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2日，德国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德国为此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丧。电台广播中的节目预告由低沉的鼓声引入。各种报纸也印上了沉重的黑框讣告。
这是战争的转折点，法西斯自此开始了走向失败的日子，开始了恐怖的全面战争。
形势的进一步逆转，希特勒的处境更形内外交困，犹如一个狂徒站在面临深谷的悬崖上，时刻都有跌下去摔得粉身碎骨的可能。在这样的关头，戈培尔则跟希特勒跟得更紧了，表现得更加死心塌地，尽管纳粹集团有些人却已经醒悟并密谋努力刺杀希特勒。在这些事变中，戈培尔怙恶不悛地站在希特勒一边，与正义的德国人民为敌。
当时一些反纳粹的密谋分子认为，要使德国取得和平，从而使德国有希望体面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用谋杀的办法搞掉希特勒，同时消灭国家社会主义。他们开始积极准备起来，企图在希特勒把德国投入毁灭的深渊之前，采取谋杀这个纳粹独裁者和推翻他的政权的最后尝试。 1943年，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希特勒乘飞机巡视苏德战场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座机里，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密谋分子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取得某种议和，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但是要接近希特勒十分困难。希特勒的大本营，是个警卫森严的地方。它隐蔽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附近的一处密林里，这是童话中妖魔和巫婆出没的地方，取名狼穴。希特勒及其军事参谋班子设在森林的中央，方圆几英里内绝无人迹。这里是军事要地，岗哨林立，进入“狼穴”要经过多道岗卡。
快到1944年6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补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希特勒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苏联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是机智多谋的军官，1907年他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的世家。他的母亲是女伯爵，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外祖父则是抵抗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格奈斯瑙。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随着希特勒把德国越来越引向灾难，他的怀疑、仇恨与日俱增。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也完全在他身上。因为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所以在杀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施道芬堡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在柏林，他们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少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补充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继续忠于戈林。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补充军。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段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即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
只有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补充军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新政府巩固地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么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崩溃，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不可避免。
1944年7月20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在伦格斯道机场登机飞向腊斯登堡。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一时在“狼穴”向希特勒作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一切在按计划地进行。
中午十二点四十二分，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密谋分子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离希特勒所在的办公室有两百码远的地方。他焦急地先看看手表，他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烟火大作，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他以为毫无疑问，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尔基贝尔告别。现在暗杀已经成功，菲尔基贝尔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堡在下午三点三刻在柏林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他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三小时里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原来一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大家都在等待施道芬堡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施道芬堡放在靠近希特勒身下的皮包无意识地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一命。他只是头发被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扭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
下午四点刚过，密谋分子终于在施道芬堡回来之后活跃起来。施道芬堡的好友，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基尔海姆上校取来“代尔克里”命令，并用电传打字机和电话发出这些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内和四郊的部队立即戒备。第二道命令由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由冯·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布元首已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
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打电话给驻在邓伯立兹的精锐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命令他下令全营戒备，并立即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报到。警卫营营长是新近任命的奥托·雷麦少校。他虽然不是密谋分子，但他是不问政治的军官，只知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他最近还得到过希特勒亲手颁发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雷麦少校遵命下令全营戒备，并且立即进城来接受哈斯的具体指示。将军告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设在附近的恩哈特车站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下午五点半钟，雷麦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来向哈斯将军报告，等待新的任务。
不巧的是，一个名叫汉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雷麦的警卫营的国社党指导员，他也在宣传部的戈培尔博士手下担任工作。这时他实际上被宣传部派驻在拜罗伊特，协助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写一本名叫《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史》的书。这天他来到柏林，在去邓伯立兹途中，他确信自己从一辆驶过的陆军汽车里看到了身着全副军装的勃劳希契元帅。他立刻想到，这些老将军们一定在干什么。
叛国”的勾当。勃劳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他的司令部。在雷麦少校接到占领威廉街的命令的时候，哈根正同雷麦谈着话。这个命令引起了他的怀疑，他立即赶到宣传部去向戈培尔报信。
戈培尔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情，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不一会，哈根给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哈根有点无事生非。哈根请戈培尔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周围布哨。他要哈根通知雷麦立刻来见他。哈根照办了。这样，雷麦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雷麦带了二十个人走进宣传部。雷麦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然后他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去逮捕当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纳粹官员戈培尔。
