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李光耀早就意识到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高超科技，而缺乏能使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精神力量，那是非常危险的。那样的国家“将难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最后必会走向瓦解崩溃”（李光耀语）。
李氏在70年代初，就公开表示担心新加坡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西方腐朽堕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他认为国人多数读英文，接触英美的报刊杂志和电视电影日益增多，其中暴力、色情、吸毒、颓废等图片和镜头时刻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如果不加以防范和抵制，后果将不堪设想。1972年11月，他在一个记者俱乐部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特别谈到他访问哈佛大学时的所见所闻。他描述了那里的青年男女漠视滥交、吸毒和西方社会婚姻混乱、家庭破裂、孩子被遗弃等情况后，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对时下流行的歪风加以预防，使我们不受沾染”“我相信最安全的办法是在文化上加以防范，只要我们的青年及早受到自己传统价值的熏陶，我们对西方的歪风和偏差，就可以旁观而不受其害”。当时，他就主张从儿童教育抓起，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有些基本的传统道德是应该牢牢遵守的。”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应该羡慕的？什么是应该鄙视的？”还应该让他们分清：“谁是英雄？谁是坏蛋？”
李光耀为寻找一种适合于指导新加坡的政治哲学，涉猎了古今中外许多著作。他对历代各大思想家的学说进行比较分析后，极力推崇中国儒家思想。他说：“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目的是维护世俗社会的秩序。”他相信正确运用儒家的原则，可以维护新加坡的统治和发展，李光耀对孔子的伦理观十分赞赏，认为这是解决人际关系的最好原则。他曾表示：“孔子的五伦很重要，孟子后来加以阐释：五伦即五种人际关系。父子有爱、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认为按照孔子这些原则去处理人际关系，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李把五伦中的君臣关系改释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可以看成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
李光耀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看作儒学思想的核心，提倡把这八个字化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并一一赋予新的涵义：请读者们看一看李光耀的释义。
一、忠。就是忠于国家，要有国民意识。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现在的新加坡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先辈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作为侨民在新加坡谋生。过去这些人大都有落叶归根、返回故土的思想，没有争取新加坡独立的强烈愿望。新加坡独立初期，由于地少人少，资源医乏，很多人认为独立是暂时的，国家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培养国民意识，成了首要的政治任务。这种国民意识，也就是忠，它包括：
1.归属感。即每个新加坡人都应当意识到自己是新加坡人，属于新加坡。不能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印度人、印尼人或马来人。要把新加坡看作自己的家乡而扎根于这片土地，这一点最为重要。
2.国家意识。强调新加坡公民应忠于国家，热爱国家。遇到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牺牲个人利益。
3.群体意识。要求新加坡公民认识到新加坡的成就是集体协作的结果，个人与群体不可分割。个人的生活、工作与群体息息相关，工厂生产的好坏，靠工人的群体协作精神。只有人人群体观念强，才能提高生产力，才能提高生活水平。加强群体意识还要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和“宗派主义”。
二、孝。就是孝顺长辈，尊老敬贤，这正是儒家的伦理观念。李光耀特别强调家庭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李氏认为，在早期的移民社会中，人们具有勤奋、孝悌、仁爱与互助精神，但目前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新加坡社会的家庭已发生变化。过去家庭观念浓厚的华族，“孝道”也逐渐淡薄。许多人视父母为累赘，有的甚至虐待抛弃。1983年春节，李光耀在新年献词中指出：“孝道不被重视，生存体系就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变得粗野。”他不赞成子女抛开年迈的父母而组织小家庭单过。主张按照儒家传统，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并表示为了确保这类家庭不致分裂，国家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在所不惜。
三、仁爱。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李光耀曾号召新加坡人都来做“仁人君子”，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多元社会，要保持良好的秩序、安定团结的局面，必须加强各族之间和各教派之间的友好和睦，还要解决劳资矛盾、新老两代的所谓“代沟”问题。对新老两代，李提倡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年轻人要充分评价老一辈在新加坡创业的功绩，虚心向他们请教，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老一代则应爱护关心青年，要善于发现“青年俊杰”，尽心培养提携并在适当时机主动让贤。对师徒关系，提倡师傅无保留地向徒弟传艺，不要留一手；徒弟则要尊敬师傅，认真向师傅学艺。仁爱精神还要表现在公民的社会道德和家庭道德方面，强调每个公民都要为自己的家庭成员着想，不得随便离婚，重婚者判重刑。
