔家的门厅里,上面套着几顶卡罗尔的羊毛帽子,以保持帽形)。不久,广播电台邀请她参加第四套《回答》节目。另外,一个月里她还得抽出一个周五晚上去芬奇利处理选区的事务,选民们也可以个别和她见面讨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玛格丽特工作之繁忙一般人难以想象,她很少能见到放学回家来的孩子,她回家时十有九次孩子们已入睡。但是她每天晚上6点钟打电话回家向孩子们道晚安,一天也不间断。因此两孩子都没有感到生活中缺少点什么。爱贝精心照料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已替代了他们的母亲。她操持全部家务,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而妈妈对于他们却很不清晰,在他们的印象中她是个律师或者是个国会议员,每天外出工作,周末有时也不回家,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卡罗尔还记得她曾到小朋友家去玩,房间里有一股家具油漆味,她坐在一张放着自制巧克力蛋糕的桌旁。小朋友不怎么喜欢她去玩,因为她问出这样的问题:“你的妈妈不出去干活,老呆在家里究竟做些什么?”可是玛格丽特的孩子能见到自己父母的机会太少了,如果能多一点时间在一起该多好。
下院秘书办公室里有一种相同的看法:撒切尔先生不要多长时间就会去追求其他女人。然而,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从他们结合的第一天起就清楚他们生活的侧重点是什么,清楚应该把各自的事业放在首位,他们俩都坚信家庭的组成应是精神上的结合,而不仅仅是肉体的结合。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必须要他们到场,他们会立即回家,其它就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由于爱贝理家有方,由于她为人可靠他们的生活平安顺利。玛格丽特从小就灌输孩子们她的生活哲学:生活不是在家里。家只是一个落脚点,不管是工作也好,或是其他活动,你可以到外面去做。
卡罗尔童年时曾到一个同学家去玩,同学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她家的房子很漂亮,有游泳池和网球场,他们的生活就在房前屋后,相比之下卡罗尔有时感到自己家不免有点寂凉,自己家里缺少个中心人物。她去玛格丽特的姐姐穆里尔家玩,也同样会有同样的感觉。穆里尔有三个孩子住在艾塞克斯的一个农场里。他们的生活忙碌,三餐全家都在农舍的厨房里吃,他们也在那里玩耍,笑声不绝。而在撒切尔家里,全家很少聚在一起吃饭。晚上,玛格丽特要么去下院工作到很晚,要么去出席什么会议;而丹尼斯或者去公司做事,并且在俱乐部里吃饭,或者和玩高尔夫球的搭挡一起吃饭。
对于玛格丽特的政治抱负丹尼斯一直积极支持,虽然他自己不想参预政治。如果需要的话,他也会去集会上露面,但是他还是喜欢自得其乐。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玛格丽特大不相同——现在仍然如此。他会抽烟,她不会而且不能容忍周围的人吸烟。他的酒量比她大得多,为此他常常受到责备。他热衷于体育运动,而她却对之毫无兴趣。有时他激怒时,会骂几句难听的粗话,可是她却至今还不能习惯丹尼斯讲的粗话。
然而他们的哲学观点一致,虽然他们未曾有过一段放纵的罗曼史,但是他们的婚姻却相当圆满。
一年中全家在一起团聚的时间只有假期,玛格丽特曾十分喜欢有这么一段休息时间。最初每年夏天全家去海滨度假,有一年他们准备去法国布列塔尼度暑假,但是由于七岁的马克得了水痘,只好取消计划。为了补上这一缺憾,他们在圣诞节去瑞士滑雪。这次滑雪实在太令人愉快了,从此以后的五年中,他们每年要花两周去瑞士兰泽海特滑雪。
他们在夏季的三周假里,照例在海滨度假,最常去的是怀特岛海景胜地,与常去那里的家庭一起度假。有几年他们租了一套公寓,度假时自己做饭吃;有几年他们住在皮埃尔旅馆,这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奇特建筑,矗立在海滩边,后来被拆了。成为芬奇利国会议员候选人那年的八月玛格丽特就住在那里,他们还在那里交结了几位好友,他们是律师约翰·斯特宾斯和他的妻子茜西(现在是约翰爵士和斯特宾斯女士)。有一年撒切尔一家住在皮埃尔旅馆,人们纷纷传说赫赫有名的年轻女律师和丈夫及一对双胞胎住在那家旅馆里,许多男士都很想见上一面。一天晚上茜西和表妹帕姆在地下室烫衣服时,遇见一位年轻妈妈。当她们上楼去找自己的丈夫时,她说他是玛格丽特·撒切尔。那一晚,三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他们为这位年轻的大律师所倾倒。没多久他们相熟了,约翰·斯特宾斯带着撒切尔的孩子去玩,一手拉一个在海里戏水,而帕姆的丈夫弗兰克承担起擦洗那辆小车的职责。三家人常在一起玩,在海滩野餐、游泳和划船。丹尼斯负责带孩子们玩耍,他驾着自己的快艇让孩子尽情的游戏。有时他们还为孩子举行化装比赛。一次玛格丽特为一个男孩设计了一套“隐形人”服装,她用绷带一码一码地把孩子裹起来,那男孩得了一等奖。
玛格丽特还像以往一样喜欢男伴,而不愿找女伴,因为前者谈论的话题更能吸引她。不少人把她说成是交际场上的势利之徒,但是很少有人否认她喜欢和有见识的人谈话。她所遇到的绝大多数妇女根本不是她的交谈对手。她的朋友们说:“有时人们不愿意邀她共同进餐,她可以把绅士们说得张口结舌,妇女们就更不在话下了。”
她一点也不熟悉年轻母亲通常交谈的话题,如果要说起孩子,那也是一本正经的谈论。例如她始终关心着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在选择学校上曾使她考虑再三。如果孩子上学的学校做错了什么,那么该校的校长或者女校长就该遇到麻烦了。开办伦敦斯罗思广场幼儿园的女士第一个受到玛格丽特的指责。那时她们还住在天鹅宫楼,每天早上孩子们去幼儿园,在那里每个孩子轮流当班主席,任务是早上分发铅笔等诸如此类的事。马克担任过主席,而卡罗尔一次也没有当过。玛格丽特一直认为要带好孪生子女非常困难,她感到这样做很不好,便直接去找那位女士并告诉她自己的想法。她还曾和卡罗尔的另一位校长争辩过。无论是谁,她都要让他们知道是谁负责撒切尔夫妇孩子的教育。
撒切尔夫妇共同决定送子女上寄宿学校,并决定先去一个。玛格丽特认为一所高质量的寄宿学校比任何走读学校要强,尽管一所好的走读学校却要比劣等的寄宿学校好。丹尼斯曾在米尔·希尔公学堂里受过教育,他极力主张至少男孩应该去寄宿学校念书。与其把孩子分开,让一个孩子留在家里,倒不如让卡罗尔也去寄宿学校,这样似乎更明智一些。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查经过再三考虑寻了几所学校,也多次地为孩子报过名,最后他们选定贝尔蒙特学校。这是一所为晋升米尔·希尔公学堂和哈罗公学堂的预备学校,卡罗尔去哈特费尔德附近的奎因斯伍德学校。
玛格丽特不是个心不在焉、不负责任的母亲,马克和卡罗尔从不认为母亲对于他们可有可无。相反,玛格丽特对孩子的关心有时相当过分,她常常担心孩子的营养问题。一次卡罗尔到同学家去玩,回来时十分高兴,因为她晚餐在同学家吃了油煎菜。为此,玛格丽特却非常担惊受怕。她说:“卡罗尔这是最后一次去那位同学家,我决不许别人拿残羹剩饭喂我的女儿。”
丹尼斯曾说过,他们这对双胞胎被宠坏了,可是别人说被惯坏的是马克。玛格丽特特别宠爱马克,把他当小孩一样纵容,如果她在家时,就要把马克接回来,她也很少责备他。结果马克童年时就成了一个十分调皮捣蛋的男孩。相反卡罗尔却显得比较聪明,她一向具有反抗的性格,玛格丽特对她的管教很严,但她总是受到朋友和伙伴们的喜爱。从出生那天起,这对双胞胎就性格窘异,他们从未有过特别亲近的往来。玛格丽特自己也曾经常说:“他们俩是死对头。”卡罗尔的性格和相貌极像她的母亲,而马克却更像父亲,他还摹仿过丹尼斯的举止。他所摹仿的举止中有一个习惯就是拿起电话便大声吼叫“我是撒切尔”。在自己家里即使是大人这样接电话已让人讨厌了,何况是孩子。玛格丽特注意到了这点,最后她告诫马克不许如此没有礼貌。
玛格丽特下决心要给予自己的孩子她童年没有得到的一切,包括舞蹈课。他们住在伦敦时,马克和卡罗尔到布朗普顿路一所有名的凡肯妮小姐的舞蹈学校去上课。玛格丽特自己童年时,是禁止跳舞的,还是在进了牛津大学以后她才第一次品尝到跳舞的滋味。当全家进入方本劳夫后,孩子们到附近的马棚去学骑马。尽管在家里不许养小动物,可是他们有洋娃娃和长毛熊,连玛格丽特也有一只自己特别喜欢的小熊名字叫亨弗雷。如果他们过生日,全家在园子里举行茶话会和做游戏,玛格丽特虽然去参加生日庆贺,但一切事情通常是由爱贝筹办和照管的。玛格丽特总是十分惊奇,她的孪生子女对过生日竟会那样兴奋。在孩子们的1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她孩子是否很高兴,她答道:“是的,太高兴了,我想他们已不小了,过生日可能不会那么兴奋了,然而他们似乎确实非常高兴。”玛格丽特童年过得不快活,所以很难与自己的孩子有同感。一次,马克和卡罗尔去了寄宿学校,她清理了他们的玩具柜,并且自作主张地送掉许多玩具。她想孩子们已经长大了,用不着这些小玩意。但她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多么珍视这些东西,因为其中有他们幸福的回忆。有些可能他们特别喜欢的小玩意,给她当作杂货处理掉,再也找不回来了。