戈培尔的宣传部里一片混乱，施佩尔正好也在那里。戈培尔正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汗流满面地打电话。戈培尔知道，波茨坦和其他邦的驻地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已经开始。他最后的希望是，但愿广播电台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
雷麦一进门，戈培尔就开门见山地要他好好想想他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誓。
“但是元首现在已经死了。”雷麦说。
“元首还健在。”戈培尔反驳说，“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雷麦又说，只有他能亲自听到元首的说话声，他才会相信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雷麦感到庆幸，但仍似信非信地瞧着我们发愣这时戈培尔要雷麦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业已落在他肩上的历史重任。戈培尔说，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者抛开它，现在就看他自己了。这时见到雷麦的人，见到他听了这番话后所发生的变化的人，都知道戈培尔已经获胜。但是戈培尔这时又使出了他的绝招，他说：‘我现在要同元首通话，您也可以在电话上同他谈谈。元首会给您下达命令的，这样不就撤消了您的将军下的命令了吗？’戈培尔用稍带讽刺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然后他叫通了拉斯滕堡的电话。宣传部的电话总机有一条直通元首大本营的专线：不一会儿，希特勒接了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这位少校。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戈培尔控制的无线电里听到过他的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哑的声音呢？而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希特勒的讲话。少校在电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我们只听他不断重复说：
是，我的元首……是！’随后，戈培尔接过听筒，希特勒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这位少校已经受命接替哈泽，执行将在柏林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同时，要他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唯一一条幸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戈培尔继而采取反措施，命令警卫营全体人员到他的住宅的花园集结待命。”雷麦少校当即被提升为上校。对雷麦来说，这就够了。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下午六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引刺希特勒，但已失败。戈培尔在等待雷麦的时候，已把公告的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七点差一刻，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出了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的公告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不少地方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了。下午八点二十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维茨勒本和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
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八点钟时才出现。他似乎立即发觉，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在被审讯时，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十一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的一次反希特勒严重叛乱，在十一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希姆莱到达戈培尔的寓所时已是后半夜了。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谈，他自动详细地说明了他不到出事地点来的理由。希姆莱没有立即执行希特勒在下午五点钟发出的要他返回柏林的命令。最初，他呆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到了晚上，他才乘飞机到柏林，在柏林郊外一个偏僻的机场着陆。他说，对付暴乱分子，历来有一条可靠而正确的法则：必须离开暴乱中心，从外面采取反措施。这就是他所采用的策略
戈培尔似乎接受这种说法。他津津有味地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详细地向希姆莱讲了一番，说他如何如何独挽狂澜，控制了局势“他们要是没有那么蠢就好了！他们有许多机会。真是笨蛋！真是幼稚！当时我想，要是我，我会怎么干呢？他们为什么不占领广播电台，广播最荒唐的谣言呢？他们在我的门前布了岗，但是他们让我安详地同元首通电话，动员一切力量！他们没有切断我的电话线。他们掌握这么多的王牌，全白白扔了——真是没有经验哪！”
戈培尔继续说，这些军人，过于信赖传统的服从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以为下级官兵理所当然地会执行每一项命令。单是这一点就注定暴乱要失败。因为他们忘记了，近几年来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教会德国人从政治上去思考问题了。“现在简直不再可能使他们像傀儡一样服从某个将军集团的命令了”。
希姆莱的临时总部设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宣传部现在已由雷麦上校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保卫着。希姆莱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平定。在东普鲁士，一辆广播车正向腊斯登堡疾驰，以便元首发表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德意志广播电台从下午九点起，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广播演说。快到深夜一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沙哑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这个匪帮将加以无情消灭。 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都不得服从这群篡夺者的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
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希特勒这一次没有失信，他说到做到。
元首的广播讲话还未开始。在巴黎，党卫队头目已全被抓获；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密谋集团的余党也在活动；在班德勒街，非叛乱军官起先静观了一天，当他们嗅到哪一方将会胜利后，也拿起了武器。
其中8人，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闯进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这位将军企图阻挡，这时施道芬堡走进房间，这些军官立即调转枪口向他打出一排子弹
施道芬堡受了伤，急忙退到旁边一间房间。后来，他，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拉到已被反政变分子救出的弗罗姆上将面前
“诸位先生，”这位后备军司令说，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被凯特尔解职，其职务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代替，“现在，我要以你们今天下午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他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我是你从前的上级，”贝克上将答道，“你不能这样要求我。”这位原来为抗议希特勒而退职的前总参谋长伸手去摸手枪。
弗罗姆看到贝克把枪口指向自己，于是说：“行动吧！”
这位退职的上将扣动扳机，但子弹只擦伤了他的头皮。
“请给这位老先生帮帮忙。”弗罗姆命令两名解救他的军官。但是他们拒绝执行命令。贝克倒在椅子上，呻吟着，流着血。这时，弗罗姆上将以自封的临时军事法庭庭长的身份对这些密谋分子说，你们可以给家属写一封简短的诀别信
弗罗姆去自己的办公室，不到5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的判决：
一个由我组建的临时军事法庭现在以元首的名义宣布判决判处总参谋部的冯·默茨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指了指施道芬堡，“还有这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上校和冯·哈夫滕中尉死刑。”
施道芬堡对企图以此保全自己的弗罗姆极为愤恨，他表示愿一人承担全部责任，说，所有其他人只是作为他的士兵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弗罗姆暗示了一下房间，被判刑者捆绑着一个接一个默默地从他身旁走过。在此期间，贝克第二次开枪自杀，但又未击中，一名上士把他拖到走廊上，在他颈上加了一枪
处决是在班德勒街的院子里进行的。奥尔布里布特第一个死。施道芬堡排在第二，但是枪响时他的副官冯·哈夫滕上前挡住了子弹。零点33分，默茨也被按军法处决。身材魁梧的弗罗姆上将站在班德勒街大楼的阴影之中。他作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他说：
感谢天意拯救了元首的宝贵生命。”三呼“胜利万岁”后，他离开了这个凄楚的现场，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拟了一封电报交给班德勒街的通讯中心，电报说：“不负责任的将军们的叛乱已被敉平，全部首领已遭枪决。”
弗罗姆接着去戈培尔处，戈培尔将他逮捕。他对自己同事的态度并未给他带来什么优待，1945年3月他也被枪决。
在死者被运往舍内贝格的马特海姆教堂公墓安葬时，时钟正敲午夜一点。广播电台传出了希特勒的声音。
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来自11个机构的四百名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来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第一批受害者中无一人生还。施道芬堡及其朋友的尸体，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到农田里。戈林甚至建议把骨灰撒在臭水沟里，因为农田对他们来说太干净了。