四、礼义。李光耀强调“礼貌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礼貌是一种美德”，“礼即人与人相处之道”。义就是信义，待人接物要坦诚守信，不要欺骗狡诈。他希望新加坡成为礼义之邦。
五、廉耻。李光耀强调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自律的政府，他强调：“新加坡的生存靠政治稳定、靠高级官员们的廉洁和效率。”
为了使新加坡能够真正贯彻经过修改、含有新意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字精神，李光耀及其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例如为了强调“国家意识”，新加坡政府实行国民服役制，凡年满十八岁的男青年，都要依法服兵役一至二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培养誓死保国的意志和守纪律、守秩序、吃苦耐劳的品质。李光耀以身作则，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去服兵役。近几年还大力提倡唱爱国歌曲，李本人亲自带领阁员们练唱，在集会上更是大唱特唱。1986年12月，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对新加坡在建设方面的成功作了总结式的谈话，他说：“使新加坡成功的重要推动力是大多数人民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对于提倡孝道，李氏及其政府可谓不遗余力。他要求为人子女者要尊敬和爱护家中的老人，甚至要有一个子女需和已经丧偶的父亲或母亲同住，以便侍奉照顾老人，排解老人的寂寞和痛苦。他说，把老人送去老人院生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一般都应由子女把老人留在家中供养。多年来，新加坡都在旧历新年开展敬老活动，届时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们都要到自己的选区慰问老人，在全社会树立尊敬老人、关怀老人的风气。为了宣扬“仁爱”精神，以求得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新加坡设有社区、居民委员会、联络所、文化俱乐部等多种组织，其中居民委员会的作用较大。居民委员会不仅仅是政府同居民间联系的桥梁，负责各项福利事业；而且还有监督劝导青少年不要酗酒、吸毒和犯罪的义务；一家若遇失火或其他灾难，居民委员会负责组织救助。居民委员会还组织居民的国内外旅游、球赛、聚餐、联欢等活动，使原来素不相识、不相往来的邻居成为同游同乐的朋友，减少许多摩擦和纠纷。建屋局设计和分配房子，煞费苦心，有意让各阶层、各种族的居民混合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以促进民族团结，避免人为地划分成华人圈、印度人圈和马来人圈。新加坡人的文明礼貌举世闻名。这是基于李光耀对礼貌功能的深刻认识。他曾说过：“礼貌能导致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又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正是着眼于提高生产力，早在1979年6月，李氏就亲自发动并组织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文明礼貌运动，后又规定每年6月为文明礼貌月，一直坚持至今。这项运动首先从政府部门做起，逐步扩大到社会各个行业，进一步深入到工会、学校、居民委员会等基层单位，收效甚大。文明礼貌运动包括服务态度要彬彬有礼、热情周到；观看球赛或参加球赛要遵守场规，遵守体育道德；讲卫生；爱护公共财物；遵守交通规则；大人小孩都要养成守时习惯等。新加坡政府反对奇装异服和“嬉皮士”作风，认为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过去男人不准留长发，现在虽未明文禁止，但长发披肩的男人如到政府机关办事，一律排在后面，早来也没有用。据说这种“整治”办法还颇见成效，一些人为了办事，只好把头发剪短。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特别强调讲礼貌不是崇洋媚外，对外国人不要卑躬屈膝，应当时刻保持民族尊严。对同胞则要一视同仁，反对势利眼和以衣冠取人。在讲廉耻方面，李光耀不仅身体力行，坚决杜绝后门，不让亲朋好友沾光；而且对肃清贪污受贿行为一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政府明文规定，各级官员不得贪污舞弊、搞裙带风。政府专门设立了反贪污局，直属总理署。反贪污局的监督对象就是全国公务员。在新加坡的法律中，有关惩处贪污者的条文达26条之多，内容十分详尽，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得接受馈赠、约宴，若贪赃受贿、营私舞弊，不论职位高低，数额多寡，一律绳之以法，新加坡对肃清贪污行为是雷厉风行的，例如，一位前国防部政务部长（相当于副部长级），全家到雅加达旅游时，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七张飞机票，被反贪污局发现，李光耀亲自查询核实后，当即撤职治罪。为了防止政府官员假公济私，政府法明确规定，凡从政人员，不能与企业有任何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又注意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以保证养廉。从1979年起对公务员进行为期三年的工资调整计划，每年每人工资提高20%。最近，又在考虑再次提高各级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工资，以免他们的收入过分低于同样能力同等水平而在公司企业中任职的人员。
1982年，李光耀经过认真的观察和分析，发现新加坡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有改善，但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生活作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受英文教育的上层人士，更是洋化得厉害。他痛感“西方书本和电视所灌输的个人主义、唯我独尊思想已使部分新加坡人变得贪图享乐，凡事只考虑自己，把家庭、父母、子女都看得很淡薄”，认为“这是80年代的危机”。他一再呼吁：“要保留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保留一些传统优秀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并警告说：“如不注意，到1990年，我们将变成一个完全不同意义的新加坡，外表上看起来很繁荣，但在一切有关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神圣的文化精神上，社会力量上，都会逐渐软化。这些力量软化了，消失了，一切危机也就会发生。”
