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下半年，德国所有可以参战的人都被武装起来。8月24日戈培尔发表了讲话，详细阐述了全面战争的要求。为了使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能上前线，所有50岁以下的妇女都有义务去兵工厂参加工作。在所有兵工企业当中，尤其是军需品企业，普遍实行了每周70小时的工作制度。10月18日，16岁至70岁不适合上前线的男性公民都被编入了“人民冲锋队”。
德国人的生活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私人旅游被禁止，剧院关闭，杂志停版，报纸的出版发行降到最低限度。一切怀疑战争最后胜利的思想、厌战情绪和行为都被处以严厉的惩处。
1944年初冬，盟军部队逼近德国西部边境，同时进入意大利北部。苏联红军也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一时间，各方前线突然出现暂时的平静。
德国军队节节败退，8月失去罗马尼亚，9月失去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也在10月失守。只有在匈牙利，德国军队熬过了新年。12月16日，为占领安特卫普，德军从其他前线调来大批军队，突然发动攻势。但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12月底德军便又毫无希望地陷入了停顿。1945年1月12日，苏联红军突破了德军的东部阵
1945年1月的柏林，寒风凛冽，惨淡凄凉，依然是希特勒的首都、帝国的首都、现已摇摇欲坠的大德意志帝国的中心。前方的各条战线虚弱万分，濒于崩溃。美国第一和第二军团击败并且重创了希特勒仅有的两个完整的装甲兵团，他的心烦意乱的将军们知道需要这批精锐部队来保卫首都。
柏林人默默地站在城市的瓦砾中的时候，看到了更加凄惨的事情即将来临。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难民，日以继夜，绝望地迈着沉重的步伐经过这个城市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现在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
希特勒离开了“鹰巢”大本营，乘坐夜班火车回到了柏林。返回柏林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决定进入柏林暗堡。
阿道夫·希特勒还要再活一百零五天。但在这之前的一整天他是在地面上度过的。党卫队的优秀卫士（元首警卫队）之一皮尔曼上尉在这整个期间都是负责侍候希特勒的。他说，“就我记忆所及，希特勒在1月16日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日出或日落。”他工作、睡觉、吃饭、喝茶、洗澡、梳妆、结婚和死亡，统统都在地下。在一个不分昼夜、只靠耀眼的灯光过日子的世界里，脱离现实的状况一周甚于一周。希特勒总是发火，时而又自卑自怜，他感到自己被背叛、抛弃。另些时候，他又像个半残的人，头部的动作就像一个精神病人。
希特勒固执地拒绝所有理智建议，他坚持不缩短战线，战机最后丧失。他丝毫不关心为德国人战后的岁月保留下些什么。在他失败的前六个星期，他曾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失败，德意志民族也就完了！”对他来讲，或者胜利，或者彻底灭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下令破坏工厂，炸毁桥梁和铁路。他对每天前线接连不断传来的失利充耳不闻。有一次，戈培尔把一些被炸毁的城市的照片带给他看。照片被送回来时，博尔曼加上了注语：“元首不希望被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打扰”
对希特勒来讲，战争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形势讨论会。虽然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是满地弹痕，血流成河，可对希特勒而言，拉斯腾堡那美丽的草场和小溪却像一幅美丽画面，“与可怕的战争毫无关系”。希特勒避免与真正的前线发生任何关系，以此来保证其“天才的判断力”不受影响。然而眼下的战线不是在那神话般的拉斯腾堡东面几百里开外，而是一天天向柏林靠近。暗堡里的希特勒面对指挥地图，对那些名存实亡的部队发号施令。戈培尔和博尔曼虽然一直为争取希特勒更多的宠爱而明争暗斗，然而，在这可怕的一幕之中，他们两人都扮演了完全踏实的奴仆的角色；名义上里宾特洛甫始终是外交部长，可他早已变得无足轻重；戈林和希姆莱曾计划取代希特勒和对方谈判只有施佩尔一个人勇敢地拒绝执行希特勒丧失理智的命令——惨无人道地的毫无意义的大破坏。在纳粹内高级领导层中，只有他一人，意识到投降的最终结局，不承认这一点将带来损失和牺牲。他就像个男子汉，没有只是叹息，而是动手行动，他尽最大可能进行挽救工作。一段时间，他甚至一直存有一种念头，利用通气袋装置将毒气输入地下暗堡，毒死丧心病狂的独裁者——希特勒。
1945年1月间，苏联红军通过波兰，直逼奥得河。柏林局势岌岌可危3月16日苏军在南部前线维也纳方向打开突破口。3月，英、美军队跨过莱茵河。4月9日，柯尼斯失守。4月13日维也纳失守4月25日，美苏军队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同一天，苏军对柏林的包围圈正式形成。