大部分害怕遭到死亡耻辱的人，虽然有同纳粹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但这次却无法预料等待他们的是何等样的命运。直到后来他们才认识到，还不如当初也被按军法处决为好。
“圣巴托罗缪之夜”又开始了。逮捕的浪潮此起彼伏。
迫害者们根据偶然发现的军事谍报局的文件，拘留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少将。在巴黎，那些刚刚逮捕了党卫队首领的军官们在拉斐尔饭店惊悉，柏林暴动已告失败。德国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自己反而落入了他为希特勒的打手们设置的圈套。在这一危急关头，军官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应急措施。他们和两名被捕要人，党卫队的高级军官和警察首领卡尔·奥贝格和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谈判。
两人被带出监狱，调停人奥托·阿贝茨大使打断一开始的交锋说：“在柏林，一切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里是法国。诺曼底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里的所有德国人必须精诚团结。”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抓人的和被抓的达成了协议，联合反对希姆莱和国家中央保安局。所以巴黎密谋分子的处境相比之下要好一些。
当然，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后来罢免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职务，并命令他去柏林汇报情况。途中，他去看了凡尔登北部的马斯河古战场，他让司机开车先走，自己企图开枪自杀，但未打准，动手术后被捕，后被绞刑处决。看风使舵的克卢格在回德国途中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服了氰化钾，但是在给希特勒的信中仍然表示效忠于希特勒。这是一个介于可笑和可怕、屈服和狂妄之间的德国陆军元帅。
只有少数人知道，由于自己参与了这一密谋或者知道这密谋的内情终将被送交荣誉法庭，被判刑乃至枪决，企图隐藏起来。
他们希望敌手们也会遵守荣誉的传统。这样，他们在惨败后再次低估了纳粹运动。这个政权不仅要他们死，尤其要他们惨死并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被捕的家属中，年龄最小的是格德勒的孙子，还是个哺乳婴儿；年龄最大的是施道芬堡的堂伯，85岁。
事到如今，在密谋分子当中还有人抱有天真的想法，如弗尔吉贝尔将军。他是个主要密谋分子，在暗杀事件过去后几分钟还曾看见过幸存的希特勒。在七月二十日的混乱中，他（那时还未受到怀疑），曾多次出现在希特勒身旁。他知道，他的参与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本来完全可以在施道芬堡行刺失败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枪杀希特勒，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准备像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宿命论的方式去承担后果。当天下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去“狼穴”，也就是说要逮捕他。
他的通信官和亲信黑尔穆特·阿恩茨博士中尉问他，是否有手枪。
“只要活着，就不能这样做。”这位将军回答说。他不愿自杀，而是想向战时法庭公开申述自己的理由—战争罪行的必然结果临别时他对副官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一声再见。”
但是费尔吉贝尔将军在被捕后没有申诉的机会，他进了盖世太保的行刑室，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待遇。
密谋集团的驱动机——特雷斯科企图逃脱这种命运7月21日，他来到第28步枪师的前沿无人地带，如他所说的那样，想亲眼看一下前线的败局。就在苏军防线附近，他用两支手枪制造了一个交火的假象，然后拉响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由于特雷斯科的作用还未被揭露，他的英雄般的死在武装部队的战报中作了突出的报道，其家属获得了把他的遗体运回德国的特许，并以军人的荣誉安葬在特雷斯科庄园里。几个月后，这位将军被查出是“七·二○”事件的罪魁之一，于是他的半腐烂的尸体被取出棺木，用作审讯其朋友时的恐吓武器。
维尔纳·施拉德中校在营房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进监狱，不让别人折磨我。”然后开枪自杀了。总参谋部的汉斯·乌尔里希·冯·厄尔岑少校在柏林霍亨佐勒坦的军区司令部里被扣留。他的供词自相矛盾，因此被勒令交出手枪。这位军官要求上厕所，他在那里烧毁和吞下了有关文件，回来的路上他在消防沙桶里藏下了两只手雷。
7月21日10点钟左右，冯·厄尔岑少校再次要求上厕所。途中，他取出了一颗手雷，举到头边爆炸。他受重伤倒地，看守也被炸伤，现场立即被封锁。医生认为厄尔岑已死，所以也就无人管他了。他苏醒后挣扎着爬到消防桶旁取出了另一颗手雷，用嘴咬住，然后拉响。他的上司，忠于希特勒的约阿希姆·冯·科茨弗莱施将军说：“少校的死至少是体面的。”
国家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最初特别忙于“侦察”7月20日事件的工作。黑尔多夫伯爵被捕后，他的同谋行为再也隐瞒不住了。这位德国的首席刑警写了一份绝命书，制造了一个自杀的假象，染了发色，和吉泽维乌斯一起隐居起来了。1945年1月16日，内贝终于被捕，后被绞死。吉泽维乌斯得以在一周后用假护照逃到了瑞士。
炮兵将军弗里茨·林德曼也隐居起来了，虽然曾以50万马克悬赏缉拿，但是直到9月3日才被发现。他企图从监狱的四楼跳窗自杀，但被狱警及时发现，腹部挨了一枪被击倒在地。人们给他开刀取出子弹的目的是要把他绞刑处死，但是林德曼因伤势过重，于9月21日死亡。5名曾隐藏过他的帮手们分别被处以绞刑
纳粹行刑手们想出了很多惨无人道的刑罚，这一政权很少这样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面目。希特勒本人也多次强迫使用各种别出心裁的残虐刑罚。他把被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弗赖斯勒召进大本营，对他说，对这些要判决的人决不能采用任何仁慈的办法，特别是不能让他们保持理智。这位独裁者指示，要像宰“肉畜”一样绞死被判刑的军官。
为了把这些军人交给人民法庭审理，“荣誉法庭”必须先把他们开除军籍。唯命是从的凯特尔、古德里安等人为了讨好希特勒，把这些军人一一削职为民。1944年8月7日和8日，人民法庭首次开庭，被告们被弄得极为狼狈；满脸胡子，衣衫褴褛，没有腰带，提着裤子，甚至被拿去了假牙。他们就这样站在穿着红袍的“法官”面前，字旗后装有摄影机。
“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家伙，”罗兰向前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大声吼道，“为什么老弄你的裤子？”
维茨勒本虽然外表寒酸，但军人的威严不减。他对这个嗜血的法官道：“你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但是不出三个月，愤怒和受磨难的人民将要向你清算，把你活活地扔到街上的污泥中去！”
被告们虽然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受过严刑拷打，家眷们都掌握在这帮暴徒手中，但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法庭上都表现出了临危不惧的态度。
当弗赖斯勒无意地用“伯爵”来称呼舒伦堡时，冯·迪·舒伦堡伯爵立即纠正他说：“是舒伦堡无赖。”
律师约瑟夫·维默尔警告庭长说：“如果我受绞刑，那么害怕的将不是我，而是你。”
“你马上就要进地狱了！”这个身穿血红色长袍的恐怖分子说道。
“如果你也紧跟而来，对我来说倒是一种乐趣，庭长先生。”被告回答。
遭到非人虐待的弗尔吉贝尔甚至建议庭长赶快去上吊，以免被告们未死他倒先被绞死。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刑罚也日益残酷。曾以他的坚贞不屈而救了很多朋友性命的施拉布伦多夫写道：
“他们提醒我，这是招供的最后机会。当我坚持不招时，他们又对我进行拷打。这种刑罚共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我的双手被反绑，然后套上一个装置，十指分别夹住，装置内有铁刺，外有螺丝，螺母扣紧时铁刺扎进手指肉里。
第二步，我被捆在一个像床架一样的刑具上，脸朝下头上被盖上一条毯子，每条赤裸的腿上套上根炉管样的东西，管子内壁有尖钉，外面有螺丝，扣紧后钉子扎进大腿和小腿。
第三步，我和刚才一样，被捆在床架势刑具上，头也被盖住，床架’可以缓慢分开，以致被绑住的整个身体随着这一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动作一起拉长。
第四步，我被捆在一具特制的刑架上，弓着腰，身体既不能向后也不能向两侧活动，然后刑手和警卫长用粗棍从后面抽打，每打一棍我的头就重重地撞击地面，旁观者们在一边高声狂笑。”
施拉布伦多夫曾休克过一次，醒来后继续受此摧残。但是这种刑罚没有奏效，他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们把他带到刑场，押解人作一手势说：“现在你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准备给你选择另一种命运的机会。”
他们又把施拉布伦多夫带到收尸室，里面放着特雷斯科的棺材。“他们当着我的面打开棺材，”施拉布伦多夫写道，“指着这具已经在地下躺了几个月的尸体，连威胁带利诱地问我，现在想不想全面招供。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焚毁了棺材和尸体。接着，我并未像所期望的那样被枪毙，而是被送回了监狱。”
希特勒的闪电式判决在他的指示下达后几小时就执行了第一批遭判决的有8人，他们是：维茨勒本、哈泽、施蒂夫、贝尔纳迪斯、哈根、克劳辛、赫普纳约尔克及其助手。处决前，每人都喝了烧酒壮胆。摄影师为希特勒拍下了他们临死挣扎的场面。
其他死囚穿着木拖鞋，双手反绑着带到一间只有两扇小窗照亮的小房间里，头被塞进用钢琴弦做的套圈，然后用肉钩子缓慢吊起绞死。前后用了20分钟……
信使在当天就把有关影片和照片送到元首大本营给希特勒看，一些照片放在他桌上的地图边达一星期之久希特勒每天让人汇报死刑执行情况。这个独裁者在体质上日益衰弱的同时，他的虐待狂症反而有所增强。
后来，人们对希特勒的命令就没有那么认真了。一些死囚甚至在死牢里蹲了几个月之久。其间没有人进行过营救。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似乎密谋分子还未等他们供出同党就都被绞刑处死了。费尔吉贝尔等死等了一个月；格德勒先是隐居起来，后被一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发现。在1944年9月8日到1945年2月2日期间，悬赏缉拿他的赏金高达一百万马克。
德国舆论界对第一次审判和紧接着的处决作了报道，不久，就对有关消息进行了压缩，或者根本不予报道，目的是为了维持“非常小的集团”的说法。自然，这又有戈培尔的一份“功劳”。
并且，戈培尔对希特勒的效命是发自内心的死心塌地，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使希特勒满意自己的工作。