1961年的9月马克八岁去寄宿学校上学,比他妹妹早两年。就在一个月后,玛格丽特被哈罗德·麦克米伦召进唐宁街10号,在政府里授予她一个次官职务。
在下院的两年里,玛格丽特卷入了好几个有争论的问题中,其中包括要求恢复体罚的刑法议案,正为了这个,她被称作“反动分子”。她向下院常设委员会非常明确地讲过政府应承担起防止公众受到侵害的责任,公众最关心的是犯罪率上升的问题。近来出现一种新型的犯罪分子,“他们不是出于其他动机而犯罪,而只是为暴力而暴力,以虐待他人为乐趣”。对于这种犯罪分子只有给他们一个选择:要么进监狱,要么受鞭挞。
1961年春天,她又反对财政大臣赛尔文·劳埃德预算。她赞同他的缩减和附加税政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已婚妇女教师再出来工作”。但是她尖锐地指出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出去工作要交纳的所得税仍旧过高,比欧洲其他国家地位相同的妇女应交纳的税要高得多。她还反对对公司提高税收,因为这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她还拿出有关法律章节来论证国内税收的权限,指出不应对资本利润征税。
每当玛格丽特要进行演讲,她都进行充分的准备和研究,她常常去下院图书馆,一呆就是很长时间。她以努力工作来弥补自己缺乏的独创见解,如果没有准备好,她就不会动手做。玛格丽特不仅工作勤奋,她对数字有(现在仍然如此)非凡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她可以从一大堆枯燥的文件中挑出有关的要点,并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她把演讲的内容详细地写出来,随后常常把讲演稿改成一些小标题抄在随身带的小纸条上。但是她讲演一向不看这些小纸条,除了有时要援引一大串数字时才拿出来核对一下。玛格丽特在数据运用上得心应手,顺手拈来,可以把反对党人士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根本就弄不清楚她所说的是否准确,没有人能站起来和她辩论。可是,尽管她讲演时信心十足,在演讲前她却非常紧张,并且至今仍然没有克服掉这一毛病。
当穆里尔来伦敦时,她们总是一起进午餐,只有一次她们未能在一起。那天她接到通知,要她去唐宁街10号。走进首相书房时玛格丽特心想大概要她提什么建议,或者要她在即将召开的国会开幕式上支持女王的讲话。可是她猜错了。她被任命为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她在下院工作才两年便担当了政府官员一职。
不幸的是,玛格丽特的母亲比阿特丽斯·罗伯茨患了癌症,不能活着看见女儿的升迁。她几次住进格兰瑟姆的医院,于1960年11月谢世。玛格丽特心里非常难过,死讯一直对她刺激很大,不论是她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她沉默寡言,脸色苍白,身体有点发颤。但是她仍一如继往,很快镇定下来,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哭是不能把事情哭好的。可是她却能容忍别人的痛苦,并且很会找一些恰当的话来安慰他人。卡罗尔那年才八岁,她听说外婆去世了便泪流满面。她记得玛格丽特当时非常温柔地说:“不要悲伤,外婆会升天堂的”。
去累斯特参加母亲的火化仪式时,玛格丽特遇见了穆里尔。在母亲病重的那段时间里穆里尔一直护理着她。罗伯茨夫妇的房子是在战争结束那年买下的,它在北阅兵场,与他们的杂货店相隔仅有一街。
在妻子去世后,艾尔弗雷德·罗伯茨一人住在那儿,有时去肯特郡看望住在多莫斯的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但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撒切尔一家很欢迎他去,特别是他的外孙和外孙女更是喜欢和他在一起玩,因为他玩起来总是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但是两个孩子并不太欢迎丹尼斯家里人,玛格丽特觉得婆婆有点古怪。
玛格丽特的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的工作是与财政和福利打交道,她在那里干得很舒心。她于11月首次在电台年金问题的解答节目里露面,并于第二年的3月以次官身份第一次参加重大辩论。工党对政府未能提高年金表示失望,玛格丽特就工党这一项指责的动议进行答辩。事先她在家做了大量工作,作出1946、1951、1959和1962这些年中的年金比较值,有吸烟者和没有吸烟者家庭的生活开支、年金支出总额、附加税的增加总额以及国外年金支出的比较数值。她在辩论会上挺直腰,把一连串的数据炸弹抛向目瞪口呆、毫无反应的与会者。
政府部门里的政务次官所做的工作十分辛苦,却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他们和文官们挤在本部门的办公室里,离开了下院多姿多彩的生活。玛格丽特在三位大臣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们是鲍埃德·卡平特、尼尔·麦克弗逊和理查德·伍德。在担任这一职务的三年期间,她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文官们怎样应付他们的上司,她注意到他们因人而异拼凑出符合上司胃口的建议。从此她就不再信任文官。
1962年4月,玛格丽特的秘书帕迪因结婚而辞职,和她在下议院同一办公室里的黛安娜·鲍威尔接替她。帕迪辞职前已是撒切尔夫人的专职秘书,一天同时为两位国会议员工作使她分身乏术,特别是为玛格丽特工作更是如此。而黛安娜用部分时间为朱根·劳埃德·乔治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安排在帕迪休假时替她为T夫人工作——她这样称呼撒切尔夫人,所以她们彼此有一定的了解。黛安娜比玛格丽特年长10岁,她们在一起工作达七年之久,彼此关系融洽。黛安娜是仅有的几个能够理解撒切尔夫人幽默感的人中的一个,也是玛格丽特许多随者之一。
帕迪的婚礼是在海雷——泰晤士圣心教堂里举行的,新郎叫约翰·利雷,在政府贸易部统计局任职。婚礼上的女傧相本应该是卡罗尔·撒切尔,但是卡罗尔由于太兴奋紧张而病倒了,只得呆在家里。一年后她的女儿罗斯玛丽出生时,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便请她当了罗斯玛丽的教母。
在这之后的两年中,英国政治动荡不定、困难重重。政府庞大的开支使“超人麦克”哈罗德·麦克米伦吃尽了苦头。他拒绝财政大臣彼得·索尼克劳夫德的关于政府开支的建议,为此彼得辞去了职务。曾一度繁荣兴旺的英国,如今正经历着挫折:经济开始衰退,失业人数大增。1960年,受到79%的全国大众拥护的首相,现在却成了自1938年张伯伦在慕尼黑协议中姑息希特勒而遭到全国人民反对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麦克米伦为了恢复自己的形象,他对要求增加政府开支的党内人士让了步。但为了要使内阁成员接受这一议案,他对内阁动了大手术,这就是有名的“七月悲剧”。
麦克米伦进而又向1955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伸出了手,这是英国首次要求加入共同体。反对党领袖休·盖茨凯尔激烈反对这项提案,他在1962年10月工党年会上宣称这一举动违背了大不列颠上千年的历史——这句话为内政大臣R·A·布特勒提供了口实,他在下一星期举行的保守党年会上说:“对他们而言是上千年的历史书籍,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未来。”这是一段精彩的演讲。政府也支持这次大会。但是1963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投票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给了麦克米伦及他的政府以决定性的打击。