希特勒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判断力，他根本不晓得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4月20日，他56岁生日时，曾有人建议他将指挥部转移到德国南部。他在短时间犹豫之后，决定在柏林等待他的末日。4月22日，戈培尔携夫人及六个孩子都搬到地下暗堡和希特勒住在一起。
1945年1月15日戈培尔在迎接希特勒回城以后，他就同他的私人新闻助手奥文中尉离开了柏林。戈培尔作为柏林地方长官依然要在剧情需要的地方进行表演，他要到前线去视察，要鼓动部队战斗到最后一刻，要为他的私人报纸《帝国》的每周专栏写文章，还要每天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的宣传部，成了留在地面上的最活跃的一个部。
到了三月初，红军快要发动横渡奥得河的攻势的时候，戈培尔把全家，包括戈培尔七十六岁的老母亲玛丽娅·凯赛琳娜和他的妹妹玛丽娅·基米希迁到柏林市中心的赫尔曼·戈林大街二十号。但他们刚刚安顿下来，美国空军就发动了白昼袭击，给政府所在地以最沉重的打击。新总理府受到直接打击。戈培尔的官邸虽未击中，但是窗玻璃全被震碎，楼上的多数房间都被消防水龙浇得湿透，再也不能住人了。因此戈培尔决定把全家搬到施万南韦德的避暑寓所里，而他自己仍然留在柏林。3月13日晚，戈培尔的办公室遭到一阵狂轰滥炸，整个建筑物彻底被摧毁。戈培尔把他的办公室挪到了他的官邸。
戈培尔临到最后，似乎更加疯狂。1945年3月5日，他劝希特勒在柏林组建女兵营。直到3月14日他还相信，只要人民法庭在柏林存在一天，特别军事法庭就没有必要设立。他口述道：“元首对我说，从现在起，流动的特别军事法庭在休伯将军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一个受审的是一个失职的司令员，他对未炸毁雷马根大桥负主要责任而被处以死刑，两小时后被枪决。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征兆。”3月9日，戈培尔去西里西亚看望他所推崇备至的陆军元帅舒埃纳尔时，称赞舒埃纳尔吊死了不少德国士兵：“我的工作人员托登霍费尔为此帮了舒埃纳尔大忙。”4月1日，戈培尔希望德国在投入“冲撞歼击机”后能在轰炸战中出现转机，飞行员们应该驾驶自己的飞机冲进英美轰炸机群，将它们连同自己的飞机一起同归于尽。他说：“人们在期待着辉煌的战果，然而元首把下面一条消息看作是近期最佳报道，即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答应将德国战俘从西线送往苏联去服劳役。这和其他类似的报道肯定有助于提高我军的士气，因为我们还得留在西线。”
3月14日，如同往年一样，玛格达·戈培尔夫人带着她的孩子海尔加、希尔达、赫尔莫特、霍尔德、赫达和海德向妇产科医生施特克尔祝贺生日，这六个孩子都是由他接生的。戈培尔夫人说：“亲爱的枢密顾问先生，今天我们不可能像样地庆祝一番了。但只要斯大林不久以后感到厌烦。希特勒率领统一的欧洲战胜俄国，我们就能像往常一样来好好地庆祝您的生日。”在七十四岁的施特克尔住处倚着窗子可以看到街垒戈培尔夫人问施特克尔夫人，那是什么，听说”，其实她本来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为巷战用的街垒。施特克尔回忆说：“玛格达太太表现出了极度的乐观主义。她说，‘啊，这只是为了安慰老百姓才干的，实际上它没有任何意义。’”
4月8日，身为“战争总动员全权代表”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在柏林一兰斯多夫，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发生了小规模的骚扰事件。二百多男女拥进两家面包铺，抢走了面包……尽管眼下食品供应不是最好，但决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肇事头子，一男一女，当天下午就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其中一个女的情节较轻，我已决定予以赦免。其他两个人……我指使人将他们在夜间处死。”
1945年4月8日，美国人占领了图林根的爱尔福特，苏军占领了维也纳的火车东站和奥得河西岸。现在戈培尔只能口授日记或下令处死他的德国“男女同胞们”，他自己已经不能较长时间地写日记，而是开始向他的速记员奥特和雅克布斯进行口授。以前除希特勒之外，他是纳粹党人中精力最旺盛的人，而现在已经完全被1941年7月9日开始发作的那种疾病所制服，这种病就是：多言癖。他平均每天口授三十页打字纸——最长的一天有好几百页之多，不过是用一种特大号字体。
戈培尔每天口述，直到搬进帝国总理府的暗堡为止从那时起，他的目光更多地向着后世，而不是面对现实。他自1943年8月27日以来就做好了准备，那时“他的思想只是集中在一个宗旨上：历史的作用”。谁若是威胁到戈培尔的身后荣誉，他就会设法除掉这个人。对他自己办公室里找借口出逃的人也同样如此，他通过报警电台下令抓住他们并立即处死。戈培尔当时主要担心的是怎样保存他的日记。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机密收集人”奥托，吩咐他把打字件副本制成缩微胶卷，然后再把副本烧毁。大部分日记原件可能被苏军在帝国总理府的暗堡里缴获其余的被一位旧货商人在威廉大街的废墟堆里捡走，路易斯·洛克纳把这一部分进行了整理，在1948年出版了戈培尔的第一本日记选。
一个意外的消息，又突然使戈培尔振奋起来。