这在他的日记中有明确的反映，如 1943年3月9日他写道：
……元首在会谈结束时变得特别的坦诚与亲切，他对任何事都毫不隐讳。这样的两人单独会谈确实增进了两人的感情。元首反复向我保证，他对我的工作不仅非常满意，而且他也同样地赞赏我的工作。德国的战争宣传但愿从头到尾完全都是第一流的。我有权力为我从中感受到的赞赏而骄傲。六周之后，4月23日，他骄傲地记下：
……元首当着施佩尔的面极力赞扬了我登在《帝国》杂志上的文章。他每次读我的文章从未发现过其中有心理上的错误。他称它们是目前在德国写出的最好的政治散文。
当他看到自己受到敌国新闻界的攻击时，他也同样感到很得意。
我看到一些英国报纸和杂志以极大的敬意提到我个人以及我的工作。《新闻年鉴》称我为纳粹集团中最危险的人。我为能得到这样的称赞感到自豪。如果英国人继续如此敬佩我的工作的话，那么我相信，德国人民也是会逐渐对此表示赞同的。
戈培尔在战争中不断地努力，促使希特勒下放更大的权力，这巩固了他在宣传鼓动领域中绝对的专制地位。
……我向元首阐述我对宣传实质的看法。我认为，如果要设立帝国宣传部，应把帝国范围内以及占领区内全部的宣传、新闻以及文化事务交付给这个部门。我向元首强调说，我坚持对帝国宣传和新闻工作的全面领导。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地、毫无条件地同意我的观点。
戈培尔希望看到自己的权力在扩大，作为柏林盖世太保的首领他享有这些权力，并为此而骄傲。在希特勒面前他反复夸耀自己的镇静，说他作为盖世太保首领，如何带着这种镇静在最严峻的轰炸之夜与痛苦的柏林民众在一起，如何领导灭火及清理废墟，如何为稳定秩序操作。
……元首再一次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我独自拥有对帝国首都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各个部也必须听从我的指挥。全部公共生活将由我安排。在灾难危机中只能有一个人发号施令。
……我们在帝国范围内的宣传也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我能够从一系列关于各省领导情况的报告中得出这一结论。在这里人们也同样感到十分痛苦的是，在家乡缺乏有力的领导。当我得到必要的全部权力时，我将欣然准备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己任。但是现在确实无法做到同时兼顾四面八方的工作。例如，一些省份报告，现在外国的广播再次大范围地被收听原因当然在于我们的新闻政策是完全捉摸不透的，它再也不能使人民了解战争局势的全貌就是我们保守地关于斯大林格勒问题和那里我们的失踪人员的滞留问题的评论，都自然会把听众引向大规模地收听布尔什维克的广播，因为它报道了据称被俘德国士兵的姓名。
对于戈培尔来说，宣传机器是国家政权的表现形式，“如果说宣传应该是极具影响力，那么在它后面应悬挂一把利剑”。因此，这位宣传部长感到，自己应以国家社会党领导意志的化身出现在公众面前。
1943年5月12日他写到：
我再一次为总体战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头至尾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我收到了大批的公众来信。几周内已超过15000封。所有的信都表达了人民对我的观点的毫无保留的赞成，但是最重要的是，也是使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在信中对我表达出极大的信任。我必须证明这一信任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当全面战争出现失误时，我决不会让自己撤到后备军去。人民把对全面战争的设想与我个人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也以一定的形式为全面战争的实施公开负责。
1943年3月9日，戈培尔对纳粹内一些高级官员的追求享乐大为恼火，这些人看着人民的贫困，却对因战争而制定的限制佯装不知。
……我对许多盖世太保领导人提出批评，他们不适时宜地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元首也耳闻了有关情况。因此他决定在战争期间禁止打猎以及在党的集会活动中禁止饮酒。原则上只允许吃“一锅煮”的菜。这已是一大进步了四天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上：
这并不是说，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方面，有的省松懈，有的省紧张地为之准备。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在某些省中，为妇女染发和烫发是禁止的，而在另一些省份却是允许的，以至于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妇女为了化妆，她们得从一个省跑到另一个省。这当然不是全面战争的含义。
戈培尔对他的报界负责人维尔弗里德·冯·欧文说：“电影演员们根本不配享受特权的待遇，这些人只是以他们的意志薄弱、忘恩负义和奸诈地进行干扰来作为回报。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您就会对所有这些女士们、先生们（除几个人之外）有所了解。他们吃完我们的面包，挤到我们的桌子前，极愿意从我们这里得到百万元薪水和专业的以及国家级演员的称号。然后呢，我对此一清二楚，他们会率先向新的主子涌去并声称他们始终坚定地反对法西斯，并且是被迫地接受金钱和荣誉。我了解这帮无赖。
“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允许他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会到处严厉地采取措施，就是他在自己的党内也同样如此。
“如果元首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任命我为副总理，那么我从一开始就会为党和国家领导的纯洁及秩序操心我将会毫无顾忌地采取有力措施。我将忠实地遵循我的准则，清除障碍，铲除腐败产生的根源避免腐败现象的出现。”
当纳粹党的国家机器的处境越来越不妙时，极端的戈培尔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真面目。1943年9月10日他的日记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彻底地改革。在与人民大众的交往中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社会主义化但是人民也必须时刻清醒地知道，我们是他们公正的宽宏大量的代言人。国家社会党的领导决不允许与贵族统治或所谓的社会有所联系……
在极端的戈培尔政治思想体系中，征服全世界的梦想具有妄想性。1943年5月8日他写道：
元首表示他确信，帝国终将会统治全欧洲。对此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斗争但是这些战斗将毫无疑问地取得最完美的成果。从那时起，一条统治世界的道路将具体地展现于我们面前。谁拥有欧洲，他就会以此得到对全世界的统治权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去讨论什么公正和不公正的问题。战争的失败才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不公平，而胜利给予我们最大的权力胜利者理所当然应拥有一切机会，去向世人证明他的战争在道义上的合理性。
日记中几次提到与希特勒的会晤。描写冗长至极，不断地强调希特勒对他的宣传部长的巨大信任以及希特勒对他出色工作的高度评价，还有希特勒与他两人一致的对党内其他领导人拙劣工作的批评。
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戈培尔认为寻求一些联盟伙伴的做法是适当的。他选择了戈林，认为一位“老战士”要比博尔曼之流，那些领导层中的暴发户更具有吸引力。但此时戈林与希特勒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主要是希特勒对这位帝国元帅极度奢侈腐化的生活感到反感。戈培尔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正相反，他在此前不久刚刚表示过对戈林的“愤怒和恼火”。戈培尔下令关闭的豪宴餐厅正是戈林最喜爱的地方，而他也同样成功地违抗了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命令。在争论这问题时戈培尔曾嘲讽地对他的部门负责人欧文描述，在战争的头几年戈林已经是如何贪食。一次偶然的机会，戈培尔与戈林共用一节卧铺车厢，戈林的举动使他感到不快，因为戈林不停地吞吃各式各样特意随身携带的精美食物和甜点心。
虽然如此，1943年春戈培尔认为自己与戈林重修友谊是合适的。这当然主要是为了与他结成盟友共同对付博尔曼。1942年3月21日的日记记下了他对戈林态度的变化：
……下午我同戈林会谈了三个多小时，这次会面是在极其友好和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很高兴，我能够再次同他倾心谈论艺术的法则。我们环顾了一下总的形势，其间我十分满意地肯定，我们俩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是百分之百的一致。就算我们没有对此探讨很多，我们对局势的评价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果。戈林的身体状况极好。他工作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以健全的理智而不是过多的理论教条来处理问题，因此也对党内的某些事情抱有怀疑。我不能为此责怪他。他十分幸运，在他的工作中不必与党发生联系，所以他拥有行动的自由。在某些时候，这一点是让人嫉妒的。
戈培尔眼下大加赞赏一个人的“努力工作”和“巨大成就”，而在不久之前也正是此人的懒惰和毫无成就被他尖刻地讽刺过戈培尔之所以变化，不仅希望在戈林的支持下对抗博尔曼，他还希望在他的帮助下说服希特勒展开全面战争。戈培尔同样试图动用施佩尔来达到这一目的。几乎就在与这位帝国元帅建立联系的一年之后，戈培尔在乡间别墅拜访了戈林，这座别墅是戈林在贝尔希特格根据希特勒的“山庄”极近的地方建造的。
……下午4点钟我去戈林那里。他的住所坐落在高高的山上，沉浸于冬日的宁静之中。戈林亲自热情和坦诚地接待我。他身穿一件巴洛克式的服装，如果人们不认识他的话，肯定会觉得这人有些可笑。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必须容忍他的怪僻。是的，这有时让人同情……在几句客套寒暄之后，我们马上进行中心议题的讨论
这中间包括共同的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批评，以及共同的对于希特勒健康状况的担忧。
戈林对元首本人怀有极大的同情。他也同样感到，在近几年的战争年代，元首一下子老了50岁。元首是如此的与外界隔绝，过着这样一种不健康的、不规律的生活，是十分不幸的他不再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也得不到休息，只是呆在他的避弹室内工作及思考要是人们能让他换一个环境多好！但是，他自己已决定，以斯巴达克斯的方式领导战争，并对此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1943年3月2日，戈培尔以烦琐的语言试图为他的新同盟戈林亲自辩护：