布莱克·朗斯代尔和凡赛尔的丑闻使保守党处于更窘迫被动,接着是布劳弗斯。1963年夏初,陆军部长约翰·布劳弗斯被指控与妓女克里斯汀·基勒有染,而基勒和苏联大使馆关系微妙。布劳弗斯在下院公开否认此事,麦克米伦正式接受他的否认词。几天后,约翰·布劳弗斯却承认他欺骗了下院,并引咎辞职。舆论哗然,政治党派和宗教团体纷纷群起而攻之,国会保守党后座议员发起驱赶麦克米伦的运动。直到10月在布莱克浦举行的保守党年会前夕,麦克米伦得了重病,辞去了党的领袖职务,风波才平息。
保守党年会陷于混乱,有好多人想出来争当保守党的领袖,其中最有希望的是内政大臣布特勒,财政大臣雷吉纳德·莫德林,还有议会主席海尔斯汉姆,他声称打算取消自己的爵位,把它还给奎汀·豪格。还有一位竞争人受到许多代表的拥护(就为这个缘故才得到麦克米伦的支持),但在政府里他的支持者并不太多,他就是外交大臣霍姆勋爵。
尽管玛格丽特支持布特勒,但是麦克米伦认为他既没有承担这一职务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也没获得党内的多数支持。而他的看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选择保守党领袖的做法没有半点民主可言,以“突击法”而著名。现任领袖在内阁里摸底,看看内阁成员里哪一位最有可能成为他的接替人,如果得到大多数支持,那一位便可当选。布特勒在内阁里有一定的赞成票,本可以进行一番较量,也许有可能当选党的领袖。但是为了顾及党的团结统一,他退了下来并接受麦克米伦的选择。
1963年10月18日霍姆勋爵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并出任政府首相。他也放弃自己的头衔,接受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称号。这是依据三个月前通过的法规,为此工党的安东尼·威基伍德才斯坦恩圭特勋爵头衔而重新成为平民。
担任首相执政未满一年亚历克就决定举行大选。1963年1月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去世,新任领袖是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是一位高明的政治老手,他允诺将使英国摆脱保守党13年(白白浪费的13年)的统治所造成的困境,并使人民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从民主政治中获益。在1964年10月的大选中,威尔逊在下院只以四票的多数击败霍姆当选为新的英国首相。
1959年玛格丽特在芬奇利竞选中曾轻而易举地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是她并未满足于此。竞选时,该地区发生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高尔夫球俱乐部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一些申请加入俱乐部的犹太血统的人遭到拒绝。利用这件事选区的自由党人大做文章,挑起芬奇利许多犹太人的不满,并推出一个名叫约翰·帕多的候选人,严重威胁玛格丽特的地位。
自由党在芬奇利的已不是第一次引人注目了。早在1958年夏天,玛格丽特作为21位候选人中的一个来到选举委员会,当时保守党在市议会里正陷于困境之中,他们的席位接二连三地被自由党夺走。每一个候选人都被问到有什么办法来制止这种现象,当时惟有玛格丽特的演讲给人印象致深。她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走出去在街头上同他们战斗,要做一名真正的保守党党员,你们最终会赢得胜利。”六年后,她确实把它付诸行动。
玛格丽特对外出游说劲头是芬奇利保守党的工作人员很难相比的。在大街小巷,她往来穿梭,一头钻进选民的家里,坐一会儿抬脚便走;一会儿和这儿的工人交谈,一会儿又去拜访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在小店门口停下来和店主谈论物价。她外出游说一般由秘书黛安娜陪同。她们通常上小饭馆进午餐,与玛格丽特的代理人劳埃·兰斯顿及其他的委员会成员喝几杯啤酒,这些成员中有当时的协会主席帕特·布莱奇,后来担任主席的龙·包娄和约翰·蒂帕莱特以及大胡子维克·阿什。那时她得和许多人握手,要去许多会上讲演,并要记住许多人的脸。
在政治上玛格丽特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她能记住许多人的面貌和名字。这是妇女特有的天赋,而玛格丽特在这方面特别突出。在她成为芬奇利的候选人后,在一次社交晚会上,她拍卖所表现出的才能不是偶然的。不但能记住许多人的脸和名字,玛格丽特还能记住谁有关节炎、谁家的屋子潮湿,或谁的女儿在南非。并且,这种才能不只是运用在她要得到选票的选民身上。她知道许多人名,或者某对夫妇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细节小事。玛格丽特比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能更多地记住下院保守党党员的名字。
对于人们的饮食玛格丽特非常关心,这是她作为一个妇女所具有的特点。无论谁上她的家去总是受到特别的招待——现在依然如此。尽管没有什么奇妙的食品,她总是把一些巧克力或核桃夹心饼干放在食品柜里,以便随时可用。她对圈子外的朋友来访就更要他们吃些什么。玛格丽特·撒切尔继承了父亲的这样一个基本信念:人们应该坚强地自立于世,从出生到去世都不应受溺爱和纵容。但是她真诚相信博爱,把她的钱花在她所关心的事上。例如,玛格丽特得知芬奇利有一个妇女患精神崩溃症,度日艰难,她不声不响地掏钱为那妇女买一包食品并给她寄去。
下院议员的日常工作都是限于选区之内的一些烦事,处理选民的住房、就学,家门前人行道状况等问题。选民们常写信要求他们的国会议员代表他们为触犯过法律的孩子、为找不到工作的丈夫说话。玛格丽特处理过一个小伙子的案子,他想当一名邮递员,但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10岁时偷过一瓶牛奶,被记进警察局的档案。另一件案子比较严重,牵涉到一位选民,叫圭拉德·布鲁克,在苏联赫尔本法律语言商业学院任讲师。1965年初莫斯科克格勃指控他犯间谍罪而逮捕并监禁了他,苏联方面不许英国领事馆派人看望布鲁克,并拒绝提供他的详细情况。玛格丽特出面帮助他,敦促外交部采取行动,并在下院里抗议苏联的所做所为,不多久布鲁克被释放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件,为她赢得了荣誉和名望。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很乐意干那些枯燥、日常的福利工作。有些选民虽然厌恶她从事政治并且从不投她票,也承认她是选区的一个相当不错的国会议员。
1965年,保守党领导人又有一次变动。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并没有愿望担任党的领袖,特别这时是工党政府的首脑哈罗德·威尔逊博得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一些保守党国会议员大声嚷嚷亚历克的形象敌不过威尔逊,因此他正式引退。然而在此之前他采用新的选拔党的领袖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挑选而不是正式选举。他发明的选举程序是用一个两层的投票箱,竞选人要在第一轮中获胜,所得票数必须要比最接近他的人多15%,若没有人能得到足够的选票,就用第二个投票箱,候选人可以投入他们的名字。
有三人参加竞选1965年7月的选举,前劳工大臣、主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前财政大臣莱吉纳德·摩德林以及担任过卫生大臣的爱诺奇·鲍威尔。玛格丽特投了希思一票,虽然他的票数没有超出另两位候选人票数的15%,但是摩德林和鲍威尔一致退出。因此没有进行第二次投票,特德·希思便成了保守党领袖。
特德·希思和玛格丽特一样毕业于普通的中学,这是保守党第一次起用平民出身的人担任党的领袖,因此受到报界关注。他也在牛津读过书,与玛格丽特不同的是他拿奖学金,他也担任过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主席。特德·希思同样是个不合群的人,他才能超众,不管是航行还是指挥,是写作还是政治,他样样精通。但是他最大的弱点是不善于交际,不管是与私人或者是与公众都如此。这在他讲话时就更显而易见了,他的语调听起来拿腔作调,象含着一个臭李子。