1945年4月12日，德国无线电监听站收到英国广播电台广播的路透社一条快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晚上十一时，这条消息传到柏林暗堡，正是希特勒举行午夜形势汇报会之前。
早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时，有人为希特勒提供了一张抽签算命的星相图，这张星相图预卜：“1939年爆发世界大战，1941年之前获得惊人的胜利，1945年最初几个月里会遭到一系列挫折，紧接着在1945年4月下半月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
午夜刚过，戈培尔乘坐汽车从奥得河前线视察归来，途中在宣传部门口听到罗斯福病逝的消息，他满面红光，邀请他的助手以及几名德国和中立国的记者到他的书房。他立即打电话给只隔五条街的希特勒。戈培尔说：“我的元首，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着的‘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这是不可思议的历史重演，这是在你的星相图中早有预言的转折点！”希特勒则回答说：“随着这一非同小可的转折事件的发生，美军和红军的大炮就会越过总理府屋顶进行交火。”希特勒的意思显然是指西方大国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盟会突然破裂。
戈培尔打完电话之后，紧接着就在他的书房里举行聚会来庆祝。
然而无论是戈培尔，还是希特勒都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1945年4月中旬，戈培尔全家在施万南韦德住下后，关于如何拯救玛格达和孩子们曾经提出过两项计划。斯佩尔的计划是把玛格达和孩子们迅速转移到专用汽艇上，然后，沿着哈韦尔河顺流驶向易北河。此项计划不让戈培尔知道，因为斯佩尔认为戈培尔会坚决阻拦实施这一计划。另一项类似的计划是戈培尔的国务秘书瑙曼制定的，与上项计划只有一点不同，曾呈送戈培尔过目并得到他的赞许。这艘汽艇藏在芦苇深处作为他们的藏身之所，直到躲过最坏的时刻。可是玛格达立即拒绝了这两项计划。她说，她一定不能抛弃她的丈夫，又说，她决心让她的孩子们同元首一道死，“因为我的宝贝们太好了，这个糟糕的世界简直不配得到他们”。
几个星期来，戈培尔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决主张在柏林坚持到底。而暗堡里的绝大多数人则赞同选择阿尔卑斯山堡垒作为最后防御阵地。他们渴望撤到伯希特斯加登。早在3月29日，以鲍曼为首的伯希特斯加登派控制了元首。戈培尔从宣传部匆匆赶到暗堡，他拉住希特勒的两边衣襟，恳求他记住1933年1月30日夜同戈培尔一起所作的庄严宣誓。那一天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入主总理府。他同戈培尔一起宣誓：“我们决不自动放弃这座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赶出去！”
这期间，戈培尔经常出现在暗堡，但从不逗留太久。当希特勒部署幻影部队时，戈培尔调集了八万名人民冲锋队的士兵。配备了柏林制造的火箭筒，用柏林双层米色公共汽车把他们运到奥得河。他经常视察那条战线他同被困扰的将军们举行的会议要比希特勒同他所举行的会议现实得多。在他的疯狂之中有着条理性。
4月20日，戈培尔参加希特勒的生日庆典后没有呆多久就早早地离开了。他径直到他的办公室，同奥文中尉一起站在旧式瓷砖壁炉前，把许多纪念品扔进火里，其中有：他七岁时穿着海员服装的照片，他的中学成绩单，他父亲的一叠来信，履行基督教按手礼的照片，他们毕业班同学的集体照片。最后扔进火堆里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上光相片。这是捷克美人莉达·巴洛娃1938年赠送给她情夫戈培尔的。
很难判断，戈培尔对希特勒的信念是否自始至终都未曾动摇过。从他的日记和他周围人的介绍情况来看，可以肯定，他已对希特勒的“永远正确”不抱任何幻想。他把自己和家人共同面临的末日不仅看作是对希特勒的效忠之死，而更看作是他从世界历史舞台退出的英雄壮举，是他将留给后世的英雄形象的最后一笔。
希特勒被戈培尔在最后几个月里所表现出来的忠诚不渝，献媚的言辞，及近乎狂热的工作热情所打动。在戈培尔庆祝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希特勒用行动证明了他对戈培尔忠诚的珍视。希特勒亲自给戈培尔家里打电话，表示祝贺。之后，他又要与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通话。玛格达放下电话后便高兴地哭了。希特勒向她保证过圣诞节时在西线取得胜利。希特勒这里所指的是阿登山脉战役。这次战役在10月29日显然已经计划好了。当时，所有参加生日会的人都被这一消息所鼓舞。每个人都认为，元首将打出取胜的王牌。戈培尔信心倍增他还让他母亲在圣诞节前来到时时受到轰炸危险的帝国首都。这其中当然还有家庭的原因：戈培尔的妹妹玛丽娅·金米希自结婚后便住在柏林，要在新年初生孩子。1944年的圣诞节，金米希和戈培尔两家最后一次相聚。其间玛丽娅和玛格达谈了很多。在玛丽娅答应保守秘密的前提下玛格达告诉她，约瑟夫看见了一种新的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将使希特勒通过宣传部长之口许诺的根本性战争发生转机。
1945年1月12日，戈培尔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