我对局势做了一番描绘，就像我看到的一样。我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讲起，并且非常准确、巧妙地摆出了我的证据。这给戈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一个小时的报告之后他完全同意我所说的一切。在我看来，戈林确实是与那些政界人士分开太久了。因此他对形势发展的看法贯穿了一些错误，但是它们是容易纠正的。戈林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健全的理智。这使他能再三排除混乱局势中灌木丛一般的障碍。因为他不再与那些政界人士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也许有点疲惫，并且有些听天由命。对于我更重要的是，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的威望是第一流的。那些在我们工作中偶尔出现的小的不愉快，根本不值得一提。
他们共同的批评指向里宾特洛甫、罗森贝格，首先是指向每天都与希特勒有来往的“三人委员会”，即帝国总理办公厅主任拉默斯、元首办公厅主任博尔曼以及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凯特尔。
三人委员会对戈林来说也是如在喉之鲠。他认为没有一人，像他所说，“三个圣洁的国粹”，有所作为。他从内心深处痛恨拉默斯，他视他为一个官僚主义者，他企图把帝国的领导重新掌握到官僚部长们的手中。可惜的是，希特勒尚未完全看透他，希特勒认为这个极端的法学家是一个非法学家，这个极度的官僚主义者是非官僚主义者。人们对此必须让希特勒慢慢地把眼睛睁开。凯特尔在戈林眼中更是一个大傻蛋，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他只是为另外两个人服务，以显示他至少在防御问题上还参与他们的行动。
戈林对纳粹司令部做出极为尖刻的评价，尤其是约德尔使他很开心。戈林讲约德尔走得更远，他甚至开始讲关于希特勒的笑话。希特勒却十分信任这些人当着希特勒的面，他们当然是十分友好。但在内心，他们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施佩尔、莱和冯克是希特勒的外层盟友。1943年3月18日他们聚集到一起：
中午时分，我、莱、施佩尔，冯克与戈林谈了大约三小时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明确了当前国内政治领导的决定性道路戈林首先向我们详细描绘了他对当前权力形势的总结和看法在描述中他基本上使用了我在上萨尔茨堡向他作的报告为依据。我感到十分满意。我向他作的论述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以元首的心理作结论，这主要是关于人们应当正确对待他，并在恰当的时机以充足的论据向他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是我们在这方面迟了一步，博尔曼、拉默斯和凯特尔则很狡猾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这一状况必须改变。戈林对这三人的评价并不高，根据其成就把他们排列为博尔曼、拉默斯和凯特尔，但凯特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傻蛋。他是一个没有火的火车头，他最后一步也走不动了，突然停在那里。但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企图建立起一种内阁统治，即在元首和部长们之间竖起一堵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容忍。
这些摘抄极真实地描绘了核心圈子内部的斗争和一贯的阴谋诡计。希特勒对戈培尔努力试图恢复戈林的名誉的做法并不特别喜欢。几个星期之后的5月，戈培尔本人也再次怀疑，戈林是否真的可以让人忍受？早先当“我们的赫尔曼”由于他无度的挥霍而引起人们纷纷议论时，人们在德国宽容地一笑了之。人们甚至还为此感到骄傲。但是在战争的第三和第四个年头，所有的人都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对戈林的行径人们至少理解为是奢侈。此外，还要加上大众对空军在防御敌对轰炸机联队时的失职的不满再加之戈林许久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也同样引起人们对他的不满。
戈培尔的宣传没有否认轰炸所引起的巨大损失。但是就算这种企图可笑地存在，那些燃烧着的房屋废墟也是不能回避的。但是戈培尔努力改变城市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一不利处境，使之成为有利的绝妙的战斗精神。在1942年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解释说，用一句干巴巴的句子报道像杜塞尔多夫这样的一座城市置于瓦砾之中是不行的宣传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应更多地以战争报道的英勇风格来反映那些恐怖的夜晚发生的事件。
与希特勒和戈林相反，戈培尔总是出现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他多次视察鲁尔区和其他一些特别遭受攻击的地区。在对柏林的进攻中，他自己的官邸被炸毁，他的宣传部大楼严重受损，就是他的省办公室也遭火灾。皇家饭店——国社党历史上的圣地，也被彻底烧毁。
1943年11月25日的日记，戈培尔对此做出了反应：
现在人们再一次渐渐学会，习惯于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早晨，在戈林大街，没有暖气，没有电也没有水。人们既不能刮脸也不能洗漱，靠着点燃的蜡烛人们离开地下避弹室。我极早就起床了，感到从未有过的头疼。头痛持续地折磨着人们。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人们必须工作我马上出发去办公室，以便在那里洗漱并刮脸。在这里，工作受到极大限制。所有的电话线都断了。人们和外界只能通过信使取得联系。帝国部门大楼绝大部分被彻底炸毁部长们根本不见了踪影，以至于工作一部分变得困难了，而另一部分却也容易了许多……1943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戈培尔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人们几乎无法从街上走过，因为到处都被残砾碎瓦所覆盖“金色莱茵”的废墟被炸飞到半空。我在一个障碍物前等待能行，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现在柏林市民站在我的车旁，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怎样一种高亢的情绪。没有一个人哭泣，没有一个人抱怨人们信任地拍着我的肩膀，给予我极好的建议，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让我继续前行，就像人们所说的，我不要发生什么意外，因为人们需要我。总之，柏林人民如此对待我比任何奖赏都高……
人们时常有这样一种印象，柏林人民的道义行为几乎带有宗教色彩。妇女们向我走来，做出祝福的手势并祈求上帝保佑我。所有这一切都让人心动。我也要为人们做出我能作的一切……
我还把几位妇女从食品供应点带上，带她们来到东部乖坐着普通的交通工具她们是到不了那儿的，这几位妇女是极其幸运的。一点小小的帮助姿态就可以摆布这些人，这几乎难以相信，在1918年11月这座城市发动了政变。如果是在我的领导下，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在花园广场我参加了一个公开的食品供应男女工人们以一种狂热迎接了我，它是那样地令人难以置信，也是那样地难以描述在这里也就是阿克街的周围曾一度举行过那最火红热闹的婚礼大典我从来不认为在这里可能发生这种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我在这里同人们一起进餐，并被高举到一只箱子上，向他们发表讲话。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粗俗的、随便的演讲，但它很投工人们的心思。我被称为“你”，并直接呼以名字。人们想把我抬过广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阻止了他们的这一行动妇女们拥抱我我得替人们签名到处分发着香烟。我们一起舒舒服服地吸了一支雪茄烟。总之，就像在娱乐场里一样，这里笼罩着一种欢快的气氛……
……我同人们告别。这是一幕令人感动的情景。一位妇女在两三天前的轰炸中分娩了一个婴儿。即便如此，当她得知我将来到这里时，仍坚持起床穿衣，赶到广场上来。在道义上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战争……
毫无疑问，在这些描述中戈培尔试图显示他自身的勇气。在其他众多的文章中他也多次写道，人们的心情十分恶劣，他自己也被沮丧情绪控制着。
……在来信中有许多批评。人民大众的情绪可以用“严峻”来形容。就是那些友好人士现在也为战争的继续发展而担忧。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军事的困境中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出路。与此相应，对于领导层，一部分甚至是直接指向元首的批评被提出来了……
每天都是工作和一个接一个的担忧。传来的消息只有报警的消息。人们必须好好控制自己的内心和紧张的神经，以便不会在不断增多的这类消息面前惊惶失措。但是我决不会如此。我知道，战争是一件艰苦的手工艺活。我还知道人们必须完成它。我十分清楚，它将带来异常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人们勇敢地将此重担挑于肩上，并与危机作斗争，最终是会迎来胜利的。
鉴于北非战场上的失利，戈培尔沉痛地写下：“我时常有这样一种印象，为了进行这场战争我们缺乏必要的主动性”。1943年9月一次在纳粹司令部的会谈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局部和平是否有可能实现：
……我问元首，他是否准备与丘吉尔进行谈判，还是坚决拒绝它元首是这样回答我的：“在政治方面关于人格问题的准则是根本不存在的”。总之，他认为，同丘吉尔的谈判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果的，因为他太深地陷入一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中，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倒是准备认真同斯大林进行谈判。但是，他同样认为，这不会取得什么成果。因为，他在东部渴望得到一切，斯大林决不会从自己手中转让给他。正如当前形势所趋，我建议元首，我们必须同一方或者另一方把关系弄明确。帝国从未赢得在两条战线上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不论使用何种方式都要避免双线作战。
戈培尔对英国和英国人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从表面看他仍一如既往地从事着决不手软的仇恨宣传，但是在1943年5月中旬的日记却记载了他如下的想法：
……我们德国人并不十分擅长统治被占领地区，因为我们从未演练过。英国人，他们在他们的历史上除此而外没有干过别的事情，因而在这方面远远领先于我们……盎格鲁萨克森的物理学在研究上大大超过我们。其结果是，盎格鲁萨克森领导战争的人也同样在物理学研究成果的运用方面比我们强。不论在空战还是在潜水艇的战斗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在他对不断恶化的局势的抱怨中，戈培尔极力反对那些在他看来尚未有能力承担时代的召唤的人，首先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1943年3月9日他写到：