希思与玛格丽特之间从未有过什么深交,但玛格丽特喜欢特德,并且常常说他曾善待她。此后五年中,他请她担任过许多影子大臣职务,并提供机会让她了解许多部门的工作,以及了解它们各自的问题。玛格丽特于是得以积累起一般政治家要花十五年才能得到的经验。她先担任一阵年金部次官,1965年10月开始在住房和土地部工作。五个月后(1966年3月),又去主管财政,并担任部门经济事务的发言人。1967年10月她进入影子内阁,出任燃料动力部大臣,次年10月玛格丽特又成为影子内阁的教育大臣。
在此期间,玛格丽特家庭也发生了变化,卡罗尔于1963年秋天去寄宿学校读书,因此在学期间在多莫斯看不到孩子的影子。在下几年里玛格丽特工作量大增,每天晚上要回到肯特郡的家里显得路程太长,更糟的是她得了肺炎,如果病不好的话她便决定在伦敦买一套公寓。另外芬奇利在伦敦北面,而方本劳夫却在伦敦在南面,那里原有的魅力正在急速消失。撒切尔夫妇在那里居住的几年里,原来他们熟悉的小村庄已不见了,大兴土木建造起来的房屋早已取而代之了。因此丹尼斯和玛格丽特在肯特郡寻找其它的房子,同时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花园区里购置一套公寓,这是在马什哈姆大街上一个高楼林立的街区,离下院不远。但是,他们用了两年时间才在肯特郡找到一处理想的房屋。另外他们还在豪斯蒙登高尔夫球场租了幢小别墅,作为度周末和孩子放假之用。
玛格丽特身体一向很棒,但也有力不从心之时。在下院里有一次她昏倒了,从子女那里染上过腮腺炎,在国会的前10年中她不止一次得过急性花粉病。还有她的姿式也有毛病,走路时一只肩膀朝前倾,(现在还有一点)。黛安娜·鲍威尔的母亲是体操教师,试图纠正她的姿式,玛格丽特很乐意接受她的建议,费很大劲来纠正走路姿式,但是这个习惯是她在孩子时养成的,很难改掉。黛安娜不得不常常提醒她站立的姿式,在她花粉病漫延时提醒她不要搔眼睛。
玛格丽特身体虽然一直比较健康,但是她那钢铁一样的一生中从来没病的父亲却得了支气管炎病倒了。大病过后,他竟不能下楼打电话了。玛格丽特一得知此事,就返回格兰瑟姆,利用国会里的关系,在父亲的床头边又装一个电话机,如果他需要什么,打电话就方便了。
此时老艾尔弗·罗伯茨已70岁了,仍然住在小店正对马路的房子里。令人吃惊的是他突然宣布要结婚。新娘叫丝丽·哈帕特,卫理公会教徒,有四个孩子,均已成年。她丈夫是农场主,几年前在一起车祸中丧命。她住在依登的一个小村庄里,离格兰瑟姆有10英里。罗伯茨常去那里布道,因为他们都是卫理公会教徒,才有机会相识。赛丝丽身材矮小朴实。1965年她和艾尔弗雷德结了婚,住在北阅兵场他的那幢房子里。
那一年,卡斯桥接管了撒切尔家庭公司,丹尼斯在公司里当主任。仅仅几个月卡斯桥公司又被苏格兰一家伯摩石油公司接收了,丹尼斯仍然在董事会里任职。这在经济上是可取的,丹尼斯现在驾的是执照DT3漂亮的代姆莱牌小轿车。
当年,搬出了原来在豪斯蒙登租的小别墅,撒切尔夫妇住进他们在兰伯赫斯特买下的一处住宅,这处叫蒙特的住宅很大,外表庄严,花园有三公顷,风景优美,园内有车道,草皮网球场和一个游泳池。更吸引人的是附近有兰伯赫斯特高尔夫球场,因此丹尼斯对这项运动更加着迷了。尽管这住宅有种种优点,但是买来它并不划算,因为马克和卡罗尔一年中有九个月住校,而蒙特适合一个大家庭居住,最好后门存放大堆衣服和威灵顿长靴,厨房里满地的泥脚印。但是撒切尔夫妇是属于郊区乡村类型的人,喜欢乡村的风味和情趣。他们把房屋整理得干净整齐。丹尼斯有令在先不允许饲养小动物,也不许收集乱七八糟的玩艺儿。只有马克和卡罗尔使用网球场,也只有他俩常常去游泳池游泳。丹尼斯嫌水太凉,而玛格丽特怕水弄坏她的发型。丹尼斯喜欢乡村,一有机会便逃离伦敦,他喜欢整理得有条不紊的乡间别墅,玛格丽特一向不愿出门,在家里她总是闲不住:布置房屋、烹调、制作衣服,或者处理日益繁重的政治事务。
1966年3月,开始了全国第二次大选。哈罗德·威尔逊正处在鼎盛时期,他的政绩赢得了许多人的心,他又是个雄辩家。新技术的推行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并为英国带来了光明繁荣的未来。保守党威望低落,提出的口号是“你们知道工党的政绩?”在民意测验中社会主义分子领先。玛格丽特未经任何挫折再任芬奇利的国会议员,但是工党却以领先97个席位的多数获得大胜,再度执政。保守党内大多数人士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必败无疑。在经济问题上两党互相攻击诋毁,工党指责前保守党财政大臣雷吉纳德·莫德林应对七亿五千万英镑的赤字负责,然而为了辩论的需要,数字变成了八亿。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看上去情况良好,收入虽然增长了,生产率却没有上升。可是老百姓是不关心这类事的。没人理睬保守党的宣言“要行动不要侈谈”,尤其是在财政大臣吉米·卡拉汉允诺下一次的预算不提高所得税后,这句口号就更弱软无力,失去号召力了。
财政大臣信守诺言。但是要不违背竞选时的保证,又要征集到至关重要的财政收入,他便对雇主实行《选择雇佣税》的征税法。雇主根据工资单付给每个雇员一定数额的工资,六个月后再付还扣除的那部分;由雇主经营企业的性质决定是以奖金形式付还或者不付还。
召开国会会议前,在爱因·麦克劳德领导下玛格丽特作为影子内阁财政事务发言人就积极准备抨击这项税收法的工作。她回家工作了三周,然后返回下院参加预算辩论。她耐心地听取财政部首席秘书约翰·戴蒙德对选择雇佣税天花乱坠的吹捧后镇静自若地站起身来,开始嘲笑戴蒙德以及税法。她说这种税法既给了这么多钱又收回这么多钱,折腾了半天,一切都没变,“啊,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如果活到现在多好”,为突出讲话的主题她叫道,“这样做简直愚蠢之至,我认为财政部里确实需要一个女人。”然后,使周围人感到惊诧的是她宣布自己翻阅了自1946年以来每一次的预算报告以及财政法案,她发现就连最贪婪的财政大臣也都或多或少对社会作出哪怕只有一点的让步,只有财政大臣卡拉汉不打算如此。
许多人交口称赞这次精彩的演讲,而可怜的戴蒙德先生却一筹莫展,只得慢吞吞地走到一块台阶下,原先就有人建议他应呆在那里等玛格丽特讲完话。在下半年布莱克浦保守党年会上她又一次尖锐地批评这项税收法,赢得了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到秋天这项法案公布时,已经做了重大修改。
玛格丽特发现作这类讲演是最兴奋和有刺激性的工作,特别是在能发挥自如的下院里讲演。如果说在走廊里或者在大街上受到侮辱会深深刺伤她的心,但是在下院里受到侮辱就称不上什么侮辱,就象鸭子抖落自己背上的水那样应付自如。她具有男子的坚强气概,能把受的侮辱和侮辱她的人区分开来。这是所有获得成功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一旦她离开下院,便象老朋友那样和他们在酒吧里边聊天边饮酒。
玛格丽特有一、二个敌对的朋友,有已故的麦克金陶什,他是代表布韦克和东鲁瑟亚的国会议员,当他们还默默无闻地坐在下议院后座议席上时,他常常找玛格丽特作伴。现在她感到反对党前座议员是她的好对手,工党反对派成员有时会打电话告诉玛格丽特他们要讲演的内容,好让她作一番准备。
有时玛格丽特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即总在开会前一小时接到通知要她发言。往往在吃午饭时她接到通知:有人病了,她得在下午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但是她从来都镇定自若,她会说:“我得考虑10分钟。”然后便全神贯注地思考,在信封的背面或一张报纸上草草记下几个要点,一篇精彩的讲演就出来了。
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家庭里玛格丽特处理事情从不惊慌失措,她无疑是遵照着外祖母的教导,不作无益的后悔,而是迅速弥补过失。例如,她曾参加英国演讲联合会旅行团第一次去美国时显得十分兴奋。她很少出国旅行,第一次出国是蜜月旅行,以后走得最远的便是和全家去瑞士滑雪。当时丹尼斯和秘书黛安娜为她送行,到达希思罗机场时时间还很充裕。他们在第三入口处检票,玛格丽特查看一下所带资料,突然发现她的护照已过期。前几周黛安娜曾问过护照是否准备好了,玛格丽特回答说没问题,因此她没法责怪任何人,只得怨自己。丹尼斯开始着急,而玛格丽特只是说了句“我多蠢”,便和黛安娜跳上出租汽车返回伦敦到小法兰西街的护照办理事务所。与此同时,机场也打了电话通知事务所她们已经去了,因此护照事务所等着她们,玛格丽特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办好了护照,还奇迹般地赶上了飞机。