希特勒自五年来第一次来戈培尔家里做客。他来喝茶。戈培尔的孩子们每人手握鲜花在大厅里欢迎他。4点30分希特勒的汽车开到，所有人都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女孩子们向希特勒行屈膝礼，男孩子们上前服侍希特勒说他没有想到孩子们都长得这么快。然后，他向戈培尔的妻子献上百合花，并解释说，因为戈培尔博士关闭了柏林所有的花店，所以也找不到更好的花
戈培尔把在场的同事一一介绍给希特勒，随希特勒同来的还有一位副官，一位侍官和私人卫队的6名党卫队军官。侍官手里拿着希特勒那只写着白色“F”的文件包。他的口袋露出一只暖瓶头，这说明希特勒带来了自己的茶和点心。
喝茶喝了一个半小时，普通人不允许参加。在中厅里的只有戈培尔一家、希特勒、副部长瑙曼博士。晚上，戈培尔夫人介绍说，希特勒很喜欢这家庭气氛。看起来，他很高兴能有机会摆脱他那僧侣般的清净生活。他还答应，不久还会再来做客。
戈培尔夫人告诉人们，大家一直听希特勒一个人讲话。他不仅回忆起1932年，而且也谈了重建柏林的计划。
在吃晚饭时，不仅戈培尔夫人，就连戈培尔也为希特勒的来访深感骄傲。“他肯定没有去过戈林家。”戈培尔夫人说。
瑙曼对这次喝茶记忆犹新，他同样记得当希特勒要来做客的电话从总理府打来时所引起的振奋，因为和从前一样消息来得很突然。
这时的戈培尔不仅是宣传部长和纳粹党柏林党部负责人，而且还负责全面战争，所以在战争最后一个冬季，他忙得简直不可开交。有时突如其来的沮丧使他无法不知疲惫地工作，于是他便把自己关在家里读历史书籍。他特别喜爱读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政治通信及蒙森的《罗马史》，史中有关布匿战争的章节。他身边的人如果对战争表示怀疑或有气馁情绪，他总是愤怒地驳斥。他仍是亲赴前线，鼓励军官和士兵安定信心，给他们描述不败的祖国将给予他们的伟大前程。然而，他自己却似乎并不完全相信这一切。1944年10月29日，在他过生日之时，他曾在晚餐后把温克勒尔博士拉到一边，向他倾诉了自己对家庭前途的忧虑，而且还讲了一些有关遗嘱中财产分配问题。很显然，这时的戈培尔已经开始策划自己的死，但并没有设想一般人的死。几个星期后，将近11月底，在他的命令下，宣传部开始有计划地销毁那些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文件。1945年2月，戈培尔可能告诉他弟弟汉斯，把有关家庭的所有材料，包括他本人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全部销毁。他弟弟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
情绪消沉时戈培尔常大发牢骚，可他从不允许下属有任何抱怨。有一次泽姆勒从南德短期探亲回来，讲述那里人们道德的沦丧，戈培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相反，他自己在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出乎意料地对他的下属们说：“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简直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还有一次，当一位联络官吹嘘阿登山脉战役时，他打断说到：“像我们这些人都在考虑是不是到了该毒死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你却坐在那儿讲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戈培尔确实很少像这样表露自己的感情。有一次，他曾对弗里采说战争结束后他要去美国那里有人懂得真正重用他这个宣传天才，并付给他相符的报酬。没人晓得，他这私话是出于真心还是自我欺骗，抑或只是耸人听闻的装装样子不管怎么产，戈培尔在他搬进地下暗堡之前，对他的文章和讲话做了大量修改。
他把自己十分得意的日记看作是一部珍贵无比的历史文献。就在死前几个月，他还让人为他的日记制作了缩微胶片。近三十年的日记制成缩微胶片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技术人员日夜不停地干，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全部日记的缩微胶片最后保存在瑙曼的装甲车里。后来这些胶片落到了苏联人手里。
有时，戈培尔还表现出抑郁病人的症状。右一段时间他以为 得了癌症，并且做出许多病态，实际上他只是患了轻微的胃溃疡。他时常被迷信的强迫观念所控制。“戈培尔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形势越是危急，前途越是暗淡，这一点就表现得越明显。有一次，戈培尔对部下说，他母亲曾产生过幻觉，后来一位耶稣会的神父帮她摆脱出来。戈培尔曾看见死了一个星期的祖父来到他面前。在维尔茨堡上大学时，有一次，他说他看见了当时被俘在法国的兄弟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有一次，戈培尔曾无意间从写字台上把希特勒的像框碰到地上。一块碎玻璃片扎进相片上希特勒的左眼里。戈培尔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搞得不知所措，呆了很长时间才回过味儿来。