……对于那些将军们，元首对他们的评价是否定的。只要可能，他们就欺骗元首。此外，他们不学无术，根本不懂得他们手中的战争，这本应是人们对他们的最低要求。将军们缺乏高层次的文化，所以人们不应对他们提出批评指责，因为他们对此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是那样地不懂得战争中最简单的问题，这是决不可饶恕的。几代人以来对他们的教育就是错误的。我们今天在面前的高层军官中看到了这种教育的后果。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举出几个实例，对于元首来说，这些例子只是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证实。
当戈培尔得到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时，他刚刚在德累斯顿一家疗养院看望过他生病的妻子。这是1943年7月25日的第二个噩耗，因为就在前一天夜里一次可怕的空袭彻底地摧毁了汉堡整个城区戈培尔的报界部门主管欧文担负了这一痛苦的使命，向部长报告这两条消息。他汇报说：
……我走向部长先生，他仍和古特尔在大厅里站着。我向他作了简短的、事实性的报道。他以一种不敢相信又震惊的混合神态望着我，就像我先前望着电话接线员一样。然后他转过身走到大厅的侧室里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那儿是我们每天吃早饭的地方。当着他的面我打电话询问更确切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官方的意大利新闻公报和国王及巴多格里奥的呼吁书。部长先生仍是无言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就像我们这些站在他周围的一伙人一样，他还是不能相信和理解这件可怕的事情。我还从未看到过他这种样子。大约一刻钟的时间，他只字未吐。他只是不断地摇摇头，轮流地望望国务秘书和我。在他脸上流露出彻底的束手无策的神态，它最后渐渐转为强忍的愤怒，此后他在楼上办公室里说的第一个字是“臭混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指的是谁，是那个墨索里尼，国王，巴多格里奥，是所有这三个人，还是笼统地指意大利人……欧文接着写道：
……部长先生渐渐平静下来，他以他喜欢的姿势坐在写字台前的沙发里，完全蜷成一团，像侏儒似的，把膝盖顶在桌子边上。突然他从冥冥的沉思苦想中跳了出来，以刺耳的，不自然的声音高喊“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就像几万人看到他们的偶像时，经常发出的那种疯狂的喊叫……
当德国伞兵以一次极为勇敢的奇袭在意大利的大萨索山把墨索里尼从监狱里救出来时，戈培尔再次见到了以前的领袖（指墨索里尼）。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对这位倒台的同盟伙伴表达了其轻蔑之意：“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意大利人，并且秉性难移。”
1943年11月9日，戈培尔继续写下他的看法：
这个墨索里尼根本就不知道，他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过高评价了法西斯党的作用。他完全生活在现实之外，同英雄式的空话打交道。而这些空话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再有其立足之地。实际上他相信，意大利人民还会再一次被说服，站在我们这一边共同作战，而我却认为这完全不可能。他是与事实怎样遥远地分隔开，人们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中清楚地看到：他竟然认真地打算，到米兰作公开演讲。泽普·迪特里希对我解释说，如果他真是这样打算的话，他必须在德国部队的保护下才能进行，否则他可能在米兰被嘘下场。就是领袖（指墨索里尼）同他女友的个人生活，也引起了许多议论。泽普·迪特里希必须把他的女友重新领回到他的身旁。人们可以从中得知，墨索里尼自己完全不清楚他所处局势的严峻性，因此也就把重建法西斯党更多地当作一种理论，而不是实际行动去做……
最后一张零散的日记残页是1943年12月9日的，戈培尔抱怨说：“元首让我们把宣传引向东部的命令被罗森贝格彻底地破坏了。”他继续说，他实在不能理解，元首为什么仍把这群精神错乱的无用之辈留在政府中。
如果我处在元首的位置，我将迅速地把这些人清除掉。罗森贝格不仅是在东部，而且在整个政治领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在是时候了，人们应直截了当地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话了！
戈培尔也是以如此蔑视的口气提到里宾特洛甫：
拉默斯受我的委托向元首提出了关于宣传部驻巴黎公社的问题，并表明了里宾特洛甫的企图，他想通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把公社从我手中夺走，元首对此十分生气，并且以极端粗鲁的语言大骂里宾特洛甫……元首在会见时非常激动，并且不容许里宾特洛甫在他面前再次提起这问题。这个决定的目的是，目前一切仍按老样子进行，直到我有朝一日得到机会，把事情的原委向元首说清。人们再一次看到，里宾特洛甫是多么习惯于在这些问题上不讲道德，而且在他那里能有多少的同事之谊可谈呢！如果里宾特洛甫也能像他的同事们在内部事务中一样，在对外事务中十分能干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为什么我们在外事方面没有取得一丝一毫可以称道的成绩。
戈培尔经常召开宣传部会议。在那里，他坐在一张垫得厚厚的皮扶手椅上。椅子那巨大的靠背突出于他瘦小的身体之上，几乎要把他吞下。他把膝盖顶在桌子边上，面前桌子上放着一大摞从世界各地电传来的最新消息。他开始几乎是耳语似的宣读它们，下属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听清。从一排占了大厅一面墙的高窗户外，射入明亮的光线，照在巨大的哥白林双层挂毯上，这幅挂毯挡住了与窗户相对的一整面墙。在它上面，一位农牧之神吹着笛子，一群快乐的农牧之神和仙女们随着他共舞。那么奇特的寓意！在桌子周围坐着宣传部的决策人，宣传部里最重要的人士以及来自内阁和宣传部其他机构的代表，还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宣传部的代表和其他政府部门和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的联络员。
戈培尔那不同一般的轻声讲话是精心设计的。在他的讲话技巧中包括逐渐提高声调和加强表达此外他强迫他的听众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极认真专心地听他讲话。戈培尔另一个特点是，在会议开始时把手表摘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他要用于开会的时间，是精确地控制的。
有一次在施万恩威尔德的宴会上，瑙曼向冯·欧文介绍了部长夫人。玛格达给这位年轻的下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像所有其他客人一样，欧文也忍受着由于主人极小的胃口而定下的简单饭食。他非常详尽地描写了戈培尔在他柏林官邸的办公室：一个巨大的壁灯，一张红色的皮面写字桌，后面是一把转椅，地毯和窗帘是深红色的。写字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比真人还要大的希特勒画像，左边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画像。在这座城市中一共只有六幅普鲁士皇帝的画像或半身肖像其余的几幅收藏在部里和一些乡间别墅中。
戈培尔的工作习惯是：早上7点30分整，仆人埃米尔走进部长卧室旁边的更衣室，在他推着的餐车上，放着一杯咖啡，一个盛着三种不同维生素药片的小碗，一个放着两片厚厚的、被切成四块的黑面包片的盘子以及一个大的红色公文包（上面写着：部长先生的电报）。仆人敲一敲卧室的房门，然后当部长咕噜着应声时先退下。戈培尔在早晨一般情绪都不太好。
戈培尔每天早晨的洗漱不多不少需要45分钟。他非常仔细的刮脸，喷洒许多科隆香水，并且对他的衣服极为讲究。他几乎总是穿淡黄色的丝绸衬衫，他还有上百套的西服和几十双定做的皮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没有穿过同一套西服。所有的西服，不论是剪裁还是式样都很精美。戈培尔很少也不喜欢穿整套的制服，他习惯于褐色制服上衣与礼服下装和漆皮鞋相配。他每周进行一次美容和修剪头发。就是在炎热的夏日，他也决不会不戴帽子、手套，不穿风衣出门。他当然不把风衣穿在身上，而是把它干干净净地叠好随后带上放到车里。
欧文的服务于6点钟开始，到时那个红色公文包就由执勤的党卫军送到床前，它里面满满地放着从德国新闻局和各种晨报电传来的最新消息。文件当然被装在一只上了锁的秘密公文包中，只有报界负责人才有它的钥匙。因为那些政治新闻报并不是面对公众的，就像它们从国外汇集到新闻局来一样，根据它们的重要性被相应地分为“可信”、“机密”和“绝密”。德国新闻局根据消息的可靠程度负责打上不同的颜色。德国报界能使用蓝色和绿色消息，那是一些无害的，或多或少已经反复登载过的新闻。虽然大多数的编辑室能得到红色消息，但是其内容只能在内部传播，或者由宣传部负责出版。白色消息只能由少数几位头面人士得到，第三帝国一般的盖世太保首领都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
所有这些电报、消息、报纸和信件都必须由报界主管来加以确认和分类，因为只有重要的消息才被报到部里，大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重要关键之处要用蓝铅笔划出，在报纸上也是如此。大部分报纸是以剪报的形式展现于戈培尔的面前。但与之相对应，他习惯相当仔细地翻看他家乡赖特的地方报纸，他甚至有时有兴趣看一看广告和家庭新闻。8点15分，报界负责人和副官在大厅里等候他们的上司。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得到一份早餐：一杯咖啡，几片极薄的黑面包片。其间他们两个人还必须极快地同部里通电话，以便得知是否有什么应该在上班途中向部长汇报的重要消息。8点20分整，戈培尔出现了，埃米尔跟随其后，拿着两只公文包，一只是红色的公务文件夹，一只是私人公文包。
司机拉赫在外面恭候着。他用一只手打开沉重的车厢门，另一只手向其他人行“德国式的敬礼”。戈培尔总是坐在司机的旁边。报界主管和副官坐在后座，并在这辆新型轿车开往宣传部大楼的短短两分钟之内向他报告新闻。在戈培尔的车之后跟着一辆敞篷奔驰车，上面是执行护卫任务的党卫军士兵。
宣传部大楼举行了常规的迎接仪式，纳粹党卫军低级军官奥克斯上前，接过部长的帽子、大衣和手套，同时报界主管和副官的两只公文包也被接了过去。然后，这一小队人继续沉默地前进，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过厚厚的红地毯来到部长在二楼的办公室。在那里，公文包被放到巨大的写字桌上，甚至要距桌沿有一定的距离。秘书和速记小姐们分为白班和夜班在前厅工作。10点整，维尔纳·瑙曼开始做报告。当时他已是副部长了。瑙曼的办公室在部长办公室旁边。11点召开各部门领导人会议。之后戈培尔进行口授，并接待来访者，所有的来客都必须是事先预约好的午饭经常被错过，副手和下属总是饥肠辘辘地坐在那里，直到终于响起一声大赦般的喊声：“部长先生上路”。
维也纳厨娘施密特夫人所做的绝妙的饭菜只有一个缺点，与她出众的手艺相比，她的饭菜量实在太小了。她不但遵循严格的食物定量，而且以部长那小小的胃口作标准。每顿午餐都是以一小份汤开始，少得几乎让人一勺就能喝完，但是下属必须像部长一样长时间地在里面搅来搅去。这时埃米尔端上被切成四份的半个白面包。肉菜由一个鸽子蛋大小的肉丸子、三四个土豆和蔬菜组成。戈培尔最喜欢的蔬菜是菠菜。午餐以一道甜食结束，在这道菜中施密特夫人达到了她厨艺的最高峰