在预算辩论时玛格丽特讲到财政大臣需要一个女人来处理财政部的事务显然是在说笑话,以增加讲演的效果,但是这也暴露了她的野心——想成为第一个女财政大臣。她常和黛安娜开玩笑说:“当然,如果我是财政大臣的话……”野心可以常在,玩笑可以常开,而在财政部玛格丽特只工作了20个月便调到反对党负责燃料动力的部门。在财政部工作时玛格丽特感到最快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受爱因·麦克劳德领导的缘故,而是觉得和他一起工作令人十分开心,并敬佩他的信仰。
1967年,一到影子内阁燃料动力部玛格丽特就加入了阿伯凡惨案的辩论。威尔士矿井小村庄旁有一座巨大的熔渣堆倒塌,把村庄的小学校压在底下,一共有116个儿童和28个成年人丧生。玛格丽特为此深感震惊,她说:“我记得有一位母亲早上送孩子上学前和孩子争吵过,因为早晨人容易动怒。这只不过是一天中的事,孩子们连和朋友都没告别一下就死去了。这位母亲以后只要一想起他这样死去,便会心神不宁。”
理查德·马什任工党燃料动力部大臣,他也是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的小伙子,他凑巧在私议案的抽签中第一,玛格丽特第二;更巧的是当他调往交通部时,不久玛格丽特也调到那里。
她调到交通部的那个月正碰上保守党召开1968年年会,她应邀在党的政治中心会上作年度报告。这个会是保守党组织的一个分部,负责向基层组织传达上层的思想和奋斗目标,应邀到那里讲演是一种荣誉。玛格丽特正在步杰出人物的后尘,他们都是党的老前辈,如莱伯·布特勒、奎汀·豪格以及她政治上的良师益友爱德华·博依勒爵士。玛格丽特以“政治错在哪里”为题做报告,这也是她对15年来自己丝毫没有改变的基本信仰的陈述。她断言政治错就错在政府对人民生活干预太多,官僚机构太多。她宣称:“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以税制刺激来鼓励人民用自己的财力增加物质供应。”对哈罗德·威尔逊的物价与收入政策她持反对态度。“让政府决定哪种工资和薪水该增加的做法完全行不通的。”“人民要求提高收入没有错”,她说:“男人和妇女希望提高他们家庭生活水准,并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件好事……而错误是人们只想得到却不想给予。”接着玛格丽特引用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只有一种自由才是名符其实的自由,即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己的幸福,只要我们不剥夺他人的幸福,也不阻碍他们去得到……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互相倾轧的攫取者,他们不能为他人的利益相互约制。”她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得以幸存除非具有坚定的信念基础和正确目标,勉强支持是不能长久的,我们还需要人民的积极性。”
玛格丽特的政治生涯一直聚集着能量,但是她不象一颗超级新星那样夺目。她被公认为勤奋能干,但她不是一个特别能蛊惑人心的演说家,邀她去讲话是因为他们考虑有一个妇女可以增加点新鲜气息,而他们四周的妇女却不多。下院仍由男人们统治,许多成员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她最引人注目的前任弗洛伦斯·霍斯伯格已打响了头炮,但是她的年纪比玛格丽特大得多,并且没有女人味。
玛格丽特想方设法保持自己的女性魅力,她喜爱服装,总是喜欢炫耀她所购置的物品。当时她可以到处逛商店买东西。她大部分衣服是买的,有些是姐姐穆里尔给她的,她比玛格丽特的大一号,因此她总能对什么衣服适合玛格丽特穿估计得八九不离十。玛格丽特马上就把这些衣服改出来,如果她自己不需要,就送给秘书黛安娜,因为她们两人的体形和尺寸非常相近。
玛格丽特对穿戴别人的东西从不在乎。她本人的首饰非常少,在双胞胎出生时丹尼斯送给她两串人工养殖的珍珠,几枚装饰胸针,以及人造珍珠耳环。有一次她要去加拿大议院参加招待会,穿一身黑颜色服装,样子很古怪,知道玛格丽特非常喜欢绿颜色黛安娜,便建议借她戴自己在21岁生日时得到的翡翠首饰。玛格丽特佩戴着秘书的翡翠首饰和宝石耳环,和与之相配的项链和胸针准时赶去参加招待会。
另一次黛安娜要乘船旅行去挪威,需要一件厚茄克衫,玛格丽特知道后便说:“穿我的吧不要去买。”黛安娜穿着玛格丽特通常在圣诞节滑雪时穿的那件昂贵的浅蓝色茄克衫启程上路了。
玛格丽特除了国会工作之外,总是对孩子关心无微不至,每个星期给他们写信,参加学校的年度授奖典礼和其他活动,并安排在学校放假期间和他们去旅行,马克13岁时去哈罗公学念书,在体育方面很出色,尤其是网球,而其他方面则很平常。他去学堂之前玛格丽特总是叮嘱他不要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地方。她向斯特宾斯请教,他的儿子理查德也在哈罗念书,她想知道他给理查德多少零花钱。但是尽管她费尽心血,马克还是摆出一副得意的架势,似乎他母亲已经当上了首相。他不怎么讨人喜欢,一般大家都认为他相当自负浮夸。
马克的个性自幼就自负浮夸,尽管玛格丽特曾制止他接电话时用姓称呼自己,但还是管教不住。有一次她带两个孩子去拜访一位老朋友,她的孩子和撒切尔夫人的孩子年纪相近。母亲在屋里聊天时,孩子们在外面沙坑里玩耍。当他们要回家时,穿戴得象小方特勒罗伊勋爵的马克对一起玩耍的小主人不说一句再见,玛格丽特便叫他说,他觉得这个在花园里玩了一天的孩子十分邋遢,便说:“不,妈咪,对这么脏的人说再见我做不到。”
卡罗尔不仅非常富有同情心而且性格坚强,很少提到母亲。12岁那年她说过:“我长大后只要可能便离开家。”她脾气倔强,学校的教工人员不怎么喜欢她,但是和同学相处得很不错。那时玛格丽特对学校女校长的事务已不大过问了。卡罗尔16岁离开奎因斯伍德学校去伦敦圣保罗学校念A级班。
一个月后,特德把玛格丽特调出交通部,任命她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平时她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所持的观点一下子变得人人皆知了。当时教育界处于不稳定状态;几乎所有大学都发生学生骚乱,人们对中小学校教学质量下降忧心重重。1965年,工党政府上台执政时曾许诺取消中等教育中的选拔和分离制。1966年,他们在声明中保证“废除一些妨碍就学机会的做法”,实施综合中等教育。虽然在以后几年里他们没有经费进行实施,但是不少地方当局都递交了如何实施综合教育的长期规划。1969年10月,玛格丽特接管教育事务时,当时的教育大臣爱德华·肖特打算用强行实行综合教育的法案来迫使那些不同意这样做的地方政府递交实施计划。
玛格丽特接替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爵士,她明确表示保守党将全力反对肖特的法案。但就个人而言,在有些情况下实施该法案她并不反对。“的确,我知道许多做父母的都欢迎它”,她上任第一天时就这样说,“我当然不会对现行的、考虑周到的计划再提什么异议,我不反对。”因为她以前是读文法学校的,这种体制给了她向上爬的机会,她不会采取行动去废除它。毕业于伊顿公学的爱德华·博伊尔对该法案的态度消极,并表现出似乎要同意工党的计划,这惹恼了许多同党人士。文法学校毕业的保守党领袖把他改组出影子内阁而去利兹大学任副校长。他给玛格丽特的任务是准备保守党竞选时的教育大纲。
虽然当时还未到大选日期,但是工党政府却面临一些难关。自从再次当政以来,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哈罗德·威尔逊迫于压力不得不使英镑贬值,而工会的势力日益扩大。贬值的效果颇佳,1970年6月是经济上的黄金时光,全国普遍感觉良好,威尔逊因此一度信心大增,提出进行大选。但是好时光转瞬即逝,毕竟经济上是积重难返。民意测验的前一天,政府不得不公布的一些数字表明贸易出现了赤字,失业上升,罢工的损失日趋严重。
特德·希思和保守党提出了一个较佳的方案,其内容是影子内阁成员和党的中央机关高级官员于2月份的一个周末在克罗伊登的一家塞尔斯敦公园旅馆里制定出来的。他们要取消国家干预政策,恢复自由经营企业。哈罗德·威尔逊以保守党开会地点的名称把希思称为“塞尔斯敦人”,攻击他象发掘到了什么古董似地重新拾起旧时代的保守党统治术:即等级制、贪得无厌和政府的无能。但是他们牵强附会没有起什么作用。希思的诺言彻底打破了陈旧的框框,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再也没有庞大的官僚体制,政府也不强行冻结工资,再也没有社会主义分子来干预人民的生活。“靠你们的双脚自立”,希思带着这句口号去参加民意测验,得到了全国的欢迎。
这次竞选大大出人意料,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将获胜十拿九稳,然而投票结果却是保守党以领先30个席位的多数取胜,特德·希思当选为首相。