1944年，戈培尔费尽心机要找一位算命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曾在1923年详细预言了希特勒取得权力的各种细节。他想让这个算命女人告诉他眼前的战争将会有一个什么结果。然而他耗尽了人力和物力也没有找到在指挥全面战争的九个月里，戈培尔没有多少时间顾及宣传部长的工作。实际上，他除了号召德国人民誓死抵抗并摧毁可供步步逼近的苏军、盟军所用的一切之外，没什么可以说的了。他曾发表了许多被苏联人奸淫的妇女的照片，可这并没有激发德国人们的反抗意志，反而增强了人们的恐惧。所以，东部向西部的所有道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只因为人们宁可落入西面敌人的手中，而不愿落入东面敌人的手中。
戈培尔最后一段时间的新闻稿和广播稿中出现了一种他那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奇怪变种：
……现在，一切都趋于毁灭。所以，我们必须承担重建欧洲的使命。从前个人财产的增长力会使人变为有产者，如今枪炮并不比监狱的高墙更能将欧洲人消灭……敌人企图破坏欧洲的未来，而他们所达到的，只是消灭了它的过去，其结果只是旧的和过时的一切被消灭了。
疯狂的破坏欲驱使他要毁灭整个地球：“不要留给他们任何有用的东西，烧毁田地，把工厂夷为平地，炸毁桥梁，让所有的交通工具去见鬼吧！”他和希特勒一样丝毫不关心德国人民的命运前途。“如果我们要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只能背水一战。让地球发抖吧！”
戈培尔想用德意志游击运动的英雄传说来振奋已经在精疲力尽地等待美军到来的德国西部城市里的人民，他发明了“狼人”。可狼人”没有什么英勇行为可供报道，宣传部长只好借助于“诗意的真实”。4月1日，在最后失败的前几个星期，广播里开始常常报道狼人。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比起在法国、挪威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反法西斯游击战，德国的游击战更强大，更壮烈，更有效。这最后的“诗意的真实”预言，西方盟军与苏联军队不久将会宣战，那样德国就会变成坐山观虎斗的第三者。1945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命名戈培尔为“柏林的保卫者”。戈培尔于是成为武装抵抗的领袖这一命名使惊恐中的柏林人认识到，希特勒将把帝国首都变为战场。为表明自己的身份，戈培尔有时戴一顶军帽，不过大部分时间他仍不穿军装或佩戴军衔。戈培尔决不让人怀疑他坚持战斗到底的决心。当政府其他各部有的已向南移，有的做南移之准备时，他却命令宣传部顽强地坚持工作。2月4日和2月23日，宣传部遭到了严重的飞机轰炸。戈培尔一方面把工作人员转移到防空帐篷里，另一方面把他本人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搬进了附近自己的住房。
2月中旬，德累斯顿遭受了唯一一次轰炸，结果非常惨重。城市的五分之四成了废墟，约有6万人丧生，戈培尔悲愤至极。
戈培尔完全丧失了自制力……在第一批可怕的消息传来时，他便大哭大嚎起来。20分钟之后，他仍哭泣不止，看起来精神完全崩溃了。后来，他突然间又可怕地发起火来，头上青筋爆裂，满脸通红。
气愤之极的戈培尔想起要向希特勒提建议，通过破坏日内瓦公约来阻止空袭，他建议立即枪毙德军手里的盟军空军战俘。希特勒很赏识这一建议，并着手准备实施时，他又从人道主义出发，把这消息透露给一位中立国的记者朋友。这位记者马上将这一情报报告给伦敦方面。英国外交部和作战部马上便做出严肃郑重声明，倘若德方准备破坏日内瓦公约这一传闻是真的，他们将施以最严厉的报复措施。纳粹总理府里的人们只好放弃这一计划。
戈培尔为自己的想法泄露到国外又一次感到气愤之极。可他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的元凶就是他身边的人。当戈培尔副手泽姆勒采取这一行动时，想到了三个月前他与玛格达的一次谈话：
“戈培尔夫人比我更清楚，她丈夫虽然是个天才，可有时又是个地地道道的魔鬼，昨天喝茶时我们又谈到了这一点。她再次请求我，一定要尽力阻止他在丧失人性的情绪下所采取的行动。她还告诉我，她同时也向我的其他同事发出过同样的请求。”
这时，在希特勒的地下暗堡里，自杀药囊像无价的珍宝一样在人们手中传送。希特勒的那些忠诚而勇于献身的随从们做了充足的准备，以使他们可以很快地死去。玛格达·戈培尔从墨雷尔教授那里得到了足够她和孩子们服用的自杀药囊。可她不和她那忙得不可开交的丈夫谈论此事。当她忍不住要向人交谈时，她便去找泽姆勒和他的同事。
“……这段时间她常来到我们的工作间，向我们倾诉。我内心深处很同情她，她对未来不再怀有任何幻想。她承认，她很怕死，并且知道死正在时时向她逼近。她不想和她丈夫谈这些事情她认为，他正承受着平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今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决定冷静地去迎接死亡。但她总不能想像她怎么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每天晚上，当我送六个孩子去睡觉，四岁的海德，五岁的海姐，七岁的霍莉，九岁的赫尔穆特，10岁的希尔德和12岁黑尔嘉，一想到几个星期后就要亲手杀死这些无辜的孩子，我就痛苦得要发疯。到那时，我可怎么下得了手啊，我的脑袋简直要炸开了。我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丈夫。他决不会让我动摇他的决心。他认为，只要他还可以战斗，那么就不会输得精光。几天前，她丈夫还劝她和孩子一起向西边转移，不管去哪，只要求能落在英国人手里。他们英国人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玛格达·戈培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我决不丢下你离开。’她决心已定。”