饭后，戈培尔喜欢喝咖啡，抽支烟，并同他的进餐伙伴聊上几句。然后，他离开半小时习惯性地在一种极不舒服的姿势中休息一会儿那是一种弗里德里希大帝享用午觉的姿势坐在一张椅子上，膝上盖一条毯子，头向后仰着。在戈培尔再次喝一杯咖啡，吃两片薄面包片和三粒药丸之后，负责人则应手拿记事本和铅笔出现在他的面前。下午的后半段时间戈培尔时常给《帝国》杂志写一些文章。对于这些文章他十分尽心他习惯于手写一些建议并多次修改打字机打出的样稿。他的文章被打印出来放在他面前，他十分惬意地把它读上几遍，并愿意听到人夸奖它。然后，他问：“嗯，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这有用吗？”或是类似的问题。他总是十分用心地注意打印错误，拙劣的装潢或是朗读时重音的错误，这些情况的出现会使他很生气。他的夫人了解他，并接受他的做法。某天吃饭时他向他的夫人递上关于他最近一篇文章的最新报界反映总汇。这份总汇必须每周由戈培尔的副手来完成其中哪怕是随便一个被雇佣的附庸小报上的最阿谀奉承的文章都不能漏掉。戈培尔夫人大声诵读着这些摘抄，听任汤和菜凉下去，不知疲倦地、一声声带着强调的语气念出一些字句，并评论说：非常正确——就是这样——或者他有权力这样做。戈培尔本人则在一旁着了魔似的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晚饭前，大约是8点钟，负责人和副官试图从他们上司的举动中推测部长情绪的好坏，不知将来临的晚上是一个还过得去的，或是不怎么好受的晚上。如果戈培尔心情好，人们可以从他谈话的欲望中看出，这时他还会用手打响指。开饭前，他还要听取瑙曼刚刚从元首司令部取回的关于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晚饭后一般要放一部电影，至少照例会有最新的一周综述，特别是一天之前才开始公开放映的。在战争年代戈培尔特别爱看敌国的一些著名影片。德国新闻参事在中立国一直担负着重任，不计精力和财力弄到这些影片的拷贝。当戈培尔看过影片《穿白貂皮大衣的夫人》之后，他称它为“一次为盟军所作的极成功的宣传。从这部影片中抒发出了怎样一股对英国人同情，对德国人痛恨的情感浪潮。这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这也同样是宣传工作的范例”。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看了一部德国电影，使他很讨厌。“简直是白痴！”他叫道，“我们德国人看起来毫无言外之意的意境这些人除了大喊大叫之外就不再会些别的什么了吗？它只能使一个人走向绝望。”
戈培尔习惯于把他晚上的客人留至午夜或者更晚如果他谈兴很浓，他就会把他们当作他独自的听众。当他终于离开时，经常要带几本书和几张唱片到卧室中去，以便做好度过不眠长夜的准备。柏林受到狂轰时，戈培尔冷静地注视着一切。他使他的仆人埃米尔感到绝望，因为埃米尔是多么希望以最快速度冲进防空洞去，而戈培尔却一如既往地精心地刮着胡子，穿衣服。毕竟部长是要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当他指挥着消防队和防空部队投入战斗时，他决不能以未修面和慌乱地打上领带的形象出现。
在他经常的旅行中，不论是去参加活动，还是拜访希特勒司令部，戈培尔都喜欢坐火车，因为这样几乎不会打断他的工作。开车前一分钟他准时和他的随从们出现在站台上，漫不经心地回答着车站乘务员僵硬的“德国式的敬礼”，登上他的豪华车厢。宣传部的下级军官党卫军奥克斯负责照看行李，政府参事奥特看管打字机和速记小姐们。开车后一分钟，一切工作重新开始，而它只是十分钟前离开宣传部大楼时才被中断的一间豪华包厢由桃木家具装饰得很漂亮，并配有落地灯和台灯，而且还配有卧室和厨房。在一次旅途中，火车在德累斯顿站停留几分钟。玛格达出现在站台上，她正在当地一家疗养院疗养。戈培尔以一个吻迎接了他的妻子，并送给她一束白玫瑰。就在一家人相见的同时，像以往火车较长时间的停留一样，豪华车厢接通了城市电话网，戈培尔能够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务会谈。
1943年，戈培尔在政治上发展的野心被抑制了几次。1943年1月4日戈培尔对他的部门主管作了一次关于立即进行全面战争必要性的煽动性讲话。
两星期后希特勒不是授权戈培尔，而是让拉默斯、博尔曼和凯特尔制定领导全面战争的计划。戈培尔完全有理由忌妒这三个竞争对手。此外，他确实十分严肃地，也并不是不公正的担心，这三个人不能胜任交予他们的重担。他经常在家庭内部的午餐聊天中提起，他偶尔有机会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三人委员会的会议，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滑稽剧。戈培尔知道，当时关于全面战争的问题人们更多的是在讨论着，而不是着手进行。他本人由于他的职权范围只得限制在宣传领域发挥影响。作为希特勒的代表戈培尔曾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讲话，其中他向公众有力地展示出进行全面战争的必要性。希特勒是因为不愿公开露面去承认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而拒绝了作此番讲话。戈培尔勇挑重担。毫无疑问的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展现了他登峰造极的演讲水平。由于这次他认为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讲话，戈培尔下定决心，在公众面前以英雄的形象出现。他精心准备，把他的听众带到暴风骤雨般掌声的集会氛围中去。人民自身应以最响亮的呼声向元首表明，整个民族盼望着全面战争。戈培尔极为细致彻底地准备着他的演讲。这项工作使他处于高度紧张兴奋的状态。直到2月13日凌晨，他一直在对演讲稿进行修改和润色。一位过度疲劳的速记小姐得了一种名为啼泣痉挛症的怪病。她很快被有无尽精力的政府参事奥特替换下来，他也能娴熟地以最快速度在打字机上工作。直到凌晨4点，秘书们才得以离开。戈培尔演讲之前，他也让自己睡了几个钟头。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手势都在一面三折镜前演练过。晚上，挤得再无插针之地的体育馆看台上，戈培尔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平静与自信，只是更加威严、勇敢、严峻。他开门见山，以极为灰暗沉重的色调描述了前线的局势。他解释道：“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是关系到死亡或生存的斗争，只有德国才能把西方人民从来自东方的冲击中营救出来，人们不能有任何一点幻想。形势十分严峻，全面战争迫在眉睫。”
他煽动着听众，刺激他们高喊口号。在演讲的最高峰，他面向听众，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向他们讲话，向他们提出了十个精心准备好的问题。在整个德国，在全世界人们都可以通过广播听到。这一连串的问题是被以怎样暴风般的兴奋激动和雷鸣般的赞同所回答。你们是否要紧跟元首？是！你们是否准备以无畏的勇敢精神把战争进行下去？是！你们是否准备，一天十个小时，如果必要的话，十五、十六个小时为军备而工作？是！你们是否同意，妇女们也应将全部精力投入战争，并且根据紧急状态法立即处决每一个游手好闲之人、每一个投机商、每一个压迫人的人？对，对，对！这位演讲者是这样结束的：全体德国人民必须协调一致地，以令世人惊叹的决心共同承担战争的重担演讲者被他的支持者用肩膀抬出了大厅。
如同以往类似的情况一样，戈培尔自己始终保持着冷静，他问他的随从，效果如何。他发现，他使人们疯狂，并使人们如此为他的雄辩术所着迷，以至于他不再需要对人们发出任何号令，他们都会一起跳出窗外像每次重要演讲之后，戈培尔站在浴室的地秤上，发觉他的体重通过这次巨大的体力消耗减轻了7磅。戈培尔处心积虑地让希特勒听到了这次演讲的录音。当这位纳粹元凶露出被听众们的风暴般激动的情绪深深打动的表情时，戈培尔感到万分幸福。但是此外他再也没有得到什么。希特勒根本没有想到，因为戈培尔这次天才的行动而以全权去赏赐戈培尔而这全权正是戈培尔所盼望得到的。
在失望中，戈培尔坚守着他的宣传阵地。如果希特勒不愿任命他为帝国的二号人物，戈培尔至少能够做到，让他的威名在民众心中上升于是戈培尔打算，提高他名字的出现率。他试图通过为《帝国》杂志撰写文章来展现才华。他多次作广播演讲，在柏林和其他城市发表公开讲话，他到处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并以此显示党内的其他领导人变得多么沉默寡言和回避公众在每一次严重的轰炸过后戈培尔都会出现在受灾地区。他的下属曾写道：
昨天我陪同戈培尔来到科隆，头一次看到被轰炸成一片废墟的大城市。戈培尔十分震惊，并希望说服希特勒尽快视察这座城市。令我惊讶的是，戈培尔在大街小巷到处受到人们友好的问候。他同群众用他们的家乡话交谈，人们很容易看出，他本人在受到严峻考验的科隆城里，是全国高层领导人中最受爱戴的人物。那些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男人、女人们，显然感到至少还是有一位部长亲自关心着他们的命运……
戈培尔企图向公众显示，他是希特勒之后最重要的人物。如果希特勒最终将目前为止尚未做出的权力任命给予他的话，那么他享有的名誉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次戈培尔在小范围内承认，去赢得新的名誉，对他来说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戈培尔说：“没有什么是比重新赢得一度失去的名誉更难的事情了”。他这样承认，自己从痛苦的教训中总结出这一点。他用了整整四年的努力工作，才再一次赢得从1938起失去的信任和尊重。现在不管怎样他都坚信他完成了这项工作。他的幸运之星正在上升，戈培尔指的是巴诺娃事件，当年几乎使他的仕途中断。但后来，即便是在最为严峻的战争岁月中，戈培尔也没有完全放弃桃色冒险。
1944年6月的晚上，在戈培尔的乡间别墅发生了一次微妙的偶然事件。近两天，戈培尔在这所小小的木屋中住下。它位于森林的中间，距主楼约800米远。他告诉随从们，他想单独呆一会儿，不希望被打搅，除非是电话或急需做出的决定。一个仆人开车给他送来晚餐，然后立即返回主楼，戈培尔夫人在德累斯顿的白鹿疗养院疗养，他的孩子们在施万恩威尔德。
他接待的少数几个来访者，必须事先电话通过警卫人员，以便他们能够毫无困难地通过栅栏。一天晚上，大约是深夜10点，警工看到一个女人在林间小路上骑着自行车。这是一位极其美貌的妇人，当警卫叫住她时，她绝口不提她的名字和她出现在部长禁地的理由。这位警卫像十足的骑士一样，帮这位女人推着自行车，带她走过那漆黑的树林。他打算带她去主楼见副官。警卫很快发现在20米外的云杉树的阴影中闪现了另一个闯入者。根据命令，警卫把冲锋枪推上了膛，大喊一声：“站住！举起手来！”当他听到一声呵斥时，吓得险些把冲锋枪扔到地上。这声呵斥来自戈培尔本人。此刻警卫也不再怀疑这位神秘的骑自行车的女人。因为当他看到戈培尔很尴尬地对这位年轻女士道歉时，警卫推测部长正等待着这位来客。警卫被置于一旁，两个人向不远的木屋走去……
显然戈培尔与这位年轻的女电影演员事先有约，为了避免任何议论，这次来访不被秘书、副官甚至是喜欢饶舌的佣人们所知。因此，这位年轻女士没有乘汽车来访，而是从那林间小路上骑自行车而来。她若乘汽车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到警卫阻拦的。
戈培尔将他工作中过剩的精力用于在希特勒司令部与博尔曼派系的斗争。1943年4月，他认为，针对博尔曼一伙人的措施就要见效，他信任地对瑙曼透露了一点有关情况，并同意他转达给泽姆勒和其他一些部里的同事。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博尔曼比以前地位更稳固了。戈培尔却不得不与这个被他称之为“不开化的怪人”达成协议这是令人丧气的。此外，1943年对柏林的轰炸越来越严重，戈培尔精神十分紧张并且感到彻底的失败。
在最后几个月，戈培尔是陷入了一种失败的情绪中。他在饭桌上，甚至当着他夫人的面，说：“如果我们的所有努力、工作和斗争都是徒劳的话，那么死亡对于我来说将是一种解脱。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我的理想存在之地，我也就不再追求什么了……”
在另一次，当他请以前的副部长利奥波德·古特尔吃饭时说，他认为帝国绝不可能只限制在战前的疆界中这种念头促使他以一种疯狂的热情和速度去完成他的工作，以至于他并没有多少时间来进行思考。