玛格丽特是保守党历史上第二个成为正式内阁大臣的女性仍任教育部大臣。第一位是前任教育部大臣,已故的弗洛伦斯·霍斯伯格。“一张埋没了多少知识的脸”,这是1951年到1955年她在温斯顿·丘吉尔手下任职时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而得来的绰号。
玛格丽特的父亲不幸再也看不见这次竞选了,在1970年玛格丽特成为政府官员的前几个月艾尔弗雷德·罗伯茨逝世了。他是玛格丽特一生中惟一对她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她的良师益友,指点她如何攀登从格兰瑟姆到威斯敏斯特的阶梯。逝世前,罗伯茨已病了一段时间,玛格丽特虽然知道他不久于人世了,但是这对他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是在北阅兵场家里的床上去世的,穆里尔打电话告诉了卡罗尔,卡罗尔等母亲回家来转告了这一噩耗。
玛格丽特直奔格兰瑟姆,在那里艾尔弗火化,骨灰埋在纪念花园里。玛格丽特非常怀念她的父亲,称他为“爸”,而不是“父亲”,并且常常提起他。她父亲没有活着见到自己女儿成为内阁大臣和首相,这是玛格丽特一生中的一大遗憾。但是九年后,当她作为首相踏进唐宁街10号的第一天,便对他大大称颂了一番。
“他抚育我长大,他教我信奉的一切我至今还恪守着,我为了他们的价值而参加竞选”,她说:“我在小镇里,在那个质朴的家庭里学到的东西正是我所信奉的并使我赢得竞选的胜利,这太有趣了。……我的一切成就应归功于我的父亲。”
父亲逝世后不久,玛格丽特的秘书黛安娜辞职走了,因为她照看了好些年的老父亲也离开人世了。那年她已55岁,以前一直在伦敦任职。她决定卖掉奥克斯泰德的房屋,搬到布赖顿去住,以前从奥克斯泰德去上班交通很不方便。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令人不愉快的,她随T夫人干了七年,虽然对她忠心耿耿,但是对伦敦却感到十分厌倦。
玛格丽特出任内阁大臣后,家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玛格丽特卖掉了蒙特住房,在他们住的威斯敏斯特花园公寓旁弗勒德街19号买了一幢带阳台的房屋,房子正对面便是他们新婚时住过的天鹅宫楼。有一年多他们没有乡村住房,丹尼斯对此耿耿于怀,他不喜欢住在伦敦,这样离高尔夫俱乐部和他的几位朋友太远,另外他也不怎么喜欢弗勒德街的住房。他很快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兰伯赫斯特高尔夫球场有一幢旧的大房屋,丹尼斯在里面搞了一套漂亮的房间,房间里设备齐全,租期三年。从那里走到高尔夫球场的发球处只需两分钟就可以,可是玛格丽特一向不愿意住租房,她喜欢住属于自己的房屋。
大臣的生活截然不同于反对党影子大臣的生活。玛格丽特搬出了下院底层狭小的房间,搬进教育科学部装有空调的宽敞的办公室,当时设在西区科逊街。她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旁,许多文官守着电话,随时听她吩咐。一辆配备司机的大轿车载着她穿梭于唐宁街的内阁、下议院和芬奇利,或者偶然到什么地方去访问。她现在的秘书伊丽莎白·威廉斯再也不用去做曾由黛安娜处理的那些事务。在那里她除了星期天购置一批物品以及处理芬奇利的事务,其他一切事情都由教育部包了。
一如既往,玛格丽特还是那么干劲十足,信心百倍,一心一意地开始工作。对于教育,她有自己的一套基本观点,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不变。她认为父母送孩子上学的问题应有选择的自由;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得到充足的经费,这样所有孩子的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初级教育应该得到更多的经费,“这是为以后一切教育和培训打基础”;应准许地方当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于他们地区的教育体制,考虑到父母的愿望,包括距离和现存教育楼的适宜性。她认为学生不到16岁就不应该离开学校。
直觉和个人经验,或她交谈对象的经验直接构成了玛格丽特的思想基础,形成了她的信条,而且这些又不违背她的教育理论。她父亲把她送到市镇的另一头学校去念书,而不送她去离家近的学校,这是因为他更喜欢前者,或者说是因为建造那所学校的钱花得多一些。她有几位在凯蒂文的朋友,她们十四、五岁时就被迫离开学校,并且没有机会继续深造,原因是她们的父母承担不起学费。
在内阁里存在着鲜明的等级,教育部大臣排列在较低的一级里。除非涉及到他们部里的具体事务时才允许发言,一般他们没有发言权。这种常规使玛格丽特遭冷落的可能性更大,然而玛格丽特敢于发表己见,并且不光是对教育事务而言。她还象以前一样在家里准备好发言,比任何一位内阁成员都准备得充分。她要么不说,要说总是能拿出事实和数字来论证。没多久特德·希思和内阁其他成员都认为她最不受欢迎的人。
有两种人最不讨特德·希思的欢心:一是与他持不同看法的人;另一是女人。而玛格丽特两者俱占。尽管希思有种种缺点,但他并不傻;他清楚她的精明能干以及对于他政府的价值,因此他还是让她留在内阁里,虽然并非出于情愿。公道地讲也不是希思一人是如此,玛格丽特在内阁里完全受冷落,很少有人理她。在1970年议会的保守党仍旧存在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玛格丽特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抨击,但收效甚微。1965年,她在埃尔伯特大厅对5000名城镇妇女全国联合会的成员说:“如果你们想要说什么,求助于男人;如果你们想要干什么,得求助于女人。”她当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的前夕在党的会议期间里就妇女权利平等问题进行了回答,结束时引用了索福克勒斯的一句话:“妇女一旦与男人平起平坐,她们将会胜过男人。”
玛格丽特从来不讲假话,所以在内阁里没有人缘。她不介入男人之间勾心斗角,不懂得各种规矩,也没有兴趣去学。她为自己的论点辩论时,就象猫逮耗子那样,盯着不放,使得她的男同事们暴露出一付空谈家的嘴脸。她的处境相当孤立,如果丹尼斯不能陪她出席晚上的活动,她的同事便会三三两两地一起去餐馆进餐,如果没有敏感而体谅她的同事陪伴,玛格丽特常常是孤独一人。
一向不喜欢和政治家相处的丹尼斯,只要没有公司事务缠身,就争取陪玛格丽特去参加活动。他变得特别关心她,担心她操劳过度,总是在某个集会结束前把她接回家,这样可以使她不至于过分疲倦。那时候他相当专横,尽管玛格丽特不是一位百依百顺的妻子,但是看上去还是以他为主。一旦她对某些事情有了信心,丹尼斯也乐意放权。
她的信心从很大程度上讲,来自丹尼斯,他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她用钱帮助玛格丽特开始了政治生涯,是他的支持和忠心才增强了她的进取心。她也不时抱怨他——只是对可靠的人讲——讲粗话、他的高尔夫球搭挡以及每天一大早喝酒的嗜好,这种牢骚话和通常结婚20多年的老夫老妻的牢骚话没有什么差别。然而他一直认为她是个贤妻良母,并且相信她能顶得住别人对她的疏远和冷落。
在教育部任职的三年半期间里,玛格丽特特别需要有这种帮助。她不仅在内阁受到孤立,在全国许多地方也都不受欢迎,并且还受到左翼刊物的严厉抨击。她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要地方当局呈上综合教育计划的命令。工党坚决要实行该计划的文件叫第10/66号通知,玛格丽特对此作了修改并拿出自己的第10/70号通知,其内容与她在保守党竞选宣言中的内容如出一辙。但是这惹恼了赞成工党计划的全国教师联合会,他们争取了舰队街的舆论。玛格丽特仔细地阅读地方送来的计划,有的让它们去施行,有的被她卡住了。有人指责她“破坏”了许多学校,不让其成为综合性学校。事实上报上来的4000个计划,她否决了还不到400个。地方当局埋怨她的方针不明确,因此在1972年全国教师联合会年会上她阐明自己的方针,有几百名教师中途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玛格丽特曾否决过的一个来自苏雷县议会的计划,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埃卜森地区有两所声誉较高的文法学校。县议会准备把它们改成综合性学校,但遭到埃卜森地区八万名选民中的二万四千名做父母的反对。玛格丽特决定原文法学校不变,并应保持其所有的机构。