这些事发生在2月底。早些时候，2月10日，她还给在英军战俘营的大儿子哈拉尔德·万克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儿子：从我上次给你写信到现在，已有差不多四个星期过去了。可我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你。我担心，你会惦念我们，因为现在的形势的确很不妙，可你不必担心，我们身体都很好。在这种关键时刻全家人应该呆在一起，所以我们离开了家都住到柏林来，虽然不断有空袭，我们的房子还没有被炸倒我们，你祖母以及其他亲戚都不愁吃喝。弟弟妹妹们为不用上学而高兴谢天谢地，他们都无法理解现在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我和爸爸仍充满信心，会尽好我们的职责。
11月以来，我就一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你爸爸听说，你的情况有所好转尽快写信告诉我，你被打掉了几颗牙，臀部的伤不影响走路。
紧紧地拥抱你！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的妈妈
戈培尔的妹妹玛丽娅·金米希也证明，玛格达已经放弃了自己和孩子生存下去的希望玛丽娅曾劝她把最小的孩子海德留下来由她来抚养。玛格达坚决不同意：“我现在不能离开约瑟夫”，“我必须与他，与元首一起死。如果我死，那么我的孩子也得死。所有的孩子，没有例外。我不能容忍让其中的一个留在世上，即使交给你也不行。”
瑙曼也曾试图劝玛格达，保全自己和孩子们的性命。就在宣传部遭到第二次严重的空袭时，一部分办公室被迁移到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的住宅，戈培尔把家人送到了施万恩威尔德。瑙曼自做主张在紧靠玛格达和孩子住房的万塞湖的小岛上拴牢了一只船，他准备在船上贮藏足够几个月的食品他建议玛格达和孩子们在失败后前几个混乱星期先躲在这只船上，之后再向占领军投降。戈培尔表示同意并力图说服他妻子。可玛格达根本不听这一套。她已决定为了希特勒和行将毁灭的帝国而献身。另外，她一想到她和孩子落入占领军手中将要受的痛苦便害怕。她不想忍受这种折磨，所以在四月的第一星期她便又回到城里，回到了自己丈夫和希特勒身边的位置上。
这期间，戈培尔尽力扮演他柏林保卫者的新角色，做好了抵抗到底的准备。只要有写字台、打字机、电话，他就让他的下属坚持工作。后来，他们也像其他柏林人一样拿起了手枪或防坦克导弹发射器，准备为保卫帝国首都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这是戈培尔的想法他根本没有想过，大部分柏林人更想熬过这场战争，生存下去。戈培尔命令在城里到处修筑街障他对德国西部城市举白旗向盟军投降不屑一顾。“如果在柏林的街上，出现一面白旗，我马上就让这整条街和街上所有的人上西天。元首完全同意我这么做。”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被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民冲锋队”，队长由维尔纳·瑙曼担任，冲锋队的名字为“威廉广场大队”
四月，围绕希特勒是否该留在柏林这一问题，希特勒身边的人一直争吵不休。戈培尔不止一次劝希特勒应该去南方，收回那里的指挥权；又曾说服希特勒在柏林坚持到最后，并死在一直作为他权力象征的这座帝国总理大楼里。希特勒本人同意这后一种想法，并顶住了大多数人对他提出到巴伐利亚去作最后斗争的建议。在4月20日的会议上，他又好像已决定转移到阿尔卑斯山的工事里去，从凯塞林手里收回指挥权。这时，他命名海军元帅邓尼茨为北部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伦。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希特勒和几位军队要人外还有纳粹党的六位领导人：戈培尔、博尔曼、施佩尔、希姆莱、戈林及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对身边的这些同僚褒贬不一，他看不起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施佩尔没有任何权力欲，戈培尔对他的勤奋及组织天才深表钦佩，对博尔曼和希姆莱他从未掉以轻心。这两个人都是实力派，博尔曼是希特勒最亲密的人，希姆莱既是党卫队的头目又是内务部长。戈培尔曾试图与这两位实力人物共谋大事。1945年2月，在柏林北边40公里的霍恩申疗养院，他曾和希姆莱进行过一次长谈。两人讨论是否可以说服希特勒改组内阁。戈培尔曾当着泽姆勒的面向她妻子玛格达谈起过他对新内阁的想法：他自己当总理，希姆莱当军队最高统帅，博尔曼做党的主席，希特勒做高高在上的领袖，只是由于希姆莱想再等一等，所以这个计划便最终没有实现。戈培尔的部下描述戈培尔和希姆莱的关系：
虽然他们俩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戈培尔却很明显无法忍受希姆莱，戈培尔非常讨厌“不具美感”的人，他毫无疑义把希姆莱划归到这类人当中。他那亚洲人脸部轮廓，香肠一般的手指，脏污不堪的指甲——所有这些都与戈培尔格格不入。相反，他很佩服希姆莱的专制及为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残忍手段。