正是出于这些问题的深切忧虑，李光耀在1982年提出在中学增设儒家伦理课程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新加坡于同年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的道德教育必修课一一宗教知识科目中，增设儒家伦理课程。政府和教育部门事先进行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
1982年6月，当时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率团前往美国和一些华裔学者商讨有关推行儒家伦理教育问题；1982年7月至9月，又邀请一些海外著名儒学专家访问新加坡；从同年10月开始，政府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这个课题展开了全面的、公开的讨论；成立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确定哪些儒家思想适合新加坡现实情况，以及编制课程教学大纲等工作；1983年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教材编写小组；1984年开始在15所选定的中学进行实验教学；1985年英文版儒家伦理教程在中学全面推广。
现在，这一课程得到了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并培训出一批师资。1987年，全新加坡以华文修读儒家伦理的中学三年级学生约有5000人，以英文修读儒家伦理的中学三年级学生约有700人。
近两年，李光耀考虑的重点依然是思想建设问题。他认为新加坡在经济发展方面“比较有把握”，但在思想建设方面，还要下一番工夫。他一再提醒国人：学习外国不能忘记本国。虽然强调新加坡要向日本、美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经济管理经验，但不能把自己变成日本人或美国人。“新加坡必须保留东方的价值观和东方的生活方式”。
1988年1月，李光耀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对当今英美社会一些价值观和作风再次表示叹息。他说，新加坡要赶上西方的科学发展水平，但对西方的文化以及生活方面实在不敢恭维。他强调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经得起考验的，不应轻易放弃。
1988年8月，李光耀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学院的学生发表题为《新加坡的改变一一明显和潜藏的变化》的讲话，在讲话中重申儒家思想对培养人的素质有巨大作用，国家的成功不能只靠一个能干的政府，还要靠人民的良好素质。他呼吁家长们要向下一代灌输东方的价值观；强调要遵循儒家的伦理观念，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父母和下一代负责；还要发扬儒家倡导的吃苦耐劳精神。李氏认为儒家思想是有国家性的，它在日本、台湾、南朝鲜和中国大陆都颇有影响。他预言新加坡如能坚持十至二十年不受西方思想的侵蚀，仍能以儒学指导行事，则新加坡一定能继续取得成功。
除了在学校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外，报纸也积极配合宣传。新加坡报纸曾多次发表各界人士赞成推广儒学思想的文章和讲话；政府还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对儒学进行专门的探讨研究。1988年8月，该所举办了一次《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和在美国、日本以及香港的四十多位儒学专家赴会，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学者和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蔡仁厚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等。虽然大家对儒学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会议气氛热烈，大家各抒己见，坦诚相对。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先生对研讨会的结果表示满意，他在致词中特别提到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并联合发表宣言，该宣言向世界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吸取二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作为李光耀的接班人，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也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倡导者。1982年2月，他提出“新加坡不仅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城市，还要成为一个优雅的、有教养的社会”。
1988年10月，吴作栋在人民行动党下属的青年团主办的慈善募捐晚宴上，发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讲话。他提出“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应当升华为国家意识”，还强调“制定国家意识是人民行动党面临的重要任务”。这表明新加坡要把儒学提到新的高度、新的地位。过去，儒学虽然在传播，但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还未遍及全国全民，现在要“升华为国家意识”，那就是说要成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对此，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因为新加坡是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有些人担心只讲儒家思想会引起其他非华族人士的反感，不利于团结，闹不好还会导致种族摩擦。这些人主张“国家意识”应包容全国各民族传统和各种宗教教义的精华，并建议成立一个高级委员会负责制定，并经过全民讨论通过，以求得到全民的承认和接受。有些人则认为儒家思想亦有许多糟粕，如轻视妇女、轻视劳动等；所以不应全盘肯定。也有人认为儒学本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根本不适用于现代化的新加坡。新加坡政府下一步将怎样做，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根据李光耀的一贯作风，把儒家思想提到国家意识的高度，肯定经过了周密反复的考虑。话虽是由吴作栋说出来，但众所周知，这是得到李光耀点头的。李一向是决定了的事就要办，而且力求办好。看来，经过他重新阐释的儒家思想，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