这种神经质的人显然是没有持续的活动和刺激是不能够活下去的。他并不惧怕日复一日带给他的沉重的工作负担，而是为国家的安全而担忧以及对形势发展的失望。他似乎不可能重新走出他日常工作的漩涡。他看起来像需要呼吸空气一样地需要会议、谈话、电话、会客、闪电会谈和紧急决定……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有时会令人害怕。
1943年11月21日晚，就在柏林遭受另一次严重轰炸之前，戈培尔在郊区发表了一次演讲。当炸弹飞来时，他没有让自己失去冷静。轰炸进行到最高潮，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躲进防空洞时，戈培尔带着泽姆勒来到位于威廉广场的指挥所，几分钟后，所有从遭受打击的城区传来的可怕的消息都汇集于此。这是一次绝少的机会，泽姆勒看到他的上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当他十分激动时他才抽这么多烟。当那损失的程度可怕地呈现出来时，戈培尔显得完全不知所措。
戈培尔把在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关心市民的士气作为自己的责任。1943年圣诞节他好像达到了他精神支撑力的极端。在圣诞夜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兰克他同他的妻子和仆人们大闹一场。人们把一棵圣诞树放在了放映银幕的前面，而没有注意到，房子的主人想看一部美国电影。人们完全可以把圣诞树移开，并且他们正准备这样做但是戈培尔让他紧张痛苦的神经通过勃然大怒得以放松。他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他咆哮着大声责骂，命令人们立即准备一辆车。盛怒之下他开车到施万恩威尔德去了。他以一本叔本华的书度过了那孤寂的圣诞之夜。玛格达此间必须向孩子们对父亲的离去做出一个很好的解释。他们的爸爸当然是去工作了。
1944年1月戈培尔再一次有机会让他郁积的激动通过怒火发泄出来。完全被炸毁的帝国首都柏林市长向戈培尔先生征求意见，询问这一次帝国元帅戈林生日时该给他送什么礼物，这是一个难题。去年戈林曾表示过希望得到一幅25万马克的凡·戴克的画购买这幅画的钱得由市政府支付。戈培尔一听此事就勃然大怒，这位市长赶紧狼狈地退出来。戈培尔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从愤怒中恢复过来。
他有比戈林的生日宴会更需要关心的事情早在一周前他就把一份长达40页的研究报告交到了希特勒司令部，而希特勒对此却一直没有反应。因为戈培尔鉴于危急的形势对在多条战线取胜感到怀疑。他呼吁尽快地同斯大林进行和平谈判。在这份思想汇报中他详尽地阐明了他的理由，为什么他认为同丘吉尔或是罗斯福的谈判将是没有意义的。他在另一方面看到了一丝希望：就是同斯大林私下和谈。戈培尔在报告中也没有忘记明确地表示，鉴于里宾特洛甫、菲亚斯克斯在外交部，戈培尔愿意把外交部长的职务和谈判的重担一同接到自己身上。
当希特勒司令部对此没有答复的时候，戈培尔是怎样关心他的研究报告并且十分紧张不安。实际上博尔曼认为这个报告太荒唐，根本没有把它交给希特勒。但是直到三个星期痛苦的等待之后，戈培尔才得知这件事情这是博尔曼在帝国司令部地位的一个新的证明。最后戈培尔去了司令部，打算让希特勒得知他的建议。这些建议当然没有被接受。那份研究报告，那份凝聚了戈培尔多少心血和被寄予了巨大希望的研究报告，在希特勒几个不置可否的话语之后被“放到了一旁”。那时，戈培尔同施佩尔、冯克和莱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三人已完全准备承认他的权威。他们几乎是定期在星期三晚上在戈培尔家会面，谈论他们将战争领导极端化的方案。
每当戈培尔到帝国司令部去时，他都对希特勒的才能充满怀疑，他几乎是坚定地向希特勒阐述他的观点。由于这些会谈都是两人单独会谈，所以世人不知道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每次当戈培尔在会谈后回到家后，总是对希特勒充满赞美之辞，表示很乐观。
1944年6月5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前一天晚上，泽姆勒和瑙曼陪同他们的上司一起来到了贝尔希特格登，希特勒传见戈培尔。戈培尔想再一次提起他的研究报告，而这希望却没有实现。会谈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几个小时之后泽姆勒叫了他的上司，报告进攻的消息。
4点5分，我得到了关于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登陆行动的第一个消息。毫无疑问，盟军方面的进攻开始了，我马上给戈培尔打电话，以标题的形式向他报告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新闻。我可以想象，他是怎么从床上一蹦而起：“终于来啦！”他喊到：“谢天谢地，这是决胜局！”
在返回柏林的途中戈培尔告诉他的随从们，希特勒仍然很乐观，并坚信最后的胜利。几天之后戈培尔举办了一个夜间聚会。在聚会时他显得异常兴奋，说一种秘密武器要用来对付英国，他亲自为这一新武器起名为v1（复仇一号），编号是要表明更多的“杀伤性武器”正在研制中。第一枚v1导弹在1944年6月15日被用于轰炸伦敦。戈培尔非常恼火，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没能及时事先通告他有关情况，否则他就能对这个轰动性的事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7月20日，希特勒遭暗杀的当天，戈培尔在柏林。大约2点钟左右在赫尔曼·戈林大街的戈培尔官邸里，戈培尔脸色异常苍白并且精神紧张不安。此时戈培尔已经得知，希特勒遇刺，几乎迈进了死亡的门槛。戈培尔没有返回宣传部大楼，而是在家里等待进一步的确切消息。泽姆勒在午饭后任务就完成了，他毫无困难地赶上了郊区火车雷默少校领导下的柏林警卫大队对政府所在地的封锁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后雷默少校在16点得知“女神”行动开始了，他马上来到柏林城市司令部报到。“女神”是一系列措施的代号，指的是当德国内部发生混乱时国防军采取的措施。雷默赶往柏林，他从城市司令官哈塞中将那里得知希特勒伤势严重，也可能已经死亡。这位中将命令雷默带领他的部下封锁政府驻地，逮捕每一个企图冲过封锁线的人，连部长和将军们都照此办理。雷默少校没有多想，他上司的这道命令产生何种后果。封锁被实施了，在政府驻地的党卫军警卫被解除了武装。
正当雷默为贯彻执行上述命令作安排的时候，在他的内部产生了分歧。后备军少尉汉斯·哈根博士，即雷默的副官和国家社会主义警卫营的高级军官，在命令下达时回忆起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这是他前一天在柏林看到的，他看到被希特勒解职的陆军元帅冯·布劳希奇身着全套军服从眼前开车而过现在当哈根听说要由国防军接管政府部门时，一个由布劳希奇谋划策动的武装叛乱的想法便在他脑海中闪现。哈根在平民生涯中是《帝国》杂志的工作人员，并从那时起就与戈培尔很熟。来到雷默面前，他要求去拜访一次戈培尔部长以便澄清事实的真相。哈根的紧急情况介绍把雷默弄糊涂了。哈根终于被允许同戈培尔进行一次会晤。
哈根立即来到戈培尔处。他得在前厅稍作等待，因为戈培尔正好在同纳粹司令部进行特快通话当通话结束后戈培尔让这位官员进入办公室，问道：“亲爱的哈根博士，什么事使您到我这里来啦？我能为您效劳吗？”
哈根报告说：“女神”行动已经开始，并简短地解释了一下命令的内容。但是正当他要谈到希特勒可能已经死了这一段话时，戈培尔开始谈话了
“这是鬼话。”他说，“元首仍活着。我在2分钟前刚刚同他通过话。虽然可以肯定有人对他进行了一次谋杀，但是他奇迹一般被救活了。这道命令是毫无意义的。”
哈根看了一眼窗外，再次转向戈培尔。“博士先生”，他说一一因为他属于少数几个允许这样称呼戈培尔的人之一，“现在我们团的一部分人已开始行动。我建议您立即去见我的司令员。”
戈培尔平静地坐在他的写字桌上的第二个听筒前，这样哈根就可以成为亲耳听见谈话内容的证人。戈培尔以纳粹党省党部头目的身份命令这位指挥官集合他的队伍。但是在他得到戈培尔寄自下的进一步命令之前，不要采取行动
“您亲耳听到了，”戈培尔对哈根说：“我虽然已经动用了贴身警卫部队，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将尽可能地避免国防军同党卫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以，亲爱的哈根博士，现在请您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尽快到我这里来。
戈培尔陪哈根来到门口，抓住他的胳膊：“请告诉我这个雷默值得信任吗？”哈根回答说：“他可以用自己的性命为他担保”。
“那好，”戈培尔说，“那么您去叫他，并告诉他，如果在20分钟之内他没有在这里出现的话，我将动用贴身警卫部队。因为到那时，我就认为他被用武力扣留在班德勒街了。”当戈培尔等待雷默时，有人向他报告说一位少尉带着三个人奉柏林卫戍部队的命令，来保卫部长先生。戈培尔打开他的写字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他的两支手枪，把它们放在桌上，然后命令说，让这些人进来。但把通向前厅的门敞开。
当这位军官进来时，戈培尔对他大声斥责说，你应该清楚，你正在执行叛乱者的命令。也许你还不知道，希特勒仍活着？这位少尉在极度惊愕混乱中退了出去。
此间哈根向雷默少校汇报了他与戈培尔会面的结果，并请他立即亲自去见部长。在几番思考之后，雷默接受了这项建议。戈培尔成功地说服了这位少校并把他拉到了自己这一方最后他要通了希特勒的电话，在几句开场白之后，把听筒交给了雷默。希特勒那熟悉的声音彻底打消了这位少校残存的一些疑虑。希特勒对他识时务的行动进行了赞扬，并任命他为上校，命令他严厉地对付班德勒大街上的叛逆者。当谈话结束时，戈培尔建议这位新任命的上校，集合他的队伍，给他们作一次讲话。但是雷默太激动了，他没法去讲话。于是，就由戈培尔代替他致辞
雷默收回已做出的安排决定，取消对政府驻地的占领并发布新的命令抵制“女神”行动。同时戈培尔走出他的官邸，像泽姆勒形容的那样，它是监狱、司令部和法院的混合体。大约晚上8点钟希姆莱从拉斯顿博格来到这里，立即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整个晚上戈培尔和希姆莱审讯了在这段时间内逮捕的叛变将军们。进一步的逮捕命令已被下达并执行。在7月21日夜里一点钟之前，广播中播出了希特勒的一篇讲话。这位独裁者在讲话中大骂：“那是一伙追求名誉，毫无良心，同时也是罪恶愚蠢的军官。”他还向德国人民报告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他已被奇迹般地救活。希特勒的讲话很短，他声音低沉、沙哑，声调毫无变化。人们能清楚地感到他仍然处于惊吓的状态中，当戈培尔听到希特勒这次讲话时，他非常震惊。他担心这种形式的讲话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直到7月26日他才亲自在广播中演讲。这是一个精心准备的报告。他详尽地介绍了这次暗杀的经过以及叛乱的失败。在此期间，他亲自去了几趟拉斯顿博格，在事发现场收集有关暗杀的细节情况资料。
泽姆勒陪同他的上司一起去了拉斯顿博格他报道说希特勒显然身体很虚弱，同时在精神上的惊吓要比身体上的创伤严重得多。他显然时常会有一点短暂的精神失常，他的听力受到极大损害，有时他与人交谈时跟不上别人的谈话。他只是不断地重复，他要向那些背叛了他的人报仇，向他们以及他们的帮凶血腥地复仇。
戈培尔利用了希特勒的弱点。1944年德国至少要有一支100万人的军队在几个月时间内必须组织停当准备投入战斗。戈培尔渴望负责这个多军团部队的组织工作并且接管它的装备工作。希特勒把戈培尔渴望已久的全权终于交给了戈培尔。戈培尔以“全面战争的全权负责人”的身份凯旋柏林。
在从拉斯顿博格返回柏林的途中他对泽姆勒说：“如果我几年前就得到了这个全权负责人任命的话，那么我们早就赢得了胜利。战争也可能早就结束了。上帝知道我向希特勒作了多少次劝告，但是显然他一定先要在屁股下面放一个炸弹才会变得理智。”