自希特勒常常来玛格达家里做客以来，戈培尔与希特勒的关系在最后几个月里较之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前明显密切多了。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曾在其日记中写道：戈培尔告诉过他，为了安慰元首，他给希特勒读过英国作家查尔斯的作品《弗里德里希大帝》，特别是七年战争中最困难时期的一章。那时，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弗里德里希大帝像希特勒一样也准备好了自杀的毒药。虽然，俄国敌人使他深受困扰，可他在给阿尔让松侯爵的信中仍言辞优美，充满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当听宣传部长用他那专业水平的嗓音绘声绘色地朗读这一段时，希特勒一定感到这是一种享受。
更打动希特勒的是，天意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这位伟大的皇帝。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暴死，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崇拜者和朋友。戈培尔告诉施威林·冯·克里西克伯爵，听到这段时，希特勒的心情便激动异常，兴奋的泪水在他眼中闪亮。
查尔斯的书带给希特勒和他的帝国一种天命的安慰。希姆莱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天意的部门。两者的结果都预言，在4月后半月时间里，德国将取得扭转败局的胜利。这种预言鼓舞着人们，他们期待着伟大的神灵显示威力。
戈培尔在4月13日经历了这一显灵。这一天下午，他视察第九军团的总指挥部，向年轻的军官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又一次提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最危急时刻的命运转变一位年轻的军官大胆地问他，这一回该是哪一位女沙皇的死亡才能使祖国得救呢。戈培尔无言以对，可就在当天晚上，遭受着空袭的柏林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消息。当宣传部长从屈新特林刚一回来，泽姆勒便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他。戈培尔的脸色苍白，这消息对他的触动太大了。他命令马上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好香槟酒，并立刻打电话通知希特勒。他打电话的语气极其庄重，当时在场的都记住了他讲的原话：“元首，我向您表示祝贺。罗斯福死了，命运惩罚了您最强大的敌人。上帝没有抛弃我们，奇迹终于发生了。他的死和七年战争中女沙皇的死一样，星相上说了，四月的后半个月将给我们带来伟大的转机。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今天就是转折点。”
然后，他们便推测谁会是罗斯福的继承人。杜鲁门很有可能，他比强硬的罗斯福要温和得多，满怀希望地与希特勒通过电话之后，戈培尔又立刻往屈斯特林打电话，告诉那些丧失信心的军官“美国女沙皇”之死的消息。当他放下话筒时，满脸红光，精神异常振奋。在1945年4月，这是让人抓住不放的最粗的救命稻草。相信天命的人同样无法不相信这一历史性的相似，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是在一种极度亢奋的情况下度过的。可第二天，他们的亢奋便大大减弱了，盟军并未变得友善没有了罗斯福，战争照样进行，快到晚上的时候，戈培尔又很垂头丧气：“前途不测，命运又一次愚弄了我们。”
几天之后，4月17日，戈培尔就刚刚拍摄完毕的一部影片《科尔贝格》发表讲话，这部影片在老百姓的嘴里被称作“顽固电影”。为了完成这部影片的拍摄，戈培尔一反他在战争中一切开销厉行节俭的做法，影片讲述的是科尔贝格城堡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事迹。
戈培尔在电影放映前对下属们说：先生们“百年之后，将上演描写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的战争时代的影片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自己选择在这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英勇战斗，那么我保证这将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影片。百年之后，当你们出现在银幕上，你们将赢得观众的掌声还是被人唾弃，这完全取决于你们现在的努力。”
这是宣传部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泽姆勒也参加了。有近50名部门负责人出席泽姆勒说戈培尔离开会场时面色苍白，两眼发光他的那些听众一时不知道是该大笑还是该诅咒。第二天，泽姆勒让妻子和孩子搭乘了最后一辆去南部的公车，他把日记本交给了自己的妻子。
几天之后，又有一家人转移了，戈培尔那近80高龄的老母还住在柏林她女儿玛丽娅家里。由于一月份刚出生的孩子，再加之玛丽娅的丈夫金米希手上有烧伤，所以转移的事情一拖再拖。当局势的发展不允许他们继续留在柏林时，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了。戈培尔的老母只能在她女儿的搀扶下徒步离开这座燃烧的城市。他们为快满三个月的孩子找来一辆小推车，金米希一只手吊着绷带，一只手推车。