很快就有人用她竞选声明中的言论反驳她,即地方当局有决定当地最佳教育制度的自由。玛格丽特反驳道,她还曾经说过必须考虑到父母和地方选民的意愿,而这一计划显然违背了民意。她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
保守党执政还必然兑现另一个允诺,降低税收。但是如果要降低所得税,那么财政收入势必得另找来源。工党财政大臣吉米·卡拉汉曾试图实行选择雇佣税。希思政府第一任财政大臣爱因·麦克劳德却坚持要压缩政府开支。他的方案是裁减三亿英镑,其中相当一部分得从教育部预算中扣除。每个摊到要减少开支的大臣都竭力把它转嫁到其它部门。玛格丽特花的力气比谁都多,但还是被削去了一些。
最后,取消了一项规定,即每天向小学七岁至十一岁的学生免费供应牛奶,原先一年为此政府得开支八百万英镑。玛格丽特后来对这一决定作了说明,在预算中除去这一项是为了不影响对儿童的教育。
“我认为孩子的牛奶费用大多数父母都有能力支付,政府的职责是提供他们所承担不起的教育经费,如造新的小学校。前工党政府已取消免费为中学生供应牛奶,虽然在他们内部也有人反对,但为此也没有出过大动乱。重要的是要保护教育,这就是我们所做的,的确,我们还是发展了教育。”
但是公众被大大地激怒了,报刊也推波助澜。《太阳报》称她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玛格丽特得了一个浑号“撒切尔夫人,抢牛奶者”,并被写成大标语。她把学校一星期伙食价格提高到60便士而遭到辱骂。她还受到的攻击有:向富家子弟的学校提供二百万英镑的补贴(这样做是让校方降低学费),而拒绝对贫民区学校进行调查(因为她认为经费应合理地使用在建造小学校上)。下院的种种辱骂都冲她而来,骂她是“误人子弟的大臣”。有一个还尖声叫道,“涂脂抹粉的吝啬女人”,另一个还喊道:“反动的野蛮女人”。每当她站起讲话时,人们就唱“母狗滚出去”。
然而,最愤怒的要属学生了。当时学生联合会误入歧途,管了许多闲事,如支付联合会成员的罚款、支持非洲的自由运动和上克莱德的罢工。由于交纳联合会的经费是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应尽的义务,因此上述的这些事情的经费最终是来自于地方政府资助学生的款子,实际上也意味着由那些不愿意支持这些运动的纳税人支付这些经费。
玛格丽特的计划是:大学生和专科学校当局应接管学生联合会的资助权;然而这个建议象撒了气的气球那样疲软。她到处受到学生们的嘲笑,围攻和谩骂。伦敦南方银行专科学校的学生拒不出来接受她颁发的奖品,有些学生干脆退场。当六名学生和她一起吃饭时第一道菜还未上来就不辞而别,在留给她的一张纸条上写道:“生活在你以及你的所谓民主政府的谎言中我们已经够了。”不过她还是发表了讲演,并没有被外面传来的歌声“如果你们憎恨撒切尔,就请拍拍手吧……”所吓倒。
对于她的反对不止于谩骂。1971年6月,她来到利物浦专科学校,愤怒的学生举行罢学集会。她的讲演淹没在一片叫喊声中:“学校牛奶怎么了?”“保守党滚出去”,纸做的飞镖在大厅里飞舞,当学校主持人提议向谁也没有听见的讲话表示感谢时,有人打了一个响嗝,最后她让人带着从边门走出去,以避开仍旧在大厅里唱歌的学生。
象避难一样玛格丽特回到了吉妮弗·蒂尔尼的家,她是一位地方议员的妻子,访问期间玛格丽特就住在那里,她面色惨白,浑身发抖。吉妮弗问她情况如何。玛格丽特说:“一个无赖的集会。”当要她说些细节时,她掀开外衣,露出胸脯上的一大块青,这是被人用石子砸的,吉妮弗非常害怕,马上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没事”,玛格丽特说“今天下午还得去应付两场,给我来杯热茶。”
“你受伤了吗?”女主人问。
“疼极了,”她说。
“那你怎么办?”
“继续讲,”玛格丽特说,“我还能怎样?”
玛格丽特的家人也受到连累。她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正赶上卡罗尔在伦敦大学读法律。同学们和她相处得很不好,只因为她母亲的事而招致训斥和排挤。
至此,连丹尼斯都劝玛格丽特认输了。她从来就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坚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搅得她心神不宁,虽然她平时自我控制力很强,从不流露出心神不定的样子。但是后来她还是承认了这件事使她几乎要崩溃了,在和记者会谈时她承认自己不是铁打的,有时还会偷偷地哭一场。但是她没有认输。她深感痛苦的是她的孩子也得跟她受罪,然而她相信她所干的一切是对的,相信这将有益于绝大多数的人民。如果因为海里有惊涛骇浪就要让她弃船,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她在保守党的上层同样不受欢迎。但是当反对党要她辞职时,特德·希思却立场坚定,坚持要她留下。保守党成员的妻子们都不欢迎她,当问起她们感觉如何时,一位夫人急促地说:“怪不得她和我们谈话时惟一内容就是:牛肉的价格如何?”但是她们如果参加那天在唐宁街举行的正式宴会,她们就会感到自己的要逊色得多。那天有一位著名的人士要讲话,房间里霎时变得静下来,他问道:“撒切尔夫人是个女人的谣传是否真实?”玛格丽特就坐在不远的位子上,她装作没有听见。她的同事却象歇斯底里发作一样,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
玛格丽特和保守党成员的妻子们只谈论牛肉价格的事是可信的。她和她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们想做中、上阶层的妇人,以前上过公学堂,享受着特权,骑骑马,在乡村拥有巨大的住宅,说话声音高傲。但是如果只要一个星期不参加社交活动,她们就会感到受冷落了。在上层里,她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势力眼,这和保守党各机构里的情况一样。她们得知她是小店主的女儿,听出她的口音不纯,无论她学得多象,也不愿意和她交往。而玛格丽特觉察到她们对她抱有敌意,心里明白与她们毫无共同之处,断定她们不懂政治,因此只能以牛肉作为话题了。
她在教育部里是个勤勉的领导,要求每个人像她一样努力工作。如果碰到谁考虑问题没有条理,或者走捷径的话,她便会象以前在下院里对付愚蠢的议案那样申斥他。整个部门都会由于她的存在而感到神经紧张,甚至变得不能和她进行一次正常的交谈。因此当她宣布要去科西嘉度假两个星期时,他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可以有两星期的安宁日子了。但是10天后,玛格丽特从科西嘉回来急切地投入工作时,他们的慌乱劲就可想而知了。
特德·希思为了平息学生对玛格丽特的敌对情绪,任命诺曼·圣约翰—史蒂夫斯为玛格丽特的助手。在上任的第一天早上他9点钟来到办公室,看见玛格丽特在前门恭候他,很远就向他伸出手来。他们成了她仅有的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他承担了许多社会活动,远远超过了大臣助手通常所承担的工作量,这样做是为了减轻撒切尔夫人的压力,而设法填补她与教育界人士及新闻记者之间的裂痕。曾经有一个时期,她对报界怀有敌意,拒绝与记者会谈。如果要谈的话,她把所有问题都视为陷阱。
有一次,诺曼要在下午在下院就教育事务作答。他就在地下室一间委员会的房间里准备发言稿,因为那里没有电视监视器(其他房间里都有)。当时有人忘了通知他会议在哪里召开,因此诺曼错过了这次答辩。玛格丽特出去吃午餐并买些东西,回来时手上提着哈罗兹提袋,她发现诺曼没有出席作答,便代他答辩。事后她从没有说起她所做的事,也没有去责怪诺曼。他们谁也没有再提及此事。
玛格丽特在此期间有一位新秘书名叫艾莉森·沃德,她于1971年来到玛格丽特身边。那时艾莉森刚20岁,听下院里传说撒切尔夫人想找一位秘书,但是她作政治秘书只有三个月,恐怕不能胜任内阁大臣的事务。可是有人劝她去见一见大臣。没有经过特别的面谈,撒切尔夫人只是看了一眼艾莉森,便问她星期一能否来上班。玛格丽特具有很强的直觉能力,她用女性特有的第一印象来评判人,这常常很准确,看一眼便知道是否喜欢。如果她喜欢,便友好随便,彼此就可能产生好感。如果她讨厌某人也不加掩饰,态度冷若冰霜。
虽然玛格丽特困难重重,并引起了公众过分的注意,但是整个希思政府也有不少棘手的问题。通货膨胀直线上升,并且还未有停止的迹象。要求加工资的一个接一个罢工,搅乱了政府部门的工作。1972年特德·希思公布了一项强制收入政策,完全违背了保守党执政宣言的原则。
希思没有兑现诺言,撤消一些工业部门,去除那些不能自立“跛脚鸭子”,增加政府补贴帮助一些公司(如上克莱德的戈万轮船制造商),使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国有化。他实行一系列大转弯的政策,不仅使在上次竞选时相信保守党宣传的人们感到吃惊,而且内阁中的有些成员也是如此。虽然内阁成员对这些决定负有责任,但是真正参预决策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内阁里没有民主投票制度,首相只要靠几位老资格的同僚支持,便可以随心所欲。如果大臣中有谁发现某一项决定违背了自己的原则,那他的出路只有辞职。