4月19日，希特勒生日的前夜，戈培尔发表了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他力图使用一种充满希望的声音，从他的用词当中，人们几乎可以猜到戈培尔打算效忠元首而死。
我们看到，战争进行到今天，或许所有仇恨我们的破坏力量都完全从西、南、东和东南方涌来，他们要冲破我们的防线，置我们的帝国于死地。在这一时刻，像1933年以来的每年一样，在4月20日的前夜，我又来到人民面前，讲述元首的业绩。往年的这个时候，虽说有幸福有困难，但都从未像今天这样，形势如此严峻。德国人民必须起来保护自己的生活，保卫自己受到严重威胁的帝国。
今天不是像往常元首过生日一样说些老生常谈的客套话或向他表示一般性祝福的时候。今天我们谈的要更多一些。要谈一个对元首和人民来说都需要谈的事。我跟随元首有20多年，从他本人及他事业的开始一直到他取得政权，我都在他身边并尽了我所有的力量，与元首荣辱与共。20年来我们取得过前所未有过的胜利，也遭受过最惨痛的打击。从1939年到今天，我一直与他共同度过。现在，命运向他和他的人民提出最后、最严峻的考验，我仍站在他身边，我要向他和他的人民献上胜利的花环，我坚信会是这样的时代。我只能说，在最黑暗和最痛苦的时代，我们的元首是时代唯一的代表。如果说德国依旧存在，如果说欧洲和文明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没有完全坠入我们面临的深渊——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元首。
我们的敌人称元首的士兵是践踏欧洲国家的侵略者。然而，元首的士兵所到之处，出现的是富裕、幸福、安宁、秩序，稳定的关系和大量就业，从而产生的是一种尊重人性的生活。我们的敌人称他们的士兵是来到这些国家的解放者，可他们的所到之处，出现的是贫穷和痛苦，社会混乱，百业停顿，毁灭、失业、饥饿和大批人口死亡，所谓的自由所带来的只是一种即使在非洲最黑暗的地区都被称作不人道的苦难人生。这里有一幅轮廓清晰的建设蓝图这反对犹大—财阀——布尔什维克破坏世界的誓言，只要有合适的时令，这张蓝图对我们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所有人都将是切实可行的，有益于人类和各民族的，具有积极意义和未来眼光。这里有一个人，他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抵抗那些破坏世界的阴谋者所结成的敌对联盟欧洲曾在两者之间进行过一次选择，它选择了无政府混乱的一方，今天它必须为此付出百万倍的沉重代价。它现在马上又要对自己的未来做抉择。这是生死攸关之举……
纳粹首都的最后包围及苏军对所有交通要道的封锁都已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想离开柏林的人也不能再犹豫了。戈林草草告别之后便离开地下暗堡，很快在通往上萨尔茨堡的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希姆莱去了霍恩申疗养院，里宾特洛甫在北面消失。希特勒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
戈培尔没时间举行告别仪式。尽管柏林白天和晚上都遭受空袭，可他和他的下属们仍继续工作。他手下的人很少有开小差的。这期间，施佩尔已着手为战败后的时间做准备，并为德国人民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生活基础他没有完全遵守希特勒和戈培尔下达的毁灭一切的命令。在这一点上他与汉堡的市长、汉堡纳粹党部书记卡尔·考夫曼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毫无疑问，这两个人，一位是部长，一位是地方党部书记，使德国人民避免了一场饥饿灾难，而希特勒所预言的正是这样一场饥饿的结局。
4月21日，希特勒命令向苏军阵线发动猛攻，这场战斗一直没有进行4月22日上午，他为自己的命令无法贯彻执行而暴跳如雷。眼下总理府一片废墟，谁在这儿工作或假装工作，都只能坐在各部和花园下面无数地下室或地下暗堡里。有一天，戈培尔和瑙曼站在被炸毁的宣传部的剩余的一扇窗前。戈培尔有感而生：“我们所经历的，是本世纪史无先例的历史戏剧，除耶稣受难之外其他世纪也没有类似的情况。”轰轰炮声构成他讲这些话的声音背景，在他绝望的妄想中，耶稣受难圣地和世界的末日组成的差不多是一种亵渎神明的混合体
4月22日，希特勒召集指挥部的人举行最后一次大型形势讨论会。整个会议期间，大家都哑口无言惊恐地听希特勒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大发脾气，他诅咒敌人的可恶，自己人民的劣根，那些把他撇在柏林等死的人对他的背叛，他整整骂了三个小时。然后，他突然坐下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发火。很显然，在这种时刻，希特勒承认了自己的最后失败。当时，戈培尔并没有在场，后来他通过电话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决议：
保卫柏林的战斗必须坚持到最后，元首将留在柏林，一切顺其自然。
希特勒平静下来之后，便派凯特尔去增援被困在易北河的温克的第七军团。人们一直期待这支部队能来解柏林之围。可它始终没有到达柏林，甚至一直都没有任何希望达到柏林，然而它却是希特勒从战火硝烟的城市躲入地下暗堡里时唯一的一点希望之火。这天中午，他同意戈培尔和他家人都搬进地下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