玛格丽特十分关注这种状况,然而对她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忠诚,她决心效忠于她的领导人。她非常明白如果她离开内阁要想再回来说得花很长时间,因此她决定呆在原来的位子上,为希思的大转变政策共同承担责任。
希思政府厄运频频,并且还陷入了自己挖掘的陷阱中。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工资剧增问题,使希思不得不去做哈罗德·威尔逊准备做的事:促成一项劳资关系法案,限制工会使用罢工作为武器的自由。工会愤不可遏,但是它未能阻止该法案在国会里通过。当法案通过成为法律后,他们都对法律持藐视态度,结果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工程工人混合工会被特设的国家劳资关系法庭判以七万五千英镑的罚款,因为它拒绝遵守罢工禁令。但是该工会当即给予反击,工会主席休·斯坎伦发出停工一天的号召,成功地关闭了船坞、工厂、新闻机构以及许多发电厂。此后,他又号召在整个秋季举行全天罢工活动,外加一个取消超时工作的要求。发电站里缺了工程技术人员,发电量便开始下降,这意味着电力供应短缺。阿拉伯人在这时期继1973年10月赎罪节战争之后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意在阻止西方大国帮助以色列,以致油价翻了两番。这一切,严重地破坏了政府发展经济的方针,该方针是财政大臣托尼·巴伯于1971年公布春季预算时提出的。
煤矿工人又抵制支付接二连三的资助款项,坚持付增长数额的31%,这和政府紧缩工资政策背道而驰。他们和象工程技术人员一样,坚持要求取消超时工作,并且连矿井的安全工作也停了下来。对此政府宣布了一项紧急状态令;限制用电,它还发起节电运动,在广告上登出引人注意的字句SoS,意即“切断电源”(Swich off Something)。照明用的标记熄灭了,办公大楼里的恒温器调到华氏63度,车速限制在每小时50英里。12月,火车司机也要求取消超时工作和星期天工作制。次年1月,政府为保存燃料以及对工业部门实行配给供应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实行一星期三天工作制。寒冷、黑暗和动荡不安的冬天过去了,失业者多达220万人——大萧条以来失业人数最多的一次,英镑比值降到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点,加油站外面排起了长队,政府与煤矿工人领袖谈判破裂。于1974年2月,特德·希思最后决定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下议院。他宣布选举日期两天后,煤矿工人以81%的压倒多数投票赞同举行罢工。
1974年保守党竞选的口号是“谁来统治?”全国矿工联合会总书记劳伦斯·戴利和副主席、共产主义分子米克·麦加希公开吹嘘他们在工业方面采取的行动能够“搞垮”合法选举出来的保守党政府。
在竞选宣言中工党声称他们将抛弃“导致对抗和冲突的政策,与行将灭亡的哲学作斗争”,提出“摆脱危机的方法。”哈罗德·威尔逊许诺在“公正平等和顾及低收入”的基础上,与工会制定一个“社会契约”。他承诺减去穷人的税收,让他们致富,并废除劳资关系法。
投票结果没有表示出谁是明显的胜利者。工党虽有取胜的迹象,但只比保守党多五个席位,还有其他党派的32个席位可以争取。希思寻求与自由党结盟的可能性,可是未能与该党领袖杰里米·索普达成协议,于是希思便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想法,向女王递交辞呈,就这样哈罗德·威尔逊重返唐宁街。以极其微弱的多数取胜意味着:他的无论哪一项决定,如果不受欢迎将很难在国会里通过。但是大危机很快就过去了。矿工接受了他提出的一项代价较高的新办法,全国又恢复了一周工作制。
虽然他们执政时期危机四起,保守党执政才40个月,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也是场恶梦,但是保守党还是取得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政绩。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货币改成十进制;一项增值税的新利率政策取代了混乱的购买和选择雇佣税制度。
应指出,在保守党内部不是所有的成绩都受到赞成的,房屋所有权的措施疏远了许多党的支持者。希思政府放宽了对地方议会出售房屋的限制,并且取消对贷款的控制,从理论上讲更多的人能够买房子。但是,与此同时在私人住宅区却没有大量建造房屋。因此抵押利率急剧上升,房屋价格也跟着攀升。由于求大于供,在房屋交易中随意涨价的事变得屡见不鲜,只要出价高就没有做不成的交易。结果年轻夫妇再也买不起房子了。在上层,希思政府重新调整了地方政府机构,但是官僚机构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些机构的开支较高,因而也相应增加了税收的比率。
在这种不堪收拾的情况下,于竞选后不久特德·希思任命玛格丽特为影子内阁环境部大臣。她在这个职位上承担了一些最艰苦的工作,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她失去了伊丽莎白大楼的办公室和办公人员,失去了载着她四处奔波的司机和轿车。反对党的生活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回到了下院,在星殿的一间小屋里办公,秘书艾莉森·沃德仍跟着她。现在一切事情都得由艾莉森亲自去办了。
玛格丽特任职的几个月里,环境部的工作十分繁忙,她在下院频繁发言,而同事们却保持箴默。玛格丽特的工作量非常大,然而除此之外她还坚持担负起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她也许晚上不能回家做饭,但她决不让家里断炊,特别是冰箱里有切好的冷菜。她包下了所有的采购,常常去国王路的超级市场,一买就是一大堆,保证家里不会缺手纸、食品和肥皂。她曾一度长期抵制食品冷藏法的革命,但是这一方法终究成了她理家的实用方法。可是周六全家团聚,只要有可能她仍到国王路的小肉铺里搞点鲜肉。
丹尼斯每天上班得驾车驶65英里,因为1974年伯摩石油公司总部迁出伦敦搬到斯温顿。他每天早晨6时半准时离开家,早餐就得在6点。玛格丽特没有一天早上不起床早做早饭的,但是她晚上上床休息往往要到一、二点钟。她曾担心丹尼斯每天驾车去这么远的地方容易出危险,特别在冬天路滑的时候。但是把全家搬到斯温顿的做法并不明智,有时她得在深更半夜赶到伦敦。因为下院有突然集中表决的工作制,晚上或者半夜里她会被叫去投票,投票后再赶这么长的路是不堪设想的。
无论在什么时候玛格丽特上床总是先卸装,然后把脱下的衣服挂好。即使疲惫不堪时,玛格丽特从不把衣服胡乱堆在一起。一边就上床的习惯。这是她从祖母膝下学来的理家方法:照料得好的东西方能经久耐用。从孩时起,她就不用肥皂洗脸。从那时起她一直用清除剂抹去脸上的化妆,然后再涂上优质皮肤保护液,此外她保持着童年时的习惯,一星期洗一次头。在一星期中间如果她要去参加什么活动的话,就用电发夹把头发弄得蓬松些。
卡罗尔仍在这一期间攻读法律。因为10岁就离家去读书,为了能在家里多住一些日子,她选择了伦敦大学。但是卡罗尔拿不定主意该读什么专业。选择什么学位却是玛格丽特出的主意,她母亲认为把法律学到手将“远比艺术有用”。尽管玛格丽特不曾干预子女的事业,但是她认为他们都应该拿到职称。卡罗尔学完法律后,玛格丽特坚持要她继续深造,直到够格当一名律师。
马克在学业上一直不专心——可能是意识到他在体育上有造诣——从哈罗公学毕业时成绩平平,他步父亲的后尘在伦敦市一家会计公司任职。但和在哈罗公学一样,他人缘不怎么样,大家都不喜欢他,因为他喜欢自吹自擂。在业务上马克也未做出成绩,他考了三次最终考试,但是都没有通过。
玛格丽特始终关心孩子们在学习和感情方面的成长。不管一天得到政治上花多少小时——并随着她的职位上升而增加,——她总要保留一点精力来照顾自己的家庭。卡罗尔后来问玛格丽特她是怎么应付的,她回答道:“别忘了我离家独自生活了整整20年。人们认为你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已当了首相总要不会没有任何背景吧,而我从来没有背景,决窍就是不停地忙。”玛格丽特在事业上是如此,在理家上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